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6-21 09:07:1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學文獻綜述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對于對外貿易迅猛發展的中國而言，人民幣匯率波動的貿易效應受到了學術界廣泛關注和思考，本文將對相關文獻按照總體和區際分類的角度的進行評述。
1．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總體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近年來，由于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關于人民幣幣值匯率波動對我國總體貿易影響的討論一直十分激烈。縱觀這些成果的研究結論，大致可以分為三種觀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正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負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不大。
1．1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正面影響
魏巍賢早在1997年發表于《統計研究》的《中國出口與有效匯率的關系分析》一文對此有比較詳細具體的實證分析研究，最終筆者得出結論：從長期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出口總量的不斷增大與有效匯率的持續貶值密切相關，因此這意味著兩方面內容，一是我國以促進出口增長為目標的匯率政策是長期有效的，改革以來的匯率貶值確實起到促進出口長期增長的作用；二是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盡人意，長期的出口增長過分依賴于匯率的貶值。臨時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內也百弱f起出口總量的變化使之脫離它與有效匯率的均衡關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一文《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根據1973—2001年的年度統計數據，采用與魏巍賢相類似的方法．即用單方程協整分析檢驗調整后的實際匯率ARER、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和進口額的協整關系。加之EG兩法估計它們之間的長期關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實證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也得出了相類似的結論，即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并且筆者還證實了實際匯率可以改善短期內中國的對外貿易狀況。
通過檢索文獻發現．該類文獻的數量相對而言比較少，原因應該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事實與該理論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
鄭愷2006年發表于《財貿經濟》的一文《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基于SITC比較》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簡要綜述
根據有關的國際貿易理論，決定對外貿易通常有3個變量。第一是外國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對于外國商品的貿易條件，第三是貨幣比價即匯率大小。由此，為了度量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必須控制以上3個變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統計數據，筆者采用美國的工業生產指數來代替GNI或GDP數據，此外由于我國不存在進出口價格的完整時間序列數據，因此可以利用實際匯率進行替代。在構造實證模型時，筆者將波動率作為外生變量，在存在協整的情況下，相應采用VAR的擴展VEC模型來估計估計短期內波動率對貿易波動的影響。其構造的模型為：
其中，EX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數量的自然對數值，i表示為不同的行業，IPF為美國工業，生產指數的大小，R表示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的自然對數值，v表示實際匯率的波動率，ecm為誤差修正項，反映了貿易變化的長期趨勢。J表示變量滯后階數。
筆者運用了以上VAR的擴展模型進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決不平穩數據造成的不穩定性以及內生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來中國對美國按SITC出口貿易與實際匯率波動的關系，結果表明我國的一些行業受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較大。
此外，李建偉、余明2003年在《世界經濟》發表的《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及其對中同經濟增長的影響》一文也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圍總體貿易有負而影響”這-fq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筆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數據，與鄭愷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偉、余明兩位學者運用的是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十日關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是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重要因素，從而他們認為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度波動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巨大負面沖擊。
1．3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影響不大
