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18 17:19:2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經濟根源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所有人都生存在社會生態系統中。社會生態系統一般由社會生產群體、社會管理群體、社會敗壞群體、生存環境條件四個子系統及要素所組成。我們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是構成社會生態系統的一分子即要素，誰也脫離不開這個系統而獨立生存。
（二）人類社會以社會生態系統為根基。歷史唯物主義指出，社會經濟是整個社會上層建筑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現在，社會生態研究揭示與闡明，社會經濟卻又以社會生態為最根本的基礎即根基。因為社會實踐充分展示并且證明，社會經濟的發生與發展，完全是由人類這個社會生態的主體與其環境客體所構成的社會生態系統的結構質量和功能效率直接決定的。正因為如此，社會經濟的生產、消費等基本環節，都離不開社會生態系統的支撐與制約。社會生態系統是整個人類社會大系統生存與發展的根基。顯然，無論是社會經濟還是社會政治，以及其他的社會存在，等等，倘若沒有了社會生態根基的話，它們都將成為無源之水或無本之木。不言而喻，社會生態根基論是對社會經濟基礎論這一唯物史觀原理的進一步豐富與深化，同時也是經濟基礎原理的與時俱進和時代創新。
（三）社會平等以社會生態平等為基礎。《社生與協發》一書指出，要實現社會平等，就必須首先確保與實現社會成員的社會生態平等；同樣，要保障社會成員的人權，也必須首先保障社會成員的社會生態權。近年來，黨和政府開始大抓全民就業，全民醫保，全民養老保險，全國義務教育，由此開始逐步地縮少社會成員之間的社會生態差距，從而也就向促進社會生態平等邁出了積極與可喜的步伐。
（四）必須從社會生態的根基著手解決各種社會問題。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我們一直都是從社會經濟出發，來討論與考察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筑中的各種社會問題。現在，社會生態學強調，必須從社會生態的根基上著手，來討論與考察社會經濟，然后再從社會生態及其經濟，進一步討論與考察社會政治、法律等所存在與發生的各種社會問題，這樣才能真正找準問題的癥結與根源，從而事半功倍地解決好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
（五）社會生態平衡實乃科學發展與和諧構建的基礎。《社生與協發》一書闡明，人類社會只有達到與保持了社會生態系統的平衡與優化，才能維持社會生態系統的良性運轉與良性循環，同時也就避免其惡性運轉和惡性循環。此時，社會生態系統不僅結構功能優化，而且效率效益也最佳；表現在人際關系上即是誠信友愛，在社會治安上則是安定和諧，在物質生活上便是豐衣足食，等等，由此自然也就促成了科學發展與和諧構建。顯然，社會生態系統的平衡狀態和最優化，的確是人類社會實現科學發展與和諧社會建構的基礎。
（六）協同發展必將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全面貫徹落實。《社生與協發》一書成功運用當代系統科學的協同學理論，創造性地提出了人類社會協同發展的戰略理論構想。該書強調并且論證：為了確保科學發展觀的全面貫徹落實，就必須切實地實施協同發展的戰略方針。既要實施社會（人群）子系統、生態（環境）子系統、經濟（生產經營）子系統等的系統協同發展；也要實施各類系統空間地域分布的空間協同發展，還要實施各類系統時間區段系列的時間協同發展；等等眾多系統方面、各個空域方面和不同時段方面，全面持久地實施協同發展的戰略方針，由此必將極大的提高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質量、效率和水平。
關鍵詞：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DPSIR模型；可持續發展
引言
可持續發展是指人類在社會經濟發展和能源開發中，以確保它滿足目前的需要而不破壞未來發展需求的能力。水是生命之源，是生態環境的基本要素，水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是指在維持水的持續性和生態系統整體性的條件下，支持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和滿足代內和代際人用水需要的全部過程。
城市是人類高強度活動的地區，城市水資源、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相互耦合、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城市水資源-社會-經濟-生態環境復合系統（簡稱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因此，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應該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第一，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是可持續的，即在保持城市生態環境健康的前提下開發水資源；第二，水資源的開發利用必須滿足一定的社會經濟發展規模；第三，水資源的開發利用必須堅持“節流優先，治污為本，多渠道開源”[3]的發展戰略；第四，水資源開發利用要滿足世世代代人類用水需求，體現代內與代際間的平等。
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是高度人工化的生態系統，對這類復雜的生態系統，不確定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4]，因此，在構建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之前首先應從機理上對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可持續發展過程進行研究，找出影響和制約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發展的脅迫因子，進而提出合理的管理措施和途徑，實現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由PSR模型延伸出來的驅動力（Driving forces）-壓力（Pressure）-狀態（State）-影響（Impact）-響應（Responses）模型（DPSIR模型）正是符合這一思維模式的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發展過程。
1 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發展過程的DPSIR模型
DPSIR模型是目前在環境領域中廣泛使用的框架模型，它用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五個因子共同描述生態系統的發展過程。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可以用DPSIR模型來描述其發展過程。
1.1 驅動力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發展過程中，驅動力是指造成水資源復合系統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可以分為自然驅動力和社會經濟驅動力。自然驅動力是指城市化導致的自然條件的變化，主要包括城市水循環、城市氣候及降雨特征、城市水文效應及城市水環境的變化[1]。社會經濟驅動力是指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城市水資源的需求，主要包括城市發展的人口目標和經濟目標。從對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作用的時效性上來說，自然因素導致的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發展變化是緩慢的，而社會經濟因素對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影響大、作用突出，是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發展變化的主導驅動因子。
1.2 壓力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發展過程中，壓力是指通過驅動力作用后，直接施加在水資源復合系統之上的促使水資源復合系統發展變化的壓力，直接表征驅動力的強度。驅動力對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壓力一方面表現在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各個子系統對水資源的競爭上，具體表現在城市的工業需水、農業需水、生活需水以及生態需水之間的競爭，另一方面表現在社會子系統和經濟子系統對包括水環境在內的生態環境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廢污水的排放。可持續發展的水資源開發利用，實際上就是通過對水循環過程的調節，使水分沿著特定的路徑循環運動，從而滿足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等不同部門對水資源的特殊需求，同時使水資源、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協調并可持續發展。
1.3 狀態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發展過程中，狀態是水資源復合系統在驅動力和壓力共同作用下的現實表現，是驅動力和壓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描述水資源復合系統的物理特征。水資源復合系統的狀態及其動態變化是研究驅動力和壓力的基礎，也是分析影響和響應的出發點。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狀態可以用地表水開發利用程度、地下水開發利用程度、可用水資源量、水質狀況、水資源重復利用能力、污水處理能力、人口現狀、經濟發展現狀、生態環境現狀等來表征。
