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17 15:03:1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公共收益管理辦法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國務院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關于加強國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的意見》已經國務院批準，現轉發給你們，請認真貫徹執行。
「章名關于加強國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的意見
為適應住房建設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需要，加強國有住房出售收入的管理，現提出如下意見：
一、為了調動國有企業和行政事業單位的積極性，對其出售國有住房取得的收入，不再按比例上交財政，也不上交其他部門，全部留歸售房單位使用。國有住房出售收入是國有資產，各單位都要嚴格管理。
二、留歸單位使用的國有住房出售收入，必須按國家有關規定，納入單位住房基金，用于本單位職工住房建設和住房制度改革。地方所屬的直管住房出售收入可由當地人民政府統籌安排用于住房建設、住房維修等支出。
三、出售國有住房取得的收入必須全額存入售房單位在銀行開設的“售房收入專戶”，其利息收入也要納入專戶，不得挪作他用。具體的管理辦法由當地人民政府制訂。
四、各級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或房委會要加強對國有住房出售收入的管理。售房單位使用售房收入，要根據本單位住房建設、住房維修和住房制度改革的實際需要，編制國有住房出售收入使用計劃，報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或房委會審批。經辦銀行根據批準的使用計劃，以及當地人民政府主管部門批準的住房建設計劃辦理撥付手續。未經批準，售房單位不得動用。
五、國有住房出售收入必須按規定的用途專款專用，任何單位或個人都不得截留或挪用。凡截留或挪用國有住房出售收入的單位或個人，必須限期歸還，并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構成犯罪的，要依法懲處。
【關鍵詞】物業 客戶關系 物業服務業 社區
隨著我國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其附屬產業“物業”也蓬勃興起。“物業”一詞自20世紀80年代引入國內，指已經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各類房屋及與之相配套的設備、設施和場地。可以說，在消費者購買房屋的同時必須要使用相關物業配套設施，房屋的使用不能與物業使用隔離開來，而這些配套設施因屬于眾多業主所有，管理上難以統一和規范，為了讓業主能更好地使用這些房屋及配套設施，物業行業應運而生。物業行業的出現大大減輕了業主的管理難題，但因為是新名詞、新行業，故在行業業務上，甚至是法律上都有待完善。經過多年探索，這個行業正在不斷發展完善，但問題也頗多。本文基于和諧客戶關系的理念，對如何提升物業服務業的服務水平試做探索。
和諧的客戶關系是物業服務業社區建設的迫切需要
物業行業的出現是順應社會需求的結果，但它的發展難以一帆風順。因“物業”是舶來品，缺乏管理經驗和服務技能，相關法律、法規也有很多不到位，導致服務不到位、執法不嚴等現象時常發生，行業亂象叢生，法律糾紛頻出。電視、媒體、報刊都經常報道與之相關的扯皮事件。
為了進一步規范該行業中業主與物業管理人員之間的關系，2007年，我國修訂了《物業管理條例》，將“物業管理”更改為“物業服務”。這次更名體現了一個意義：與上下級的“行政管理”區分開來，著力落實“物權法”的精神，突出尊重個人物權的重要性。物業管理企業實際上一直是第三產業，本質應該屬于服務行業范疇，這次改名是為了更體現物業行業的行業特性，把本質表現在名稱上，是順應行業發展的重要舉措。
法律的修訂表達了國家規范物業服務業的決心，從法律上保護了服務主體雙方的權利。但實地調研、資料查閱中大量相關資料卻表明：在現實操作中，物業糾紛層出不窮，由于涉及面廣，業主維權成本和難度較高，不穩定因素多，看似小事的物業糾紛已成為當前影響和諧社會關系的一大隱患和城市發展矛盾的焦點問題之一，亟須高度重視。因此，物業服務業的管理不僅用“理”也要用“情”。構建和諧的客戶關系就成為當前物業服務業的迫切需要。
物業服務企業經營中諸多不利于和諧客戶關系的因素
第一，法規不健全。上位法雖有，但具體的實施細則不全，操作性低。各省市的物業服務規定、收費管理細則等都各有不同，所以整個行業行為不能實現統一、規范。例如《物權法》規定，小區物業公司僅具備服務權，利用小區設施所得公共收益，必須全部用在小區公共設備維修、業主日常文體活動上。但是現實卻是大部分物業服務企業都將小區的公共收益以補貼物業服務費名義“私吞”。
第二，行政管理部門管理缺位。物業糾紛的頻繁發生，與政府部門行政監管的缺位密切相關。雖商品房開發從1998年開始已近14年，但對于一些政府部門來說，轉變服務職能的意識仍相對滯后。行政部門對于物業糾紛，往往缺乏主動服務的意識，等矛盾積累到不可調和后才去處理，使事情的處理變得非常被動。另一方面，各政府部門的職能劃分不清，有利時一哄而上，對復雜難纏的物業糾紛，卻都三緘其口，互相推諉。很多情況下，像遇到大量水、電、氣的意外泄露，涉及到小區公共設施等的中修、大修，都需要政府出面引導，協調開發商及相關企業。同時還需制定相關政策法規，當遇到類似問題時，有案可查，有法可依。因此，政府的行政監管和協調職能，在減少物業糾紛方面意義重大。
第三，房地產行業的衍生行業特征。衍生的依附關系導致了占比60%的物業服務企業屬于房地產企業的二級公司，與房地產企業形成了附屬關系，大部分物業企業處于擦屁股、背黑鍋的尷尬境地。
第四，從業人員素質偏低。調查發現，物業行業80%以上從業人員是社會底層人員，保安、保潔員等大多都是臨時人員，工作穩定性低，福利待遇無保障，因而他們絕大部分對行業認同感低，更談不上長期的服務意識。
第五，公共資源帶來的利益驅動。小區的各類公共設施會帶來諸多的公共利益，在法規不健全的情況下，導致這些公共利益的使用沒有明確的說法，“私吞”、“侵占”等現象頻發，不僅剝奪了業主的利益，也損害了物業企業的品牌形象，并常進一步引發法律糾紛。
第六，行業服務標準沒有統一。服務產品的特性使得物業企業一直以來難以統一質量標準，而產品的標準化能大大提升質量、減少紛爭。這一矛盾急需得到行業重視，并提出解決辦法。要打造物業企業的品牌形象，就需建立該行業統一的服務標準；應該向一些大型服務業學習，將企業的行為準則、員工的行為準則規范化，著力打造一個良好的物業服務企業形象，也為市場的監管提供便利。
著力構建和諧的客戶關系
一個社會的和諧得益于每一個小的社區的和諧，物業服務行業肩負著非常大的社會重托。但當前物業行業與業主之間的矛盾卻比較突出和尖銳，那么怎么做才能緩解雙方矛盾，實現與客戶關系的和諧呢？鑒于客戶關系管理的核心是價值，一旦明確了委托關系，物業企業和業主之間都要彼此給予對方高價值的回報。在這一關系中，作為服務方的物業行業應該是更主動積極的一方，為了在競爭中生存，為了提升品牌形象，筆者認為物業企業應該在客戶關系的維系中主動做出價值承諾，著力保障、實現業主的權益。為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幾點：
1.涪陵工業園區公租房建設、配租情況
涪陵工業園區成立于2003年3月，與涪陵新城區實行“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的機構管理模式，是經過國家發改委備案、重慶市人民政府批準成立的市級工業園區，是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范基地、長江經濟帶國家級轉型升級示范開發區、重慶“十強工業園區”。
截至2016年12月末，涪陵工業園區已建成投用的公租房項目只有雙溪五組團公租房小區，該小區距涪陵城區中心約20公里，距涪陵新城區中心約7公里；小區共有公租房2400余套，實現配租1450余套，其中，企業團租公租房1400余套，個人申請公租房僅為40套左右，小區配租率約為60%。即將建成投用的民居家園小區公租房項目，共有公租房770余套，距涪陵新城區中心約2公里。2016年，涪陵工業園區實現公租房配租175套、退租57套，公租房入住與退租比例為3：1。
2.涪陵工業園區公租房配租管理法規依據
目前，重慶市、涪陵區兩級政府尚未出臺企業申請公租房的實施細則，涪陵工業園區企業公租房配租管理主要依據《公共租賃住房管理辦法》（住建部令〔2012〕第11號）第三條：“公共租賃住房可以是成套住房，也可以是宿舍型住房”；第八條：“對在開發區和園區集中建設面向用工單位或者園區就業人員配租的公共租賃住房，用人單位可以代表本單位職工申請”，以及《重慶市涪陵區公共租賃住房管理實施細則》（涪府辦發〔2011〕167號）規定的申請條件、申請要求、審核配租、租賃管理等具體規定組織實施。