曹陽、李劍武于2006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與波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數據，首先用AK—GARCH模型測算出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波動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兩步法，進行了協整分析，從而對“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進行研究，筆者發現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增加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不顯著。
強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經濟研究》發表《有關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對外貿易分析》一文．筆者通過對我國1990—2001年各種價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首先分別構建了出口方程以及進口方程，根據1990—2001年的樣本數據，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最終得出了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進口額與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的彈性關系不大，相關性較弱的結論。
綜上所述，以上三類分別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的正面影響、負面影響和影響不大三個方面進行了實證研究。
2．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區際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劉巍、郭友群2003在《國際經貿探索》發表了《對人民幣匯率與廣東省進出口額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一文，筆者運用廣東省1987-2001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人民幣牌價匯率變動1個單位，廣東省的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O．15億美元．人民幣牌價變動1％，廣東省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29％。這個結論說明，人民幣貶值有利于廣東省出口的增長。得出同樣結論的有關研究文獻是戴世宏2006年發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上海市貿易收支的影響》一文，筆者采用ADF檢驗，對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進口額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進行研究．發現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力地促進了上海市出口貿易的增長，這種促進作用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斷增強；進口方面，人民幣貶值對上海市進口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兩篇文獻主要是基于實際匯率與進出口量的關系分析，而陳志昂2001年發表于《商業經濟與管理》的《人民幣匯率與浙江出口變動的實證研究》一文則是分別考慮了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在泰米姆·貝佑米估計的貿易方程的基礎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關數據，建立了以匯率和貿易國國內生產總值為變量的長期和短期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分析得出結論：人民幣名義匯率對浙江出口正相關，實際有效匯率對浙江出口負相關，但匯率彈性較低。
所以，結合以上文獻總的來看，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各省對外貿易的影響的不同結果符合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中國制造”和“世界加工廠”逐漸形成的事實，并且市場規模的出口效應大都分布在中國的沿海發達地區，基本與經驗判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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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綠色商業 發展模式 綜述 研究框架
在關于中國綠色商業模式及發展趨勢研究的資料收集和整理過程中筆者發現關于綠色商業發展模式的研究文獻極少，然而關于綠色商業和商業模式的文獻和研究成果頗豐。本文將關于綠色商業和商業模式兩方面的國內外研究現狀進行了綜述。
關于綠色商業研究的現狀綜述
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一百提出“發展綠色商業”并創建了“綠色商業發展基金會”，開始了我國“綠色商業”的新紀元，“綠色商業”成為商業的時尚。自此，“綠色商業”的研究拉開了帷幕，曹靜（2000）進行了“商業綠色營銷市場分析”；吉福林（2002）做出“論商業企業的綠色經營”的思考，熊凱（2004）明確提出“綠色商業”的內涵，從商品及商業配套設施、商流與物流、營銷三方面進行分析。此后柴艷萍等（2006）從環境倫理和商業的角度提出構建與自然相和諧的生態商業的構想，朱成鋼（2006）指出應該“建立與綠色消費相適應的商品流通業”；特別是2006年中國商業經濟學會與商務部流通產業促進中心聯合組織“中國綠色商業發展戰略”課題的研究，引起了學者和業界的廣泛關注。
劉建湖（2007中國商業經濟學會）提出構建“以綠色商業為核心的產業生態體系”，強調了綠色商業的產業經濟生態功能，沈小靜、宋超（2010）對我國商業綠色采購體系的構建進行了研究，提出了商業綠色采購的概念，認為商業的綠色采購主要是在商業流通過程中，以批發和零售為主要業態的商業流通企業應采取對環境最小化的不良行為，從外部獲取商業企業所需的產品和服務，即商業流通企業以對環境影響較小的方式從外部獲取綠色產品和服務用于銷售和自身使用的行為；在2007年第二屆中國綠色商業發展高峰論壇學術交流中，高觀分析了“綠色商業發戰略問題”，周殿昆論證了“構筑綠色商業發展的良性互動機制”等學術觀點，這些研究成果和觀點從宏觀視覺論證和詮釋了綠色商業對我國的商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現實要求，并從理論上探討了綠色商業事業在我國商業經濟實踐中的發展前景、機制構建和實現路徑。2010年首屆中國綠色商業創新發展高峰論壇在北京成功舉辦，論壇會議全面總結了我國綠色商業創新發展經驗和成就，通過行業論壇峰會巨大推力，進一步提升了一批優秀綠色商業企業的品牌形象，為中國綠色商業創新發展樹立了標桿，促進了商業企業綠色品牌的自主創新和市場競爭能力的提升。
