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4-14 16:56:0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巴蜀文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泱泱華夏,文明之光映照五千載。先人們秉明辨榮辱之能,行從善如流之風,以仁義禮智信為主要內容的傳統美德深深熔鑄進中華民族的靈魂,形成社會賴以發展的價值體系和澤被后世的文化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總書記提出“八榮八恥”的重要論述,不僅精辟闡釋了社會主義榮辱觀的科學內涵,也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榮辱觀的精神實質。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既是對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提煉和升華,同時也是引領當代文化、科技、教育發展的重要指針。
我們適逢飛速發展的信息時代。面對轉型的社會環境,文化觀念與價值取向多元并存,一些優秀的傳統道德、高尚的價值觀念受到了沖擊。用熔鑄傳統美德和時代精神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確立人們共知共行的價值準則和行為規范,形成維系社會和諧的精神紐帶和社會風尚,正是順應時展的強烈呼喚。深入持久地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教育實踐活動,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文化建設,是文化科學教育領域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
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要把“八榮八恥”的價值取向貫穿于精神文化產品的創作生產全過程,大力發展先進文化。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先進文化,應該是積極向上、代表社會發展方向、能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文化。文學創作是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載體,要堅持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指導,充分發揮文藝作品的認識、教育、審美、娛樂功能,追求真善美,反對假惡丑,弘揚社會正氣,塑造美好心靈。要充分發揮文藝批評的作用,大力推介符合“八榮八恥”標準,具有較高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的優秀作品,旗幟鮮明地批評各種不辨榮恥甚至以恥為榮的不良作品,形成正確的輿論導向和創作方向。
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要把“八榮八恥”的要求體現在文化陣地建設和城鄉基層文化活動中。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社區文化機構等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是廣大群眾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場所和宣傳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陣地。對這些陣地要積極建設、充分利用。要深入挖掘民族民間文化資源,利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廣泛開展豐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群眾文化活動。以通俗文學、流行音樂、電視文藝、網絡文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的迅速崛起,滿足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了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繁榮,但其中也存在著一些文化糟粕。文秘站版權所有
我們要按照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要求，積極引導大眾文化的創作和消費，凈化文化空氣，創造良好氛圍。要加強文化市場管理，完善市場監管體系，促進文化產業發展，逐步形成鼓勵優秀作品、抵制腐朽文化的長效機制，創造有利于弘揚社會主義榮辱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文化環境。
【關鍵詞】 青銅劍；來源；古巴蜀
一
我國青銅劍出現于商代晚期，西周時期開始大量流行，是我國古代青銅兵器中獨具特色的品種，分布范圍廣，時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均十分明顯，基本上可以分為中原系統、東北系統、北方系統、巴蜀系統、西南夷系統和吳越系統。巴蜀系統柳葉形青銅劍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青銅劍樣式，最早的青銅劍出土于成都十二橋晚商遺址[1]，一出現就是一種較成熟的兵器形制，在中國也未發現其起源的演變序列，而在近東地區，相同形制的青銅劍有著完整的演變序列。從目前的考古資料分析，柳葉形青銅劍最早發現于安那托利亞文明，時代為公元前3000年左右， 稍后在近東文明， 繼而在中亞文明中大量出現柳葉形青銅劍。橫跨歐亞大陸的 “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中出土的柳葉形青銅短劍可以早到2200～1700BC， [2]相當于中國夏代二里頭文化時期。印度地區從公元前三千紀中期開始出現柳葉形青銅劍，一直流行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而中國西南地區直接出現這種成熟的劍型， 大約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應當是受外來文化因素影響直接形成。
近年段渝先生提出“柳葉形青銅劍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紀的近東文明區， 這種劍型由西亞、中亞， 從伊朗通過厄爾布士山脈與蘇萊曼山脈之間的地帶進入南亞印度地區， 再從印度地區輾轉傳入中國西南。”[3]對于柳葉形青銅劍的起源地，筆者亦認同段渝先生的觀點。同時，本文就西南地區出土的柳葉形青銅劍與中亞“塞伊瑪-圖爾賓諾類型”出土的青銅短劍相比較，對古巴蜀地區柳葉形青銅劍的來源路徑再做粗略探討，以求教于專家學者。
