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2-28 17:04:5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科技進步的表現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環境問題；科技進步；非對稱性；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中圖分類號：X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08)01-0011-07
自然原因和人類因素均能導致環境問題(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但從可控性和緊迫性來說，我們應更加關注人類因素造成的環境問題――人類活動作用于自然界并引發自然界產生不利于人類的環境效應即自然界對人類的“報復”問題。弄清這種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及其機制，是有效解決環境問題，實現經濟與環境雙贏結果的重要前提。然而，到目前為止關于環境問題的探源研究，幾乎都忽視了“科技進步非對稱性”這一重要因素，至今未能取得公認一致的科學性結論。本文擬在分析環境問題探源研究存在問題的基礎上，提出環境問題產生的“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原因說”，并基于此提出解決我國環境問題的對策。
1 環境問題探源研究存在的問題
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引發了環境問題的探源研究，到目前為止已經形成了諸多流派或觀點，但最有影響的是“經濟發展原因說”和“科技原因說”。
1．1 “經濟發展原因說”及其存在的問題
在環境問題探源研究中，基于對現實的直覺，人們很自然地把視線聚焦在經濟發展上，因而“環境問題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首先成為環境問題探源研究的主題和焦點，而其研究成果則首推“零增長理論”和“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
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震撼世界的著名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提出了“零增長”對策，因而被稱為“零增長理論”。它認為環境污染等問題是經濟增長造成的，因而主張經濟“零增長”。盡管《增長的極限》一書喚起世人對環境問題的高度關注，使環境問題越來越成為各國所認真考慮的中心課題。但其“零增長”的主張則被認為由于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所固有的特征和規律而遭到不少未來學家、經濟學家、自然科學家等的強烈反對，也幾乎不被各國政府所接受。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是非常值得玩味的理論成果，它認為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呈倒u型走勢：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環境污染或破壞會隨經濟的增長而加重，當經濟發展到某一水平時環境污染或破壞程度達到最大，而后經濟繼續發展，環境污染或破壞卻隨之下降，環境質量逐漸變好。
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倒u型關系最早是Grossman和Krueger在1991年研究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環境影響時提出的。1992年Shafik和Bandyopadhyay在為世界發展報告做背景研究時對EKC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證實了其倒u型關系這一結論，并借用反映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倒u型曲線關系的庫茲涅茨曲線來描述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的之間的這種倒U型曲線關系，因而被稱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簡稱EKC)。
EKC假說提出后，其結論受到學界激烈的爭論和質疑，從而引發了檢驗性實證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熱潮。10多年過去了，國內外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許多優秀成果，國內的這種研究至今熱度不減。然而，大量的實證研究卻表明，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僅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而且也存在著正u型、N型和同步等多種其他曲線關系。顯然，這種具有多種不同結論的研究，不僅影響其學術價值，關鍵的是它并不能為實現經濟與環境雙贏問題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因為在EKC假說及其支持者看來，環境惡化也好改善也罷，都是經濟增長造成的，因而決策者很難依據這樣的結論來制定經濟與環境雙贏的兩全之策。若再把正u型、N型和同步等關系的研究結論考慮進去，那就更加劇了“理論”指導的混亂，更陷決策者于左右為難之境地了。