部分學者還對我國綠色商業的發展障礙進行了深刻分析和論證。主要的研究結論有：企業缺乏綠色營銷運作的的動力和能力使得綠色商業難以推廣；綠色商業作為一種商業模式與經濟發展水平錯位；消費者綠色消費觀念滯后；綠色市場秩序混亂、缺乏統一有效的管理規范等制約著綠色商業的發展進程。寧薛平、文啟湘（2007）對綠色消費障礙進行了分析，構建了綠色消費模型，提出綠色消費障礙類型，諸如市場需求障礙、價格障礙、消費環境障礙。
關于商業模式的研究現狀
商業模式概念的提出最早出現在1957年，但對于商業模式的研究直到2000年才引起國外研究者的廣泛重視，2005年以來我國學術界對商業模式的研究掀起熱潮。目前關于商業模式的研究日漸成熟。Osterwalder等提出了商業模式演化的五個階段。目前，有關商業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商業模式的概念、要素和類型。王偉毅、李乾文從創業視覺對商業模式進行研究，提出商業模式是創業者創意開發的最終成果，對商業模式的本質進行了研究（2005）。Michael Morris等（2003）指出，商業模式具有生命周期，包括規范期、強化鞏固期、適應期、修正期和再造期。何駿對上海社區商業進行研究，把上海社區商業發展模式歸納居住區商業模式、街坊型商業模式（2007）。2005年商務部頒布了《關于加快我國社區商業發展的指導意見》，國內學者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和不同側重點，對我國城市社區商業發展模式的現狀和改革作了深刻、獨到的分析。陳紅華（2005）分析了國內外社區商業的差異性：國外社區商業以購物中心為主，一般通過政府合理規劃，布局經過嚴格設計；而中國社區商業以住宅底商為主，往往是開發商獨立操作，布局隨意性很強。李曼（2006）從社區商業發展的優勢進行了研究，提出社區商業具有的優勢在于它是整個城市商業信心相容的基礎，是未來商業重要的投資對象和商業地產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是吸納社會就業的重要途徑。張曉娜（2008）對社區商業選擇的商業模式進行了研究。梁云（2009）對城鄉商貿統籌發展模式進行了研究，提出城鄉市場網絡化模式、供應鏈網連接模式、產業聯動模式、小城鎮商業模式、龍頭企業（市場）帶動模式，并以重慶為例進行了實證研究。
目前，理論界對我國綠色商業的研究和商業模式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礎，但不夠系統，鮮有綠色商業發展模式的深入研究。研究方法大都停留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模型分析不夠，技術操作層面上的較多，缺乏多學科的理論支持，理論深度有待進一步加強。因此，對我國綠色商業模式的創新發展研究非常必要。
中國綠色商業模式及發展趨勢研究框架設計
以中國的綠色商業模式為研究對象，以多學科理論為依據、構建綠色商業模式體系，轉變商業業態類型以引導和培育我國消費市場，提升我國商業的國際競爭力，適應我國經濟的發展趨勢。
中國綠色商業模式及發展趨勢研究的主要內容及重點、難點。首先，在對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梳理的基礎上，針對現有研究的不足，提出新的研究視覺、研究思路和方法，分析中國綠色商業發展模式及發展趨勢研究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對相關概念、綠色商業發展模式的主體進行界定，并對管理控制理論進行闡述。
其次，為中國綠色商業發展模式體系進行構建，這是該研究的核心內容。共分為四部分：第一，運用商業經濟學、管理學、營銷學等理論，深入分析綠色商業的特征和商業模式的創新的有效結合，明確中國綠色商業發展模式的趨勢。第二，分別從綠色商業發展模式的結構維度和關系維度出發，研究綠色商業體系的構建及相應商業模式的設計，結合政府推動、企業自主行為以及消費者需求的發展趨勢，構建出綠色商業發展模式的評價體系，從而建立起綠色商業發展模式的控制平臺。第三，為政府綠色商業發展的合理規劃及企業綠色商業發展模式的選擇提供建設性意見。第四，從外部評價和自我評價兩個層次，建立科學的管理評價體系，通過實時的評價、反饋，使我國綠色商業發展模式得以規范，不斷修正管理控制體系，更好地推動我國綠色商業發展模式的廣泛運用。
再次，在深入訪談和問卷調查的基礎上，對理論研究的結論進行實證檢驗，結合實際案例對綠色商業發展模式進行實證研究，總結出成功經驗，查找問題，給出建議。
實證研究工作量很大，費時費力，調研數據的取得有一定難度，綠色商業發展模式的構成要素龐雜，梳理取舍困難，確定綠色商業模式評價體系要素和標準復雜，構建評價體系難度大。
中國綠色商業模式及發展趨勢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研究理論框架設計。研究方法方面：首先，運用多學科交叉分析法，如經濟學、新經濟社會學、管理學、心理學、系統論等多學科理論對綠色商業發展模式進行探討；其次，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相結合、理論和模型相結合，在構建理論框架的基礎上，選取多個省份有代表性的城市、社區、城鎮綠色商業進行訪談、問卷、實地考察等方法進行實證研究；第三，比較分析的方法，對比分析傳統商業模式和綠色商業模式，總結綠色商業模式的發展趨勢；第四，典型案例法，選取有代表性的綠色商業企業，設計相應的研究框架進行剖析，提出改進建議。
研究思路方面：在相關文獻梳理基礎上，針對現有研究的不足，以多學科理論為依據，以綠色商業為主線，以綠色商業發展模式研究為目標，充分分析綠色商業的體系構建，歸納出綠色商業模式的評價體系，并設計科學的評價體系對綠色商業模式的發展進行實時評價、反饋、修正和動態優化。最后結合實證研究的結果和具體案例，為政府和企業提出可操作性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1980年代；“美的規律”；綜述
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他早期關于經濟學和哲學的一部未完的讀書筆記，在《手稿》中，馬克思對什么是“美的規律”沒有做出具體的說明，這在1980年代就引發了的美學學者的不同理解。關于“美的規律”的論爭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其一是如何認識馬克思的“美的規律”。其二是對與“美的規律”相關的“內在的尺度”與“物種的尺度”的理解。