園區企業員工申請公租房按照《重慶市涪陵區公共租賃住房管理實施細則》（涪府辦發〔2011〕167號）規定實施配租管理。
二、涪陵工業園區建設公租房的意義
1.促進園區產城融合水平
在經濟“新常態”的發展階段下，我國經濟發展正經歷著從“量”的增長向“質”的跨越的發展歷程，然而縱觀全國工業園區建設往往存在“重生產，輕配套”的現象，城鎮化建設落后于工業化發展，工業園區的配套設施建設明顯滯后于實際需求。涪陵工業園區公租房項目的建設能夠吸引教育、醫療、商業、社區服務的聚集，符合園區“產城融合、宜居宜業”的新城市建設發展理念，提升園區產城融合水平。
2.推動園區城鄉統籌發展
工業園區建設涉及大量建制村社的整體拆遷，園區內部及周邊村社將釋放出大量的流動人口。作為保障性住房體系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公租房項目能夠吸納部分釋放人口，緩解其住房壓力，是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重要保障和途徑。涪陵工業園區公租房項目的建設使用，能夠解決進城務工人員的住宿問題，進而對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輻射、帶動效應，起到“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協調發展作用。
3.推進園區職住平衡
工業園區的職住平衡是指在園區范圍內，企業所提供的就業崗位數量與園區內適齡勞動者數量大致相等，并且適齡勞動者可以在園區就近生活、工作，能夠采用步行或者非機動車交通工具解決大部分通勤交通問題。涪陵工業園區公租房項目是企業和職工的重要橋梁，能夠優化居住空間和就業關系，是實現園區職住平衡發展的有效途徑。
4.實現政府、企業、員工三方共贏
園區公租房對當地政府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起到了保障作用，為園區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奠定基礎；園區公租房小區可有效改善企業員工居住條件，促進園區企業集中精力搞生產、謀發展，緩解企業后顧之憂；園區公租房能夠很好地緩解大學畢業生等新就業人員的階段性、過渡性住房問題。
三、涪陵工業園區公租房管理存在問題
1.企業團租公租房缺乏實施細則
涪陵工業園區企業員工申請公租房已有明確的實施細則，但是在園區已配租公租房中，企業團租公租房占比超過95%，園區企業已成為公租房的申請主體。然而，除住建部《公共租賃住房管理辦法》個別條款能夠成為企業團租公租房的法規依據外，企業團租公租房尚缺乏具體的實施文件，僅能參照個人配租管理執行。
2.房屋配租率不高
由于雙溪五組團公租房小區地理位置較為偏遠，導致小區附近未能形成聚集效應，出現公共交通配租不足、商業配套不齊、住戶生活不便等問題。涪陵工業園區2016年實現公租房配租僅為170余套，公租房小區的空置率約為40%，與涪陵城區公租房“一房難求”現象形成鮮明對比，存在公共資源浪費問題。
3.未明確房屋維修資金來源
公租房是租賃性質的房屋，租戶無需繳納住房維修基金。《涪陵區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保障性住房管理的實施意見》指出“涪陵區住房保障中心直管公房的維修整改費用從收取的房屋租金中解決，不足部分由區財政安排；非直管公房，管理單位可按有關約定或參照直管公房執行”。涪陵工業園區公租房為非直管公房，小區公共設備及房屋室內的更新、改造費用雖然由園區管委會承擔，但是由于未明確房屋維修資金具體來源，房屋維修工作開展不順暢。
4.退出機制難以實施
《重慶市涪陵區公共租賃住房管理實施細則》以及《涪陵區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保障性住房管理的實施意見》等法規政策設計了“3月過渡期、1.5倍市場指導價收取房屋租金、行政司法經濟綜合手段、社會監督”等公租房退出機制，但是由于管理單位人員有限、入住人員有效監管方式缺乏等原因，公租房源未能實現正常流動。
四、涪陵工業園區公租房管理建議
1.完善法規制度，促進管理規范
修訂涪陵區現行的公共租賃住房管理實施細則，將企業團租公租房納入管理，明確企業團租公租房的申請條件、申請要求、審核配租、租賃管理、退出管理等具體規定；出臺非直管公房維修資金管理辦法，探索按比例提取租金、小區公共收益、保證金收益、政府補貼等多種形式的維修資金來源渠道，確保房屋及時維修、更新和改造；進一步規范管理單位、物業公司、維保單位、租戶等各方職責，實現“申請――審核――入住――報修――退租”各環節的順暢。
2.做好需求調查，合理選擇項目地址
由于涪陵工業園區公租房主要面對園區企業職工，重點解決企業職工的住房問題，管理部門可以在園區企業的配合下，對企業職工的公租房需求進行摸底調查，結合園區各類規劃、現有資源、周邊環境、社會文化等因素，從全局出發考慮公租房項目的選址建設，避免出現房源空置的“需求不足”假象。
3.注重硬件配套，優化生活環境
公租房小區應按照“戶型小、功能齊”的理念進行戶型設計和房屋裝修，注重熱水器、廚衛設備、櫥柜等基本生活配套設施的完善；景觀綠化、節能環保、智能化等方面的設計向商品房小區標準看齊，提升小區形象、品質；配置小區警衛室，加強小區治安的管理；引進銀行、通訊、超市、餐飲等基本生活服務站點，方便租戶生活；完善交通、醫療、教育、市場等公共配套服務設施，提供便利的居住環境。
焰火燃放在長沙市有悠久的歷史，“瀏陽煙花”始于唐，盛于宋，至今已傳承千年。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政策的支持、調整、適配中，瀏陽煙花發展迅速，在行業內的影響和地位得到了快速提升。
1991年，由瀏陽市委、市政府主辦的瀏陽首屆國家花炮節舉行，至2003年10月瀏陽撤縣建市十周年慶典暨第六屆中國瀏陽國際花炮節，在政府的政策扶持下，瀏陽煙花搭上市場化改革的順風車，一路高歌猛進，創造了極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用；在另一層面，由于其資金、技術門檻較低，煙花行業的發展也呈現著另一番“生態亂象”。
基于整頓瀏陽花炮行業的需要等方面的權衡之后，2003年9月11日，長沙市市長譚仲池簽發第87號政府令——《長沙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辦法》。《辦法》詳細地對煙花爆竹的生產、銷售、運輸、燃放等作出了嚴格的規定。其中規定，煙花爆竹生產應遠離集鎮，商場超市不得銷售煙花爆竹，禁止在公共場所燃放煙花爆竹。《辦法》于10月1日起正式開始施行。此次長沙市關于焰火燃放的政策變革，不可避免的會帶來一系列針對煙花企業的改革陣痛，同時此次變革也為整頓花炮行業、提升煙花質量和行業整體競爭力、提高生產和安全管理質量等提供了一次契機。
2005年9月9日北京市通過煙花燃放的“禁改限”規定，全國當時有236個城市響應北京“禁改限”的政策變革，改禁放煙花爆竹為限時限地燃放或全面放開。長沙市政府應當如何滿足與回應這一需求？參照瀏陽模式即由政府主辦，企業參與的“中國瀏陽國際花炮節”形式，集中在城市公共場所燃放煙花，通過之前禁階段的全面整頓，瀏陽煙花不論在技術上還是在安全性方面都有了質的改觀。取消煙花爆竹禁放，意味著以前全面禁止煙花燃放的城市再次向瀏陽花炮敞開了大門，這種變化無疑給瀏陽煙花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帶來極大的利好，甚至于出現“供不應求”現象。
2010年，長沙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推進城市國際化、把長沙打造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化名城的目標，確立把旅游業打造成戰略性支柱產業。市政府經過多番研究和安全監測之后，決定從2010年8月至2011年8月，每周六以及重大節日在橘子洲燃放煙花。這一活動以“橘洲浪漫、璀璨星城”為主題，以“瀏陽花炮”為品牌，以橘子洲為載體，把山、水、洲、城這一獨特的城市景觀展示給國內外游客。數據顯示，8月28日首場煙花燃放活動當晚，湘江兩岸十余萬市民、游客觀看煙花，其中專程乘坐大巴前來觀看的外地游客在4500人左右。
事實證明這一活動廣受市民、游客追捧。橘子洲周末焰火廣受中央電視臺等國內外媒體關注。兩年多的燃放，完全實現了長沙市政府主辦這項活動想要實現的提升長沙旅游人氣、打造長沙旅游特色名片、豐富市民文化生活的目的。
然而，盡管橘洲焰火已獲得經濟、社會多重效應，但其對環境的污染以及造成的局部交通擁堵，也同樣飽受詬病。面對這些問題，2014年市政府對橘洲焰火作了重大調整，以減少場次、減少污染、創新技術、市場運作、優化交通、確保安全為原則和要求，將燃放時間調整為5月至10月，避開長沙多雨、濕度重，空氣流動性相對較差的時間段。同時，將燃放次數減至30場，在煙花燃放主題上規范化、商業化，讓煙花開得“更純凈”、“更經濟”。
二 引發的公共政策變革之路的幾點思考