EKC的國別或區域研究也試圖預測正在惡化之中的環境質量逆轉的拐點，即經濟增長達到多高水平，環境質量才會發生持續能行的好轉。但是，這里又存在一個問題，即EKC假說及其檢驗研究存在著一個隱性假設，即“經濟發展始終是可持續的”或“不存在生態閾值”。實際上，任何地方的環境承載能力都是有限的，都存在一個特定的生態閾值。環境污染或破壞一旦超過“生態閾值”，就會導致環境災難，導致經濟可持續發展條件的喪失。而在EKC拐點之前環境惡化程度就超過“生態閾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我們目前還很難確切地知道一國或一地的“生態閾值”處于何位，因此，預測EKC拐點的意義也就大打折扣了。
EKC研究把經濟發展作為影響環境問題的變量，在大方向上也許是可取的。因為很明顯，人類的經濟活動對當今環境惡化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如果處于惡化之中的環境問題能夠得到最終解決的話，那也只能是發生在未來。一般而言，未來的經濟一定會比現在有所發展，EKC假說好像就反映了這種現象。
但是，EKC假說及其有關研究將環境惡化或改善簡單而籠統地歸罪或歸功于經濟發展是有問題的，不僅僅是因為它不能對環境問題的解決提供什么能動積極的對策，更重要的是它并沒有揭示出問題的本質。關于“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的研究得出不一致的多種結論本身，實際上就已經是對EKC假說的一種否定，同時也是對“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本身的否定。其實已有學者認為，EKC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是虛幻的、經不起推敲的或可能是錯誤的。
EKC假說及其檢驗研究大方向是對的，但卻錯在它的方法上：①籠統地把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污染程度相關聯，是一種從外部考察“經濟一環境”系統的“黑箱”方法，這種方法缺乏分析性，短于深刻性，因而難以揭示環境污染發生的內在根源與機制。②不適當地采用了類比方法。目前的EKC檢驗研究，多是利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面板數據，這是典型的類比方法。這種方法比較適合于像天體演化等自然現象的研究，而將它用于社會問題的研究就會降低其結論的普適性。因為同類社會現象的同質性遠比自然現象為差。比如，發達國家當初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而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已經在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下借鑒了發達國家過去的教訓，顯然不會走至少不會完全走發達國家的老路。而采用國際面板數據進行類比，實際上是把發達國家的過去與發展中國家的今天的情況等同化了，這樣的類比研究其結論的普適性是難以保證的。
西方經濟學用“外部性說”或“市場失靈說”等來解釋環境污染產生的經濟原因，但這并不是環境問題的直接原因或根本原因。因而它所提出的“外部性內部化”的政策措施，在解決環境問題的效果上也是非常有限的。
環境污染或環境質量演變的路徑，并不籠統地決定于經濟發展本身，而是有著經濟活動背后的某種深層次原因。
1．2 “科技原因說”及其存在的問題
直接從人類經濟活動所依仗的科技手段上探求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可能更深刻一些。“科技原因說”正是從“環境經濟科技”的關系來追溯環境問題產生根源的，這比之直接從經濟發展的結果來追溯環境問題產生原因的“經濟發展原因說”深入了一步。
但是，到目前為止的“科技原因說”也存在著明顯的問題：①這類研究幾乎停留于思辨性的論說，雖然具有一定的哲學深邃性，但卻損害了這類研究的實證性和科學性。②這類研究多是著眼于科技進步“雙刃劍”帶來的負面結果而非針對作為原因的科技進步的結構和功能。由于這類研究把環境污染或破壞籠統地歸罪于科技進步，因而導致像《增長的極限》的作者和其他一些學者據此否定通過科技進步改善環境的可能性。
實際上，環境問題探源研究的積極意義，在于為現實地解決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問題而非單純地消除環境問題提供理論依據和路徑指南。“科技原因說”籠統地將環境污染歸因于科技進步，并最終否定科技進步對于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作用，是不足取的。因此，“科技原因說”有待于向“科技結構原因說”發展，向實證研究深化。
2 環境問題的人類根源：科技進步非對稱性
科技進步是人與自然或經濟與環境之間的橋梁。因此，從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視角看，科技進步不僅應該具備生產力功能，而且也應具備環保功能。環保也是生產力，而且是長遠的生產力。但是，傳統的經濟學多從生產函數――“產出=f(資本，勞動，時間)”來理解科技進步，認為當產出的增加大于勞動和資本投入的增加時，就發生了科技進步。這種經濟視角的科技進步觀，僅將科技進步的功能限于經濟，割裂了經濟系統與生態環境的天然聯系，缺少大系統眼光和歷史眼光。
人類科技進步活動構成地球的科技圈，它不斷地改變著經濟圈(遍布全球的經濟活動)的方式、內容、強度和規模。經濟圈對生態圈的沖擊會引起一定的生態環境效應。人類經濟活動的環境效應或效果決定于功能不同的各種類型的科技進步力量的對比。而自18世紀歐洲產業革命以來愈演愈烈的環境問題正是由不斷被強化的科技進步非對稱性所導致的。
2．1 科技進步的類型與功能
