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1 17:09:2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貿易成本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案例
我國內陸某出口公司與國外某公司于2005年9月23日簽訂一筆1500噸食品出口合同,以FOB大連定價,裝運期為2005年11月5日前,付款方式為不可撤銷即期信用證。2005年10月22日賣方收到買方銀行按合同規定開來的信用證及買方指定的船舶抵大連港的時間。賣方在買方指定船舶到港前三天將貨物運至大連港倉庫,不料次日倉庫起火,由于搶救不及時,本論文由整理提供1500噸食品全部被燒毀。而此時我出口公司又沒有存貨來及時替代這些被焚的貨物,結果無法按期裝船。該公司只好請求國外進口公司將信用證的有效期和裝運期均延長15天。對方回電稱同意延期但要求降價5%。經過我方的一再努力,最后對方同意降價1%,結果我方為此遭受了一定的損失。
由此案例可以看到,賣方在選用貿易術語時,由于不懂或選用不當將增加貿易風險,甚至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我國內陸出口企業在采用FOB術語達成交易時,要承擔出口商品從內陸存倉地到船舷這段路程間貨物滅失、損壞等風險。因此,FOB貿易術語并不是內陸企業出口時的最佳選擇。
二、FOB的缺陷給賣方帶來的風險
1.FOB術語要承擔風險轉移滯后的風險。在采用FOB術語時,出口方要承擔從交貨到貨物越過船舷之前的一切風險和損失。尤其是深處內陸地區的,從該地區經陸路運輸到裝運港口越過船舷,中間要經過很長時間,相應地就增大了各種風險發生的概率。當然在此期間貨物如發生損失,出口方向進口方承擔責任后,若之前投保了,可依據保險合同再向保險公司索賠,挽回其損失。但是很多出口企業不會去投保,即使投保了,但對于涉及有關訴訟的費用、損失責任承擔費用很可能無法達成協議,再加上時間耗費,出口方很可能得不償失。本案就是個說明。
2.交單結匯風險增大,延長收款時間。根據《2000年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的規定,FOB條件下出口方應準備提單、海運單或內河運輸單據以交單付款,這與其僅適合于水上運輸方式相對應。尤其是對于沿海地區企業非常便利,不會影響其結匯。但如果是深處內陸地區企業,往往是出口方先進行內陸短途運輸,這時賣方因貨物未裝船而無法拿到提單,辦理交單結匯之事,只有當貨物運到裝運港裝運之后出口方才能拿到提單,然后結匯?？梢?這種對單據的限制會直接影響到賣方向銀行交單結匯的時間,從而影響出口方的資金周轉,增加出口費用。
3.內陸地區采用FOB術語還有一筆額外的運輸成本。在FOB價格中不包括運費,但從內陸地區到裝運港裝運之前還有一部分運輸成本,如:甘肅、青海、新疆等偏遠的內陸地區到我國東部裝運港之前的費用一般要占到貨價的一定比例,這無疑增加了賣方成本,削弱了出口企業的出口競爭力。
三、采用FCA術語給賣方帶來的優點
1.風險轉移時間較早。內陸企業按照《INCOTERMS2000》將1500噸食品在其生產或庫存所在地或其他指定的交貨地點交給買方指定的承運人時,即轉移了貨物損壞、滅失等風險。那么,貨物因火災而受的損失就由買方自行承擔。
2.結匯時間較早。本案例中若采用FCA術語成交,則賣方在貨交承運人那一刻即完成交貨的義務,便可憑承運人簽發的裝運單據及其他指定的單據到銀行交單,早日收回貨款,提高其企業的資金周轉速度,降低收匯風險。
3.承擔的費用減少。本案例中的出口企業位于內陸地區,與港口距離較遠,若選擇FOB術語,則需要承擔過多的風險和費用;若選擇FCA術語,則賣方不需要承擔陸路地區的運輸費用和保險費用。
4.運輸方式更靈活。為了便于使用FCA術語,《2000年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還對“承運人”的含義做了解釋,是指在運輸合同中,通過鐵路、公路、空運、海運、內河運輸或上述運輸業務的聯合運輸方式承擔履行合同運輸或承擔辦理運輸業務的任何人?？梢?FCA術語適用范圍很廣。迅速發展的集裝箱運輸方式也為內陸地區使用FCA術語提供了便利條件。目前我國許多沿海港口城市如青島、連云港都在爭取“把口岸搬到內地”,發展內陸地區對沿海陸運口岸的集裝箱直通式運輸,將會減少貨物裝卸、倒運、倉儲的時間,降低運輸損耗和貿易成本,縮短報關、結匯時間。超級秘書網
綜上,我國內陸出口企業應改變以往思維模式,開闊思路,在選擇貿易術語時不要拘泥于傳統的FOB術語,最好摒棄原有的思維定勢和商業習慣。學會運用本論文由整理提供FCA術語,避免不必要的風險、責任和費用。如廣大中西部地區地域遼闊,資源豐富,勞動力廉價,盡管國家在實施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但是由于深處內陸,交通不便,使用FOB貿易術語在港接貨物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這就制約了外貿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黎孝先.國際貿易實務[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6.
[2]陳晶瑩,鄧旭.2000年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
[3]賀政國,朱珠.FOB、CFR、CIF術語的利弊分析與運用[J].對外經貿實務,2001,(12).
摘要:伴隨生產國際化的發展,服務外包作為新興的貿易形式正在全球范圍內迅速發展。只有站在服務外包承接方的視角,在全球服務外包發展的大背景下,從比較優勢、學習效應、規模經濟和就業影響等視角分析服務外包的經濟效應。
關鍵詞:服務外包;經濟效應;印度
一、全球服務外包發展概況
(一)全球服務外包發展的背景
從宏觀背景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世界經濟重心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信息技術的發展和貿易環境的不斷開放,使服務業全球化趨勢愈益明顯。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IT技術為核心的技術革新浪潮席卷全球,全球范圍內的通訊成本迅速下降,便捷程度飛速提高,信息傳輸量巨大,由于地理距離造成的障礙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客觀上推動可貿易資源的全球配置效率提高,使全球化進程大大加速。企業可以跨越時空隔閡,到全球尋找質優價廉的生產要素,提高生產效率。而現代服務產品的生產與銷售主要借助于通訊技術,尤其是網絡技術在全球的普及對于交流打破時空限制起到關鍵作用,為服務外包的出現并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總之,服務產業全球化是服務外包出現的宏觀背景。
從市場基本面因素看,跨國公司是服務外包主要推動者和實施者,也是發包和接包企業的主體。顧客需求永無止境,更好、更快、更便宜是企業持續面對的壓力,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多的功能與服務迫使企業從事離岸外包。企業或主動或被動地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機會,以應對日益激烈的競爭。
(二)當前全球服務外包發展的基本情況
一般來說,服務外包分為信息技術外包(ITO)與商務流程外包(BPO)。前者主要包括系統操作服務、系統應用服務、基礎技術服務;后者主要包括企業內部管理服務、企業業務運作服務、供應鏈管理服務。據研究機構GARTNER預計,全球ITO支出2004年為1928億美元,到2008年可增至2442億美元,增長率達26.7%。全球BPO支出2006年全球市場總值達1347億美元,較2005年上升8.3%;到2008年,全球BPO支出將由2004年的1113億美元上
升至1575億美元,增長率41.5%。BPO外包成為服務外包發展中的亮點。
二、服務外包的經濟效應分析
(一)比較優勢效應
所謂比較優勢指某種經濟活動能利用地區或經濟體內部較豐裕要素帶來的成本優勢。依據古典經濟學分工理論,服務外包是分工深化、專業化度提高的結果。通過服務外包可強化企業生產的垂直非一體化,使企業資源更加集中于核心業務。生產既可外購也可自制,關鍵是比較企業外部交易成本和企業內部組織成本,外部交易成本相對低,則發包企業可通過外部資源帶來的互補優勢整合企業競爭戰略,因此在實際業務過程中,服務外包發包商首先是對接包地即國家做出選擇,之后在接包國家內再選擇合作伙伴即服務接包商。國家是否具備競爭優勢,成為首當其沖面對的問題。目前,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被視為發展最為成熟離岸ITO與BPO接包市場,這些市場中,印度最具有競爭力,占全球ITO與BPO市場40%以上的份額。這與印度國家的在成本、語言、產業環境、政策支持方面的比較優勢是分不開的。舉例,軟件產業,印度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計算機軟件出口國,軟件出口額占全球市場份額的20%,美國客戶購買的軟件產品有60%是印度制造的。2004年,印度軟件和相關服務出口產值達205億美元。又如在我國比較落后的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印度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與歐美接軌比我國至少早30年,公民、企業、政府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普遍較強。
(二)學習效應
經驗經濟效應指企業在生產或提供服務過程中因其管理、工藝技術等能力的積累使企業長期平均成本呈下降趨勢的學習曲線效應。可建立一個數學模型:C=f(Q),C=A+BN-β式中,N是可達產出的累積單位才C表示單位產出的勞動投入單位,A、B、β均為常數且A、B為正數,β介于0到1之間,β值越大,說明學習作用越重要。這一學習程度可在企業積累較多經驗時降低經營成本,使企業長期總成本由LTC降低到LTC′。企業如何讓積累經驗,這與發達的發包企業在進行外包時所產生的強大知識外溢效應分不開。外包活動離不開業務的溝通與交流,承包企業可以由此獲得先進的管理經驗,在合作的過程中還可以獲得先進的研發與服務經驗。多方面的積累經驗從而降低承包企業的經營成本,那么該企業便獲得了學習效應。為此承包企業應該向盡可能大的范圍接包,從而獲得更高的學習效應,降低成本。印度的TATA公司面向全球承接軟件開發,在管理、研發等方面積累先進經驗,實現學習效應。
(三)規模經濟效應
企業的長期生產成本線呈U型線狀,隨企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固定資產的有效使用率更加充分,當到達最適規模時,成本曲線達最低點,實現規模經濟。服務外包企業也要尋找其規模經濟。長期看,企業規模應處于生產成本最低處,即企業規模邊界的約束條件。服務發包企業把企業非核心業務推向市場,由自身控制定價權和購買權,而外包對象僅存有生產權的外包行為。這是從服務發包和受托雙方說明服務外包與規模經濟的關系。發包與受托雙方都可以實現規模經濟。舉例來說,印度充分利用優秀的、成本相對低廉的軟件人才優勢,通過政府全方位政策扶持,積極開拓國際軟件開發及服務市場,形成了以軟件承包和服務出口為主的軟件產業發展模式,并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效應,創造了產業基礎本不強大的國家在短時間內跳躍式發展的奇跡。印度將軟件園區作為出口基地,2001年為止,印度先后建成17個軟件園區,出口額到占印度軟件總出口額的近70%。印度以軟件園和加工區為基礎而形成軟件產業集聚,為印度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貢獻,服務外包及軟件業以近30%的年均復合增長率(CAGR)高速增長,2005-2006財年行業總產值為303.3億美元,占國家GDP的份額為4.7%,出口總額為236億美元,同比增長32%。2006-2007財年行業總產值為396億美元,占國家GDP份額為5.4%,出口總額為313億美元,同比增長29%。
(四)就業影響分析
有學者用數學模型分析證明,服務外包(離岸外包)可以帶來業務輸出國和業務承接國雙方技術型勞動相對工資的增長和技術型勞工就業的增加,服務業離岸外包對雙方都可以帶來凈福利的增長。在現實中,該結論也是正確的。以印度這一主要的服務外包承接國為例,承接服務業離岸業務有助于緩解就業壓力,帶動經濟的綜合發展。印度服務業的強勁增長拉動了其GDP的增長。印度2003年第四季度GDP增長率達到10.4%,不僅是印度的最高季度增長率,而且也高于中國過去8年來任何季度的增長率。在2001-2004年度印度獲得的服務業外包業務收入和就業增加情況。2003-2004年度,印度外包收入達到了將近36億美元,2005年達到51億美元,到2008年服務業離岸業務將達到170億美元。2001-2002年度,服務業離岸外移為印度創造的就業崗位是10.6萬個,到2003-2004年度,就業人數增長到24.55萬人(資料來源:世界投資報告2004),極大地緩解了印度的就業壓力。此外,印度國家軟件協會預測:2008年,僅在全球計算機用戶電話服務中心領域就為印度提供了110萬個就業崗位和210-240億美元收入?？梢姺胀獍鼘蜆I影響之巨大。
三、結論與啟示
印度服務外包發展經驗對我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印度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發展本國服務業,獲得學習效應的同時,實現規模經濟,最重要的一點是緩解印度作為世界人口第二大國的就業壓力問題,印度服務外包的發展模式值得我國借鑒。目前,我國的服務外包遠落后于印度、東歐等國家,原因在于我國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承接服務外包較晚,而且國內缺乏有國際競爭實力的大型外包服務企業,難以在國際服務外包市場中形成自身的比較優勢。但是中國外包業務與亞太地區時區差異最小,使公司能從有效支持中受益,中國還擁有許多掌握日文、韓文等語言的人才,因此,中國戰略性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幾乎所有世界500強公司在中國設立亞太地區的服務外包基地。此外,中國具備發展服務外包的政策支持體系。2006年商務部出臺了發展服務外包的“千百十”工程計劃,詣在大力促進我國服務外包業的發展。預計2010年全球外包市場將達到20萬億美元,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是一個歷史性的發展機遇。我國應充分利用在市場、成本、配套能力等方面的比較優勢,大力吸納國際服務外包業務,吸引先進的服務業FDI的進入并培植本土的服務業,成為國際服務鏈的主要提供者,提高我國的產業和貿易結構,在新一輪的國際分工中縮短與發達國家的距離。
參考文獻:
[1]對外經貿大學課題組.國際服務外包發展趨勢與中國服務外包業競爭力[J].國際貿易,2007(8).