二
童恩正[4]、段渝[5]指出我國古巴蜀地區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和東南亞、南亞和近東地區發生了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和文化交往。段渝先生在《商代中國西南青銅劍的來源》中論述柳葉形青銅劍傳入道路 “是從伊朗通過厄爾布士山脈與蘇萊曼山脈之間的地帶進入南亞印度地區，再從印度地區輾轉傳入中國西南”地區，即通過南面的經濟文化傳播通道傳入。但在古巴蜀和南亞印度之間柳葉形青銅劍的傳輸道路，還需要今后大量的考古實物補充證明。
本文提及的塞伊瑪-圖爾賓諾跨文化現象早期中心遺址位于薩彥-阿爾泰地區，與我國新疆地區接壤，其傳播路徑主要向西西伯利亞及東歐傳播，直達芬蘭境內的波羅的海沿岸，向東南傳播接近中國的中部。 [6]塞伊瑪-圖爾賓諾類型最有特色、數量最大的器物是青銅劍，在整個“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里，出土數量最大的就是柳葉形的金屬器，大部分都可以歸類為青銅劍（短劍）①。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大量出土的柄部沒有紋飾裝飾的青銅短劍，一種是少量出土的柄部飾有紋飾的屬于“公爵”等級的青銅短劍。[7]我國西北地區目前同樣出土過“柳葉形劍”。上世紀60和70年代先后在阿爾泰地區發現幾件“柳葉劍”。據易浸白《新疆克爾木齊古墓群發掘簡報》， 在該墓出土的隨葬品中， 有4 件銅鏃，“有三棱或扁平棱形等式， 后一種較大而又薄如銅片， 極為罕見， 可能不是鏃”。[8]林梅村在《商周青銅劍淵源考》中判定它是“柳葉劍殘片”， [9]近年在新疆阿勒泰地區征集到的1件的摹本。[10]據介紹， 這件青銅柳葉形劍， 全長22厘米、莖長14.2 厘米、最寬處3.9 厘米， 把長7.8厘米。整個器形細長、輕薄， 塔城市出土， 現藏塔城市文管所。
三
一般來講，每一種器物的出現，都有其特定的作用或意義，都適應了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分布于廣袤的北方森林草原地帶，生業模式以游牧狩獵為主，對生產生活工具的便攜性、靈活性有直接的訴求；同時尚武之風盛行，近身作戰要求個人身體的靈活性，促使了短兵器的大量使用，短劍兩者兼顧，大量流行則成必然。從近幾年的考古發掘及遺址的孢粉分析，在商周時期古巴蜀地區屬于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河流沼澤眾多，植被繁茂，早期生業模式以狩獵采集為主，生產生活工具同樣需求便攜性、靈活性；復雜的自然地理環境，導致古巴蜀地區并不適合長兵器作戰和車戰，而適合短兵器近身作戰，迅速接受使用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在古巴蜀地區考古發現基本不見車馬器，也是一佐證。
從鑄造技術看，“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發現的鑄范大多數為石范。[11]而古巴蜀地區從屬于“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影響范圍內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12]，其青銅的鑄造技術是有別于中原地區的另一傳統，即鑄造簡單的工具或兵器是用石范，鑄造較復雜的容器或裝飾品時用失蠟法，中原地區則主要使用陶范。[13]我國北方系統、巴蜀系統和西南夷系統的青銅劍從一開始就是柄身連鑄，[14] “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遺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劍亦是連鑄而成。段渝先生認為商代古蜀文化在青銅合金技術上，具有鮮明的特色和顯著的地域性。古蜀文化實用青銅器最顯著特征就是錫含量較高。在塞伊瑪-圖爾賓諾的早期遺址中的金屬器幾乎百分之百為錫青銅。[15]半月形文化傳播帶許多紋飾或飾物都以動物為主題，僅在表現手法上有差別。“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青銅劍也有大量動物為主題的裝飾。可見兩者在青銅劍制作技術、裝飾上有十分密切的交流、影響。
從喪葬習俗講，在塞伊瑪-圖爾賓諾金屬器中，武器占大多數，并且以直銎斧（鉞）、矛、和短劍為最常見的隨葬組合。[16]普通墓葬隨葬素面青銅劍，在高等級墓葬中才有帶裝飾紋飾的青銅劍出土。古巴蜀地區用青銅劍隨葬的，目前有四種組合：僅隨葬一件青銅劍；隨葬兩件兵器，一般以劍、矛或劍、戈為常見組合；隨葬三件兵器，以劍、戈、矛的組合為主，其次是以劍、戈、鉞等其他組合；隨葬四種兵器的，一般以劍、戈、矛、鉞組合。從墓葬形制和其他隨葬器物可知，等級越高的墓葬隨葬的兵器種類越多，但大部分高級墓葬都隨葬有繁復紋飾的青銅劍。可見兩者在隨葬習俗上也有極大的相似性。
從傳播路徑看，古蜀地區與西北高原甘青地區早在新石器時代就發生了文化交往，不少學者都認為我國氐、羌族的文化來源于馬家窯文化，古代中國西南地區的兩大主要民族集團中， 氐羌民族與發源于黃河上源湟水析支（一作賜支） 之地的古羌族在族源上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古蜀王國的統治者也多與氐羌民族集團有關。[17]。四川西部高原歷年所發現的彩陶如四川汶川姜維城遺址和建山寨遺址發現的彩陶，明顯與馬家窯文化相關，從而證明了早期氐羌民族就已經南遷入蜀。[18]從川西高原一直向南分布到云南的大量石棺葬等文化因素也來源于西北甘青高原。徐鵬章先生指出，古巴蜀地區很早就和現在的甘青地區有著頻繁的往來，從四川西北到甘青一帶有一條長期的聯系雙方往來的通道。[19]張玉石先生也指出，由關中平原經過周南下，越秦嶺經漢中、城固到川西平原，是當時一條商文化入川的重要線路。[20]
由上可見，橫跨歐亞北方草原大陸的“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中的青銅劍，從中亞的薩彥-阿爾泰地區出發，經新疆地區，通過后人稱之為北方絲綢之路的通道至甘青地區，再由關中平原至漢中、城固，最后到達古巴蜀地區。巴蜀系統青銅劍是古巴蜀地區先民開放務實，充分吸納外來文明的先進因素，通過人與自然、社會環境的相互抉擇，經過巴蜀先民的創造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巴蜀系統柳葉形青銅劍。
【注 釋】
① 《歐亞大陸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將數量極大的素面青銅劍歸類為刀和短劍類，將帶金屬柄的歸類為“公爵”等級的武器――短劍，其實根據形制判斷大部分柳葉形雙刃刀就是青銅短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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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段渝. 四川通史： 第1冊[M].