1.4 影響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發展過程中，影響是指水資源復合系統在驅動力和壓力共同作用下的狀態的變化。與狀態的相似之處是，二者都是驅動力和壓力共同作用的現實表現，不同之處是狀態反映的是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狀態，而影響反映的是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變化，對影響的分析是決策的基礎，是響應的依據。社會經濟發展以及生態環境對水資源的需求和水資源供應之間的矛盾以及社會、經濟、生態系統對水資源需求的競爭，導致了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狀態不斷地發生變化，主要表現在水資源量的變化、水資源質的變化以及生態環境的變化等方面。
1.5 響應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發展過程中，響應是指人類對狀態和影響的反饋，是對水資源開發利用、社會經濟的發展、生態環境保護等所采取的管理措施。社會經濟因素對水資源復合系統的壓力塑造了水資源復合系統的當前狀態，系統的狀態反過來又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規模和結構等，為了實現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人類必須調整自身行為，即社會的響應。
1.6 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機理分析
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發展的DPSIR模型是一種基于因果關系組織信息模型，存在著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的因果關系鏈，在城市發展的初期，驅動力因子和壓力因子的強度在水資源的承載能力之內，水資源能滿足城市發展的要求，水資源對城市的形成和發展起著孕育、滋養、促進和支持的作用，水資源復合系統處于穩定、有序的狀態。隨著人類對社會經濟發展要求的不斷提高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人類活動對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施加的壓力超過了其承載能力，水資源系統的狀態，包括水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水資源的水文循環過程等都發生了改變，而水資源的短缺和包括水環境在內的生態環境的惡化又反過來影響和制約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隨后，人類逐漸通過經濟和管理策略對這些變化做出響應，一方面調整水資源系統的驅動力和壓力，從根源上改善水資源狀況，另一方面采取直接措施改善水資源的狀況及生態環境狀況，從而使水資源復合系統朝著健康、有序的方向演進，如此循環，最終實現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發展過程就是這樣一個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的S型發展過程。
2 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水資源可持續發展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分析，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應該遵循以下過程：首先評價城市水資源的現狀及其變化趨勢，然后分析造成城市水資源現狀和變化的原因和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對水資源的驅動力和壓力，找出脅迫因子，分析水資源的現狀和變化對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影響，據此調整當前的發展策略，提出合理的管理措施和途徑，實現水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2.1 城市水利用基本狀況及需水預測
DPSIR模型的狀態因子在城市水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研究中體現在對城市水利用基本狀況的調查及需水量的預測。
城市水利用基本狀況主要包含以下四方面的內容：第一，城市供水水源狀況。城市水資源包括傳統的淡水資源和非傳統的水資源。對供水水源構成特征的分析，就是調查構成城市水源的各種水源的量和比例；第二，城市供水狀況，包括供水設施能力、供水量、供水水質的調查分析；第三，城市用水狀況，城市用水分為工業用水、生活用水和生態環境用水，對用水構成特征的分析，就是調查各部分用水的量和比例；第四，城市排水狀況，包括城市污染排放量、污水處理率、污水處理收費等方面。
在對城市水利用現狀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城市社會經濟的發展目標，對城市發展的需水量做出預測，預測方法主要有萬元產值需水量定額法、用水增長趨勢分析法、人均用水定額法、關鍵因子相關分析法等，不同的預測方法有不同的適用條件和不同的優缺點，因此在實際需水量預測過程中可以結合多種預測方法相互校驗。
2.2 城市水問題及其原因分析
DPSIR模型的影響因子在城市水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研究中體現在對城市水問題的調查研究，驅動力因子和壓力因子體現在對城市水問題產生原因的分析。
城市水問題的調查研究是在對城市水利用基本狀況調查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的，包含兩方面的內容：第一，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水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問題，具體表現在水資源是否短缺、水污染狀況、生態環境的健康狀況等方面；第二，水資源和生態環境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具體表現在水資源量對社會經濟發展規模、包括水環境在內的生態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等方面。目前存在的水問題主要表現在水資源供需矛盾、水體的污染、生態環境的惡化。
在對城市水問題調查的基礎上深入研究其產生的原因，找出制約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可持續發展的脅迫因子，即城市水問題產生的驅動力和壓力。目前水問題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污水處理率低、用水浪費、供水漏失量大、工業用水效率低下、工業布局不合理、管理措施不利等。
2.3 制定可持續發展的策略
DPSIR模型的響應因子在城市水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研究中體現在為解決城市水問題所采取的措施，即為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制定可持續發展策略。
通過對城市發展過程中出現水問題的原因的調查分析，從調整驅動力因子和壓力因子的強度、改善狀態因子和影響因子兩方面入手，采取各種措施協調城市發展與水資源、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改善包括水環境在內的生態環境的質量，進而實現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具體措施主要包括調整水戰略方針，遵循“節流優先，治污為本，多渠道開源”的原則；科學配置、綜合利用各種水資源；加強城市水系統規劃；加強水市場監督；加強管理，創建節水型城市[3]。
3 結束語
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是城市水資源、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相互耦合的復合生態系統，系統中各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相當復雜，DPSIR模型的應用可以簡化這一過程。通過全面分析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的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和響應，可以深入理解社會、經濟、水資源、生態環境之間的作用過程以及彼此之間的因果關系，為城市水資源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建立提供理論依據，為實現水資源的優化配置奠定基礎。在用DPSIR模型分析城市水資源復合系統發展過程的基礎上，提出了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水資源可持續發展研究方法，為城市水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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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馮尚友.水資源持續利用與管理導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62-214.
【關鍵詞】廣告作品；品味流失；文化功能
Abstract:advertisingistheproductofamarketeconomy,notonlytopromoteeconomicdevelopmentandalsohasthefunctionofculture,onpeople''''sideas,hasasubtleinfluencesocialbehavior.Basedonthecurrentadvulgarization,concreteanalysisoftheperformanceofthelossoftasteadvertising,advertisingin-depthdiggingtherootcausesofthelossoftaste.
