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5-25 18:12:3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汽車金融風險分析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制度約束下商業銀行發展消費信貸的次優選擇——高抵押的消費信貸合約供給
中國發展消費信貸有其特殊的市場背景：是消費信貸作為擴大內需，刺激居民消費，提高最終消費率的種政策手段，具有很強的政策推動的特征；二是個人消費信貸在我國作為種新興的金融產品，缺乏相應的管理風險的制度安排；三是作為消費信貸產品的供給者——國有商業銀行，正處在市場化改革的過渡階段，在此期間，國家既要求商業銀行的信貸合約行為市場化，但同時又限制商業銀行對信貸利率或其他某些合約變量的自主制定。
般來說，商業銀行為區分不同風險類型的借款人，可通過組合不同的貸款利率、貸款抵押額和貸給概率等條件來設計信貸合約，以達到使借款人自發選擇商業銀行所期望的信貸合約的目的。而中國商業銀行開展消費信貸業務是在利率限制、信用風險管理制度缺失、消費者信貸擔保資源、途徑缺乏的條件下進行的。為達到將高風險的借款人阻擋在消費信貸市場外，將低風險借款人保留在市場之中的目的，商業銀行采取了單的、高抵押的(或質押)、高進入壁壘(如繁瑣手續、高準備費及服務群體圈定)的消費信貸合約供給。而這種消費信貸供給模式之所以能在短期內發揮作用，是因為有以下的經濟背景：是近些年來中國的宏觀經濟直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GDP年均增長率達到7％-8％)，消費者風險類型表現得不明顯；二是中國消費信貸發展的歷史還不長，傳統的高儲蓄習慣和政策限制使中國的部分消費者積蓄了定的財富水平，能夠滿足商業銀行較高的抵押要求。三是國家在住房、汽車、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制度改革，激發了人們對消費信貸的需求。
二、制度缺失下高抵押的消費信貸合約所隱含的系統性風險分析
在我國當前的制度環境下，這種單的、高抵押的消費信貸合約供給是商業銀行防范風險的種客觀選擇，但從涉及消費信貸業務三方的國家—商業銀行—消費者的整體效益來看，這種合約設計是低效的，因為其面臨著發展困境，隱含著定的金融風險：
首先，從宏觀上看，在消費信貸合約中設置過高的擔保要求，可能造成消費者有限的擔保資源的浪費，因而是種宏觀上的非效率選擇。從微觀來看，隨著我國消費信貸的快速發展，向不同類型的借款人提供單的消費貸款合約可能是無效的，因為它使得低風險的借款人不愿承擔太多的抵押擔保和交易費用而退出市場，而高風險借款人則由于獲得“信息租”而減少償付，這將激勵他們進入市場[2]，可能使銀行蒙受更多的損失。
其次，要求信貸擔保雖然可以節省商業銀行的監督篩選成本，但是也造成了商業銀行監督篩選激勵不足，消費信貸合約設計過分依賴于擔保來規避風險的問題。這在當前我國商業銀行預算軟約束的背景下，易導致商業銀行的道德風險，即將所有的貸款損失都推由國家負擔。而國家為防范其道德風險，必然會采取緊抓松放的行政干預手段，造成信貸政策的不連貫性，這不僅影響商業銀行的長期發展規劃，也影響了消費者對信貸政策的理性預期。
最后，在我國當前的法律制度環境下，高抵押的信貸合約隱含的金融風險不可小視。1998年，我國個人消費信貸余額只有456億元，到2004年6月末消費信貸余額已達17952億元，近六年間增加了約40倍。其中，個人住房信貸余額13878億元，占全部個人消費信貸余額的77.3％
[3]；汽車消費信貸余額1833億元，占10.2％；各項助學貸款余額75億元，占0.4％。目前，我國各大商業銀行的個人住房不良貸款率約為1％-2％，不良貸款約為138.78億元—277.56億元。雖然目前的不良貸款率很低，但從國際經驗看，個人住房貸款的風險般是在發放貸款后3～8年中逐步顯現。而我國的個人住房貸款余額中，80％是2000年以后發放的，即只有20％的貸款開始進入第三年。因此，未來幾年個人住房不良貸款很有可能陸續暴露。而汽車消費信貸的不良貸款率近幾年已呈上升態勢，據有關方面報道，截至2003年底，國內銀行有超過945億元的個人汽車貸款無法回收，不良貸款率超過50％[4]
目前，由于我國住房、汽車的二級交易市場發展還很不完善，市場參與者無法通過產權重組來分散和轉移風險，商業銀行持有的債權或抵押資產權會因不易變現而產生流動性風險。因此，抵押貸款需要相應的市場環境和支持體系，來分散其蘊含的金融風險。
三、管理風險的根本出路：金融制度創新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相應的制度安排和市場手段來增強商業銀行的風險甄別能力，是我國消費信貸順利發展的客觀需求；而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如何增強中、低收入階層的抵押擔保能力，提高其承貸能力，是消費信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參考國外經驗，結合我國現狀，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消費信貸；信貸風險；征信體系
1我國消費信貸的特點
1.1人們對消費信貸的認識不斷改變，但有待深化
消費信貸產生以前及產生初期，很多人認為中國人節儉的傳統會使其不習慣于借貸消費方式，可是，隨著消費信貸業務的不斷擴展及宣傳力度的加大，人們對它的關注卻日益增加，有調查表明，在深圳有90％的人表示現在或將來需要消費信貸。顯然，“寅吃卯糧”這種消費觀念和行為在目前已經變成一種正常需要，甚至成為一種時尚。但是，與此同時，我國居民對消費信貸的知識卻少得可憐，調查表明，即使在文化層次和個人素養較高的深圳，對消費信貸有所了解的也只占被訪者的20.8％。
1.2消費信貸的品種不斷增加，但尚未達到多樣化水平
消費信貸在我國產生之時，貸款用途基本上是只限于住房消費的，形式也只有抵押貸款一種(信用卡的正規化始于1999年3月《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的實施)，而且還受到諸多限制。近幾年來，為了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各商業銀行紛紛推出汽車、教育、耐用消費品等多種消費信貸品種，還有個別銀行推出“個人綜合消費貸款”這種不硬性規定貸款用途的品種來迎合廣大消費者的需要，而且各商業銀行在貸款最高限額、貸款利率及還款期限等方面也做出相應的調整。但是，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住房消費信貸業務開展的較早卻并不完善，其他像針對汽車、教育等開展的消費信貸業務僅處于起步狀態，還有一些消費熱點根本就沒有信貸業務涉足。從形式上來看，抵押貸款之外，信用卡透支也有了一定程度的進步，從以前幾乎沒有信貸功能的借記卡發展成為“準貸記卡”和“貸記卡”，信用卡的信貸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發揮。但是，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發育不足，使用機制尚未建立，以致信用卡目前仍處于萌芽狀態，其消費信貸功能還有待進一步發展。
2消費信貸業務中的風險分析
盡管開展個人消費信貸意義重大，并且市場前景廣闊，但是依然存在風險。防范、控制風險同開拓市場一樣，對于消費信貸業務的長期穩健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個人消費貸款業務中的風險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2.1信用風險
消費信用風險主要來自于借款人的收入波動和道德風險，這是消費信貸的基本風險，也是消費信貸風險管理的重點。據調查，我國商業銀行每年因客戶的失信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幾千個億。銀行從事貸款或投資活動時，都應對借款人未來的還款能力作出判斷，但是目前，由于我國沒有完善的征信系統和個人信用制度，銀行缺乏調查借款人資信的有效手段，因此無法對借款人財產收入和納稅狀況等信息的完整性、穩定性和真實性進行評估，加大了消費信貸的風險，從而使一些道德水平不高的人有機可乘，導致各種惡意欺詐銀行騙取資金或不按期還款的事件時有發生。
2.2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指銀行無力為負債的減少或資產的增加提供融資。我國銀行自有資本金的比率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低于國際慣例要求的水平。如果考慮銀行的大量損失類貸款尚未沖銷處理的話，我國銀行資本金普遍嚴重不足，再加上中國銀行業的資本結構也不合理，資本補充缺乏持續性，加大了流動性風險。
2.3市場風險
由于市場的產品價格，產品更新等變動原因導致抵押物貶值，固定利率情況下利率上升導致利率倒掛，使銀行暴露于市場風險之下，住房、汽車等抵押物都有可能面臨價格下跌的風險，使借款人對消費信貸的心理預期越來越差，一方面，在進入WTO后，關稅大幅下調，汽車整體價格下降，一旦還貸發生困難，處置抵押物時無法足額還貸。另一方面，在宏觀政策調控下，房價越趨理性，住房價值縮水難以彌補按揭的本金損失。
3應對消費信貸風險的若干措施
消費信貸發達的國家，銀行資金實力雄厚，管理水平高，但我國商業銀行剛剛進入市場化運作，機制上又有很多缺陷，應對風險能力脆弱，因此，我們不能盲目地引進外國風險管理機制，而應該設計出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風險體系。具體措施為：
3.1建立個人信用制度
（1）建立權威的征信機構。
這些機構由人民銀行進行業務指導，其出具的資信評級結果在各銀行通用，適用于一切個人消費信貸領域。金融機構和個人查詢的時候應該付費，以保證征信機構的正常運轉。該機構可進行實時跟蹤，一旦發現不良信用記錄隨時調整其個人資信等級。對近三年信用良好的個人，按操作規程調高其信用等級。
（2）個人信用實名制度。
盡快在存款實名制的基礎上建立個人財產申報制度，以此掌握還款人收入的真實情況和貸后還款能力，同時實行個人信用實碼制和計算機連網查詢。個人信用實碼制就是將可證明、解釋和查詢的個人信用信息資料都存在該編碼下，當個人需要向有關方面提供自己信用信息情況十可通過信息編碼查詢。在美國，個人信用資料是以個人的社會福利號為統一標識的。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以個人身份證來充當個人信用制度的統一標識是最為合理和可行的，考慮身份證號碼是每個合法公民的唯一標識碼，而且公安部已經決定將身份證制成IC卡，加強了唯一性和防偽性。再加上我國實行了儲蓄存款實名制，稅務部門，公安部門都可通過個人身份證查詢到有關的信息，以供信息匯總之用，完善個人信用信息庫。
3.2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信用評級機構
在建立社會個人信用制度的基礎上，各個銀行應該根據自身的業務特點和發展目標制定個人信用評級方案，以此作為放貸與否的基本標準，從源頭上防范和杜絕信貸風險。商業銀行一般通過對借款人的品格、資本與能力、環境、抵押品四個方面評估潛在的借款人的信用風險。對消費者貸款的信用分析通常采用信用積分制度。根據這種方法，商業銀行先選擇某些體現借款人信用風險的特征因素，如收入水平、居住情況、就業情況、年齡等，然后為每一特征因素配上相應的分數，最后根據借款人的特征累計其分數值，作出相應的貸款決策。目前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除了個人的資產信用狀況外，還應該考慮個人的道德信用狀況。
3.3建立銀行內部的消費信貸風險管理機制
銀行可以開發出具有以下功能的個人消費信貸風險監管系統：（1）完善消費貸款的風險管理制度,逐步做到在線查詢、分級審查審批,集中檢查。通過輸入客戶身份證號碼，一次性查詢出借款人的消費信貸信用資料；（2）動態查詢擔保合作方可用擔保額度和保證金帳戶變動信息；（3）自動更新銀行行業協會定期反映的個人信貸黑名單，對借款人不能按時償還本息情況,或者有不良信用記錄的,列入“問題個人黑名單”加大追討力度,并拒絕再度借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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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浪南.商業銀行經營管理［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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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曾康霖.信用論［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
摘要 綠色金融概念最早是為規避因環境污染問題所造成的金融風險而提出的，后來逐步從商業銀行擴展到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近年來，綠色金融開始被引入主流金融機構。本文研究了發達國家在金融產品、金融政策、核算體系等領域的創新與進展，并結合我國實際提出鼓勵促進環境保護的金融創新、加大對金融機構探索綠色金融的扶持力度、加強環境執法使環境成本內部化等建議。
關鍵詞 發達國家；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環境風險：金融風險：核算體系改革何謂綠色金融
金融投資一般是指實業投資之外的，包括銀行儲蓄、商業保險、證券投資以及其他金融工程在內的全部金融服務、產品的投資。可持續發展是一種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包括經濟、社會和環境三方面的內容。
金融投資與可持續發展似乎是兩個毫不相干的問題，但實則不然。在金融投資領域，風險分析是制定決策的重要根據。傳統金融分析師僅將焦點放在財務報表上，而越來越多的證據已經表明這樣的做法十分危險。因為一些可能產生嚴重污染的項目、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項目都將使投資人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但卻不會反映在財務報表上。這便促使投資者不得不關注可持續發展。在可持續發展領域，對資源的公平配置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幾乎所有不可持續發展的現象都是因為對資源的不當配置造成的。譬如，小造紙廠生產效率低下，利潤也不高，但污染卻非常嚴重，這其實是生產要素未能得到有效配置的后果。要解決這類問題，除了強制關閉企業以外，還可以從投資者人手，即建議投資者將資金投入到工藝技術先進、盈利能力較好且環境污染較小的造紙廠，從而形成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資源配置格局，利用經濟手段緩解環境問題、促進可持續發展。
由此可見，金融投資與可持續發展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可持續發展可以左右投資收益，金融投資也可以反過來影響可持續發展。人們習慣性地把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金融投資稱為可持續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或者通俗地稱為綠色金融(Green Finance)。
綠色金融與各類金融機構都有關，銀行、保險公司或基金公司都可以實施相應的綠色金融舉措。但在不同類別的金融機構中，綠色金融的作用機理、重點和方法大不相同。譬如銀行實施綠色金融的一個重點是對信貸業務進行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保險公司的重點則是提供污染責任險的金融創新產品。
發達國家綠色金融的興起與發展
環境風險融發綠色金融
綠色金融概念最早是為規避因環境污染問題所造成的金融風險而提出的。近達國家經濟騰飛的時間早，環境污染集中爆發的時間也早，所以環境風險觸發金融風險的現象也是先在歐美發達國家出現的。美國愛河事件(Love CanalTragedy)及因此誕生的超級基金是環境風險觸發金融風險的經典案例。
愛河是美國紐約州北部的一個居民區。1942年至1953年，Hooker化學工廠及Plastics公司在該區掩埋了大量高毒性及致癌性的化學廢棄物，最后覆上一層黏土層和表土以利植物生長。1953年Hooker化學工廠將掩埋地以一美金的代價賣給紐約市政府，并要求對將來可能發生的災害免除法律責任，隨后該地區經過處理和建設，開發為住宅區，并有九百多戶住戶及一座小學。1976年，附近居民開始抱怨化學異臭味、藥物灼傷、居民生出畸形兒等，接著在地下室、雨水收集管線及花園里均涌出黑色濃漿狀的有害廢棄物，某些地面的下陷逐漸暴露出裝著廢棄物的鐵桶容器及廢棄物本身。1978年，卡特總統宣布此地區進入緊急狀態，紐約州政府將該地區封閉、遷出兩百多戶住戶并關閉學校。由于附近居民持續抗爭以及媒體大幅報導，此事件成為全美甚至全世界皆知的大新聞。為此，美國政府動用了聯邦基金處理這一歷史遺留的環境問題。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綜合環境響應補償及責任法》(Comprehensive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Liability Act，簡稱CERCLA)，并建立名為TheHazardous Substance Response Trust Fund的基金，由于數額龐大，該基金被稱為超級基金，該法案也被戲稱為超級基金法案。該法案最具威懾力的地方是認定環境責任具有可追溯性，極大增加了商業企業的環境風險。金融機構如果貸款或投資此類企業，可能會血本無歸，甚至因為承擔連帶責任而背負清償污染的費用。1990年，美國Fleet Financial公司因接受其貸款客戶抵押的治污設備，被法院認為“有削減客戶環境保護能力從而導致環境污染的傾向”，最終被處以罰金。發達國家的銀行關注環境風險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