[2]孟慶亮.服務外包國際化的經濟學分析[J].國際經濟合作,2008(1).
[3]趙美江,劉洪鳳.服務業外包的經濟學分析[J].市場周刊理論研究,2008(1).
[4]武陽.印度服務外包發展的思考與借鑒[J].服務貿易,2007(1).
張五常在其1983年的論文“Thecontractualnatureofthefirm”中指出，企業并非為取代“市場”設立，而僅僅是用要素市場取代產品市場。這被張維迎理解為“關子企業性質的更透徹的解釋”。事實上，科斯早就指出，企業用“權威”在組織生產，無非是“一系列契約被一個契約替代”的結果?！巴ㄟ^契約，生產要素為獲得一定的報酬同意在一定的限度內服從企業家的指揮。契約的本質在于它限定了企業家的權利范圍”。從這里可以看出，科斯并不是簡單地認為企業是對市場的替代，而是一個企業契約對一系列市場契約的替代。企業節省交易費用的奧秘就在于此。“張五常真正不同于科斯的地方，是他認為要素市場上的合約，即企業合約，與產品市場上的合約，并沒有什么特別的不同。”張五常曾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如果你不會因為到百貨公司買了一雙襪子，就被看成與這家公司同屬一個企業，那么為什么你聘用了一個工人，你就與這個工人被看成同屬一個企業了呢？在張五常那里，買襪子的合約與雇用工人的合約都是市場合約，沒有本質區別。也正由于此，張五?！安恢髽I為何物”。
除了張五常，威廉姆森（1975年）和克萊茵（1978年）也繼承了科斯的觀點，認為企業是節約交易費用的一種交易模式，一項交易要選擇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結構”來完成（威廉姆森，1985年）。隨后，格羅斯曼和哈特（1986年）以及哈特和莫爾（1990年）建立了一個所有權結構的模型。他們認為，當確定所有特殊權力的成本過高而使合約不能完全時，所有權具有重要意義。科斯（1937年）經由阿爾欽和德姆塞茨（1972年）、威廉姆森（1975年，1980年）、克萊茵（1978年）、詹森和麥克林（1976年，1979年）、張五常（1983年）、格羅斯曼和哈特（1986年）以及哈特和莫爾（1990年）等人的發展，形成了新制度學派的企業理論——企業的契約理論。
2創造市場的企業
關于創造市場的企業這一概念，在科斯的論文之中的闡釋堪稱經典，其經典性不僅在于其論文獨到的原創性，更在于其后來引出的一系列經典論文。威廉姆森將科斯的交易費用思想發揚光大，創立了交易費用經濟學，企業的契約理論也成為了最具影響力的現代企業理論。
我們把科斯的思想提煉一下，其核心觀點就是：企業是用一個市場契約替代一系列市場契約（周其仁，1996年）；企業由于能夠節約交易費用而出現；當企業內的交易費用擴大到等于市場的交易費用時，企業達到其最大邊界。對于科斯以及新制度學派所闡述的企業的契約性質和邊界問題，本文不作斷然否定。需要提出問題的是，科斯簡單地認為交易費用是決定企業邊界的唯一因素，這顯然是有問題的。
科斯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執行相同職能因而可以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的兩種機制，企業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對價格機制（市場）的替代，企業的出現是因為用企業組織交易的費用低市場組織交易的費用。既然科斯討論的是企業出現的問題，我們就必須把科斯意義上的“市場”理解為不存在企業的市場。按照古典的看法，市場是交換產品的地方（我們不考慮現代意義上的虛擬市場）。在私有產權得到法律有效保護的前提下，要素（包括人力資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選擇資源配置的方式一一將要素轉讓給者，自己按合約獲取收入；或者自己組織生產。顯然，按照科斯的理解，如果一個人購買了其他人對之擁有產權的生產要素——無論是人力資本還是非人力資本，用這些要素組織生產，并將產品用于市場交換，科斯意義上的企業就出現了。馬克思可能不會完全同意這一看法。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提到：同一資本雇傭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為生產同種商品服從企業家統一安排時，這在歷史與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馬克思所理解的企業至少包括雇傭工人。如果個人通過組織自己己有的（不是購買來的）生產要素進行生產，即使他將產品用于交換。我也不能稱之為企業。由此看來科斯意義上的“市場”專指產品市場，不可能包括要素市場。
現在，我們已經理解了科斯所說的“企業”與“市場”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了。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企業與要素市場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關系：企業創造了對要素的需求從而創造了要素市場。從一個不存在要素市場的市場中突然冒出一個要素市場，這真是“驚險的一跳”。表面看來，當要素所有者將要素轉讓給者支配時，他自己就失去了親自組織生產的機會，也就失去了跟別人交換產品的機會，這不就是科斯所闡述的張五常所理解的用要素市場代替了產品市場嗎？從企業本質的角度來講，無論是科斯所說的企業是對市場的替代，還是張五常所理解的企業是用要素市場去替代產品市場，都是站不住腳的。企業的出現不僅沒有替代（產品）市場，反而創造出了新的（要素）市場，這一解釋與日益繁榮的市場經濟是相符的。只有兩個企業縱向一體化時，才可以說是用企業替代了市場，或者說是用要素市場替代了產品市場，但那己經是企業出現以后的事了。
3企業出現的解釋——對科斯的質疑
科斯從交易費用的角度解釋了企業的起源問題，認為當用企業組織交易的費用小于用市場組織交易的費用時，企業就出現了。斯密強調分工的好處，用市場協調分工會遇到困難，企業的出現就是用來協調分工的?？扑梗?937年）明確否定了這一觀點：市場本身就是用來協調分工的，根本無需企業多此一舉。馬克思認為：企業的出現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聯系在一起的，企業在生產的過程中可以擴大自己的規模。
我們假定三個人達成一個契約：甲成為科斯式的“權威”，乙和丙將自己的勞動力轉讓給甲，在甲的指揮下進行生產。生產完成后，三種產品在甲、乙、丙三人之間進行交易（或分配）。這樣一個“企業”確實大大節省了交易費用，但同時這又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更加深刻的問題：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嗎？初看起來，乙和丙將主產要素轉讓給甲，由甲指揮生產，這似乎己經符合了企業“雇傭勞動”的定義。但稍加思索不難發現，這樣一個所謂的“企業”只不過是一個封閉的組織——與外界沒有能量交換，生產只是為了“企業”內部員工的消費。我們當然可以認為這個企業會把多余的產品拿出去跟別人交換，但這種偶然的交換——就像個人或家庭之間的偶然交換一樣，絕不可能便之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蛘?，這個“企業”除了自己消費之外，也專門從事與別人交換的業務。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交換純粹是為了生理或生活上的需要而不是贏利的需要。因為在這種初級社會中，儲存過多的產品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只會導致腐爛。我們姑且遵從這一假定，即這個“企業”也專門從事與別人交換的業務，當它發現有些交易需求又不能夠互補時——交易費用過高，按照科斯的想法，它又會去擴大“企業”規模，把交易費用過高的市場交易內部化，如此下去，這個“企業”的規模會不斷擴張，直到所有的交易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企業”內部完成為止?？磥碓谶@里，科斯的“交易費用”對“企業”規模的解釋是相當有力的?？墒沁@是一個真正的企業嗎？與其說是一個企業，還不如說它是一個社會，或者說它是一個全能的“人”，這個“人”能夠根據自己的需求合理安排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基本上不需要與外部發生聯系。
貨幣與信用的出現是企業大規模產生的先決條件。經濟社會由自給自足發展到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分工貿易，人們在分工與貿易中發現了獲利的機會。但是離開了貨幣，這種獲利的機會是無法被人們抓住的。正如亞當·斯密（1776年）所說，只有金銀才是財富積累的惟一手段。貨幣的產生使得企業家能夠將市場中的價差轉化為貨幣形式的利潤，使財富的積累成為可能。因此，結論是：企業的產生與貨幣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關系，貨幣的產生催化了企業的產生。驅逐利潤的本質而不是節約交易費用使企業從市場中孕育而生，科斯的觀點是一種本末倒置的看法。科斯的“交易費用”與其說是用來解釋企業產生的不如說是用來解釋企業之所以合并的。
4結語
企業的出現不是替代了（產品）市場，而是創造了一個新的（要素）市場，企業絕不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才出現的（雖然節省交易費用可以增加一些利潤），對利潤無止境的驅逐才是企業的本質。信用貨幣是積累財富的唯一手段，是企業產生的先決條件。離開了代表財富的貨幣，是無法理解企業的起源的?？扑沟钠髽I理論使企業一下子跳出了新古典的神秘“黑匣子”，但神秘的色彩依然揮之不去。當我們摘下有色眼鏡而用一種審視的目光去面對他的時候才發現，使“天使”神秘的不是“天使”神秘的光環，而是我們的無知。
摘要現代企業理論起源于科斯，科斯在其1937年的那篇經典性論文中，從交易費用的角度探討了企業的起源與邊界問題，開創了企業的契約理論的先河?？扑拐J為，企業和市場是相互替代的，當企業能夠比市場節約交易費用時，企業就出現了。而筆者認為，企業的出現不是替代了（產品）市場，而是創造了新的（要素）市場。貨幣是積累財富的唯一手段，離開了貨幣，是無法理解企業的出現的。
關鍵詞企業理論交易費用企業的起源
參考文獻
1錢穎一.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張維迎.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摘要】國際經濟發展經驗表明,服務業發展加速一般發生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由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的轉變時期。本文依據全球經濟結構已經出現由工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轉變的趨勢,而我國服務業發展水平相對滯后的現狀,對發展服務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服務業;產業結構;就業;城市化
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服務業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不斷提升,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物質生產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全球經濟服務化趨勢的不斷加劇,其就業人數和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上升,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關系到滿足人們不斷提高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的多樣化需要,同時也是關系到工業部門、農業部門乃至影響整個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力量。
1服務業的發達程度是一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基本標志
服務業的興旺發達是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結果,越是經濟發達的國家,服務業越發達,人均GDP較高的國家,其服務業的產出與就業比重也相對較高,也基本代表了一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目前,在世界總量中,服務業產值已超過了60%,其中一些發達國家的服務業產值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0%,個別國家接近80%,而服務業的就業比重,發達國家已高達70%左右,中等收入國家為50%-60%之間。同時,世界服務貿易占到貿易總額的1/4;服務消費占到所有消費的1/2左右。因此,可以說世界經濟實際上以服務商品的生產為主,己經步入了“服務經濟”時代。然而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比重,到2004年僅為31.18%,我國服務業就業勞動力占就業人口比重為30%,與國外相比,顯然比重過低,整體水平滯后,明顯不利于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
2發展服務業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
