發布時間：2023-10-12 09:33:1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勞動力供求理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d on the reasons from the angle of theory of supply and demand, dual labor market and theory of reserved wages. To help solve this problem, we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 make the rela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better, break the segment of labor market and expect that medical students obtain conscientious and initiative adjustment of employment.
關鍵詞： 醫學生自愿性失業；大學畢業生供求；勞動力市場；保留工資
Key words: voluntary unemployment from medical graduates；supply and demand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labor market；reserved wages
中圖分類號：F0;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25-0223-02
0 引言
隨著社會發展對人才的不斷需求，高校畢業生持續增長。從2010年全國大學生畢業人數630萬到2012年畢業學生680萬之多，使得大學生就業形勢日趨嚴峻。《國務院關于批轉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的通知》中指出：“繼續把高校畢業生就業放在就業工作的首位”。就其社會影響力而言，醫學生就業是一個社會效益大于經濟效益的“假過剩”，所以出現了相當數量的醫學畢業生畢業時不找工作，閑在家中，或是不滿足已有的工作而繼續尋找工作。
1 大學生自愿性失業概念的界定
自愿性失業指有勞動能力的大學生畢業后愿意就業卻找不到工作的現象。據此我們認為，醫學生自愿性失業者要滿足的條件有三個：
①具備勞動能力；②想找工作；③找不到理想工作[1]。這類主觀選擇自愿性失業的高校畢業生包括三種情況：一是畢業后雖然暫時勉強走上工作崗位，但內心并不滿意工作機會，在工作中沒有全身心投入，以希望再學習等原因放棄的；二是由于專業成績、性格原因等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工作；三是報考研究生的大學生，由于受到就業競爭壓力及其對報考專業的熱愛和深思熟慮希望深造，而選擇不找工作。
2 醫學生自愿性失業的經濟學分析
2.1 從醫學畢業生的供給與需求分析自愿性失業 依經濟學上的供給需求理論所講，大學畢業生找工作時，我們可以把它們他們看成一種勞動力生產要素，投入到就業市場，所以，作為生產要素供求的大學畢業生供求與普通的商品供求是有差別的。在各種工資水平下，當有就業能力和愿望的畢業生數量與有雇傭和雇傭能力的用人單位的用人數量達到一致時處于供求平衡，反之則供求不平衡。
2.1.1 影響供給的因素分析 通常，大學畢業生在就業時主要考慮的是工資和環境，在這種要求下形成的擇業心理有：
①看工作環境是不是對他們以后的發展有利。于是他們會首選地市級的醫療衛生事業單位，當縣級及以下企事業單位用人時，他們往往采取觀望態度，不主動。②看福利是不是好，工資有沒有提升空間。由于城鄉不一樣的收入水平及有些單位有市場風險，醫學畢業生基本上都希望進收入穩定、福利待遇好而且有一定潛在收益的部門。③就業期望值過高。一些醫學畢業生總是想把握住最佳機會，寧愿放棄多次機遇，甚至最后閑置在家等待時機。④由于經驗上的欠缺和專業學歷不高等原因，使得部分醫學畢業生缺乏自信，從心理上打退堂鼓，認為只要再苦讀幾年就能有更好的機會，因此選擇失業為經驗積累時間。
2.1.2 影響需求的因素分析 影響需求的主要因素表現在：
①體制性因素及機構改革的壓力使得醫療衛生事業性單位入職標準提高。②各個層次的醫療衛生單位尤其是企業性質的單位在市場競爭中的壓力迫使他們考慮成本因素，新入職醫生要擁有工作資質給單位帶來經濟效益的能力，需要大量的培訓和經費支持，所以招聘應屆畢業生心理期望降低。③畢業生市場逐漸飽和，競爭壓力很大。④信息不對稱、市場混亂也讓畢業生更難找到合適的工作[2]。
【關鍵詞】 勞動力市場 分割理論 啟示
一、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產生及二元學派的核心思想
在20世紀60年代，很多不悅于傳統理論的經濟學家，對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其中，有一些理論不過是囊括了不同制度因素的影響，這是對傳統理論的拓展；而另一些理論則試圖構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棄了居于主流地位的競爭式分析法，轉而強調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屬性、強調制度和社會性因素對勞動報酬和就業的重要影響，這種理論就是被冠之以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主義學派。
分割主義學派既起源于比較時髦的現代社會，也起源于源遠流長的歷史陳跡。其現代起源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60年代對美國城市勞工和貧困問題的研究，基點在于提高每個勞動力的人力資本以改善其物質財富，但卻以失敗而告終；二是按閱歷劃分的方法，為激進經濟學家將美國工人階級“肢解”為政治“條塊”的理論提供了武器。從歷史淵源看，其源頭也許要追溯到約翰·穆勒和凱恩斯的時代。穆勒和凱恩斯曾公開反對亞當·斯密關于勞動力市場具有競爭性質的學說，而傾向于具有非競爭性的其他學派；而對于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的北美制度經濟學家來說，兩人的學說則奠定了勞動力市場細化和結構化的基本概念。
現代分割主義學派的理論可謂多種多樣。它們的分析過程具有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研究興趣的關注點（報酬或流動），市場分割的界限（如按工作劃分、按產業劃分、按性別劃分、按人種或年齡劃分等等），所采用的調查研究方法是定性的還是定量的等等。但是，如果我們按“兩分法”梳理這些分歧，順藤摸瓜，便可得到一個雙元結構圖，其間，有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區別。這種區別最初是由皮奧雷（Piore，1970）提出來的。相對于職位競爭學派和激進學派而言，二元學派的研究較為具體，針對性也很強，故本文重點在簡要介紹其核心思想的基礎上，探討其對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啟示。
現代的雙元結構理論就是按與穆勒相似的命題來發展的。皮奧雷的下列描述是著名的。
一級市場的就業具有以下幾個特征：工資較高，工作條件優越，就業穩定，安全性好，作業的管理過程規范，升遷機會多。但相比較而言，二級市場的工作便大為遜色：工資較低，工作條件較差，就業不穩定，管理武斷且粗暴，毫無個人升遷機會。二級市場的就業者多為窮人。雙元結構的分界線主要在于勞動報酬。二級市場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工資低，極易失業；此外，良好的教育和培訓無助于提高勞動者的報酬，甚至不允許向一級勞動力市場流動。
傳統的勞動力市場理論注重供給方和勞動者個人等因素的作用，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則強調需求方和制度性因素的重要影響。因此，可以把雙元結構派看成是強調工作特征，而不是強調工人特征。但是，強調工人特征的雙元結構理論也是存在的：二級市場的工作多由非白種人、婦女以及年青人來承擔，按勞付酬的規則在這里一般是行不通的。
一級市場的工作看上去是內部勞動力市場的組成部分，就是說，工資及勞動力資源配置等與就業結構有關的事宜，是由管理及制度性規則來調控的，市場力量基本不發揮作用。此類工作安排優先考慮現有的組織內部成員，甚至可以說只向現有的組織內部成員開放；這些組織可能是企業、公共機構，也可能是行業協會或工會組織。內部市場的工資結構安排主要根據組織內部的需要來制定，與外部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狀態沒有多大關系。外部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失衡主要靠工資波動來解決，而內部勞動力市場卻不是這樣。內部勞動力市場解決供求失衡的措施主要有招聘、培訓、工作的重新設計、分包、調整產出量等。
二、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新意與理論貢獻
長期以來，分割主義學派標新立異的行為，特別是在關于貧困、收入不平等的持續，教育和培訓、市場壟斷、失業等方面的理論分歧，一直是傳統經濟學家的譴責對象。傳統的經濟學家認為，分割主義學派的命題在實證上是錯誤的，如果從競爭的角度出發，將能更好地解釋這一問題。因此，按傳統經濟學家的工資觀點，二級市場工人的勞動報酬之所以在低水平上徘徊，是因為他們素質和生產效率低下；而低能力低報酬，正是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題中之意。這個觀點正應了希克斯的一個權威結論：拙笨者低薪水，價有所值，不足為怪。用馬歇爾的話說，各個區域勞動報酬的明顯差別，蘊含于看不見的由競爭形成的效率工資之中。就工作的穩定性而言，工作作為一個進身階梯，都是在特定技術條件下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形式。在一級市場的內部勞動力市場中之所以要保持工作和員工的穩定，是因為企業的職業技能具有明確的分工；穩定及內部擢升規則既有助于企業謀利，也有助于維護企業對員工從事人身投資的權益。工作階梯和內部擢升的前景，既能刺激效率的提高，也能吸引人們在這些企業供職。最后，二級市場上高素質的勞動力將向一級市場轉移，所以，在二級市場上教育和培訓的投資收益低下，與傳統經濟學的分析根本不矛盾。
一、“劉易斯轉折”的含義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主要描述了發展中國家在“起飛”階段的發展形態，表現為傳統部門為現代部門提供“不變制度工資”和“無限供給”的充裕勞動力。但這種狀況將隨著經濟發展而發生變化，亦即出現“轉折”。根據劉易斯的觀點，現代部門擴張之初的一段時間里工資將保持不變，之后經濟發展進程將面臨第一次轉折，工資水平從不變制度工資開始上升，我們稱之為工資轉折。但是他在這里強調了導致這一結果的內生變化和外生變化兩種機制。所謂內生變化，就是指隨著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或勞動力供給結構的變化，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向有限供給乃至短缺，進而由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導致工資水平上升。但在實際中，工資上升往往獨立于內生因素，而由外生變化引起，如勞動力價格會因某些導致傳統部門更加富裕的因素的發生，進而增加供給的機會成本而導致工資率的上升；他們可能有限制資本利潤率的倫理觀，如也許認為25％的邊際利潤是合理的，這樣他們就會在生產率增加時適當提高工資(見劉易斯《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一文)。