如何認識馬克思的“美的規律”上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認為“美的規律”是客觀的。蔡儀從“美的規律”就是美的本質、“美的本質就是典型”而推導出“美的規律就是典型的規律”，是一種客觀存在的自然規律的結論。蔡儀的觀點得到了王善忠、張國民等人的贊同。王善忠在《也談“美的規律”》中指出了“美的規律”的客觀性質，認為“美在于客觀事物本身，或者說，在客觀事物中存在著規定事物之所以美的客觀規律”。張國民在《如何認識馬克思的“美的規律”論》中認為馬克思發現了客觀的“美的規律”，“并作了理論概括”。與蔡儀等人觀點相反的一方認為，“美的規律”與主體、人的“實踐”相聯系。朱光潛和李澤厚都沒有直接解釋什么是“美的規律”，但他們都是從生產勞動的角度理解“美的規律”的。朱光潛把“美的規律”理解為主觀需要和客觀屬性的統一，這種看法符合他關于美是主客統一論的觀點；李澤厚認為“人是依照美的尺度來生產的”，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物體是人改造自然的勝利，是人的自由的實現。馬奇認為美的規律離不開人的實踐，“正是在這種自由、自覺地實踐活動的基礎上，才談得上人還能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物體”，“美的規律”就是“在真和善的基礎上，以真、善為內容的形式的規律。美的規律就是關于形式、美的形式、造型的規律”。蔣孔陽認為人類勞動的自由自覺的特點能讓人類“依照美的規律來塑造物體”，“美的規律應當是：人類在勞動實踐的過程中，按照客觀世界不同事物的規律性，結合人們富有個性的特征的目的和愿望，來改造客觀世界；不僅引起客觀世界外在形態的變化，而且能夠實現自己的本質力量，把這一本質力量具體地轉化為能夠令人愉快和觀賞的形象”。 陳望衡認為“‘美的規律’應該包含人的自由天性怎樣得到體現的內容”，陳望衡通過對“自由”與“自覺”的分析，得出“美的規律指的是：通過恰當的感性形象充分體現出人的自由意志，顯示人的本質力量。它是客體的感性形象與主體的自由而自覺的類的特性的完美統一”。周來祥認為“人類的勞動，是把客觀規律性和人的目的性辯證的、生動的體現在勞動過程中，現實的客觀的凝結在對象化的世界——勞動產品中，美的規律也就是這種客觀必然性和人的目的性和諧統一的規律”。朱狄認為馬克思是從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出發來講“美的規律”的，這里的生產指物質生產，因為“人類的實踐活動是區別于動物的一種有意識的活動，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種基礎，所以人才能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物體”，馬克思的重點都是在講主體而并非客體。
在與“美的規律”相關的“內在尺度”與“物種尺度”的看法上，一方觀點認為“內在尺度”與“物種尺度”指的都是對象本身所固有的尺度。如朱光潛認為“內在尺度”與“物種的尺度”指的都是對象本身的標準。蔡儀認為兩個尺度都是屬于物的特征，張國民、嚴昭柱都支持蔡儀的這一觀點。陸梅林在《美學的崛起》中也認為“內在固有的尺度”“顯然指客體”。程代熙在《關于美的規律——馬克思美學思想學習札記》中，認為尺度和規律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人治造不出任何一種對象的“尺度”，“馬克思說的‘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進行生產’這句話的真諦，就是要人們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要尊重客觀規律，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辦事”。與以上觀點相反的一方認為，“內在尺度”指的是主體的尺度，“物種尺度”指的是客體的尺度。此種觀點，在李澤厚的《美學三議題》、劉綱紀的《馬克思怎樣論美》和《關于馬克思論美》、朱狄的《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對美學的指導意義究竟在哪里？》、陳望衡的《馬克思“美的規律”說初探》和《試論馬克思實踐觀點的美學》、鄧曉芒的《勞動異化與其根源》等文章中均有體現。另外，在圍繞“內在的尺度”的翻譯和歸屬問題上，程代熙和墨哲蘭還展開了一次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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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程代熙.關于美的規律——馬克思美學思想學習札記[C].見：程代熙編.馬克思《手稿》中的美學思想討論集.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
作者簡介：
關鍵詞：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歷史研究；實證研究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11(03)－0013－06
一、引言
比較經濟學在很長的時期內沒有把文化作為一個重要的分析變量，即使是哈耶克在爭論社會主義問題時，也主要是研究市場經濟的普適規律，而非各個國家的文化背景。科爾奈等重點研究特殊制度背景下生產、投資、消費等方面的問題(如前蘇聯計劃經濟下的預算軟約束和隱性通貨膨脹)，沒有對不同國家的文化進行比較，也沒有運用文化解釋不同經濟制度的成因和績效。
事實上，經濟學早期的大師們非常重視文化的影響，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就已經體現了這一思想。約翰?穆勒也認為，文化有時候比追逐個人利益更重要，馬克思則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想說明文化的來源。但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統治的時代，文化基本是上被排除在經濟學家的視野之外。即使在新制度經濟學家那里，文化也沒有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在比較經濟學界，文化也很少被看作一個重要的變量，這是由當時經濟學界普遍的觀念所決定的。
文化被經濟學家冷落，卻在社會學家那里得到了足夠的重視。馬克斯?韋伯把文化視為社會結構和經濟績效的重要解釋變量，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論述了新教精神的淵源，剖析了新教在促進16－18世紀的企業家開拓創新、勤奮節儉方面所發揮的重大作用。本菲爾德認為，文化是解釋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意大利南部之所以不發達，就是因為意大利南方人狹隘的自利主義文化，只關心自己和自己小圈子的利益。本菲爾德和帕特南進一步建立了社會資本理論，認為經歷過中世紀歐洲自治城市生活和市民社會的國家積累了社會資本，而社會資本在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蘭迪斯(Landes)把文化和信念、價值觀等聯系起來，并認為信念、價值觀影響了經濟績效，雖然他列舉的文化要素只有工作努力程度、寬容程度、誠實守信等內容，但他把信念、價值觀作為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傳導途徑的思想，對施萊佛(Shleifer)、津加萊斯等研究文化的比較經濟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文化研究的一類重要內容是不同文化的比較研究，這方面最典型的成果是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和美國的個人自由主義文化進行對比，揭示了日本帝國快速崛起而后走向滅亡的文化動因。文化比較研究強調不同文化的特點和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對經濟、政治體制的塑造作用，這種思路及其研究結果對比較經濟學家產生了重大影響。