自18世紀產業革命以來，科技進步在變遷中分化出A、B、C三種類型。
A型科技進步是一種具有開發和生產功能而客觀上卻容易造成環境問題的科技進步。它能為其實施者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為經濟增長做出貢獻，但又會由于實施不當或實施規模過大而造成環境問題。
B型科技進步是一種具備環境治理和環境優化功能的科技進步，屬于環境科技進步的范疇。其實施能為社會帶來環境效益和遠期經濟效益，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C型科技進步是一種環境友好型的兼有經濟功能和環保功能的“綠色”科技進步，如清潔生產技術、循環經濟技術等等。它被用于經濟活動而不會對環境構成負面影響(或對環境影響很小)。但它會通過科技進步的替代效應(以C型科技進步替代A型科技進步)減輕環境污染。
2．2 科技進步的類型與科技進步非對稱性
18世紀工業革命以后，科學技術獲得了非對稱性的進步，即A型與B、C型科技進步在內容、水平、速度和實施規模上不相匹配、不相適應：A型科技進步由于受到特別重視而得到有力的推動和規模化實施；而B、C型科技進步則往往不被重視而較少得到推動和實施。其結果是，前者在水平、成果數量和實施規模上都占有絕對優勢，而后者則處于絕對劣勢的地位。我們把A型與B、C型科技進步的這種不匹配現象稱為科技進步非對稱性。
科技進步非對稱性一般表現為：①在科學進步方面，人類非常重視如何利用自然資源和自然條件的研究和認識，這種研究和認識活動貫穿于整個人類社會發展歷史，帶來了相對豐富的知識積累和創新；而對人類經濟活動可能帶：來的對生態環境的損害及其機理的認識要被動和落后得多，這方面的知識相對貧乏。②在技術進步方面，人類在A型技術的研發投資、成果產出及成果推廣應用規模等方面遠遠甚于B型和C型技術。
我們可以用A型與B型科技進步各項指標(如R&D投入、科研人員數量、成果數量、成果轉化率及擴散規模等)之比即A／B來衡量科技進步非對稱性的程度。該比例越大說明科技進步非對稱性程度越高，反之越低。科技進步非對稱性是反映科技進步的經濟功能與環保功能比例失調的指標。當A型科技進步一花獨秀時(如工業革命后很長時間)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就日趨嚴重；而當B型科技進步所占比重上升或(和)c型科技進步替代A型科技進步時，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就會降低(見圖1)。
2．3 環境問題與科技進步非對稱性
科技進步非對稱性與環境問題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因果關系：環境問題=f(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如圖2所示。
這種關系表明，科技進步非對稱性是環境問題產生的人類根源。
由于到目前為止各國尚未曾設計和采用反映科技進步非對稱性的有關分類統計指標，這使我們難以用相關數據對“環境質量一科技進步非對稱性”相關性作數理方面的實證分析。但是，我們也完全可以用科技進步和環境問題演變的歷史事實，對環境問題與科技進步非對稱性的因果關系作出令人可信的定性實證分析或檢驗。
在更早以前，科技進步和環境問題并不突出，而自18世紀以A型科技進步為主要內容的歐洲科技革命開始，情況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A型科技進步單打獨進，催生出了工業化，并使“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大，還要多”，但是，由于缺乏B型科技進步的匹配作用，因而A型科技進步給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污染(主要是煤污染)，城市環境的污染成為工業革命最具災難性的后果之一。阿?湯在19世紀80年代就曾斷言，產業革命的煙霧所帶來的破壞要多于創造，保羅?霍根也曾指出，“自18世紀中期起，自然界受到的損害比整個史前時代造成的損害還要大”。20世紀30年代以后，石油科技進步(也屬A型科技進步)又在煤污染的基礎上給環境帶來石油污染。治理煤污染和石油污染的B型科技進步尚未跟上，到20世紀60年代后，化工技術尤其是有機化工技術(仍屬A型科技進步)的問世和大規模應用，又為環境平添了一種全新的化學污染。多重污染的疊加，使環境問題雪上加霜，最終促成了20世紀30年代一60年代環境公害事件的大爆發。18世
紀歐洲產業革命以來的200年，是歐美和日本A型科技進步獨領(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加劇)和經濟大發展的200年，也是環境退化加劇和全球氣候變暖的200年。
日趨嚴峻的環境問題終于激怒了人們，20世紀60年代，在發達國家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環境保護運動”。以此為契機，B型科技進步開始有了良好的勢頭，部分學者也認識到技術進步非對稱性問題的存在。70年代以后，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指導下，B型科技進步逐步催生出“第零次產業”――環境產業，“環境友好型”的C型科技進步也逐步得到重視。此后不少發達國家科技進步非對稱性狀況得到某種改善，從而其環境惡化狀況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和改善。