〔論文摘要〕文化傳承有賴于于書籍的保護，古代書籍能夠流傳下來，大約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手抄，一種是刻本。在道教文化研究中，我們的視角多集中在研究抄本和刻本本身，而對印經院的研究相對缺乏。二仙庵印經院，作為川西較為有名的道教印經院，在清朝末年至民國初年印行了諸多道教經書，對道教文化及巴蜀文化的傳播和繼承起到了功不可沒的作用。
道經是道教文化的主要載體，道教文化有賴于此，方能流傳廣布。因此，道教徒眾將道、經、師合稱為道教三寶，可見道經在道教中的重要性。在道教里，道經不但是修學道法之門徑，而且誦讀經典也是成仙飛升之法門。如《靈寶度人無量上品妙經》卷一云:“而好學至經功滿德就，皆得神仙，飛升金胭，游宴玉京也。上學之士，修誦是經，皆即受度，飛升南宮。”經之功德可謂無量。
因為重要，所以道教徒眾對道經的尊重又顯得特別突出，道戒中有云“不得毀謗道法，輕瀉經文。且對抄寫經書做了嚴格規定，如有錯漏，其罪殃及七世祖或九世祖。所以，遺留下來的敦煌卷子里，書寫道經的紙張是最好的，書法也是最為工整的。道教尊經，護經之風，由此可見一斑。
道教典籍之豐富，可謂汗牛充棟，據新近出版的《增補新修道藏目錄》一書估算道經數量“除去互見重復，也有五千數百種、幾萬卷之多”，歷代也曾多次編纂“道藏”。據《道藏說略》一書所述僅古代就有鄭隱藏書、陸修靜《三洞經書》、孟法師《玉緯七部經》、唐《開元道藏》、《大宋天宮寶藏》、《萬壽道藏》、《大會玄都寶藏》、《大元玄都寶藏》、《正統道藏》和《萬歷續道藏》等。近代現代又編有《重刊道藏輯要》、《敦煌道藏》、《藏外道書》、《莊林續道藏》、《道書集成》、《道藏精華》等道教叢書。且不論近現代所出版的道書，古代這類大型道書多以帝王之力刊行，并頒賜天下宮觀。唯《大元玄都寶藏》是以全真教之力所編。這些大部頭的編撰、刊刻、流通因為耗資巨大，多賴封建帝王相助方能完成。宮觀自行刊刻印行經書之事鮮有記載，唯有寫經、抄經之說比較盛行。直至金代撰作《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經時還單列有“寫經品”專述寫經事宜，可見在印刷術發明以后，抄寫經書依然是道眾傳播道教文化的一種方式。基于此，我們的精力更多地放到了對大型道教叢書和抄本道經的研究之上，而很少注意到:以某些著名道觀為主導，刊刻印行道教經書的一些情況。由此，今天我們將目光轉向成都二仙庵印經院，以此一斑管窺道觀印經院的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
佛教有南京金陵刻經處、德格印經院等著名印經院，而道教印經院卻鮮有被提及者。今天我們所說的二仙庵印經院，從成立的時間上來說有些許不明朗之處，但是作為川西著名的印經之所，卻為保存和傳播道教文化立下了不可磨滅之功。
現在所能夠知道的最早有關此印經院開始印經的時間，大約是清朝光緒十八年(1892年)，二仙庵閻永和方丈發起刊刻((重刊道藏輯要》一書始。雖然這個時間頗有模糊之處，且當時并未專名二仙庵印經院，然這一切并不礙二仙庵以后的印經事業。直至今日，二仙庵當時的刻板仍在青羊宮印經院印行經書，為道教文化的傳播默默無聞地發揮著他的作用。這也許是當時開辦印經院的閻永和方丈所沒有想到的。現從青羊宮二仙庵印經院所印經書，從文化傳播的角度，簡單論述，以為拋磚引玉，望能引起各位學人對道教印經院對文化傳承的重視，并能對此類刻本進行分類研究。
二仙庵刻板中最為著名者，當數《重刊道藏輯要》。重刊道藏輯要的閃光點不在于它刊刻所用時間之長，亦不在于這些年來刻板保護之不容易。而在于兩次增補的《道藏》未收道書賴此得以保存下來，其中所補并非全為珍品，但當時所出道經之風貌和明清道教文化之情狀借此可得一觀。蔣氏增補了“如題‘孚佑帝君’、‘八洞仙祖’、‘三山留史韓湘’、‘文昌帝君’等等亂仙之作，及清張持真輯《懺法大觀》、《陰鷺文注》、柳守元撰《道門功課》等。”閻永和方丈增人的《青城山記》和《二仙庵碑記》又對研究四川地區道教文化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因此，《青羊宮·二仙庵志》有云:“《重刊道藏輯要》不僅集中保存了不少《道藏》以外的道教經書，而且，在明本《道藏》奇缺的那些年代，為道門內外閱讀道教重要典籍，提供了相當方便，其歷史功績實不可沒。”〔呂〕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說，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的刊行，保存下了明清道教文化，使之不至出現斷層。此是對二仙庵印經院之設最好的歷史回報。
二仙庵印經院，除了刊行《重刊道藏輯要》之外，((廣成儀制》也算是二仙庵印經院所刊刻的又一宏偉巨制。《廣成儀制》共290卷，1911年成都二仙庵刻板，1913年重刊。是書乃當時“川西地區流行的科儀經本”，是川西地區明清時期全真教廣為使用的齋醇道書，其中收錄的“《關帝正朝全集》、《文昌正朝全集》、《川主正朝全集》科本，反映清代道教民間信仰的盛行。)而《川主正朝全集》透露出的巴蜀地方文化特色，為研究明清時期的巴蜀地方文化留下了珍貴的資料。召請神抵中有如“萬天川主左垂右相崇應護國救民大帝玉洞長春天尊。等神尊，則顯示出地方信仰神抵進人道教神系的痕跡。由此可見，二仙庵印經院對文化傳承，以及對地方文化資料保存的功勞。
將視線從這些大叢書上移開，二仙庵刊刻的一些小書也保存了諸多的道教文化信息，如現在還能在青羊宮印經院購到的《難字典》，便是其中之一。《難字典》一書，收錄了部分道教中常用的難字，異體字和俗字，這對翻閱手抄本道書有一定的幫助。其中，有些難字為道教專用，不借助此書，恐難識別。故其傳繼文化之功亦不可小視。
關鍵詞：綿陽市；羌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