公共政策給長沙市的焰火燃放帶來的起落與繁榮，使我們不得不思考其背后的政策變革道路，這里有幾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1）公共政策總是在不斷地變化，驅使公共政策做出變革決策的動力是什么？2）從管理型政府到服務型政府的角色轉換中公眾對公共政策決策有什么要求？3）公共政策決策中政府越來越多地引入參與者，政府和其他參與主體的關系如何處理？4）政府公共政策決策行為產生著成本和收益，政府官員、利益集團、公民等各個方面之間如何博弈？5）對每個人都均等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們每個公共決策指向的都是公共利益，如何處理好公共利益中的利益平衡？6）公共政策決策有三種基本模式：完全理性決策模式、有限理性決策模式、漸進決策模式，何種條件下采取哪一種最有利？
（一）公共政策總是在不斷地變化，驅使做出公共政策變革決策的動力是什么
制度變遷理論大體上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第一個時期是以凡勃倫為創始人的開創性歷史時期，他認為，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而生活方式所由構成的是，在某一時期或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通行的制度的綜合，因此從心理學的方面來說，可以概括地把它說成是一種流行的精神態度或一種流行的生活理論。如果就其一般特征來說，則這種精神態度或生活理論，說到底，可以歸納為性格上的一種流行的類型。”[1]，他在分析制度和制度變遷時應用的是一種“累積因果論”，即制度演進的每一步由以往的制度狀況所決定。第二個時期是以約·莫·克拉克為代表對制度變遷理論繼承和發展的時期，闡述了對資本主義企業的分析以及制度與技術相互作用等問題。第三個歷史時期是以加爾布雷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和以科斯、道格拉斯·C·諾思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蓬勃發展時期，其中，1993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可以說是制度變遷理論的集大成者，他提出制度是對歷史進步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一部制度認知、選擇、演變的歷史，他的制度變遷理論以三大理論為基石，這三大理論分別是：描述一個經濟體系中激勵個人和集團的產權理論；界定實施產權的國家理論；影響人們對“客觀”存在變化的不同反應的意識形態理論。
諾思認為，制度變遷是一個過程，是由效益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效益低制度的過程，這種過程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并且費用昂貴，除非一種制度的創新有了潛在的利潤或是其成本降低并使得制度變遷變得合算，否則不會發生制度變遷，制度變遷是一個制度不均衡時追求潛在獲利機會的自發交替行為。至于制度變遷的動力，傳統制度經濟學的凡勃倫強調人的本能心理作用，而諾思等人則強調人的理智心理作用，把制度變遷的動力歸結 于理性人對制度變遷所帶來的成本—收益的比較計算，認為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約束條件是制度的邊際轉換成本等于制度轉換的邊際收益。[2]
在我國，由于歷史和傳統的原因，政府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在諾思的變遷理論中，制度變遷中的政府行為具有雙重性，政府在兩個行為目標之間存在著沖突，“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3]在此基礎上，諾思把制度變遷分為“自下而上”的制度變遷和“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遷。所謂“自下而上”的制度變遷，是指由個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獲利機會的引誘，自發倡導、組織和實現的制度變遷，又稱為誘致性制度變遷。長沙橘子洲周末焰火燃放活動是瀏陽市人民政府以組織瀏陽燃放（煙花）企業參加比賽的形式承擔焰火燃放業務，而燃放活動是按自愿的原則參與的企業行為，不僅如此，由于橘子洲頭焰火燃放成果在全國已有一定的影響力，橘子洲焰火燃放便自發地開始摸索“商演”，比如隆平高科《在希望的田野上》專場讓橘子洲焰火收獲了50萬元的贊助費；北辰三角洲和益陽安化黑茶的專場共收入百萬贊助費。在誘致性制度變遷中，政府充當了“次級行動團體”，即第二行動團體，幫助“初級行動團體”獲取收入進行制度安排，長沙市人民政府與瀏陽市人民政府為初級行動團體的制度創新活動創造條件并提供重要的支持，發揮著關鍵性的輔助作用。所謂“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遷，是指由政府充當第一行動集團，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實行的制度變遷，又稱為強制性制度變遷。諾思認為強制性制度變遷中的政府行為主要體現在營造合理的制度環境、保護有效的產權結構、塑造良好的意識形態等方面。為進一步做好橘子洲周末煙花燃放的工作，充分發揮品牌效應，長沙市政府經研究決定，橘子洲周末煙花將繼續燃放并做重大調整，調整以減少場次、減少污染、創新技術、市場運作、優化交通、確保安全為原則和要求，在此基礎上，還以“瀏陽煙花”為品牌，以“橘洲浪漫、璀璨星城”為主題，以豐富多彩的煙花燃放形式，打造長沙特色旅游。由于制度具有公共物品特性，誘致性制度變遷難以達到社會的最佳水平，而政府由于使用強制力具有很大的優勢，可以比個人或組織更多的提供制度這種公共品的服務。
（二）從管理型政府到服務型政府的角色轉換中公眾對公共政策決策有什么要求
政府角色是以人格化的形式對政府功能的定位。“制定和執行公共政策是政府發揮作用的基本方式。因此，一個關于政府角色定位的理論基本上也就是回答公共政策應當在哪些地方發揮作用或者不應當在哪些地方發揮作用。”[4]政府在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中充當的角色并非是靜態的，而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向前推進、變化的。
政府角色發展，是一個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發展的過程。管理型政府是指選擇以管理目標為核心的行政制度體系。其行政的主要目標是管理，維持政治國家的秩序與安定。政府不僅要施行宏觀管理，而且也要進行微觀干預，全面介入社會生活甚至私人生活，行政的“疆域”無所不及。行政的主要手段是強制，行政關系具有強烈的支配性和服從性，行政行為具有強烈的單方性和權力性。而且，在實施行政行為時，往往忽略以人為本和程序正義。奉行以行政主體為中心的管理理念，導致立法的規范性、民主性和公開性差，只考慮政府行政管理的便利，而不考慮相關利益群體的意見，行政管制色彩濃厚。
服務型政府是把為社會、為公眾服務作為政府存在、運行和發展的基本宗旨，在社會本位和公民本位理念指導下，在整個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過法定程序，以公正執法為標志，按著公民意識組建起來的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并承擔責任的政府。服務型政府是一個為全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政府。服務型政府會真正關注普通民眾的利益、需求和愿望，同時為各種市場主體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創造平等競爭的條件。可見，傳統的政府與社會間的關系，由于片面地突出了某一種關系而成為不健全的關系模式，公共管理實現了群體間關系模式的變革，使權力關系、法律關系和倫理關系有機統一起來，第一次確立了健全的關系模式。[5]
長沙市關于焰火燃放的政策變革是一個政府角色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的過程。由于燃放煙花爆竹造成的財產損失和人身傷害事件呈逐年上升之勢，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減少財產損失，長沙市于2003年10月開始實施《長沙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辦法》，在公共場所焰火的燃放簡單的“一禁了之”，用強制的行政手段禁止公共場所焰火燃放，較突出的體現了管理型政府的職能和特點。