大力發展服務業,提高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逐步提高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促進第一、二產業的優化升級,這應是我國調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基本方向。我國經濟結構長期依賴傳統工業的發展道路,但一些重要的資源如石油、天然氣、鐵、銅等國內自給率日益下降,資源短缺已經影響到我國的經濟發展問題,而同工業相比,服務業具有污染少、資源消耗低等一系列優勢,并且科技的迅猛發展,使得高新技術的應用從生產領域擴展到服務業領域,產生了許多新的職業和崗位,如信息技術含金量較高的現代金融、通訊等服務行業。這些行業的發展將提高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而且可以優化服務業的內部結構和就業結構。我國要實現現代化,在本世紀中葉達到世界上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就必須在繼續積極發展具有競爭優勢和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的同時,加快發展服務業,使其與經濟整體發展相協調。
3發展服務業有利于促進工業化的細分及深化
服務業的迅速發展會不斷提出各種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往往有賴于工業技術上的進一步發展和提高,從而對工業提出新的要求,比如醫療領域中不斷出現的各種疑難雜癥,在檢測和治療上的新突破要求有更高的生物化學技術、信息技術等,從而推動工業相關行業的發展。并且服務業中的許多行業具有社會基礎性質,有利于市場的進一步深化。如商業和交通運輸業可以促進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結合,解決生產與消費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矛盾,從而保證工業生產的順利進行,提高市場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金融業是投資的載體,而投資是工業增長的關鍵因素之一,因而金融業也就在國民經濟運行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行業作用,它的運營狀況直接制約著工業經濟的健康和持續發展。因此以商業、交通運輸業和金融業等為代表的現代商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交織、持續運行在促進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深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4發展服務業有利于緩解就業壓力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力由農業向二、三產業的轉移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國已處于工業化中期,工業大規模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開始減弱,隨著工業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服務業將成為吸納就業的主渠道。我國未來幾年,甚至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就業壓力十分巨大。據中國社科院和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顯示,“十一五”期間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在500萬到550萬之間。如果農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轉移1000萬勞動力,加上往年失業的人口,“十一五”期間可能有四五千萬勞動力需要就業。而服務業在吸納就業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服務業門類眾多,各種類型的行業并存,就業形式靈活多樣,能夠容納不同層次的就業群體,加快發展服務業有利于緩解日益嚴峻的就業壓力。
5發展服務業有利于推進城市化進程
論文關鍵詞：知識產權戰略WTO創新價格競爭非價格競爭
論文摘要：本文基于WTO規則的考察，認為我國知識產權戰略制定的關鍵在于構建一個有利實施的非價格競爭的市場基礎，既不僅需要對現有的科技體制和觀念進行創新，更需要對我國目前以低價競爭為主導的市場機制進行創新。
近現代科學技術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知識產權是將兩者有機聯系起來的紐帶，知識產權制度成為了現代市場經濟競爭的源泉。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與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并沒有直接的或密切的關系，表明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在將科學技術轉換為生產力方面還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或者說自主創新與知識產權之間還缺少市場的有機聯系。本文著重從世界貿易組織(以下簡稱WTO)規則的角度，討論價格機制對知識產權制度有效運行的影響，以便為我國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與實施提供參考。
一、我國知識產權戰略制定與實施的WTO背景
知識產權作為一項運用法律和經濟手段促進科技進步的管理制度，具有專有性、時間性和地域性的特征。以往人們對這些特征都進行了大量的技術與法律層面上的解讀，對其所具有的經濟與管理學上的意義卻少有涉及，以至于對知識產權制度賴以存在的市場機制有所忽略或誤解。
1．知識產權的專有性，是指法律賦與權利人對知識產權成果擁有一定的獨占利益或壟斷利益。反映在市場競爭上，就是蘊藏著知識產權的產品可以以較高的價格銷售而獲取高額的壟斷合法利潤。在這里所謂較高的價格，一方面是該知識產權創新的成本體現，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其具有高于其它同類產品的價值。所謂高額的壟斷合法利潤，既可以是由知識產權所具有的降低成本的技術進步屬性創造的，也可以是因為這種技術進步提供了高于其它同類產品的價值所致。因此，知識產權及其產品的競爭并不僅僅是技術競爭而且還是市場競爭，更主要的是非價格競爭而不是低價競爭。在此條件下，知識產權制度與其說是保護權利人的權利，還不如說是保護權利人的市場利益。正是知識產權的專有性能夠給予權利人帶來足夠的市場利益，才能不斷地激發權利人持續創新，進而也推動其它非權利人致力于知識產權的創造、申請、實施和尋求法律的保護，從而奠定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堅實法律基礎，使之成為自主創新和市場經濟連接的紐帶。
2．知識產權的時間性強調其專有性是有時間約束的。因為專有性是賦與權利人以可能的壟斷利益，并且只有通過知識產權的實施和市場競爭才能實現。而時間性則是說專有性所賦與的利益是相對的，其目的在于促進知識產權盡快轉化為生產力和利潤。在規定的時間內，你要想獲得知識產權利潤的最大化，就需要盡快地組織實施和盡量推廣實施你的知識產權。正是有了這樣的時間約束，使得任何非持續的創新均不足以維持其長久的競爭優勢。只有不斷地進行創新，才能夠延續對相應知識產權的壟斷，才能為獲得持續不斷的高額壟斷合法利潤提供機會和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產權的價值就在于實施，而不僅僅是申請和獲得，對知識產權保護因其能夠實施才變得重要和必須。
3．知識產權的地域性，是指知識產權的取得和保護依國別不同而有所差異。但這恰恰是WTO介入知識產權領域之前，已有知識產權制度的最大缺陷。因為它直接導致了仿制品的“合法”泛濫，進而成為技術貿易自由化的最大障礙，使得自主創新的重要性因國別而遞減，以至于威脅到知識產權制度的有效性。仿制品通常都是采用低價競爭的形式來與知識產權產品爭奪市場，以削弱權利人或創新者為持續創新所需要的利潤與物質支持，進而破壞自主創新的市場激勵機制。依據傳統的認識，科學技術是無國界的，而知識產權制度卻表明，屬于知識產權的這部分科學技術是有國界的。事實上，知識產權的國際化也從來沒有按照科學技術是無國界的邏輯發展，而是致力于各國普遍地建立相對獨立的知識產權制度，并力圖使在一國獲得的知識產權能夠在所有國家都得到保護。然而，這種努力在wrO成立之前成效甚微，這也正是wrO涉足知識產權領域的根本原因。隨著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生效，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已經發生某種程度的改變，宣告了所謂“模仿”創新時代的終結。
10作為一個以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為已任的國際經濟組織，按照一般的理解，其應該關注知識產權貿易自由化以及知識產權保護是否會阻礙貿易自由化的問題。但它不僅沒有為推動知識產權的貿易自由化而努力，相反卻在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致力于在全球范圍內的反冒牌產品運動。這實際上表明了當今國際競爭已經進入了一個以知識產權競爭為核心的時代，標志著技術貿易將可能永遠是貿易自由化的一個例外，從而使知識產權具有了高于貿易自由化的本質屬性，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自主創新能力將決定一個國家、民族甚至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成敗。而這就是我國知識產權戰略制定與實施的WTO背景，它所強調的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可以進一步引伸為“知識產權才是第一生產力”，低價或冒牌正在或已經成為我國科學技術或知識產權轉變成為第一生產力的最大障礙。
二、我國知識產權戰略制定與實施的市場導向
必須明確，只有自主創新的成果能夠成為知識產權，能夠為其從市場上贏得利潤或競爭優勢，企業才會有進行自主創新和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的動力然而，要想讓企業通過知識產權從市場上贏得利潤或競爭優勢，就必須創造和維護一個與之相適應的市場環境?？梢钥隙ǖ氖?，這決不是一個以低價競爭為主導或者冒牌產品泛濫的市場，對此WTO的有關規則已經給出了適當的指導。
首先考察WTO的《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禁止性補貼界定了政府在市場經濟下的不作為，揭示了wr0反對政府以出口補貼或進口替代補貼的方式支持企業低價競爭的鮮明立場?？缮暝V補貼給出了政府和企業謹慎使用補貼的準則，實際上就是要求企業在利用這種補貼以低價策略參與競爭時有所節制。不可申訴補貼指明了政府給予特定企業以補貼支持的方向，因為不論是對企業特定科研活動的支持還是對落后地區和改造現有環境設施的資助，這類補貼都無法直接導致相應產品價格的降低。顯然，不可申訴補貼之目的不再是限制低價競爭或擠占市場，而是指出了企業擺脫低價競爭的惡性循環而走上非價格競爭之路的基本途徑：可持續發展和科技創新。這樣，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就給出了從禁止特定的低價競爭到有條件地限制低價競爭再到鼓勵非價格競爭的基本輪廓。
事實上，這個基本輪廓還可以從10其它協議間的相互聯系中找到。反傾銷是限制企業運用價格競爭策略的規則，保障措施則是限制企業對市場份額過分搶占的規則。價格與市場份額的關系在于，任何產品如果不是通過低價競爭，是不可能在短期內打開進口國市場的。而產業結構的調整有賴于創新的支撐，但低價或低附加值產品對市場的搶占將會壓縮產品升級或創新產品成長的空間，反傾銷和保障措施正是為這種產業結構順利升級而設計的法律制度?！杜c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打擊冒牌產品，因為冒牌產品對抗知識產權產品的基本手段恰是低價，其結果必然有助于維護相應知識產權產品的較高價格，以此激勵包括自主創新在內的知識產權創新。而10對貿易與環境、貿易與勞工標準的日益關注，一方面是因為環境與勞工標準可以為低價競爭設置底線，另一方面則暗含著WTO對非價格競爭的青睞。這樣，從(1994年反傾銷協議》與《保障措施協議》對低價競爭的限制，到《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再到對貿易與環境、勞工標準問題的關注，wrO已經從多邊規則體系的不同角度和更廣闊范圍上展現了低價競爭向非價格競爭轉變的基本導向。由于低價競爭所具有的攻擊性，使得企業形成了“商場如戰場”的營銷觀念，進而產生“讓利不讓市場”的競爭理念。從“讓利不讓市場一視商場如戰場一低價競爭”所形成的行為鏈中，三者相互影響強化成為了一個緊密的結合體，致使企業陷入惡性價格競爭的循環當中，從而扼殺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物質基礎和激勵機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10賦予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以捍衛自由貿易成果的使命所在。與之相對應，由于非價格競爭所具有的隱蔽性，更容易營造合作共贏的營銷環境；而輔以合作共贏的競爭觀念指導實施非價格競爭策略，企業則能夠比較順利地實現預期目標最終在營銷管理中獲得合理利潤，進而為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奠定物質基礎并強化激勵機制的功能從“非價格競爭—合作共贏一實現合理利潤”所形成的行為鏈中，三者也相互影響強化成為一個緊密的結合體，推動企業走上良性循環的發展道路：制定和實施知識產權戰略。這也正是WTO期待貿易自由化走非價格競爭之路的原因所在，并通過不可申訴補貼和對知識產權、環境與勞工標準的關注來強化和引導這種趨勢。
三、我國知識產權戰略制定與實施中的政府和企業責任
在當今時代，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自主創新已經成為影響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國政府都在努力構建能夠調動經濟、科技、教育等系統以支持企業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的科技新體制對此，WTO在《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中，將政府對企業從事特定科研活動的資助規定為不可申訴補貼，從而明確了政府與企業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從事特定科研活動所應承擔的責任。