但是，全球環境問題至今依然沒有被遏制住，其原因依然是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在作祟：①雖然B型科技有了長足的發展，但A型科技進步速度更快。②某些發達國家通過貿易途徑將污染產業和危險廢物向國外轉移，削減了本國A型技術的應用規模，改善了本國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和環境惡化狀況，但卻惡化了引進國的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和環境。③雖然原有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得到了某種程度的緩解，但同時又有新的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問題的產生。知識經濟中的科技進步非對稱性給人類帶來了新的環境問題。A型高科技進步給世界帶來了電子垃圾、電磁波的輻射、基因污染和基因安全、納米技術的安全性、電子信息污染等問題，而相應的B型高科技進步并未能及時為我們提供相應的污染治理手段。新老環境問題的疊加使全球環境問題更加復雜和嚴峻。
綜上所述，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及其演變是環境問題產生和演變的背后根源，當然它也是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倒u型走勢的成因：在EKC的左半部，環境污染之所以趨重，是因為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經濟增長增長所依賴的是非對稱的科技進步。而在EKC的右半部，環境問題之所以會得到改善，則是由于人類逐步自覺或不自覺地遏制或糾正科技進步非對稱性的結果。“環境污染一經濟增長”的N型、同步和u型等曲線關系也是相應領域科技進步非對稱性演變的結果。
實際上，按照科技進步非對稱性理論，無論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還是經濟發達期，只要我們能夠使A、B、C各種類型的科學技術按其功能匹配地發展，就會避免陷于經濟增長與環境惡化并存的“怪圈”之中，實現人與自然或經濟與環境和諧發展的夙愿。
3 影響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存在和演變的因素
如何才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或糾正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呢?這主要與影響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存在和演變的因素有關。
3．1 科技進步成本效益反差律
在A、B、c三種類型的科技進步中，存在著較大的成本反差和效益反差。
一般而言，在科學進步方面，人們對正面或正向的問題的認識總是容易一些，而對其逆向或負面問題的認識相對較難，比如：①數學上的加法、乘法、乘方等正向運算相對比較容易，而其逆運算的減法、除法和開方等相對較難；②弄清技術應用的負面效應的機理或規律也往往比弄清技術應用的正面效應的機理要困難和費時。如人類對煤、石油等作為能源應用時所導致的污染現象及其規律的認識(B型科學進步)要比對煤、石油等可作能源使用及其機理的認識(A型科學進步)要難得多。因此不難理解：人類從發現酸雨現象到真切地感受和認識到酸雨的危害，竟然經歷了一百多年。生態學、環境科學(屬于B型科技進步)在A型科技進步導致環境問題達100多年之后才誕生和發展起來的。即使到今天，人類對環境自凈能力、環境污染及其危害機理等尚未認識清楚。
科學研究只是為解釋或理解客觀現象提供了一種模型，而要解決實際問題還要進行艱難的技術開發，也需要更多的投入。同樣，在技術進步方面，由A型技術進步到B型技術進步，再到c型技術進步，其難度或投入是遞增的。例如，一般能源(如化學能、水能、風能等)技術均屬A型科技進步，人類沒有費太大的功夫就掌握了。可控核聚變能源是儲量巨大而且十分清潔的能源，人類如能突破和掌握這種技術(c型科技進步)將會給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帶來無限光明，但是這太難了。
難，往往意味著技術高，意味著費事耗時，意味著開發成本和初期使用費用高，但也很可能意味著成本下降空間大，意味著長期經濟效益好；難，導致C型高科技進步滯后，但是，一旦獲得突破，人類就會受益無窮。然而，遠水解不了近渴，一般而言，“理性的”人類在作選擇時往往不會舍近求遠或舍易求難，而是會先易后難。因而科技進步演變的規律大致會是：A型技術進步在先，爾后是B型技術進步跟進，而最終人類將以C型技術進步為主導――這時人類將進入可持續發展的極度發達的新時代。同時，這也是科技進步非對稱性產生、強化和向著改善的方向演變的重要原因之一。
破壞容易而建立難。毀壞一件東西要比制作一件同樣的東西容易得多。同樣，環境的“破與立”也是如此。生態環境可以毀于一旦，而恢復已經惡化了的生態環境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建設或改善環境是一個非自動的需要消耗能量的有序化過程，而破壞環境是一個自動的無序化過程。可見，污染和破壞環境是經濟代價和時間代價都極高的事情，我們顯然不能再走拋開環境問題去發展經濟的老路，而是要通過改造和優化科技進步的結構與功能，使科技進步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兩個目的服務。
3．2 市場競爭機制
市場競爭機制對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具有巨大的強化作用。在市場競爭機制下，“經濟人”追逐內部的(局部的)、直接的和可預期的(近期的)經濟利益幾乎成為經濟秩序。而A型科技進步恰恰能夠成為“經濟人”們實現經濟目的的有力工具，因而A型科技進步能夠博得市場的青睞，能夠獲得“經濟人”大量“貨幣選票”的支持。B類科技進步成果的實施或應用往往因其周期長、市場效益低、反應慢而令“經濟人”人望而卻步，而且它為社會帶來的諸多“好處”對于“經濟人”來說是外部的，因此B類科技進步很難獲得與A類科技進步相匹配的物質支持和發展。
