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西方音樂史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樂教學活動中轉變舊方式?新的方式會給音樂課堂帶來什么樣的變化?下面，就以三個教學片段為例，評析音樂學習方式的轉變所帶來的變化。

《一年級的起始課》案例背景說明:這是一堂一年級的音樂起始課。對象是剛剛離開幼兒園，不滿7周歲的核子。他們對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現的欲望強，但自我約束力差，再加上我們學校音樂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課)，沒有桌子、椅子，卻有鏡子、把桿。如果不教給學生正確的走、坐、站等常規知識，那么就不能保證以后的音樂課能順利進行。但是如果單純的講述音樂課的常規，要求學生這樣、那樣，學生對音樂課就會失去興趣。失去了音樂學習的興趣，音樂課程就有可能成為虛設，因為興趣是學習的巨大動力，是學生主動學習和研究的精神力量。從學生的年齡、生理等特點出發，從這堂課的重要性出發，我給這節起始課制訂了以下的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

教學目的:通過音樂游戲的形式來初步建立課堂常規，縮短與學生的距離，使學生集中精力主動投入教學中，喜歡上老師和音樂課。教學內容：1.了解進出音樂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規。2.學唱音樂問好曲。3.學習坐、站、走的正確姿勢。4.初步養成聽、唱的好習慣。為了體現音樂課程標準中所提的“三維一體的教學目標”，順利完成教學任務，我進行了以下的教學設計。

第2篇

以下就跨界問題進行的討論僅限于跨學科論域。

毫無疑問，跨界是有限定的，一是僅限于不同者而非不及者，二是進一步限于不同者能否搭界而非隨意混搭。因此，當我們在討論跨學科問題的時候，就必須嚴格遵循有明確定位的學科自性與有條件產生位移的學科間性。至于說，學科范式究竟是否受制于西方的問題，似乎可以不作為這種討論的附加條件，因為學科這個概念本身就是屬西方的。

那么，之所以成就為學科的基本條件又是什么呢？簡而言之，就是對象和方法。比如，依對象確定學科者：音樂哲學、音樂美學、音樂批評學、音樂史學、音樂人類學、音樂形態學、音樂心理學、音樂分析學等等；依方法確定學科者：歷史音樂學、體系音樂學、民族音樂學、思辨音樂學、實證音樂學、分析音樂學、批評音樂學、考古音樂學、描寫音樂學、修辭音樂學、詮釋音樂學、實驗音樂學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此而把對象與方法進行更高層級關聯的情況也是常見的。比如，通過思辨音樂學的方式研究音樂哲學問題，通過實證音樂學的方式研究音樂歷史問題，通過分析音樂學的方式研究音樂形態問題，通過描寫音樂學的方式研究音樂美學問題。由此推衍到具體者，可以包括：音樂作品與音樂現象的結構形態（包括音樂作品的音響結構與音樂事項的音聲功能），音響樂譜的書面寫作與音聲事件的口頭傳承，音樂體驗以及相應的感性直覺經驗，音樂認知以及相應的理性統覺概念，作品修辭通過整體結構描寫與純粹感性表述并及音樂自身存在，聲音概念與感性修辭的規模作業，音樂史以及相關音樂作品的現實存在、歷史存在、意向存在、本有存在等等。

當然，伴隨職業分工的愈益細化，學科深度的不斷進展與學科廣度的不斷擴充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就像波蘭美學家塔塔爾凱維奇所說：為了在他的內心掌握住復雜多變的現象，我們便將它們類分在一起，當他按照極其普遍的范疇，將它們納入大類之時，他便在它們之中建立了廣大的秩序和條理。

就現代形態范式的音樂學而言，有必要提到奧地利音樂學家圭多·阿德勒（Guido Adler，1855-1941）在其寫于1885年的《音樂學的范疇、方法和目的》中提出歷史音樂學與體系音樂學的二分法。歷史音樂學（Historical Musicology）：以研究史料本源或源流的本源學，以古文字學、音樂作品的分析與詮釋、音樂形式與種類史、音樂風格史、音樂理論與音樂評論史、音樂社會史、樂器與演奏史、音樂家傳記等等為主。其中，詮釋學（Hermeneutik）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體系音樂學（syste-matical Musicology）：以研究音響學的聲音分析與組合、電子音響學、立體聲學或室內聲學、樂器學、聽覺生理學、聽覺心理學、音樂心理學、音樂美學、音樂社會學、音樂教育學，以及近來被重視的音樂符號學、音樂語義學等等為對象。其中，實驗是最重要的研究法。