一.四川省內研究現狀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此課題目前的研究相關可以看出，目前省內關于此課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關于西川羌族特殊載體進行檔案史料研究。何永斌（2009）就從檔案史角度對西川羌族歷史文化進行思考和研究，并從古代羌族發展各總部與西川羌族源流概要、西川羌族檔案史料的形成發展與特殊載體檔案史料的分類構成、西川羌族特殊載體檔案信息資源建設與開發利用三個部分進行分析。[1]2、就羌語與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等香瓜進行研究，耿靜（2012）從語言與文化，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間的關系談起，從羌語對羌族文化保護的價值，并借鑒國際經驗，以此為中心進行羌族文化生態實驗區建設。[2]3、關于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的相關政策研究，主要涉及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情況及存在問題等。4、從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整體價值角度去研究，賈天理（2009）認為羌文化遺產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有巨大價值，并為此提出保護羌文化遺產的相關對策。[3]5、關于羌文化旅游的建設和開發，徐學書（2010）認為可以將羌文化與生態旅游相結合，這樣可以實現羌族文化的生產性保護、活態傳承與創新發展相結合，這對羌文化保護和發展具有巨大價值。[4]馬琳（2010）就災后重構汶川羌文化生態旅游區文化空間進行研究，并提出了相關建議。[5]6、對具體相關地方的羌文化的保護及開發進行相關對策研究，莊春輝（2010）就阿壩州藏羌文化生態保護利用的價值及對策進行了思考和研究，就現狀、問題提出了對策，其目的在于推動搶救性保護。[6]
二.四川省外研究現狀
省外研究對于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生產性保護與產業化問題研究則較為充分，可以借鑒其經驗：1、對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災后重建經驗研究，在龔珍旭和林川（2011）主編的論文集中就羌族歷史、語言、，災后羌族社會文化重建，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羌族文化的教育與推廣等主題進行論述，論文集匯聚了諸多羌族一線研究學者們對羌文化的獨到見解。[7]2、對羌文化的價值等進行相關研究，賈銀忠（2010）就羌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系統的研究，并就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唯一性、價值性等方面驚醒闡述和分析。[8]3、就多種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進行探討，并就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政策及建設提出相關建議。楊自沿和仲新春（2010）提出就熱貢文化保護實驗區建設和發展要根據其特點，進行科學規劃，發揮其經濟價值，能夠實現文化、生態、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劉魁立（2007）認為文化生態保護為一個系統工程，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對文化生態保護具有巨大價值，就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內涵和特點做出解釋。盛學峰（2009）就以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為例對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這一工作提出相關思考，并就文化生態保護建設的整套系統體系如制度體系、保障體系和管理工作體系等提出相關建議。楊金杰（2010）研究了云南文化生態實驗區建設所給予的啟示，在整體論、人本原則、科學規劃等方面可以為其他國家文化生態實驗保護區建設提供相關經驗。
三.研究現狀述評
省外的研究成果存在著諸多問題的：直接涉及綿陽市羌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生產性保護與產業化問題研究是不足的；其研究多是集中在羌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生產性保護與產業化問題研究上；其研究學術的學術期刊的級別過低，學術論文的質量也不是很高；學術研究缺乏針對性的理論及對策研究，多是從籠統的角度去談這些問題；缺乏相關綿陽市羌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生產性保護與產業化問題的調研報告，因此，其研究的可利用性較低；研究多是從一個角度探討，較為片面，缺乏系統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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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京雜記》；動植物名物詞；價值和意義
中圖分類號：H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20-0195-01
《西京雜記》一書具有豐富的價值，雖然此書中有些內容的真偽至今未能得到確認，但不可否認，正是書中記載的這些史料為現存的一部分史書中沒有記載或者記載不詳的內容做了補充。《西京雜記》記載了文人作賦等文化性內容，篇幅有的寥寥數語，有的較長，但都體現著語言凝練、清新的文筆特點，對后世文學影響頗深，具有文學價值。此外，通過所描述的精美的藝術品、華美的服飾等還可以看到科技水平的體現。
我選擇研究《西京雜記》中的動植物名物詞，因為這個小方向至今還沒有人拿來專門研究。田文國的《文化學視野下〈西京雜記〉名物詞研究》對動植物名物詞的研究是作為一小方面來進行統計，其中有的舉例與篇章題目有出入，可能是所參考版本不同或者誤寫。我以周天游的《西京雜記》校注本為藍本，保持與他略有不同的觀點，從詞語構成方面著手來重新分析動植物名物詞。
一、動植物名物詞的界定和分類