2010年，應之前部分市民關于煙花作為長沙的一個品牌產品、頻頻亮相北京奧運會等各大賽事、長沙應充分利用這一有影響有特色的產品來推介長沙形象的建議，同時考慮到重大節日民眾往往有燃放煙花的需求和傳統，為豐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長沙市政府經過多方研究，決定定期定時定點的在橘子洲舉行音樂焰火大賽，充分考慮到了安全、環保等方面的問題，體現了長沙市政府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下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合法科學的政策制定以及對普通民眾利益、需求和愿望的尊重。
（三）公共政策決策中政府越來越多地引入參與者，政府和其他參與主體的關系如何處理
20世紀70年代，西方社會普遍發生了公共管理危機，表現為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擴大，社會問題不斷滋生，人民政治意識不斷覺悟以及政府不可治理性不斷增加，推動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論研究的范式變革。“如果制度的產生必須具有合法性，那么只有通過開展具有廣泛參與性的管理問題討論，才能在生活的‘公共’領域取得一致性意見。僅僅訴諸權威，在這個世界已行不通。”[6]政府為了協調與社會、市場之間的關系，改變以往政府一元統治的封閉式管理模式，而開啟一種多元主體參與的開放式治理模式。[7]
公共治理理論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主體的多元表現在一方面政府治理主體依然具有來自于自身公權力的行政決策權，另一方面非政府治理主體合法地位的確立以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與日俱增 ，其對政府行政決策施加的影響作用愈加明顯。這使得政府決策范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從過去的政府高權統治決策到現在的社會參與治理決策。
二是主體間互動性增強。其互動性不僅僅是指主體與主體之間，即政府主體和非政府主體之間交往和互動頻繁，更是指主體內部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增強。政府間關系包括橫向和縱向兩方面，公共治理下的政府間關系打破了部門利益的藩籬和地方保護主義的弊病；非政府主體內部也匯集了眾多持有相同利益表達和訴求的個人和團體，相同的價值取向是非政府組織發展壯大的不竭生命力。
三是主體間責任界限的辨識度降低。公共治理下，社會對政府憑一己之力治理社會的能力持質疑態度，這種情況的產生是由于社會的發展造成了政府管理范圍擴大，管理難度陡增，管理成本加劇，管理風險倍升，這一切歸根結底即政府能力不濟。社會作為國家的另一元主體，亟待參與到治理中來。于是大量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應運而生，這些非政府組織具有滿足多方面需要、解決社會問題而無須讓政府干預的優勢，所以部分公共責任轉移到在公共管理領域表現杰出和勇于承擔義務的非政府組織和個人身上。[8]以往的那種政府和社會相割裂的二元治理模式便不復存在，二者間的責任劃分和界限也不再明顯。當然，如索維爾著重強調的，“在社會相互作用的全體參與者中，有限的知識呈現分散性，只有信息結構和制度結構恰當配套，才能獲得利益。”[9]
自2003年禁止公共場所燃放煙花爆竹到2010年由“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的橘子洲焰火晚會，長沙市關于焰火燃放的政策變革涉及面廣，考慮因素多，但從根本上來說是政府、瀏陽煙花企業以及長沙市民等社會主體共同博弈的結果。此次政策變革過程中，長沙市政府需要考量政府行政成本、瀏陽煙花企業的發展、市民公共福利、經濟發展和旅游帶動、城市空氣質量等變量；瀏陽煙花企業為尋求發展需要良好的政策環境、公平競爭和展示的平臺以及廣闊的市場；長沙市民追求的是更好的生存環境、更適合需要的公共福利。可以說此次政策變革協調了長沙市政府、瀏陽煙花企業、長沙市民等社會主體的需要。此后政策的部分調整，即橘子洲周末焰火燃放限定在5月至10月的周末，另外元旦、除夕和元宵三個重大節假日納入燃放表，壓縮燃放場次，由53場到30場。這也是基于長沙秋冬季節天氣寒冷、春季多雨的剛性現實，市民不宜外出；同時每年10月到次年5月這一時間段內的重大節假日市民觀賞焰火燃放以增添節日氛圍的需要；長沙市政府在全國治霾背景下，結合每年10月到次年5月長沙空氣污染較重的現實，提高空氣質量的需要；瀏陽煙花企業借助橘子洲焰火晚會以提升技術等方面政府、企業以及市民共同考量的結果。因此，長沙市關于焰火燃放的政策變遷是政府、企業和市民共同推動、共同作用的結果，即是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的產物。
（四）政府公共政策決策行為產生著成本和收益，政府官員、利益集團、公民等各個方面之間如何博弈
交易成本是指各方在達成協議與遵守協議過程中發生的成本。當外部性存在時，市場手段對于行為個體的行為難以起到有效的作用。因為市場配置通過成本收益關系來調節市場主體的行為，能夠達到經濟效率。然而，在存在外部性時，出于成本收益平衡考慮，經濟個人解決外部性缺少動力，而更愿意搭便車。
根據科斯定理，如果在私人市場，此時可采取私人的解決辦法。然而，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包括達成協議的信息成本、協調成本，要求遵守協議的監督成本和懲罰成本），私人的解決辦法可能無效。特別是在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的交易領域，交易成本更為巨大，私人不可能承受，只能依靠公共政策。[10]
公共政策對于解決公共物品及準公共物品領域的外部性問題是相對可行的。因為交易成本由全體納稅人承擔，而解決問題帶來的收益則由人民共享，成本收益較能達到平衡。其二，公共政策的強制屬性有利于減少成本和方案的執行。使用公共政策解決此問題，同樣要注意防止交易成本上揚。不管從政策問題的產生和商定、計劃和選擇、實施和維護，政府官員、利益集團、公民等各個方面之間都會形成反復博弈。
2010年8月，長沙市召開橘子洲周末煙花燃放新聞會，宣布長沙即將啟動為期一年、共計50余次的周末煙花燃放活動。通過三年的精心組織和不間斷燃放，橘子洲周末音樂焰火晚會已打造成為長沙的城市新名片，成為湖南乃至全國獨特的旅游產品，推動了瀏陽煙花產業的良性發展，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2013年，橘子洲周末煙花燃放活動以減少場次、減少污染、創新技術、市場運作、優化交通、確保安全為原則和要求作出重大調整。最直觀的調整是煙花燃放場次由為期一年、共計50余場次縮減為每年5月至10月、共計30余場次。在這一過程中，公共政策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五）如何處理好公共利益中的利益平衡
公共政策的決策中要協調好各種不同利益群體的需求，發揮好公共政策的調配功能，維護社會的穩定。在現實社會中存在著不同的利益群體，它們之間難免會產生摩擦與沖突，政府必須利用公共政策來有效平衡各方的利益需求，緩解沖突與矛盾。“多少年來，逐利的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很少在道德哲學家和政治哲學家中找到朋友。”[11]在決策實踐中，一般難以達到決策理論中獲得最佳決策方案的要求，“公共利益對于不同的人也意味著不同的東西，他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12]政策行動主體要在各種動態因素之間進行權衡，尋求一個在各方面協調基礎上大致平衡的結果，這樣的結果會隨著內外部環境的動態變化而產生相應的變動。
決策實踐中政策行動主體在權衡各方面的因素后會獲得一個基本平衡的暫定結果，然后隨著公共政策實施的過程中所碰到的問題以及環境的變化而發生變動。當某一公共政策由于在前期的制定過程中受到政策制定者認知水平、執行者主觀意愿以及相關者配合的問題的影響下，可能會使得政策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這一公共政策與其他公共政策產生目標沖突或是公共政策存在多個目標且與目標之間有沖突；既定公共政策只考慮到了局部利益，忽略了全局利益，沒有長遠的眼光從而引發其他社會問題的產生；某一公共政策考慮不周全，沒有顧及到社會的發展情況 以后執行部門的實際情況，使得政策缺乏操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另一種情況是當先前制定的公共政策所需要的外界環境已發生變化，國家基本政策方針根據外界的大環境做出重大調整，因此對應的公共政策也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國家的每一次重大會議，都會根據社會發展、科技變化對現有公共政策進行及時地調整，逐步健全完善公共政策以適應時展的需要。