二、如何看待“民工荒”
應當說，我國當前“民工荒”在局部地區客觀存在，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但其背后的原因需要審慎分析。造成勞動力短缺的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追溯：
(1)隨著中央政府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力度的不斷加強，農村稅費的大幅下降、糧食價格的提高都提升了農業部門所帶來的經濟價值，從而提高了勞動力進入工資經濟的機會成本，致使一部分勞動力回流農村，從而減少了勞動力市場的短期供給；
(2)從勞動力市場結構來看，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勞動力教育水平和素質的普遍提高，在勞動力細分市場中，表現為“金字塔”結構的整體上移。這一定程度上減緩了處于金字塔較下端的低技能和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帶來工資上漲。事實也確實如此，民工荒伴隨著大學生就業難。我國的教育體制培養了大量學歷型人才，教育深化使學歷型人才在市場中供過于求，而技能型人才培育不足，形成技術工人的結構性短缺。因此，當前的“民工荒”更多的是技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的結構性短缺，而非勞動力的整體性短缺；
(3)從勞動力的特質和對勞動力的典型態度來看，我國勞動力供給正面臨代際轉換，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市場的主力。由于他們的物質條件相對優越、文化程度相對較高，他們的就業觀念同第一代農民工具有很大的差異。第一代農民工對于工資偏低、長時間加班、工作條件不好等都能忍耐，但這卻對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吸引力，他們對工作條件、工作待遇有更高的要求，勞動力的局部性短缺正反映出他們對于超低工資、差工作條件的無聲反抗。調查表明，我國民工工資待遇10年中基本沒有大的變動，在珠三角地區，農民工的工資增長幅度12年來只有68元人民幣；
(4)從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來看，劉易斯觀察到依據“不變制度工資”理論，充裕的勞動力供給應使工資保持不變，但實際上工資仍然保持上升，而且“城市工資的增長比我們預言的要快得多”(見劉易斯：《再論二元經濟》一文)。傳統工資制度總是基于勞資對立的分析框架，利益在勞資雙方博弈中“此消彼長”。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現代企業傾向于采取諸如工資分享制、效率工資等手段來激勵工人和共享企業發展成果，這無疑提高了工資水平。總之，當前中國出現的“民工荒”是短期性、結構性、局部性的，而遠非長期性、整體性、全局性的，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資形成機制上，而非絕對供給的因素。其結果是助推工資的適度上漲，而這正符合劉易斯“第一轉折”的真實含義。
三、兩個轉折點不能混淆
針對這個第一個轉折點，劉易斯如此評論，“達到第一個轉折究竟需要多少時間，即是否真正存在一個工資不變的階段，這個問題是無關緊要的”，為此，劉易斯提出了“第二轉折點”的概念，“決定性的轉折點并非第一個，而是第二個，正是在這里我們超越邊界進入新古典主義體系”。所謂第二轉折點是指勞動需求趕上勞動供給，此時勞動力資源將出現短缺，符合新古典的分析框架，我們稱之為供求轉折。當前，中國所面臨的是工資轉折而非供求轉折。
顯然，國內學術界對此的解讀是存在偏差的。當前，國內學者廣泛使用“劉易斯轉折”這一術語，其意所指是勞動力供求關系從無限供給轉向供不應求，并由此導致工資上漲。顯然，混淆了第一轉折點和第二轉折點。劉易斯強調經濟擺脫長期“不變制度工資”開始上漲的原因往往是外部因素，而非供給短缺的內部因素。也就是說，工資上漲并非意味著勞動力短缺，相反，工資上漲仍將在較長時間內伴隨著勞動力的充裕供給，而這正是中國將要面臨的情形，切不可將工資上漲和勞動力全面短缺相等價起來。
而且，在劉易斯的理解中，第一次轉折點并非至關重要，而非當前國內諸多討論中所視為的“洪水猛獸”――人口紅利的結束，比較優勢的消失、發展戰略的轉向等等。應當說，工資增長往往先于勞動力短缺，“自然不會跳躍”，工資水平的調節使得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是一個漸進而非突變過程，大可不必誠惶誠恐。
四、低工資不等于比較優勢
中國將進入一個工資上漲的時間通道，工資上漲無疑會部分增加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也許有學者擔憂由此會帶來就業機會減少和失業問題。事實上，工資上漲同時也會帶來內需的增長，由此通過產品需求的擴張引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而這正是西方凱恩斯主義的成功之處。因此，這種擔憂言過其實。而且，堅持農民工就是廉價勞動力和“比較優勢”的觀點本身就是對農民工的一種文化歧視，更有一種用歧視邏輯來進行制度安排的潛在傾向。將低工資完全等價于所謂的比較優勢的傳統觀點無疑是片面的。
（一）價值決定公式——價值規律公式之一
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基本觀點是：“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這個觀點是價值規律的首要內容。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個量t[，1]及其總量T[，1]表示）。對于t[，1]參與價值決定，在承認勞動價值論的學者中是沒有爭議的。但也許正因為沒有爭議，人們對t[，1]的認識一般也就沒有深化、細化和量化。其實，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和社會實踐，t[，1]包含著豐富的內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認識上加以深化、細化和量化。
從內涵來說，馬克思所說的t[，1]至少包含著三個重要的規定：一是勞動時間，并且是有效勞動時間，是制造某種使用價值的勞動時間；二是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三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基本上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生產條件。后兩個規定結合在一起，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生產力（在這里，這兩個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這樣，商品的價值量（W）就是勞動時間（t）和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力（N）的函數，即：
W＝f（N，t）
在這里，N又是由多種情況和要素決定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這多種情況中的每一種，都是一種或一類生產要素，每種要素又都包含著許多方面和因素。具體說：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可以說是勞動力要素（r），其中包括勞動者的德、智、體素質，這又取決于先天的體質和智力遺傳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環境因素，特別是本人的主觀努力以及這種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可以說是科學技術要素（e），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和應用程度，相關知識、信息的獲取、傳遞、加工、貯存、應用水平，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所承載的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種類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可以說是管理要素（g），其中包括微觀的經營管理，宏觀的經濟、文化、教育、社會、政治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紀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協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力系統。
第四，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可以說是資本要素（c），其中包括資本的積累、積聚、集中、籌措、運作，生產資料的獲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條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完整地說應該包括人類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勞動力要素之中）和人類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礦藏、日照、氣候、其他動植物、生態環境等等。
所有這些要素，都是勞動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從而都是商品價值量的決定性因素。僅以上述五項要素列入價值決定的關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響到價值決定，其中有的是加和關系，有的是比例關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線性的關系。