隨著越來越多的銀行關注環境風險，人們關注的焦點逐漸從規避風險轉向管理風險，探索建立更系統性的金融機構環境與社會風險防控體系。世界銀行及國際金融公司是這類金融機構中的佼佼者。1998年，世界銀行開始制定《污染預防與消除手冊》，完善環境評價程序。2002年，國際金融公司在倫敦組織了一次金融機構環境、社會影響評估的研討會。會后，與會代表都積極支持籌建一個關于項目融資中環境、社會影響評估的框架平臺，赤道原則(the EquatorPrinciples)因此應運而生。2003年6月，花旗銀行、荷蘭銀行等7個不同國家的10家銀行正式達成協議推動赤道原則。赤道原則根據國際金融公司的政策和指南制定，使用了參照國際金融公司的環境和社會篩選程序建立的篩選過程。至今，赤道原則已經歷三次改版，成為被商業銀行最廣泛認可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工具。
從銀行到更廣泛的金融機構接受綠色金融
環境風險并不止于銀行。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保險公司、基金公司也會面臨環境方面的問題。隨著人們對綠色金融了解的深入，綠色金融的實施主體從早期的商業銀行逐步延展為更廣泛的金融機構。這從UNEP FI（聯合國環境署金融計劃，也稱金融行動機構）的發展歷程可見一斑。
1992年，里約環境會議前夕，聯合國環境署聯合知名銀行在紐約共同了《銀行業關于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聲明書》，標志著聯合國環境署銀行計劃(UNEP BI)的正式成立。1995年，聯合同環境署將該計劃延伸到保險業，與瑞士再保險等公司《保險業關于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聲明書》。1997年，聯合國環境署保險機構計劃(UNEP III)正式成立。同年，為適應金融行業的發展態勢，聯合國環境署銀行計劃對聲明書的內容進行適當修正，從單一銀行業務擴展到一般性金融服務，其后銀行計劃更名為金融機構計劃(UNEP FII)。2003年，在UNEP III和UNEP FII的聯合年會上，保險計劃和金融計劃正式合并為金融計劃，簡稱UNEP FI，工作范圍覆蓋全部類型的金融機構。后來，隨著基金公司成員的不斷增加，以及基金行業在綠色金融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UNEP FI在2006年與另外一家聯合國機構全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發起成立了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組織(UN PRI)。UN PRI是一個以基金公司等資產管理機構為核心會員的組織，倡導會員機構遵循責任投資的各項原則。近幾年，UNPRI發展迅猛，會員已有摩根、美林、花旗等1300多家機構，會員管理的資產總額達45萬億美元。
綠色金融逐步融入主流金融機構
步入21世紀，綠色金融開始被引入更多的主流金融機構，從小眾思維變成大眾潮流。早在1999年，知名指數公司道瓊斯就率先推出了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DJSI)，該指數不僅考察上市公司的財務績效，也考察上市公司的環境績效，因為他們相信具有更好環境績效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強的持續發展能力。2001年，另一家知名指數公司富時指數也迅速跟進，推出了富時社會責任指數( FTSE4GOOD)。此后數年，約翰內斯堡證券交易所、圣保羅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恒生指數公司也先后了類似指數。
2006年，高盛集團旗幟鮮明提出了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投資理念，這一理念以綠色金融為核心．擴展了綠色金融的外延，將投資者最關注的公司治理因素也納入進來，比較容易得到主流金融機構的認可。因此，這一理念一經推出便在金融市場上引起極大關注，標志著綠色金融融入主流。在這一理念的引領下，綠色金融的市場規模迅速擴大。據統計，2011年底，歐洲綠色金融的資產總額達到6. 76萬億歐元，是2002年的19倍多；美國綠色金融總額達到3. 74萬億美元，較2003年增長了7390，較1995年增長了486%。發達國家綠色金融的創新與趨勢
金融產品創新
荷蘭學者Marcel Jeucken提出綠色金融的四階段理論，認為金融機構對待可持續發展的態度從低級到高級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抵制( Defensive)、規避(Preventive)、積極( Offensive)、可持續(Sustainable)。按這一理論，當前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多數已經跨越抵制階段，正從規避階段向積極階段邁進。這一進程的顯著特征是綠色金融產品創新頻繁，金融機構希望由此創造新的收入來源。譬如銀行推出能效融資產品，幫助借款客戶提高能源效率；基金推出水主題、碳主題基金產品，滿足不同投資群體的需求。
當前綠色金融產品的新寵是綠色債券。2013年11月，法國電力公司(EDF)發行了19億歐元的綠色債券，獲得市場兩倍的超額認購。僅一天之隔，美國銀行發行了5億美元的綠色債券，旨在支持銀行的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業務。2014年3月，聯合利華和豐田汽車先后分別發行了2.5億歐元和17.5億美元的綠色債券：5月，美國佛羅里達州房地產投資信托公司Regency Centers發行了2.5億美元的綠色債券，法國蘇伊士集團發行了25億歐元的綠色債券，打破了法國電力公司19億歐元的記錄。據標準普爾(S＆P)估計，2014年全球企業綠色債券規模會增加至200億美元。
金融政策創新
2008年發達國家的金融海嘯刺激了人們的神經，促使人們反思華爾街文化，也促使聯合國環境署反思金融政策的頂層設計：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和經濟秩序，并未能有效引導私人資本流向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領域。因此，經濟越發展，自然資源消耗越多，碳排放也越多。解決的根本辦法是重構國際金融的政策和秩序，將金融體系與一個健康經濟體的長期需求更好地統一起來。然而，從職責分工來看，改革國際金融的國際機構應當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而不是聯合國環境署。為了突破這一障礙，聯合國環境署在2014年初發起了UNEP Inquiry項目，計劃用18個月的時間遍訪聯合國內外的相關機構，包括各國的政策制定者，推動高水平的開放式辯論，提出有深度、有成效的金融政策頂層設計改革建議。
到目前為止，UNEP Inquiry項目已經與歐盟、美國等十多個經濟體建立合作伙伴關系，與包括央行、商會和智庫在內的各類合作伙伴共同探索綠色金融的未來之路。
核算體系改革
與金融政策創新推動頂層設計改革不同，核算體系改革著眼于金融體系的微觀基礎，即對價值的衡量。人們發現，傳統的財務核算體系尤其是會計準則并未能恰當地衡量和納入自然資本的真實價值。很多自然資源因為被視為公共品，價值是被嚴重低估的；很多企業經營所造成的負面的環境與社會影響因為難以量化，也未被納入財務報表。由此帶來的后果是價格信號不能準確反映自然資本的稀缺性，影響資源配置效率。
為此，有識之士開始關注核算體系改革，尤其是自然資本的價值核算并將之納入財務分析。2008年，德國和歐盟發起了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TEEB)行動倡議，對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價值進行量化評估，該倡議迅速得到了聯合國相關機構的支持和國際社會的響應。此外，201 0年，在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的支持下，國際綜合報告委員會( IIRC)成立，旨在建立全新的企業年報架構，使其不僅能描述企業財務資本的變動，也能描述自然資本、社會資本等的變動。這樣一來，企業年報就可以更加綜合地反映企業的價值。2013年，IIRC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國際綜合報告框架》。
發達國家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綜上所述，發達國家在綠色金融方面已經有了較大發展，運用金融政策和金融工具撬動市場，優化配置市場資源，成效顯著。這對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我國自2007年推出綠色信貸政策以來，綠色金融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也面臨一些挑戰。結合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實際，本文提出三點建議：
首先，政府應進一步鼓勵促進環境保護的金融創新。總體上看，目前我國綠色金融產品結構和種類都還比較單一，最為常見的是商業銀行能效融資，而其他綠色金融產品屈指可數。我國可以梳理、借鑒發達國家綠色金融產品的創新經驗，形成更加多元化、多層次的綠色金融產品體系。僅就商業銀行能效融資而言，若能仔細挖掘還有進一步的創新空間。美國銀行在零售銀行業務的綠色金融創新可資借鑒。美國銀行和美國環保署、運輸部合作向小型運輸類公司提供無擔保、還款周期靈活的貸款，幫助這些企業購買節油設備，降低汽車尾氣的排放，統計結果顯示節油率達到15%以上。
其次，政府應大力扶持金融機構探索綠色金融。我國金融機構普遍缺乏綠色金融方面的經驗，尤其是將環保融入到傳統金融業務對于國內大多數金融機構來說還存在意識上和技術上的諸多難題。因此，這些金融機構還需要政府提供相應的培訓和技術支持，甚至提供財稅、市場準入等方面的優惠。在這些方面，我國可借鑒韓國政府對綠色金融所采取的稅收、罰款、獎勵并行的措施。
關鍵詞：資本 風險控制 調研分析
一、引言
亞當·斯密認為，資本現象的產生，反映出人類從狩獵、游牧和農業社會中，自然地過渡到商業社會的過程。在商業社會中，通過彼此依存、專業分工和貿易交流，人類可以大規模提高生產力。資本是一種“魔力”，它可以提高生產力，創造剩余價值。亞當·斯密給予的啟示是，資本不是積累下的財產，而是蘊藏在財產中的一種潛能，它能夠衍生新的生產過程。資本的根本屬性是一種帶來價值增殖的價值。資本的這種特有屬性，促使溫州民間資本極其活躍。保守估計，溫州民間資本至少有6000億之多，投向可分為兩類，一類投進了實體經濟，從實業到實業，比如從制鞋、制革、打火機、電器等，已在全國投資3萬家工業企業，總額達3000億元，并建立了300多個專業市場，目前通過因勢利導，在國家擴大內需政策的背景下，這部分資金正投向新產業、新項目；另一類則進入了流動性很強的領域，不少溫州商人雖然做制造業，但并不滿意制造業5%-8%的毛利率，普遍希望可以獲取更多更快的財富效應，集資款轉化為“投機資金”，到處炒煤、炒房、炒股等，這部分資本流動性比較高，需要引導和規范，因為它的盲目性強，運作中很容易造成風險。
二、溫州民間資本的投資路徑與風險分析
（一）溫州民間資本的房地產投資與風險分析
1998-2001年，溫州的民間資本大量投入當地房地產，促使當地房地產價格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從2000年開始，溫州人開始在上海、杭州、北京、蘇州、廈門、武漢等地置業，這就有了“溫州購房團”。據不完全統計，溫州市區及樂清、永嘉等縣約有8萬多人在全國購置房產，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樓，業界廣泛認同的是，溫州有10萬人在炒樓，動用的民間資金高達1000億元。商鋪、公寓、別墅是溫州人炒房的首選。
方興未艾的房地產業正好給溫州的閑資提供了一個出路，表面看起來的確如此，但深究起來，卻是誤入歧途。炒樓畢竟是短期的獲利行為，一旦政策波動，或炒樓資金鏈斷裂，其風險可想而之。姑且不論大量游資涌入房地產市場所帶來的負面作用，單以溫州經濟發展利益衡量，如此本該在產業推進中發揮作用的資金大量流失，對溫州經濟發展后勁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如果10萬溫州人拿著1000個億“炒樓”，那么這1000億中已經參與到炒樓的部分，不過是支撐整個炒作市場的一個資本系數。而這無疑意味著，溫州購房團正在撬起一個可怕的產業黑洞。此過程中銀行實際在承擔著大部分風險，不及時控制，最終將演變為一個巨大的金融黑洞。因為房地產市場模式，只要負擔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錢，就可以擁有一座完整的房產。那么這1000億游資，將托起一個規模達4000-5000億的房地產市場，加上跟進的炒作資本，如此龐大的資金流和更龐大的房產市值，不啻是一個可怕的產業黑洞。
“炒房資金、民間借貸、實業投資”共同組成的溫州資本正鏖戰全國各地房地產市場。溫州“炒房團”所掌握的資金并非自有資金，還有外來參股的資金，資金模式是“金字塔”式的結構，有的甚至是從銀行貸款或借高利貸而來的，一旦被套牢，這些家庭就會傾家蕩產，這其中蘊含著巨大的金融風險。而高利貸本身也會帶來風險，第一個是法律上的風險，因為民間金融目前在我國是不受法律保護的；第二個是利率比較高，本身就有風險。
（二）溫州民間資本的煤炭投資與風險分析
前些年，隨著煤炭投資的不斷升溫，山西省也出臺了許多引導民營資本進入煤炭小企業的政策。溫州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向山西，進入煤礦。據統計，2005-2006年兩年間，在山西估計有500多座溫州人投資的小煤礦，總投資在500億元以上。溫州資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礦，年產煤炭8，000萬噸，占山西省煤炭總產量的1/5、全國的1/20。2009年，隨著山西省國土資源廳出臺的《關于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所涉及資源權價處置辦法》，溫州人在山西投資的500多億元投資全部要進入被國有大型煤礦兼并或收購的行列。投資煤礦最大的風險就來自政府頻繁的政策變化，其次是煤礦生產中的風險，如礦難等，這些風險是不能預料的。
溫州富裕的民間資金形成了一個獨有的融資模式，一項投資的背后總會牽連到很多家庭。溫州資本深陷山西煤礦，直接連累溫州民間資本，連累一批溫州投資人。溫州人在山西投資的小煤礦的關閉造成大量的民間債務和無數家庭的破產，很容易引發因民間融資帶來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在山西省此次整頓小煤礦“國進民退”的過程中，政府和國有企業更大的希望是，民營小煤礦能作價入股國有企業，這樣既能保持民營投資的原有意向，同時也將減輕國有企業和當地政府的經濟負擔。但是，溫州投資者沒有一個人愿意被大型國有煤炭企業兼并，民營小煤礦作價入股與國有企業合作，無疑等于破產。而由于中間費用比較大，增加了國有企業運行的成本。在鮮明的成本差距中，溫州投資者心里都清楚將自己的煤礦作價入股大型國有企業的后果了。
（三）溫州民間資本私募股權投資及風險分析
創投實際上是建立在別人企業基礎上的經營模式，這種投資方式更有選擇性。在實體經濟遇冷的情況下，溫州資本又出現從房地產、煤炭、原油、棉花、股市中大幅回撤的跡象。人力資源成本升高、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以及內需走軟，導致溫商的實業投資越來越難。因此，溫州民資尋求新的投資方向勢必將轉為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合一的領域。據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的不完全統計，2009年上半年溫州民間資本進入到PE領域的規模大致有1500億元，除了外地的創投機構到溫州募資外，溫州本地也成立了近200家創投機構。但隨著后來爆發的金融危機，溫州民間資本進入PE行業的步伐明顯放緩，募資規模也出現顯著下降。外地創投紛紛到溫州募資的同時，溫州本地的創投也在開始行動，并逐漸走向聯合，以形成相對雄厚的資金團體，進行一些集中的股權投資。實業領域幾乎已經無利可圖，做實業的環境也越來越困難。溫州民間資金正在抱團進入創投領域，已經有1500億溫州民間資金涌入了創投領域，成立投資基金數量達到300個。在經歷了對房地產、礦產、棉花、股市、能源的投資之后，大量溫州民間資金開始轉向VC（創業投資）和PE（私募股權投資）領域。這是當前國際金融風暴下“溫州熱錢”的最新動向。VC、PE風險會表現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競爭加劇致估值升高。參與PE/VC的人越來越多，各路資本的流入，對項目的估值確實整體在提高。二是進入門檻低，成功門檻高。中國的創業是進入門檻低，成功門檻高。而在美國，看一個行業其他人做得差不多了，就不做了。不管是創業還是投資，大家想的事情就是復制，看誰的錢多，比誰的融資能力強，以誰能上市為標準，很容易導致行業泡沫。三是風投不怕輸錢怕輸名聲。目前一些風投企業出現誠信問題。
三、民間資本的開發路徑與風險控制分析
（一）加快民間資本的對內市場開放