Keywords:advertisingworks;thelossoftaste;culturalfunction
廣告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廣告業平均以每年近40%的增長率保持穩步增長，已形成以具備全面綜合服務能力的廣告公司為主干，以高效暢通的媒介傳播網絡為支撐，能夠為企業提供全方位、多層次、高質量、高效益服務的廣告促銷體系和信息傳播體系。到2004年，我國廣告經營單位已達到113508戶，廣告從業人員91.38萬人，廣告經營額1264.6億元，占全國GDP的0.93%，人均廣告費97.28元。廣告不僅在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中發揮了并正在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而且還具有文化傳播、教育引導等社會化功能，對人們的思想道德觀念、社會經濟行為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一、廣告的文化功能
廣告作為一種特殊的傳播方式，它的發展既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促進商品、服務消費，也反作用于社會文化，連接物質與精神、商品與文化。無論是真實合法的廣告、還是虛假違法的廣告，無論是格調高雅的廣告，還是內容粗俗的廣告，都會對社會經濟發展、精神文明建設、輿論導向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
真實合法、格調高雅的廣告，對社會經濟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例如，2000年夏，“韓朝峰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韓朝雙方歷經半個世紀的對抗，終于走向和平。邦迪公司敏銳地抓住這一時機，圍繞這一主題把產品的“愈合創傷”功能巧妙地拓展為一種理念，通過廣告表達了一種“再深、再久的創傷也會愈合”的觀念，從而不僅很好地宣傳了自己的產品，而且在受眾中傳遞了“人類需要和平”的現代道德和公理的信息，表達了社會對和平的期盼和關注，以及對人類前途和命運的思考，較好維護了社會正義。
內容虛假違法、粗俗下流的廣告，則不僅會嚴重擾亂社會市場經濟秩序，損害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甚至生命健康，而且會敗壞社會風氣，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成長。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東西方文化不斷交流、溝通、甚至碰撞，其中廣告所承擔的文化傳播的功能不斷得到加強，由品味低俗所引發的負面影響更不容忽視。
二、廣告作品的品味流失
廣告雖然是一種商業推銷手段，但也是一種文化傳承的載體。成功的廣告常常借助文化的力量，采用文學、美學、藝術互動的手法包裝產品或服務，通過最大限度地調動消費者的情感因素，來達到銷售目的。
現實中，企業與媒體為了追求經濟利益，往往忽視社會效益，致使廣告作品的文化品味產生偏差，迎合了一些受眾的低俗心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傳播不良文化觀念：著名西方理論家杰姆遜認為，“如果要使廣告形象起作用，就必須在消費者那里存在著欲望，同時，廣告形象必須與這個欲望相吻合。但是廣告又不能只是對直接的欲望說話。……廣告必須作用于更深一層的欲望，甚至是無意識的需要（其中有些和有關）。”這種欲望一旦被泛化，就將不可避免的傳播不良文化觀念。
關鍵詞：經濟犯罪；人性基礎；社會基礎
引言
犯罪作為一種視為野蠻的現象，恰恰出現在人類步入文明的進程之后，并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卻沒有變得更加吻于社會，它所帶給社會的煩擾也沒有伴隨社會的發展而漸漸減輕。甚至有人無可奈何地稱犯罪是文明社會的必然副產品。經濟犯罪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已是長期的和無法回避的事實，并嚴重地危害著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
一、經濟犯罪存在的人性基礎
在經濟犯罪中，無論是自然人實施的犯罪還是由單位實施的犯罪，經濟犯罪自我控制能力最終取決于具有生命意義的自然人主體的自控能力，所以探討經濟犯罪的基礎就不能不探討與之密切聯系的自然人犯罪的人性基礎。
在人類歷史上，對犯罪根源的解釋首先足從對人性的關注開始的。因為無論在哪個文化背景之中，犯罪首先是由于人的行為所帶來的危害和不安而受到注目的。犯罪最直觀的表現就是人的惡行，以及這種惡行所表現的人的相對穩定從而看起來加同與生俱來的頑固惡性。所以，人性之善惡在中國與西方的古代思想家那時都被用以解釋犯罪的根源。[1]
對于人之所以會犯罪，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在一個人的品行中，具有“較善”和“較惡”兩個部分，如果較善的部分能控制較惡的部分而占優勢，就要受到贊揚；反之，就要受到責備。如果一個人對其惡性放松控制，其獸性就會活躍起來。這時就必須使用法律的力量，禁止人們不得放望。人性之惡是古代思想名探究犯罪的永恒根源而最早認定的答案之一，是基于對人在群體生活中所表現的行為特性所觀察和總結而得出的結論。然而，這一結論本身是抽象的、思辯的。惡是倫理評價的結果，惡的屬性是對人的品行做出評價而后天加諸于抽象的人性的，而要證別惡來源于人性本身極其困難。人性善惡論雖然似乎難以取得叫確服人的定淪，卻在后世形成了久遠的影響。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儒法思想對人性善惡的判斷的深遠影響是比較明顯的。
犯罪生物學理淪嘗試著從生物學的觀點加以解釋犯罪。龍勃羅梭認為犯罪人就生物學上的觀點，均有熱點話題其生理上的特征。換言之，犯罪人從其表面上，可以明確地辨認出來，岡而提出“天生犯罪人說”，并促使犯罪學的研究集中在犯罪人的遺傳方面，企圖證明所有真正昀犯罪人均具有人類學上的及心理學上的特征，從而可以與普通人相區別。犯罪生物學的另一理論乃是認為每個人都具有“犯罪傾向”。這一立論，在晚近的“犯罪黑數”的研究中獲得證明，因為犯罪是分散于社會各個階層，每個階層都有其特有的犯罪形態，既沒有人類學上的犯罪形態，也沒有犯罪階級存在。因此，龍勃羅梭的“天生犯罪人說”，雖然根本無法獲得證明，但卻為其他學者所接受。龍勃羅梭的弟子菲利師承老師的學說，又有著新的變化：“犯罪是由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種社會現象。”“人之所以成為罪犯，并不是因為他要犯罪，而是由于他處于一定的物質和社會條件之下，罪惡的種子得以在這種條件下發芽、生長。”無論他怎樣強調社會和環境的作用，他都不能否認動物性這顆“種子”的決定作用。[2]動物性是人類理性的對立物。理性是指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而獨有的理智，它可以包括對事物內在本質的認識能力，判斷推理能力，對非理性沖動的控制能力等等。動物性則指人類非理性特性，即人類與其他動物共有的，源于動物低級本能的一些特性，它可以包括游移的情緒、無名的激情、動物的、獸性、殘忍、嗜血等等。人類的動物性，而不是理性，是犯罪的本質，是犯罪在現實中區別與一般不法的根據，是整個刑法體系存在的基礎和制定的根基。 “自從有了人類社會，便有了刑法”，刑法是出現最早的法律形式，而且是人類初期最為繁榮昌盛的法律形式。人類是脆弱的，人類的理性、道德和智慧經常被動物性粉碎。因為人類的理性與動物性無法斷然割裂，人類的理性是在動物性的基礎上孕育成長起來的。人類失去了肉體，精神也便無從寄托。所以當動物性基礎受到削弱和威脅時，人類的理性會受到更大的削弱和威脅，這時人類的動物性本能便會得到更充分的表現。相反，“倉廩實而知禮節”，當動物性基礎得以很好的鞏固，理性的枝葉也更茂盛，人類低級的動物性也便得以被遮掩。因此現實社會中的諸多因素，如物質匱乏、經濟蕭條、天災戰亂都可以使人群理性減弱，動物性增強。人類理性的這種波浪起伏，又都在刑法上有著極精確地反映。“重典治亂世”、“盛世用寬刑”都極好地證明著刑法的存在對動物性的依賴和對理性的排斥。
二、經濟犯罪存在的社會基礎