從外延來說，無論在中國在世界都存在著多層次的生產力，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生產條件和勞動力條件。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都可能有多個不同的生產者向市場提供；這些生產者有的是個體，有的是企業；企業中有獨資的，有合資的，有股份制的，有國有的。不同生產者會有不同的生產條件、勞動力條件和由此決定的不同的勞動生產率。這些生產者各自的個別勞動生產率（N）可能分別等于、大于或小于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N[，1]），從而N與N[，1]的比值n（我們把n叫做相對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指數）可能分別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無論個別勞動生產率N和個別勞動時間t怎樣不同，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投放到同一市場上價格都相同，從而社會價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勞動時間t里產品產量越大，產品總價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數量關系和價值決定公式：
W＝t[，1]＝nt
當n不變或相同時，W與t成正比；當t不變或相同時，W與n成正比，即與N成正比，與N[，1]成反比；當W不變或相同時，t與n成反比。這就是說，當勞動生產率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勞動時間成正比；當勞動時間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相對勞動生產率即勞動生產率指數成正比，或者說與個別勞動生產率成正比，與社會勞動生產率成反比；當商品價值量不變或相同時，也就是在等質等量商品中，包括單位商品中，所凝結的勞動時間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勞動生產率越高，所需勞動時間越少，反之則相反。因此，我們應該區別不同情況、不同概念的勞動生產率，來全面認識勞動時間、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三者關系；否則就會在這三者關系上糾纏不清，爭論不休。
在計算同類商品總量、部門商品總量、社會商品總量時，由于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總是根據所有個別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數計算的，因而這時n＝1，從而，W＝nT＝1T＝T.其中總勞動時間T＝∑t＝∑t[，1]＝T[，1].所以，無論是同類產品、部門產品還是社會總產品的總價值量總是等于耗費在產品中的總勞動時間。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論述了商品的價值量決定于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后，又在《資本論》第三卷進一步指出：“事實上價值規律所影響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必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總量T[，2]和個量t[，2]表示）。顯然，作為完整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對社會生產、對生產部門、對社會供給來說是必要的，而且對社會需求、對消費者及其購買力來說也是必要的；不僅要具有勞動耗費上的社會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勞動效果上的社會必需性，即具有兩種含義上的社會必要性，也就是必須由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共同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這就是說：“價值不是由某個生產者個人生產一定量商品或某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據從這樣決定的商品總價值中所分攤到的部分決定單個商品的價值，即由“所生產的總價值除以產品數，決定個別產品的價值，而且個別產品只有作為總價值的這種相應部分才成為商品。”（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義的社會價值，是由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某種商品社會必需總量（B）所必要的勞動時間（T[，2]＝Bt[，1]）決定該種商品實際生產總量（A）的實際總價值（W），并由從這個總價值中所分攤到的部分決定單個商品的實際市場價值（w），即由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t[，1]、T[，2]）共同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包括總量價值W和單位商品價值w）。用計算公式表示，即：
W＝T[，2]＝Bt[，1]＝B（T[，1]／A）＝（B／A）T[，1]＝b[，T]
w＝W／A＝T[，2]／A＝Bt[，1]／A＝bt[，1]＝bnt
其中，T[，1]＝T，為生產A量商品實際耗費的總勞動時間，t為單位商品個別勞動時間，n為相對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指數，b＝B／A為供求系數或產品需求率或產品稀缺率。
上述公式把產品需求率b列為價值決定的一個重要變量，從而把供求關系列入了價值決定。而市場供求是復雜多變的，因此，“價值量不以交換者的意志、設想和活動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著。”（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這樣，供求變動就決定了價值變動，進而決定了價格變動。從這種新觀點來看，商品價格隨著供求變動而上下波動，并不是商品價格與價值偏離，而正是有規律地必然地向價值接近，與價值相一致。
再從供求變動趨勢來看，“如果供求決定市場價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場價格，并且進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場價值，又決定供求。”（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種供求與價格的相互作用，供求的價格彈性，會把供求、從而也把價值和價格拉向一個均衡點。這樣，雖然在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就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的整體來看，供求總是一致的；不過這種一致只是作為過去的變動的平均，并且只是作為它們的矛盾的不斷運動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時，A＝B即b＝1，因此，就一定時期整體來看，價值決定公式仍然應該是：
W＝bT＝T
w＝bt[，1]＝t[，1]
這個公式里，似乎b可以消失，不再發生作用，實際上這個公式成立的條件是b＝1即A＝B，亦即供求平衡，實際上供求在這里仍然是起作用的，而在其他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A≠B，b≠1，從而b都不能消失，供求都起作用。
總之，在以上價值決定公式中，既包含了實際勞動時間（t和T），又包含了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t[，1]和T[，2]）。在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既包含了勞動時間，又包含了勞動生產率因素。其中也就隱含了決定勞動生產率并進而決定勞動生產力的多種情況和多種生產要素，如勞動力、科學技術、經營管理、資本、土地等等要素。在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既包含了勞動時間，又包含了供求因素，既包含了生產過程、產品供給和勞動耗費因素，又包含了交換過程、產品需求和勞動效用因素，而在產品需求中也就隱含著產品的效用因素。因為沒有效用也就不可能有需求，沒有使用價值就不可能有價值；而且效用越大，越普遍，需求量也就越大，兩者總是成正比。因此，這一公式既保留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核，又融合了效用論、供求論、生產要素論、生產費用論、積累勞動論的合理內核，從而這個公式是一個既堅持了勞動價值論基本觀點、又綜合了各種價值論合理因素的價值決定公式，它適用于產品個量價值和總量價值的計算，經得起生產和交換實踐的檢驗。以這一公式為結合點和切入點，我們可以通過吸納各種價值論的合理因素而使勞動價值論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并可以進一步探討各種價值論（和以價值論為基礎的經濟學）的溝通和綜合。
（二）價格決定公式——價值規律公式之二
馬克思關于價格與價值關系的基本觀點是：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貨幣作為價值尺度，是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即勞動時間的必然表現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可見，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是勞動時間，計量單位是時、分、秒；外在的價值尺度是貨幣、計量單位（以我國現行紙幣來說）是元、角、分。商品的價格應該以商品的價值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馬克思關于價格的這個觀點，是價值規律的又一重要內容。有人由此認為，理論價格就等于價值，諸如1小時勞動＝10元之類的等式，在一些文章中時有所見，其實這些等式是不成立的。在這里，至少要加入一個單位勞動時間所創造的價值的貨幣轉換系數h，才能使兩邊相等：如只有當h＝10元／小時勞動，才能使10元／小時勞動×1小時勞動＝10元。我們設商品價格為G，商品價值為W，貨幣系數為h，以上關系式可通化為價格決定公式：
G＝hW＝hbt[，1]
這里的價格只是一般理論價格，實際市場價格與這個價格還會有或多或少、或正或負的差價，這些差價有的是由不同地點、不同流通環節商品中包含著某些追加勞動、從而商品價值變動引起的，有的是由自然條件變化（如季節、氣候變化）、市場競爭因素、國家政策因素、消費心理因素、社會時尚變化，以及種種偶然因素引起的（供求因素已被列入價值決定的內生變量，在此可不再列入）。其中由勞動量變動即價值變動引起的差價可納入W之中，其余因素引起的價格變動和差價可用G表示，列入價格決定的一個子項，從而上式可完善為：
G＝hW＋G
其中G可大可小，可正可負，從社會總產品來看在一定時期可作為正負值互相抵銷，也就是∑G＝0.從而使社會產品總價格仍然等于總價值、即總勞動時間乘上貨幣系數，即∑G＝∑hW＝h∑W＝h∑T.