1．對基礎研究資助是政府的責任?；A研究通常是指與工業或者商業目的無關的一般科學和技術知識的擴張。盡管一般認為，基礎研究本身并不會形成具有市場應用價值的知識產權，但它卻是形成具有原始創新屬性的自主知識產權的基礎性研究活動。政府對此類研究的資助不受協議約束，不論其研究的主體是特定企業還是高等學校、研究機構。
2．對商業性前期研究的資助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分擔。商業性前期研究活動，通常是直接產生具有原始創新屬性的自主知識產權成果的活動，包括兩種情況：①工業研究；②競爭前開發活動。當政府對商業性前期研究的資助對象有特定企業時，要求資助金額不得超過工業研究合法費用的75％，或不得超過競爭前開發活動合法費用的5O％，或者不超過該兩項之和的62．5％，余下的部分則由企業承擔。當政府資助的對象僅為高等教育或研究機構而不包括特定企業時，此類資助不受協議約束。
3．企業是商業性后期研究的主體。商業性后期研究是指將商業性后期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轉化為能夠直接實現某種商業目的的單件或批量產品生產的應用研究，或者說是在具有原始創新屬性知識產權的基礎上形成一個以市場化為目標的知識產權群的活動。政府對特定企業的任何以滿足某種商業目的的項目資助，均將受到協議的約束。當這種研究資助涉及出口產品或進口替代產品時，即屬于禁止的補貼；當為其它的情形時，則屬于可申訴的補貼。
當政府資助的對象僅為高等教育或研究機構時，此類資助同樣不受協議約束。但當這些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將研究成果無償地應用于工業生產時，其效果毫無疑問是相當于政府的間接補貼，此時的該行為應受到協議的約束。WTO規則的本質是要逐步拆除政府設置的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壁壘，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然而，《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在遵循這個思路的過程中，卻情有獨鐘地給與了政府對特定科研活動支持的例外。它明確指出，對特定科研活動的金融支持不屬于協議約束的范疇；作為知識產權技術基礎的基礎研究，因其無法預知市場應用前景并從中得到回報，則是應該完全由政府給予財政支持的領域。商業性前期研究是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主要活動，其目的就在于探索那些基礎研究是否具有市場應用的前景和可能，則政府對其所需要的研究費用仍應給大部分的支持，而不應讓企業獨自承擔全部研究風險。至于商業性后期研究，由于其市場前景已經明朗，研究風險已經讓位市場風險。所以，政府應從該研究領域退出，不得給企業以財政支持。也就是說，在我國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與實施中，必須明確政府、企業在研究與發展經費支持的責任：只有在商業性后期研究領域，才是企業自主創新和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擂臺，企業自主投人為主，政府金融支持為輔；對基礎研究與商業性前期研究的財政支持，是政府在實施知識產權戰略中的主要責任，并引導企業積極參與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為主體的基礎研究與商業競爭前期研究活動。
四、基于WTO規則的我國知識產權戰略的若干思考
1．我國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與實施，首先需要進行科技體制創新。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是增強企業的自主創新主體地位，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在這個過程中，卻出現了政府對自主創新的財政支持力度的減弱，從而加大了企業自主創新的研究風險與成本責任。這也是1999年以來我國研究與開發經費投入率及國際排名持續下降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國知識產權戰略中的科技體制創新，就是要在現有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明確企業對商業性后期研究經費投入責任的基礎上。以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為指導，明確政府在知識產權戰略中不可替代作用：要遵循科學研究的客觀規律，切實改變科技管理中的急功近利傾向，這是知識產權創新所必須的環境要求；要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這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獲得自主知識產權的基礎；要加大對商業性前期研究的支持力度，這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產生具有自主知識產權成果的關鍵所在；要制定政策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基礎研究和商業性前期研究，以便及早地為之尋找適宜的市場應用機會，從而啟動企業為商業性后期研究經費的投入和知識產權成果市場化的激勵機制。
關鍵詞：財務管理理論；歷史沿革；創新趨勢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0-0107-02
一、概念界定與文獻掌握情況
財務管理理論系統從內容上可以劃分為財務管理基礎理論體系、財務管理應用理論體系。本研究所綜述的財務管理基礎理論主要指財務管理研究的基礎性問題，主要包括財務管理基本范疇、財務管理方法、價值觀念、市場效率和治理結構等。財務管理基礎理論的研究對財務管理的發展起著很重要的作用[1]。隨著現代財務管理的不斷發展，財務管理的基礎理論也在不斷的演化，已經形成了較多有意義的研究成果和較為規范的理論體系。對其歷史沿革和未來發展趨勢展開文獻綜述，可使研究者對財務管理基本理論的發展形成明確的認識，具有一定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通過對中國知網CNKI等文獻數據庫進行檢索，近三十年來的財務管理基礎理論密切相關的研究論文約為700余篇，此外還有一些重要的學術研究專著。為系統梳理中國財務管理理論研究的現狀和最近研究進展，本論文重點對2007—2012年近六年的研究成果進行研究，出于對其代表性和可行性的考慮，將視線集中在相關學科的核心刊物和CSSCI來源期刊上。
二、中國財務管理基礎理論研究的歷史沿革與文獻述評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財務管理理論研究，經歷了從緩慢積累到繁榮發展的過程。從哲學的觀點看，理論來源于實踐，是對實踐的概括和抽象，對實踐具有指導和預測的作用，財務管理理論也具有這樣的哲學邏輯。本研究將中國財務管理基礎理論的歷史沿革劃分為三個時期，并對其代表性文獻進行綜述。
樣本文獻統計與文獻綜述表明，財務管理理論研究在1992年之前相對比較薄弱。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確定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國內漸漸引入西方的財務管理理論，并在自身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財務管理體系。這一現狀引發了中國研究者的研究熱情，如毛付根教授（1995）在《財務管理理論的歷史發展》中分析了財務管理思想的起源以20世紀50年代中期為分水嶺，分析了傳統財務管理理論和現代財務管理理論發展與變革的基本脈胳[2]。1995年之后，相關的理論研究逐步出現并呈現積極發展趨勢。
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企業理財環境出現了重大變遷，中國財務管理的地位、作用、目標和使命都出現了重大變化，直接促成了財務管理研究領域的蓬勃發展。企業財務管理體系逐步健全，財務管理研究得到了更深入的探索和發展。這一時期中國的研究主要以財務管理基本理論的構建或構想為主，如王化成、陳興述，湯谷良等學者在這一時期深入探索財務管理的理論框架、理論體系的構建等[2]。這一時期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經典的理論觀點，如王化成教授（2001）總結了20世紀財務管理的五次發展浪潮[3]；陳興述（2001）從財務管理理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兩方面論述了財務管理理論研究的發展與創新[4]。
在知識主導的21世紀，傳統財務管理已經表現出與當今理財環境的不適應，中國迎來一個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并重的理財階段，迫切需要構建或完善與之相適應的財務管理理論體系。郭澤光等（2002）基于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環境，提出財務管理理論必須進行全面創新，包括建立企業財務理念體系、確立新的財務管理目標和拓展財務理論研究內容等三方面[5]。隨著西方財務管理理論大量引入，如資本結構理論、投資組合理論、企業并購理論、企業股利分配政策等，及其管理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研究方法的運用，使財務管理基本理論研究的內容和形式更加豐富。
切合中國企業所處的新興經濟環境，張兆國基于知識經濟的背景，提出財務管理創新應集中在觀念的更新、目標的重組、內容的調整與拓展三大方面[6]。魏明海提出從公司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道德風險、交易成本和所有權成本、人力資本等理論方面研究公司財務理論的新視角[7]。朱明秀基于人力資本產權化的影響和資本范圍的重新界定，提出財務管理的內容、理念、方法和主體將發生變化，同時支撐財務管理學科的理論基礎也將調整[8]。李心合基于對西方財務管理理論貧困化的分析，提出財務管理理論在內容結構、研究視角和研究領域三大方面的出路[9]。近年來，一批年輕學者和企業界人士積極展開對不同組織的財務管理的分類研究，如企業集團、證券公司、非營利性機構的財務管理理論等。
三、中國財務管理理論的創新趨勢
關于中國財務管理理論創新或發展趨勢的研究，中國學者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前期成果，觀點各具特色[10]。本文結合研究現狀與未來研究趨勢，提出如下可待創新之處：
（一）研究方法的創新
中國傳統經濟理論所運用的基本是宏觀的和定性的分析方法，微觀的和定量的研究相對較少。就財務管理理論研究方法而言，需要在進行規范研究的同時，下更大的力氣開展實證研究，以增強研究的可靠性。隨著運籌學、數學等為財務管理提供基礎工具支持的學科的發展，從而為企業理財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量化財務模型提供了支持，如定量預測、滾動預算、風險決策及不確定性決策等。特別是當跨國資本經營目標確定后，財務管理就要運用價值管理的方法，將經營目標進行分解、量化，作出實現經營目標的規劃，為企業進行跨國投資與融資，優化跨國資本存量和流量，防范與控制外匯風險提供有用的財務會計信息。此外，旨在防范風險、提高效率的財務控制方法和包含人力資本、知識資本的指標在內的財務分析方法等也應引起足夠的重視，以滿足新的環境對于財務管理的要求。
（二）研究視角的創新
1.綠色財務管理理論問題研究。黨的十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的美麗中國，企業財務管理活動中，在保證企業盈利的同時，考慮生態環境的保護問題應成為財務管理的出發點。即在企業經營過程中，包括資金籌集、資金運用、資金耗費、資金回收、資金分配等各項活動安排都應充分考慮導入環境因素。通過對現有研究文獻的梳理可以看出，國外綠色財務管理理論和實務都已較為成熟，國內學者進行研究對此也有所介紹和借鑒，主要涉及綠色財務在中國應用的意義、概念、目標、內容和體系設計等基礎理論。綠色財務管理的理論研究應成為未來研究創新的重點。
2.人力資本視角下的財務管理理論問題。人力資本產權化是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征，以人為本既是中國企業科學發展的重要內涵，也應成為現代企業的理財理念。人力資源作為知識資本和智力資本的載體，擁有對其所具有的知識資源和智力資源的占有、使用、分配、控制和索取等權利。人力資本無疑是現代企業最重要的資本。傳統財務管理理論集中于實物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研究，是以“物”為本的財務理論，隨著知識經濟的深化和人力資本的產權化，未來應該重視人力資本財務理論問題的研究，人力資本應作為企業資本參與到籌資管理、投資管理和分配管理中。
3.關于供應鏈企業的財務管理理論研究。供應鏈及供應鏈管理是現代企業面臨的前沿課題，供應鏈就是圍繞核心企業，通過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控制，將供應企業、制造企業、分銷企業、零售企業以及最終用戶連成一體的多企業網絡結構，其強調合作而非競爭，追求供應鏈整體利益的最大化。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供應鏈將成為企業未來競爭的主要形態，而傳統財務管理理論則主要集中于單個企業財務理論的研究，因此應該重視供應鏈企業財務理論問題的研究，從供應鏈整體的角度研究相關財務理論[11]。
參考文獻：
[1] 王化成.財務管理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
[2] 湯谷良.當前財務管理中幾個熱點問題的悖論[J].財務與會計，2003，（8）.
