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2-27 17:47:5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金融界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其一，中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金融資產？企業究竟需要什么樣的融資品種？而從根本上講，社會的金融資產結構最終是決定于居民的財富配置需要還是企業的融資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對于金融資產結構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們是否有必要重新審視其影響程度與著眼基點。
其二，變更金融結構的政策無疑是著眼于改善金融體系的效率。而對效率的理解，此前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決策層幾乎都是從單一金融資產的功能出發，去考慮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進而希望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雖然近年來風險的分布防范也開始被納入金融結構政策的關注視野，但是，究竟怎樣才算實現了金融體系的配置效率？社會總體的金融資產結構又怎樣才算稱得上協調、適應、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來，中國金融資產結構的突出變化無疑當首推股票市場的發展，目前股市卻集中暴露出不少問題。應該講，這些問題的形成原因，大都可歸咎于中國轉軌時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場自身制度構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規制定和實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為什么每一個問題的凸現和解決，無一不觸及到股票擴容和資金擴容的矛盾？這一矛盾困擾股市已多年，管理層在平衡發展和穩定的關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導致具體政策搖擺不定。然而對此矛盾，在大力發展股票市場的總的政策取向下，人們的習慣思維往往是把它視為中國特有的背景關系，卻不是直接看作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如果是一個問題，那么就有必要質疑，中國的股票資產歷經數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經超越了居民現階段的實際需求？而我們對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過重？對其發展進程設想得是不是也過份樂觀？
二、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與金融資產結構變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資產結構與金融體系效率的關系為研究對象，通常的思維范式是去探尋一個理想的金融體系應該包括哪些品種，以及各種品種之間應該保持什么樣的相對規模，才更能實現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細一掂量，這一思維范式實際上存在著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對于不同金融資產結構的各種金融體系，是否能夠直接、孤立地加以對比，區分出孰優孰劣、何種先進而何種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們可以從經濟發達國家中選擇出視為成功的金融體系作為構建的參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資產品種。需知，從技術角度講這是極為簡單易辦的事。再者，怎樣才算實現了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也是無法量化、難以評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難以說清、確知它同金融資產結構的因果關聯性。
其實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這只是理解金融體系效率內涵的一個方面。而更重要、擺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
金融體系及其所屬的金融資產結構作為社會經濟制度構架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是一個歷史范疇，歷經了漫長的漸進演變。翻開各國的金融史，在不同的歷史時序階段，金融結構的變化表現出大多是受到外來力量的沖擊或是權力人物的強制政策而振動反復，偶發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經濟運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擾亂的影響。但就大的事件框架來講，它總是呈現出與實質經濟的發展并行推進的。一個成功的金融結構體系只有適應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實質經濟狀況，以及各國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會促進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斷的振動和變化中完善和存留下來。
提出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或許在金融理論上可稱是一種新的見解，其實這是源出于諾思的思想。諾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個深邃且不同凡響的結論性見解，他指出，“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是適應效率而非配置效率”。這里，雖然諾思是針對經濟制度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而講，并沒有細到具體涉及金融體系以及金融資產結構，但其分析思維卻是獨辟蹊徑、頗富啟迪的。按傳統的各種分析經濟增長模式，都是主要透過經濟變量，從各種物質生產要素的變化去說明生產率的改變和經濟增長與否，其中又往往把技術創新置于決定性的位置。諾思卻是從制度變遷的視角來解釋經濟增長，認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術性因素，認為富有適應性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在分析金融資產結構與金融體系效率的關系中，領會、借鑒、引入諾思的“適應效率”的見解具有兩重理論含義：
其一，置于金融資產結構基礎上的金融體系對于實質經濟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動，也可能阻礙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而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存在著適應或不適應的金融資產結構體系。就這層含義講，金融適應效率的見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層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脈相承之處，也存在著區別。作為研究金融結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論的分析視角，是要說明決定金融結構的是國民財富、國民產值、資本形式、技術條件、儲蓄水平等實質經濟，對于不同的國家、各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金融結構及其變化的方式都存在著差異，從金融結構的狀況能夠判斷出一個國家金融的發展程度。這里，戈氏思想雖然很注重不同國家的金融結構差異，卻強調的是金融結構與實質經濟之間、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聯與一致。而我們從諾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適應效率則一是欲突出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二是欲突出金融結構可能是適應的，也可能是不適應的，不適應的金融結構將會對經濟造成破壞性作用。
其二，每一種金融資產——貨幣、債券、股票等，都具有獨自特有的融通資金、配置資源的功能，但卻無法按自然科學的思維從技術性的角度直接推導出它對社會經濟的作用。縱觀金融發展史，可以作為印證的案例比比皆是。銀行券的產生能夠克服黃金作為貨幣在數量上的短缺，卻屢屢出現人為的發行失控；十九世紀英國工業資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國，當時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則是歸之于一種特殊銀行——動產抵押貨款銀行的建立。人們談論股票的作用往往會將其與英國鐵路的早期興建聯系在一起，可當在采礦業中興起股票熱時，卻被杰弗里斯稱之為“最要不得的現代金融手段之一”，因為在當時的勘探技術條件下盲目采礦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當約翰·勞將這種現代金融手段帶到法國，作為財政部長的他雖嘗到了擴大港口的好處，卻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滅而身敗名裂。
從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出發分析，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主要適應于實質經濟的發展程度和發展需要。構成實質經濟的因素很多，生產力的推進、生產方式的變化、新的發明和技術變革、人口變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說作為基本前提的，是一國經濟增長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財富積蓄程度。這么講，似乎是易于理解的無異議見解，然而我們發現，一旦落實到具體的問題或者政府有關的政策上，卻不時表現出含混甚至錯誤的思維。
一個典型的問題是，金融資產的品種到底是由企業決定還是由居民決定？對此問題，政府的金融資產結構政策著眼的基點往往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考慮企業的需求。且人們在研究金融問題時通常的思維也是把“金融資產”與“金融工具”兩個概念完全等同起來，關注的是社會物質要素的轉移和配置，其傾向性同樣不言而喻。然而頗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頓在其影響力極大的《金融學》教科書中，卻在開篇定義中將管理個人資源列為研究金融的五條理由之首，并將家庭的金融決策置于企業的金融決策之前。其實，這一問題就表象看，雖然是企業以及中介機構在設計、推出不同的金融資產，企業從自身的經營也的確需要考慮權益資本和負債資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籌融資金。如果單從這一需求講，企業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資產形式簡單與均一，以此能降低費用和簡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現出熱衷于金融品種創新，更多的動機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資產選擇需要。應該講，反而是擁有財富的居民才更關注、更需要收益與風險各異的多樣化金融資產，這種多樣化能夠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據各自的效用曲線達到資產配置的目的。