犯罪雖然是一種個人的行為，或是變態（非常態）行為，可是它卻與社會的結構與社會功能的運作方式，有極密切的關系。因此，犯罪的質與量也就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而有所變動。我們觀察整部熱點話題犯罪的歷史，即可發現，每一種社會結構，都會衍生與該社會結構有關的犯罪形態，每當社會結構有所變動時，假如不是產生一些新興形態的犯罪，就是促使一些傳統形態的犯罪發生質變的現象。[3]
犯罪源于社會矛盾是基本的犯罪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是產生犯罪的根本原因。生產力和經濟模式變化，是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和首要標志，同時也會引起危害行為的種類、數量上的變化，而且行為的法律評價也取決于社會發展水平，它是確立行為犯罪化、非犯罪化的最終依據。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可以正確地解釋犯罪現象的時代性，即犯罪現象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步伐而發生的變化。目前，多種經濟形式、多種分配方式在積極推動我國生產力發展及經濟、社會進步的同時，還必然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領域產生許多矛盾以及與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相悖的消極因素。這些矛盾和消極因素勢必對個人犯罪意識、犯罪動機的形成和犯罪行為的發生產生作用和影響，是我國存在犯罪問題的基本社會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矛盾的社會是不存在的，沒有犯罪的社會也是不存在的。
工業社會的經濟結構中，存在太多足以誘發經濟犯罪的因素，而且經濟活動中又處處存在著從事經濟違反行為的可能性。工商企業社會是個“唯利是圖”的社會，追求高利潤不但幾乎是所有經濟活動的主要目的，而且也是人生的主要目的。國外法學雖有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區別、但在表述法人犯罪概念時，幾乎都把法人犯罪的根源歸結為謀取利益而實施的犯罪行為。這種生產經營目的遂成為各競爭主體突破競爭的“公平”和法規界限的強大內趨力。經濟活動的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的確定也小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如果限制太嚴，可能在遏制經濟犯罪的同叫也挫傷了參與市場競爭者主動從事經濟活動的創造性、積極性；而放得太寬，則可能在刺激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助長了違法犯罪活動的滋生，從面最終危害國計民生，破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種利弊交織的“兩難局面”是經濟犯罪所獨有的基本特點，傳統的財產犯罪（偷、搶、騙）并不具有。由此也就要求立法者在圈界經濟犯罪時必須要有新的、對策性的反應。后果制約行為，是行為科學的一個基本原則。由于經濟犯罪同經濟活動具有內在的密切聯系，使得宏觀上對經濟犯罪采取對策時必須協調以下兩種利益既要維護經濟秩序和廣大消費者的利益，又要保持白領階層從事經濟活動的積極性。西方刑法對經濟犯罪處理上比較慎重，原因大概源于此。
市場經濟要求商品的所有者即市場主體具有平等性、獨立性、自由性，而不再是自然經濟或計劃經濟下的國家或某些個體的依附者。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由平等自愿訂立的契約所規定。正如梅因所說，這是一個“由身份到契約”的變革；而且商品經濟的出現，互利、等價等契約觀念的發達帶來了利益觀念的巨大變化，市場鼓勵市場主體追求個體物質利益，并受到國家在法律上的承認和尊重。社會從一元的國家、集體利益的狀態而走向利益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狀態就成為必然。毋庸置疑，這是社會的進步，但與此同時，在物質財富并非絕對豐富的條件下，這又不可避免地導致個體利益、局部利益與國家利益、整體利益的碰撞和沖突。在現實中就出現了市場主體利用市場賦予的、法律認可的自主性、自由性在市場運行中獲取不法經濟利益，并同時也給社會中的其他個體帶來某種利益。但是由于社會利益及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導致了價值評價標準的多元化，市場主體與作為具體利益受益者的社會大眾群體不再始終如一地視國家法律評價標準為確認個體倫理評價標準的指南，追求個體利益一躍而成其首要目標，法律之惡與道德之惡之間出現了裂痕。當個體面對具體的、現實的利益時，他就可能為自己的利益而沖破法律之網。所以，“人們經常自覺地同時扮演著立法的擁護者和執法的違犯者的角色。”利益的沖突、價值標準的相異性，正是法律之惡和道德之惡相互錯位的深刻根源。
從產生經濟不法行為的社會物質根源上考察，我們或許得出以下的結論：在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形態下，危害市場秩序和國家利益的不法行為是無法完全消除的，它與當代商品經濟形影相隨，是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難以避免的代價，唯一可行的辦法是通過種種制度與非制度的控制手段將其約束在一定范圍之內，減少其危害厲果，使這一代價盡可能降低。刑法僅僅是控制手段之一，而不是手段的全部。
三、結語
中國目前正處于由計劃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社會結構轉型時期，與此相適應，不但經濟犯罪形勢嚴峻，并且經濟犯罪的態勢也具有明顯的與社會經濟結構緊密相連的特點，其中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與市場經濟消極因素相關的經濟犯罪的數量呈增長趨勢，而且體制的空檔也促發了一些經濟犯罪；二是與市場經濟尚未發育成熟相關，職務犯罪主要是利用職務便利實施的貪污受賄等腐敗性犯罪呈增長趨勢。計劃經濟是集權經濟，而市場經濟尚未完全到位，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權力對社會資源的配置仍發揮著作用，這就為以權易錢、錢權交換的“權力尋租”現象提供了現實條件，造成少數掌權者見錢忘義、違法犯罪。由于經濟犯罪本身的獨特性及轉型期的社會現實，我們必須理性地調整經濟犯罪的刑事政策。針對經濟犯罪與市場經濟的天然共生性，針對經濟犯罪主體的貪利心理的特點，要認識到刑罰威懾力的有限性，要在嚴密法網的基礎上，要將現行刑法“自由刑與財產刑并罰”的重心偏向財產刑的合理運用，適度把握自由刑，以加大財產刑和資格刑的適用，并加大綜合治理力度，以期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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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根源
政府信用理論雖然沒有被系統、完整地提出過，但是其它理論學派卻給這一理論提供了豐厚的理論基礎。委托—理論被廣大學者認為是政府信任的理論基礎之一，而委托—情況下的信息不對稱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機的理論根源。公眾將行政權委托給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眾委托的人，政府根據公眾的授權采取行動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務。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人的行為，就需要了解人本身以及客觀環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樣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人的機會主義。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對信息的天然壟斷性，另一方面政府決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也越來越專業，這些都會導致信息不對稱，使公眾對政府監督約束困難。在政府權力缺乏有效監督約束的情況下，委托人和人的關系可能完全顛倒過來，人由于掌握著公共權力而成為管理者。這樣政府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會出現反客為主漠視委托人意愿的現象，使公眾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應，公眾也就無法再信任政府。