長沙橘子洲周末焰火燃放政策的調整，目的明確，既響應國家要求建設環保型社會的號召，也考慮到了長沙市當地氣候、旅游、交通以及各煙花企業的因素。調整后，焰火燃放的次數由原來的53場降至30場，使得焰火燃放安排更加科學合理，節約成本，確保了焰火燃放的時效，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環境保護。對煙花產品、煙花燃放一如既往地堅持環保領先、減少污染的做法，取消高噪音污染的煙花產品燃放，使用低煙霧的煙花產品減少煙霧的產生，在豐富市民文化生活的同時保證城市生活的正常有序。繼續鼓勵煙花企業不斷創新產品，安排專項資金來推動企業的轉型升級，引入適當的市場運作機制，使焰火燃放步入良性循環。焰火燃放政策的調整，穩固了長沙打造的城市新名片，促進了長沙旅游業的發展，促進了當地花炮企業的產業鏈轉型升級，增加了當地的就業率與稅收，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上取得雙創收。
（六）何種條件下采取哪一種公共決策模式最有利
公共決策從其模式變革角度來看，大致有三種類型：
一是完全理性決策模式。此模式的理論基礎為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后來又經歷了邊沁、密爾等功利主義學派的發展，逐步成為一種典型的管理決策理論。完全理性決策模型是以“經濟人”為假設和理論前提，特征是在決策之前要搜集全部的信息，獲得一切所需資源，能對決策的成本收益作出絕對精確的計算，最終經過思考得出最佳的結論。[13]從這一系列對于完全理性決策的論述中，不難發現完全理性決策對決策條件的要求近乎苛刻，而且幾乎無法實現。因此，現實生活中，完全理性決策幾乎無法實踐。
二是有限理性決策模式。鑒于完全理性決策模式在現實中的種種弊端，特別是其不可操作性，以西蒙為代表的管理主義學派提出了有限理性決策。這一模式是指在決策過程中，不求搜集到所有信息和資源，只求得出滿意的方案或者解決對策即可。換句話說，完全理性決策追求的結果是“最佳”，而有限理性決策追求的結果是“滿意”。[14]
三是漸進決策模式。該決策模式主要是由美國學者查爾斯·林德布洛姆所提出。作為對完全理性決策的再批判，林氏理論認為“漸進調適”模式比較實際、較科學、較妥當。他認為，漸進決策，就是指決策者在決策時在既有的合法政策基礎上，采用漸進方式對現有政策加以修改，通過一連串小小的改變，在社會穩定前提下，逐漸實現決策目標。“如果超越某些限制，政策分析者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復雜性的泥淖，找不到令人滿意的合理解決標準。”[15]可見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理論追求的是與組織內外環境相適應的穩妥，但是卻忽視了決策者本人“富有想象的創見”。如果將以上三種決策模式做一個形象的比喻，完全理性決策、有限理性決策和漸進決策分別是“100分最佳”、“80分滿意”和“60分萬歲”。
任何范式的變革，都有兩種基本的路徑：一種是強制型變革，或曰“休克療法”、“震蕩療法”；另一種是誘致型變革，具有循序漸進的路徑依賴特性。上述三種決策模式亦遵循這兩種路徑。政府對于煙花爆竹的燃放政策經歷了從“禁”到“限”再到“變”，這一歷程是從完全理性決策到有限理性決策再到漸進決策的變革路徑。2003年長沙出臺《長沙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辦法》，禁令一出，立即收到了效果，逢年過節燃放煙花爆竹的現象頓時少了許多，城市清凈了，資金節約了，因燃放煙花爆竹導致的安全事故也減少了，“禁放”政策不可謂不成功，這也得到了其他城市的效仿。但是，一味地禁止也不利于煙花爆竹行業的發展，再者，逢年過節燃放煙花爆竹也符合中國人的傳統習俗，可以增加節日氛圍。2006年，燃放煙花爆竹從“禁止”改為“限制”，長沙市不全面禁放煙花爆竹，但省市黨政軍警、人大、政協機關駐地圍墻外側50米之內等9處區域禁止放煙花爆竹。2010年，長沙繼續放松對煙花爆竹的管制，開始嘗試煙花燃放與瀏陽同步。上述三次調整體現政府決策與市場發育、社會發展的相互適應，是政策模式從全面理性到漸進理性的轉變。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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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影響
1新會計制度下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工作內容與意義
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工作，是單位在開展業務活動期間，進行相關經費的籌集、投放、報銷及監督、管理等工作內容，財務管理工作內容涵蓋事業單位的會計核算、預算管理、收入/支出管理等方面。1997年，為加強事業單位會計管理和核算工作，財政部在原有《事業行政單位預算會計制度》基礎上，頒布了《事業單位會計制度》(財預字[1997]288號)。隨著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為進一步提高事業單位會計信息質量，財政部對有關制度進行了修訂，并于2013年頒布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隨后又在2017年再次《政府會計制度-行政事業單位會計科目和報表》，新制度將于2019年1月1日起執行，原會計制度廢止。在新會計制度下事業單位的發展也有了新的要求，對財務信息、財務計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財務管理工作需要進行收入和支出的核算方法定額補助的管理方法的改變，這些改變對財務管理工作有更高的要求，工作內容增加很多，財務的收入管理和支出管理，成本管控等工作內容。財務管理工作對財務活動進行多方面的監控，為財務信息額準確提供保障。財務管理工作對資金挪用和資產損失可以有效的預防，還可以提高事業單位資產利用效率，為事業單位資產提供了有效的保障。財務管理工作可以為事業單位的財務預算工作、財務控制工作、財務決算工作進行有效的監督，提高公共服務水平。
2新會計制度對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問題
2.1對會計科目的影響
首先是資產類科目，在執行新會計制度后，事業單位資產科目更明細化，對固定資產、公共基礎設施、政府儲備物資、文物文化資產、保障性住房和無形資產等獨立核算并計提折舊或攤銷，對準確反映事業單位財務狀況和運行成本等情況具有重要意義。其次是凈資產類科目在施行新會計制度后，將事業基金、非流動資產基金、財政補助結轉、財政補助結余、非財政補助結轉、經營結余6個科目整合為累積盈余科目，通過與預算結余類資金結存科目對比差異，揭示財務會計和預算會計的內在聯系。
2.2對事業單位預算管理的影響
(1)對預算編制和執行的影響。新會計制度施行后，有效梳理了事業單位財務報告的體系層次，并對財務報告的內容進行了合理的完善與補充，把預算收入支出表、預算結轉結余變動表、預算收入支出表融入單位的財務報告體系中，將公共收益經濟信息進一步凸顯，提高了信息披露的質量。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提高，不但可以在預算編制期間充分了解單位的盈利能力和單位的財務狀況，同時還可以了解財政補助的收支情況，不僅可以將預算年度內的收支安排良好的完成，還能在開展年度預算執行情況考核的過程中，為預算管理工作提供預算執行報告。(2)對預算監督的影響。新會計制度施行后，將現金收支的平衡記賬納入了事業單位的部門預算管理，不僅對預算管理中的現金收支業務進行財務會計核算，同時還進行預算會計核算，使財務報表與預算會計報表之間存在了勾稽關系。既可以滿足單位編制權責發生制財務報告要求，又兼顧了現行事業單位部門決算報告制度的要求，使事業單位的會計行為具備了規范性，為事業單位會計主體預算、財務管理打下良好基礎，使事業單位預算監督和績效管理得到強化。
2.3對事業單位收入、支出的影響
新會計制度施行后，在收入管理上增加了非同級財政撥款收入、投資收益、捐贈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等科目，讓資金收入內容更加明晰，利于資金的監督和管理，在支出管理上，將事業支出科目細分為業務活動費用和單位管理費用科目，同時增加資產處置費用、上繳上級費用、對附屬單位補助費用、所得稅費用等多個科目，將原本單一科目細化，讓支出會計核算更加明了。
3新會計制度下完善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建議
3.1建立良好的財務管理觀念
事業單位要想為財務管理人員建立良好的財務管理觀念，應該以《會計法》為準則，要以法律來約束財務管理人員的職業操守。事業單位的各個部門培養工作人員愛崗敬業的精神。這樣才能在財務管理上，最大限度的排除人為干擾因素，使財務管理工作順利進行。對傳統的財務觀念要進行優化創新，提高相關工作人員對新財務制度的認知，最重要的是新財務制度對事業單位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要讓財務管理工作人員對其真正的認知到。對于財務管理工作人員要讓其加強管理意識，在日常的工作中，要以新會計制度為工作準則，對自身的工作任務要認真的完成。事業單位內的所有部門要加強工作上的協調，對內部的監管制度要進行強化，對于財務管理的制度要不斷的完善。