中國的金融市場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個壟斷的市場。應當放開和規范民間信貸。開放至少有三個方面，第一個是市場準入的開放，第二個是在價格保護方面的開放，第三個是對于金融管制的開放。在進一步放開管制，拓展中小企業融資渠道方面，積極發展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等小型信貸機構，同時盡快放開民間信貸。對于目前相繼開展的小額貸款公司的試點工作控制過嚴，應盡早放開過于僵硬的行政控制。現行制度對于設立小型信貸機構、對資金互助社的要求普遍偏高。應制定更加符合現實、有利于吸引民間資本進入的準入制度，并根據小型信貸機構的不同性質或規模，設定不同的監管要求。據預測，目前溫州民間資本總量大約在6000億，一旦這些資本被激活，勢必對溫州民間資本有效配制以及引導溫州經濟健康發
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轉貼于 （二）為民間資本開放壟斷性行業
金融危機下，民間資本投資迎來新的發展良機，迎來了“走出去”的大好時機。長期以來，大量民間資本卻并未進入實體經濟的投資領域，而是大量集中在房地產、資源類商品、股票上，傳統行業的競爭日漸白熱化，效益回報已顯疲態，投資空間有限；而有發展前景、高回報的產業壟斷門檻高筑，民間資本很難分得一杯羹。金融危機肆虐下，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好巨大民間資本的力量，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各種實體經濟投資領域，這對于解決投資資金不足、振興溫州地方經濟有著重要的意義，對保證溫州經濟平穩、持續、較快發展也將會有很大的幫助。近年來，隨著國有經濟改革及其戰略性調整的不斷深入，為溫州民間投資大展身手提供了巨大的舞臺。同時，政策和法律環境的不斷改善，也激發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為改善各地區基礎設施的巨額國債投資，間接拉動了民間投資。
（三）加快設立創投引導基金，規范與引導溫州民間資本流動
隨著山西強力推進煤炭資源整合重組、國務院“新國十條”等一系列樓市調控措施的出臺，大量民間資金回流到溫州。如何將民間分散的可投資資金有效轉化成推動溫州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資本金是當前面臨的重要課題。在溫州股權營運中心、溫州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即將運作之際，建議抓緊設立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加大對民間資金的對接和引導力度，使得巨額的民間資本為促進溫州經濟社會發展做貢獻。
（四）政府積極引導民間資本合理流動，規避投資風險
規范設置投資準入條件，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進入的行業和領域，對各類投資主體的市場準入實行同等標準，不得對民間資本單獨設置附加條件，創造公平競爭、平等準入的市場環境。支持民間資本以BT(建設—移交)、BOT(建設—經營—移交)、TOT (轉讓—經營—移交)方式參與基礎設施建設；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經營主體積極參與市政公用事業實行特許經營；將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及其產品列入政府采購目錄，支持民營企業參與政府采購競爭；要逐步提高政府采購民營企業產品、工程和服務的比例。引導民間資本投資生物、新能源、新材料、先進設備、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核電關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在項目用地、財政資助等方面給予重點傾斜；支持民間資本利用現有土地和廠房，加快傳統特色行業的技術改造和升級，積極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鼓勵民營企業增加科技研發投入，建立工程技術中心和技術研發中心，研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逐步擴大財政資金扶持民間投資的各類專項資金規模，重點支持民營企業技術創新、結構調整、節能減排、開拓市場等項目。
四、結論
如何合理配置溫州民間資本，規避投資風險以及無序投資帶來的經濟秩序混亂，是當前溫州民間資本流向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解決這個方面的問題，需要將民間資本流動與政府服務聯系起來，建立一種溝通渠道，將民間資本訴求與政府訴求有機協調。因此，建立溫州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是政府對民間金融服務創新的一種探索。建立溫州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旨在鼓勵和引導民間發揮整合效應，合法規范地投入到溫州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促進溫州產業提升，企業轉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通過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這個平臺，保障溫州豐厚的民間資本有序有效地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金融服務、社會事業、傳統產業改造工程、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文化創意、環保節能、高效農業、新材料等高新產業等領域。這在給溫州民間資本帶來合理投資路徑的同時，也使得游走于灰色、非法邊緣的溫州民間資本有望實現轉型，邁向了陽光化、合法化、規范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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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集集團背景資料
2000年3月，中集集團與荷蘭銀行在深圳簽署了總金額為8 000萬美元的應收賬款證券化項目協議。此次協議有效期限為3年。在3年內，凡中集集團發生的應收賬款，都可以出售給由荷蘭銀行管理的資產購買公司，由該公司在國際商業票據市場上多次公開發行商業票據，總發行金額不超過8 000萬美元。在此期間，荷蘭銀行將發行票據所得資金支付給中集集團，中集集團的債務人則將應付款項交給約定的信托人，由該信托人履行收款人職責。而商業票據的投資者可以獲得高出倫敦同業拆借市場利息率1%的利息。
中集集團資產證券化項目的基本流程：
1.中集集團首先要把上億美元的應收賬款進行設計安排，結合荷蘭銀行提出的標準，挑選優良的應收賬款組合成一個資金池，然后交給信用評級公司評級。
2.中集集團向所有客戶說明ABCP融資方式的付款要求，令其應付款項在某一日付至海外SPV(特別目的公司)賬戶。
3.中集集團仍然履行所有針對客戶的義務和責任。
4.SPV再將全部應收賬款出售給TAPCO公司(TAPCO公司是國際票據市場上享有良好聲譽的資產購買公司)。
5.由TAPCO公司在商業票據(CP)市場上向投資者發行CP。
6.TAPCO從CP市場上獲得資金并付給SPV，SPV又將資金付至中集集團設于經國家外管局批準的專用賬戶。
項目完成后，中集集團只需花兩周時間，就可獲得本應138天才能收回的現金。作為服務方的荷蘭銀行可收取200多萬美元的費用。
二、中集集團資產證券化相關方財務風險分析
(一)可能導致財務風險的主要交易環節分析
1.設立特設信托機構環節
特設信托機構是專門為完成資產證券化交易而設立的一個特殊機構，它是資產證券化運作的名義主體。在本案例中，荷蘭銀行就是為了完成中集集團本次資產證券化的特殊信托機構。該信托機構必須和中集集團(證券化資產銷售方)沒有關聯關系，這是為了使證券化資產和中集集團的其他資產達到風險隔離的目的。該信托機構購買資產證券化權益受益人銷售給它的資產組合，并負責對該資產組合進行管理，以確保到期本金及利息按時支付。然而中集集團仍然承擔著對客戶的支付責任，因此它與信托機構仍然有利益上的關聯，沒能保持應有的獨立性。這是導致證券化相關方財務風險的原因之一。
2.金融資產出售環節
金融資產的出售必須是真實銷售，以保證買方在特殊情況下擁有強制性處置資產的權利。通過真實銷售以實現風險隔離，即特設機構對委托管理資產的權益將不會因發起人的破產而喪失。中集集團某子公司將未來幾年向客戶的未來運輸收入以協議形式出售給特設信托機構，中集集團對該資產不再擁有所有權。但是中集集團仍然需要對客戶承擔責任，當資產池中資產產生的現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債券的本金和利息時中集集團負有法律上的補足責任。因此該證券化資產沒有實現真實出售，相關風險沒有實現轉移。
3.信用增級環節
信用增級也稱信用的提高，是指特設機構為了確保發行人按時支付投資者本息而采用的各種有效手段，是資產證券化交易結構成功的關鍵所在。信用增級不但保證投資者免受資產質量風險損失，還可以大大降低證券化結構風險，是提升資產證券投資級別的重要手段，也是資產證券能夠交易成功、降低融資成本的重要保證。
在本案例中中集集團采用的內部信用增級方式，即當資產池產生的現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本息時中集集團負有補足清償的責任。這就增加了中集集團未來的財務風險，使中集集團未來的現金流量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4.破產隔離環節
償付資產支持證券到期本金與利息的來源必須與原始權益人隔離開來，以避免發起人遇到麻煩或者破產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因此，首要的問題是，必須保證無論發起人發生什么問題，都不會殃及特別載體;其次，要保證應收賬款從發起人轉移到特別載體的過程中不受到干預。
在中集集團資產證券化這個案例中沒有做到特殊載體的破產隔離。因為，中集集團在出售證券化資產后仍然承擔著對客戶的清償責任，與資產相關的風險沒有實現轉移。中集集團的經營發生重大變化時，該資產池中現金流量勢必受到影響，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級別會受到很大的沖擊。
(二)違背資產證券化原則導致的相關財務風險
資產證券化的終極目的就是做到證券化資產的真實銷售，從而做到證券化資產和企業資產的風險隔離，然而中集集團資產證券化既沒有做到證券化資產的真實銷售，也沒有做到證券化資產和企業資產的風險隔離。
1.違背真實銷售原則的財務風險分析
中集集團的資產證券化違背真實銷售的原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與資產相關的管理權沒有轉移。在本案例中，中集集團雖然以協議的形式把資產出售給了特設信托機構，轉移了對資產的所有權，但是其作為該資產證券化的服務商仍然負責對該證券化資產進行管理。根據會計上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中集集團仍然對該證券化資產承擔著責任，沒有實現證券化資產的真實銷售。
另一方面是與資產相關的風險沒有完全轉移。中集集團子公司資產證券化的信用增級方式是中集集團為特設信托機構提供超額擔保的內部信用增級方式，當特設信托機構資產池中產生的現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資產支持證券的本金和利息時，中集集團承擔著補充清償的責任。由此看來，中集集團某子公司雖然通過一紙文書的形式實現了真實銷售，但是與其所售資產相關的風險沒有完全轉移到購買方。因此，根據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該子公司沒有實現真實銷售。
2.違背風險隔離原則導致的相關財務風險
一方面違背真實銷售原則就意味著證券化資產相關的權利和義務沒有完全轉移，中集集團仍然承擔著該證券化的資產未來運營失敗的風險，證券化資產也沒有完全擺脫中集集團自身的風險，如破產風險的影響。中集集團整體信用度的高低，直接影響著該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度的高低，中集集團本身的運營風險也會傳遞到該證券化資產。因此，作為發起方的中集集團沒有和證券化資產實現風險隔離。
另一方面，該資產證券化采用的信用增級方式是中集集團為特殊信托結構發行資產支持債券提供擔保的內部信用增級方式。在證券化資產運營失敗，資產池產生的現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本息的情況下，中集集團存在著承擔補充清償責任的財務風險。即證券化資產的風險和中集集團本身的風險沒有實現完全的風險隔離。
三、資產證券化風險防范方案
(一)資產證券化財務風險防范方案概述
正如歷史上所有的經濟危機的救市方案一樣，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世界各國政府都擔當著主要角色。在這個資產證券化風險防范方案(圖1所示)中，由政府出面成立一個資產證券化財務風險防范基金。各個資產證券化的參與者及其后來證券投資者都要根據自己的收益提取一定比例的風險防范基金，交由資產證券化風險防范基金管理部門進行管理。當在某個資產證券化案例中，由于某些原因資產池中產生的現金流量不足以支付證券到期的本息時由該基金管理部門進行補足，因此可以防止資產證券化的失敗，進而避免其導致相關財務風險。
(二)資產證券化風險防范方案的運行
1.風險防范基金管理者必須是政府部門。因為只有政府才可以在出現如利率下降、物價下跌及自然災害等嚴重系統風險時有能力擔當起救市的角色，市場經濟其他參與者自身都處于市場風險之中，很難承擔救市重任。例如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一些財大氣粗的跨國企業諸如著名的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美林證券及其美國三大汽車巨頭等都沒能躲過金融危機帶來的巨大的系統風險。如果不是美國政府及時地出手相救，相信美國的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巨頭很難逃脫破產的命運。
2.風險防范基金提取比例必須多樣化。在要求資產證券化的參與者提取一定比例的風險防范基金時必須對其資產池中的證券化資產進行信用評估，根據其信用度確定計提標準。信用度越高計提比例越低，信用度越低計提比例越高。以此防止濫用資產證券化這種創新的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場中圈錢的行為，保持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也有利于促進市場參與各方的公平。
3.風險防范必須堅持按收益計提的原則。按資產證券化各參與者所獲收益計提資產證券化風險防范基金，體現了金融的公平原則。即從資產證券化中獲得了收益，就要支付一定的代價來防范可能由該資產證券化導致的財務風險。因為各參與者的收益越多，那么該資產支持證券的風險就越大。因為投資收益是銷售該證券的收入與投資該證券的成本之差。收益大就必然意味著該證券的轉手價格較高，那么當資產池中產生的現金流量不足以支付該證券到期本息時該證券持有者就會承受較大的投資失敗的財務風險。因此，各參與者從該資產證券化中獲取的收益越大，其計提的用以防范其后投資失敗的風險防范基金就應該越多。
(三)資產證券化風險防范方案的綜合評價
首先，該資產證券化風險防范方案側重于對證券化資產的信用評估。因為，初次資產證券化風險防范基金的計提是根據信用評級機構對資產池中證券化資產的信用評級來確定計提比例的。因此，證券化資產一般都會經過嚴格的信用評級，其信用度較高，其資產證券化失敗的可能性較小，進而減少了各資產證券化參與者因資產證券化失敗而引起的財務風險。
其次，該風險防范方案能有效應對因資產證券化而引起的金融泡沫的膨脹。該資產證券化風險防范基金的計提是根據各資產證券化的參與者從資產證券化中獲取的收益的一定比例計提的，該資產支持證券在市場上的交易次數越多，產生的泡沫越大，而相應計提的風險防范基金也會越多。同時，風險防范基金的計提也會降低投資者轉手交易該資產支持證券的積極性，進而有效抑制了金融泡沫的產生，降低了資產證券化參與者因過度膨脹的金融泡沫破滅造成資產證券化失敗而引起的財務風險。
最后，在該風險防范方案下，政府能積聚數額巨大的資產證券化風險防范基金，當出現利率下跌，物價下降以及自然災害等系統風險引起的資產證券化失敗而造成的市場震蕩時，政府有足夠的實力來規范金融市場秩序，促進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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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產證券化的起源和發展
資產證券化起源于60年代末美國的住宅抵押貸款市場。當時承擔美國大部分住宅抵押貸款業務的儲蓄金融機構，主要是儲貸協會和儲蓄銀行，在投資銀行和共同基金的沖擊下，其儲蓄資金被大量提取，利差收入日益減少，而使其競爭實力下降，經營狀況惡化。為了擺脫這一困難局面，政府決定啟動并搞活住宅抵押貸款二級市場，以緩解儲蓄金融機構資產流動性不足的問題。1968年，政府國民抵押協會首次公開發行“過手證券”，從此開全球資產證券化之先河。
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經濟的飛速發展，資產證券化的內含和外延也發生了變化。資產證券化的概念按以下順序擴展：住宅抵押貸款證券化銀行信用證券化資產證券化。