體制根源
一是行政管理體制不規范。盡管政府行為的失信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即政府未能正確有效地履行其管理和服務職能，不能滿意的回應公眾的期待和信任。受封建文化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深刻影響，我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不規范，某些管理者超越公眾給予的委托權力。部門之間、地方之間相互推諉責任或者相互爭奪利益的現象普遍存在。
二是約束、監督制度不完善。在實際生活中，我國現行的行政監督機制缺乏應有的力度，監督達不到應有的效果。在行政監督中監督主體過多、監督無力和監督職能不明確以及缺乏獨立性現象普遍存在，這些導致權力機關監督幾乎流于形式。
三是行政責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至今我國還沒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責任追究賠償制度。政府決策危害了公共利益時，應對主要的政府責任人給予一定的懲罰，讓失信的行為和失信的責任、后果相對應。長期以來我國行政人員的權責主體很難劃分明確，即使有明確的責任主體，但是由于缺乏嚴格的行政程序規則，當面對行政責任問題時，無力追究或者是不去追究責任人的責任。
四是行政考核機制不健全。目前，對于政府官員的晉升考核機制不健全，過于看重政績和經濟效益，忽略了把社會公眾的滿意度也作為一個考核標準。
能力根源
（一）財政能力有限
政府的存在和運作需要龐大的財政開支，如果財政能力弱小就會限制政府行政職能的履行。而政府行政職能的履行缺乏必要的經費支持，使得政府的政策執行缺乏物質保障，政策執行不力。財力的缺乏也會導致社會公共事業的服務滯后，像教育、衛生、醫療、水電、交通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足。
（二）行政運作的能力低效
我國行政管理體制經歷了二十幾年的改革，各級地方政府的機構設置幾經調整、精簡，但至今仍存在機構臃腫、行政低效的局面。在同樣的財政能力條件下，一個運作能力強、可以高效運轉的行政管理機構，毫無疑問會比一個低效能的行政管理機構更能滿足社會發展和公眾的需求，令公眾滿意和信任。
（三）意識形態的動員能力較弱
在制度經濟學中，意識形態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最主要的內容。價值觀念、社會道德、風俗習性等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人們的選擇行為。正確的理念引導正確的行為，而錯誤的理念也常常導致錯誤的行政行為。政府危機表面上看是行政行為失范，但是從深層次上看是由于價值思想觀念引起的。對于政府來說，通過意識形態來調整和改變公眾的價值偏好，使其意識形態能為公眾接受，政府就會有很強的威信，就會得到人們的信任。相反如果政府的意識形態的動員能力很弱，就很難使得政府的意識為大眾接受。
（四）制度能力的短缺
提供制度規則是政府的一項重要功能和職責，政府根據社會需要設計和組織實施新的制度安排，來引導社會成員的行為和滿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也根據制度來為社會成員的行為設置合法的空間，來構建、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制度同樣也是“經濟人”行為選擇的一個約束。制度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社會信任生成機制，由于一些政府無法維護制度的權威性，無法有效的執行制度，才會直接動搖公眾對政府權威的信任。利益根源
一是政府官員作為“經濟人”有自己的利益。政府行為的主體是同樣具有個人私利的政府官員，當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脫于現實社會經濟利益關系之外。在可能的條件下，他們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別是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更加注重追求自身利益，而這些行為目標并不是總能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吻合。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來自于對社會現實生活的切身體驗，來自于同政府行政官員打交道的感知和評判。當公眾感受不到公正時，也就會動搖和瓦解他們對政府的信任。
二是政府機構也有自己的利益。實際上，政府機構本身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經濟主體，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這些利益確實的存在著。隨著政府機構管理地方公共事務的自不斷提高，其自利性的行為取向也越來越趨于強化，甚至會被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團所左右。
三是地方政府機構利益。市場經濟要求市場統一、開放、競爭、有序。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地方為了追求高速的經濟發展，運用行政手段干預市場經濟的運作，人為割裂市場、限制公平競爭、破壞市場秩序。當地方政府為了利益爭奪運用種種技巧和策略博弈時，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用也就逐漸喪失了。
行為根源
（一）政府對市場的過度介入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引導市場的宏觀走向、培育市場體系、監督市場運行、維護公平競爭、創造良好市場環境，讓市場在資源的配置中處于主導作用。但受長期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傳統行政思維定勢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一些行政官員角色錯位介入本不應該介入的微觀經濟活動領域。政府角色錯位不但不會發揮維護社會公正秩序和社會信用體系的作用，而且只會成為信用體系的破壞者。
（二）政府行為不符合實際民意需要
有些地方領導在決策方面背離集體決策的原則，不走群眾路線，不從實際出發，根據自己的喜好和功績來制定某些脫離實際的政策，不但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且沒有任何的價值和效益，導致公眾對政府的政策不予以合作，對政府也更加的不信任。
（三）政府行為的短期化和政策的不穩定性
樹立良好的公信力要求地方政府在制訂出臺政策時必須保持高度謹慎的態度，政策出臺后也必須持之以恒的加以貫徹執行。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和干部選拔任用及考核評估機制的存在，客觀上形成了一種誘導、驅使地方政府官員片面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績效的激勵機制。這意味著政府的政策不再是穩定和連續的，使人們對未來缺乏信心和穩定的預期，從而降低了企業或個人講信用的積極性，同時也削弱了政府的信用。
（四）行政權力運行的法制化程度低