3.2做好新舊會計科目銜接工作
根據財政部《〈政府會計制度-行政事業單位會計科目報表〉與〈行政單位會計制度〉〈事業單位會計制度〉有關銜接問題的處理規定》(財會[2018]3號)文件要求，新會計制度的執行時間為2019年1月1日。新舊賬務對接時間選在2019年度開賬時，可以無需關注收入、支出要素，重點難點在原會計科目余額轉入新賬財務會計科目，原賬科目余額登記新賬預算結余會計科目，基建“并賬”后金額轉入“在建工程”和“預付賬款—預付備料款、預付工程款”科目等。事業單位應該及時調整單位會計記賬軟件的科目信息，實現數據正確轉換，保障新舊賬套有序銜接。
3.3提升財務管理制度的規范化與嚴謹化
事業單位在財務管理的工作中，需要對自身財務管理不斷的完善，這樣才能保證相關工作順利的進行，在工作中，要注重對資金的核查和監督。要依照新會計制度的要求，對于不相容的職位，要進行分離。對于財務工作人員的專業考核要進行強化，定期對財務人員進行工作技能考核，不能達到要求的工作人員要其加強學習，使其在緊張的環境中提升工作技能。除此之外事業單位，還要實行崗位責任制度，對財務管理人員崗位職責進行明確的要求。對于核算及審批的工作，要始終以與標準相一致為原則，收入和支出的核算工作要做到透明和公開，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制度的規范化得到有力的提升。
3.4加強預算管理水平
新會計制度實施后，對納入部門預算管理的現金收支進行“平行記賬”，能將本年財務會計、預算會計之間的差異與本年預算結余之間的差異，通過“本期預算結余與本期盈余差異調節表”體現，進而反向促進事業單位預算管理水平的提高。首先事業單位的領導和職工需要認識到預算管理是建立在自我約束、自我控制基礎上的管理辦法，并將預算管理當作一項系統工程來完善。其次在編制預算期間，嚴格結合事業單位實際，堅持“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統籌兼顧、保證重點”的編制原則，不斷優化資源配置，建立完善的預算績效管理機制，在預算編制、預算執行、預算監督的每個過程和環節中都貫穿績效考核機制，以提高事業單位資金的效率性、經濟性，促進預算管理水平。
參考文獻
一、總體思路
深入貫徹落實物業管理法規政策和市委市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物業管理工作的意見（試行）》（x委發〔2013〕x號）及上級相關會議精神，以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和國家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為契機，以提高居民居住環境質量和服務滿意度為目標，以推進物業服務標準化、智能化為重點，以創新創優為牽引，加大組織推進力度，全面完成年度各項目標任務，實現全市物業管理服務水平跨越式提升。
二、工作重點
（一）加快推進物業服務標準化、智能化。一是推進物業服務標準化。國家、省制定的新的《物業服務標準》即將下發，各單位要嚴格執行，構建多層次、多等級、多業態的服務標準體系，推行市場準入和分等級管理，引導物業服務企業開展標準化建設，強化監督檢查，促進物業服務行業規范發展。二是支持智慧物業建設。貫徹落實物業管理行業發展指導意見，結合智慧城市（智慧社區）建設，各縣（市）區都要樹立1-2個特色鮮明的智慧物業典型，試點、推廣智慧物業小區應用系統，建設智能物業管理服務平臺和電子投票平臺，綜合開發利用各類信息資源，開展智能家居、公共設施管理、智能停車管理等智能化物業服務綜合管理應用，拓展物業企業經營區域與范圍；鼓勵物業服務企業和社會資本對已建成小區進行智慧物業改造，實現小區管理和服務的智能化、信息化，推動互聯網技術與物業管理服務的深度融合，提升物業服務標準化、智能化水平。
（二）抓好老舊小區長效管理機制建設、鞏固老舊小區整治成果。根據《市政府辦公室關于印發〈2017年市區老舊小區環境綜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x政辦發﹝2017﹞x號）精神，各區要認真研究分析整治后老舊小區的實際情況，按照“基本保潔、基本保綠、基本保安、基本養護”的“四個基本”要求，對成片小區全部實行市場化運作的物業管理模式，提高專業化物業（準物業）管理覆蓋率，對個別散居樓群，可因地制宜實施社區、市場化保潔等多元化的物業管理模式。做好整治后檢查考核工作。按照《關于調整xx市城市長效管理考核辦法有關內容的通知》（徐城管委發〔2017〕1號）規定和要求，把市區老舊小區整治后長效管理列入對主城區各區、街道辦事處每月、年度專項考核重要內容，每月列入城市管理情況進行講評通報，直接與主城區各區、街道辦事處城市管理工作獎懲掛鉤。我局將牽頭組織聯合市公安局、市城管局，采用日常檢查、隨機檢查、專項檢查，明查或暗訪等方式，對各區、街道辦事處進行月度、年度考核評價，確保2017年、2017年主城區整治后的老舊小區竣工驗收合格一個、列入考核一個。按照市政府統一部署和要求，各有關縣（市）區要積極做好鐵路宿舍“三供一業”的物業移交工作。通過建立健全長效管理機制，鞏固老舊小區環境綜合整治成果，營造老舊小區宜居環境，不斷提升居民的滿意度、幸福指數和老舊小區管理水平，為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打牢基礎。
（三）強化前期物業招投標市場管理。嚴格執行普通住宅前期物業公共服務費實行政府指導價，做好前期物業管理招標備案工作和中標企業的備案工作，切實維護業主的合法權益。積極推進xx市前期物業管理招投標評標系統建設，努力實現全市前期物業管理共用一個電子化招投標平臺，共享評標專家庫資源。要積極研究探索優化物業服務企業選聘機制，加強前期物業管理招投標監管，改革物業項目招標中評標分值構成權重比例，加大投標物業企業業績、誠信度、服務質量、品牌、企業及項目獎懲等在投標中的比重，優選好的物業服務企業進入物業市場，使物業服務企業在源頭上優勝劣汰；鼓勵政府購買物業服務和業主大會重新選聘物業企業進入物業招投標市場，規范物業服務招投標市場秩序。按照《xx市物業服務質量考核標準與細則》（徐政辦發﹝2013﹞224號附件2），加大對中標企業的物業項目服務質量的監督、檢查，加大考核力度，確保新建物業項目交付一個管好一個。
（四）做好維修資金管理和使用工作。認真做好維修資金的歸集工作，科學規范搞好保值增值。按照市政府140號令的要求，做好住宅專項維修資金使用的管理工作。加快建立維修資金內部管理信息系統，開設維修資金專題網頁。健全完善使用維修資金工程企業備案庫，解決申請人選擇施工企業難、質量難保證等問題。多層面開展維修資金業務法規培訓，引導業主委員會、物業公司、施工企業等規范使用維修資金。
（五）繼續抓好平安物業創建工作。根據市綜治委《關于印發關于深入推進系列平安創建活動的意見的通知》（徐綜治〔2017〕3號）《關于印發xx市平安物業創建工作方案的通知》（徐物創辦發〔2017〕1號）等文件精神，2017年要在全市繼續開展平安物業創建工作。各物業管理項目要以構建平安和諧小區為目標，以建立長效機制為核心，以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和基層基礎工作為重點，以強化住宅物業小區治安綜合治理各項措施為主線，全面推進城市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進一步落實社會治安防范措施，保障物業管理小區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營造和諧、穩定、文明、安全的人居環境。通過開展平安物業創建活動，物業小區內安全事故、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發生率逐年下降，不發生因物業服務措施不到位而引發的有重大影響的惡性事故、案件和群體性事件，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按照2017-2018年三年創建方案要求，2017年，各縣（市）區物業小區創建覆蓋率要達到90%、達標率要達到85%%以上，并涌現出一批平安建設的示范單位。
（六）繼續做好省“931”環境綜合整治工作。依據省“931”環境綜合整治行動續接兩年計劃和市2017年“931”環境綜合整治行動續接工作考核細則（暫行），各縣（市）區要按照與省、市簽訂的目標書任務，科學制訂整治方案，明確責任分工和時間節點，抓住整治關鍵環節，采取扎實有效措施，確保整治質量。按照市整治辦統一部署和要求，局物業管理處要對各縣（市）區2017年省“931”整治工作（老舊小區整治部分）加強指導、考核，確保完成年度任務。