[3] 王化成，等.關于開展中國財務管理理論研究的若干建議[J].會計研究，2006，（8）.
[4] 陳興述.財務管理理論研究的發展與創新[J].財會月刊，2001，（18）.
[5] 郭澤光，李穎.新世紀財務管理理論的發展趨勢[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2，（3）.
[6] 張兆國，桂子斌，張新朝.知識經濟時代的財務管理創新[J].會計研究，1999，（3）.
[7] 魏明海.公司財務理論研究的新視角[J].會計研究，2003，（2）.
[8] 朱明秀.基于人力資本產權影響的財務管理理論體系[J].當代財經，2004，（7）.
[9] 李心合.財務管理學的困境與出路[J].會計研究，2006，（7）.
[關鍵詞]生產服務型企業；差異化服務能力；競爭優勢；鋼鐵行業
[中圖分類號] F407.3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673-0461（2011）03-0023-07
一、引言
隨著企業競爭的日益加劇和客戶需求的多樣化，傳統的B2B分銷企業越來越從以產品為基礎 的經營轉向以產品和服務整合為基礎的綜合經營，這種轉變不僅是企業本身從原來的分銷商轉變成了綜合服務集成商，亦即生產型服務企業的形成，更帶來了整個經營理念的變革，推動了企業運作模式的巨大轉變，實施了基于客戶互動的服務供應鏈管理，使公司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取得了主動權（宋華，陳金亮， 2009）[1]。產業客戶需求的多樣化和個性化表明市場對企業提供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在保質、保量提品的基礎上，服務成為了生產服務型企業利潤和競爭力的重要來源（Werner Reinartz， Wolfgang Ulaga 2008）[2]。為了響應市場對企業服務提供的需要，同時提升企業供應鏈競爭力，服務供應鏈管理成為了B2B領域一種重要的發展趨勢。服務供應鏈是以服務為主導的集成供應鏈，當下游產業客戶向生產服務型企業提出服務請求后，生產服務型企業立刻響應客戶請求，向客戶提供系統集成化服務，并且在需要的時候分解客戶的服務請求，向其他服務提供者外包部分服務性活動。這樣從客戶的服務請求出發，通過處于不同階段的服務提供商對客戶的請求逐級分解，由不同的服務提供商彼此合作，構成一種供應關系，同時生產服務型企業承擔各種服務要素、環節的整合和全程管理，這稱之為服務供應鏈（Song， Yu 2009）[3] 。服務供應鏈的管理要素主要包括信息流管理、生產能力與技能管理、需求管理、客戶管理管理、供應商管理管理、服務傳遞管理以及現金流管理等（Ellram， 2004）[4]。服務供應鏈的出現意味著產業客戶逐漸把大量的業務外包給生產服務型企業，而客戶本身集中資源和精力于核心業務，通過服務型企業來彌補客戶在非核心資源上的不足。一旦生產服務型企業與下游企業建立起服務供應鏈關系，下游企業就會對服務型企業產生較高的依賴性，以及客戶忠誠和高盈利的回報（Edvardsson et al.2008）[5]。因此，服務供應鏈中，生產服務型企業與客戶之間的關系不再是簡單的買賣關系，而是一種協同價值創造的互動和協調行為（Cova 2008）[6]，作為服務提供和集成商的服務型企業就必須了解提供什么樣的服務，服務的價值是如何與客戶協同創造的，以及客戶又是如何感知和實現其價值的。
已有的研究盡管對生產服務型企業的運作規律進行了探索，但是在界定生產服務型企業與不同客戶之間的互動行為方面分析較少，特別是生產服務型企業如何根據不同的客戶類型和價值需求形成差別化的服務能力和戰略較少涉及。因此，本論文以鋼鐵行業為研究對象，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探索客戶與生產服務型企業的互動價值表現，以及差別化服務能力，從而探索集成服務供應鏈的內在機理。
二、理論文獻與研究假設
（一）服務供應鏈運作能力――文獻綜述
持續競爭優勢的形成對企業利潤增長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企業經營活動的重要動機，基于戰略管理以資源為基礎的理論，具有其他企業難以獲取的經營能力是市場導向的組織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手段（Barney 1991）[7]。而在產品競爭同質化條件下，服務已經成為獲得重大增值的稀缺戰略資源（Werner Reinartz， Wolfgang Ulaga 2008）。這種服務不再是原來基于產品傳遞活動所發生的無形、可消失性的作業行為，而是幫助客戶創造價值的一系列活動，這種活動不是單一的，是相互關聯，供需之間互動形成的能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客戶不是被動的視為一種被服務的對象，而是整個供應鏈體系中的一環，因此，服務已經成為價值實現的重要商業模式，提供這種服務模式的企業也不再是傳統的供應商或經貿企業，而是組織、創造和傳遞價值的生產服務型企業（Edvardsson， 2008; Yadav & Varadarajan， 2005[8]）。在服務供應鏈運作中，其核心的能力和要素不再是可運作的有形資源，而更加強調的是一種知識和技能（Vargo and Lusch 2004）[9]，也正是因為如此，這種要素很難為其他競爭對手在短時期之內輕易模仿，并且通過效能的提高最終實現效率。
基于以上認識，有些學者探索了服務作為供應鏈管理的一種戰略資源，其提供者即生產服務型企業所具備的競爭能力。有研究認為供應鏈服務能力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內在反應（inside-out），即與市場響應相關的內部運作能力，體現在企業在生產制造、物流運輸、組織資源等方面比競爭對手更具優勢，它是一種響應市場需求的能力；二是外在內化（outside-in），即適應外部環境的能力，體現在企業能夠比競爭對手更早、更準、更快的預測市場需求、創造市場需求提供適應的服務，并與客戶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三是橫跨匹配（spanning），即集成匹配外在內化與內在反應的能力，體現在企業在戰略制定、定價、新業務開拓、采購等方面能比競爭對手能更好的處理內在反應與外在內化之間的匹配集成能力（George， 1994）[10]?；贕eorge提出的有助于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三方面能力框架內容，Zhang等人在研究物流柔性能力的過程中，也提出客戶的滿意取決于自內而外的物流分銷柔性以及自外而內的需求管理柔性（Zhang et al，2005）[11]。此外，Pekkarinen 和Ulkuniemi 也提出服務供應商為了實現供需雙方的協同價值創造，需要具備多種服務能力，這包括資源供應、設計、整合、市場運作以及外包管理等能力（Pekkarinen ， Ulkuniemi 2008） [12]?；谝陨侠碚撗芯?，我們可以認為在服務供應鏈環境下，生產服務型企業的能力表現為資源/供應能力、需求管理能力和供需戰略匹配能力。資源/供應能力包括企業具有的資源、具有的行業知識以及能夠提供原料和處理訂單的能力等，需求管理能力包括企業愿意隨需求變化而改變服務、愿意改進工藝不斷更新和提供新產品或新服務，以及愿意參加下游企業服務的開發等，戰略匹配能力包括與下游企業的文化匹配、對下游企業的戰略重要性、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與下游企業共享重要和機密信息等，具體的結構關系如圖1所示。
（二）理論框架與研究假設
服務供應鏈環境下，由于下游企業無法擁有生產經營所需要的所有資源，企業面臨的資源稀缺性會促使企業與外部組織之間建立聯系，此外，下游企業為了把有限的資源和精力集中于核心業務，也會把部分非核心業務進行外包，從而充分利用外部組織的資源和力量，整合和利用外部資源（Robert， et al, 2006）[13]，服務型企業具有的資源和供應能力正是下游企業缺乏并需要獲取的，是決定下游企業對其產生依賴性的重要因素，也是生產服務型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之一。資源觀（Resource Based View）認為企業競爭優勢來源于有價值的、稀有的、不可完全復制的以及不可替代的資源（Barney， 1991），如果生產服務型企業能保持比競爭對手有更強的內在反應（inside-out）能力，甚或提供下游企業不可或缺的資源，那么下游企業對其依賴性的便會加強（Handfield， 2002）[14]，從而使得服務型企業具有更強的競爭優勢。服務型企業的資源和供應能力包括企業具有的資源、具有專門的行業知識以及能夠提供原料和處理訂單的能力等（Dickson， 1966[15]；Hahn， 1990[16]）?；诖?，我們提出如下理論框架（見圖2）和假設：
假設1：生產服務型企業的資源供應能力對競爭優勢的實現具有正的影響。
生產服務型企業與客戶之間建立關系的目的在于通過與客戶之間互動，提供相應的解決方案，從而實現價值（Bernard， 2008） [17]。因此，生產服務型企業不僅需要具備提供有形和無形的資源能力，而且還需要擁有洞悉新需求創造生產和服務的能力（Linberg & Nordin， 2008）[18]。這是因為生產服務型企業為了獲取持續的競爭優勢，不能僅僅通過簡單的評估環境中的機會和威脅，然后在機會高和威脅低的環境中來獲取優勢 （Barney. 1995）[19]，可持續的競爭優勢更在于企業能比競爭對手更好地預測市場需求、響應市場需求并與下游企業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這體現為生產服務型企業的需求管理及其動態能力（Dynamic Capability）方面，即生產服務型企業響應市場需求和滿足市場需求的能力。動態能力觀認為動態能力是“整合、構建和重置公司內外部能力，以適應快速的環境變化的能力”。其中，“動態”指的是與環境變化保持一致而更新企業的能力，“能力”強調的是整合和配置內部和外部資源的能力，以此來使企業適應環境變化的需要（Teece，1997）[20]。因此生產服務型企業整合、重組、分解資源的動態能力越強，價值創造力就越大。而這種動態性的能力主要包括企業隨需求變化而改變服務、主動改進工藝、不斷更新和提供新產品和新服務以及參與下游企業服務的開發等等活動（Ellram， 1990 [21]；Kannan， 2002[22]）。然而，從服務供應鏈的角度看，一種服務能力是否最終獲得競爭優勢，關鍵取決于客戶的認同程度，如果客戶不能產生相應的響應和認同，那么這種能力只是生產服務型企業所擁有的潛在能力，它并沒有產生現實的優勢和績效。我們認為中小型企業由于其資源和能力有限，難以憑借自身的力量及時調整工藝、產品以及相應的服務，更需要生產服務型企業提供較高的需求管理。相反，大型企業由于自身的資源豐富，自己組織生產經營和服務的能力較強，因而對生產服務型企業需求管理的要求會較低。基于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a）：對于中小企業，生產服務型企業的需求管理能力正向影響競爭優勢的實現。
假設2（b）：對于大型企業，生產服務型企業的需求管理能力對競爭優勢實現不顯著。