比較經濟學一度相信，造成國家和西方國家經濟績效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經濟體制差異，而比較經濟學家并沒有深究經濟體制的由來。劇變以后，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引進了市場經濟體制，但經濟績效不但沒有上升，反而急劇下滑。轉軌國家的不同發展狀況以及各個國家在政治經濟體制和經濟績效方面的差異，已經不能僅僅用市場機制或計劃機制來解釋，而需要引入更多要素，文化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相對于其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而言，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的穩定性。人們被動地從父母、社群等處獲得文化的熏陶，一般會接受自小獲得的文化并把文化傳承給下一代。任何經濟體制和政治制度都植根于文化之中，同樣的機制打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烙印。因此，對于經濟體制，文化基本是穩定不變的，經濟體制或政治制度在短期內只能被動地適應文化，被文化所塑造和改造。
一部分學者將文化納入比較經濟學的視野中來，形成了比較經濟學的“文化學派”。文化學派的研究有兩種進路，一種進路以羅斯菲爾德為代表，另一種以津加萊斯、基爾索等為代表。羅斯菲爾德對比較經濟學特別是前蘇聯的經濟有深入研究，他認為文化是被社會大眾接受的行為模式，他對主要經濟體的政治經濟狀況進行比較，引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理論(如本尼迪克特等關于日本文化的學說)，崇尚基于歷史和統計資料的具體分析而非數理或計量模型。我們可以把這種進路稱為“歷史研究”，津加萊斯等認為文化是一種代際傳承的信念或價值觀。相對于羅斯菲爾德而言，基爾索、津加萊斯更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接受，他們構建了一個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簡明模型，依據跨國調查的數據，選擇變量，進行實證研究，我們可以稱這種進路為“實證研究”。
本文在這里首先將闡述“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的主要學術思想，然后對比兩種研究進路的特點，并作評論，最后本文指出比較經濟學文化研究的發展方向。
二、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的“歷史研究”
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歷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羅斯菲爾德。羅斯菲爾德首先定義了文化，他認為文化是被社群贊賞的經久持續的態度和行為方式，這種態度或行為方式會塑造公共政策和法令，為法律提供基礎，但又超越現時的公共政策和法令，因此具有先驗性和超越性。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是通過它對制度的塑造和對經濟活動方式的調整來實現的。文化影響了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與一個國家融合的程度，文化也扭曲了很多政治經濟體制，使得這些體制按照文化的偏好(或某些集團的偏好)來運作，文化還保持了低效率制度的穩定，使得“較差的體系并不必然被優勢體系掃地出門”。
羅斯菲爾德指出，人們都希望規則有利于自己的特殊利益，這種自私傾向使得文化有了作用，文化是和道德、政治活動混合在一起發揮作用的。有的文化遏制人們過分追求特殊利益的行為，卻鼓勵人們追求正當利益的行為，而有些文化則限制個人追求財富、擁有財富的行為。羅斯菲爾德進一步發展出文化的復雜系統觀，他認為文化是道德、政治和社會價值的混合體，文化包含著很多要素，這些要素經常被放在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社群主義等概念中，而實際上每個國家的文化都是各種要素的復雜混合物，不能簡單地貼上“集體主義”之類的標簽。羅斯菲爾德關于文化的這種看法，使得他不是抽象出文化的有限概念來演繹文化對經濟體制和經濟績效的影響，而是具體而細微地探索每一個經濟體中文化的具體影響機制。
羅斯菲爾德認為，現實經濟體的一個根本性特征是它對待個人在黃金定律(即個體公平競爭中互不侵害的原則)約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態度。如果一個經濟體能鼓勵人們無限制地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追求過程中所受到的約束都是來自于競爭自發產生的規范(即“自我規范”)而非其他力量，那么這個經濟體就是最高經濟效率的普適性經濟體，羅
斯菲爾德稱之為A類體系。但是，現實的主要經濟體都不是A類體系，而是基于自身獨特文化的不完美體系，羅斯菲爾德稱它們為B類體系。B類體系的最主要特征是個體行為受獨特文化的規范，文化會限制黃金定律發揮作用，或者取代黃金定律來規范個人行為，對個人逐利施加更多的限制。文化會限制自由競爭、鼓勵社會優先考慮一些目標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惜犧牲其他目標和其他人的利益。這樣，經濟體的參與人為實現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不斷地扭曲競爭體系，這就導致權力發揮作用。文化規范下的經濟體會出現壟斷、尋租等現象，政府也不再是完全中立的而是有偏向性的。
現實的經濟體系全是B類體系，在文化和權力的規范下，各個經濟體實際上都不是最有效率的，而只是各自的文化和有權者更偏好的經濟體。文化和權力集團扭曲市場規律(主要是供求法則和凱恩斯法則)的程度，決定了各個受文化規范的經濟體的經濟績效和發展潛力。羅斯菲爾德為了比較各經濟體的相對優劣，選擇了A類體系作為完全競爭性質的標桿。A類體系具有最高的績效，而B類體系的文化規范則修改了A類體系下企業和市場的運作規則，改變了A類體系下的組織模式(A類體系下企業的組織模式是完全競爭廠商)，也改變了供求定律或凱恩斯宏觀經濟規律背后的組織和個人行為，從而導致市場機制發生扭曲，產生了不同的經濟績效。這些經濟體的經濟績效和A類體系相對比，就可以在統一的框架下確定各種文化規范經濟體的運行特征和相對績效。
羅斯菲爾德比較了五個經濟體(美國、西歐、中國、俄羅斯和日本)的運行模式、優缺點以及發展潛力。研究發現，這五種經濟體中，最具發展潛力的還是美國，中國也會有一段高速發展的時期，而歐陸和日本能否走出停滯、中國和俄國能否解決轉型中的問題，都還是未知數。在轉型理論方面，羅斯菲爾德認為，俄國由于威權主義的持續影響，還遠未轉型成“正常國家”，中國的漸進式轉型要優于俄國的休克療法。因為各國都是文化規范型的經濟體，而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很多偶然事件和歷史都具有重要性，經濟系統也不能簡化成某種原則，一個制度則很少能和其他制度完全配合。羅斯菲爾德認為，“每一個經濟體都是傳統的”，因此轉型開始時人們不會知道最佳路徑是什么，也不清楚前進的方向，轉型需要有耐心的制度實驗，需要從干中學。