所謂住宅抵押貸款證券化，是指住宅抵押貸款的發放機構將其所持有的抵押貸款資產，匯集重組成抵押貸款組群，經過擔保或信用增級，以證券的形式出售給投資者的融資過程。通過證券化這種方式，住宅抵押貸款的原始發放者將其貸款資產從資產負債表上消除（因為發行的是無追索權的債券），同時得到了現金或其它流動性較強的資產。相比而言，銀行信用證券化的范圍比住宅抵押貸款證券化要廣得多，它包括汽車貸款、信用41經濟導刊1999年第2期購買價格真實交易余款退回卡應收賬款、計算機貸款和其它商業貸款等銀行資產，均可作為證券化的對象。被證券化資產的原有者不僅指商業銀行等貸款機構，還可以是企業等非金融機構。并且被證券化的資產可以突破信用資產的范圍，擴展到其它的資產形式。至此，資產證券化的概念已不僅指一種實際過程，而在更重要的意義上成為一種具體內容十分豐富的理財觀念和方式。
二、資產證券化的操作原理
（一）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參與者資產證券化作為一種新興的金融工具，由于它具有比傳統融資方式更為經濟的優點，因而近年來發展迅速，被證券化的金融資產種類越來越多，證券化交易的組織結構也越來越復雜，一般來說，資產證券化過程的主要參與者有：發起人、特設信托機構（SPV）、承銷商、投資銀行、信用提高機構、信用評級機構、托管人、投資者等。資產證券化的基本結構如圖1所示。圖1揭示了資產證券化的基本結構是發起人將交易的金融資產組合與發起人完全剝離，過戶給特設信托機構進行運作，信托機構將金融資產經過信用評級后在資本市場上發行資產支持證券，確保有關資產現金流收入在不太理想的情況下向投資者的本息回報的流向仍然暢通。
（二）資產證券化的操作步驟
資產證券化的基本運作程序主要有以下幾個步驟：
1確定資產證券化目標，組成資產池。發起人一般是發放貸款的金融機構，首先分析自身的資產證券化融資要求，根據清理、估算、信用考核等程序決定借款人信用、抵押擔保貸款的抵押價值等，將應收和可預見現金流資產進行組合，根據證券化目標確定資產數，最后將這些資產匯集形成一個資產池。
2組建特設信托機構（SPV），實現真實出售。特設信托機構是一個以資產證券化為唯一目的的、獨立的信托實體，注冊后的特設信托機構的活動必須受法律的嚴格限制，其資金全部來源于發行證券的收入。特設信托機構成立后，與發起人鑒定買賣合同，發起人將資產池中的資產出售給特設信托機構（SPV）。這一交易必須以真實出售（TrueSale）的方式進行，即出售后的資產在發起人破產時不作為法定財產參于清算，資產池不列入清算范圍，從而達到“破產隔離”的目的。破產隔離使得資產池的質量與發起人自身的信用水平分離開來，投資者就不會再受到發起人的信用風險影響。
3完善交易結構，進行信用增級（Creditenhancement）。為了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改善發行條件，特設信托機構必須提高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等級，使投資者的利益能得到有效的保護和實現。因為資產債務人的違約、拖欠或債務償還期與SVP安排的資產證券償付期不相配合都會給投資者帶來損失，所以信用提高技術代表了投資銀行的業務水平，成為資產證券化成功與否的關鍵之一。
4資產證券化的評級。資產支持證券的評級為投資者提供證券選擇的依據，因而構成資產證券化的又一重要環節。資產證券化的評級與一般債券評級相似，但有自身特點。信用評級由專門評級機構應資產證券發起人或投資銀行的請求進行。評級考慮因素不包括由利率變動等因素導致的市場風險，而主要考慮資產的信用風險。被評級的資產必須與發起人信用風險相分離。由于出售的資產都經過了信用增級，一般地，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級別會高于發起人的信用級別。資產證券的評級較好地保證了證券的安全度，這是資產證券化比較有吸引力的一個重要因素。
5安排證券銷售，向發起人支付購買價格。在信用提高和評級結果向投資者公布之后，由投資銀行負責向投資者銷售資產支持證券（ABS），銷售的方式可采用包銷或代銷。特設信用機構（SPV）從投資銀行處獲取證券發行收入，再按資產買賣合同中規定的購買價格，把發行收入的大部分支付給發起人。
6證券掛牌上市交易，資產售后管理和服務。資產支持證券發行完畢后到證券交易所申請掛牌上市，從而真正實現了金融機構的信貸資產流動性的目的。但資產證券化的工作并沒有全部完成。發起人要指定一個資產池管理公司或親自對資產池進行管理，負責收取、記錄由資產池產生的現金收入，并將這些收款全部存入托管行的收款專戶。托管行按約定建立積累金，交給特設信托機構，由其對積累金進行資產管理，以便到期時對投資者還本付息。待資產支持證券到期后，還要向聘用的各類機構支付專業服務費。由資產池產生的收入在還本付息、支付各項服務費之后，若有剩余，按協議規定在發起人和SPV之間進行分配，整個資產證券化過程即告結束。
（三）資產證券化收益與風險分析
1資產證券化對各參與者的收益分析
（1）發起人：資產證券化的發起人通常是金融機構，也可以是其他類型的公司。資產證券化可以給發起人提供更低的融資成本、較低的經營杠桿、用來擴展和重新投資的立即可用資本、多樣化資金來源以更好的資產負債管理，使得金融機構能夠更充分地利用現有的能力，實現規模經濟。通過證券化的資產在公開市場中出售，金融機構可迅速獲得流動性。
（2）特設信托機構（SPV）：特設信托機構是一個中介機構，它購買發起人的原始信用產品，加以整合，然后出售包裝后的證券。SPV以某種價格購買信貸資產，通過將它們包裝成市場交易商品，而增加了信貸資產的價值，然后以一個較高的價格出售。通過購買、證券化和出售，SPV幾乎將信用風險都分散給投資者承擔，這樣使得SPV降低其所有者權益成本，因為這些資產將不再出現在資產負債表中。
（3）信用提高機構：信用提高機構可以是母公司、子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它可以是擔保公司或者保險公司。它作為一個第三方實體更適合于使這類交易成為“真實出售”，信用增級機構通常按比例收取一定的服務費用，如按擔保金額的05%收取。
（4）投資銀行：資產證券化為投資銀行開辟了一項新業務。投資銀行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充當承銷商的角色，并獲得其發行收入。
（5）投資者：證券化過程為投資者在市場中提供了一個高質量的投資選擇機會。由于大多數組合資產都是由許多小額信用資產集合而構成，促進了組合的多樣化，即使其中的一兩個貸款違約，也不會對整個組合有質的影響。而且許多組合資產保持地理區域多樣化，因此，某一地區的經濟的低速發展不會深刻或迅速地影響到整個組合資產的績效，而且投資者通過購買不同的組合資產的部分證券而能夠避免地理和行業的集中帶來的風險。由于信用評級由第三方執行，然后公布等級，投資者不用自己去分析每個發起人的資信，這也處理方式會計要素表1表內處理與表外處理比較是吸引投資者的一個優勢所在。
2資產證券化的風險分析
由于資產證券化非常復雜，每一次交易無論怎樣被相當好的結構化，并被徹底地加以研究和精確地用文件證明，都仍然存在一些風險。常見的資產證券化風險有如下幾種：
（1）欺詐風險：從美國證券市場及其他國家證券市場中我們可以知道，由于欺詐的發生而使投資者受損的例子屢見不鮮。陳述書、保證書、法律意見書、會計師的無保留意見書及其他類似文件被仍不足以控制欺詐風險的發生。
（2）法律風險：雖然法律函件及意見書原本是為了消除外部的風險因素，但有時法律的不明確性及條款的變化本身往往成為整個交易過程中的風險因素，事實上法律風險是資產證券化過程中一直伴隨且起關鍵作用的一種風險。
（3）金融管理風險：資產證券化是金融管理發展的高峰，它代表了履約、技術和結構技巧的完美的平衡。如果任一因素發生故障，整個交易可能面臨風險。我們把這種風險稱為金融管理風險，主要包括參于者不能按協議進行交易，設備不能按要求運作如電腦故障，以及交易機制出現故障等。
（4）等級下降風險：從已有的證券化實例中人們已經證實，資產證券化特別容易受到等級下降的損害，因為資產證券化交易的基礎包含許多復雜多樣的因素，如果這些因素之一惡化，整個證券發行的等級就會陷入危險境地，從而對市場產生巨大的影響。
除了上述幾種風險之外，還存在一些其他風險，諸如政策性風險、財產和意外風險、合同協議或證券失效、對專家的依賴風險等等。所有這些風險都不是彼此獨立地存在著，而是相互聯系的。這些證券化風險的影響及發生的可能性因交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投資者必須識別這些風險，分析它們的規模，審查減少風險的方法，以及正確估計那些減少風險的手段的有效性。投資者在任何資產證券化過程中，應閱讀資產支持證券交易中所提供的陳述書、保證書及賠償文書等文件，了解他們的責任范圍，查看是否有法律顧問出具的法律意見書以及注冊會計師的無保留意見書。要對證券化結構中存在的大量風險進行防范，最重要是看信用增級的手段，是否有一家信譽卓著的銀行或保險公司提供百分之百的擔保。
（四）資產證券化涉及的會計和稅收問題
資產證券化過程中所涉及的會計、稅收和法律等問題是資產證券化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它們涉及到證券資產的合法性、盈利性以及流動性，關系到每一參與者的利益，影響資產證券化的動機和結果。
1資產證券化的會計問題
資產證券化交易在會計處理上，主要考慮兩方面問題：（1）被證券化的資產和相關債務是否應該被分離出資產負債表，即是表外處理還是表內處理的問題，這里還包括會計確認問題，即收益和損失的確認；（2）合并問題，即特設信托機構（SPV）是否需要和證券化發起人合并財務報表的問題。
對于是否把被證券化的資產和相關債務分離出資產負債表這個問題，主要取決于該證券化行為被當作銷售處理還是擔保融資處理，這是發起人（賣方）所關心的一個關鍵問題，因為不同的處理方法會對發起人的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可列表如下：
在了解了上述影響之后，我們來比較一下傳統會計處理方法和近年來最新采用的金融合成分析方法對資產證券化所產生的后果。
最典型的證券化傳統會計確認方法當然要屬“風險與報酬”分析法了。按照這種方法，如果發起人仍保留已轉讓資產的絕大部分收益和風險，則證券化交易視同擔保融資，證券化資產仍繼續被確認為一項資產，通過證券化所募集的資金被確認為發起人轉讓了相關資產的絕大部分收益和風險，那么該證券化交易被作為銷售處理，所轉讓的資產轉移出資產負債表，所募集資金作為一項資產轉讓收入，并同時確認相關的損益（即表外處理）。在“風險與報酬”分析法下，金融工具及其所附屬的風險與報酬被看成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如果發起人仍保留證券化資產相關的一部分風險和報酬，且被保留的這部分被判斷為很重要的話，則發起人在其資產負債表上仍然要繼續確認這項資產，同時將來自于證券化資產的轉讓所得稅為擔保負債的結果。但在當今金融技術飛速發展，使得基于基本金融工具上的各種風險與報酬能被有效地分解開來，并以各種相互獨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作為載體，分散給不同的持有方。毫無疑問，“風險與報酬”分析法只對證券化交易作了非常簡單和不全面的反應，這很明顯與會計所追求的“公允（TrueandFair）反映”背道而馳。同時“風險與報酬”分析法中“絕大部分”的判斷，定質容易定量難，它要求辨認和估價證券化過程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報酬所保留或轉讓部分是否占有絕大部分，這無疑會增加實際操作上的難度和主觀性。
由于傳統的會計確認方法的局限性，使其難以適應越來越復雜化的金融環境，從而給金融交易的進一步創新與有效管理帶來了諸多不便，因此，迫切需要會計模式的改進與創新。正是在這種環境壓力下，美國第125號財務會計準則（SAFSNo.125）：《轉讓和經營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取消會計》（AccountingforTransfersandServicingofFinancialAssetsandExtinguishmentofLiabilities）突破傳統框框，另辟蹊徑，采用了“金融合成分析法”（FinancialComponentApproach）。按照這種方法，在涉及金融資產轉讓的情況下，應該將已經確認過的金融資產的再確認和終止確認的問題與因金融資產的轉讓合約所產生的新的金融工具的確認問題嚴格區分開來。換言之，對已經確認過的金融資產因發生轉移性的交易所面臨的再確認或終止確認的處理，取決于轉讓方的銷售意圖，也即決定一項資產交易能否進行銷售處理要看其控制權是否已由轉讓方轉移給受讓方，而非看其交易形式。
在資產證券化交易中，由于發起人與特設信托機構（SPV）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SPV是否應該合并入發起人財務報表當中，也成為證券化會計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一旦SPV被視為發起人的子公司而合并入發起人的財務報表，那么，兩個獨立法人實體也就被視為一個經濟實體，兩者之間的交易也就變成了經濟實體內部交易，必須從合并報表中剔除出去，這或許是證券化設計者所不愿看到的，因為一旦合并，發起人與SPV個別報表中原先不管怎么確認，作銷售處理也好，作融資處理也好，對合并報表來說，得出的結果是相似的，進行復雜的金融安排，并不會實現原先所期望的結果。
現行的合并理論與實務是以母公司對關聯公司活動的實際控制程度作為判斷合并與否的依據，而不是注重于法定持股比例的多少，凡是對關聯公司的經營活動和財務活動有重大控制權的都被列為合并范圍之列。顯然，問題的實質在于判斷以信托形式存在的SPV是否屬于發起人的一個準子公司，通常有以下3個判斷標準：
（1）SPV為發起人帶來收益與發起人真實的子公司無實質性差異；（2）發起人直接或間接地控制著SPV，并從SPV的凈資產中獲利；（3）發起人擁有與這些利益相關的風險。
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判斷為準子公司。這就意味著，如果發起人擁有相當比例的剩余權益，把SPV納入合并范圍似乎更符合會計慣例。
2資產證券化的稅收問題
資產證券化的稅收問題和會計問題一樣十分重要，直接影響證券化的成本問題，可能導致可觀的稅收費用。
關于資產證券化過程中所產生的稅務問題，在不同的國家各有不同，但總的來說應是本著稅收中性化的原則（即不因證券化少繳稅或多繳稅），使稅收機構和繳稅者都能夠接受。
（1）發起人的稅收問題
當發起人向SPV轉移資產時，有以下兩個稅務問題：
A如果證券化交易符合銷售資產的條件，那么任何收益或虧損都必須被記入損益表內而后作為資本利得或資本損失處理。對資本利得是否應當征稅，或是否應對之實行優惠待遇（即課以輕稅），一直是稅收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話題。發達國家一般都對資本利得在稅務處理上給予程度不同的優惠，而發展中國家則很少將資本利得的稅務處理單獨作為一個問題而加以特殊考慮。對資本利得采用輕稅政策，可以達到鼓勵資本流動，活躍資本市場，防止產生投資“鎖住”狀態的目的（即指財產持有人若發現自己有了資本利得，但考慮出售后要繳納較重的普通所得稅，便可能不愿出售，而形成“鎖住”）。
對于證券化交易產生的資本損失，也有兩種不同的做法，一種是可享受稅收抵免待遇，另一種是由于稅務機關可能認為其出售不是在發起人的正常經營范圍內，因而所產生的損失不可扣稅。
B發起人向SPV出售資產可能會產生印花稅，稅率即使很低，也可能給交易帶來巨大的障礙。這可通過適當的安排，把證券化以債務形式進行，則可避免有關的印花稅。
（2）特設信托機構的稅收問題
對于SPV，需要考慮的稅務問題是它是否需要納稅，如果需要，應通過哪些方法來降低稅務負擔。因為在SPV產生稅務費用會增加證券化的整體成本，最簡單的辦法是在避稅天堂（如開曼群島）設立SPV；此外，也可以通過適當的安排，使該公司不被認為在發行地或資產所在地開展業務，從而達到避稅的目的。為了明確SPV的稅務地位，最好的辦法是向有關稅務機關預先確認。
（3）投資者的稅收問題
綜合我國學者近年來對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大量模型研究，使用以下幾種國內外計算外匯規模的模型：
1、進口比率法(特里芬模型)；
2、成本效益分析法(阿格沃爾模型)；
3、儲備與短期外債比率法(R／SD)；
4、外匯儲備模型ER=D1+D2+D3+D4=a1*IMP+a2*DEB+a3*FDI+a4*FEM[1]
據此估算我國合理外匯儲備的規模應為3600億美元左右，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已經遠超出國內外公認合理的范圍。
因此，我們既要肯定一定額度的外匯儲備對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和保障國際支付能力的作用，但更要重視超過合理范圍外的高額外匯儲備所帶來的經濟及政策風險。
綜合目前國內經濟學者的觀點，當前高額外匯儲備的主要風險有：
1、高額外匯儲備沖擊中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控能力。
2、基礎貨幣供應增加帶來的通貨膨脹風險。
3、以美元和美國國債為主要儲備所帶來的高匯率風險。
4、投資結構單一并且以短期為主所帶來的高金融風險。
二、中央政府及央行采取的政策措施及對重慶經濟發展的沖擊與影響
（一）中央銀行為保證貨幣供應量的穩定性,一直被迫采取對沖方式，其中以穩定信貸總規模為目的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削減或回收操作將對重慶市的產業有如下沖擊：回收再貸款的沖銷操作改變了不同領域內的貨幣供給結構，人民銀行基礎貨幣投放的資金進入了外貿和與外貿相關的部門，造成外貿部門和外貿相關部門的資金寬裕，而非外貿部門和非外貿相關部門出現資金供不應求的現象。
這體現在一方面對于重慶的出口創匯的外向型企業通過結匯,可以輕易獲得人民幣資金；另一方面面對國內市場的重慶內向型企業,由于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再貸款的回收,它們對信貸資金的需求可能無法得到有效滿足。
（二）我國高額外匯儲備導致了當前貨幣流動性泛濫問題，除了緊縮再貸款規模、增加特種存款數量、公開市場操作外目前還有兩種主要的手段可以使用——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其中，加息的操作空間較小，央行可能主要采取提高存款準備金的方式限制流動性。