市場化的工業經濟更使人類嘗到了高經濟增長的甜頭，悟出了發展經濟的硬道理。200多年來，英國教會了人們如何進行生產，美國則使人們學會了如何消費和享受，從而把人類引向了物欲極度膨脹的非理性境地。在市場經濟中，為了發展經濟，為了能夠更多地從自然界攫取，A型科技進步常常會被推向它的頂點，這也就必然會把科技進步非對稱性推向它的極端。
市場經濟中的“經濟人”，從“個體”的角度來看，他的行為選擇可能是理性的，但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它的行為卻表現出很大程度的非理性，因為它導致負的外部性的經常性發生，從而導致整體經濟效率或長遠經濟效率的降低。而在科技進步被經濟增長目標牽著鼻子走的情勢下，科技進步則很難在解決負的外部性問題上有所作為。
3．3 環境經濟政策
軟弱的不合理的環境經濟政策則會姑息和容忍科技進
步非對稱性的存在甚至強化，而嚴格的、合理的環境經濟政策則可以使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得到超前的遏制和糾正。
環境經濟政策是調節“經濟人”的行為、彌補市場失靈缺陷的工具。然而，目前人類控制自身的政策能力卻弱得難以與人類開發自然的技術能力相匹配。從某種意義上說，科技進步非對稱性問題主要不是人類的科技進步能力問題，而是科技進步導向問題或環境經濟政策(制度)問題。
嚴格的環保經濟政策能夠引發創新，推動科技進步尤其能夠促進B、c型科技進步，從而降低科技進步非對稱性；而且，在強有力的B、C型科技進步的支撐下，嚴格的環境保護政策能夠比較容易地得到有效的執行，因為B、c型科技進步能夠為直接消除、避免或顯著降低經濟活動的負的外部性提供科學依據和技術手段。
但是，長期以來，我們的經濟政策是強勢的，而環境政策卻是弱勢的，兩者處于極度不對稱狀態，這實際上是容忍或默許科技進步的非對稱性的存在甚至強化，從而導致環境問題的持續惡化。雖然我們越來越重視環境保護，尤其在口頭上是如此，但是比起對經濟的重視，環境保護仍處于次要地位――至少在實踐上或實際效果上是如此。最近二三十年來，各國對于環境保護所要達到的水準日益嚴峻，但經濟增長卻沒有受到阻礙。在中國，經濟增長計劃可以毫不含糊地完成甚至超額完成，而環境保護目標卻可能會打折扣，如“十五”期間污染物總量削減是所有國民經濟指標中惟一沒有完成任務的指標。
經濟與環境兩種政策的非對稱性狀況之所以難以扭轉，是因為長期以來人們在感覺和認識上仍然嚴重地受制于傳統的經濟學觀念。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環境與經濟是競爭關系，環境保護的機會成本太高，會對經濟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很明顯，這種觀點本身就是“經濟唯上論”。但是，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則認為環境與經濟是共生關系，他在1991年提出環境保護能夠提升國家競爭力的主張，認為嚴格的環境保護能夠引發創新，抵消成本，這不僅不會造成廠商成本增加，反而能產生凈收益，使廠商在國際市場上更具競爭優勢，這被稱為波特假說(Porter Hypothesis)。
傳統經濟學注重考察資源(不包括環境)的近期或短期配置效果。而從短期看，實施較嚴格的環保政策，的確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經濟增長。因為企業環保的投入資金是昂貴的，這是和企業的商業目的是相矛盾的，因而誰投資環保誰就會吃虧。
然而，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則強調包括環境資源在內的各種資源配置及其相互影響的長遠效果。適當嚴格的環保政策會使廠商從長計議，激勵其B、c型科技創新的積極性，這不僅會減少污染，同時也會由于產品質量的改善和生產成本的降低而提高生產力和產品競爭力。因此，誰積極投資環保尤其投資環保科技創新，誰就有可能在B、C型科技進步方面占得先機；而在消費者環保道德意識不斷提高和環境標準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基本準則的背景下，誰能夠占得B、C型科技創新的先機，誰就能提升企業的品牌形象，誰就會贏得環境與經濟的雙重競爭優勢。美國PPG化工產品公司中國地區總經理葉維佳在回答記者“環保投入是否會給企業帶來商業回報”的問題時曾談到：“如果全社會的環境道德水平普遍提高，而且，如果有科學合理的環保政策，有健全完善的環保法規法制，企業完全可以將環保成本內部化，高質量、高環保標準的產品在市場上會有很強的競爭能力，但是，必須要有給定的那些前提”。言外之意：如果環保政策科學合理，并有健全完善的環保法制――保證大家都能公平地遵守，消除執法不嚴導致的囚徒博弈中的僥幸行為，那么投資環保會帶來商業回報，不僅不會影響而且還會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顯然，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說，最經濟的環保路徑應是在環境問題出現前就積極投資環保，因為“先污染，后治理”的代價太高了。然而，如今企業在環保投資方面卻舉步維艱，這既是企業短視經濟觀念使然，更重要的還是環境政策方面的問題。嚴格而合理的環境政策和環境法制會使廠商的行為選擇與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主張保持一致。
在實行嚴格的環境政策的初期，國家應在B型科技進步方面承擔更多的責任，這將既有利于減輕企業的成本負擔，又有利于環境問題的解決，同時也給企業以明顯的環境政策趨緊的調控信號，迫使企業作長遠環境科技創新的打算。企業則可以把技術創新重心的放在推動C型科技進步上。