與后來類分愈益細化復雜的學科范疇相比，阿德勒二分法似乎有點簡略，但究其根本，依據時空間基本維度規約、依托人類認識事物法則基本規訓所成就起來的這個二極類分，依然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全息界面，理應引起學界的充分關注與重新審視。

2008年，筆者在第八屆全國音樂美學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零度寫作：并及音樂美學學科與音樂學寫作to be問題，三個討論：how，why，in this way》中，明確提出折返學科原位的看法。那么，為什么要折返學科原位呢？之所以提出這個想法的原因，除了堅信但凡為學科者總有一種純粹對象是存在的之外，就是有感于新的學科現狀，隨著理論自身的不斷深入發展，特別當跨學科研究成為一種新的理論存在方式和學科增長點倍受學界關注的時候，這個學科原位是否還存在？筆者想，無論學科自身的引申發展，還是通過跨學科之后的擴充發展，如果它最終不再折返這個學科原位了，或者它與原有學科不再關聯了，那么，是不是可以這樣置疑：連同原有學科在內的這種理論根本就沒有存在的根基？或者說，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值得懷疑的學科。在此重申，目的還是為了強調學科原位不可撼動。

為推進音樂學學科建設以及研究生教學與科研，藉瓦格納誕辰200周年之際，在筆者策劃組織主持下，以音樂學寫作工作坊名義，于2013年11月8日上午，在上海音樂學院舉行了《尼伯龍根指環》多學科專題論壇。

音樂學寫作工作坊，是筆者近年來依托學科建設所倡導并踐行的一個研究生培養模式。自2007年以來，經過幾年來的實際作業，已經收到良好成效，并產生了一定影響。以多學科規模作業方式針對與圍繞同一對象展開研究，幾乎可以說是首次。之所以可能的原因，一在對象瓦格納四聯劇《尼伯龍根指環》本身直接給出的多重性質（不同維度不同側面），二在研究本身愈益呈現的學科訴求（跨專業多學科），三在筆者倡導并踐行多年的學科帶頭人體制與音樂學寫作工作坊機制本身由雛形漸趨成熟的見證。本次專題論壇，集西方音樂史、作品分析、音樂美學、音樂人類學多學科共同作業，其中最具學科意義的，無疑是以學科各自獨特方式展開的研究。

八位在讀研究生分別從各自學科立場出發，就《尼伯龍根指環》中相關學術問題發表演講；與此同時，八位導師分別就學生演講以及相關問題進行現場講評。之后，八篇演講成文（后附講評導師主要意見），集中發表《樂府新聲》2013年第4期。事后，筆者就此再作思考，覺得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進一步關注：

一、如何以不同學科各自方式針對與圍繞同一對象。這次演講牽扯四個學科方向，分別為：西方音樂史通過史料研究方式側重史詩風格樣式研究，作品分析通過技術分析方式側重音響技術形態描寫，音樂美學通過臨響描寫與經驗表述方式側重感性聲音結構表述，音樂人類學通過神話敘事方式側重神話寓意結構分析。那么，能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考慮：如何在音樂學寫作中具體落實寫聲音、寫經驗、寫歷史、寫文化的可能性。

二、能否通過多學科觀照凸顯瓦格納音樂的結構力與感受力：主導動機的結構驅動，主導動機的音響與戲劇考源，主導動機的直覺位階；無終旋律的和聲調性依據，無終旋律的感性通道；半音技法的類別趨勢，半音技法的經驗擴張；音樂戲劇理想是否并如何實現？之所以是的音樂即戲劇：用聲音寫故事，用戲劇寫音樂。

三、針對與圍繞論壇演講以及現場講評的再討論，以推進研究生教學、科研以及學科建設進程中，不斷呈現的技術問題、藝術問題、學術問題，并通過教學相長與師生互動，依托音樂學寫作工作坊平臺，去共同引領學生潛入學術深水區，并堅定不移地依靠他們來打造學科夢之隊。