出于保持匯率穩定的目的，中央銀行不得不保持中美之間的利息差，而隨著美國經濟正在進入新的一輪減息周期，中國再次調高利率的空間正在縮小，這使得央行在利率工具方面的操作性不大。調整準備金率成為央行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
外匯儲備作為比較劇烈的貨幣政策手段，2006年央行已經3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而中投證券的報告認為，央行在2007年仍有可能2－3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
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有遏制信貸擴張的作用，但同時由于信貸規模的限制，又會產生以下的影響：
1、對于大中型業績優秀的企業和有政府大力扶持的企業，將會受到銀行貸款的青睞。
2、重慶民營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將會雪上加霜。
目前重慶市民營中小企業融資的基本特點還是融資渠道狹窄。法律不允許中小企業以自身信用發行債券；中小企業板塊運作不暢；主板市場又門檻太高。大部分中小企業都只能依賴于銀行信貸融資。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調查顯示，中小企業融資供應的98.7%來自銀行貸款。而且，銀行貸款多為短期貸款，中小企業要得到中長期貸款非常艱難[2]。這將是重慶民營中小企業需要著重面對的問題。
（三）外匯儲備過剩，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沖擊中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控能力,匯率調整的可能性逐漸加大。
全球范圍內原材料和能源價格的上漲，已經說明中國目前流動性泛濫的原因不僅僅是央行的和國家的貨幣政策以及外匯操作，而且還要加上世界性的流動性過剩原因，外資追逐利潤的結果在現實中體現為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導致了更多熱錢的涌入。
持久的雙順差導致了央行不得不采取持久的對沖操作過程，中央銀行持續的正回購使央行持有的債券數量不斷減少，并迫使央行定期大量發行較長期限的票據回籠貨幣。2003年4月開始，央行通過滾動發行央行票據回籠貨幣。2005年，央行共發行了27882億元的央行票據，共進行了62次正回購操作和3次逆回購操作。央行票據一旦陷入下面的循環：央行票據發行-市場流動性減少-央行票據到期-市場流動性增加-央行票據發行。再加上利息的影響，實際上就宣告了流動性問題不是得到了解決，而是被積累了。
對于重慶的企業界來說，實際上要關注兩個問題：
1、目前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將是一個過程，流動性過剩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國內市場已經出現需求不足，實際上提示重慶的投資者再對目前的低水平重復項目進行投資，將會有非常大的風險。
2、目前人民幣的升值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重慶的出口型企業要努力改變出口產品結構，低附加值產品將很快被國外市場所淘汰。而對重慶的進口型企業，則要合理安排進口的數量和時間，避免匯率變動帶來的機會成本損失。
（四）針對當前國內外匯儲備帶來的國內和國際問題，中央政府將會加大涉外經濟政策調整的力度，從“重流入、輕流出”轉為實現流入流出循序漸進和保持基本平衡，以平抑巨額貿易順差。
目前對于上述國家政策的調整方向，可以估計國家將會有下面兩大舉措：
1、國家將利用外匯儲備批量定購能源及如石油、銅鐵、稀有金屬等國際市場價格看漲的原材料，并建立相應的儲備體系，這一措施則既可保值，又可確保國家經濟戰略安全。
2、國家將利用此次調整外匯儲備機會，建立高、精、尖技術的全球采購體系。
這兩條對于重慶企業發展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確切的說，是挑戰大于機遇！
第一，如果重慶不抓緊建立原材料儲備體系，某些原材料成本占據主要成本的行業，將會受到全國市場競爭的沖擊。
第二，重慶制造業的整體研發水平仍然較為落后，在制造規模上的優勢將可能由于研發的劣勢使得總體優勢喪失殆盡。
對外開放程度高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資金供應相對充足,開放程度低的中西部內陸地區,資金會相對短缺。一旦國家建立高、精、尖技術的全球采購體系，如果重慶市的產業政策沒有采取相應對策，如果重慶市的產業群不積極采取相應措施，將使東西部產業發展的技術差距拉大，并最終影響到重慶制造業的競爭優勢。
（五）從外匯管理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央銀行將可能逐步實行企業意愿結售匯制,適度放松銀行的外匯周轉額度。這樣,一方面企業可以持有一定量的外幣資產,分流外匯儲備;另一方面企業的部分外匯需求由國內銀行外匯信貸滿足,降低外匯儲備的增長幅度。在這種情況下,因外匯資源的分散,中央銀行將從被動的干預中解脫出來,不再作為惟一的售匯來源而面臨巨大的兌換需求,不再獨自承擔匯率波動的風險和持匯成本,也不必因為大量結匯而被動投放基礎貨幣[3]。
此舉對重慶市的產業經濟有如下沖擊或影響：
企業可供掌控的外匯資源增多，從全國范圍來看，會加大企業資本品的進口需求。需求擴大的結果，對于重慶資本品進口型的企業來說可能在短期會面臨成本增加的問題，從而影響到企業利潤增長。
同時，全國企業可供掌控的外匯資源增多，將可能導致以國內市場為主的某些重慶中間產品的制造企業，面臨全球市場采購競爭的威脅而導致國內市場萎縮。
三、重慶對中央政府及央行外匯政策操作的因應政策建議
（一）以全球化的視角改善目前的就業結構，迎接就業挑戰。
目前我國的進口順差多集中與經常項目中的有形貿易，從重慶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相關分析發現就業彈性最好的是第三產業，最差的是第二產業。這說明第二產業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最小，第一產業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高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最大。一方面，我們要調整產業結構，在就業模式的選擇上，應采用效率型、高技術型和勞動密集型、第三產業偏重型并存的就業模式[4]；另外一方面結合重慶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的現狀，我們要積極鼓勵對外“勞務貿易”，向國外輸送勞動力支援。
（二）重慶政府應盡早建立能源及原材料儲備體系及高、精、尖技術引進及研發基地。
目前全國的原材料儲備體系都較為薄弱，從全球市場上來看，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國家利用外匯儲備建立能源及原材料儲備是必然選擇，重慶應盡早建立能源及原材料儲備體系，這既是為將來重慶企業的發展控制成本風險，又是對長期重慶產業發展提供后續保障。
在全球制造工業市場上，一個重要的規律就是，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不斷淘汰技術含量低的產品，重慶主要支柱產業的發展歷程也無不是如此規律。重慶政府要利用此次國家外匯調整的重要戰略機遇，盡快規劃針對重慶產業集群的高、精、尖技術引進及研發基地，一旦錯失此次機遇，重慶的幾大支柱產業都將會面臨嚴峻挑戰。
（三）加速重慶制造業由重生產型轉變為重研發型。
重慶市目前主要以汽車(摩托車)、化工(醫藥)、冶金作為支柱產業，機電、建材和食品為現實優勢和潛在優勢行業。從目前的產業結構來看，主要是生產技術優勢和成本優勢相結合形成了重慶制造業的整體主要優勢，但毋庸置疑的，缺乏研發優勢再加上全國市場形成的全球市場采購，前面的兩項優勢將很快就會喪失。當前重慶的制造業必須抓緊時間，利用目前已有的優勢，盡快和盡可能地利用國家外匯儲備調整的歷史機遇，形成自己的研發優勢。
（四）加速重慶制造業的成本優勢轉變為高附加值優勢。
國家高額外匯儲備，一方面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這是對以外銷為主的重慶制造業的嚴峻挑戰；另外一方面國家針對高額外匯儲備的政策如前文分析也對內銷為主的重慶制造業提出了嚴峻挑戰。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市場，高額外匯儲備都將是引起颶風的蝴蝶效應。目前重慶制造業的成本優勢往往意味著薄利，往往意味著研發優勢的缺失，它可以取得一時的輝煌，但絕對不可能持續，高附加值產品才是重慶制造業在全球在壟斷競爭市場上的利器，才能從容面對競爭，從容控制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
（五）抓住機遇，鼓勵重慶企業在原材料市場、中間產品市場和終端消費市場上進入全球產業鏈。
國家調整高額外匯儲備，是一個歷史機遇。重慶企業絕對不能固步自封在自己的市場上無所作為。一方面，重慶企業要利用可供使用的外匯資源，在全球市場上尋求生產資源和資本品；另外一方面，要積極引進技術和人才，縮短和發達地區的技術差距；第三方面，要利用機會擴展全球市場版圖，主動進入全球產業鏈，不能局限和滿足于國內市場，否則也就無法面對來自全球企業的挑戰。
摘要：中國過剩的外匯儲備數量，造成了貨幣的流動性泛濫，央行目前已有的貨幣政策已經不能起到很好的調控作用，匯率改革勢在必行。本文重點分析外匯儲備過剩下央行及中央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及其對重慶經濟發展的影響，并提出相應對策建議。
關鍵詞：外匯儲備重慶產業
2007年3月末,中國的外匯儲備額達到了12020億，龐大的高額外匯儲備，勢必沖擊中國經濟及中央經濟政策，重慶作為我國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尤為需要關注中國外匯儲備過剩問題對重慶產業經濟發展的影響。
參考文獻
[1]王若晨、廖儉．我國高額外匯儲備的風險及對策［J］改革與戰略，2006，（7）．
[2]魏良華．淺析中小企業信托融資渠道［J］時代金融，2006，（7）
關鍵詞：債務杠桿率；居民杠桿率；多元化外匯儲備結構；多樣化企業投融資選擇渠道
DOI：1013939/jcnkizgsc201613012
一、引 言
一國經濟的杠桿率是指該國的整體債務與該國GDP的比值，而一國的整體債務主要是由居民、非金融類企業、政府和金融類企業這四大部門的債務構成。按照中國的具體情況，將四大部門債務的統計口徑予以說明：①居民部門，居民部門的債務全部是貸款，主要來自于住房按揭貸款、汽車貸款和信用卡貸款；②非金融類企業部門，該部門的債務主要由銀行貸款、企業債券、影子銀行融資構成，其中影子銀行融資主要來自于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③政府部門，政府部門債務由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構成，其中地方政府債務又分為地方融資平臺和非地方融資平臺兩個部分，地方融資平臺債務主要分為三類，即銀行貸款、城投債、基建信托；④金融類企業部門，該部門債務主要來自于金融債，但本文的統計主要是基于央行的其他存款性公司資產負債表，將其中的“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券”和“對其他金融機構債權”兩項加總得出。中國的經濟崛起主要受益于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幣匯率的低估，從而吸引了大量資金的注入和投資。以前，中國的債務仍處于較低的水平，投資機遇比比皆是。而今，我國信貸快速擴張，不良貸款不斷展期，僵尸企業一直占用著資源，大量資金過度投資到固定資產。與此同時，我國城鎮化進程不可避免的開始放緩，適齡工作人口出現減少的態勢。改革并非易事。中國需要開展實實在在的改革，刺激競爭、提高生產力、增進資本配置效率和促進創新，都要求作出痛苦的犧牲。
目前，我國的資產負債表處在健康的水平，但局部存在風險，尤其體現在過高的非金融企業杠桿率以及偏高的地方政府杠桿率兩個方面。類比歐美發達國家，我國整體杠桿率在其中仍屬于中等水平，其中我國的居民以及中央政府仍存有一定加杠桿的空間。基于這種結構，在去杠桿過程中，嘗試通過杠桿調整與杠桿轉移來化解局部風險，就成為一個可行的政策選擇。
二、全球債務概述
本部分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全球債務水平持續升高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人們普遍預期各大經濟體將會開啟去杠桿化的浪潮，然而事實卻與此相反，世界各國杠桿率持續上升（見圖1）。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數據顯示，全球債務額在2000年為87萬億美元，在2007年已達142萬億美元，到2014年第二季度增至199萬億美元。2007年，全球債務相當于全球年度經濟產值的269%，現在該比例已升至286%。從2007年到2014年全球債務總額增加了57萬億美元，全球債務對GDP的比例上升了17個百分點，債務絕對值和相對值均在上升，而且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目前全球債務的持續上升趨勢將會發生逆轉。從其他國家歷史經驗來看，無論在政府、企業還是居民部門，高額債務都會拖累GDP的增長，并且會加大引發金融危機的風險。債務不斷膨脹的現實將不斷提醒人們，自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在去杠桿化方面取得的進展遠遠沒有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
圖1 全球債務持續增長趨勢明顯
資料來源：麥肯錫全球研究院。
面對全球債務的大幅增加，其中一部分債務是良性的，主要體現在發展中國家居民和企業部門債務的增加上，該部分債務對2007年以來全球債務增長的貢獻率為35%左右，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健康的金融體系在發展中國家不斷深化，即讓更多的居民和企業有能力獲得金融服務。然而從總體上來講，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平均僅占GDP的120%，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一個國家的債務主要由四個部門的債務構成：居民部門、企業部門、金融部門以及政府部門。全球債務在四大部門中均有大幅增加（見圖2）。
圖2 全球債務在四大部門中均大幅增加
資料來源：Haver Analytics；IMF；BIS。
新增債務有半數出現在發展中國家，而那里主要是企業在舉債投資，這大體是健康的發展趨勢。但在工業國，雖然私人領域自2009年危機達到頂峰后減少了債務，但國家的負債情況卻明顯惡化。個人和企業的負債率平均降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56%，國家負債率卻平均從GDP的69%增至104%。
目前，美元正進入中期強勢周期，在全球債務規模持續走高的背景下，勢必會讓以美元計價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背負更大的負債風險，并進一步抬高全球債務負擔和融資成本。
當前，世界各國債務風險的演化正呈現出三個特征。
其一，發展中國家債務增長率明顯高于發達國家。2001―2014年，發達國家債務年均增速保持在85%左右，債務規模從184萬億美元擴大至498萬億美元；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債務的年均增長速度為104%，債務規模從35萬億美元擴大至122萬億美元。
其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負債率此消彼長。雖然發展中國家債務規模增速快，但相對更為強勁的經濟產出增長足以消化債務上升的壓力，因此，2001―2014年，發展中國家負債率從525%漸次降至401%；而發達國家的情況正好相反，雖然債務規模增速較慢，但經濟增長的力度相對更為疲軟，因而，2001―2014年發達國家負債率從709%上升至1057%。
其三，個別重要國家負債率的上升主導了全球債務風險的變化。2001―2014年，雖然全球債務風險過高的國家數量正在減少，但全球負債率卻明顯提高了，對這種現象的解釋在于，數量眾多處在過高負債率邊緣的國家負債率正在下降，而個別重要國家的負債率卻在快速上升，例如美國和日本等。
全球債務水平持續高啟，出現新一輪經濟危機的風險加大。在全球貨幣繼續擴張的情況下，2015年各主要國家居民、企業和政府的債務水平仍處于繼續上升狀態，低利率債務水平高啟和資產價格上漲之間存在著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一旦某些環節出現問題，就會造成連鎖反應式的金融市場波動甚至崩潰，全球金融穩定面臨巨大的挑戰。
（二）全球債務各部門去杠桿化進展緩慢
以下從政府債務、非金融類企業債務、金融部門債務、居民債務四個方面進行分析。