2005-2006年，福建省全省市、縣、區科技進步考核共有86個市（縣、區）參加（其中有8個市，72個縣，6個區）。經省科技進步考核專家組的評審，推薦通過考核的共54個地區，占全省市、縣、區總數的62.79%，其中包括4個設區市、45個縣（市）、5個城區。從總體上看，本次全省市、縣、區科技進步考核工作進展順利，申請并通過考核的市（縣、區）均比上次(2003―2004年)考核參與度擴大。科技進步發展態勢總體評價：
1.1 市、縣、區各級政府對科技工作重視程度有所增強。依靠科技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力度不斷加大，全省市（縣）科技進步的宏觀環境進一步得到改善。科技投入得到重視和加強，本級科技三項經費占財政支出比例有較大提高，地方在探索多元化投入機制方面取得較好成效。大多數市（縣、區）“三項一票否決”定性與定量指標完成情況有所提高，特別是在定量指標――本級科技三項費占當年本級財政決算支出比例上，地（市）、縣（縣級市）、城區均在以12%以上的速度迅速增長，其中，縣（市）中只有12個縣（市）出現了零增長或下跌，平均縣（市）的增長比例是23.1%，城區本級科技三項費占當年本級財政決算支出比例均是上升的，其平均增長比例為11.3%，說明各地方黨政領導對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認識的進一步深入，對于科技的投入加大，綜合領導和管理科技產學研的力度加強。
1.2 科技活動活躍，科技產出增大，區域創新體系建設步伐加快，政府服務企業的職能得到較好發揮。企業創新活動增強，產出加大，企業創新主體的地位進一步突出。
1.3 科技對經濟和社會發展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促進作用。分析市、縣、區科技與經濟和社會發展之間的相關性發現，科技投入比較大、科技實力比較強和科技產出水平比較高的地區，其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也比較高，市、縣、區科技進步與經濟和社會發展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科技進步對其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顯著的推動作用。科技對經濟、社會影響因素指標分析出現正相關關系。市縣區人均GDP、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民純收入等主要經濟指標有明顯增長。社會事業推進工作力度明顯增強，三廢排放率、九年義務教育率、人均郵電業務量等指標呈現進步態勢。
1.4 大部分地方科技行政管理部門的積極性和作用得到發揮，科技工作職能充分體現，工作有為有位，在推進地方科技進步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1.5 不同地區之間在部分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上的差距還在加大。地區間比較分析還發現，科技進步水平比較高的地區和比較低的地區之間，山區與沿海在部分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上的差距還在加大。2005年相比2006年，科技進步水平比較高和比較低的城市之間在本級科技三項費用、萬人擁有專業技術人員數、企業技術開發投入、人均財政收入、人均郵電業務量等重要指標上的差距在加大；縣（市）之間在本級科技三項費用、萬人擁有專業技術人員數、專利申請數和授權數、企業技術開發投入、財政收入和人均財政收入、人均郵電業務量等重要指標上的差距在加大；城區之間在專利申請數和授權數、人均財政收入等重要指標上的差距在加大。
2 2005-2006年全省市（縣、區）科技進步態勢分析的重點
2005―2006年全省市、縣、區科技進步考核收集到8個城市（不包括廈門市）、72個縣（市）和6個城區共86個地區的數據。經過驗證，各市縣區的數據基本上可靠，將所有上報的86個地區的數據歸入全省的市、縣、區科技進步態勢分析之列。此次全國科技進步考核對縣（市）區的科技進步數據進行重點考核，設區市的考核數據指標較為簡單，因此，科技進步數據的分析也是以縣（市）區的數據分析為主。對整體數據的考察重點集中在科技投入、科技產出、企業發展三方面的16組數據的考察。
3 2005―2006年度福建省城市科技進步態勢
全省八個城市(不包括副省級城市廈門市)，在科技投入與產出方面表現平衡增長的趨勢。在推進地方科技進步中主要科技三項費用指標增長幅度較大,達到14.2%；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產品銷售額上增加28.3%；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兩年內增加25.62%；年技術成交額上漲了39.66個百分點；科技發展基金增長24.7%。在肯定我省設區市在科技投入與產出整體增長速度加快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以下的指標數據，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通過ISO系統等標準認證的比例在2006年占了現有企業的39.2%，這仍然低于相應的省份（根據2002年陜西省的調查數據，陜西省的隨機調查的74家企業中51.35%通過了ISO9001質量體系認證，8.1%通過了ISO14000環境體系認證）。而新的標準認證SA8000認證，在環保、人力資源等領域上對企業又有更高的要求，通過企業更少。在本級科技三項和授權發明專利數量費用占當年本級財政決算支出比例項目上出現了零增長和負增長，說明我省的科技發明創新工作任重道遠，科技發明創新的品種數量與質量都有待提升。
從地區差異上看，第一位的福州市與第八位的寧德市在投入上的差距在拉大，兩者差距由2005年的34倍增加至2006年的36倍。