國家法律是保障國家正常秩序的關鍵，政府必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活動，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是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保障基礎上的。西方發達國家用了約150年的時間建立了相當完善的信用法律體系，使得在市場經濟下信用不再是單純的道德規范，而更是一種法律要求。我國對政府行政權力運行的制約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有關行政法律、規章較為抽象，規范性和操作性差，導致執法部門和執法人員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徇私枉法、執法犯法等濫用權力的行為。
（五）政府行為缺乏公開性
我國政府信息偏重保密，公開程度較低，許多涉及公眾利益的規范文件不向利益關系人和公眾公開，公眾也沒有任何獲取信息的手段和途徑。政府信息不公開，公眾對政府缺乏一種信任的基礎，即使政府政策努力追求合理，也難以得到公眾的理解和支持。
關鍵詞 Web數據挖掘 數學思維方法 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TP284 文獻標識碼：A
0引言
經濟發展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 促進經濟發展從而推動社會進步是我國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數學方法是指人們在數學研究、數學學習、問題解決等數學活動中的步驟、程序和格式.數學方法寓于數學知識之中， 應把數學方法的培養與數學知識融為一體。Web數據挖掘是指從大量的Web文檔集合中發現蘊涵的、未知的、有潛在應用價值的、非平凡的模式。它所處理的對象包括靜態網頁、Web數據庫、Web結構、用戶使用記錄等信息。通過對這些信息的挖掘，可以得到僅通過文字檢索所不能得到的信息。
1經濟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1經濟發展的現狀
近年來，由于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們需要花費昂貴的代價收集、存儲和處理海量的數據。數據挖掘技術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數據挖掘的定義就是：在數據庫中發現有用的、潛在的、最終可理解的模式的非平凡過程。它是一門內容廣泛的交叉學科，涉及機器學習、數學規劃、數理統計、神經網絡、數據庫、模式識別、粗糙集、模糊數學等相關技術。數學規劃是運籌學一個重要分支，在機器學習、網絡問題、博弈理論與經濟學、工程機械學等領域有著廣泛而重要的應用，是國際上最活躍的運籌學研究領域之一。數學思維和數據挖掘技術的結合已使大規模和高復雜性的問題的解決成為可能。
1.2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我國多年以來一直在搞經濟發展，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問題，預期的效果和現實情況總有一定差距，著力解決此類問題，還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政策體制、教育、觀念等多方面因素。
了解我國經濟發展現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改善其狀況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戰略的要求。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也是此項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為政治穩定、邊疆鞏固、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發揮了重要作用。
1.3經濟發展的趨勢
將 Web數據挖掘與數學思維應用到社會經濟發展中必然起到積極的作用。數據挖掘是近年來發展起來的新技術，通過數據挖掘，人們可以將知識發現的研究成果應用于實際數據處理中，為科學決策提供支持。目前數據挖掘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多學科領域，涉及到多方面的技術，特別是和計算智能方法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將數據挖掘存儲和處理海量信息和數據技術與數學思維尤其是數理統計的方法相結合，為社會經濟發展決策提供事實依據和理論基礎，此項研究將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利用Web數據挖掘技術及數學思維方法改善社會經濟的對策建議
2.1利用國家政策
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處于增速換擋和結構調整的深刻變化之中，面臨經濟主體需求疲弱、轉型任務任重而道遠、潛在風險加速暴露等多重挑戰，尤其是進入四季度以來，經濟金融雙雙“趨冷”，經濟下行壓力有增無減。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我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選擇，也是經濟增長與自然、社會、人的全面發展相協調的必然要求。全球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以及歐債危機的持續蔓延，對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方式帶來了嚴峻的挑戰。經過多年的理論探索和實踐總結，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2.2改善經濟發展的實施方案
利用Web數據挖掘技術“去粗取精”，將有用的信息進行技術處理，利用數學思維將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經濟問題精心系統梳理，找到問題的根源。應用相對獨立的案例進行實驗性分析、解決，通過具體的模型對影響社會經濟要素進行分析，將經濟條件、財政支付水平、集體補貼能力、政府宣傳力度、與其他制度配套銜接程度集相關制度的穩定程度作為主要要素進行闡述，以進一步明確目前現狀。利用數學思維和數據挖掘技術的結合測定并分析社會經濟狀況。如果從多角度入手，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有針對性地研究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為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提供可行性建議。
2.3改善經濟發展的應用價值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數十年來，它在社會經濟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早已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數據挖掘不是為了替代傳統的統計分析技術。相反，他是數學中統計分析方法學的延伸和擴展。大多數的統計分析技術都基于完善的數學理論和高超的技巧，預測的準確度還是令人滿意的。而隨著計算機計算能力的不斷增強，我們有可能利用計算機強大的計算能力只通過相對簡單和固定的方法完成同樣的功能。要想取得進一步的成績還需要我們將數據挖掘技術和數學思維方法進行結合，從而使其能夠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良好的影響作用。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6年度保定市科學技術研究與發展指導計劃（第一批）“Web數據挖掘技術及數學思維方法對社會經濟發展影響的研究”（編號：16ZR023）結題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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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曼麗春，朱宏.Web數據挖掘研究與探討[J].現代電子技術，2005（4）.