1政府債務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政府紛紛采取積極的財政手段來對抗經濟的衰退，但同時也引發了各國政府債務的快速膨脹。據麥肯錫研究院數據顯示，從2007年到2014年，發達經濟體的政府債務增加了19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增加了6萬億美元，并預計將會繼續增長。從圖3中可以看出，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債務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增長，其中美、英、日增幅最為明顯，對GDP比例的增幅高達30%以上，而發展中國家政府債務增幅則相對平和許多。目前，政府杠桿最高的國家均屬于發達經濟體，尚不清楚這些國家將通過何種方式抑制政府債務的不斷膨脹。
圖3 2007―2014年10國政府杠桿率的變化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展望》，IMF：BIS：Haver Analytics：各國央行。
2非金融類企業債務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大部分發達經濟體企業債務水平并不高，危機后其債務水平也僅有小幅增加，尤其對于美、英、德、日而言，新增貸款額度幾乎枯竭。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企業負債普遍呈現出了蓬勃發展的態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積極的，意味著更多的金融資源將會進入企業，并促進企業部門的發展，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的企業債務規模已過于龐大，甚至遠遠超過了部分發達國家的水平（見圖4）。
圖4 2007―2014年10國企業杠桿率的變化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展望》IMF，BIS；Haver Analytics：各國央行。
3金融部門債務
雖然全球去杠桿化歷程艱難，但并非無一進展，在全球金融部門負債領域則出現了一些積極的現象。具體來講，美、德等一部分發達國家金融部門杠桿率出現下降趨勢，英、韓、日等發達經濟體也抑制了金融債務的增長趨勢，并且最危險的影子銀行體系正在衰落。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金融部門杠桿率出現了分化的趨勢，中國、巴西出現了快速上漲的趨勢，而俄羅斯、南非、印度則保持平穩態勢（見圖5）。
圖5 2007―2014年10國金融杠桿率的變化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展望》IMF，BIS；Haver Analytics：各國央行。
4居民債務
發達經濟體過高的居民杠桿率是造成2008年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此后，發達國家普遍開啟了居民部門的去杠桿化進程，其中當以美、英兩國去杠桿化效果最為顯著，但是其他發達國家的居民債務水平則不減反增，尤其加拿大、韓國、澳大利亞等國的居民債務水平仍在持續膨脹，甚至在一些發達國家，例如荷蘭、丹麥、挪威等國的居民杠桿率已大大超過美國的峰值。與此同時，對比發展中國家，居民債務發展趨勢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其中中國、俄羅斯、巴西出現了快速上升的趨勢，而印度、南非則出現了略微下降的態勢，但總體來講，發展中國家的居民負債水平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仍處于低位。
圖6 2007―2014年10國居民杠桿率的變化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展望》IMF，BIS；Haver Analytics：各國央行。
三、中美債務對比分析
以下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中美債務水平發展趨勢不同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與中國的債務水平出現了不同的發展態勢。經過金融危機的洗禮，美國各個部門開始了去杠桿化的進程，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與此同時，中國各個部門的債務水平卻出現了大幅度的提升。具體而言，從2007年至2014年，美國杠桿率由278%降低至269%，其中居民部門和金融部門去杠桿化效果最為顯著；而同期相比，中國杠桿率卻由159%暴漲至283%，其中非金融類企業部門和金融部門對漲幅貢獻率最大（見圖7、圖8）。
圖7 2007―2014年美國四大部門的杠桿率
資料來源：麥肯錫國別債務數據庫。
圖8 2007―2014年中國四大部門的杠桿率
資料來源：麥肯錫國別債務數據庫。
（二）中美債務結構差別迥異
在對比研究中美債務時，我們發現兩國債務結構和發展趨勢差別迥異。具體而言，針對美國，居民部門和金融部門的債務問題最大，因此美國對這兩個部門進行了大規模的去杠桿化，從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居民部門和金融部門杠桿水平分別下降了18%和24%，可謂效果顯著；而與此同時，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而導致政府杠桿率大幅增加近35%，非金融類企業在此期間變化并不明顯，僅僅降低了2%。針對中國，政府、非金融類企業、居民、金融四大部門的杠桿率均出現大幅增長，其中非金融類企業部門和金融部門漲幅空前，分別上漲了52%和41%；政府部門與居民部門雖不及前兩個部門的漲幅，但也取得了不小增長，分別漲幅13%以及18%（見表1）。
表1 2007―2014年中美債務對GDP比例的變化
政府部門非金融類企業部門居民部門金融部門
美國35%-2%-18%-24%
中國13%52%18%41% 資料來源：麥肯錫國別債券數據庫。
1政府部門
在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為了穩定金融市場，收購了金融機構的大量不良資產，還接管了房地美公司與房利美公司；在這之后，美國政府為降低金融機構的杠桿率動用了多種手段，這便直接導致了政府開支的增加，政府的杠桿率也不斷攀升。目前，美國政府部門債務占GDP比例相比2007年提高了35%，政府的高杠桿或成為美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潛在威脅。
我國政府的債務較為復雜，除了政府機構直接負有償還義務的國債、地方債、外國貸款等，還包括部分事業單位、融資平臺債務以及通過BT（建設―移交）、融資租賃、墊資施工等方式形成的項目融資類債務等。
而中國政府債務水平增長相對平緩，并且2014年政府杠桿率也僅相當于2007年美國的水平，然而，在政府債務中埋藏著地方政府債務快速膨脹所帶來的風險與隱患，不可不察（見圖9）。
圖9 中美政府部門杠桿率的變化情況
資料來源：麥肯錫國別債務數據庫。
2非金融類企業部門
在金融危機發生前后，發達國家企業部門的杠桿率均處在正常水平，并且對發達國家債務增長的貢獻率極低。在美國情況也同樣如此，2007年至2014年，美國非金融類企業的債務占GDP比例的波動僅在2%以內，相對其他部門波動幅度來說幾乎可以忽略。
對于中國來說，非金融類企業負債水平則出現了巨額的膨脹。中國負債占GDP比重自2007年以來上升了124%，這些負債的增加相當部分就來自于企業部門信貸的擴張。通過對比不難發現，我國企業部門杠桿率水平在主要經濟體中已處于最高水平，由此而引發的風險值得重點關注（見圖10）。
圖10 中美企業部門杠桿率的變化情況
資料來源：麥肯錫國別債務數據庫。
3金融部門
美國政府的高度介入，加速了金融部門的去杠桿化，美國金融機構的杠桿率明顯下降。金融機構主要有兩種方式來達到去杠桿的目的，一種是通過機構重組、重新融資以及由政府注資增加銀行的資本金；另一種是基于政府對金融機構的救援，把一些不良資產出售給政府。這兩種方式既能增加金融機構的規模，同時也能夠調整金融機構資產的構成，對于降低金融部門的杠桿效果良好。2007年至2014年，美國金融部門杠桿率出現了近24%的下降，屬于積極的現象。并且與此同時，最危險的影子銀行體系正在衰落。
而在中國，金融部門債務占GDP的比例卻出現大規模的膨脹，較2007年急劇上升了41%。其中，影子銀行實體發放的貸款總額達到65萬億美元，占了中國新增貸款總額的一半，并且大多數貸款的去向為房地產相關行業。
從融資結構來看，債務的主要組成部分來自銀行貸款。截至2014年年末，銀行貸款余額達8679萬億元，約占債務總額的55%。大量債務以銀行貸款形式存在，使得銀行體系承受了較大的債務風險。我國債券市場雖然發展較為迅速，但其中有約2/3的債券是由銀行持有，非銀行類投資者所持債券規模較少，這種情況會加劇了銀行的風險。考慮到銀行在我國金融體系中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銀行擁有的債務風險過于集中，這將嚴重威脅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進而對整個經濟的發展造成負面的影響。另外，非標類債務由于其私募的特性，存在信息不公開、不透明、投資方向不明確、資金期限錯配、監管不到位等問題，此類債務的膨脹加劇了債務的隱性風險（見圖11）。
圖11 中美金融部門杠桿率的變化情況
資料來源：麥肯錫國別債務數據庫。
4居民部門
從統計上看，居民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反映的是居民部門各項資產、負債的存量信息。其中，資產方包括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而負債方僅包括金融負債，總資產與總負債之差即居民部門的凈資產，亦稱凈財富。
美國不可持續的居民債務水平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2000年到2007年，美國居民債務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增加了至少1/3。這些國家的住宅價格同時也出現了上漲，居民債務增長本身也推高了房價。一旦房價開始下跌，金融危機爆發后，這部分債務造成了沉重負擔，導致消費急劇減少，經濟陷入嚴重衰退。美國的居民早已開始了去杠桿化的進程，并且截至目前，去杠桿化的成效在發達國家中最為顯著，居民債務占GDP的比重相比2007年下降了18%。美國在居民部門去杠桿化進程中，主要采取債務違約機制的手段得以實現去杠桿化。
而對于中國，截至2014年居民債務幾乎已經增加到2007年的4倍，從1萬億美元上升到38萬億美元。雖然增長較快，但中國居民債務僅相當于可支配收入的58%，該比例仍然遠遠低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中國居民債務快速增加的部分原因是金融體系深度和信貸普及程度的提升。自2007年以來，住房抵押貸款存量年均增長20%，汽車貸款和信用卡的普及范圍也在不斷擴大。此外，有超過30%的中國居民債務屬于小企業經營貸款（見圖12）。
圖12 中美居民部門杠桿率的變化情況
資料來源：麥肯錫國別債務數據庫。
（三）美國債務的啟示
美國市政債券市場具有規模大、高度分散等特點，這支持美國成為全球少數以資本市場作為基礎設施融資主渠道的國家。美國地方政府發行市政債券時間較長，經歷過數次債務危機。危機的成因包括財政管理不善、產業結構單一、經濟危機以及突發性事件等。面對債務危機，美國地方政府形成了事前防范風險、事中嚴格管理、事后采取恢復措施的管理體系。
美國消費信貸風險控制不足，應引以為戒；應謹慎對待消費信貸資產證券化；增加中低收入階層收入，促進經濟和諧增長；不要忽視消費文化引導；在我國傳統的消費文化中，人們普遍持“量入為出”的消費理念。隨著社會保障機制的完善，當人們有穩定預期之后，也會敢于消費了。
美國底特律破產為美國歷史上債務規模最大的破產事件，對該國市政債券市場產生了影響。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將極大改變投資者對市政債券安全性的傳統預期；二是可能進一步加快市政債券監管制度的改革步伐。
底特律破產對我國未來市政債券市場的發展帶來很多啟示，包括應盡快將目前各類地方債券統一整合到規范的市政債券框架下；制度建設既要強調特殊性，更要強調普遍性；應致力于在有效監管框架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等。
美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管理中建立規范的融資體系、嚴控債務發行規模、設立債務償還機制、有效防范債務風險等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中國可適當借鑒美國的經驗，構建地方債務風險預警體系、規范債務管理制度，以及推動地方產業結構適時調整升級等。地方政府的債務管理必須規范化，預警重于治理。具體措施應包括：合理控制債務規模；引入市場監督、調整債務結構；建立約束型制度。
四、中國債務現狀與風險分析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債務規模的快速膨脹，以及經濟增速的持續回落，國內債務問題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并且已經引起了中央層面的重視，防控債務所帶來的風險在2013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被首次提出，在此之后，各大監管機構也相應出臺了許多政策以治理當前所面臨債務的問題。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2015年10月的一份《調查研究報告》，該報告題為《中國全社會及各部門杠桿率測算》。報告以“債務余額/GDP”度量杠桿率，根據付息原則、居民原則、全面性原則、一致性原則、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和可得性原則，從供給方視角確定債務的測算口徑，對近年來我國政府部門、居民部門、金融部門，以及非金融企業部門等杠桿率水平進行了測算。測算結果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杠桿率顯著上升。2014年年末，全社會、金融部門、政府部門、非金融企業和居民部門杠桿率分別為2131%、227%、737%、1092%和380%，較2008年年末分別提升740個、62個、245個、313個和200個百分點。二是不同部門加杠桿幅度差異顯著，非金融企業、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門是加杠桿的主力。三是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門杠桿率仍相對較低，具有較大的加杠桿或杠桿轉換空間（見圖13）。
圖13 中國債務占GDP比例（2004―2014年）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圖14 2008年以后中國杠桿率快速攀升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
為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我國政府迅速出臺了大范圍的經濟刺激計劃，政府杠桿率迅速提升。在2008―2014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疊加之后的政府部門杠桿率有明顯的抬升，從40%上升至57%左右，體現出穩增長過程中政府加杠桿的政策路徑。然而，從全球的角度進行橫向對比，在主要國家中，中國政府債務的杠桿率水平并不高，遠低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具體來看，政府部門債務可細分為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兩個部分，目前，地方政府由于較高的杠桿率而衍生出的問題被廣為詬病，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央政府債務存在杠桿率偏低的現狀，中央政府未來加杠桿的空間較大（見圖14～圖16）。
圖15 中國政府部門的杠桿率快速攀升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
圖16 中國政府杠桿率水平遠低于歐美日等發達國家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
（一）政府債務：中央債務與地方政府債務情況不同
我國政府部門債務的構成比較復雜，一般意義上主要包括兩大類，其一是直接負有償還義務的債券與貸款；其二是由融資平臺開展融資、部分事業單位借貸款等方式形成的項目融資類債務。截至2014年年末，中央政府債務率和地方政府的債務率分別為17 %和24%。這里并沒有考慮政府的或有債務，若將其作為政府債務的組成部分，那么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每年平均要在原有基礎上調高5%和15%，因此在2014年年末，相應的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的債務率將分別調高至22%和39%。在有關政府債務研究的實證界，通常建議一國政府債務率最好控制在60%以內，因此，如若將或有債務納入到政府債務中，則我國政府債務率就會明顯超過了這一閾值，相關的債務風險需要密切關注（見圖17）。
圖17 中國政府債務未償還余額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審計署、IMF。
1中央政府債務：杠桿率較低，存在較大加杠桿空間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中的統計表明，截至2014年年底，我國凈資產約為103萬億元，其中資產227萬億元，負債124萬億元。