四、通過學科語言的尋求探索多學科規模作業的可能性，再通過跨學科方式實現升級版的規模作業與結構銜接。

仿佛與阿德勒二分范式合謀，史論整合研究幾乎也成了現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主流。為了充分有效地展開跨界問題的學術討論，筆者認為必須關注其中存在的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和兩個基本關系。

一系列結構性矛盾：一個是多元與主體的矛盾，由此關聯學科跨界問題，即上述學科原位與其他學科之間如何相互汲取并適度復合的問題，不同學科之間通過跨界生成的新關系，筆者反對以彼此消解的學科融合來對此加以修辭；另一個是文化與藝術、藝術與音樂、音樂與音樂學的矛盾，尤其在藝術音樂與文化音樂、結構發聲與功能發聲、傳統學科與新興學科呈現復雜局面的時候，更需要在對象以及相應方法上有預先的設定。

兩個基本關系：一個是歷史與歷史邏輯，一個是理論與理論實踐。

關于歷史與歷史邏輯的關系，綜觀中外史家及其書寫，無非有這樣三種：

1.按照心里想到的去寫。這種方式告訴我們的是：由某種觀念定位的歷史是貫串的。典型代表是歷史哲學。比如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說：“歷史存在邏輯嗎？在各自分離的事件的一切偶然的和難以數計的因素之外，是不是還有一種我們可稱之為歷史之人性的形而上結構……世界歷史（world-history）是不是會經常把某些重大特征呈現在肉眼之前，以充分的持久性來證明某些結論？”再比如湯因比《歷史研究》說：“我的單位似乎是某種范圍更大的碎片，這就是文明。……我通過歸納這些文明的主要特征，提出一個似乎適合我們所知的大多數文明史的綜合模式。”可見，貫串的依據主要在因果邏輯，以及之所以前后銜接的時間關系，一種由線索串聯的連續。

2.依據眼睛看到的去寫。這種方式告訴我們的是：基于無數事實前提下的歷史是鋪張的。典型代表是年鑒學派。比如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說，“當你縮短觀察的時間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個別事件或者種種雜事：歷史是一次性的，或自以為是獨一無二的；雜事則反復發生，經多次反復而取得一般性，甚至變成結構”；再比如勒華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說：“小題材有時也能寫出好書……在無數雷同的水滴中，一滴水顯不出有何特點。然而，假如……這滴特定的水被放在顯微鏡下觀察，一下子引人人勝起來。”顯然，鋪張的依據主要在平面邏輯，以及之所以左右相鄰的空間關系，一種由點滴堆積的聚塊。

3.有賴身體感到的去寫。這種方式告訴我們的是：處在動蕩狀態中的歷史是斷裂的。典型代表是新歷史主義。比如《古典時代瘋狂史》說，“有一天，社會將會以‘心智異化者’來命名瘋人，然而非理性首先就是在這個社會之中，被當作陌生人“異化”；……遭到放逐和進入沉默。‘成為它者’這個字，至少在此，并不完全是個隱喻”；再比如《臨床診所的誕生》說，“使病人的‘床邊’得以成為科學研究與論述之場域的突變……醫學之所以以臨床科學的面貌出世，乃是在其歷史可能性成熟，且種種情況界定了其經驗范疇之界限及其理性之架構后的結果”；還有捷克人科西克：“通過平日的中斷，導致歷史當中最有意義，和人的生命存在最密切的一個意義的呈現——平日斷裂處歷史呈現。”在這個事實罅隙之中，似乎有一個意義呈現：既然通過斷裂呈現歷史，那么，即使連貫與蔓延的平日，也只是無歷史的自轉。無疑，斷裂的依據主要在差異邏輯，以及之所以上下分離的時空間關系，一種由斷裂引發的震蕩。

看起來，歷史邏輯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有賴什么樣的依據結構歷史？筆者的理解：

歷史沒有小事：無論多么弱小，只要是足以鋪張的碎片縫合，就能夠通過平面鋪張進行深度鉤沉；田野沒有垃圾：再怎么樣不起眼，只要是可以聚攏的周沿突兀，也能夠通過邊緣搜尋實現中心聚攏；文化沒有空白：哪怕是透明痕跡，只要是難以撫平的紙團皺摺，還是能夠通過對稱折疊顯現拓撲皺摺。