渤海海洋環境問題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長期以來渤海“碧海工程”整治專項等工作都集中在渤海內部環境科學治理上，未能對引起海洋環境污染的源頭進行規劃治理，難以達到治本的目標。本文將治理渤海海洋環境的視角從海域轉移至陸域，認為研究沿海社會經濟活動對渤海海洋環境的影響是破解“渤海難題”的關鍵。環渤海地區已經凸顯出其經濟迅猛發展的趨勢，未來一段時間該地區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熱點區域，開發力度和強度都會隨之加大。
多個國家和地區發展規劃都緊緊圍繞渤海沿岸而制定，新一輪的發展起點將渤海區域再次推入快速發展的隊列，形成了環渤海的開發建設格局。渤海海域在為未來經濟發展提供港口航運、發展空間的同時，其海洋環境在這種高開發強度背景下必將承受更大的壓力。未來的經濟開發活動會對渤海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規劃要在環渤海地區布局哪些產業?農業的現代化進程以及農業結構的改變對渤海環境造成多大的壓力?工業結構的調整是否有利于渤海環境的改善?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對渤海環境是否有影響?調整產業發展方式能否成為解決渤海環境問題的有效途徑?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對環渤海地區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趨勢有個宏觀的把握。
一、30多年來渤海環境發生急劇變化的主要原因
過去的30年環渤海經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經濟總量增長了76倍，以中國4.39%的土地面積創造了中國21%的經濟總量，工業經濟密度為全國平均的4倍，其工業發展對中國經濟整體增長的貢獻更是不可替代，形成了雄厚的工業基礎。城市人口在過去30年增加了4600萬，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城市建設在近20年里，擴張了一倍多，即在20年里又建成了一個1986年的環渤海城市群，其擴張速度讓人震驚。
伴隨著環渤海地區社會經濟活動強度不斷加大，渤海海洋環境在過去30年的時間尺度內亦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渤海海水質量幾乎全是一類水質，二類水質比例很小，而2000年左右，以三大海灣為主，海水水質出現了三類水質，其中以二類水質為一般狀態，一類水質比例急劇減小，時至今日，渤海三大灣的水質主要以四類和劣四類水質為主，一類水質海域幾乎沒有，而且每年的變化趨勢均是較清潔水域面積減少，污染水域面積逐年增加。
渤海環境質量問題已成為很多政府部門、專家學者關注的環境問題，甚至有些專家學者提出，如按此狀態發展下去渤海將成為“死海”。根據海洋局監測資料統計，海上活動及臨岸活動的污染貢獻約20%，而陸域社會經濟活動對海洋環境影響的貢獻占80%，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和居民生活是陸源污染的三大來源。陸域經濟活動產生的廢水通過排污口、地表徑流、河流排入海中，而通過河流入海的污染物量又占入海污染物總量的80%以上，其中攜帶大量的化學需氧量、氨氮、總磷、石油類、重金屬等污染物。
因此，渤海環境在如此短暫的時期內發生了這么巨大的變化，究其原因自然因素應該排除在外，渤海周邊人類的開發活動應該是其最主要原因。目前環渤海地區的開發力度相比過去的30年更是有增無減，該區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產生大量的廢水，污染物經由40余條河流注入渤海，渤海容納了該區域幾十年來的生產廢水，其環境壓力巨大，時至今日渤海仍承受著巨大的環境負擔。
二、社會經濟活動影響渤海海洋環境的壓力分析
(一)農業污染可能成為最重要的因素
與20世紀80年代的傳統農業相比，農業生產在發展規模、產業構成、現代化生產方式等方面都發生了顯著地變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農業的生產規模迅速增長。30多年來，環渤海地區農業總產值增長了40多倍，其中種植業產值增長25倍，畜牧業產值增長110倍，漁業產值增長160倍。糧食產量由4000萬噸增加到6800萬噸，增長了70%，水果產量由291萬噸增加到3513萬噸，增長了10倍多。
2.農業的產業結構發生明顯變化。傳統農業中種植業占絕對優勢，比例達80%以上，隨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肉、蛋、奶等畜產品的需求將不斷增加，現代農業中畜牧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3%增加到2011年的34.6%，畜牧業與種植業共同成為農業發展中的支柱產業。環渤海地區畜牧業具有排污量大而處理率低的特點，從污染排放量上畜牧業排污量遠大于種植業，快速發展的畜牧業已成為渤海地區水體污染的重要源頭。
3.農業現代化的生產方式。農業生產規模在過去幾十年的快速增長，除農業科學技術的貢獻之外，這些成績大多仍是依靠了大量的物質和能量的投入而取得的。大量的農藥化肥用于經濟作物的生產，農業化肥施用量增長了4倍，農藥增長了3倍(相比1990年)，化肥施用量和農藥施用量超出安全施用量上限2倍多。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在物質和能量投入水平上對于渤海環境而言并不能構成多大的影響，這種現代農業生產方式也快速加重了農業生產這個面源污染源的強度。可見，過去30多年的時間里，農業總體規模的增長、農業結構和生產方式的改變是推動環渤海地區農業面源污染不斷加劇的最主要原因。
(二)工業結構調整趨勢不利于環境改善
環渤海區域經濟目前正處于工業化階段中后期，主導產業仍然集中在工業部門，且工業結構整體呈現重型化特征，鋼鐵工業、石化工業和裝備制造業所占比重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明顯。從環渤海地區主要重化工業行業未來的發展趨勢上來看(見表1)，鋼鐵、石化、裝備制造等重化工業產業發展勢頭迅猛，重化工業在各省市工業結構中的支柱地位將不斷加強，同時重化工業布局呈現向渤海沿海集中趨勢，包括山東半島的城市群，河北唐山的曹妃甸、黃驊港，天津的濱海新區，遼寧沿海城市群等。
由于鋼鐵、石化工業等重化工業屬于資源依賴型產業，也是高能耗、高污染產業，環渤海地區工業結構重型化趨勢勢必會加大對資源的消耗，還會帶來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等問題。同時，主要重化工業行業呈現向渤海沿岸集中的趨勢，當眾多重化工業企業在小范圍內集中時，其污染物排放強度增大，這對渤海環境肯定會造成比較大的壓力。因此，未來的重化工業發展對渤海環境的影響還將持續，生產廢水如果處理不當則對渤海環境的破壞將加劇。
(三)城鎮化加劇環境壓力
由于城鎮居民生活廢水經管道排放，容易排入河道，入河系數高，污水處理規模和程度較低，導致城鎮居民生活產生的廢水入河量較大。隨著城鎮化率的大幅提高，城市規模將不斷擴大，城市地表徑流污染量也逐漸增加，城鎮化將成為加劇渤海環境壓力的重要因素。“十二五”期間，環渤海地區城市化進程將進入到了快速增長階段，三省兩市提出的城市化目標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最高達到了90%(見表2)。以沈陽為核心的“五帶十群”發展規劃指出至2015年城鎮化率要達到80%以上，這些因素將使遼寧城鎮化在“十二五”進入加速發展期。
山東省“十二五”期間城鎮化發展目標為，城鎮化水平達到55%以上，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每年從農村轉移出120萬人口。河北省提出要進入全國城市化發展先進行列，未來的發展要把城市群作為主攻方向，構筑環首都城市群、冀中南城市群和沿海城市帶“兩群一帶”城鎮化空間新格局，大力推進城鎮建設水平。隨著環渤海地區周邊城市群不斷擴大，渤海周邊城市人口的增長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是發展趨勢，居民生活廢水排放將加劇對渤海環境的壓力。
三、緩解渤海海洋環境壓力的解決對策
(一)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
農業污染物排放量與農業經濟發展規模直接相關，而農業經濟規模的發展壯大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是農業污染治理的根本出路。以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線，選擇集約型、生態型、精細化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是降低農業污染的根本途徑。畜牧業生產方面，逐步取消“一家一戶”的養殖經營方式，通過建立畜禽養殖小區，將各養殖專業戶在空間上集中起來，使畜禽養殖污染的面源特性轉變為點源，實施污染物的統一收集、統一處理和循環利用。種植業生產方面，應完善和發揮有機肥與低毒農藥使用的補償機制政策，引導種植業生產向低成本、高利用率、低污染的模式發展。