從總體上看，我國的總資產從2007年的285萬億元增長至2014年的691萬億元，總共增長406萬億元，年均增長68萬億元。具體來看，其中非金融資產從158萬億元提高到336萬億元，對我國總資產增長貢獻率達到44%；金融資產從126萬億元提高到355萬億元，對我國總資產增長貢獻率達到56 %。
與此同時，我國的負債從21萬億元增加到124萬億元，總共增長103萬億元，年均增長7萬億元。其中的國有企業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增長迅猛。具體來看，國有企業債務增長552萬億元，對負債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4%；地方政府債務增長26萬億元，對負債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6%。
因此，通過以上分析可看出我國資產要遠遠大于我國的負債，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我國政府擁有足夠的能力來應對債務危機。因此，中國目前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十分微小。
2地方政府債務：增長過快，存在較大隱患
近年來，地方政府債務增長十分迅速，由于或有負債的存在更加加劇了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隱患。并且，政府部門的債務較為復雜，包括國債、地方債、外國貸款等，除此之外，還包括融資平臺債務、部分事業單位等方式的項目融資類債務。
截至2013年年底，根據《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報告》顯示，在不考慮政府或有債務的情況下，在2012年年底，政府部門總債務率合計為36%，而在考慮或有債務的情況下，政府部門的總債務率將上升至52%，共提升了約16%。假定政府各部分債務均保持一定慣性的增長率，那么在考慮政府或有債務的基礎上，中央政府債務率每年大約提高約5%，而地方政府債務率每年大約提高10%到20%。據相關部門統計，截至2014年年底，在不考慮或有債務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債務率和地方政府的債務率分別為17%和24%，總債務率達到41%；在考慮或有債務的情況下，那么中央政府債務率和地方政府的債務率分別達到22%和39%，總債務率達到61%。而在有關政府債務研究的實證界，通常建議一國政府債務率最好控制在60%以內，但我們發現，一旦將或有債務納入政府債務中，那么我國政府總債務率就已經超過了這一閾值，引起的債務風險值得引起重視。
圖18 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債務快速膨脹
資料來源：瑞銀證券。
國務院在2014年年末發表了《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指出，要全面治理地方債務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方政府債務剛性兌付的印象（見圖18）。
政府債務中，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仍然是最為引人關注的內容。據統計，中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債務總額對GDP比例為55%，在55萬億美元的債務總額中有一半以上的債務為地方政府債務，并且地方政府債務自2007年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長，增速是中央政府債務的25倍。不少國內外學者表示憂慮，稱中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龐大，償債壓力巨大，并由此會造成一系列問題的出現（見圖19）。
圖19 地方政府債務融資結構（2013年）
資料來源：國家審計署。
從債務來源來看，我國大部分地方債務是通過地方融資平臺向銀行融資形成的，而且該貸款的規模逐年攀升，目前地方政府在債務償還方面壓力的持續增加，勢必會導致金融機構財務狀況的惡化。因此，地方債務風險有著向金融機構轉嫁的趨勢。
從債務用途來看，通過債務融資后，地方政府所融資金往往投向公共項目，而公共項目的收益率極低，尤其是重復建設的項目有許多建成即虧損，因此造成了部分地方財政上的沉重負擔，并且使資源出現了浪費，造成了對私人部門的擠兌，這不但拖累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還惡化了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
從債務償還來看，據央行披露顯示，我國地方債務有90%以上需要靠土地出讓的形式進行償還，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將不斷投向土地開發方面，以獲取更豐厚的土地出讓收入，然而這并不是一條可持續的路徑，由于近年來房市庫房地產存量過多，房地產市場已經出現疲軟的態勢，這必將會對地方財政收入造成嚴重的削減，地方政府債務的償還面臨巨大的壓力（見圖20）。
圖20 地方政府債務舉債主體結構
資料來源：國家審計署。
關于中國政府債務風險的問題，基本上均在地方政府的層面，出現這種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地方債務規模近年來擴張速度較快，遠遠超過中央政府債務規模，另一方面是因為地方債不透明的特點所導致。針對地方債不透明的特點，具體來講可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地方政府信息公開披露程度不完善，財政透明度不高。現行體制下，地方政府的財政透明度很低，地方政府僅僅公布一些零碎的財政數據，缺乏一份完整的報表，尤其是預算和預算外財政數據往往不對外公開。雖然中央政府要求地方要逐步公開財政數據以接受社會監督，但由于層級或區域不同等限制的原因，地方政府預算公開程度并不一致，信息披露的時效性不強，財政預算披露與債務口徑統計等方面也存在透明度較低的情況。二是近年來地方政府通過BT（建設―移交）、信托融資、融資租賃等渠道舉債日益頻繁。
（二）非金融類企業債務：債務過高的杠桿率成最大威脅
企業債，特別是一些中央企業的債務，比如鋼鐵行業，面臨的風險很大。容易出現企業債務崩盤的風險，流動性緊張引發的中小企業倒閉潮。社科院在2015年年底《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統計顯示，2014年年底，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余額949萬億元，占GDP比重為149%，遠高于同期政府債務總額的368萬億元。在企業債風險集中顯露。非金融類企業債債務率高的原因：
第一，資本市場發展遲緩，金融體系結構失衡。在我國，相對于資本市場的發展，長期以來銀行業往往受到過度的重視，由此造成中國企業融資手段過分依托于銀行。非金融企業往往過度采用債務進行融資，而所有者權益往往在融資結構中的比例過低，我國資本市場在結構存在較為嚴重的錯配。
第二，實際利率為負，促使企業債務融資。自從中國加入WTO以來，我國經濟開始了高速發展的歷程，然而在之后的十幾年間，我國的實際利率保持在-03%左右，這種現象致使高負債企業往往能夠成為市場競爭中的大贏家。而當經濟增速無法維持高速運轉，與此同時，企業高負債所造成的債務困境將影響我國經濟的平穩健康運行。
第三，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尤其是進出口企業的沖擊劇烈。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的期間，我國許多企業的資金鏈斷裂，為此企業之間以互保、聯保方式來提高資信水平，以便逆勢爭取更多的資金，從而在短期內保證現金流的充裕。
第四，企業利潤負增長。近年來，我國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負債快速走高，但是與此同時，這些企業的盈利卻在持續下滑，有些企業的投資收益率甚至小于貸款利率，這種情況往往進一步導致企業負債的集中，進而再次進入惡化企業利潤的循環。
中國債務面臨的問題主要是指非金融類企業存在著過高的杠桿率問題。2014年我國非金融類企業債務占GDP比例達到125%，遠高于歐美等主要經濟體水平，并已大大超過國際警戒線水準。非金融企業負債率過高，這一狀況與中國金融市場的資本結構有著密切的聯系。銀行間接融資為主，這構成了我國的金融體系的顯著特點。由于銀行信用只能通過貸款的方式進行提供，從而自然而然的會產生提高企業負債率的結果。毋庸置疑，我國正面臨著企業負債率過高所帶來的隱患。
我國企業部門的債務率極高，債務風險或將暴露。具體來講，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規模及債務率遠遠高于政府、居民和金融部門。2008年年底，企業部門債務規模約為33萬億元，債務率約為100%，而截至2014年年底，企業部門的債務率迅猛增長，債務率已達到170%以上。數據表明，國際上公認的相關債務率警戒線為90%，目前我國企業部門債務率已經大大超過這一標準。此外，隨著債券市場及非標產品的發展，我國企業的債務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銀行貸款規模開始出現下降的態勢，而非標類債務及信用債規模分別則出現了明顯上升的勢頭（見圖21、圖22）。
圖21 中國企業部門的杠桿率快速攀升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
圖22 中國企業部門的杠桿率水平過高資料來源：《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
隨著企業部門債務規模的不斷累積，其債務風險也開始暴露。一方面銀行公布的呆壞賬率逐漸上升，另一方面債券市場信用風險也慢慢浮出水面。追溯到2012年，我國就已經出現部分企業債券發行人無法按期償付應有的債務，進而發生違約事件。信用事件的涉事主體，則不再局限于過去關注較多的地方中小企業，還涉及上市公司以及與地方政府合作密切的民營企業，個別大型國有企業的信用風險問題也初露端倪。融資平臺在內的國有企業債券，雖然短時間信用風險沒有中小企業暴露得明顯，但由于其規模占比大，牽扯金融市場的方方面面，同時因其背靠政府信用，對市場信心有重大影響，因此如果國有企業債券償付危機爆發對市場的影響可能會更大。我國的國有企業多集中于資本密集型和資源壟斷型的行業之中，近些年來，由于市場需求的不足、產能嚴重過剩，以及經濟結構的陣痛轉型所帶來的經營壓力讓部分國有企業債務負擔持續增加，杠桿率反而持續在上升，目前已積累了較高的風險，尤其以煤炭、鋼鐵等行業最為嚴重。隨著債務風險的持續加深，解決國有企業債務風險的問題變得刻不容緩。
經其相關統計，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前，我國發行債券企業的負債率僅在約50%的水平。近些年來，發債企業的負債率基本徘徊在65%左右，部分企業負債率在80%以上，這些高負債率企業往往來自煤炭、有色、鋼鐵等行業。接連的債券兌付危機已出現過5例。若實體經濟和企業盈利能力無法在短時間內得到有效的改善，債務違約的頻率還會繼續增加。
全球金融危機后，我國出臺了4萬億元的救市政策，其中部分資金就流入了債券市場，有一大批企業在這4萬億元發酵期間進入債券市場發行債券，然而至今，我國整體經濟形勢并無明顯的轉好，與此同時，企業盈利能力并未顯著增強，而部分債券已到達了兌付周期。
截至2014年年底，中國債券市場發行總額為12萬億元，同比增長34%。其中信用債發行最為火熱，該債的規模已經突破7萬億元，創歷史新高，占債券市場總發行額的59%。截至目前，債券市場的火熱局面仍在繼續著。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GDP增速仍無明顯改善的趨勢，大部分高負債企業盈利能力仍無明顯改善的趨勢，潛在危機值得引起廣泛的關注。
（三）金融部門債務：債務率相對不高，風險較低
我國金融部門的債務構成是由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券構成。我國金融部門的債務規模及增長速度均不及居民部門，債務率增長也相對緩慢，從2008年到2014年，債務率僅上升了約7個百分點。截至2014年年底，金融部門債務規模大約在125萬億元，債務率不到20%。該部門債務規模雖然也有所膨脹，但整體水平并不高，債務風險相對較低（見圖23）。
圖23 中國金融部門的杠桿率持續攀升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
（四）居民部門：債務率不高
中國居民的資產結構與特征：金融資產快速增長，但人均金融資產水平較低，實物資產增長較快，但滯后于金融資產的增長，現金和存款類資產是居民最主要的金融資產，非通貨存款類金融資產以股票為主，非股票證券資產占比較小，保險類金融資產的占比小、變化慢。居民部門的資產主要集中在城市，農村居民擁有的資產較少。
中國居民的負債特征：從靜態看，居民部門的負債水平較低；從動態看，居民資產負債表的穩定性較強；從效率的角度看，居民資產負債結構需要改善。
國內居民部門的債務構成較為簡單，主要由住戶貸款構成。居民戶貸款余額由2008年年底的57萬億元攀升至2014年年底的232萬億元，債務率也從182%上升至364%。盡管居民部門債務率近年來增速較快，但與發達國家普遍高于50%的居民部門債務率相比，我國居民部門債務率偏低，仍具有一定的加杠桿空間（見圖24、圖25）。
圖24 中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快速攀升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
圖25 中國居民杠桿率水平遠低于歐美日等發達國家資料來源：《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
（五）中國總體債務分析
中國的資產負債表總體上相對健康，但結構上仍存在局部風險，這主要體現在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過高以及地方政府的杠桿率偏高兩個方面。與之對應，中國的居民部門以及中央政府都還有加杠桿的空間。基于這種結構，在去杠桿過程中，嘗試通過杠桿調整與杠桿轉移來化解局部風險，就成為一個可行的政策選擇。
1債務風險將影響金融體系的穩定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率出現了快速增長的勢頭，這主要是由于我國經濟減速和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所致。具體而言，債務風險引發金融風險將主要通過以下兩種途徑：其一，產能過剩企業的風險將集中暴露，這種企業往往會出現現金流枯竭，甚至資金鏈斷裂的情況，造成企業無法償本付息，從而導致債務違約概率的陡增。其二，房地產市場下行將嚴重影響地方財政收入，削減其償債能力，而地方債務近一半來源于銀行貸款，勢必會對銀行業造成壓力；并且商業銀行有20%以上的貸款直接投向了房地產，而“影子銀行”以信托等形式的融資也主要是貸給了房地產開發商，房市的頹勢將直接給金融體系造成消極的影響。
另外，影子銀行的快速膨脹也將給我國金融體系的安全埋下隱患。眾所周知，金融危機期間給發達經濟體帶來最大危害的正是影子銀行，因此在金融危機過后，發達國家開始抑制影子銀行的膨脹，影子銀行開始逐漸轉向衰落，但與此同時，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卻開始了快速的擴張。截至2014年，中國影子銀行機構放出的貸款高到65萬億美元，相當于我國居民、非金融類企業和政府未償還貸款總額的1/3。影子銀行體系正快速膨脹，影子銀行往往具有高杠桿率、期限錯配、高融資成本等特點，從而使其融資活動具有很大的風險。或許目前中國影子銀行的快速膨脹并不具備引發同發達國家類似的金融危機，但勢必會埋下隱患（見圖26、圖27）。
圖26 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出現上升趨勢資料來源：中誠信國際。
圖27 2014年中國有1/3的債務由影子銀行提供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統計局；國家審計署。
2整體債務的快速攀升將抑制經濟增長
從2002年到2007年，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崛起并未同時帶來債務的大幅擴張，中國債務總額的增長速度僅略微超過GDP增速，杠桿率達到150%，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水平持平；然而此后，中國的整體債務水平出現了快速的攀升，從2007年至2014年，中國債務總額從74萬億美元快速膨脹至282億美元，杠桿率則從150%飆升至282%，大大超過了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的債務水平（見圖28）。
圖28 2008年以后中國杠桿率快速攀升資料來源：《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