（一）動植物名物詞的界定
1.名物與名物詞
“名物”一詞最早見于《周禮?天官?庖人》，其中記載“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對于名物的定義，訓詁學上并沒有給出清晰明確的定義。陸宗達、王寧的《訓詁與訓詁學》中指出：“所謂名物，早期的狹義說法一般是指草木鳥獸蟲魚等自然界生物名稱，后來才擴展為車馬、宮室、衣服、星宿、郡國、山川以及人的命名等領域”；可見名物的意義范圍是很寬泛的。本篇論文參照劉興均《“名物”的定義與名物詞的確定》中所下的定義：“名物是指上古時代某些特定事類品物的名稱。這些名稱記錄了當時人們對特定事類品物從顏色、性狀、形制、等差、功能、質料等諸特征加以辨別的認識。它體現了先民對現實世界的感知以及對事類品物的類別屬性的把握。”劉興均關于“名物”的觀點是當下比較科學的。劉興均在《〈周禮〉名物詞研究》中對名物詞這樣表述：“名物詞是表述具體而特定的物的語詞，它具有三個語義標準：其一，與物類相關，其二，所指必須是具體而特定的，其三，具有形態（包括顏色）、功能、性質等方面的區別性特征。”
2.動植物名物詞的界定
根據劉興軍確定名物的三個語義標準，并參考相關研究《周禮》等古代典籍的名物詞的劃分的論文，吸收古文字學、文獻學等的研究成果，從而形成了本篇論文《西京雜記》動植物名物詞的界定規則。
此外，在本篇論文中把《西京雜記》中與動植物密切相關，但不能直接認為是動植物的部分詞語，也一并收入，自成一類。并且，書中出現的神獸，麒麟、龍、鳳等古人虛構出的動物，即使現實中并不存在，也被收入動物類。值得注意的是，隸屬于動植物下某種屬類，例如魚，馬，梨，棠等，視之為大類，以用來與其下面所涵蓋的各具特征的同類相區別。本篇論文將書中出現的大類下的小類展開，這些數目均統計在內（比如梨樹有十種，加上梨，共計11種）。根據對《西京雜記》一書的詳細閱讀和以上三點判定標準，確定動植物名物詞共有242個。
（二）動植物名物詞的概貌
《西京雜記》動植物名物詞共有242個，其中單音詞共63個，復音詞共179個（雙音節詞119個，三音節詞58個，多音節字2個）。
動物名物詞包含的種類繁多。其中有人們極為熟悉的家禽：雞鴨鵝豚犬等，有諸如蜘蛛、蜩螗等的昆蟲，有駿馬、鹿，更多的是宮室園林中的珍禽異獸，還有一些在海洋生存的動物，如玳瑁、香螺、白蜃等。品種繁多的動物，宮室中的珍禽異獸，無不彰顯著西漢當時的物產豐富和統治者的奢侈享樂。
《西京雜記》還記載了糧食、果樹、藥用、香料等效用的植物，充分展現當時西漢社會生活中常見的植物，從中可以窺見西漢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種植和應用的技術。
二、動植物名物詞的構詞分類
（一）單純詞
復音節的單純詞主要包括聯綿詞、疊音詞和擬聲譯音詞，《西京雜記》中出現的單純詞主要是聯綿詞。連綿詞又分為雙聲和疊韻、非雙聲疊韻。
1. 雙聲詞
蜘蛛 蘿勒 蒹葭 枇杷
2.疊韻詞
荔枝 茱萸 林檎
3.非雙聲疊韻
芙蓉 蜩螗 鵜鶘 鷓鴣 鴻 珊瑚 騏 蟠螭 玳瑁 葶藶 梧桐
4.音譯詞
苜蓿
（二）合成詞
合成詞的構成主要有有復合式、附加式、重疊式三種。本書中出現的合成詞主要是復合式。
1、聯合
葭蘆 蓮藕
2、偏正
雁子 紫龜 綠鱉 白蛇 燕卵 黃鵠 鳧雛 香螺 白蜃 繭栗犢 白虎 白鸚鵡 紫鴛鴦青兕 江鷗 海鶴 白鷴 黑鷴 馬 乾鵲 鮫魚 鹿 白燕 野雉 駿狗 猛犬 長鳴雞 鳥 白狐 玫瑰樹 連枝草 紫籜 綠節 離合草 江蘺 丹青樹 華蓋樹 紫梨 青梨 芳梨 大谷梨 細葉梨 縹葉梨 金葉梨 瀚海梨 東王梨 紫條梨 弱枝棗 玉門棗 棠棗 青華棗 棗 赤心棗 西王棗 侯栗 榛栗 瑰栗 嶧陽栗 秦桃 桃
緗核桃 金城桃 綺葉桃 紫文桃 霜桃 胡桃 櫻桃 含桃 紫李 綠李 黃李 朱李 清綺李 青房李 同心李 車下李 含枝李 金枝李 顏淵李 羌李 燕李 蠻李 侯李 白柰 紫柰 綠柰 蠻查 猴查 羌查 青 赤葉 烏 赤棠 白棠 青棠 沙棠 朱梅 紫葉梅 紫花梅 同心梅 麗枝梅 燕梅 猴梅 文杏 蓬萊杏 椅桐 梧桐 荊桐 安石榴 白銀樹 黃銀樹 千年長生樹 萬年長生樹 扶老木 守宮槐 金明樹 搖風樹 鳴風樹 琉璃樹 池離樹 離婁樹 白俞 蜀漆樹 木杜 木桂 青木香 沈木香 柞樹菊華 松柏樹 蔗 蹲鴟 款冬 文木 樹 翠羽 象牙 珊瑚樹 烽火樹 雄麝香 熊羆皮 龍骨 鮫骨 絳足 細柳 兕革 輕絲
小結：《西京雜記》中的動植物名物詞，以偏正式結構構詞數量最多，幾乎占了全部比例。管中窺豹，可見東晉時期最主要的復音詞構詞方式是偏正式。就詞性構成來說，動植物名物詞的構成主要有如下方式：
1）名詞?名詞名詞。例子：蓮藕 葭蘆
2）形容詞?名詞名詞。例子：翠羽 細柳 白蛇
三、動植物名物詞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西京雜記》中動植物名物詞的大量存在，在數量上使西漢時代的草木鳥獸等自然名物得到極大豐富，生動形象地反映出西漢當時的物質條件和狀況，也體現著西漢人對自然萬物的熟稔。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傳統農業大國，農業社會積淀的社會人文精神一直源源不斷地通過古代人的物質和精神創造（比如詩歌、政治思想、哲思等）來傳達這樣一種信息：人類離不開自然界，依賴并改造著自然界。人類進行社會活動與尊重大自然兩者之間密切聯系，相輔相成。在古人的樸素智慧中早就有所體現了。
總之，研究古代典籍，深入書中承載的歷史的或者生活的畫卷，名物都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動植物名物不僅象征著充滿活力的自然世界，而且聯系著人類的生產生活：魚躍鳥鳴，草長鶯飛，虎狼奔走，萬物生長，人類馴服獸類，栽種植物，獲得物質生活資料以及審美的體驗、陶冶情操……名物是歷史與現代溝通的橋梁，研究動植物名物詞，為窺見塵封的或輝煌或頹敗的時代提供了途徑，慢慢揭開逝去朝代的神秘面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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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興均.周禮名物詞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1.