中國在近二十多年的經濟轉軌時期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過程最能印證，也最能用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予以說明。20世紀80年代前的大財政、小銀行的資金分配格局，一個重要直接原因是人們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儲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證一定的社會儲蓄率和投資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儲蓄的基礎上，只有采取國家財政方式強制進行國民收入的分配，當然從根本上這又要歸咎于計劃經濟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銀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現出急速膨脹，是由于人們從改革中得到實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儲蓄存款成倍增長；此后銀行信用逐步擴展到獨木撐天的局面，而人們并不理睬發展金融市場的改革措施，沒有燃起對股票、債券的熱情，仍然唯一選擇銀行儲蓄。原因在于雖然當時多數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錢，其數量也只能夠應了這么一句話：“銀行存款是窮人的儲蓄”（莫迪利亞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場得以迅猛崛起，神速發展，這當然與股票這一資產的獨特誘惑性有關，但作為背景基礎的原因根本還在于此時中國已經出現了一批富人階層、產生了中產階級。
經濟理論的探討總是帶有現實的針對性。分析至此，本文轉入重點想突出的觀點，那就是，從金融資產結構適應與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國股票市場規模的發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經冒進；股票資產的數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現階段居民的財富程度。對于這種不適應，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沒有大崩潰，只是腳下地面的輕微顫動是一種預兆”（奧弗斯通）。
三、中國特征的股市欣快癥與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認為中國股市存在泡沫，此種觀點時有見諸于報刊，不過其含義是講股價高了。而要認為目前中國股票市場規模的發展已處于冒進狀態，不僅與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許也難以得到多數理論研究人士的認同。因為下面幾組數據太直觀不過了。
中國股市產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國外成熟股市已有一兩百年的歷史；
中國股市的總市值不過四萬多億，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夠流通，而發達國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國的銀行儲蓄存款超過7萬億，貸款額近12萬億，而企業每年通過股市籌集資金卻只有一兩千億。
然而認真一推敲，上述數據只能夠說明中國股市需要發展和發展的前景，卻難以否定發展冒進，不能作為說明現階段中國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資產的充分理由。
認為股市發展冒進，可以從兩個層面予以分析。
第一個層面是基于中國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對中國股市建設進行回顧和評價的時候，沒有人會低估這么一個成就：僅僅十余年的時間，幾乎走完了發達國家兩百年的路程。然而這同一事實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國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會工業化大生產初期的產物，而是跨越社會生產發展階段的泊來品。
從理論和歷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場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問世和發展起來的，而這個制度的基礎、股票市場存在的前提是作為企業組織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社會化大工業的發展是一個漫長而漸進的過程，它與企業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增長同步，同時與居民的收入財富增長和儲蓄投資方式的變化同步。正因為如此，西方國家的股市歷史上，雖然也屢屢發生大幅暴跌和長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現發行上市壓力和股市不堪重負的矛盾。
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的中國，社會化規模經營的大工業企業是通過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資、國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經過幾十年的時間，業已形成覆蓋各個領域的龐大國有體系，并在這種以國家獨資為資本組成形式的企業制度基礎上，形成了與之對應契合的社會分配機制、福利機制、儲蓄和投資運行機制。在這樣一個以公有制經濟為絕對主體的社會經濟關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轉型、變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現為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在建立股票市場的問題上不可避免的面臨著企業制度的變革同金融資產結構變化之間的沖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業的轉制從技術程序講只需要較短的時間即可完成，并且國有獨資企業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勢必存在著股票發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儲蓄投資方式基礎上的金融資產結構變化卻具有很大程度的漸進性質。因此，中國股票市場從其產生一開始就潛在性的面臨著股票供給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個層面是基于中國特色的股市欣快癥。
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股票市場在其產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現出投機過度的欣快癥。股市欣快癥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從事股票投機的強烈欲望，緊緊地吸引了從自耕農到擁有貴族頭銜第一王子的各個階層”（馬克思）；二是股價攀升企高，漲升無理性，市場存在嚴重泡沫；三是很快拋開貨幣，包括存款和信貸；四是持續期限很短，例如英國的運河熱潮3年，鐵路狂潮5年。
中國股票市場的初期階段也同樣未能避免投機過度的欣快癥，表現出自身的特色和極大的復雜性。
作為欣快癥共有的特征，中國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現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資熱情，也曾出現股價被推至離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資熱潮并沒有出現失控。這當然與政府強有力的行政調控有關，但更主要的是，在轉型時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資者的熱情起到了緩解企業轉制造成的發行上市壓力，同時也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帶來了各自的欣快。推進企業體制改革和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的期望、轉變單一銀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風險的金融改革要求、謀求資金的利益驅動，這些都令政府和企業傾注出與投資者不相上下的熱情。在供需雙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場呈現出快速的發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護投資者的熱情，控制企業上市的節奏，強調穩定；另一方面要適應政府和企業的需要，堅持大力發展。
中國股市欣快癥的結果，不是泡沫的破滅，而是發展的冒進。原因是在持續不斷的發行、上市壓力之下，泡沫難以產生，反而，在大力發展股票市場的政策導向下，歷經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撐股市發展的資金已經出現了透支。
判言中國股市發展的冒進，有幾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認識：
其一，股票是風險性極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階層的人都可以投資的金融資產品種。凱恩斯的《通論》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樂部，應該提高華爾街的門檻。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識告訴我們，售書的不應從事蛇麻投機，銀行家不應倒賣松脂，鐵路不應由侍女來籌建，運河不應由享俸的教士來興修”。中國股市的發展政策應該是不違背常識的負責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資渠道暢通的現今背景下，銀行儲蓄存款呈現出居高增長，這更多的只能說明在現階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風險的金融品種。
其二，股市發展冒進與股市存在泡沫，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問題，針對的政策和解決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如果是認為股市出現了泡沫，可供選擇的措施是加大發行上市力度，壓低股票價格。而判言股市發展冒進，采取的對策應該是減緩發行上市數量，讓股市有一段休生養息的時期。近兩年股市政策幾經反復，終于宣布停止國有股減持，嚴格了增發的條件，而很快我們可能聽見另一種質詢：有哪一個國家的股市，曾經出現過每月、每周持續不斷發行新股？
其三，廣開股市的資金來源，應冷靜分析資金的性質。在中國可動員的資金的確很充裕，然而適宜進入股市的卻不多。經營性資金吸引進來，只具有短炒投機性，不利于股市穩定；社保基金、保險資金看似數量龐大，卻并不屬于敢冒風險的資金，可動用的部分實際上有限；銀行資金從理論上講雖然沒有理由不允許一般投資者質押融通，但只要股市尚存在雙向擴容的尖銳矛盾，就很難避免開閘容易流回難的嚴重后果。目前最被看好的是基金，可如果說人們對股票資產已不再具有更大的需求，那么對以股票為投資品種的基金，無論是開放式、還是封閉式，也難以激發出濃厚興趣。說到底，股票市場的資金來源從根本上講還是應該與居民對股票資產的需求保持相適應。