然而，從其他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一國在短時間內杠桿率的快速上升往往都伴隨著引發金融危機的風險，并對該國的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從世界銀行對105個國家1990―2011年近20年的統計分析來看，一個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和經濟總杠桿率呈負相關關系，即杠桿率每上升1%，經濟增長率下降0017%，高杠桿率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十分明顯。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也在《在債務中發展》中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當政府債務占GDP比重超過90%，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的中位數將下降1%。由此不難發現，中國債務在2008年至今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甚至在企業、政府（主要指地方政府）部門已經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債務泡沫，這會大大降低經濟的運行效率，并且增加我國經濟增速繼續下行的風險（見圖29）。
圖29 105個國家經濟增長與杠桿率的關系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雖然中國存量債務在2009年經濟風暴后，從160%上漲至去年的250%，占據債務最多是非金融企業，加上國內生產總值放緩，在一般情況下，經濟可能會面臨很大的挑戰，但在中國情況卻不一樣。此現象對中國并不具有很大風險，主要原因是有三個緩沖因素，即財政緩沖、機制緩沖及外匯緩沖。中國可以通過財政擴張政策來刺激經濟活動；國家債務多數是當地人，金融體制屬于國有，政府有能力控制，防止資金外流。此外，中國還有很大的中央銀行儲備。因此，中國出現金融危機的機會很小。
總體來看，我國債務的主要風險點一方面在于企業部門，特別是部分國有企業杠桿率高而償債能力低；另一方面在于地方政府性債務增長過快及由于歷史原因造成的償還責任不明確，帶來潛在的不確定性，應尋找適當的途徑，化解上述問題。
五、中國債務風險防控建議
當前我國的資產負債表風險大部分均與體制扭曲有關。因此，為了有效解決問題，根本上還需依靠調整經濟結構和金融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唯其如此，我國的資產負債表質量才會明顯得到改善。
（一）政府債務層面建議
我國政府債務存在期限錯配的問題，該問題集中在地方資產負債表中。而據相關統計發現，我國地方政府的凈資產均遠遠大于零，因此地方債增幅基本不存在清償壓力的問題。然而，由于期限錯配存在嚴重隱患，流動性風險便是最為現實而緊迫的問題。地方政府存在資產與負債嚴重的期限錯配問題，其原因為：地方政府資產由于大多投資于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投資，因此期限較長，而在負債方面，卻又缺乏相匹配的長期資金來源。在這種矛盾下，地方政府廣泛嘗試使用的稅收減免、土地財政以及地方融資平臺等措施，這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然而，如若從根本上解決期限錯配的困境，必須采取綜合有效的施策。國家對于目前過高的債務率和嚴重超過警戒線的企業債務率已經高度重視，已采取系列舉措來化解。例如IPO的重啟、高負債國有企業的重組、剛性兌付的打破、各種企業負擔的減免、不良資產的剝離和資產證券化、債務置換規模的進一步擴大等。
1地方政府債務的政策建議
一是債務的資產證券化是化解地方債務問題最現實的手段。具體做法是，地方政府將融資平臺產生的債務進行分級剝離，將流動性較差卻可以產生穩定現金流的資產或資產組合，通過一定的結構重組，進而轉化為有未來現金流作為擔保的、可自由流動的證券在金融市場進行交易，從而化解政府融資平臺短期的違約風險。對于巨大的地方融資平臺貸款而言，這種做法將成為及時雨，并且對于銀行系統來說，也可幫助銀行解決資本金不足的問題，而且風險易于管理。
二是出售部分國有資產是解決地方債務問題的有效手段。目前各級地方政府手中擁有大量的國有資產，出售部分國有資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地方債務問題的燃眉之急，并且出售國有資產可以杜絕地方政府與民爭利的行為，相當于直接促進了私人部門的投資。
三是建立事權財權對等的地方財政管理體制。地方債問題的形成從根本上說是由中央與地方在事權、財權上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地方政府往往沒有足夠的財力來滿足地方發展的目標。因此，應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財務掌控權，從而在根本上控制地方債務問題。例如可賦予地方政府征收房產稅的權利，這種做法已經在全球得到了普遍應用，能提供穩定的現金流，同時易于管理。中國在重慶和上海進行了房產稅征收試點，然而截至目前，它們對稅收收入的貢獻僅為05%。中央政府需認真考慮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財務掌控權。
四是拓展地方政府融資渠道，規范融資制度。從2014年5月起，各主要監管機構就不斷強調要“規范政府舉債融資制度，明確劃清政府與企業界限”。目前，地方政府債券已向全國進行了推廣，但未來仍需大力促進該債券的發行。地方債券的推出，使得地方政府債務更加清晰化、透明化，明確了政府的信用范圍，并且通過引進信用評級、信息披露等市場化約束條件，加強了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發行和管理。除此之外，還應大力推廣公私合營模式，進一步拓寬地方政府的融資渠道，從而替代通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融資模式。
五是地方政府去杠桿，中央政府加杠桿，即地方政府杠桿向中央政府轉移。目前，我國地方政府杠桿率大約在43%，中央政府杠桿率僅僅在15%左右，因此轉移杠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可能性。地方債務置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除此之外，將地方融資平臺的貸款轉移至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負債，也是一種由地方向中央轉移杠桿的有效途徑。根據這個思路，可嘗試將企業部門杠桿向居民部門轉移，這條思路最為有效的途徑就是大力發展股權市場。在股價上升的帶動下，企業一方面可通過權益名義價值的上升改善資產負債表，另一方面還可通過股票增發或IPO的形式，有效地增加權益價值，明顯降低企業的杠桿率水平。
2中央政府債務的政策建議
以上建議均是從地方政府角度出發的，接下來將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我國中央政府杠桿率較低，中央負債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中央政府可通過赤字政策發揮提振經濟的作用。
一是中央政府可通過減免稅收、擴大財政支撐等手段，有針對性的促進我國經濟結構和產業的調整，大力支持對新興產業的培育，加大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從而加快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起到穩定經濟增長的作用。
二是為應對產業過剩，中央政府應配合產業退出機制的出臺做好相應的社會安撫工作。企業退出有風險，政府需要提供給失業人員以必要的失業補貼和保障，并且大力支持失業員工在轉崗期間的培訓、咨詢等服務，以便于員工的創業與再就業，防范由于經濟失速所引發的社會風險。
三是調整中國的外匯戰略及貿易結構，實現多元化的外匯儲備結構。近十幾年間，巨大的貿易順差使我國積累了大量的外匯，然而由于我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致使大部分外匯收入又重新流入美國市場，與此同時，由于美國通貨膨脹和美元貶值的影響，我國現存的大量美元儲備正面臨快速的流失。因此，我國有必要適當的調整外匯戰略，以構建多元化外匯儲備為目標的舉措勢在必行。我國在多元化外匯儲備的過程中，應大力增持歐元、日元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并且同時要積極主動的調整貿易策略，不斷大力開展新興市場國家市場，不斷擴大在這些國家市場中的競爭力與影響力。
四是大力推進我國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目前，我國政府正在著力探索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與方法。在全球金融危機與債務危機爆發前，我國外匯儲備的構成以美元、歐元為主，但隨著債務危機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蔓延，我國外匯投資的選擇并不多。并且如若改換策略將海外金融資產兌換，那么會發生不小的損失，如若繼續維持策略持續購買，雖然短期內可以減少損失，但并非長久之計，尤其是在美國繼續維持不可持續的發債模式的大背景之下。為此，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是擺脫我國外匯被美元束縛的有效方法。
五是為降低對外資產負債表的貨幣錯配風險，要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注重擴大市場內需特別是促進消費，放緩外匯儲備積累的壓力，利用財富基金提高外匯資產收益率。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積極利用國際先進技術，并購我國稀缺的自然資源。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增強我國在國際金融舞臺的話語權，積極爭取“人民幣紅利”。
（二）企業債務層面建議
中國企業債危機必須得以高度重視，不斷地深化改革，深化金融改革，化解中國債務結構不合理的內在危機。從企業層面看，我國企業目前負債率過高，要嚴控企業負債風險，一方面要從源頭上限制債務率過高的企業繼續擴大債務規模，另一方面要采取一定措施避免存量債務出現大規模的違約。具體來講，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嘗試：
第一，經濟轉型與跨越式發展。當前，我國要加快經濟轉型跨越式發展的進程；一方面，在維持系統流動性的同時控制好債務的增量，另一方面，轉變以依靠資源，尤其是依靠債務投入增長的發展方式來推動經濟的發展方式，努力提高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并且通過以增加企業盈利的方式來達到降低負債的目的，在經濟發展中逐步消化債務風險。如果經濟轉型遇到嚴重阻礙，經濟所帶來的增長無法有效的化解債務風險，我國被動通過發行超額的貨幣來稀釋過多的債務存量，這樣人民幣購買力會被進一步削弱，居民消費拉動受到嚴重阻力，這樣會進一步陷入阻礙轉型的惡性循環，導致債務問題和經濟轉型的負反饋。
第二，大力深化金融改革。目前，在嚴格控制我國債務總量增速的前提下，我國要積極推進直接融資渠道，積極深化金融改革，從而有力的發揮資本市場的優勢，這樣一方面會更加完善金融體系，另一方面會調整金融結構，更有利于推動經濟的良性發展。
第三，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可以采取減稅、人民幣貶值等舉措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其中最核心的是大幅降低政府成本，大幅減稅，即行政體制改革必須取得明顯成效。這里尤其強調的一點是，要大力恢復民營中小企業的生存能力，拉動經濟增長，助推中國轉型發展。
第四，要采取穩健貨幣政策。當前，我國的貨幣政策面臨兩難的窘境：我國經濟增速出現下滑態勢，提高財務杠桿進而促進經濟產出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可行，與此同時，我國的高房價和通脹同時制約著我國的貨幣政策。經濟增速下滑和高存量債務將導致我國金融風險的持續上升，而我國的市場仍需要繼續增加額外的流動性來保持實體經濟的持續運轉，從而我國所實施的貨幣不能過緊，因此我國只有通過穩健的貨幣政策在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以促進中國經濟轉型與跨越發展。
第五，多樣化企業投融資選擇渠道，減少企業對債務的依賴程度。我國如果沒有更加多樣化的投融資選擇方案，中國企業對債務的過度依賴仍將繼續，投資者也會繼續涌向影子銀行。中國已經認識到這一挑戰，并開始嘗試放開監管，以創造更多的投融資選擇。2007年，中國推出了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計劃，允許國內的機構投資者在海外交易所進行投資，2013年降低了合格機構投資者的資本門檻。考慮到中國的股票市場尚不發達，以及中國零售投資者的投資集中在銀行存款和房地產行業，中國證監會已經簡化了首次公開募股流程，并試圖通過“滬港通”“深港通”等手段來提振股權市場，以推動中國金融結構從債務融資為主向股權融資為主的格局的轉變。與此同時，我國應當繼續深化金融市場改革，鼓勵更多的投融資渠道與方式的實施，當企業擁有更多便利的進入資本市場的途徑，投資者擁有更豐富的標的選擇，那么中國便能打造更加廣泛、更加強韌的金融體系。
第六，建立更加高效、可預測、公平的破產制度，釋放企業債風險。歷史經驗表明，有效的破產制度能夠有條理地處理壞賬，其對于經濟體的重要性不亞于融資和貸款體系。倘若允許沒有競爭力、無力償還債務的公司以債滾債的方式持續生存下去，只會創造無效的市場，對更有能力的競爭者則會形成拖累。并且持有壞賬也限制了銀行為更具生產力的企業提供融資的能力。中國在1986年頒布了基本的破產法，當時主要適用于國有企業。2007年，該法的覆蓋范圍延伸至其他類型公司，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及合資企業。現在所缺少的是一套更加高效、可預測、公平的制度流程，在企業仍有重組的可能性時即可適用，而并非僅僅限定在進入清算程序后才派上用場。
第七，打破剛性兌付，逐步消化企業債務風險。近些年間，我國出現了一系列違約事件，但與此同時，我國政府在處理企業債務問題的態度上已有了較大的轉變。例如央行提出要有序的打破所謂的“剛性兌付”，又進一步強調，“允許個案性金融風險的發生，按市場化的原則進行清算”。由此可以預見，未來政府將逐步減少對債務市場的干預，政府將實施更加市場化的手段來減少企業債務風險，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企業的債務壓力。然而，考慮到債務風險的積累，若完全通過市場化方式來釋放風險，或將會對市場造成過大的沖擊。因此，預計在短時間內，我國違約事件將更多的發生在一些對市場影響較小的民營企業，這樣釋放的風險對市場控制在較小的限度。
（三）居民債務層面建議
從居民層面看，2014年我國居民負債占GDP比重達38%，盡管增速較快，但與發達國家普遍較高的居民債務率相比，仍處于較低水平，具有較大的加杠桿空間。現階段，我國應大力倡導增加居民負債水平，可通過積極鼓勵以家庭負債為主的消費行為在國內的實施。我國居民資產水平較穩定，居民部門能繼續穩定地向其他部門提供資金，具有進一步增加消費的條件，并且還有一定的負債空間可以利用，這無疑為我國擴大內需、應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促進經濟發展提供了較好的基礎。我國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的穩健性較強，為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提供了較好的基礎。
一是在保障經濟穩定增長的基礎上，提高居民收入的健康增長以保證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要強調的是，國民收入的分配應進一步向居民傾斜、向中低收入群體傾斜，要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和財富水平。除此之外，在保證收入持續穩定增長的基礎上，還可防止居民負債與可支配收入比率的持續走高，進而增強居民的消費信心，并且防范產生嚴重的債務風險。
二是進一步改善居民資產結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加快養老、醫療和教育等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減少居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預期，降低家庭儲蓄，擴大消費和對實物資產的需求。加大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通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住房制度、醫療制度、養老制度的改革提高家庭的風險承受能力。這將成為直接關系我國國計民生的重要方面，對于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是積極穩妥地發展消費信貸。盡管此輪國際金融危機是由美國“ 次貸” 危機引起，但不能因此否定消費信貸的作用。我國應進一步加強對消費發展趨勢和不同收入階層居民消費行為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消費信貸服務。與此同時，也要堅持信貸標準，加強監管，保持居民資產負債表的穩健性，嚴格防范信貸風險。
此外，要防止過度超前消費，過度超前消費模式不適合中國，適度超前消費模式更有利于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但這種模式應建立在均衡適度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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