由此，h＝∑G／∑W＝∑G／∑T
就一個國家一定時期（一般以一年計算）來說，G應該用全年全國勞動者國內生產凈值計算，W或T應該用全年平均勞動者人數乘勞動者全年平均勞動時間計算。由于目前統計指標和數據上的局限性，G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W或T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平均從業人數（R）乘從業人員平均勞動時間（T）計算，即：
h＝GDP／RT
通過不同年份的不同h值，可以計算出h值的年變化率h′。用計算公式表示，即：
h′＝（h[，j]＋1）／h[，j]（其中j為基期年份）
根據以上公式和有關統計資料，我們可以大體計算出一國h值和h′值。以我國近幾年為例，可通過測算列出表1：
表1中國h值測算表
GDPRThh''''一年定期居民消費
（億元）（萬人）（小時）（元/小時）（%）儲蓄利率物價指數
（%）（上年=100）
1990185316390924401.19
1992266526555424401.67121.97.56106.4
1994467596719922403.11145.310.98124.1
1996678856885020244.87126.89.18108.3
1998783456995720245.53104.54.7799.2
2000894047115020006.28108.12.25100.4
說明：T根據我國從1994年實行每周5.5天工作制、從1995年實行每周5天工作制、從1999年節日假由7天延長至10天計算。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摘要（2001）》，《中國統計年鑒（1998）》。
以上測算結果表明，h、h′都是客觀存在、可以計算的，h值實際上是以貨幣計算的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h′部分地反映著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部分地反映著貨幣幣值的變化，h′值與物價指數和利率水平都存在著正比例或正相關關系。h′值變化表明，同量勞動在不同年份會對象化為不同的貨幣量，其貨幣量一般會逐年增加；反之，同量貨幣在不同年份會代表著不同勞動量，其勞動量（從而價值量）會逐年減少。由此可見，一定量貨幣、投資額會發生有形無形貶值，給予適當利息補償是必要的、合理的。
以上的價格決定公式，也就是價格與價值的關系式。這個公式表明，價格與價值并不直接等同而有明顯區別，同時又有密切聯系，具有正比例或正相關的關系，歸根到底，價格是現象，價值是本質，價格是形式，價值是內容。正如列寧所說：“價格是價值規律的表現。價值是價格的規律，即價格現象的概括表現。”（注：《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0卷，1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但在傳統理論上總是把供求關系排除在價值決定之外，把投資利息排除在價值構成之外，這樣就使價格與價值越來越遠，使價值越來越成為不可捉摸的東西，使等價交換只能成為偶然現象，使價值規律不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穩定性、重復性，也就不成其規律；相反，不等價交換才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穩定性、重復性，從而具有規律性。現在我們通過以上價值決定和價格決定的理論和公式的確立和推導，價格與價值、理論與實踐就能無限接近，趨向一致，價值范疇就能從價格形式上經常得到反映，使價值真正成為價格的規律，使價格真正成為價值規律的表現，使勞動價值論具有廣泛的解釋力和說服力。
（三）勞動價值論視域的利息理論和利息率公式
馬克思關于利息和利息率的基本觀點是：利息是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所提供的剩余價值，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是平均利潤的一部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規律決定，而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這種決定是偶然的，純粹經驗的，其最高界限是平均利潤率，最低界限則完全無法規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4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西方經濟學在利息理論上則有時間偏好論、節欲論、迂回生產論、投資和儲蓄論、資本的邊際生產力論、由資本供求決定的均衡價格論等等。我國學者對利息的存在一般是從資本的貢獻、資本的稀缺性、激勵投資的必要性等方面來解釋的，而利息的來源仍然是剩余價值或社會純收入。所有這些理論都沒有從勞動價值論上對利息和利息率作出科學的說明。
其實，利息和利息率完全可以從勞動價值論視域來認識和說明。事實上，合理的利息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更不是瓜分剩余價值的剝削收入，也不是由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所提供的。利息率的決定，不只是有一個平均利潤率的界限，也不只是由供求關系決定，也不是純粹偶然、純粹經驗、沒有規律地決定的，而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是由投資貶值、投資費用、投資風險、供求關系等客觀因素共同決定的。首先，資本額或投資額都表現為一定的貨幣量，代表著投資者提供的積累下來的一定勞動量和價值量，但同一價值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表現為不同的貨幣量，通常是由于通貨膨脹而發生貨幣貶值，這是投資的有形貶值，理應得到補償。其次，“撇開一切偶然的干擾不說，現有資本的一大部分，會不斷在再生產過程的進行中或多或少地貶值，因為商品的價值不是由生產商品原來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再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并且這種時間由于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減少。因此，在社會生產率的較高的發展階段上，一切現有的資本不是表現為資本積累的長期過程的結果，而是表現為相對地說非常短的再生產時間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4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是投資的無形貶值。而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離不開必要的投資額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離不開作為過去勞動積累的資本的一份貢獻。因此資本的無形貶值可以而且應該在資本對提高勞動生產率貢獻的限度內得到補償。例如，從以上表1可知，同樣1小時勞動，如將勞動復雜程度變化忽略不計，其價值量是相等的，但卻表現在逐年變化的貨幣量上，1990年是1.19元，1995年是3.84元，2000年是6.28元，1995年是1990年的3.2倍，2000年是1990年的5.2倍。這里有貨幣貶值、勞動生產率提高等因素。如果撇開其他因素不算，那么在1990年投資1.19萬元，至2000年就應獲得本利和6.28萬元，其中獲得的5.09萬元利息，是投資者投資有形無形貶值的應有補償，是投資者投資所代表的勞動量和價值量的回收，其中并沒有占有任何人的勞動和剩余價值。再次，由于自然的和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種種原因和變故，投資會有部分乃至全部喪失的風險，股市有風險，銀行貸款有風險，其他法人、自然人投資也有風險，因此，適當的風險補償也是必要的。最后，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都或多或少要付出勞動和費用，如1999年我國銀行系統職工人數已達205萬人，（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要付出大量勞動、工資和費用；股民需要關注股市行情。把自己長期勞動積累的資金投放到某個項目上，對誰都不是一種小事，都是一種極其重要極其復雜的勞動。資本的成功運用和運作所要求的知識、洞察力和判斷力，以及為此需要付出的勞動和努力，決不比其他勞動來得差。（注：晏智杰：《勞動價值學說新探》，序第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由于這一切原因，合理的利息是投資有形無形貶值、投資風險、投資費用必要的補償，是對過去積累的勞動和正在進行的投資勞動的必要的補償，是勞動耗費的一部分，是產品成本的一部分，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此外，資本供求率始終是市場利息率的決定因素之一。這樣，理論利息率的決定和計算就有了客觀依據，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理論利息率＝（通貨膨脹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資本貢獻率＋投資風險率＋投資費用率）×資本供求率。
（四）勞動力價值公式
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價值的基本觀點是：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及其子女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同時還要包括必要的教育訓練費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93～1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以及必要的醫療保健費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1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資本家用來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也就是支付給雇用工人的工資，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8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為工人階級是掙一文吃一文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雇傭工人所得的工資將全部用于生活消費而沒有分文剩余，其結果，資本主義再生產不僅是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同時也是勞動力和工人階級的再生產，是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馬克思的這些觀點符合他當時所面對和研究的情況，而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情況與一百多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們必須研究新情況，作出新概括，提出新理論。