關鍵詞：產融結合；投資動機；監管制度
目前國內金融市場上國有資本占據絕對壟斷地位的格局已經被打破，各種類型的產業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深度和廣度都呈現出向縱深發展的態勢，并且發展的步伐正在不斷加快。
一、產業資本金融投資行為的動機分析
產業資本頻頻涉足金融領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復雜的動機，需要我們認真、客觀、全面地加以分析和認識，并制定相應的監管對策。筆者認為，目前國內產業資本積極尋求產融結合的動機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通過參股或者控股金融機構，為自身提供更多的融資便利。雖然我們十分不愿意將這一條列為產業資本投身金融業的主要動機，但是不可否認，在內地市場上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結合尚處于表面的原始階段，緩解資金流壓力，爭取從金融機構獲得更多的信貸支持依然是目前不少產業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最主要因素。具有金融背景的企業更容易得到信貸支持，這在國內金融市場上毋庸置疑，而且對積極實現大規模擴張、投資多元化和資金流量大的集團企業來說顯得十分重要，其中也不乏成功的典型。如以飼料為主業的新希望集團，在圍繞主業開展的并購和進軍房地產業的過程中，也成功地利用其參與金融業的背景獲得了巨額融資，實現了多元化投資。但是，更多的產業資本投資金融業卻僅僅把目光放在了緩解“融資饑渴”上，以商業銀行大股東的地位輕易獲取銀行巨額貸款和授信；以上市公司股權抵押貸款，拿金融機構的資金來充實自己的現金流；以投資證券公司為名義拿錢給證券公司炒股……，類似于這樣的手法并不少見，圖的是眼前的利益，冒的是極大的風險。在不久前發生的“上海周正毅事件”里，多家金融機構深陷其中并且損失慘重。以周正毅農凱集團為核心的“農凱系”在國內金融市場上向來以熱衷于投資證券公司而聞名，曾成功控股了“大通證券”和“泰達富友證券”。同時，農凱集團以2.33％的持股比例位居興業銀行第六大股東，并利用這一優勢輕松從興業銀行獲得20億元的綜合貸款。目前，伴隨“周正毅事件”調查的逐步深入，貸款風險已經開始凸現。
（二）投資金融業良好的利潤回報是產業資本涉足金融市場最重要的因素。金融業在我國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壟斷保護行業，行業利潤一直高于社會平均利潤。雖然我國現在已經加入WTO，但完全有理由相信，至少在短期內金融業還不會失去即有的“壟斷利潤”。因此，對產業資本來說，目前只要擠進這個行業就能享受到超出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的回報，金融業作為一種長線投資，可以為企業帶來穩定的收益。并且，從其他國家或其他行業的市場開放進程來看，許多壟斷行業逐漸放開時，往往會產生類似爆米花爆炸的效應，市場放開會帶來市場的巨大膨脹和活躍，而且會帶來超額的利潤，誰進入得早、誰滲透得深，誰就可以在市場利潤的分配上占得先機。尤其是一些實行投資多元化戰略的企業，投資制造業可能面臨較大的風險，其他可選擇行業也不多，而金融業的壟斷利潤和市場空間自然就顯示出特別的吸引力。以民生銀行的大股東新希望集團為例，該集團早就從“資本與金融的結合”中得到了真金白銀。據統計，2000年，新希望從參股民生銀行得到的收益就達到3020萬元，占同期公司利潤的54.7％。
（三）中國金融業廣闊的發展前景是吸引產業資本的另一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的改革與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據統計，截至2003年6月末，我國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達20.7萬億元，本外幣貸款余額達15.9萬億元，保險市場保費收入達2154億元，保險市場資產總額7782億元，上市公司1250家，市值總額41629.53億元。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在市場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金融業不論是市場規模和結構，還是運行質量和效率都遠遠落后。加入WTO，中國金融業面臨著真正意義的對外開放和國際接軌，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將席卷而來。從世界上許多已經實行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的實踐來看，伴隨著政府對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國際金融資本的大規模進入，金融自由化將對本國金融業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金融資產快速擴展，市場主體迅速增加，金融工具日益多樣化，金融創新步伐加快，而金融業國有資本占據絕對壟斷地位的市場結構也會出現重大調整和變化。著名經濟學家吳曉求將上述影響稱為“金融大爆炸”，并預言中國金融結構正在進入大爆炸階段的前期，不用很長時期，金融大爆炸將在中國出現。無疑，中國金融業擁有十分廣闊的發展前景，外資金融機構的蜂擁而入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也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許多產業資本才積極介入金融領域，從而為今后在激烈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打下基礎。
（四）投資金融業也是產業資本實現長期戰略經營目標的重要途徑之一。從發達國家經濟金融發展的歷程來看，產業資本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產生參與金融資本融合的內在需要。產業資本通過向金融業的滲透，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可以降低融資成本，強化集團企業內部資金的集約化管理，如目前國內不少大型企業集團都成立了財務公司，就是為了將企業內部龐大的資金流進行合理調度，并通過專業理財進行適度投資，從而發揮資金最大的使用效益。其次，產融結合可以為企業發展尋求更深層次、更大范圍的跨行業協同效應。以發達國家的汽車金融服務公司為例，許多大型汽車制造商都擁有自己的汽車金融服務公司，而完善的汽車融資服務不僅直接帶動了汽車生產和銷售主業，而且大大增加了公司盈利。2000年，美國通用汽車信貸公司為全球800萬客戶提供了汽車信貸支持，其當年凈利潤占通用公司總利潤的36％。而福特公司2000年汽車信貸業務的稅前盈余則高達30億美元，已經接近其汽車制造主業的水平。還有，產融結合也是企業走出國門，實現全球化運作的一條重要途徑。當今世界，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其中，實體經濟全球化是催發金融全球化的基礎和動力，而金融全球化又進一步推動了實體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無論是跨國公司的資金結算，還是跨國資本的兼并重組，都離不開國際金融市場這個舞臺。用海爾集團總裁張瑞敏的話來說：“產融結合不一定能保證跨國集團的成功，但跨國公司則一定要成功地進行產融結合”。
二、產融結合對中國金融業的積極意義
從世界上不少知名大公司的發展歷程看，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滲透是一種必然趨勢，目前世界500強中有80％以上都是成功地進行產融結合的運作。以通用電氣公司（GE）為例，通用電氣以電氣照明行業起家，歷史悠久，是道瓊斯工業指數1896年設立以來惟一仍在工業指數榜上的公司。但是，目前的通用電氣早已不再是一家純粹的工業公司，2000年，通用電氣銷售收入1299億美元，凈收益127億美元，這其中，GE金融服務集團的銷售收入為662億美元，凈收益為52億美元，分別占到總額的5l％和41％。GE金融服務集團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內容包括信用卡業務、保險業務、商業貸款、租賃等諸多金融領域。在發達國家，產融結合作為一種現代企業的發展模式已經比較成熟，它不僅有效解決了企業自身發展所遇到的一系列瓶頸，有力地推動了跨國公司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而且在推動金融創新，完善社會金融服務體系等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就我國目前而言，金融業整體資本實力和抗風險能力還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經營規模偏小，金融體制不健全，市場結構不完善，金融資產質量較差，金融產品營銷方式落后，這些問題極大削弱了國內金融企業的綜合競爭力。我國已經加入WTO，金融業面臨的沖擊和挑戰首當其沖，據業內專家預計，入世5-10年后，外資銀行在國內金融市場上的外幣存款份額將占到15％，人民幣存款將占10％，外幣貸款份額將在20％-30％，人民幣貸款將達到15％。另外，在外資銀行最具有競爭力的中間業務市場上，其市場份額將呈現快速上升的勢頭，其中包括貿易融資、信用卡交易和現金管理。與此相同，證券、保險業放開后也同樣面臨激烈競爭。面對挑戰，中國金融業急需壯大規模，提升實力。金融企業通過上市到資本市場融資無疑是一條捷徑，但是對大多數中小金融機構來說，上市至少在短期內還不太現實，而引進包括產業資本在內的社會資本則可以說是目前最為可行的一條有效途徑。
通過引進產業資本，國內金融企業一方面可以增資擴股，充實資本金，增強抗風險能力和競爭力，并且，通過增資擴股實現股權多元化，可以以此為契機改善目前國內大多數金融企業不合理的產權結構和法人治理結構，推動其加快建設現代企業制度的步伐。另一方面，通過產業資本的積極介入，目前金融市場上還存在的不少空白領域能夠得到迅速填補，比如專為消費者提供汽車融資服務的汽車金融服務公司、專為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民營銀行以及遠遠跟不上市場發展步伐的人壽保險公司等等，這不僅有助于我國金融市場結構的完善，而且可以促進市場競爭，提高服務水平，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對金融服務的需求。
三、加強產業資本金融投資行為監管的幾點建議
在我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結合雖然還僅僅處于起步的階段，但是，金融業是一個高風險行業，產業資本大量進入金融業已經給金融監管當局提出了新的課題。就目前情況來看，我國在產融結合方面的監管法規和政策還很不完善，加之產業資本的金融投資行為動機十分復雜、方式也多種多樣，因此在現有的條件下要實現有效監管困難很大。筆者認為，當前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迫切需要監管當局引起重視。
（一）強化對金融企業的股權監管。在傳統金融市場條件下，國有股在金融企業的股權結構中占據了絕對優勢，因此股權監管意義不大，這也導致監管當局一直忽視了對金融企業的股權監管。事實上，這方面我們有過深刻的教訓。以建國以來國內最大的一宗非法吸儲案為例，由于完全受控于大股東，廣州市商業銀行穗豐、匯商兩家支行淪為大股東予取予求的“提款機”，四年內賬外經營非法高息吸收了超過150億元的資金，使廣州市商業銀行出現了全行性的支付風險。在金融改革不斷深入的今天，隨著越來越多的地方性金融機構開始實行增資擴股和國有股權退出，一些產業資本迅速填補空缺躋身大股東行列，其中不少企業把目光盯在了金融機構的控股權上。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向金融機構投資入股的暫行規定》（1999年6月20日）第十五條：“單個股東投資金額超過金融機構資本金10％以上的，必須報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雖然對不少銀行來說，僅有10％是肯定控不了股的，但是規定中并沒有對關聯企業、關聯股東的參股做出更明確限定，因此，這并不妨礙有關聯關系的企業同時參股一家金融企業，通過擁有較多的表決權從而實現事實上的控股，這對一些股本規模較小、股權又相對集中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而言無疑是十分危險的。因此，監管部門必須加強對金融企業的股權監管，一方面要嚴格把好審核關，在積極引進優質資本的同時，杜絕不符合條件的企業參股金融機構。另一方面，監管部門要督促金融機構完善內部控制，適當分散股權，努力實現股權平衡。