（七）開展市區創建文明城市優秀物業小區評選活動，提高小區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成效。2017年，是我市創建文明城市的最后一年，也是決定創建成敗最關鍵的一年。為深入推進物業小區全國文明城市創建工作，規范物業管理行為，提升物業服務質量，經研究，決定在市區范圍內繼續開展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優秀物業管理小區評選活動。創建工作以《xx市推進全國文明城市創建工作實施方案》為指導，以《全國文明城市測評體系》、市委市政府與房管局簽訂的責任狀為依據，通過推動物業小區物業創優，促進小區全國文明城市的創建，進一步提升物業小區物業管理整體水平。通過創建，物業管理小區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氛圍濃厚，小區物業服務規范，小區環境整潔優美，業主文明素質明顯提升，形成一批帶動全市小區創建的示范小區，并按照《xx市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優秀物業管理小區檢查評分標準》，達到80分以上的物業管理小區占80%以上，物業費的收繳率80%以上，業主對創建全國文明城市知曉率、參與率和支持率80%以上。對創建獲獎物業企業除給予一定物質獎勵外，在獲獎后的一年內參加招投標時分別給予一定加分，對創建不積極、服務質量差的物業服務企業給予相應處罰，記入物業服務行業“黑名單”。通過創優評選活動的開展，推動小區物業管理水平進一步提升。
（八）組織示范物業項目評價工作。根據省住建廳關于開展省級示范物業管理項目評價工作相關文件精神，以及《江蘇省省級示范物業管理項目服務質量評價標準（試行）》（蘇建廳公告〔2017〕45號）等相關行業規范，結合我市現代服務業綜合試點城市對物業管理工作的要求， 2017年在全市組織縣（市）區、市、省三級示范物業項目評價工作。圍繞提升居民居住環境質量這一目標，突出“規范行為、誠信服務、質量提升”物業服務項目評價核心環節，自下而上開展物業服務項目評價工作。各縣（市）區先行開展，評選出各縣市區示范物業項目，參加xx市年度示范物業項目評選；評選出的市級示范物業項目，再擇優申報江蘇省年度示范物業項目。通過選樹一批縣（市）區、市、省三級示范物業項目，并充分發揮示范物業項目的引領、帶動作用，推動我市物業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跨越式提升。
（九）加強對物業企業事中事后監管的研究探索。物業服務行業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內容，社會各界關注度比較高。二級及以下物業企業資質審批取消后，物業服務行業如何健康規范良性發展，是個新課題，新挑戰，機遇與挑戰并存。各縣（市）區物業主管部門要研究探索二級及以下物業資質審批取消后，在國家、省有關監管的意見出臺前，加強物業企業事中事后監管的方法、路子，并針對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及時采取切實有效措施，確保物業管理和物業行業發展健康有序。
三、要求及措施
（一）優化服務措施。今年，全市物業服務行業要把服務作為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一方面，各級物業管理部門要為物業服務企業做好服務，為企業解難題，化解矛盾，要深入一線做調研，針對新情況新問題，研究解決的新辦法，為物業服務企業營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另一方面，物業服務企業要做好為業主服務工作，把提高服務質量作為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要強化服務理念，優化服務措施，以服務贏得業主，以服務拓展市場。同時，各物業服務企業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就要轉變思想觀念，與時俱進創新工作思路和舉措，在創新中推動發展。
（二）落實屬地管理。物業屬地管理是《江蘇省物業管理條例》的規定和要求，也是貫徹落實市委2013年42號文件及配套政策的重要內容。按照“市級指導、縣（市）區級主抓、辦事實施”的原則落實好各級物業管理責任，堅持社區日查、辦事處周查、縣（市）區（物業主管部門）月查并通報，把物業管理日常監管落到實處。各縣（市）區要突出問題導向，指導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抓好物業企業退出項目管理和承接查驗工作，杜絕“帶病”交付；加強業主委員會建設指導，嚴格業主委員會成員資格審查，指導、規范小區公共收益管理，提高業主自我管理能力和水平，保障物業企業與業主合法權益。
（三）加強物業行業信用體系建設。信用約束是物業行業日常監管的重要抓手。要按照省、市有關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各領域行業信用體系建設要求，研發建設物業行業信用監管平臺，完善物業行業信用基本信息，研究制訂《物業行業信用管理辦法》，建立健全物業企業、物業項目和項目經理等信用檔案，達到集信息錄入（采集）、查詢、匯總、通報（懲處）為一體的物業行業信用監管體系。要主動與市經信委（市信用辦）、市場監管部門對接，納入全社會信用建設、監管體系，使物業行業信息建立、獎懲與全市信用體系建設一體化。各縣（市）區可將所有物業項目及項目經理（含聯系電話）的信息公開，實現與“12345”政府服務熱線的互聯互通，將物業服務有效投訴納入行業信用體系。
關鍵詞：國土資源；非稅征收；高標準基本農田
政府非稅收入是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浙江省政府非稅收入管理條例》規定的政府非稅收入，是指除稅收和政府債務收入以外，由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代行政府職能的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以下統稱執收單位）依法通過征收、收取、行政處罰、刑事處罰或者募集、受贈等方式取得的資金。2011年9月，國土資源部印發了《高標準基本農田建設規范（試行）》，計劃投入6000億元，到2015年我國將建成4億畝高標準基本農田。根據上述建設計劃，預計溫嶺市共需要建設高標準基本農田23.8萬畝（溫嶺市已于2006年建成了29.5萬畝的標準農田），全部按提升類的建設標準計算，溫嶺市需投入2.38億元，可謂任務重、資金壓力大。國土資源非稅資金是進行開展高標準基本農田建設、推動國土事業建設的主要資金來源，如何規范其征收工作，發揮資金的最大效益，便尤為重要。
一、國土資源部門涉及非稅收入的基本情況
我國為加強耕地、礦產資源的開發保護，在國有土地使用、礦產采礦權報批、出讓過程中，設置了各項非稅征收來加強保護。當前國土資源系統涉及的政府非稅收入包括：
一是行政事業性收費類收入，具體有：征（土）地管理費、
土地登記費、耕地開墾費、土地閑置費、土地復墾費、礦產資源勘查登記費（2013、2014年免征）、采礦登記費（2013、2014年免征）、礦產資源補償費。
二是政府性基金類收入，主要是新菜地開發建設基金；
三是國有資源有償使用收入，具體有：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探礦權采礦權使用費收入、
探礦權采礦權價款收入、采礦權出讓所得、探礦權出讓收入。
四是在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中，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規范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支管理的通知》（〔2006〕100號）等文件精神，按一定的方法和比例提取國有土地收益基金、農業土地開發資金。
在上述各類國土資源非稅收入中，主要用于國土事業建設的有征（土）地管理費、耕地開墾費、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農業土地開資金等。以溫嶺市為例，2012年共收取征（土）地管理費867.5萬元、耕地開墾費2291.8萬元（其中20%要統籌上交省財政），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4000.3萬元（該項收入，根據浙江省的相關結算分配辦法，只有49%左右的資金能直接返還給縣市）、農業土地開資金843.9萬元。
二、國土資源非稅征收管理使用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當前國土資源部門在配合財政部門開展政府非稅收入征收入庫時，嚴格執行 “收支兩條線”、“收繳分離”規定。但在具體征收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
1.非稅收入征收不及時
當前各地在征收征地管理費時，沒有一個統一的征收時間，造成征地管理費征收不及時。比如各縣市向省國土資源廳報批土地時，要先按規定標準上繳征地管理費、耕地開墾費、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后，省國土資源廳才下達農轉用批文。但各縣市因每年報批土地次數多，為及時拿到批文，往往采取預繳征地管理費、耕地開墾費的方式進行。同時，各縣市在征收征地管理費過程中，也存在征收時間不一的問題。有些縣市是在向上級遞交農轉用報件前，要求項目單位先上繳征地管理費，有些縣市是在年終一次性根據項目單位審批土地的多少，進行一次性繳納。有些縣市是在該宗土地出讓后，按出讓面積，在辦理具體供地手續過程中收取征地管理費。征收時間的不一，相對滯后，在上級部門降低收費標準，縮減征收對象時，造成有些非稅少收。尤其是建設用地報批過程分為土地征用、縣市國土資源部門審批、省國土資源廳審批、占用基本農田的還要到國務院審批，在收費過程中，應根據那一個審批時間進行征收，有關文件沒有明確規定，造成國土資源非稅新、舊征收標準的執行時間也難以確定。