第一，今天的工人階級和工薪階層，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就絕大多數人來說已經不再是掙一文吃一文而無分文積累，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至2000年，中國個人儲蓄、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已達10萬億元以上，加上個人經營投資和住房投資已達20萬億元以上，股民已達5800萬戶。（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和工薪階層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更遠遠高于中國。這些新情況是傳統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工資理論和積累理論解釋不了的。因此，現代工人階級的勞動力價值已經不僅僅包括馬克思所說的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醫療費用，而應該包括更多的項目。
第二，既然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而其他商品的價值都包括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和活勞動創造的價值兩部分，那么勞動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醫療費用，充其量也只是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部分，僅有這一部分還不足以生產和再生產、培養和造就出現代勞動力，這里必須付出兩種不可或缺的活勞動，這就是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
第三，家務勞動是勞動力再生產中完全必要的活勞動，是勞動力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保姆等人的家政服務已經成為商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由于反作用，家庭成員從事的這種服務在家庭內部也應該視同商品，承認其價值和使用價值，盡管這種價值很快被家人消費了，但家務勞動者仍然是創造價值的。這種勞動完全是生產勞動力的必要活勞動和必經工序；否則，嬰兒甚至無法長大成人，更談不上再生產勞動力。再則，按照傳統理論，同樣兩個勞動力，如果一個使用保姆，一個不使用保姆，由于有無保姆費用的不同，兩者的勞動力價值就不同，工資也應不同，這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是講不通的。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指出：“對每個國家的經濟來說，家庭內的生產都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家庭和其他居民戶，事實上都可視為小型的工廠。即使是最先進的國家，這些地方也都可以生產出極有價值的商品及服務。”“現在的確是把家務勞動也算在GDP里面的時候了。”根據一位教授的統計，“美國從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為止，家庭內的生產值，超過了GDP的20％以上，而聯合國最近公布的人力開發研究報告顯示，家庭內的生產值占全球生產值的比例，竟然高過40％。”（注：加里·貝克（貝克爾）：《生活中的經濟學》，中文版，140～142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第四，求學勞動是現代勞動力再生產中極其重要的活勞動，是勞動力價值中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在勞動力培養和勞動力價值中，人們往往只重視教師勞動和教育費用，求學勞動往往被忽略不計。其實，學生和成人的求學勞動是勞動量更大、更為重要的一部分勞動。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說過：“學習是勞動，并且應當永遠是勞動，是充滿了思想的勞動。”（注：烏申斯基：《教學法原理》，中文版，125頁。轉引自王涵等：《名人名言錄》，23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事實上，同樣的生活資料和教育費用，同樣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培養出的勞動力的素質可能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人自己的學習和努力不同。教是外因，學是內因，學生的勞動比教師的勞動更重要。人是主體，物是客體，人格化、人才化勞動比物化勞動更重要。當今世界，經濟是知識經濟，教育是終身教育，社會是學習社會，社會組織是學習組織，求學勞動更為長期，更為艱巨，更為重要。據統計，至2000年，我國各級學校在校學生數已達2.2億人，占全國人口17.4％，約占6－60歲人口22％。（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據我國學者王琪延研究，中國城市男女居民在終生總時間中，有45％屬于生活必需時間。29％屬于閑暇時間，10.5％屬于工作時間，8.5％屬于家務勞動時間，7％屬于學習時間。（注：王琪延：《中國城市居民生活時間分配分析》，載《社會學研究》，2000（4），第93頁。）在工作、學習和家務勞動三項勞動時間中，工作時間占40.4％，學習時間占26.9％，家務勞動時間占32.7％。可見，學習時間加上家務勞動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工作時間。因此，我們研究勞動價值論，應該研究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創造的價值（這是一種凝結于勞動力價值中的潛在價值，這里不去多說）；我們研究勞動力價值，應該包括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等勞動力生產中所必要的活勞動所形成的價值。
由此可見，勞動力價值（以V表示）應該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其一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價值、教育培訓費用和醫療保健費用（以V[，1]表示），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價值的構成部分；其二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付出的家務勞動形成的價值（以V[，2]表示）；其三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付出的求學勞動價值（以V[，3]表示）。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新的較為完整的勞動力價值公式，即：
V＝V[，1]＋V[，2]＋V[，3]
這個公式更符合現代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客觀實際，能合理解釋勞動者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的價值源泉。
（五）成本新論及其公式
馬克思關于成本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產品成本（K）包括生產資料耗費即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C，其中包括勞動資料價值C[，1]和勞動對象價值C[，2]）和工資即勞動力價值（V）這兩項。從現代社會化全球化生產過程和社會分工協作關系看，產品成本中除了包括各種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C[，1]＋C[，2]）外，還應該包括各種非物化勞動有償轉移的價值（C[，3]），如各種外購服務產品和知識產品轉移的價值。同時，除了這些企業成本、直接成本、顯性成本外，還應該包括各種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
其一是宏觀管理和公共產品分攤的費用。這些公共產品包括社會公共需要的社會制度、社會管理、社會規范、社會秩序、社會環境等等。這種公共需要是從人類共同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產生的。現在隨著生產社會化、全球化、電子化、信息化、知識化、智能化的發展，不僅一個企業內部需要嚴格的科學管理，而且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全球，都需要加強宏觀的科學管理。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一切政治上的勞動都是間接的生產手段，都是整個社會勞動中必要的組成部分。恩格斯說過：國家權力對于經濟發展具有促進和阻礙兩種不同的反作用。（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4卷，7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鄒東濤教授以日本明治維新、中國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巨大發展為例，論證了制度是更內核的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觀點。（注：鄒東濤：《制度是更內核的第一生產力》，載《理論動態》，第1522期。）我國近50年來的歷史經驗從正反兩方面充分證明了這些觀點的正確性。而優越的社會制度等公共產品的提供，需要公務人員付出艱巨復雜、優質高效的公務勞動。這些公務勞動所形成的價值一般是間接融合和實現在其他各種社會產品中，是通過稅收等形式實現補償和再生產的。因此，國家稅收并不完全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稅收中用于經濟、社會、行政管理和國防的費用，用于科技教育衛生事業和環境保護的費用，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的一部分。
其二是投資利息，如上所述，這也是一種間接的勞動耗費和勞動補償，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
其三是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成本，包括為了開發利用土地、水源、森林、礦藏、生物等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在產前、產中和產后付出的或追加的勞動和支付的費用，這也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以土地資源來說，傳統理論認為，土地是自然資源，地租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際上，開墾了的土地不只是自然資源，也有人類勞動凝結在其中，也有價值，合理的地租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一種勞動報酬，一種間接成本。