同時，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福州市與寧德市的數值差異在2005年、2006年維持在72.6倍。而對比表格可以發現，各市的科技資金使用效率上的差異明顯。
4 2005-2006年度全省縣（市）級科技進步發展態勢評價
4.1 科技投入方面
福建省全省縣（市）的科技投入，以下列數據為例，本級科技三項費用，2005年為308.30萬元，2006年為379.58萬元，增幅為23.12%，兩年內平均科技三項費用決算增長比例為19.8%，科學事業費從2005年的65.75萬元增至2006年的82.32萬元，增幅為25.2%；科普經費支出從2005年的21.61萬元增至2006年的24.74萬元，增幅為14.40%；風險投資基金從2005年的413.53萬元增長為2006年的597.97萬元，增幅為44.6%；科技發展資金從2005年的252.21萬元增長到2006年的276.41萬元，增幅為9.6%；專業技術人員數量從2005年的1.18萬人增長為2006年的1.24萬人，增幅為5%。以上數據反映出福建省縣（市）一級的科技投入量增長快速，但在不同領域中有明顯差異。其中風險投資增長最為迅速，反映了科技融資力度增強，且方向有了多元化的發展。而數據同時提醒我省基層的科普經費不足現象普遍存在。
4.2 科技重視程度方面
科技投入得到重視和加強，本級科技三項經費的增幅與對應年度的財政支出的增幅持平，均占到對應年度財政支出數的1.2%。其中，以泉州市晉江市兩年內平均2.1%的比重居全省縣（市）的第一位。全省縣（市）一級達到平均數以上的有43個，未達到平均數的為29個。這些數據反映了各縣市對科技工作重視程度的整體意識在增強，在地方經濟財政中能給予科技更多的資金與政策支持。
4.3 科技產出與創新程度方面
在各地縣（市）、城區的科技投入不斷增加的同時，各地區的科技產出成果顯著（見表5、表6、表7）。其中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23.51%（2005年與2006年數據相比，下同），所占同期工業增加值比重增長0.64個百分點。專利申請數增長16.83%；平均每10萬人專利申請數增長8.37%；發明專利申請數增幅為24.58%；授權專利數增長15.3%；10萬人授權專利數增幅為17.7%；授權發明專利數增幅為13.02%。從中看出：(1)高技術產業的高增長性在全省表現顯著。(2)專利申請中發明專利的比重明顯偏低，且在2006年較2005年相比，呈現下降的趨勢，從6.2%下降為4.7%，這應引起各地區乃至全省領導的關注。
4.4 科技推動企業業績增效方面
2006年與2005年相比，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技術開發經費增長方面，上升了40.6%，其所占產品銷售收入的比例增長0.13個百分點，增幅為6.98%；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品銷售收入增長15.4%。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通過ISO系統等標準認證的比例增長2.53個百分點，增幅為10%。其中工業企業技術開發經費增長快速，說明企業對產品的科技創新方面給予了更多的重視，而企業中通過ISO系統標準認證的數據偏低。
4.5 在科研成果轉化方面
全省縣（市）的平均每年的技術合同成交額上漲了137%，其中福州市閩候縣、泉州市石獅市和三明市明溪縣，分別以4.78倍、4.13倍和3.22倍的漲幅位列前三名。在實用科技成果轉化數量方面，莆田表現出色，前十名中獨占4位。反映了莆田市政府和科技主管機構在實用科技領域的政策引導到位。
而上級政府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數總數由2005年的276家增長到2006年的366家，漲幅達32.6%，但是總量相對于周邊東南部省份（廣東、浙江等）來說仍有一定距離，而且分布相對集中于福州、漳州和泉州，而閩西集中在龍巖新羅區。這與各地的高校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息息相關，說明了閩東的福州和閩南地區的漳州與泉州在教育軟環境和人才儲備上具有明顯的領先優勢。
5 2005―2006年度福建省城區科技進步態勢
福建省的6個城區在2006年的科技進步態勢與2005年相比有如下特點：
――科技資金投入量明顯提高，尤其是本級科技三項費用決算增長比例和風險投資基金數額保持著高增長；
――科技成果產出方面，專利申請數出現了負增長，而專利授權數量則出現了增長，這說明了在科技產業化與專利權申請的質量上有了整體的提升，我省城區的科技成果質量穩步上升。
――從地域尺度上，沿海內陸的城區差異明顯，但是閩西三明市的梅列區增長速度加快。尤其是梅列區加大投入科學事業費，逐步體現出閩西的主要科研中心應有的作用，采用引進新技術的方式加快提升自己的工業技術層次。
6 2005-2006年全省各級地區科技進步發展整體評價
[關鍵詞]中原經濟區；自主創新；科技；稅收優惠
一、中原經濟區科技發展的現狀
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也是中原經濟區建設起步之年。1月底，在國務院印發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中原經濟區被納入國家層面的重點開發區域，正式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2011年9月，中央政府頒布實施了《國務院關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指導意見》，標志著中原經濟區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為河南未來發展開辟了光輝前景。在2012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期間，河南省成為首個“走進”博鰲亞洲論壇舉辦主題活動的省份。中原經濟區這一國家戰略，借力全球著名政經對話平臺，走向世界。