一、考點設置特點(見下表)
分析：
①考點設置主要考查詞法，對句法和行文邏輯方面也有涉及。
②詞法考查又主要針對漢英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常見錯誤設置考點。
冠詞：漢語沒有冠詞，因此學生對何時需要冠詞，需要什么冠詞不易把握，容易出錯，有時需要冠詞(2006年，2007年)，有時不需要(2008年，2009年，2011年)。
名詞：名詞的考查主要涉及可數名詞的復數變化(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1年)。而在漢語中，名詞的數的變化并不體現在名詞本身，而是體現在數詞的變化，如三個人、八本書。
介詞：學生在學習介詞時，母語的負遷移較為常見，如“背上痛”(“have a pain in the back”)。短文改錯對介詞的考查主要體現在固定搭配中，所以牢記介詞的相關固定搭配是提高解題正確率的有效途徑。
動詞時態：動詞時態的變化也是高中英語的難點和重點，因為漢語中動詞本身并不體現時態變化，時態變化是通過時間狀語來體現。而英語動詞則有時間狀語相一致的豐富變化。從命題情況看，主要考查一般現在時和一般過去時的區別(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1年)，僅有2007年考查了一般過去時和過去完成時的區別。
非謂語動詞：非謂語動詞在漢語里沒有相對應的句子成分，且使用的情況較為復雜，也是中國學生學習的一大難點。短文改錯的考點主要以-ing形式的考查為主(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1年)。
行文邏輯：英語是形合語言，注重形式的嚴密邏輯，所以，在行文中常使用明確的表轉折、遞進、順接、因果等關系的連接詞。漢語則屬意合語言，很多情況下不使用連接詞而主要通過前后的語句意思來體現邏輯，如“他欠了別人很多錢，(所以)不得不東躲過日子。”短文改錯中對行文邏輯考查三種最基本的連接詞and，but，so(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1年)。
二、應考策略
1.對比分析，增強跨文化意識
英語和漢語之間的許多差異是由于文化差異造成的。這是因為文化和語言密不可分，文化的差異自然而然地體現在語言上。比如說，西方文化比較重視時間的精確性表達，這種精確就體現在動詞的時態變化上；比較重視邏輯的嚴密性，這體現在名詞的單復數變化上，謂語的單復數與主語一致以及表各類關系的連接詞的普遍使用上。另外，從思維方式的角度看，中國看重辯證思維，而西方則看重形式邏輯思維。又如東方文化則強調儲蓄、講究留白，把“無聲勝有聲”看做是一交際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狀態。有時甚至刻意地保持“模糊”，以便有回旋的余地。而西方文化，則屬于契約文化，必須把所需表達的東西準確、全面、清晰地表達出來，以求達到雙方明白無誤的效果，以免日后產生糾紛。所以，這些看似語言的差異，其實是文化的差異。教師應結合所學內容，引導學生對兩種語言對比分析的同時，更要上升到文化差異的高度，以增強學生跨文化意識，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
2.熟記語法，重視語言基礎
短文改錯的考點設置都屬于英語的基礎語法知識范疇，如，冠詞、名詞、代詞、形容詞、副詞、動詞時態等，考查的難度不大。因此。重視基礎語言知識，牢記基本的語法規則，構建起基本的語法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
3.改寫接合，強化語篇意識
從命題者的角度看，短文改錯不是句子改錯，而是考查學生在語篇中綜合運用英語的能力。有些錯誤僅從一兩句話是無法識別的，必須站在語篇的高度，在把握全文的基礎上，才能成功地找出錯誤并加以糾正。另外，多練習寫100詞左右的記敘文對改錯也有較大幫助。改寫接合，既提高了學生的改錯水平，更鍛煉了學生的寫作能力。
參考文獻：
[1][美]薩莫瓦爾.跨文化交流(第六版)影印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01.