在服務供應鏈中，客戶不僅是服務的消費者，也是價值實現的協同參與者（Vargo and Lusch 2008）[23]。服務供應鏈價值的創造不僅僅取決于資源的應用，更在于資源和能力的整合，生產服務型企業是從客戶獲取價值，而客戶所實現的價值是由生產服務型企業所支撐（Storbacka， Lehtinen， 2001） [24]，因此，上下游企業之間的戰略匹配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從交易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觀點來看，如果企業間不能很好的協同匹配，交易成本就會很高，進而導致良好的供應鏈關系無法形成與保持，因此下游企業不僅希望能夠從服務集成商獲得核心資源，彌補自身資源的不足，還希望獲得核心資源的交易成本盡量低，包括尋找簽約的成本和監督控制的成本都要盡量低。一方面企業間的戰略匹配促使下游企業與上游生產服務型企業簽署長期合同，會避免尋找伙伴、談判等費用，進而可以降低交易費用（Coase，1937）[25] 。另一方面戰略匹配還會規避上下游企業間的機會主義行為，激勵企業遵守聯盟協議，加強合作，降低合作的監督控制成本，進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Williamson， 2002）[26]。一旦上下游企業之間形成了良好的戰略匹配，出于降低企業交易成本的考慮，下游企業就會更加依賴上游的生產服務型企業。下游企業與生產服務型企業的戰略匹配體現為戰略協同、管理和文化匹配方面的要素，包括生產服務型企業與下游企業共同確定戰略意義，愿意分享機密和重要信息以及與下游企業有好的文化匹配等等（Chin-chun, 2006）[27]。然而，我們認為戰略匹配并不是在所有條件下都適用，這其中企業的規模具有較大的調節作用，這是因為大型企業往往經營范圍較廣，涉及領域較多，在這種狀況下，生產服務型企業與客戶之間的戰略匹配程度越高，交易成本節約的程度也越顯著。相反，對于中小型企業而言，由于大多數企業經營范圍相對較窄，業務線相對較短，業務組合也較集中，因此，戰略匹配的要求相對較低，出于此，我們假設：
假設3（a）：對于大型企業，生產服務型企業與客戶之間的戰略匹配對競爭優勢的形成具有顯著性的正影響。
假設3（b）：對于中小型企業，生產服務型企業與客戶之間的戰略匹配對競爭優勢的想成不具有顯著性的正影響。
三、研究方法與測量
（一）研究方法
根據理論文獻研究和歸納研究的假設，我們以鋼鐵行業為研究對象，采用了問卷調查的方法進行檢驗，時間為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借助于行業協會的幫助，我們通過電子郵件、傳真等形式向中國鋼鐵生產和經營企業發放問卷60份，回收有效問卷45份，有效回收率為75%。研究中建立以生產服務企業提供的資源/供應能力、需求管理和戰略匹配為自變量，以下游企業對生產服務型企業的依賴（即生產服務型企業競爭力）為因變量，以下游企業年銷售額和所有制為控制變量的多元回歸模型，即：
式中Depe 為生產服務型企業競爭力，Reso為服務集成商提供的資源/供應能力， StrFit為服務集成商與下游企業的戰略匹配，DemMag 為服務集成商的需求管理，Sales為下游企業的年銷售額，Ownership為下游企業的所有制類型， ε為殘差項。
為了檢驗不同規模類型的企業是否對服務集成商的服務能力有差異性，我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上大中小企業劃分辦法（暫行）》規定， 按照資產規模的不同，分別對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進行回歸，其中大型企業17家，中小型企業28家，并進行似無相關估計。似無相關估計用來比較兩個方程之間系數的差異性，是組合了系數估計和聯合方差分析的一種綜合分析方法，本文通過似無相關估計比較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回歸模型中系數的差異。
（二）量表及效度、信度分析
研究涉及的題項均采用五級里克特量表進行測量，從“不同意”，“不太同意”，“中等程度”，“比較同意”到“同意”，要求被調查者按照自己對每題的認識程度進行填寫。對服務集成商具備的資源和能力的測量量表，來自于Dickson和Hahn在評價和選擇供應商時關注的有關資源方面的因素（Diskon, 1966; Hahn, 1990），對服務集成商的需求管理測量量表，來自于Ellram和Kannan在評價和選擇供應商時關注的有關需求管理方面的因素（Ellram, 1990；Kannan, 2002），對下游企業與服務集成商的戰略匹配的測量量表，來自于Chin-chun關于下游企業在評價和選擇上游供應商時關注的有關戰略協同、管理和文化匹配方面的要素（Chin-chun, 2006）。而生產服務型企業競爭力的測量題項，主要來自Kummar（1995）[28], Mentzer（2006）的研究。在上述文獻的基礎上，我們有根據訪談的結果，進行了一些必要的修正。基于涉及的量表和獲取的數據，進行信度檢驗，結果通過了Crobanch，s a檢驗（如表1所示）。
此外，選擇單項與總和平均相關系數分析來測量問卷的效度。對各因素平均以及各因素分別進行相關分析發現，量表中所有因素都與因素得分值均值顯著相關，因此各因素均可置于分析之中。對服務集成商具備的資源/供應能力、需求管理和戰略匹配量表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檢驗（KMO＝0.842）及巴特利特球體實驗的結果（Sig=0.000）表明，可以對服務集成商具備的資源/供應能力、需求管理和戰略匹配進行因子分析，經過正交旋轉后，得到3個因子，即資源/供應能力、需求管理和戰略匹配，所得結果見表2。通過對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進行檢驗，可以發現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狀況良好，可以用量表測量出研究所需要的構念，用該量表得到的數據可以用于下一步的統計檢驗。
四、統計結果與分析
根據調研數據來研究生產服務型企業提供的資源和供應能力、需求管理和與下游企業的戰略匹配對生產服務型企業競爭力的影響，把企業的年銷售額以及企業所有制性質作為控制變量進行回歸，所得結果見表3所示?？紤]不同規模的企業對生產服務企業依賴關系可能會不同，即不同規模企業對應的回歸方程的結構和參數可能會不同，因此分別對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進行回歸分析，并運用似無相關檢驗來分析二方程回歸系數之間的差異，所得結果見表3所示。
從回歸分析的結果來看，大企業回歸模型擬合的F值為217.58，擬合效果比較好，其中資源和供應能力顯著，戰略匹配也顯著，而需求管理不顯著。小企業回歸模型擬合的F值為103.55，擬合效果也比較好，資源和供應能力顯著，戰略匹配不顯著，需求管理顯著。似無相關估計統計量的值為14.73，顯著性水平為0.01，拒絕大企業回歸方程與小企業回歸方程系數沒有顯著差異的原假設，因此大企業和小企業對于服務集成商競爭力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差異。
具體看，對于生產服務型企業提供的資源和供應能力來說，不論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都是造成其依賴的顯著性因素，假設1得到了驗證。此外，從大企業和小企業資源/供應能力回歸系數來看，小企業的回歸系數為0.957，大企業的回歸系數為0.431，小企業明顯大于大企業的回歸系數，這表明與大企業相比較，小企業會更加依賴服務集成商的資源/供應能力。從基于資源的觀點來看，生產服務型企業能夠提供有價值的、稀有的、不可完全復制的以及不可替代的資源，便能使其具有競爭優勢，如果生產服務型企業能提供下游企業不可或缺的資源，那么下游企業對其依賴性便會加強。
對于生產服務企業的需求管理而言，大企業對該因素不顯著，小企業對該因素較為顯著，假設2（a）和（b）得到了驗證。從動態能力的理論視角來看，生產服務型企業響應市場需求和滿足市場需求的能力越強，下游企業對生產服務企業的依賴性越強。但是生產服務企業的需求管理能力對下游企業起作用是建立在響應市場需求的基礎之上的，大企業和小企業對服務型企業的需求管理的需求是不一樣的，以積極革新產品和技術為主要的特征的需求管理，并不一定是大小企業都需要的。小企業掌握的資源有限，應對風險的能力較低，希望生產服務型企業能夠具有好的需求管理水平，能積極快速的革新產品和技術響應市場需求，因此小企業需求管理因素顯著。大企業掌握的資源較豐富，應對風險的能力也比較強，大型企業自身具有很強的實力，可以獨立的完成很多生產、物流和采購供應工作，也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向多個領域進行擴展，而不會完全受制于上游的供應企業，因此大企業對生產服務型企業具有的需求管理水平要求相對不高，故而大型企業對需求管理的依賴性不顯著。
對于生產服務型企業的戰略匹配而言，大企業對該因素顯著，小企業對該因素不顯著，這表明假設3（a）和（b）得到了證明，而且小企業與大企業相比較而言，小企業的回歸系數呈現負值。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觀點來看，如果企業間不能很好的協同匹配，交易成本就會很高，進而導致良好的供應鏈關系無法形成與保持。然而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是不一致的，對于大型企業而言，由于其自身的競爭力較強，因此，希望生產服務型企業能在戰略上與之相適應，通過相互之間良好的溝通協調，實現各自的競爭力，降低交易成本。中小企業則不同，由于自身實力較弱，如果生產服務型企業了解并掌握了中小企業經營和發展戰略，一旦他們之間的戰略出現吻合，中小企業就會有被兼并和收購的風險，從而其生存和發展就會受到威脅，因此，可以看出，戰略匹配對中小企業與服務供應商之間的依存，不僅沒有顯著性，而且是呈現負向相關。
五、結論與展望
伴隨著服務業的飛速發展，服務供應鏈的概念出現，生產服務型企業競爭優勢問題不但是服務供應鏈管理實踐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熱點。本研究運用問卷調研的方式，研究了生產服務型企業競爭優勢的問題。使得研究不但從方法論上實現了定量研究而且探索了服務供應鏈中的關鍵競爭力要素，以及供需之間互動的狀態和規律。具體講，通過本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現代企業的競爭力已逐漸從單純的產品制造、供應轉向以服務為主導的供應鏈運作，這種經營模式與以往的供應鏈經營以及傳統服務模式不同，它更加強調供需之間通過相互溝通和互動來傳遞服務，這種經營模式使得企業的組織方式、結構和流程從原來的以交易為基礎轉向了以關系為基礎（Oliva and Kallenberg 2003）[29]，而且這種基于供應鏈管理的服務一方面使得生產服務型企業再造了整個價值鏈，創造了新的增值空間，另一方面使得客戶在接受這種延伸服務的同時，也提高了效率。
第二，由于服務是一種難以形式化的資源和能力，這就需要生產服務型企業能將這種隱性能力外在化，或者創造一種可以驗證的服務要素（Edvarsson, Gustafsson and Roos 2005）[30]。這種服務要素主要表現為自內而外的資源/供應能力、自外而內的需求管理能力，以及整合內外的戰略匹配能力。這三種能力是實現高水準服務供應鏈績效的關鍵變量，資源/供應能力是服務的最本質表現，無論在產品供應鏈還是服務供應鏈中都是至關重要的。而需求管理能力和戰略匹配能力則是反映服務供應鏈的特質，即服務要素的創造和傳遞是基于供需之間的互動而產生，服務的過程不是從生產服務型企業到需求方的單向過程，更是不斷從供應方到需求方，又從需求方到供應商之間循環往復的動態過程。
第三，從實證分析的結果中表明，大型企業對生產服務型企業提供的資源和供應能力、與下游企業的戰略匹配依賴性顯著，對需求管理不顯著，中小型企業對生產服務型企業提供的資源和供應能力、需求管理的依賴性顯著，對戰略匹配不顯著。說明生產服務型企業獲取競爭優勢需要考慮企業特征因素，針對不同特征的企業需要采取不同的因素組合，才能保證生產服務型企業獲取持續的競爭優勢。因此，從生產服務型企業的角度看，如何深入了解下游客戶企業的真實需求，提供相適應的產品或服務是生產服務型企業戰略競爭力實現的關鍵因素之一。