總的來看，羅斯菲爾德建立了一個基于文化的比較經濟學理論框架，這個體系以個人規范的經濟體為最有效率的標桿，而把現實中的各種經濟體視為受文化規范的經濟體。文化影響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政治活動的理念、目標與方式，再通過經濟政治活動(特別是涉及到改變平等競爭權力方面的活動)影響消費品市場供求、勞動力市場均衡、投資決策以及利率、貨幣和對外貿易等宏觀經濟要素。在此基礎上，文化影響了一個經濟體的運行特征和經濟績效。這樣，羅斯菲爾德就完成了文化對經濟體制影響的完整解釋。
三、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的“實證研究”
主流經濟學近年來的領軍人物如施萊佛、津加萊斯等也在研究比較經濟體制和文化。基爾索、撒皮恩扎和津加萊斯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一個研究文化和經濟績效的框架。文化被定義為一種可代際傳承的信念與價值觀。文化影響了人們的信念和偏好，導致了不同的行為傾向，故而不同信念和偏好的人們在處理經濟事務時會有不同的選擇，從而導致經濟績效的差異。因此，文化實際上并不是直接影響經濟績效，而是以信念和偏好的改變作為中介來間接影響經濟績效的。總結起來，“實證研究”的理論范式就是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經濟績效。
依據上述范式，基爾索等開展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實證研究首先要獲取數據，然后要選取適用于計量方法的可量化變量。由于文化和經濟績效存在互相影響的關系，所以實證研究必須挑選不受經濟波動和制度變更等短期因素影響的文化變量。基爾索等把文化局限在宗教和地域這兩個因素上，這兩個因素不隨短期經濟績效和經濟體制影響，也較容易在問卷調查中量化。在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傳導機制方面，基爾索等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信任方面。這是因為信任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已經被大量學者證實，信任行為和信任偏好已得到了行為經濟學和博弈論的廣泛研究。經濟績效則用具體的經濟行為或人們對經濟事務的態度來衡量，包括公民自主創業的積極性、國家的儲蓄額、進口總額和對外直接投資數量等。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經濟績效范式也就變成了宗教一地域一信任一經濟行為范式。
基爾索等首先進行了關于文化和經濟活動態度的實證研究。文化的變量是宗教，而宗教影響經濟活動的主要途徑是經濟活動的態度，它們包括合作意愿(Cooperation)、對待政府的態度、對婦女工作的態度、合法性規則(Legal Rules)、勤儉(Thfifti－ness)以及對市場經濟的看法。程度采用種類、是否自小就處于宗教環境中、是否經常去教堂或參加宗教活動等來衡量。結果表明，有的人更信任別人，也更信任政府，更遵守法律規范，無神論者正好相反。有的人總體上更支持勤儉持家，更支持市場經濟，認同市場經濟是公平的，個人應該承擔責任。除印度教以外，各種宗教中，越是從小在宗教氛圍里成長，對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新教比天主教更傾向于信任他人。除佛教以外，其他程度都和寬容程度正相關，伊斯蘭教和印度教尤其不寬容，但它們比天主教和新教更傾向于信任政府。天主教、新教和印度教都傾向于私有產權，伊斯蘭教比較不喜歡私有產權。新教顯著傾向于用公平換激勵，只有天主教顯著主張應該教育孩子們勤儉持家，除佛教外所有宗教都認為人們是懶惰的、缺乏意志力。宗教教條的改變也促進了信徒經濟態度的變遷，以天主教梵二會議(1962)為轉折點的實證分析發現，出生在梵二會議以后的人更信任他人，更寬容，更尊重婦女權益，但卻更反對私有產權和市場競爭。
基爾索等首次按間接影響的范式研究了文化和經濟績效的關系。這些研究完全遵循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經濟績效的范式，是分段進行的，首先考察文化對信念或偏好的影響，再考察信念與偏好對經濟績效的影響，從而證實文化對經濟績效的間接作用。文化主要選用宗教和地域為代表，信念和偏好用信任和節儉的意愿作為代表，經濟績效主要用人們自主創業的積極性、國家儲蓄以及再分配意愿為代表，實證數據主要來自對美國公民的社會調查。結果發現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信仰對信任有正向影響，歐洲國家移民的信任程度更高。具有較高信任程度的人更傾向于自主創業，勤儉持家的偏好對國家儲蓄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基督教信徒和白人、亞裔都更反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基爾索等進一步論述了文化差異對經濟績效(主要是國際貿易和FDI)的間接影響，樣本來自歐洲國家。基爾索等先考察了歐洲國家國民之間的相互信任程度，繼而考察了信任對進出口貿易和FDI
的影響。在影響信任程度的因素方面，基爾索等考慮了相同程度、地理距離、對該國的了解程度(用一國報紙上關于該國的新聞的多少來衡量)、語言是否來自同一古代語言、法律根源和類型是否相同、兩國歷史上是否交戰、兩國人長相是否類似(主要是頭發的顏色)、兩國人基因上是否接近等因素。結果發現，和法律淵源接近、語言出自同一語系的國家相互之間更信任，而歷史上發生過戰爭的國家之間較不信任，長相和基因接近也對信任程度有正向的影響。兩國相互信任程度越高，貿易額和直接投資力度也越高。
基爾索等還研究了文化對人力資源稟賦的影響。2008年他們在《科學》(Science)上，利用問卷調查的數據考察男女經濟平等程度、文化和男女知識水平(主要是數學水平和閱讀水平)差距之間的關系。在他們的研究中，男女經濟平等程度用世界經濟論壇性別差距指數(World economic forum gender gap index)來衡量，該指數越高女性的經濟社會地位越高。文化則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問題是：“當工作機會有限時，你認為男性應該比女性更有資格獲得工作嗎?”婦女活躍程度用參加工作的適齡婦女勞動力數量，還有一個指標是婦女政治參與度，也來自世界經濟論壇的調查指數。研究結果表明，在男女更平等的社會里，男女在數學能力上的差距顯著縮小。在男女比較平等的社會里，女性不僅在數學能力上，而且在閱讀能力上都有提高。當然，男性的數學分數仍然高于女性，但這種差距在男女更平等的社會不再明顯而且和GGI指數無關。
上述四個方面是近年來基爾索等關于文化和經濟績效關系的主要實證研究。從研究的結果看，文化對經濟活動態度有直接影響，對經濟績效有間接影響，間接影響的傳導機制則是偏好和信念，具體來說則是信任和經濟生活態度。實際上，基爾索等只是考察了、地域因素或社會資本對經濟績效的影響，總體上看基督教信仰更有利于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發達國家的文化氛圍也更利于經濟增長。
四、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的主要特點與評價