[2]周義.中西方文化比較[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關鍵詞：《全唐詩》；以詩證史；唐代；農業
唐朝有別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處就在于它對外來文化兼收并蓄，為我所用的胸襟與氣度。綜觀中國歷史上的幾個強盛的王朝，強盛的標志不外乎國富兵強和民豐物阜，在深層文明上作出突出建樹的有貞觀王朝，正因為有了貞觀之治的基礎，武則天才作到了‘政啟開元’，從而為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開元盛世的富庶有大詩人杜甫《憶昔詩》中寫到：“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生動形象的描繪了當時的農業等興盛情景。
一.剝詩抽“繭”――唐朝農業基本狀況
唐代作為中國地理版圖比較遼闊的一個封建王朝，由于其各個地區地理環境的差異，所反映在農業上的就是農業區域特點的差異比較明顯。南北方區域正是由于這個緣故導致了各自在農業領域的不同。北方因其干旱少雨的獨特氣候環境，不適應以灌溉為主的水稻種植，因此“水稻”這一農作物也就注定與北方的黃土無緣。反而南方糧食作物以水稻為主。
唐時期，唐政府就很重視農田水利灌溉。隨著水利的發展，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相應的進步。除了已有的桔槔、轆轤、翻車還在普遍使用外，人們又創造了連筒、桶車、筒車和水輪等灌溉新工具，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如王維《輞川閑居》：“寂寞于陵子，桔槔方灌園。”、儲光羲《田家雜興》其四：“桔槔懸空圃，雞犬滿桑間。”王昌齡的《行路難》中就有關于轆轱的詩句：“雙絲作綆系銀瓶，百尺寒泉轆轤上。懸絲一絕不可望，似妾傾心在君掌。大詩人杜甫在四川寫的一首田園詩《春水》，詩中說：“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爭浴故相喧。”這是筒車在唐代用于農田灌溉的佐證之一。
唐代注重農產品種類及其數量的發展，擴大了耕地和灌溉面積，提高了糧食畝產量，從而促進了經濟作物的發展，如水稻，粟，麥，黍等。杜甫的《為農》中寫到：“圓荷負小葉，細麥落輕花。”圓圓的新荷靜靜地浮在水面上，亭亭嫩綠的小麥已在輕輕地揚花。如此美好興盛的場景充分給我們展示了一幅麥花與荷花交織的美好景象。又如《大雨》中寫到：“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這些詩句中描寫的農業的發展足以讓我們看到唐代農業的繁榮。
二.《全唐詩》眼中的北方地區農業
1、唐朝北方農業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北方因其干旱少雨的獨特氣候環境，不適應以灌溉為主的水稻種植，直到夏代至春秋時期，北方產生了溝洫水利，水稻才得以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得到推廣。所以氣候的好壞就決定了農業的收成問題。王昌齡有一首詩《塞下曲》中有關于唐代氣候的描寫這樣寫到：“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蕭關縣治今寧夏同心縣東南，唐屬原周。南距州治平高二百余里，這里以近長城，可是仍然有大片的森林。如果氣候好，來年獲得個豐收的，當時的人們也會用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表達對自然災害的減少，獲得豐收的良好祝愿。我們可以從唐代詩人王駕的一首《社日》中來了解一下當時人們慶祝豐收的活動場景。詩中這樣寫到：“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柵雞棲對掩扉。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這首詩充分展現了人們在獲得豐收時的歡慶場景。
2、唐代北方“農桑”業的發展狀況
勸農桑是唐朝各級政權的“百政之首”，已成制度。“農桑之時，不得妨奪。州縣長官，隨時勸課。”如全唐詩中施肩吾的一首《春日錢塘雜興二首》里這樣寫到：“酒姥溪頭桑裊裊，錢塘郭外柳”。路逢鄰婦遙相問，小小如今學養蠶。”可見當時養蠶業的規模性與普遍性。唐朝前期的絲織業中心仍在北方，黃河流域的蠶桑生產技術處于全國領先地位。養蠶業作品的代表應屬吳的八輩蠶了。詩鬼李賀就是其中推崇吳的八輩蠶的一位名人，他有一首詩《南園十三首（其一）》中這樣描寫吳的八輩蠶的詩，寫到：“長腰健婦偷攀折，將喂吳王八輩蠶。”
還有一些詩也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北方農業發展狀況，如陸龜蒙有一首《江邊》中這樣寫到：“江邊日晚潮煙上，樹里烏鴉桔槔響。無因得似灌園翁，十畝春蔬菜一藜杖。”這首詩給我們說明了在城市經濟發展的帶動下，城郊茶葉，蠶桑，水果等產品的種植面積的擴大，從一個側面讓我們了解了當時的北方農業繁盛的景象。
三、詩中“稻茶香”――盡顯南方地區農業
1、唐代南方“水稻”業的發展狀況
南方糧食作物以水稻為主。唐代水稻的種植相當普遍，除了傳統的蘇浙、中原、關中、巴蜀等種植區以外，西北的河套平原、寧夏平原、河西走廊，以及東北地區、華南的福建、嶺南地區，均有水稻種植。如劉禹錫《送李中丞赴楚州》：“萬頃水田連郭秀，四時煙月映淮清”描繪了楚州（今江蘇淮安）城外農民栽下的萬頃水稻長勢正旺。李中《秋日登潤州城樓》：“水連海門鋪遠色，稻連京口發秋香”是對潤州（今江蘇鎮江）農民種植的大面積水稻的刻畫。李嘉詩《秋曉招隱寺東峰榮宴送內弟閻伯均歸江州》：“萬畦新稻傍山村，數里深松到寺門”向人們展示了招隱寺附近的農民在山村周圍剛栽下了萬畦新稻的繁盛景象。
2、唐代南方“茶”業的發展狀況
茶業在唐代南方的農業經濟中是一個重要部門。現今世界產茶國家的茶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由我國傳入，巴蜀作為當時全國茶業中心，飲茶之風風行。劉禹錫《西山蘭若試茶歌》中寫道：“山僧后檐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為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觜。”