（二）強化對商業銀行關系人貸款的監管。所謂關系人，是指商業銀行的董事、監事、管理人員、信貸業務人員及其近親屬，以及上屬人員投資或者擔任高級管理職務的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現有的監管法規中雖然明確規定商業銀行應嚴格控制關系人貸款，但卻沒有實質性的控制要求和相應的監管措施，并且，許多商業銀行自身內部也對關系人貸款缺乏相應的管理制度。因此有不少企業通過參股商業銀行，掌握投票權，很容易就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信貸支持，而目前一些地方性城市商業銀行發放給股東企業的貸款也遠遠超過了人民銀行規定的單戶貸款管理的比例，并已經陷入股東貸款過度集中所帶來的困境之中。因此，監管部門必須盡快制訂相應的監管措施，具體做法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一是在對金融機構增資擴股進行審批時，制訂一些限制股東向所投資金融企業進行融資的政策規定，如若干年內不得向參股銀行貸款，或提高貸款條件等等，從而將一些“劣質投資人”擋在門外；二是監管當局要切實加強對商業銀行關系人貸款的監管和檢查，對單戶超比例的關系人貸款要堅決督促其壓縮貸款規模，降低單戶貸款比例，否則要給予必要的處罰。三是要督促商業銀行嚴格控制對關系人的授信管理，嚴禁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同時進一步建立和完善信貸管理的問責制和貸后評價制度，不給違規發放關系人貸款有可乘之機。
（三）積極推行金融機構信息披露。隨著金融全球化和混業化發展步伐的加快，以及越來越多的產業資本向金融機構參股，使得金融機構本身的法律結構和管理結構也日趨復雜化。在這種情況下，僅僅依靠監管當局單方面的力量，顯然難以對金融機構施以全面、及時、有效的監管，必須積極借助外部中介機構力量來完善和補充金融監管。當前尤其要重視推行金融機構信息披露制度，實現監管當局、金融機構和社會公眾三者之間的信息對稱。有效的信息披露能夠將金融機構置于市場的監督之下，使市場參與者能夠在充分了解銀行經營狀況的基礎上做出理性的判斷，從而避免交易前的逆向選擇和交易后的道德風險。通過信息披露，金融機構的股權變動、關聯交易（貸款）等重要信息可以及時、充分、準確地被市場和監管當局所掌握，從而對金融機構經營管理行為進行有效約束。但在目前國內，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非上市金融企業目前還沒有信息公開披露的義務。對此，監管當局應積極按照循序漸進、穩步實施的思路進行探索，推動有條件的金融機構盡快實施信息披露；同時，加大對社會公眾金融知識和風險意識的宣傳教育力度，幫助社會公眾正確、理性地看待金融機構披露的信息。
（四）強化對大股東企業的風險監測。一般而言，在現有的制度設計下，能夠參股金融機構的企業都是一些自身實力雄厚，經營業績良好的優質企業。但是，以產業資本自身的資金實力來看，對資金鏈的管理也同樣面臨很大的市場風險。以民生銀行的大股東——東方集團為例，2001年7月26日該公司公告，以公司所持有民生銀行1.69億法人股為質押物，為公司控股的錦州港向中信實業銀行申請4億元貸款提供質押擔保，一則公告涉及了三家上市公司，兩家商業銀行和多個監管主體。這一方面顯示大企業集團可以有效調集內部資源向某方面傾斜，快速抓住市場機會，另一方面也說明一旦資金鏈或某些運營環節出問題，將動搖整個集團的實力，甚至有可能給商業銀行的穩健經營帶來風險。因此，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等金融監管的各方當局應加強信息交流和工作協調，有針對性地對目前國內金融市場上涉足較深、影響較大的產業資本實行風險監測，共同建立和完善重點行業、大型企業的風險監測數據庫，加強風險分析和預警，為更好地掌握金融監管的主動權，維護金融市場穩定打下基礎。
參考文獻：
1.金融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1）需求角度。CostasLapavitsas（2011）認為金融危機之后，政治經濟學將金融化與一蹶不振的經濟生產強制聯系在一起，但這并不代表金融化是致使經濟衰退的主導因素。金融化現象的產生標志著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正在進行系統的轉變，這是以企業、銀行、居民活動的轉變為特征的。楊琳、李建偉（2002）對中國金融結構升級與實體經濟結構升級的關聯機制進行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指出中國正處在金融結構轉型的攻堅階段，實體經濟結構升級需要良好的金融結構相配套。
（2）資源配置角度。Panitch和Gindin（2005）認為資本在金融領域的過度集中是資本主義本質屬性的體現。他們反對金融化擠出實業投資的觀點，認為雖然金融利潤的份額增長了，但總利潤的增加為企業再投資提供了更多資金。金融化實際上增加了風險資金的流動性，促進高新技術在不同部門間擴散，資金配置由低盈利部門流向高盈利部門。避免產業空心化的關鍵不在于去金融化，而是合理安排生產投資計劃，較好地利用金融利潤。王芳（2004），陳峰（1996），范方志、張立軍（2003），惠曉峰、沈靜（2006）通過實證分析證明了這一結論。
2.金融化阻礙產業結構升級
國外大多數學者認為經濟金融化雖然短期內實現了利潤快速積累，形成了經濟繁榮發展的表象，最終卻從負面影響了產業結構升級。
（1）投資角度。Lazonick（2010）對美國非金融企業的研究表明，金融化現象在美國的實體經濟部門已經比較普遍，造成了實體經濟的投資被擠出，這會壓縮實體經濟的創新空間，減緩產業結構升級。HeeYoungShin（2012）從亞洲金融危機的起因和后果出發，以韓國為例，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金融化確實降低了非金融企業和制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量。趙玉敏（2008）認為世界經濟金融化的趨勢增加了我國制造業對外部市場的依賴程度，同時增加了全球經濟的系統性風險。
（2）資本積累角度。OzgurOrhangazi（2006）深入研究了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及其對資本積累的影響，指出經濟金融化對資本積累產生負面影響，非金融企業金融投資和金融利潤的增加提高了這些企業潛在的脆弱性。管理層和員工的收入差異進一步拉大，這一現象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值得研究。大多數研究關注美國的金融化現象，而CaglaOzgur則將研究的對象轉向土耳其，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市場化行為導致了金融化現象，結果是導致了較高的財政赤字，高通貨膨脹和高利率，繼而改變了股東結構、市場結構和社會結構。
（3）價值鏈角度。從價值鏈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學者多從金融化的微觀定義出發，從兩個層面解釋了金融化的含義：一是非金融部門以金融而非產品作為利潤主要來源以及主要用途，表現為公司金融資產占總資產的份額不斷增長；二是公司采取分紅、股份回購甚至并購的方式將盈利用于增加股東回報，表現為股東財富中金融資產的份額增長。Milberg（2013）認為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股東價值導向”促成了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企業為了維持核心競爭力，將附加值低的生產工序外包給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全球價值鏈。產品的國際化生產與為實現股東短期價值的金融化相互促進，而通過離岸外包帶來的利潤更多地被用于金融投資領域，產品部門投資占比不斷下降。張慕瀕（2010）進一步研究了這種現象對產業結構的危害。他認為產業資本轉化為金融資本，擠占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加大產業調整的難度。
3.文獻評述
從現有研究觀點來看，關于金融化與產業結構關系的不同論述，歸根結底是所研究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國外文獻大多關注金融化對產業發展的危害，雖然研究視角多樣，但論述的核心都是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行為擠占了實體經濟領域投資，從而造成實業空心化，危害國家產業發展；國內只有少量學者持此觀點，部分學者雖然認為金融化惡化了國際市場環境，也承認金融化導致的金融危機使中國制造業損失慘重，但是他們更加強調金融化對我國產業升級的正面影響，即迫使產業結構升級，通過提高產品附加值，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根據現有研究成果，金融化這一全球性的趨勢，在我國表現出了不同的影響，這是由我國金融業、制造業發展的特殊階段決定的。從國內外文獻對比來看，國外的文獻關于金融化的理論探討更加深入和全面，歸納并探索出了金融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路徑，但是國外的研究幾乎都是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即使有少量研究發展中國家金融化現象的文章，也只關注金融自由化國家，如ElianeAraujo（2012）深入研究了巴西金融化現象。國內文獻關于金融化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機制剖析極為簡單，許多重要環節都是一筆掠過，研究深度不足。同時，已有文獻基本是從金融化與經濟發展的角度入手，折射出金融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經濟發展的論題固然重要，但是產業結構升級是經濟發展中最核心的要素，有必要進行針對性的研究。當前我國十分強調金融體制改革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具有極強的現實性和指導性。本文立足中國的現實情況，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深入分析了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二、經濟金融化影響產業結構優化的機制分析
經濟金融化定義為金融市場、金融交易和金融結構在規模和地位上的提高。具體來說，金融化描述了非金融部門與金融市場之間關系的轉變。這種變化首先表現在非金融部門在金融領域投資的增多，其次表現在總收入中金融收入所占比重的提升。這種金融投資和收入的增加表現為金融總資產占經濟總產出比例的增加，也就是經濟金融化的量化衡量指標———金融相關率。產業結構指國民經濟中各產業的組成及其相互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主要指第一、第二、第三產業之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第一產業包括農業和畜牧業，第二產業主要指制造業，第三產業主要指服務業。產業結構的變化規律表現為第一產業產值在三次產業總產值中所占比例下降，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例逐漸上升。產業結構優化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指通過產業調整，使各產業協調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級化，并最終達到產業結構均衡化的過程。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機制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1.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作用機制