2.具體征收主體不清
征（土）地管理費、土地登記費、耕地開墾費、土地閑置費、土地復墾費等行政事業性收費，根據物價部門核定，收費主體應該為各縣市的國土資源主管部門。但在實際征收中，存在征收主體不清，票據使用不規范的問題。以耕地開墾費為例，作為物價部門核定給國土部門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應采用行政事業性收費票據，并由國土資源財務部門統一收取；委托墾造耕地成本款不是物價部門核定給國土資源部門的行政事業性收費，不應使用行政事業性收費票據，但作為各縣市政府以市場化形式加強耕地資源保護的手段，由各國土資源部門中負責土地整理、土地指標交易的下屬單位通過往來款票據進行（一般為各縣市的土地整理中心）收取。如近年來，溫嶺市由該市土地開發整理中心開具行政事業性收費票據，將耕地開墾費和委托墾造耕地成本款合并為一個收費項目進行征收；而黃巖區采用行政事業性收費票據，將委托墾造耕地成本款和耕地開墾費分開進行征收。
3.非稅征收標準不穩定
近年來，各級政府一方面通過出臺取消收費項目或降低收費標準等惠農減負政策，來減輕企業、農民負擔。如在2009年，從8月1日開始將征地管理費征收標準下降30%；同年按照浙委〔2009〕 56 號文件的要求，在實施農村住房改造建設中，除房屋和土地登記中的證書工本費以外，免收其他行政事業性收費；2010年1月15日，浙江省為配合國務院加強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取消了廉租住房、公共租賃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和棚戶區改造安置住房建設項目的耕地開墾費、征地管理費、土地登記費和新菜地開發建設基金等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的收取。另一方面為進一步加強耕地保護，保證墾造耕地的質量，提高了部分非稅征收的標準。如從2008年6月11日起，將耕地開墾費的收取標準在原來的基礎上提高了一倍。在2012年，根據浙委辦〔2012〕55號文件精神，對占用基本農田和標準農田的，耕地開墾費按現在標準的兩倍進行收取。征收標準的不穩定，加上文件傳達的延時，增加了征收人員的工作難度，容易造成多收、誤收。如溫嶺市相關部門在進行保障性安居工程行政事業性收費檢查時發現，征收了當地康庭南區等6個保障性安居工程項目的征地管理費29.6萬元，委托墾造耕地成本款613.7萬元（國土、財政兩部門已及時進行了退還）。
4.非稅征收標準執行不到位
當前各地國土資源部門還存在著應該減免的非稅減免不及時，征收時不能全部按標準征收的現象。比如根據《浙江省征地管理費暫行規定》，實行全包方式的，按征地費總額標準的不同比例收取征地管理費：一次性征用耕地在 50 畝以上（含 50 畝），其他土地 100 畝以上的（含 100 畝），按3%收取；征用耕地 50 畝以下，其他土地 100 畝以下的，按 4%收取。同時規定了征地管理費的減免范圍，其中：黨政機關、全額預算管理的事業單位、中小學校、幼兒園、福利院、婦幼保健、防疫站、殘疾人企業征用土地，實行非統一征地免收征地管理費，實行統一征地的減半收費征地管理。但在實際征收過程中，有些縣市不管面積多少，都按4%收取，對黨政機關、中小學校等符合征地管理費減免征收條件的用地單位，也沒有主動進行減免，造成非稅多征多收。
國土資源系統非稅收入不僅在征收上存在問題，在資金使用上也存在著問題上。由于各地財政資金寬裕程度不度，財政資金管理方式不一，國土資源系統的政府性非稅收入還存在著資金使用不到位，資金使用不規范，資金使用效率低等問題。
國土資源系統在政府性征收非稅存在問題的主要原因：一是和我國長期以來對非稅收入管理比較薄弱，沒有形成一套規范有序的管理制度有關。各地在推行收支脫鉤政策過程中、對征收成本核定不科學、不公平，造成部門間苦樂不均。尤其是財政部門在核定年度預算時，不能充分考慮有關部門對政府非稅征收的成本，甚至根本不予以安排資金，使各具體執收單位缺乏征收積極性。二是國土資源系統對征收政府性非稅征收工作認識不到位有關，在財政部門強化預算管理，實行收支兩條線后，國土資源部門進一步重視了預算資金的，而對國土資源非稅征收工作關注度有所降低，再加上國土資源非稅征收隊伍不穩定，非稅資金使用政策掌握不到位，造成國土資源非稅征收工作邊緣化。三是和政府部門間資金使用的方向不一致有關。國土資源非稅收入都有指定用途，而且主管部門往往還要加上其他條件。如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國土資源部特別規定使用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墾造耕地的，不得用于占補平衡。但財政部門出于各種原因，希望將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耕地開墾費等資金優先使用到墾造耕地項目中，造成這些資金不能及時使用。
三、加強非稅征收，夯實工作基礎，為國土資源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強有力保障
1.轉變國土工作觀念，提高對非稅征收工作的認識
國土資源部門涉及的政府非稅收入種類多，資金量大，尤其是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是當前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溫嶺市2012年實現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25.49億元，2013年一季度實現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30.86億元），使國土部門在安排日常工作資金時，具有一定的優勢。但當前國土資源管理部門都是圍繞當地政府的經濟發展要求而開展工作，工作重心通常放在建設用地的報批、出讓方面，而對于當前國土資源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基礎設施薄弱，軟硬件設施建設落后的情況相對不夠重視，沒有充分認識到非稅征收工作，對國土資源工作的推動作用。加強政府性非稅征收，一方面可為國土資源工作軟硬件建設提供資金保障，如國土系統正在進行的高標準基本農田建設、“一張圖”建設、農村土地整治工作、地籍管理工作、地質災害防治和礦山資源管理都需要大量的資金進行支撐。另一方面，加強政府性非稅征收管理，有利于閑置土地的清理、供地率的提高，從而推動節約集約用地工作。當前大部分縣市的國土資源非稅資金都是在土地出讓后進行征收，前期報批土地過程中，需上交給中央、省及市里的報批稅費都由縣市級財政承擔。將國土資源非稅征收時間從土地出讓后征收，提前到土地報批后立即征收，這些稅費就應由報批的項目單位負責，項目單位為減輕資金負擔，只有加快土地出讓或者是少報批土地。可降低以鎮街道為主體的政府報批土地的積極性，有利于提高國土資源部門的供地率，并加快閑置土地清理。以溫嶺市為例，2008年-2012年，共農轉用報批土地74254.89畝，截止到2013年5月底，還有批而未供出去的土地10105畝，2010-2012年供地率分別為68.26%、46.78、31.96%。經初步測算應收未收征地管理費2632.85萬元，市財政墊付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28599萬元。
2.嚴格執行征收政策，保持工作的連續性
國土部門要加強非稅征收管理，完善各項征收制度，統一征收時間，明確征收主體，狠抓國土資源非稅收入的入庫，為國土資源事業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服務和保障。在征收過程中要嚴格執行政策，做到不多收、不少收，應減盡減。要堅持“收支兩條線”、“收繳分離”原則，收費過程要做到透明公開，做到“票款分離”，開票人不直接收取現金，繳款人直接將資金繳入銀行專戶，開票人僅憑銀行入帳通知單開票（在實際操作中，為方便群眾辦事，對收費地點離銀行較遠，且收取金額在100元以下的土地登記費，可由開票人員收取現金，但要做到專款專存，不得公款私存，挪作他用）。要實行收費責任制。
3.嚴管非稅資金使用，發揮資金最大效用
國土資源系統涉及的非稅收入大都有特定的用途指向，并且有專門的資金使用管理規定。比如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耕地開墾費等非稅收入，各地都出臺了資金使用管理辦法。比如根據《浙江省財政廳 浙江省國土資源廳關于印發
4.加強業務技能培訓，提高財務隊伍素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