綜合上述觀念和看法，筆者的想法是，能否通過范式轉換重寫歷史？

就此，筆者在為《于潤洋學術思想研究》所撰寫的“序二”中這樣認為：“沒有歷史支撐的邏輯僅僅是一個無機的空架，而沒有邏輯勾勒的歷史也只能是一堆無序的材料，由此，依托歷史去編織邏輯譜系，依據邏輯去凸顯歷史秩序，如此才能真正實現事實與實事統一。”

關于理論與理論實踐的關系，創始人在其《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這么一段話值得注意：思辨終止的地方，即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我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證的科學開始的地方。⑩又說：只要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及其產生根源來理解事物，任何深奧的哲學問題都會被簡單地歸結為某種經驗的事實。

簡單而言，前者表示邏輯終端與歷史始端的結構銜接；后者表示從抽象到具體的結構連貫。對此，是否可以說，理論實踐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理論究竟聯系什么樣的實際的問題？我的理解：特定理論就應該聯系其自身實際，或者可以明確地說，特定理論只能聯系其學科實際，因為只有這樣的實際才是具體的，而不至于成為沒有特定指向的一般意義上的抽象實際。也許，這就是一個學科之所以成熟所應該給出的理論訴求和學科關切。

音樂學研究離不開對方法論與本體論的觀照。方法是手段，本體是目的，這是不言而喻的常識。問題是：一、方法與本體如何協調以至于合式對應？二、能否通過特定方法切入去有效切中本體？

就前者而言，既然通過方法更新可望改變結論，那么通過跨界無疑可能擴充路徑。以近來有關西方音樂研究中的中國視野（有人建議用西方音樂研究中的漢語表述似乎更加貼切）討論為例，這個命題究竟是方法論問題還是本體論問題？如果是方法論問題的話，通過中國視野究竟是否可以看出西方視野所看不到的東西呢？或者說，通過漢語表述究竟是否可以呈現西語表述所難以呈現的東西呢？就此打一個不一定恰當的比方，在我們面前其實就只有一只貓，但通過中國眼睛或者戴上中國眼鏡看出來的是黑貓，而通過西方眼睛或者戴上西方眼鏡看出來的卻是白貓。包括女性研究也是如此，作為方法論的問題是，通過女性眼光究竟是否能夠在音樂中辨認出一些與通過非女性眼光觀照所不同的東西？而作為本體論的問題，則是通過音樂本身來識別其中的性別取向。

由此關聯跨界問題，如同上述跨界需要有限定的前提。筆者以為，跨界并非是無條件的，跨界同樣要有禁忌，那就是：一不僭越，二不覆蓋，三不消解，四不替換。

就后者而言，跨界問題看似方法論問題，實際上已然牽扯到能否觸及本體的問題。還是以西方音樂研究中的中國視野為例，通過中國視野或者漢語表述去研究的西方音樂，究竟是通過中國視野看出來的一個東西？或者是通過漢語表述呈現出來的一個東西？還是它本身就是一個東西？就本體論而言，則表明這個東西本身就存在在那里，無非在遭遇不同方式的觀照時才顯現出別樣來。同樣用這個比方，在我們面前的這只貓本身就是一只黑白相間的貓，無非當遭遇中國視野并進入漢語表述或者遭遇西方視野并進入西語表述之后才顯現出黑貓和白貓來。由此進一步的問題是：無論是方法論還是本體論，這樣一種通過中國視野看出來并通過漢語表述呈現出來的西方音樂，或者當遭遇中國視野并進入漢語表述之后顯現出來西方音樂，還是原本那個純粹的西方音樂嗎？筆者想，這才是學界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相比較方法論而言，本體論的意義更為根本，因為只有真正觸及到本體論問題，才能夠揭示音樂中某些形而上的意義存在，以至于把某些公開秘密呈現出來。

1972年，在中蘇邊界烏蘇里江珍寶島領土武力爭端（1969）之后，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口號。受此啟發，筆者認為，跨界問題同樣也可以采取這樣的態度：一、深入原位鉤沉考掘，二、廣及別界借鑒汲取，三、和平共處同行并進。具體而言，就是在多學科現象蜂擁而現、跨學科策略層出不窮的情況下，堅持三種發展模式：一是誰也吃不掉誰的共同發展，二是誰也離不開誰的錯位發展，三是合乎自身生存的定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