產業結構合理化主要是指產業類型結構與產業比例結構配置的科學化。即要求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上，根據消費需求和資源條件，對初始不理想的產業結構進行有關變量的調整，理順結構，使資源在產業間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金融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調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至少兩次優化的過程。一方面，現存產業中存在部分劣質產業，需要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使劣質資源因無法獲得資金而被淘汰，或者將其轉化為優質資源；另一方面，某些優質資源發展過慢而導致產業配置比例的失衡，必須通過金融資源的二次優化配置，來扶持這些發展較慢的優質產業。經濟金融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產業類型結構和產業比例結構的合理化。
2.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作用機制
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指產業結構由低水平產業狀態向高水平產值狀態的動態發展過程。通過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過程，實現產業結構的整體產值狀態由低水平逐步向高水平的動態演進，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根本動力是科技創新。金融發展支持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過程主要包括了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間接金融支持和以資本市場為主導的直接金融支持，其核心目的是為企業的創新活動提供充足資金。間接金融支持主要是由政策性與補貼性信貸機制和市場性間接金融中的商業性信貸機制組成。
3.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均衡化的作用機制
產業結構優化的最終目的是達到產業結構系統中各個產業之間，以及產業發展與地區資源稟賦達到相互協調的和諧狀態。產業結構均衡化的核心是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避免資源浪費，使產業發展達到穩定狀態。一方面，市場競爭機制有利于資金的有效配給，使資金向優質產業流動和集中。另一方面，政府對市場性金融活動的干預有利于調節資金在不同產業間的配置，使資金使用達到帕累托最優。
三、指標選取及分析方法
1.衡量指標
（1）經濟金融化的衡量指標。英國經濟學家戈爾史密斯在其專著《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1961）中提出了衡量一國金融發展水平的數量指標———金融相關率（FIR），并給出了金融相關率的計算公式：金融相關率=金融活動總量/經濟活動總量。戈爾史密斯歸納出了構成金融相關率的七個因素，即貨幣比率、非金融相關比率、資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資比率、金融機構、新發行比率、金融資產價格波動和乘數等。按照他所考慮的諸因素計算金融相關率非常復雜，因此大部分學者采用一國全社會金融資產總值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表示金融相關率（FIR）。許多學者贊同采用金融相關率定量測度經濟金融化。如張慕瀕（2013）、豐雷（2010）、王芳（2004）等，蔡則祥（2004）在構建經濟金融化的指標體系時，指出金融相關率能夠反映經濟金融化程度和金融發展水平，可以在不同金融發展階段使用。參照前人的研究經驗，本文將采用金融相關率（FIR）作為經濟金融化的量化指標。金融相關率越高，可以認為金融化的程度越深。
（2）產業結構優化的衡量指標。產業結構優化具體可以分為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均衡化，因此本文將從這三個方面構造產業結構優化的衡量指標。
2.實證分析方法
為了避免模型出現偽回歸的現象，在本研究中首先將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慮殘差項序列相關的ADF單位根檢驗法，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對于非平穩性的變量進行處理使之成為平穩時間序列。如果變量是單整的，那么我們將對相關變量進行協整檢驗（Cointe-grationTest）分別確定經濟金融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均衡化之間的長期關系。
四、結論及政策含義
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機制主要是通過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均衡化三個方面進行的。實證分析的主要結論有：
①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確實受到經濟金融化水平的影響；
②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級化表現出正向關系。說明在我國，金融發展拉動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金融證券化和虛擬化為產業發展提供資金，市場機制下，資金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從而扶持了高盈利產業，淘汰落后產能，構成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形成機制；
③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均衡化表現出負向關系，產業結構均衡化表現出“去金融化”發展。產業結構均衡化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二是產業發展穩定化。金融化標志著大量金融衍生品出現，資金更容易進入高盈利部門，投機性增強，不可避免地造成產業波動，導致產業結構的均衡性降低；
④近年來，西方國家的金融化趨勢并沒有侵蝕我國的金融發展，而是帶動了我國的金融化。產業結構優化是一個重要的命題，它是政府制定產業結構政策的目標導向。本文從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優化的視角出發，分析了在當今全球經濟金融化的大背景下，我國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機制及效果。基于實證分析結果，本文針對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協調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協整檢驗的結果證明經濟金融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是正向關系，而我國1978～2012年經濟金融化上升的同時，產業結構合理化卻表現出相反的趨勢。這說明雖然金融因素支持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其它影響因素卻阻礙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國民經濟各部門協調發展是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重要基準。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社會勞動總量按社會必要的比例分配在各個生產部門，保證全部產品價值的充分實現，達到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協調發展。
第二，擴大完善資本市場功能，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瓶頸在于資金的投入與產出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太少，根本問題在于高科技產業資金來源渠道不廣，融資方式單一，融資政策環境不寬松。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關鍵要開拓資金來源的渠道，國家財政需予以支持。一是對于一般的高科技產業，制定優惠的融資政策；二是實行超前融資政策，如允許高科技企業直接金融資本市場融資。
一、金融會計及金融會計風險
金融會計是我國會計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是按照會計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以貨幣為計量單位，對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活動進行準確、完整、連續、綜合的核算和監督，并對于金融機構財務信息進行衡量、加工和傳送的特殊的專業會計。它應有助于信息的使用者在經營管理和其它經濟活動中作出合理和有效的決策。
金融會計是金融管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愈發展，會計愈重要。金融會計的重要性，要求其對金融機構經營管理活動的核算監督及其所反映的財務信息必須絕對準確，符合客觀實際。但是，金融會計也面臨著復雜的環境和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各種風險。所謂風險，可以根據人們的不同理解而多種多樣，如風險為可測定的不確定性；風險是對特定情況下未來結果的客觀疑慮；風險是損失出現的機會或概率等等。但是，目前最被人們接受的風險定義是“損失發生的不確定性”。因此，所謂金融會計風險，就是金融機構在經營管理過程中，由于會計核算錯誤或會計信息提供失誤而導致的決策失誤，以及因為主客觀條件惡化或其他情況，使金融機構的資金、財產、信譽等蒙受損失的可能性。
二、金融會計風險的防范與化解
1.逐步建立適應商業化經營特點的管理型金融會計新體系。在防范與化解金融會計風險的過程中，要充分發揮會計的管理職能，切實運用現代管理會計的理論與方法，對銀行的業務經營，特別是對高風險經營的信貸業務，進行全過程的跟蹤與監控，積極參與銀行經營決策，逐步建立起能適應商業化經營特點的管理型金融會計新體系。首先，要盡快建立集中統一管理與分級授權核算相結合的會計核算體系，全面整頓會計工作秩序，加強會計的基礎工作，積極治理假憑證、假賬簿、假報表等“三假”現象，切實提高會計核算質量，為改善銀行經營管理與防范金融風險，及時提供真實、可靠、全面、相關的會計信息。其次，要盡快實施統一的會計管理體制，杜絕違規經營、賬外經營。目前我國銀行業存在的許多風險與損失在很大程度上與違規經營和賬外經營有關，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金融會計管理不統一的弊端，影響到會計職能的發揮，使得正常的會計信息難以及時獲得，不僅不能及時發現問題，還容易掩蓋問題，延誤分散與化解風險的時機。因此，只有盡快實現金融機構內部統一的會計管理體制，才能有效地遏制違規和賬外經營，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會計風險。
2.加強和改善金融會計的信息揭示與披露系統。離開了來自銀行內部和外部及時、可靠、完整的會計信息，金融風險的防范與控制就根本無從談起。為此，對來自銀行外部借款單位的會計信息應就其真實性、全面性和相關性提出相應要求。首先，考慮到目前我國企業虛假會計報表滿天飛、會計信息嚴重失真的現實情況，銀行在接受貸款申請時，應強制要求其報送經由注冊會計師審計驗證后的會計報表，并要求出具審計報告的會計師事務所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其次，銀行在接受企業貸款申請時，應要求所有的貸款企業必須提供現金流量表，并應將原先著重對企業利潤指標和靜態財務比率的考核，轉變為對現金流量指標以及與現金流量表有關的財務比率的考核上來。第三，鑒于我國企業編制與提供的會計報表過于簡化、信息含量低的情況，銀行在接受企業超過一定數額的貸款申請時，除要求企業報送主要會計報表以外，還應要求企業提供能詳細披露其償債能力的補充會計信息。