本文在研究中還存在局限性：（1）本文檢驗所使用的樣本數量偏小，如果有較大數量的樣本，應用多元回歸的方法進行驗證，結果會更有說服力。（2）從理論與實踐視角來看，企業之間之所以建立起服務供應鏈關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之間具有協同匹配的關系，因此戰略匹配可能是供應商所提供資源和供應能力的前提條件，即這些影響因素之間可能會存在某些關系，這些關系還需要進行深入研究。（3）本研究樣本的獲取集中在鋼鐵行業，服務集成商為鋼鐵生產服務供應商，如果能夠多獲取其他服務性行業的樣本，也許能得出更多有意義的結論。
[參考文獻]
[1] 宋華，陳金亮. 服務供應鏈戰略互動與協同價值對合法性的影響 [J]. 管理科學， 2009（4）:2-11.
[2] Werner R.， Wolfgang U. How to Sell Services More Profitably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8 （May）:. 90-113.
[3] Song Hua， Yu Kangkang. Research on Configu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Service Supply Chain: A Case Stud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9， 3（1）: 267-283.
[4] Lisa M. E.， Wendy L.T.， Corey B.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the Service Supply Chain [J]. 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004（40）: 4 17-432.
[5] Edvardsson， B.， Holmlund， M. & Strandvik， T. Initiation of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n service-dominant settings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8（37）: 339-350.
[6] Cova， B. & Salle， R. Marketing Solu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D logic: Co-creating Value with Customer Network actors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8（37）: 270-277.
[7] 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99-120.
[8] Yadav， M. S. & Varadarajan， P. R. Understanding pProduct Migration to the Electronic Marketplac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J]. Journal of Retailing， 2005， 81（2）: 125-40.
[9] Vargo， S. L. & Lusch， R. F. Evolving to a New Dominant Logic for Marketing [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4， 68（1）: 1?17.
[10] Day G. S. The Capabilities of Market-driven Organization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4， 58（4）:37.
[11] Zhang Q.， Vonderembse M. A.， and Lim J.S. Logistics Flexibility and Its Impact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2005， 16（1）; 71-95.
[12] Pekkarinen， S. & Ulkuniemi， P. Modularity in Developing Business Services by Platform Approach[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2008， 19（1）: 84-103.
[13] Robert， C. F.， Edelman， L. F.， Hatten， K. J.& James， W. L.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and Customer-supplier Relationships[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6， 15（3）: 497-529.
[14] Handfiel R. B.， Bechtel C. The Role of Trust and Relationship Structure in Iimproving Supply Chain Responsiveness[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2（31）:367-382.
[15] Dickson G.W. An Analysis of Vendor Selection Systems and Decisions [J]. Journal of Purchasing， 1966， 2（1）:5-17.
[16] Hahn C. K.， Watts C. A.， Kim K.Y. The Supplier Development Program: A Conceptual Model [J]. Journal of Purchasing and Materials Management， 1990， 26（2）:1-7.
[17] Bernard， C. & Robert， S. Marketing Solu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D Logic: Co-creating Value with Customer Network Actors，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J]. 2008（37）: 270-277.
[18] Lindberg， N. & Nordin， F. From Products to Services and Back Again: Toward a New Service Procurement Logic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8（37）: 292-300.
[19] Barney J. B. Looking Inside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1995， 9（4）:49-61.
[20] Teece D. J.， Pisano G.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7）:509-530.
[21] Ellram L. M. The Supplier Selection Decision in Strategic Partnerships [J]. Journal of Purchasing and Materials Management， 1990， 20（4）:8-14.
[22] Vijay R K.， Keah C. T. Supplier Selection and Assessment: Their Impact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002， 38（4）:11-21.
[23] Vargo， S. L. & Lusch， R. F. From Goods to Service（s）: Divergences and Convergences of Logics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8（37）:254-259.
[24] Storbacka， K. & Lehtinen， J. R.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eat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Win-win Relationship Strategies [M]. Singapore: McGraw-Hill， 2001.
[25] R. Coase. The Nature of Firm [J].Economics，1937（4）:386-400.
[26] Williamson O.E. The Theory of the Firm as Governance Structure: from Choice to Contract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16（3）:171-195.
[27] Chin-chun H.， Vijay R. K. Supplier Selection Construct: Instrument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2006，17（2）:213-239.
[28] Kumar N. S.， Lisa K， S.， Jan-Benedict E. M.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Interdependence on Dealer Attitude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5， 32（3）:348-356.
[29] Oliva R. and Kallenberg R. Manag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roducts to Servic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2003，14（2）:160?172.
[30] Edvardsson B.， Gustafsson A.， and Roos I. Service Portrays and Service Constructions-a Critical Review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Custome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2005， 16（1）:107-121.