(二)調整工業發展方式
根據相關規劃環渤海地區未來的重工產業將會更快更好的發展。因此，調整工業發展方式，發展循環經濟，走集約化生產、清潔化生產、低消耗高產出的發展之路將是降低工業污染的重要出路。一方面，金屬冶煉與壓延加工業目前不僅在環渤海地區，甚至在全國范圍內都處于一個供過于求的狀態，同時由于該產業高耗能、高污染的特性，因此，該產業生產規模需要得到有效控制，并通過技術更新和企業重組等途徑對冶金產業進行有效整合，提高產品生產質量的同時有效控制工業污染。另一方面，石化工業屬于資源消耗型產業，環渤海地區依托資源稟賦在石油開采、儲存以及粗加工方面有著競爭優勢，但石化產業鏈下游工業產品的研發和生產能力不足，是典型的粗放型生產模式，因此應深化產業結構調整，加快企業整合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和技術水平，積極推進產品向高端化、精品化、專業化發展。
(三)提高污水處理規模與水平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鎮居民生活污染物產生量將不斷增加。加大城市廢水治理投資，提高城鎮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率，提高污染物消減率，避免污水直接排入雨水管道以及河流、湖泊、水庫等環境水體是治理城鎮生活污染的最根本途徑。
摘 要：區域教育結構和教育體系已經不能適應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不能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必須按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重新定義區域教育的發展方向、結構和體系。區域教育的首要目標是促進和服務區域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關鍵詞：教育 社會經濟 協調發展
一、引言
教育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是科學發展的根本要求。科學發展觀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推進各項事業的改革和發展。科學發展觀雖然沒有直接提及教育與區域社會經濟的協調問題，但是已經隱含或涵蓋了這一點，這是區域內部第二層次的協調問題。區域協調發展就是區域社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在這一層次的協調中，教育作為一個重要角色，不僅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也影響區域社會發展，還影響區域社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教育影響觀念的形成和轉變，影響人力資源的形成，從而影響區域的制度變遷。實踐證明，教育發達和適應的地方，相應地是社會和經濟較發達；相反，社會經濟欠發展的區域，凸顯教育的落后與不協調，并嚴重制約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教育與區域社會經濟不協調的問題，已經成為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但并沒有引起區域的足夠認識。目前，區域教育結構和教育體系已經不能適應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不能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必須按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重新定義區域教育的發展方向、結構和體系。區域教育的首要目標是促進和服務區域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欠發展區域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不協調的表現
這里的“欠發展”是發展不夠或發展滯后的意思，不同于“欠發達”，欠發達是不夠發達，但含有發達的成分，而“欠發展”是一個更普遍而沉重的現實。這里的“區域”更多是指縣域或縣域毗鄰區，因此，“欠發展區域”的定義是指發展不夠或發展滯后的縣域或縣域毗鄰區，即一個以上的欠發展縣或欠發展地區，是以發展地區作為參照物。“欠發展”區域教育的不適應主要表現在：
1.區域教育的方向性偏離
在欠發展區域，基礎教育是教育的主體。由于基礎教育的特征是應試教育，忽視職業技能培養，嚴格與高考對接，為高等教育輸送人才，也幾乎是在為城市培養人才，城市有更強的吸引力，回流的比例較低，教育對區域社會經濟的貢獻率很低。二元的社會經濟結構導致了二元的教育與人才結構，欠發展地區人才嚴重流失，而人才流失制約了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觀念的落后與經濟發展的滯后形成了貧困的惡性循環。
2.區域教育結構和教育體系的嚴重缺失
目前區域教育體系基本以基礎教育為主，區域發展所需的職業技能教育發展很慢，而且很不規范。職教的目標也是為了勞務輸出，為地區培養技能型勞動者；農民科普與素質教育幾乎被荒廢；區域黨政決策者及各層次干部的管理與決策教育沒有列入區域教育體系，而他們擔負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決策，決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于繼續教育的程度與有效性；企業家隊伍和企業家精神是影響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企業家的培養與教育完全被忽視，依賴土生土長。應按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學習型社會的要求，以區域發展為目標，建立完整的區域教育結構和教育體系，特別重視決策者教育、企業家教育、職業教育和農民科普教育。
3.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和二元教育投資結構
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導致了二元的教育投資結構。目前，國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農村和農民。為什么農村的義務教育問題長期解決不好？其根源就在于現有的義務教育經費分配格局嚴重不利于農民和農村。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現在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中央只負擔2%，省地兩級負擔11%，縣級負擔9%，78%的經費要由鄉鎮這一級來負擔。既然是實行義務教育，就應該是城鄉一體的，都應該由國家來承擔，或主要由省級財政來承擔，不能往下壓。國家每年的衛生經費支出是幾千個億，但是85%給城市，只有15%給農村。這種文教衛生的二元投資結構，嚴重地制約了教育的發展，區域的財力只能勉強支撐基礎教育的發展，根本無力發展區域所需的教育，無法完善區域教育體系。
三、欠發展區域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協調的措施
1.調整教育方向
從區域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高度，重新認識教育的功能與作用，把握區域教育發展的方向，教育的結構、質量和數量必須滿足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以區域的發展為依歸和出發點。
2.完善教育的結構與體系
按學習型社會和學習型組織的要求，逐步完善區域教育的結構和體系，以基礎教育為重點發展，完善各層次教育，尤其是決策者教育和企業家培養。在為城市和發展地區培養人才的同時，立足區域，培養人才。
3.改變二元教育投資結構
在改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的同時，按“多予少取放活”要求加大對區域教育的投資，有效改變二元的教育投資結構。
4.建立區域人力資源戰略與規劃
人力資源是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一資源，區域黨政應建立這一共識，從區域長遠發展出發，建立區域人力資源戰略與規劃，在經濟改善的同時，改善人才就業環境，逐步留住本地人才和吸引城市人才、企業家和投資者。
5.改革區域教育體制
把教育看作是區域發展的重要工作，加強黨和政府對教育工作的重視；致力于改善區域教育體制，提高教育的效率、質量與活力。促進教育的多元化、市場化，充分引進市場競爭機制，激化教育的活力。
6.引入社會資本，擴大教育的投入
完全靠中央政府來辦好區域教育是不現實的，只能在充分挖掘現有投入渠道潛力的同時，使教育投入結構多元化。其中，重要的是要引入社會資本，而要完成社會資本與區域教育的多元化，就必須改革辦學體制和產權制度，促進辦學模式的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