從銀行內部來看，全面、客觀地揭示銀行的財務狀況與經營成果，及時提供有關金融風險的會計信息，應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加強和改善金融會計的信息揭示與披露系統。一是為彌補會計報表項目設置較為粗糙的不足，可以考慮要求銀行在現有會計報表的基礎上，再單獨編制一張能夠反映風險資產總額及資本充足率、逾期貸款平均余額及資本風險比率、備付金及備付金比率、貸款風險集中度、短期及中長期貸款、逾期貸款及不良資產狀況等內容的補充報表，以便更為集中、全面、真實地披露有關金融風險信息。二是由于銀行表外業務僅在業務狀況表下以會計報表附注的形式予以反映，故銀行表外業務具有自由度大、連續性弱、透明度差、風險性強等特點。因此，要恰當揭示表外業務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完善金融會計信息揭示制度和對表外業務風險防范的信息需要，可以考慮要求銀行編制一張“表外業務情況表”，列示表外業務的經營情況，以全面反映表外業務的潛在風險。同時，銀行應借助先進的計算機與網絡技術，將每一個借款企業的情況，包括企業的會計報表及補充會計信息、擔保抵押和信用度及開戶狀況等錄入計算機，建立完整和連續的銀行信貸信息數據庫，從而實現銀行對企業的經營管理、財務狀況的完整、連續、動態的監控，以便及時發現企業異常，防止企業重復抵押、連環擔保、多頭貸款等不規范行為和高負債經營現象的發生，保證信貸資產的安全。
3.進一步改進金融會計制度，使之充分體現謹慎性會計原則。（1）改進呆賬準備金計提方法，提高計提比例，擴大計提范圍，簡化核銷審批手續。一是可以考慮采用能夠按照貸款的風險程度計提呆賬準備金，即將現行呆賬準備金的計提方法改為每月按實際發生的貸款總額的一定比例（比如1％）全額計提“一般呆賬準備金”；對出現有問題貸款，應立即按其發生呆賬可能性的大小，依據預先確定的計提比例再計提“特別呆賬準備金”。當這兩項呆賬準備金累積到一定的數額，足以完全化解所有有問題貸款可能發生的呆賬損失風險以后，可不再計提呆賬準備金。銀行及金融機構按上述方法計提的呆賬準備金應允許其在稅前扣除。二是進一步放寬呆賬準備金計提的范圍，使計提呆賬準備金的范圍不能只局限于信用貸款，還應包括同樣存在風險的透支、融資租賃和存放同業款等。三是放寬對呆賬確認的條件限制，改革現行制度中一些過于苛刻的呆賬確認規定，使許多實際發生的呆賬能夠及時核銷，可考慮允許銀行將超過一定期限的逾期貸款一律確認為呆賬予以核銷。此外，還應簡化對呆賬核銷的審批程序，賦予銀行一定的核銷呆賬的自。
（2）改進現行壞賬準備的計提方法。按現行制度規定，銀行壞賬準備是按期末應收賬款余額的3‰計提。此種方法的不足之處，在于它無法反映不同期限和不同性質的應收利息的構成與發生壞賬損失可能性的關系，使壞賬損失的發生與壞賬準備的提取不相協調。為此，可要求銀行采用賬齡分析法來計提壞賬準備，并按應收賬款賬齡和性質的不同確定不同的計提壞賬準備金的比例。另外，應強制要求銀行從每年實現的凈利潤中，按一定比例提取風險準備基金，專項用于補償各種風險損失。
（3）應允許銀行對長期持有的金融資產與一些非金融資產采用成本與市價孰低的規則計價。銀行可在每個會計期末對諸如貴金屬、抵押貸款、拆放資金、短期投資和長期投資等項資產的賬面價值與公允市價或可變現凈值進行比較，當這些資產的公允市價或可變現凈值跌至賬面成本以下時，或有較為明顯的證據表明銀行所持有的資產可能蒙受損失時，應對其賬面價值進行調整，并將公允市價與賬面價值之差直接計入當期損益。
4.著力構建全面有效的金融會計風險監督保障系統。金融會計風險的監督保障系統應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監督三個部分。事前監督，主要應包括對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體系的制定與考核。即反映流動性風險指標體系，如備付金比率等；反映資本不足風險指標體系，如資本充足率等；反映資產風險指標體系，如逾期貸款率等；反映金融市場風險指標體系，如利率風險率等；反映損益狀況指標體系，如資產盈利率等；反映貸款對象財務狀況指標體系，如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產銷率、資產收益率等。事中監督，主要應包括對銀行穩健經營的動態監控。銀行的決策部門應將上述反映金融風險的一系列指標，作為需要考核的責任指標落實到各有關責任部門。會計部門要與其它職能部門一道建立起對金融風險實施動態監控的機制，隨時將來自各方面反映金融風險的各項指標與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體系的警戒值相對比，并及時向有關部門發出反饋信號，敦促并監督各有關部門及時采取修正措施，以確保銀行經營始終遵循穩健與安全的原則，盡量避免與減少金融風險所帶來的損害。此外，事中監督還應包括對銀行業務規范和法規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以維護法規制度的統一性與嚴肅性，防止違規違法行為帶來的風險損失。事后監督、主要應通過對原始憑證、記賬憑證、賬簿和各種報表的檢查分析，對銀行穩健經營的結果進行全面復審檢查，考核各單位有關控制金融風險責任指標的執行情況，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整改建議與措施，以進一步防范金融風險。此外，在銀行內部還應建立和健全嚴密的內部控制制度和內部稽核制度，以便有效地在銀行經營的各個工作環節上堵住金融風險的漏洞，形成防范金融會計風險的有效屏障。超級秘書網
（一）傳統金融借貸的經營模式
是傳統金融借貸的經營模式，可以看出該模式有以下幾個特點：保障第一。資金供給者面臨的資金安全性與流動性風險較低；審批嚴格。資金需求者（尤其是中小企業）面臨著貸款審批環節的考驗；償貸風險。銀行等金融中介面臨的貸款風險；利潤單一。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的利潤來源是存貸差額。
（二）P2P網絡借貸的經營模式
P2P網絡借貸的經營模式，可以看出該模式有以下幾個特點：平臺功能單一。P2P網絡平臺僅負有信息收集、整理及的功能；利潤來源雙渠道。P2P網絡平臺的利潤來源從傳統的賺取存貸差，變為不僅收取資金需求者的手續服務費，而且也收取資金供給者的服務費；催生第三方存管機構。為了使資金安全有保障，借助P2P網絡平臺的發展，使資金需求者才能從該機構中取款，從而防止平臺擁有者將籌集到的資金卷款而逃，降低了投資者的資金風險；實現資金供需雙方的對接。P2P網絡平臺使得資金的供給方可以把資金直接出借給資金需求方，因而使作為中介的P2P網絡平臺，產生了“脫媒”的實質；降低風險，加快速度。首先，P2P網絡平臺以一對多的借款模式，使得投資者可以分散投資，不僅可以降低投資者的風險，而且加快了借款者的融資速度。其次，出資人獲得擔保公司的擔保或保險公司的承保，可以有效抵御借款資金需求者不能按時還款的風險。
二.P2P網絡借貸平臺風險因素揭示
（一）政策風險政策風險是目前互聯網金融發展最主要的風險之一
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新生性，導致其政策監管無法得到及時保障，因而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違規現象得不到及時控制，最終對投資者產生風險，導致損失，影響經濟運行的健康發展。2011年9月，銀監會下發《關于人人貸有關風險提示的通知》，該通知首次以“人人貸”為對象，對P2P網貸平臺的風險作出提示。至2013年底，關于網貸平臺的監管主要由信貸中介行業自律協會（2個）進行協調。2013年，由行業協會了《小額信貸服務中介機構行業自律公約》、《個人對個人（P2P）小額信貸信息咨詢服務機構行業自律公約》和《上海市網絡信貸服務業企業聯盟網絡借貸行業準入標準》等自律性文件。這些文件內容涉及從業人員的素質要求及備案要點、任職資格、企業信息的定期披露、資金清算等，進行了詳細的說明。但是這些均不是以國家層面下發的政策法規，而且很多從事網貸平臺經營的企業還沒有加入到該行業組織中，因而約束力不強。所以，為了行業的健康發展，投資者的資金安全，必須要求國家盡快出臺相關法律以及政策法規。
（二）道德風險
1.P2P網絡借貸平臺經營者的道德風險
P2P網絡借貸平臺產生于民間借貸與互聯網的結合。由于缺乏詳細的監管措施，很多P2P網絡借貸公司在建立初始，就不是以發展經營好該平臺為目標，而是以搞資金池；賺取手續費、利差、自融和龐氏騙局等非法集資手段套取資金，因而出現大量平臺產生經營困難，甚至卷款潛逃的現象。
2.借貸者的道德風險
在該平臺進行融資的主體一般為中小企業投資者或個人，由于不能提供抵押或質押品等擔保措施，因此他們一般很難從銀行取得貸款。而該平臺的產生是基于信用融資產生的，所以他們可以在向平臺提供個人信息資料時，就有可能偽造個人信息，以此獲取高額融資款項，進而出現違約風險。
（三）審貸風險
目前，我國P2P網貸平臺多采用的審貸技術為FICO評分系統和大數據技術。目前在我國通過FICO評分系統和大數據技術，實行的風險評級標準由高到低依次分為：AA、A、B、C、D、HR。其存在的風險有：風險來自于評分系統的缺點，性別、婚姻狀況、年齡、工資、職業、頭銜等相關信息不影響該評分系統的結果；在我國的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只包括各商業銀行歷史信用數據，而不包含工商、稅務、法院、保險等其他社會公共部門的信息；審貸所需要的數據來源，基本掌握在政府和銀行體系內，P2P平臺基本無法取得該數據，這也導致了我國的P2P網絡平臺具有很強的地域特色；信息收集和數據挖掘成為審貸技術的壁壘。目前P2P對客戶的風險計量來自于央行的征信系統。但央行的征信數據僅覆蓋我國人口的30%左右，對于大多數人是空白的。
（四）信息不對稱風險
在P2P網貸平臺上，對外公布的出資人信息主要有：出資人的基本信息，財務狀況，借款用途描述，借款利率、期限，還款方式，以及平臺的信用審核結果。從表面上看，這些信息已經比較公開透明，但是實際上還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風險。例如：基本信息不對稱。出資人的基本信息，沒有圖片說明，不能真實、直觀反映出資人的信息；抵押貸款證明以及收入來源或經營狀況信息不對稱。這些信息多出現在信用審核結果說明中，資金供給者不能夠直接掌握；還款方式信息的不對稱。目前，P2P網絡平臺采用的還款方式有：一次還本付息、先息后本、等額本息三種方法，還款結果（以投資1000元，1年期為例）。雖然投入的本金一樣，期限一樣，年化收益率也一樣，但是根據還款方式的不同，最終給投資人帶來的收益也大相徑庭。很多投資人由于沒有金融理財的基本知識，因此對還款方式帶來的借款利率產生認識偏差，導致對該平臺的信任度降低，影響了該平臺的發展。
（五）網絡技術安全
風險網絡技術安全風險包括：物理安全風險；網絡結構的安全風險；操作系統的安全風險；應用安全風險；管理安全風險。由于P2P網絡借貸平臺是基于互聯網技術搭建起來的，因此網絡技術的風險也成為P2P平臺發展的阻礙因素。
三.P2P網絡借貸平臺風險防范對策研究
第一，明確金融監管主體，實行嚴厲的監管措施。由于互聯網金融兼具互聯網和金融的雙重因子，因此到目前為止國家還沒有明確由哪個機構實行監管權力與義務。但是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又極其迅速，使得資源配置更加高效，而缺乏監管，使平臺發展處于監管邊緣地帶，長此以往可能會引起非法集資、洗錢等擾亂正常經濟運行的現象的出現。所以國家必須盡快明確P2P網絡借貸平臺的金融監管主體，并出臺相關政策法律制度，保證該行業公平、公正、透明的開展業務競爭，充分發揮資源配置的市場主導作用，實現金融市場的有序競爭。另一方面，我國金融業目前實行的是分業監管模式，因此，針對互聯網金融的不同業務的運行模式和產品，可以依靠目前現有機構的職責劃分，采取分別監管的監管模式，以金融業、互聯網方面的法律法規及民法通則為依據，制定適合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法律制度，明確監管手段和懲罰措施。