隨著茶葉生產與貿易的發展，涌現了大批以茶為題材的詩篇。如杜甫的《重過何氏五首之三》：“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日暮分，在平上欣著日落和晚霞，享受著暖和煦的春，品啜著中的香茗。此句一下子就把者的思致入一意雅致的境，使人也置身其中，周遭溢茶香。“春啜茗”一句它的是一心境，更是一意境。倏忽，不知不春天入了中，裝了心中，感如啜甘露，如沐春，早已分不清春是在皮上吹拂，是了心扉。然而，春不是孟郊下“春得意蹄疾，一日看安花”的得意春，是著淡淡微微息的，要不人也不在的尾陡然一，由盎然的致入好景不常的感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唐代農業是多方面，多層次，不同領域的發展，這不僅讓我們看到了當時農業方面的生產情況，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古代封建王朝的鼎盛的時期的歷史面貌，為我們展示了當時歷史年代的興盛風貌，對于我們了解當時的社會發展有著積極地作用。（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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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唐詩〉經濟資料輯釋與研究》盧華語主編，重慶出版社，第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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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唐書?地理志》宋祁撰，中華書局，1975年版，卷41，第1064頁
[關鍵詞] 涼山彝族；民間文學；博葩；起源
博葩在涼山彝族民間文學中屬較被忽視的文化意象，在民間和學術上沒有過多的人了解與研究，一直以來彝族博葩都處于將被邊沿化的尷尬境地，而作為彝族母語文化的傳承與傳播而言，博葩應該得到更多人的關注，它來源于日常生活，并在日常生活的婚嫁喜事或節日集會等大型場合中表演，是彝族母語文化傳承的有效方式之一，筆者也是看了相關的學術論文及報導才引起心中的共鳴，通過收集與整理資料的方法對博葩進行膚淺的略述。
彝族民間里人們對博葩并不陌生，“博葩”意指“來歷”、“來源”、“起源”或“源頭”，是萬事萬物的開山之祖，彝語里也有“博爾博葩”之稱法。在彝族民間文學里，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博葩，小到一根不起眼的草，大到能說會道的人類，且博葩一直都是神圣的，一般在婚嫁與節日聚會等大型場合中表演，具有娛樂和測智等功能，一個懂博葩的人在類似的場合中是被眾人尊敬的，但目前彝族博葩沒有得到更多人士的關注，博葩的傳承與發展較滯后。
在涼山彝族博葩中從設計謀略的博葩、吹風的博葩、酒的博葩、到人的博葩應有盡有，數目之多。如：《金屬的來源》、《竹子的來源》《山羊的來源》、《疾病的來源》、《狗的來源》、《雞的來源》、《蛙的來源》、《豬的來源》、《房子的來源》、《綿羊的來源》、《跳蚤的來源》、等等。
下面例舉兩個彝族博葩中的部分內容：
千千萬萬年前，有個馬蛋從天落，從青天落到藍天，從藍天落到彩云里，從彩云落到白云里。大雁見了說：“這是我的蛋”，揀來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雁兒來沒有，沒有孵出雁兒來。從白云落到黑云里，老鷹見了說：“這是我的蛋”，揀來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鷹兒來沒有，沒有孵出鷹兒來。從黑山落到土兒山頂，從土兒山頂滾到土兒山腰，從土兒山腰滾到土兒山腳。云雀見了說：“這是我的蛋”，揀來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小鳥來沒有，沒有孵出小鳥來。馬蛋滾到竹林邊，斑鳩見了說：“這是我的蛋”，揀來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小鳥來沒有，沒有孵出小鳥來。馬蛋滾到石縫邊，老鼠見了說：“這是我的蛋”，揀來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小鼠來沒有，沒有孵出鼠崽來。馬蛋滾到泥土里，蜥蜴見了說：“這是我的蛋”，揀來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崽兒來沒有，孵出一匹馬來。從蛋里孵出的這匹馬，呼吸很微弱，該長角的地方，長出耳朵來，耳朵終于代了角。鼻孔噴氣似白霧，馬鬃好似一排竹，馬尾有竹竿粗，前蹄騰塵灰，后蹄飛泥土。馬屬‘雪子’類，生下無數后代，分成五個支系：一支是駿馬，二支是騾子，三支是驢子，四支是草原上的大種馬，五支是山里的花斑馬。
豐收了呀豐收了，山頂上的蕎麥粒，像滾石滾著來匯合，山腰的蕎麥粒，像錦雞跑著來匯合；山腳的蕎麥粒，像野兔跳著來匯合。豐收了呀豐收了，播下一斗收三石，趕上馬兒馱蕎麥。馱到村寨邊，白狗達一來歡迎，搖著尾巴來歡迎；馱到元壩里，豬雞一起來歡迎，哼著曲調來歡迎。用籮裝蕎麥，籮筐裝不下，剩下釀酒喝。………砍下三截竹根，做成三副口弦，送給三個姑娘。是口弦在低吟，還是姑娘在低吟，口弦在低吟，姑娘也在低吟。過去這么低吟，現在也這么低吟。
從以上彝族博葩中可以看出，博葩具有節奏鮮明、韻律和諧、通俗易懂、耐人尋味等特點；內容上對畫面的刻畫形象生動，語言運用收放自如，且趣味性較濃，讀起來朗朗上口，節奏前后對應，富有一種詩性的文學美；博葩的表演在傳承彝族母語文化上有著積極的作用，同時在婚嫁喜事等民俗活動中也具有娛樂大眾的功能。加上獨特性與通俗性等特點，使博葩成為彝族民間文學中一個最具神秘色彩的文學意象，是精妙絕倫的彝族民間口頭文學，是彝民族智慧的結晶。
除此之外，彝族博葩還具有區別于神話和傳說的哲學寓意，整個博葩的內容沒有神話和傳說的味道，沒有一點“神靈”色彩，而是更多地呈現人們或動植物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來感知世界的樸素現實主義觀念。彝族博葩是研究彝族哲學、自然科學的重要語料，具有極大的學術研討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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