羅斯菲爾德的“歷史研究”無論是在基本范疇、研究范式和結論方面，都具有鮮明的特點。在基本范疇方面，個人規范、文化規范的概念是羅斯菲爾德框架所獨有的，也是這個框架中最重要的。個人規范和文化規范的區別，突出了經濟活動中的一個重要事實，即個人活動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毫無拘束地追求個人利益，而他必然要受到社會規范、法律等方面的制約，這種制約的來源和性質決定了個人活動的范圍和結果，也決定了經濟體系整體結果。
從這兩種研究方式的基本范疇中，我們可以發現，歷史研究沒有對人性做出基本假設，沒有引入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等概念，也沒有建立一些可以作為演繹推理基礎的抽象概念，其范疇都來自于對現實的概括和洞察，都是對現實活動的基本內容的描述。歷史研究范式沒有演繹推理，更沒有數理模型。羅斯菲爾德的理論并不是一個包含有限要素、既定邏輯和可證偽的假設的體系，而是關于文化對經濟影響的機制描述或者說思想實驗。在對比研究經濟體的運行特征和經濟績效時，歷史研究是用大量的統計數據和實際資料，對經濟體的各個維度逐項進行描述、分析和對比。
基爾索和津加萊斯等的實證研究則和主流西方經濟學的范式保持一致。他們提出的文化對經濟績效影響的線性傳導機制非常容易形式化，雖然基爾索等還沒有建立一個數理模型，但他們完全可以做到。在確定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傳導機制以后，基爾索等人提出了可證偽的假設，并進行實證研究。由于文化、經濟績效、信任等概念較難量化，基爾索等采用了變量，利用變量之間的計量關系推斷文化和經濟績效的關系。這種研究范式是主流經濟學的經典范式。
比較來看，“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的框架既有類似的地方，也有鮮明的區別。“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都是先建立一般理論，再進行經驗研究。“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都相信文化對經濟績效有重要影響。“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存在幾點顯著的差異：首先，“歷史研究”的文化范疇內涵非常廣泛，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而“實證研究”則竭力把文化范疇的內涵縮小到一兩個維度以便把握。其次，“歷史研究”中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是多維的、非線性的，而“實證研究”則僅限于若干種可能的傳導機制。再次，“歷史研究”不進行實證研究，只采用基于直接的統計數據和現實資料的分析，存在一個和被比較體系維度一樣的最有效體系作為標桿，而“實證研究”是去尋找間接的變量進行實證分析，不對現實進行描述，看重數量關系，且沒有一個標桿。
雖然都能發現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兩種研究思路還是各有優劣。“歷史研究”非常具體，并且貼近現實，能對現狀進行直觀的考察。“歷史研究”給我們展現了一個真實的英美、西歐、日本、俄國。我們能從中體會到真正的現實，也能利用其描述而進一步分析。但是，“歷史研究”仍然缺乏一個抽象的演繹理論體系，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規律、各種要素對文化傳導機制的影響等問題都沒有得到解答。另外，“歷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羅斯菲爾德堅持用新古典框架作為標桿，而不采用現代制度分析理論，這使他的學說遺漏了很多問題，例如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交易成本問題等，而這些正是文化發揮作用的途徑。“實證研究”初步探索了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機制，提出了文化影響信念和偏好，信念和偏好再進一步影響經濟績效的理論，為繼續探索文化影響經濟活動的具體機制開辟了道路。但是，目前基爾索等的文化概念和信念、偏好等概念還太狹窄，僅限于信任，而且使用變量的實證分析也有偏頗之嫌，不能具體看到不同經濟體中文化影響的真實場景。基爾索等把地域因素和宗教因素作為文化的代表，但近現代以來經濟發達、經濟觀念較先進的社會本身就是歐美基督教社會，所以文化因素和經濟績效容易產生自相關問題，在研究設計上還值得商榷。
五、結論與展望
（武漢科技大學文法與經濟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65）
摘 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大部分富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農村出現了一個數量龐大的留守婦女群體，她們是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獨特產物。以武漢市遠城區留守婦女為研究對象，闡述了該群體面臨的困難及其原因，并積極尋找解決留守婦女問題的對策。
關鍵詞 ：留守婦女；城鄉二元體制；社會保障；勞動技能培訓
中圖分類號：TU98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0．040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社會工作協同社區治理研究”（項目編號：13BSH088）；湖北省高等學校重點文科基地課題“社區社會組織發展與社會工作介入研究”(項目編號：HBNPO2012ZD005)。
作者簡介：彭惠青（1963-），女，武漢科技大學文法與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會治理、社會工作；江綠榮（1989-），女，武漢科技大學文法與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會保障。
收稿日期：2015－03－16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以及城鎮化的進程不斷推進和加速，農村經濟結構及基本狀態的變化也隨之發生，農業生產效率提高，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越來越多。由于城鄉二元體制，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結構也不合理，農民為了尋找更好的就業、居住、教育、醫療條件，開始嘗試離開家，流入城市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這些成為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因此，伴隨農民進城務工、實現勞動力轉移，妻子被迫留在家里，擔負起照顧家庭老人與孩子的重任，這種現象在經濟較落后的地區很普遍，人們稱此群體為“留守婦女”，“丈夫外出，妻子留守”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值得深思。