第二，規范市場行為，構建互聯網金融體系。金融創新對金融體系的構建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過度的自我創新，嚴重脫離實體經濟的發展，將對行業和市場的發展產生毀滅性的打擊。因此，必須讓金融創新以客戶需求為中心、以法律法規為邊界、以風險監控為底線、以保護消費者利益為宗旨，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明確P2P網貸平臺定位。P2P網貸平臺的定位是為借貸雙方的小額交易提供信息服務的中介機構，這必須區別于傳統的金融模式，做到三不原則：即不實行擔保，不非法集資，不“洗錢”；設定行業準入門檻。對P2P網貸平臺企業的機構設置，必須從注冊資本、組織架構、高管人員構成、理財師的從業年限及專業背景、風險管理技術、資金托管等方面著手設定行業準入門檻；統一行業自律組織。目前，在我國有“小額信貸服務中介機構聯席會”和“中國小額信貸聯盟P2P委員會”兩家關于小額信貸的自律性組織機構。這無形中就形成了多頭管理的現狀，為了使管理規范化，必須統一行業自律組織，形成規范統一的行業規則，逐步加強行業標準化和信息共享；普及投資者教育。參與到P2P網貸平臺的資金供給者，如果形成盲目投資，對平臺風險沒有充分的認識，必將產生泡沫風險，影響經濟發展的正常運行，因此，必須對投資者實施互聯網金融知識的宣傳普及和教育。
第三，運用FIRC模式進行企業自律性監管。
一、現行監管體制的缺陷
金融衍生品結算的監管體制主要包括監管對象、監管機構、監管依據和監管活動。監管對象主要是金融衍生品結算活動，包括對結算機構的監管和對結算行為的監管。監管機構包括行政監管、自律監管和司法監管。實施這些監管的機構主要有證監會、交易所、行業協會、工商、審計、銀行監管機構、司法機關等。這些機構根據法律規定的權限，從不同的角度對金融衍生品結算活動進行監督。監管依據主要來源于國家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自律組織的行業規范，監管必須依法進行“法無禁止即自由”，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監管機構無權隨意管制，否則可能抑制自主的商業活動。監管活動即上述靜態的監管因素在動態中發生作用的過程，例如，結算機構按照相關法律規定自主向監管機構申報材料，監管機構的主動檢查，監管機構對違法行為的處罰以及結算機構的申訴等。上述因素的互相作用形成邏輯上比較完整的、靜動態結合的監管體制。
經過多年的實踐和發展，目前我國的期貨市場監管模式基本形成了由中國證監會、中國期貨業協會和各期貨交易所構成的三級監管體系，并確立了中國證監會的集中統一管理體制。
這個體制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還存在以下問題：
（一）監管的法律授權仍顯不足
主要是《期貨交易法》遲遲未能推出，而原有的《證券法》在衍生品交易和結算方面的規定幾乎缺失，從而導致政府層面對金融衍生品結算的監管缺少足夠的法律支持，形成一定的監管法律風險。
（二）監管缺位
由于法律和制度建設的滯后，某些金融衍生品領域的交易結算沒有被納入監管范圍，這方面主要存在兩大漏洞：一是涉外期貨交易和結算，比如所謂“期貨工作室”引導的境內投資者參與境外期貨交易；二是金融領域內部不同細分行業之間，如銀行、證券、保險、信托之間，在涉及多個行業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結算存在監管真空。
（三）監管越位
中國證監會對下攬權過度，對行業內部管理過于微觀。一方面表現為期貨行業協會缺乏證監會的有效授權，行業自律作用得不到充分、有效的發揮；另一方面表現為證監會對交易所經營領導層的任免。如《期貨交易所管理辦法》規定：期貨交易所理事長、副理事長由中國證監會提名；總經理、副總經理由中國證監會任免。這樣就把交易所變成了證監會的行政附屬機構，造成交易所和證監會的風險監管職責不清晰，弱化了交易所的職能。
（四）宏觀管理手段以中國證監會行政手段為主，期貨業協會自律管理手段不足。
（五）三級管理體系之間的職能劃分不明確，相互之間的協調配合不密切。
（六）作為市場監管第一線的交易所的內部風險管理能力和自律能力有待增強。
二、借鑒成熟市場經驗，以監管理論為指導，完善現行監管體制
（一）成熟市場的經驗
考察成熟市場各國做法可知，一方面，衍生品和基礎證券合二為一的監管體制，由于適應了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受到越來越多的國家或地區的推崇，英、德、韓等國家監管體制的日趨集中正說明了這種轉變；另一方面，“政府——行業協會——交易所或結算所”三級監管機構之間分工明確，行業協會的作用日益突出，交易所或結算所與會員之間的自律管理得以有效實施。而這些方面正是我國目前監管體制中的欠缺之處。（二）監管理論的指導
各國學者對政府監管一直以來都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從亞當·斯密主張政府只需要當好“守夜人”，到以庇古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公共利益論主張政府有必要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修正負外部性和分配不公，進而增進社會福利；阿羅的不可能定理、以布坎南和塔洛克為代表的公共選擇理論、斯蒂格勒等人（芝加哥學派）的利益集團論以及夏特夫的監管俘獲論等，又對政府監管的必要性和能力提出了質疑。
20世紀80年代后，以斯蒂格利茨為首的經濟學家以信息不對稱理論推導出政府管制經濟的必要性。
在“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無法同時消除的現實下，適度監管的主張又應運而生，認為只有適度監管才應當是政府駕馭和引導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則。
筆者認為，上述理論的適用性必須結合一國經濟和市場所處的發展階段這個因素來考慮，而不能簡單地移植成熟市場的經驗做法。從我國情況看，證券市場和期貨市場發展歷史很短，屬于典型的新興市場，目前，無論是各級監管者還是市場從業及服務人員和機構，不僅監管經驗缺乏，而且法律意識淡漠，隨意性較強，投機意識較濃。在此情況下，筆者提出以下建議，以進一步完善國內現有的監管體制。
1.繼續堅持和完善集中統一的監管體制。建議在《期貨交易法》的制定過程中，仍要堅持這一原則，繼續授權“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負責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統一監管，增強法律授權的力度。
2.通過制訂國務院層面的行政法規，妥善處理好金融衍生品交易和結算的監管銜接問題，減少監管缺位現象。由于金融衍生品的屬性變化多端，可能涉及多個行業，在我國目前分業監管的體制下，衍生品的結算是否也由多個行業監管呢？衍生品結算過程是風險防范的關鍵環節，一旦控制不力，系統性風險將難以避免，這是每個行業的監管層都不愿意面對的，因此其對結算環節必定不會視而不見，那么如何處理好各個監管層對衍生品結算機構和業務的多頭監管就非常重要，對此必須要由國務院出面，通過制定細致的行政法規對各行業的職責加以界定和規范。
關鍵詞：城市化建設 金融供給 金融約束 金融生態環境
加快農村城市化建設是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途徑，也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及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然而，當前農村城市化在推進的過程中面臨著許多金融約束，比如，金融供給的總量不充分，金融供需矛盾比較突出；農村金融支持結構比較單一，很難滿足農村城市化發展的多樣化需要；農業保險不夠健全等[1]。這些問題嚴重制約了新時期農村城市化建設的發展步伐迫切需要有效解決。可以考慮從現代金融角度尋找破解農村城市化發展瓶頸的有效路徑。
一、基于金融需求角度，有效整合農村金融需求
（1）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出其重要職能，有效整合農村金融需求，大力發展農村經濟。第一，應該梳理、理順及明確中央及地方政府間的各種權責關系，進一步擴大地方政府之財權與事權，不斷提高地方政府金融的自主性。實踐表明，在發展農村城市化過程中，我們政府相關職責的履行大部分是依靠當地地方各級政府[2]。第二，建立及完善地方政府決策責任的追究制度，有效防止基層地方政府有關官員為了盲目追求政績或者受到短期經濟利益之驅動而重復開發一些農村城市化項目建設或者朝令夕改有關政策以銳減各個投資者參與農村城市化建設的積極性[3]。
（2）規范農村金融需求，引導使其適應新時期正規的商業金融要求。從長遠角度來看，新時期農村城市化方面的金融支持會把重心轉移在商業性金融方面。而目前農村金融需求之有效性嚴重不足，跟一些正規的商業金融服務之要求存在矛盾。為正確處理這個矛盾，必須規范農村金融需求，積極引導使其盡快適應正規的金融機構之服務門檻。第一，積極創新投資模式，以政府為主導，引導及鼓勵商業性金融資金、民間資金等其他資金參與合作，以達到少量的政府財政投入有效帶動其他各種金融資源，從而緩解涉農有關企業目前融資比較困難之處境。第二，建議運用農戶互助的合作模式。鼓勵農戶自行組織成立互助合作的經濟組織或者金融組織，將過去的“農戶----銀行”這種模式改變為“農戶---合作組織---銀行”之模式以彌補一些滯后地區的農村商業性金融服務的缺失[4]。
二、基于金融供給角度，打造多層次的農村金融體系
（1）不斷完善農村扶貧金融服務，彌補金融服務缺失。農業銀行與農村信用社在商業化的過程中，日益凸顯了一些弊端，比如對農村貧困居民的金融服務存在缺失。筆者認為，可以運用下面兩種渠道去完善農村扶貧金融服務，處理金融供求的失衡性。第一，采用優惠政策積極吸引一些商業性的金融機構開設農村小額的金融業務。第二，不斷發展及完善小額信貸，從而滿足一些貧困地區農村弱勢群體之各種金融需求。
（2）以政策性保險為主，構建農業保險與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業保險與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可以說是當前農村城市化進程中不可缺少的金融服務。農業保險與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應該以政策性保險為主、商業性保險為輔，積極鼓勵各類商業性保險公司支援、占據農村市場，為收入比較高的農戶提供財產保險與壽險等業務。
三、基于金融政策角度，完善農村金融政策
（1）進一步明確農村金融支持政策導向，切實完善支農政策。政府應該積極引導，將農村城市化當作金融機構之信貸政策與資金支持之關鍵部分。人民銀行要出臺操作性強的政策鼓勵商業性金融機構投身到農村城市化建設中來，鼓勵其開拓新業務來服務農村建設。政策性銀行要進一步明確支農職能。金融機構應該從小城鎮開發、農村工業化、農村科技與教育等方面入手強化農村城市化建設資金的投放。
（2）金融政策跟其它政策要相互協調、有機配合大力支持農村城市化。農村金融當前不容樂觀，比較復雜，只依賴單一的金融力量是難以應對的。所以，金融部門要有配合意識與服務意識，在政府出臺的金融政策的基礎上，積極主動尋求跟政府其它政策的配合與同步，千方百計支持農村地區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配合基層地方政府小城鎮、工業園區的發展規劃[5]。
四、基于金融生態角度，創建和諧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
農村金融生態目前面臨著許多問題，比如法制環境不夠健全、難以監管，地方政府行政力量對各種金融機構所開展的金融業務干預較多；信用擔保機制不完善、符合標準的抵押品缺乏等。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我國農村金融服務水平比較低的局面。基于金融生態環境這個角度而言，應該推進農村金融法制化的建設，不斷提高金融監管的力度；優化農村信用環境；盡量減少各類行政干預，從而創建出和諧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
綜上所述，在推進農村城市化建設進程中難免會遇到許多問題與挑戰。這需要我們沉著應對，多管齊下，破解金融約束，努力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制及機制，提高農村金融服務效率，從而為農村城市化建設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1] 蔣寶珠.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區域差距狀況分析[J]. 企業導報， 2013（14）.