Impact of Differentiated Service Capability on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ive Services Provider: Evidence from Steel Industry
Song Hua1， Zhang Yan1，2
（1.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2.Shandong University ofFinance，Jinan 250014，China）
摘要:網上經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以物流為主的傳統貿易,而現行稅收法律、法規嚴重滯后于電子商務的飛速發展,難以適應信息時代的要求,尤其使稅收的征管與稽查難度加大,造成稅收缺位、稅款流失而面臨著嚴重的挑戰。稅收法制建設應從稅務登記環節、稅收征收環節、強化征管對策上采取相應的措施。
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和經濟的全球化,電子商務已悄然崛起,并引起了流通領域市場交易方式的深刻變革。電子商務作為網絡經濟商務往來的主要交易模式,不受時空限制、地域限制、手續門檻限制,且正日益成為信息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它在促進社會經濟以幾何級數增長的同時,也以全新的理念和方式對傳統經濟管理模式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我國電子商務的征稅原則由于我國電子商務才剛剛啟蒙,因此,為加強對其稅收征管,筆者認為在按照鼓勵、扶持的政策思想指導下,可制訂以下相應的稅收原則。
1•稅收中性原則。它是指征稅不應該影響企業在電子商務交易方式之間的經濟選擇,不應該對高新技術的發展構成阻力。以我國目前的國情而論,更應如此。在我國信息產業還處于稚嫩時期,網址資源已相當緊張,加上我國企業傳統經營方式落后,機制僵化,信息不靈,因而急需上網經營。如果我國稅收政策阻礙電子商務的發展,不僅會妨礙企業的經營發展,而且使稅收也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2•公平稅負原則。首先,從長遠來看,應保持傳統貿易與電子商務的稅負一致。因為傳統貿易和電子商務只不過是貿易方式的變革,交易的本質還是相同的。其次,要避免國際間雙重征稅。微軟公司的羅杰•紐曼強調:“稅法若想生效,需要全球的和諧。如果一個國家單方面出擊,就會出現雙重征稅的情況?！蓖瑫r他不僅希望各國政府要彼此合作,而且還希望同納稅人合作,以求做到對電子商務的征稅公平合理。
3•適當優惠原則。即對目前我國的電子商務暫采用適當輕稅的稅收政策,以促進電子商務在我國的迅速發展,開辟新的稅收來源。其實世界各國對電子商務征稅暫時優惠的態度還是一致的,例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就公開表示贊同各州和地方的政府在2000年之前不得向通過Internet達成的商業交易征收新的稅收,并且為促進電子商務走向成熟,美國政府甚至還主張商品由網絡進行的交易,如電腦軟件及網上服務等一律免稅。
二、電子商務對稅收征管的影響
(一)電子商務對稅收征管帶來的積極影響電子商務的產生與發展有利于實現由“點的稽查”向“面的稽查”的轉換,同時電子商務的發展推動了稅收征管的方法和手段逐步走向現代化;電子商務的使用有效地降低了稅收的征管成本,并且促進了稅務部門的廉潔建設。
(二)電子商務的收入特征及引發的稅收問題電子商務指交易雙方通過INTERNET(國際互聯網)進行的商品或勞務的交易,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和隱匿性。任何人只要有一臺計算機、調制解調器和一根電話線,通過國際互聯網入口提供的服務便可進入國際互聯網參與電子商務。廣義上講,電子商務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互聯網主要為有形交易起到通訊或分配的媒介作用,即客戶可直接從網上購買產品或勞務。在這種情況下,電子商務擔任的角色實際上是無異于傳統的電話、電傳等通訊工具,發揮的作用比較有限,并不影響傳統的稅制原則的運用。第二種情況,互聯網是作為有形交易的一種替代形式而存在,即數字化信息交易、計算程序、書籍、音像或圖象等信息都能被數字化以電子傳遞形式轉讓。這種交易不需要交付任何有形物品,只需輕點鼠標就能完成,購買方式也可通過信用或電子貨幣形式很輕易地完成支付行為。正是這種無紙化交易行為對于現行稅制的基礎形成了強大的沖擊。電子商務的這兩種收入特征為傳統的稅收概念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1•稅收缺位,稅收大量流失。由于電子商務帶給用戶更加便捷的交易方式和更加便宜的交易成本,以致電子商務越來越被跨國公司所采用。據統計,目前,世界上最大的500家公司已有85%加入了國際互聯網,營業額達到40億美元之巨。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致使稅務管理部門來不及研究相應的征管對策,更沒有系統的法律法規來規范和約束企業的電子商務行為;出現了稅收管理真空和缺位,導致應征的稅款白白流失。從理論上分析,從互聯網上流失的電子商務的稅收主要有關稅、消費稅、增值稅、所得稅、印花稅等。據測算,美國的函購公司搬遷到互聯網上之后,政府每年大約損失各種稅收約30億美元。由于電子商務可以有效地規避稅收義務,大大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因此,一些企業紛紛通過上網規避稅收,牟取暴利,在逃避大量稅收的同時,打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一些國家和地區已意識到電子商務稅款流失的嚴重性,并在稅率上對網絡貿易和傳統貿易區別對待,采取畸輕畸重的作法。顯然,這種作法是對電子商務的歧視和遏制,同時又表明新的稅負不公隨之而生。
2•傳統課稅憑證的電子化、無紙化,加大了稅收征管和稽查的難度。傳統的稅收征管和稽查,是建立在有形的憑證、賬冊和各種報表的基礎上,通過對其有效性、真實性、邏輯性和合法性等的審核,達到管理和稽查的目的。而電子商務的各種報表和憑證,都是以電子憑證的形式出現和傳遞的,而且電子憑證可以輕易地修改、刪除而不留痕跡和線索,無原始憑證可言,使得傳統的稅收管理和稽查失去了直接的憑證和信息,變得十分被動。因此,加強電子商務的稅收管理,從長遠看要改進和完善現行的稅制以適應電子商務的發展趨勢,而當前更需要研究管理電子商務的有效監控手段,用電子化的稅務征管手段來管理電子化的商務活動。如通過開發和利用高科技技術來鑒定網上交易、審計追蹤電子商務活動的流程,簡化納稅登記、申報和納稅程序,從而達到有效征收稅款的目的。
3•對傳統稅收基礎的影響和挑戰第一,電子商務的出現使得商品、勞務和特許權難以區分。因為商品、勞務和特許權在電子網絡上傳遞時都是以數字化的資訊存在的,稅務當局很難在其傳遞中確定它是銷售所得、勞務所得還是特許權使用費。同時數字化信息易于傳遞、復制、修改和變更等特征又使得電子商務所得性質的劃分困難重重,從而導致稅務處理上的混亂和難于區分。此外,作為流轉稅主要稅種的增值稅也不能適應電子商務的發展而在實際操作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如對電子版本的書刊作商品還是勞務處理,在增值稅的處理上不大一樣;對其他軟件產品也存在類似劃分不清的問題,從而使增值稅遇到界定不清的麻煩。第二,難以確定客戶身份。按照現行稅制,判斷一種商業行為是否應課稅以及課稅的數量與客戶身份密切相關。比如我國目前實行的出口退稅和對進口商品征收關稅的政策,這些活動都必須查明客戶的身份。如果將現有的稅收原則不加修改的應用于電子商務稅收,本來有納稅義務的其他企業很可能冒充自己向國外供貨并以此騙取出口退稅,或是通過隱瞞商品的真實消費而逃避進口關稅。雖然科技在不斷發展,但是從技術角度講,無論是追蹤付款過程還是供貨過程,都難以查清供貨目的國或買方的身份,從而無法確認應征稅的貿易究竟是國內還是國際貿易,使傳統的稅制在應用過程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第三,容易陷入國家稅收管轄權的沖突中。國家稅收管轄權的問題是國際稅收的核心,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并行著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和居民(公民)稅收管轄權,即就本國居民(公民)的全球所得和他國居民(公民)來源于本國的收入課稅,由此引發的國際重復課稅通常以雙邊稅收協定的方式來免除。然而,INTERNET貿易中,這兩種稅收管轄權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首先,INTERNET貿易的發展必將弱化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外國企業利用國際互聯網在一國開展貿易活動時,常常只需裝有事先核準軟件的智能服務器便可買賣數字化產品,加之電子商務的出現使得各國對于所得來源地的判斷發生了爭議。其次,居民(公民)稅收管轄權也受到了嚴重的沖擊。目前各國判斷法人居民身份一般以管理中心或控制中心為準。然而,隨著電子商務的出現,稅務機關將難以根據屬人原則對企業征收所得稅,居民稅收管轄權也會形同虛設。第四,常設機構難以確定。根據大多數稅收協定,一國對企業的營業利潤課稅前提是,經營者必須在該國設有常設機構。1992年的《OECD范本》第五條將常設機構定義為“固定營業場所”,具體包括辦事處和分設機構。顯然,傳統的常設機構概念是包括人和物兩方面內容的,而電子商務的出現使得大量居民能夠利用設在來源國服務器上的網址進行交易活動,這樣就產生關于該服務器上是否可以作為一個常設機構的問題?！禣ECD范本》還規定,非居民利用非獨立人在一國從事經營活動,如果該人有權以企業的名義簽訂合同并經常行使這種權利,則可認定該居民在國內有常設機構。
這樣看來,似乎如果該居民的所有合同都是通過服務器(ISF)協商和簽定的,就可以認定ISP的非獨立人身份,從而確認該居民在國內設有常設機構。然而,在現行稅收體系下,大多數國際稅收協定都將非獨立人指為“人”,若將1SP視為人則與此概念產生了矛盾。第五,國際避稅問題加重。電子商務從根本上改變了企業進行商務活動的方式,原來由人進行的商業活動現在則更多地依賴于軟件和機器來完成,這樣就使商業流動性進一步加強,公司可以利用在免稅國或低稅國的站點輕易避稅。同時電子商務使大型跨國公司更輕易地在其內部進行轉讓定價,甚至任意一家上網交易的國內企業都可以在免稅國或低稅國設立一個站點并籍此與他國企業進行商務活動,而國內企業將作為一個倉庫和配送中的角色出現?？梢?國際避稅也是電子商務面臨的一個嚴峻的問題。
三、面對電子商務的挑戰,當前可采取的若干對策
(一)稅務登記環節。對ISP(因特網服務提供商)進行登記管理。因為目前上網的三種方式(撥號、虛擬主機、專線)都必須經過1SP的中介,通過對其進行登記,可以了解和掌握In-ternet用戶注冊域名、地域分布及其他有關情況。抓住電子商務交易的主體,以便實行稅源監控。對網站進行登記管理,特別是一些綜合網站,像中國的四大門戶網站,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其業務很大一部分是從事網絡服務。掌握其從事電子商務的詳細資料,有利于稅務機關監控電子商務的全過程。對用戶進行管理。現在網上交易主要集中在BtoB、BtoC之間,CtoC交易量還很少。但隨著網絡的發展,個人用戶將不只是網絡資源的消費者,也必然成為網絡資源的提供者并取得相應收入,對這些收入也應納入稅務管理之中。
(二)稅收征收環節。加強對”資金流”的管理(1)建立與銀行的固定聯系制度。利用互聯網技術,建立稅務、銀行之間的虛擬專用外聯網,而其他單位部門則不能登錄。利用該網絡共享信息,傳遞數據文件,委托銀行直接支付繳稅或采取通知銀行支付繳稅方式完成稅款的上繳。同時要求銀行內部加快網絡組建,在各銀行之間建設一個統一的電子商廈和電子支付網絡,解決好目前國內各種信用卡與稅務征收機關繳款網絡的兼容問題,以便納稅人可以在任一地點,任一時間將稅款劃入征收處,同時也能加強對企業開設銀行帳戶的監控,以免漏征。(2)要求商務網站提供其所有的開戶銀行及賬號。對商務網站來說,其開戶銀行和結算帳戶是相對穩定、公開的,其帳戶數額的變化可反映出其收入情況。但在以電子貨幣為支付手段的情況下,商務網站考慮到各方面安全問題,會對各種數據、信息進行加密,從而導致征收難度的加大,所以有必要更改有關法律,賦予稅務機關在電子商務模式下一定的特殊檢查權,使像漯河稅案這樣的例子不再重演。(3)加強稅務機關自身網絡建設和人才的培養,盡早實現與國際互聯網全面連接和在網上與銀行、海關、商業用戶的連接,結合物流的控管,真正實現網上監控與稽查。同時應加強與各國稅務當局的網上合作,積極推行電子報稅制度,實現數字認證和納稅資料備案制度。
(三)加強電子商務稅收征管的對策電子商務的發展,為稅收法制建設以及稅收征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針對電子商務所帶來的稅收問題,借鑒國際先進經驗,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可嘗試采取如下具體對策。
1•建立專門的電子商務稅務登記制度。即納稅人在辦理上網交易手續后必須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電子商務的稅務登記,首先由納稅人申請辦理電子商務的稅務登記,填報《申請電子商務登記報告書》,并提供網絡的有關材料,特別是計算機超級密碼的鑰匙備份;其次,稅務機關要對納稅人填報的有關事項嚴格審核,逐一登記,并要注意為納稅人做好保密工作,最好是建立一個密碼鑰匙管理系統。
2•制定一檔優惠稅率,實行單獨核算征收。網絡貿易能夠幫助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因此應采用優惠稅率征稅。但必須要求上網企業將通過網絡提供的服務、勞務及產品銷售等業務,單獨核算,如果沒有單獨核算的,一概不能享受稅收優惠。
3•依托計算機網絡技術,加大征收、稽查力度。暫時可以設想在企業的智能服務器上設置有追蹤統計功能的征稅軟件,在每筆交易進行時自動按交易類別和金額計稅、入庫。長遠來看還是需要開發一種電子稅收系統,從而完成無紙稅收。這不僅提高了對傳統貿易方式征稅的征管力度,而且也適應了電子商務發展的征稅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