由此可見，傳統上所說的成本只是企業成本、直接成本、顯性成本，只是部分成本而不是完全成本，完全成本還應該包括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新的成本公式，即：
K＝C＋V＋S＝C[，1]＋C[，2]＋C[，3]＋V[，1]＋V[，2]＋V[，3]＋S[，1]＋S[，2]＋S[，3]
其中，S為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S[，1]為宏觀管理和公共產品分攤的費用，S[，2]為投資利息，S[，3]為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成本。
（六）剩余價值新論及其公式
馬克思關于剩余價值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剩余價值是雇傭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一部分價值，是勞動力創造的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的差額，也是商品價值與成本價格的差額；剩余價值來源于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反映著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經濟范疇。（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235～2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對這一傳統理論，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際，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再認識：
第一，剩余價值始終是商品價值的構成部分，因而剩余價值范疇與價值范疇一樣，是商品經濟所固有、并與商品經濟共生共滅、始終并存的歷史范疇，它適用于一切存在商品經濟的社會，從而既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但在不同社會，剩余價值有不同歸宿，反映不同經濟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歸資本家所有，反映著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的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歸社會公眾所有，反映著勞動者共同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系。剩余價值只有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被創造出來，因此不是一種個人力量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力量的產物，理應歸社會公眾所有，為社會公眾造福，為社會進步服務。這正是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合理、更進步、更優越的真諦所在，也是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的堅實理論基礎。科學社會主義應該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
第二，傳統理論把利息、地租和全部稅金都看作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際上，合理的利息和地租以及部分的稅金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產品社會成本、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我們應該把這些成本從剩余價值中剔除出去，較為確切地計算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其計算公式為：
M＝W－C－V－S
第三，傳統理論把剩余價值看作只是雇傭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活勞動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而現代化社會化全球化的大生產大流通表明，剩余價值及其轉化形式：利潤不只是來自于生產工人，也來自于科學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而且不只是來自于生產工人或總體工人的剩余勞動，還越來越多地來自于科學技術成果潛在價值的轉化和實現，來自于生產力巨系統中的系統效應。因此，剩余價值的來源決不只是一個而至少有三個：一是來自勞動者（包括生產工人、科學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等總體工人）活勞動中剩余勞動創造的價值（M[，1]）；二是來自無償利用的他人和前人的科學技術成果的潛在價值轉化而來的剩余價值，也可以叫知識剩余價值或技術溢出價值（M[，2]）；三是來自生產力系統中系統效應形成的剩余價值，也可以叫社會剩余價值或系統剩余價值（M[，3]）。
根據以上認識，我們可以把不屬于剩余價值的社會成本從剩余價值中剔除出去，又把剩余價值的來源從一個擴展為三個，從而就能較為準確地計算出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以及活勞動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其中計算剩余價值量的公式是：
M＝W－C－V－S＝M[，1]＋M[，2]＋M[，3]
以上公式在簡化形式上只是加減法，而實際上要復雜得多，要應用現代數學和現代系統科學。
（七）價值構成新論及其公式
關鍵詞：拐點；勞動力；就業
一、劉易斯轉折點
劉易斯（Arthur Lewis，1954）發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提出“二元經濟”假說，由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組成的經濟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農業中有大量過剩勞動力，勞動力對現代部門具有無限供給彈性；第二階段，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上升，減少農業勞動力供給，農產品逐步出現短缺，轉移工人工資開始上升，工業吸收過剩勞動力的進程減慢；第三階段，有限剩余的勞動力被完全吸收殆盡，經濟進入一體化階段。現階段我國人口增長逐步進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階段，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從80年代開始下降，21世紀以來下降速度加快，預計在2017年左右停止增長。2004年開始出現以“民工荒”為表現形式的結構性勞動力短缺現象，從沿海地區蔓延到中部地區甚至勞動力輸出省份；2009年部分地區出現勞動力短缺、民工“返鄉潮”等現象；同時，隨著城鄉之間勞動力流動的日益頻繁，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大大加深，近年來勞動力工資也出現了較快上漲。這表明我國經濟經歷了一個中國特色的二元經濟增長階段之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消失，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初見端倪（王金營、顧瑤，2011，周立，2011，王德文等，2009）。
二、勞動力市場形勢
（1）失業率高，就業壓力大。我國現階段的勞動力就業情況不太樂觀，近年來，我國城鎮登記的失業率逐年升高，2009年底為4.3%，而實際失業率居高不下。2008年社會科學院的《社會藍皮書》統計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已達9.4%，這還不包括農民季節性失業等我國的實際失業率大大超過國際警戒7%，就業形式不容樂觀（王金營、顧瑤，2011）。過去十一五期間，城鄉年均新成長勞動力2000萬人，全國城鎮每年新增勞動力1000萬人，加上其他下崗失業人員等，每年需要安排就業人數達2400萬人。經濟增速如果在8%到9%，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大約800至900萬，考慮其他因素，可安排的就業人數1200萬左右，因而，過去五年間，勞動力供求缺口大約1200萬人。另外，自1999年高校擴招后，大學生就業難也越來越嚴峻。從2002年至2010年，高校擴張之后培養出的大學生合計3445萬人，這比按正常速度發展的情況要多培養出2347萬人（孫健，2011）。（2）勞動力供求不合理。從各人才市場的招聘情況來看，用人單位對文化程度的需求均有所增長，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需求增長幅度較大，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招聘需求有所下降；中小型公司很難留住高學歷、高技術及熟練技能人才。另一方面，高校擴招使畢業生數量大幅增加，同時專業設置調整又滯后市場需求的變化，導致大學生就業錯位等；城鄉經濟結構差異，薪酬待遇差別等也影響大學生的就業選擇。這些因素導致勞動力市場結構失衡，高素質人才匱乏，大學生就業難、畢業即失業等現象（王金營、顧瑤，2011）。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繼續減緩，由此，農民工、大學生的就業形勢進一步嚴峻，勞動力市場供求平衡矛盾加劇。
三、緩解勞動力市場矛盾的啟示
從工業革命以來的發展歷程看，二元經濟現象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階段，如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調整勞動力供求結構，使之適合經濟發展的要求，同時又能滿足勞動力的供給，這對我國經濟的平穩發展具有現實意義。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衡表現為用工荒和大學生就業難二個方面。高校擴招帶進校園的那部分學生，他們學習的理論知識在實踐中毫無用處，而勞動力市場中企業對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巨大。因此，要解決勞動力市場中的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等問題，首先必須審慎地對待高校的擴招，同時，社會及學校需要培養大批的短期技術人員，滿足市場對技術員工的缺口（孫健，2011）。