[2] 曲小剛，羅劍朝.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可持續發展的現狀、制約因素和對策[J].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2）.
[3] 高繼平.農村金融供求失衡狀況分析[J]. 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3（02）.
關于A某某涉嫌貪污案的司法會計鑒定書
（文號）
委托單位：×檢察院
委托時間：×年×月×日
鑒定要求： 對×年×月至×月A某某涉嫌貪污×萬元短期委貸資金及其去向的財務事實進行司法鑒定。
送檢材料： 委托方提供的甲公司賬冊、憑證和法院的法律文書等。
一、概況
×年×月至×月，A某某在擔任乙公司負責人期間（見附件一／1），以乙公司的名義，與丙公司、丁公司、戊公司、庚公司簽訂委托貸款協議書，將上述單位的×萬元資金，轉入甲公司和辛公司。已追回×萬元，未追回×萬元。
二、檢驗
（一）關于甲公司的基本情況
甲公司系×年×月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注冊資本：×萬美元。董事長和法人代表均為A某某，副董事長和總經理為B某某。經營范圍：生產和銷售×產品等。×年×月，因注冊資金未到位，甲公司被當地工商局注銷。甲公司存續期間，未開展過正常經營業務，只查到大額借貸資金進出，財務上也無完整的賬冊，只查見一部分應收、應付往來賬戶（見附件一／2-6）。
（二）關于A某某動用×萬元資金的情況
1.關于丙公司委托貸款×萬元的情況
×年×月×日，丙公司與乙公司簽訂協議，甲方將×萬元委托乙公司貸給乙公司選定的企業，委托期限為×個月，按月息×%計息；乙公司對丙公司委托的資金負全部責任，到期保證歸還全部本金，并一次性支付手續費，為本金的3%，在委托資金到賬后，當場以支票或匯票方式付清（見附件二／1）。
×年×月×日，丙公司開出×銀行的#×轉賬支票×萬元，交給乙公司。經乙公司背書后，轉入甲公司。甲公司收到該×萬元后，主要用于付給丙公司利息×萬元、壬公司貨款×萬元、癸公司貨款×萬元、子公司利息×萬元、丑公司×萬元，歸還辛公司借款×萬元，合計×萬元（見附件二／2-17）。
因甲公司未歸還丙公司借出的×萬元，丙公司向法院提訟。其后，根據×法院判決和×法院民事調解，由乙公司返還給丙公司本金×萬元、利息×萬元。×年×月×日，乙公司正式賠付丙公司×萬元（見附件二／18-25）。
2.關于丁公司委托貸款×萬元的情況
×年×月×日，丁公司與乙公司簽訂協議，丁公司將×萬元委托乙公司貸給乙公司選定的企業，委托期限為×個月，按月息×%計息；乙公司對丁公司委托的資金負全部責任，到期保證歸還全部本金，并一次性支付手續費，為本金的×%，在委托資金到賬后，當場以支票或匯票方式付清（見附件三／1）。
×年×月×日，丁公司開出×銀行的#×轉賬支票×萬元，交給乙公司。經乙公司背書后，轉入甲公司。甲公司收到后，通過寅公司歸還×年×月×日甲公司向子公司的借款×萬元，歸還甲公司向卯公司的借款×萬元。
上述×年×月×日甲公司向卯公司借入的×萬元，用于付給辰公司貨款×萬元，付給午公司×萬元，與其他資金一起付給未公司×萬元（見附件三／2-20）。
因甲公司未歸還丁公司借出的×萬元，丁公司向法院提訟。其后，根據×法院案外調解協議，由乙公司返還給丁公司×萬元、利息×萬元。×年×月×日，乙公司正式賠付丁公司×萬元（見附件三／21-22）。
3.關于戊公司和庚公司委托貸款×萬元的情況
（1）關于戊公司委托貸款×萬元的情況
×年×月×日，戊公司與乙公司簽訂協議，戊公司將×萬元委托乙公司貸給乙公司選定的企業，委托期限為×個月，按月息×%計息；乙公司對戊公司委托的資金負全部責任，到期保證歸還全部本金，并一次性支付手續費，為本金的×%，在委托資金到賬后，當場以支票或匯票方式付清（見附件四／1）。
×年×月×日，丙公司開出×銀行的#×轉賬支票×萬元，付給戊公司。戊公司背書后，交給A某某。A某某將該支票直接付給辛公司。×年×月×日，甲公司記入“其他應付款――戊公司”賬戶×萬元（見附件四，2-4）。
案發后，戊公司借出的×萬元，已通過×個單位簽訂轉賬協議書追回，由申公司歸還酉公司。
（2）關于庚公司委托貸款×萬元的情況
×年×月×日，庚公司與乙公司簽訂協議書，庚公司將×萬元委托乙公司貸給乙公司選定的企業，委托期限為×個月，按月息×%計息：乙公司對庚公司委托的資金負全部責任，到期保證歸還全部本金，并一次性支付委托手續費，為本金的×%，在委托資金到賬后，當場以支票或匯票方式付清（見附件五／1）。
×年×月×日，丙公司開出×銀行的#×轉賬支票×萬元，付給庚公司。×月×日，庚公司開出×銀行的#×現金支票×萬元。兩張支票，合計×萬元，由庚公司交給A某某。A某某將其直接付給辛公司。×年×月×日，甲公司記入“其他應付款――庚公司”賬戶×萬元（見附件五／2-6）。
庚公司借出的×萬元，根據×法院判決和×法院判決，扣除已付給庚公司利息×萬元、戊公司利息×萬元、丁公司利息×萬元，合計×萬元，由乙公司歸還庚×萬元。×年×月×日，乙公司正式賠付庚公司×萬元（見附件五／23-25）。
（3）辛公司收到×萬元的去向情況
辛公司收到以上×萬元后，主要用于付給庚公司利息×萬元、戊公司利息×萬元、丁公司利息×萬元，其余×萬元，作為甲公司歸還×年×月×日向辛公司借款×萬元的本息。
上述×年×月×日甲公司向辛公司借入的×萬元（×萬元+×萬元），A某某將其直接解入戌公司。根據戌公司的×年×月×日《轉賬通知》稱，戌公司收到的上述×萬元，是收回×年×月×日戌公司經乙公司轉貸給辛公司的借款（見附件五／7-22）。
三、論證
一、檢材由委托方依法收集并提供，因而是合法、真實、有效的。
二、對上述有關財務事實的檢驗，符合公允的證據規則。
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商業銀行的工作人員應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其他各項業務管理的規定，不得有下列行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貪污、挪用、侵占本行或者客戶的資金（見附件九／1）。A某某將客戶交給銀行的委托貸款通過自己經營的公司貸給客戶，在自己經營的公司無力償還的情況下，又由銀行賠付，改變了客戶委托貸款的所有權，其行為明顯觸犯了法律。
四、鑒定結論
×年×月至×月，A某某以乙公司的名義，與丙公司、丁公司、戊公司、庚公司簽訂委托貸款協議書，將上述單位交給乙公司的×萬元委托貸款，納入其個人控制之下。其中：轉入A某某任董事長和法人代表的甲公司的賬戶×萬元；以甲公司的名義付給辛公司×萬元。案發后，已追回×萬元，未追回×萬元。因法院的調解、裁定、判決，經執行三次賠付（×萬元+×萬元+×萬元），乙公司直接損失×萬元。
落款：鑒定機構及其鑒定專用章
高級司法會計師：
（印章）
司 法 會 計 師：
（印章）
日期：
第二部分文證審查意見
司法會計文證審查意見書
文號
一、基本情況
×年×月×日，本院公訴人某某某提出委托，要求對案件中的司法會計鑒定結論文書進行審查。
×鑒定機構提供的鑒定結論稱，×年×月至×月，A某某以乙公司的名義，與丙公司、丁公司、戊公司、庚公司簽訂委托貸款協議書，將上述單位交給乙公司的×萬元委托貸款，納入其個人控制之下。其中：轉入A某某任董事長和法人代表的甲公司的賬戶×萬元；以甲公司的名義付給辛公司×萬元。案發后，已追回×萬元，未追回×萬元。因法院的調解、裁定、判決，經執行三次賠付（×萬元+×萬元+×萬元），乙公司直接損失×萬元。
二、審查情況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該鑒定未使用言詞材料，檢驗部分的敘事脈絡也較清晰。其次，存在下列問題：
（一）檢驗不充分
第一，檢驗采用的僅是查賬的敘事法，未對檢材特征進行觀察描述。
第二，未從多個角度、利用多份相關的涉案會計資料對資金收付進行檢驗。
第三，未利用各種條件對資金收付的會計記錄進行檢驗。
（二）論證不正確
該鑒定對于檢材來源合法性和檢材真實有效性的論證是缺乏論據的；對于檢驗方法的論證是錯誤的；對于非會計行為合法性的論證是多余的。
（三）結論缺乏部分依據
該案中雖然甲公司會計記錄不全，但乙公司是老企業，必定有規范的會計記錄，這部分會計記錄直接影響到案件的定性。然而，該鑒定未對這一范圍的涉案會計資料進行檢驗，因而結論中“直接損失”一詞缺乏事實依據。
三、審查結論
若鑒定人無意做重大修改，但能將文書改為“查賬報告”，并在結論中刪除“直接損失”一詞，該鑒定結論擬可采信作為查賬結論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