1 留守婦女面臨的困境
1．1 生產生活勞動強度大
對武漢市遠城區留守婦女承受的勞動強度情況，筆者分別從家務勞動和生產勞動兩個方面進行了調查，當此地留守婦女被問及“家務活主要由誰承擔？”這一問題時，有318人表示全部由自己做，占54．45％；226人表示由自己和老人、子女分擔，占38．70％。
對遠城區留守婦女生產勞動強度的調查，有333人選擇全部由自己做，占57．02％（占首位）；由留守婦女自己、老人、子女共同分擔做”的有190人，占32．53％；還有63人表示所有的生產勞動全部由老人或子女一起完成，占10．79％。留守婦女獨自承擔生產勞動，勞動強度大，不堪重負。
1．2 留守婦女對子女教育負擔重大
調查發現，留守婦女家庭多為核心家庭，半數以上為獨生子女家庭。因為所調查的武漢市遠城區是大城市的近郊，父母、公婆、兄弟姐妹往往都同住一個村子，既相互獨立，又相互有照應。調查結果顯示，62．67％的留守婦女家庭只有一個孩子，其原因為現在的養兒成本巨大，新的生育觀念已經被認同。大部分留守婦女家庭雖然只有一個孩子，但是仍然有比較大的困難存在于子女教育這一塊。在對武漢市遠城區留守婦女子女教育情況調查時，有21．06％的人認為學費貴，家庭經濟壓力大，有62．84％的人認為自己文化水平不夠，無能力輔導孩子學習，還有30．82％的人覺得自己時間有限，沒有精力教育孩子，普遍面臨重大的子女教育負擔。
1．3 缺乏安全感
隨著農村大量男性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農村治安的防范力量逐漸減弱，影響安全的因素逐漸增加，孩子、家庭財產以及留守婦女自身都會受到不同的安全威脅，留守婦女遭遇性騷擾的案件經常發生。在對武漢市遠城區的調查中發現，認為轄區治安狀況一般的留守婦女有57．19％，認為轄區治安狀況良好的只占36．13％，而認為轄區治安狀況較差的也有6．68％。為了了解遠城區留守婦女生活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進一步調查發現留守婦女中有56．51％對孩子的安全感到擔憂，有21．92％的人擔心家庭財物被盜，還有6．34％的人擔心遭遇性騷擾，缺乏安全感。
2 造成留守婦女困境的原因
2．1 農業機械化程度低，留守婦女勞動量大
首先，在工業、農業、服務業三大產業中，政府對農業產業（第一產業）的投入比例偏小。目前，我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的程度還不太高，直接導致的后果是農業產值低、農民增收難、農業現代化程度不高，農民還是停留在依靠傳統人力進行農業生產勞動，對于留守婦女而言，撒種、除草、噴農藥、收割等農活經常靠自己一個人完成，生產任務多，勞動量大。農業基礎設施落后，遠城區道路交通建設落后，無法承載大型商貿、建筑車輛，經濟發展受限。
其次，當前低下的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也是阻礙遠城區經濟發展的根本性原因。落后的農業生產工具，如傳統鋤頭和耙現在還是農村主要的生產工具，“農業靠天吃飯”的現象在該地區存在較為普遍。
2．2 子女教育費用貴，成長缺乏關懷
留守婦女家庭地處農村，經濟來源單一，供養孩子上學成為她們主要的負擔。在輔導孩子學業方面，留守婦女倍感壓力，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留守在家的婦女大多數文化水平較低，對孩子的學習教育感到非常吃力，加上上有父母需要照顧，還有家務需要處理，外有農活需要料理，留守婦女根本沒時間過問兒女的學習情況。
2．3 治安防范體系不完善
由于武漢市遠城區偏離主城區，治安防范基礎設施投入滯后，無業游民較多，武漢市遠城區留守婦女家里被盜竊的情況時有發生，每當遇到老人或孩子生病或者家庭成員與鄰里發生糾紛時，留守婦女就會感到束手無策，特別是當有些留守婦女遭遇社區男性的性騷擾等突況的時候等，留守婦女很缺乏安全感。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遠城區群眾整體防衛能力減退。二是遠城區的普法宣傳教育不到位，留守婦女的法律意識淡薄。
3 解決武漢市遠城區留守婦女問題的對策
3．1 改善社會保障制度
政府要改變政策，使政府福利政策更趨向于重投入而不是“甩包袱”。首先，要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村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的投入，起到財政資金的政策導向作用，帶動更多的社會資金關注農村的社會保障，加快推進和完善當前以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慈善等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其次，要大力宣傳新農合政策，確保黨與政府的好政策能讓村民切實的知道并熟練掌握。增強主動服務意識，主動聯系相關部門，協助解決困難家庭的參合繳費問題，讓新農合政策在農村應享盡享，尤其是所有“留守”家庭成員都要享受到。
3．2 發展地方經濟
發展遠城區的經濟是妥善解決留守婦女問題的根本出路，各級政府要加大對外宣傳，優化遠城區環境，加大招商引資力度，使大中型企業落戶該地，最好是引進一些農產品加工行業的龍頭產業，這樣既可以新增就業崗位，又可以帶動當地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為農民增收創造途徑；引進大型企業，將可以平整的土地進行平整，加大土地流轉進程，在農民參加該企業工作的同時，又可以享受到自家土地流轉的紅利；鼓勵全民創業，在國家刺激內需、鼓勵消費的大環境下，支持農民就近、就地創業，可以多開發創新一些休閑產品、旅游產品等。只有通過這種離地不離鄉的就業模式，丈夫才能幫助分擔家庭責任，減輕留守婦女家庭的壓力。
3．3 發揮婦聯組織作用
婦聯在婦女群眾和黨之間主要起橋梁和紐帶作用，在工作中，婦聯應該始終以創建“平安家庭”為重點，為農村地區建立完善的治安防范體制貢獻力量，努力創造安全的生活環境，提供留守婦女情感傾訴渠道，解除她們內心的焦慮與不安。從軟硬件方面加大遠城區留守婦女的法律意識，增強其自我保護意識，并發揮自身組織優勢，定期組織體檢、心理疏導、提供法律咨詢等；在尊重留守婦女意愿的基礎之上，鼓勵她們組建互助組織，搭建留守婦女內部情感傾訴橋梁，在互幫互助的基礎上，謀求共同進步。
3．4 完善農民工探親休假制度
由于勞動就業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在城務工的農民工為了保證“飯碗”，沒有機會回家探親，一些企業對于國家規定的探親休假制度置若罔聞，農民工家庭情感無法維系。自1995年《勞動法》以及2008年《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實施以來，明文規定實行帶薪休假制度，勞動者在達到一定工作年限后可以享受帶薪休假。目前存在的問題不是缺乏帶薪探親休假立法，而是存在一些部門和企業有法不依。要保證農民工合法權益，首先是要保證有法必依，有關部門應該加大執法監管力度，對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的行為要加大處罰力度，進行一定的經濟制裁。同時，廣大農民工要提高維權意識，加強農民工內部聯合，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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