從勞動力個人角度，高校學生應該學好專業知識的同時，還需要培養社會實踐能力，提升專業技術能力；已經工作的勞動力，不能只滿足于現有的工作技術水平上，而應該進一步學習新的專業技能，滿足新市場對技術人員的需求，保持勞動力市場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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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社會、科學技術、經濟建設快速發展的今天，在世紀跨越交替之際，我國正實施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地礦部門正加快推進兩個轉變，全面開展“二次創業”。隨著經濟技術的發展，地礦傳統產業生產過程中的科技含全越來越高，傳統落后的生產方式正在被現代化生產方式所取代。地礦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地礦部黨組為建立并完善地勘工作管理新體制，提出除保留一支精干的隊伍從事國家戰略性地質勘查工作外，絕大部分隊伍要進入市場。提出地礦經濟發展的“一、二、三產業結構”，即“鞏固改造地質勘查基礎產業，大力發展礦產開發及礦產品加工業、工程勘察施工業和以地質機械儀器制造為主的成套裝備工業三大支柱產業，積極扶持高新技術和以流通、服務為主的第三產業的發展”.地礦部門生產領域不斷擴展，涉及了工程勘察、寶石加工、電子技術、信息工程、機電設備、商貿、旅游等一批新產業。目前，多數地礦企、事業單位經濟效益低，轉產難度大。一個重要原因是地礦部現有職工隊伍中，工人在工種結構，技術人員在專業結構、層次結構、技能水平及數量上與新的產業結構不相適應。職工隊伍素質普遍較低，在32萬職工中，初中以下層次職工占42.9%;在9.7萬中專學歷以上的專業技術人員中，地質類專業人員占60%以上，不能勝任新的生產崗位;管理人員經營管理水平不高，不適應產業經濟發展，缺乏一批既有一定理論知識，又有較強實踐技能和綜合管理水平的應用型人才.地礦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調整和重組，必然帶來隊伍結構的調整和重組。1995年，地礦部召開了教育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發展地勘產業經濟轉移到依靠科技和教育的軌道上。同時，對職工培訓和繼續教育作出了一系列規劃，并己實施。對改善職工隊伍不合理結構，起到了積極而有效的作用.但筆者認為.當前地礦職工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受到了人事、用工制度的制約，解決好人才供與求之間、合理配置與合理使用之間的矛盾是當務之急.應該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人才培養與使用的機制，實質是建立市場配置人才資源的機制。
一、市場對人才資滾配里起基礎作用
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推動運行的經濟，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是價值規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探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實質是價值規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勞動力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最積極的生產要素，應由市場調節配置.建立由市場配置人才資源的機制，就是運用價值規律，通過人才市場供求變化來調節人才資源合理配置、合理使用.人才資源的合理配置涉及到人才的培養和供給.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杠桿核心是價格，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形式.人才資源的供求變化，表現為勞動力價格的波動變化，供過于求，價格下降;求過于供，價格上漲。在人才市場中，勞動力的價格就是工資。工資能反映人才的培養成本和人才的供求變化。如果因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造成某一類人才缺乏，市場工資就會上升，勞動力就會從低收入職業或崗位向高收入職業或崗位流動。對這類人才的需求就會增加。反之，某一類人才過剩，工資必然下降，其需求相對就會減少。辦學單位通過工資信號靈敏地對人才的需求類型、專業設置、教學內容等，使人才培養與人才使用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市場調節來平衡人才的供需關系，追求有效“投入”和最大限度的“產出”，達到辦學效益的提高.逐步實現由“統包統配”的計劃配置人才資源方式向市場配置人才資源方式轉變，從而建立起由市場配置人才資源的機制。
二、關于市場配置人才資源的問題
目前，我國尚處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期階段，包括人才市場的各類市場還發育不全，我們缺乏能夠靈敏反應人才供求變化的工資信號.原因一:長期以來，我國勞動力收入分配形式沒有按照馬克思論述的按勞分配的實質來實現，即沒有按照勞動者價值創造實現過程中投入的勞動力進行分配。而是采取國家直接控制工資總額，直接確定工資標準，統一分配，平均主義，且工資偏低。原因二;在過去由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的體制下，勞動力就業由政府包下來。單位無用工自，個人無自主擇業權。雖然改革后有所發展，但個人擇業權的落實仍有許多問題。一些單位、部門視人才為己有，以檔案、組織關系、戶口、住房等限制人才向效益高的職業、崗位流動。基于以上兩個原因，一方面工資的高低不能表現某類人才的余缺，市場尚不能有效調節人才供求，實現勞動力資像的合理配里，出現人才積壓浪費和人才短缺并存，不利于產業結構和隊伍結構的調整.另一方面挫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滋長了平均主義思想，導致勞動者工作、學習的動力不足。這是造成地礦部職工教育“生稼不足”的原因之一。
關鍵詞：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動力機制
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可以有效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發揮我國勞動力資源的優勢。然而現實是勞動力市場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實現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實現的動力機制是什么。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動力機制是指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所必須的動力產生機理以及維持、協調和改善這種作用機理、使之持續有序發揮作用的綜合系統。各種動力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共同推動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
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動力機制有原動力―市場經濟的發展、主動力―政府的引導規劃、持續力―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另外，還需要社會組織的助力。
一、原動力―市場為基礎、企業為主導
市場是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原動力。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實現離不開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穩健的經濟基礎。勞動力資源配置，通常指勞動力資源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門和企業之間的分配，以滿足社會經濟各部門對勞動力資源的需要。勞動力資源配置之所以會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勞動力資源本質上是一種稀缺的經濟物品，其總量對于整個經濟的發展總是不能夠被完全滿足，因此就產生如何更高效地使用勞動力資源的問題。市場機制是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主導機制，它對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是通過供求機制、工資機制和競爭機制來實現的，這三種機制互相影響、共同作用來調節勞動力資源的配置。這樣，無論是勞動者還是企業都會隨著市場信號而采取行動，最后達到一種均衡的狀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發展差距逐漸拉大，從形式上來看是由于市場化改革后，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結果，但從本質上來看，則是除了市場機制以外的、包括政府調控在內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質還不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還沒有形成規范的制度，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利過多過大，這直接影響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常常被削弱。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得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經濟的調控作用越來越大，從而超越了政府對經濟的行政管理作用力。
二、主動力―政府統一引導、規劃
政府是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主動力。“增長極”理論與“中心―”理論表明，市場的力量不足以消除經濟發展的空間不平衡，短期內甚至可能會強化這種不平衡。一體化進程中若完全放任市場運行，則會導致凈優勢資源單方面流動，各地政府會用政策資源包圍市場資源，用行政力抵制市場力。同時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各地區法治環境與市場制度的梯度差異，增加了法律、政策協調等方面的成本，如果沒有相應的機制來改善這種不平衡，一體化進程就很難進行下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地方政府主要行使經濟調節、市場監督、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大職能。提供各種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也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能。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各種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缺乏和基礎設施建設的不足成為制約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需要區域內的各級公共行政主體合作提供。恰當的區域公共產品生產、供給機制有利于區域合作機制的形成，進而找到解決區域公共問題的有效手段，有益于區域穩定、協調發展和社會公平的實現，有益于提高區域公共問題的治理水平。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控與市場機制共同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發揮作用，這就要求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特別是在經濟轉軌的時期，政府實際上還需要承擔“政府造市場”的職責，主要是營造市場產生和發展的環境，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但正因如此，政府往往傾向于不自覺地包辦一切，充當“全能政府”。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政府調控，都存在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市場機制的缺陷需要政府調控來彌補。除此之外，任何擴大政府調控作用范圍和政府權力的傾向都應該防止。政府調控的缺陷需要市場機制來糾正，政府失靈必然要求擴大市場機制作用范圍。自然秩序與認為秩序的協調發展是區域經濟和諧發展的保障。
三、持續力―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積極作用
弄清勞動力市場的地位與功能，對于我們深刻認識勞動力市場的重要性，加快勞動力市場的培育步伐有著重要的意義。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是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兩個最為關鍵的組成部分，家庭和企業則是兩個市場中最主要的行為主體。供給和需求雙方的相互作用決定了均衡的產出和價格，保障了國民經濟循環往復的發展。勞動力市場的功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一是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機制，特別是工資差異能夠自發調節勞動力資源在不同地區之間的分配。二是在勞動力市場條件下，由于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用人單位又可以自主用工，所以勞動力供求雙方都可以從自身利益出發進行雙向選擇。三是勞動力市場條件下，通過競爭機制和價值規律的作用，把勞動力資源配置到效益最好的企業和部門中去，從而提高勞動力資源的使用效率以及整個經濟的運行活力。
第二，促進收入合理分配的功能。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者的收入雖然在理論上說遵循的是按勞分配的原則，但由于不存在真正的勞動力市場，加之在團隊生產條件下，勞動就具有不可計量性，因此，按勞分配原則在實踐中并沒有得到切實的實施，結果造成了分配上的平均主義現象。市場經濟體制下，由于勞動力市場的存在，所以在勞動力商品的交換過程中，通過勞動力的供求關系和勞動力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就可以使勞動者獲得相對合理的收入。
第三，加快經濟增長的功能。勞動力流動和勞動力的質量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而在勞動力市場條件下，優勝劣汰機制的存在必將激勵和迫使勞動者不斷去提高勞動力的質量，提高勞動效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在勞動力市場的條件下，勞動力的流動就會變得更為便利化和經常化，這就勢必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
第四，推動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功能。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發展一個不可逾越的階段。只有勞動力成為商品，它才能發揮它的全部潛力。培育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成為商品對我國充分發揮商品經濟的作用，促進生產社會化和社會分工進程，全面推動社會進步有著重要作用。
第五，培養勞動者自我決策、自我負責的謀生意識和能力。因為，一方面，在勞動力市場的條件下，勞動力自然屬于勞動者個人所擁有，所以勞動者有權也應該自我決策，來自主支配自己的勞動力，自主決定自己的生存方法和方式；另一方面，在勞動力市場的條件下，勞動者的就業和生存就主要變成自己的事情。這就要求勞動者必須具有自我負責、獨立生存的意識和能力
四、社會助力―公共服務的一體化
社會助力體現在有力的組織保證。除了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外，還應該積極發揮民間組織的力量來推動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作為一個有生機和活力的社會，政府和民間的力量缺一不可。歷史上曾經形成過江南市鎮經濟圈，它很大一點上就是得益于當時強勁的民間力量。用民間力量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以民間力量來推動一體化的進程，不僅具有成本低、見效快的優勢，而且不容易受到地方利益的制約。
根據現代政府理論，政府的存在是基于公民的授權。因為政府是由無數個體組成的，所以也存在逐利的沖動。這種沖動如果有了不受節制的權利，則就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因此，作為公民社會的一個必然要求，就必須要嚴格限制政府的權利范圍。作為一種結構性補充，民間社會必須得到健康發育。政府鼓勵民眾自主提出可持續發展及活化競爭力的計劃，政府支持民間的社會主體去嘗試完成夢想的可能，并且通過改善基礎設施的措施―如提供公共就業信息服務―來支持這一變遷。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僅僅是一種手段，實現勞動力資源合理有效配置，尋求經濟社會可持續協調發展才是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根本目的。圍繞此目的，政府與學界、政府與民間，按不同的分工與定位，對政策配套、體制調整、資源共享、利益分配等諸多直接關系到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進程的重大問題，可在理論層面作多角度的研究，以求使我國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少走彎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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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的勞動力商品理論認為：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關鍵在于( )。
A、勞動者具有人身自由
B、勞動者喪失了一切生產資源和生活資料
C、勞動力成為商品
D、勞動生產率的變化
2、在遠古時期，在( )著作中，熱情謳歌了人類的勞動，認為只有勞動才能得到財富、榮譽、家庭和朋友。
A、赫西奧德的《勞動與時日》
B、色諾芬的《經濟論》
C、色諾芬的《雅典的收入》
D、柏拉圖的《理想國》
3、產業革命后，提出“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的要素”觀點的經濟學家是( )。
A、配第 B、斯密 C、李嘉圖 D、薩伊
4、( )標志著勞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進行獨立發展階段。
A、索羅門·布拉姆的《勞動經濟學》著作出版
B、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革命”
C、20世紀40年代，芝加哥學派進行的“勞動經濟學革命”
D、我國朱九通教授所著的《勞動經濟學概論》出版
5、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起點是( )。
A、勞動力市場理論 B、工資理論
C、人的勞動和人力資源 D、個人職業生涯與職業選擇
6、在知識經濟時代，就業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 )
A、健康的身體 B、忠實于雇主
C、身懷一技之長 D、具有知識和不斷創新的能力
7、按照行為科學家的研究，人的行為鏈條為( )。
A、動機需要行為目標 B、需要行為動機目標
C、目標需要動機行為 D、需要動機行為目標
8、美國行為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由低到高的順序分為( )。
A、安全、生理、尊重、社交、自我實現
B、生理、安全、尊重、自我實現、社交
C、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實現
D、生理、尊重、安全、社交、自我實現
9、在人力資源所包括的幾個素質中，( )是基礎。
A、科學文化素質 B、思想道德素質
C、身體素質 D、技能能力素質
10、狹義的人力資源開發是指( )。
A、人力資源的生理開發 B、人力資源的心理開發
C、人力資源的倫理開發 D、人力資源的智力和技能開發
11、在影響勞動力供給的諸多因素中，最為主要的因素是( )。
A、市場工資率 B、非勞動收入
C、家庭性因素 D、個人偏好
12、現代勞動經濟學認為，在工時固定的情況下，要實現的勞動供給量，的辦法是( )。
A、實行獎勵工資 B、實行計時工資
C、實行固定工資 D、進行道德刺激
13、勞動力供給等于( )。
A、勞動力數量×勞動力的時間
B、勞動力數量×勞動力的效率
C、勞動力數量×勞動力的時間×勞動力的效率
D、勞動力數量+勞動力的時間+勞動力的效率
14、影響勞動力供給的非經濟因素有( )。
A、市場工資率的高低 B、非勞動收入的多少
C、家庭因素的強弱 D、個人偏好
15、影響勞動力市場最根本、最主要的要素是( )。
A、市場性要素 B、組織性要素
C、社會性要素 D、工會、政府
16、勞動力市場的歧視主要可分為( )兩類。
A、種族歧視、性別歧視 B、種族歧視、身體障礙歧視
C、宗教歧視、身體障礙歧視 D、工資歧視、職業歧視
17、在支配勞動力流動的內在機制中，最基本的機制是( )。
A、工資機制 B、供求機制 C、競爭機制 D、風險機制
18、勞動力流動的經濟合理性是指( )。
A、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較
B、勞動力流動的收益大于勞動力流動的成本
C、勞動力流動的收益等于勞動力流動成本
D、勞動力流動收益小于勞動力流動成本
19、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決定性因素是( )。
A、健康狀況 B、社會文化因素
C、經濟因素 D、人際關系
20、與年輕的勞動力比較而言，年老的勞動力流動率較低，主要原因是年老的勞動力流動的( )。
A、直接成本增加 B、機會成本增加
C、心理成本增加 D、風險成本增加
參考答案：
單項選擇題
1、C 2、A 3、A 4、A 5、C 6、D
7、D 8、C 9、C 10、D 11、A 12、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