河南作為人數過億的人口大省、農業大省、典型的產糧大省，目前處在工業化、城鎮化發展蓄勢待發的關鍵時期，建設中原經濟區，必須發揮河南科技自身優勢，不斷加強科技創新，為走出一條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為代價、‘三化’協調推進、科技發展的新路提供支撐引領作用。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經濟區在科技發展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一）科技創新環境明顯優化
圍繞加強科技創新活動，針對科技計劃管理、高新技術企業研發投入稅收抵扣、科技成果獎勵、高新技術產業化、人才隊伍建設、知識產權保護等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文件，為加快科技進步，促進科技創新營造了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環境。
科技投入多元化，政府科技投入引導作用不斷增強。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由2005年的55.61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174.76億元，R&D占GDP的比重由0.53%提高到0.90%；財政科技投入由2005年的13.85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35.52億元，增幅達到156%；企業逐步成為科技創新投入的主體，大中型工業企業R&D投入由2005年的35.94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122.18億元。
（二）科技創新能力大幅度提高
實施企業創新能力培育科技工程。引導和支持企業加強技術創新活動，促使骨干企業成為自主創新主體，帶動更多企業走創新驅動型發展道路。企業研發中心建設步伐加快，新建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3家，目前河南省擁有國家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9個；新建省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280個，是“十五”期間建設總數的5.6倍，使河南省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總數達330個；省級以上企業技術中心達674個，是“十五”末的4.32倍。重點實驗室建設取得突破，新建5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實現零的突破；新建省級重點實驗室51個，目前總數達到75個，是“十五”期間建設總數的3.13倍。建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組織成立了風力發電裝備、盾構、生物疫苗、花卉、小麥、耐火材料、中藥等8個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探索產學研結合打造新興產業集群的新機制，提升相關產業集群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三）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撐
按照《河南省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部署，集中科技資源實施了主要農作物新品種選育、超高壓變電裝備關鍵技術研究及產業化、數字化裝備關鍵技術、新藥創制及中醫藥現代化等11個重大科技專項，共實施重大科技專項項目54個，河南省財政科技投入4.19億元，引導承擔企業研發投入24.84億元，新增產值406.61億元，利潤64.34億元，稅收23.29億元。
中鐵隧道裝備制造有限公司實施的“盾構成套裝備關鍵技術研究及應用”重大科技專項，研發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盾構機中標北京、鄭州、重慶等地鐵工程，合同金額15億元；為打造河南省數字化裝備產業提供了重大技術裝備和科技支撐；中硅高科實施的“千噸級多晶硅”、洛陽普萊柯承擔的“家禽主要疫病新型診斷技術及新型疫苗研究與開發”重大科技專項、中平能化的“瓦斯軸承一發電一礦井熱害治理”等重大科技項目，為禽用疫苗生物制品領域、節能環保技術產業提供了技術支撐。
二、中原經濟區科技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存在的問題
中原經濟區的科技工作雖然取得了較大進展，但是還存在不少突出問題，特別是在稅收優惠政策方面，還不適應支撐中原經濟區建設又好又快發展的要求，與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對科技創新的內在要求，與建設創新型河南、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支撐實現兩大跨越和中原崛起的戰略目標還有很大差距。
（一）從整體上缺乏一套以促進科技進步為目標的稅收優惠政策
一方面，我國科技進步的整體戰略不具體，各領域指導方針不明確，科技進步與生產建設相對分離，大量存在重研究輕推廣應用、重成果輕轉化的現象，從而使稅收促進科技進步的目標不明確、重點不突出、對象不明晰，制定促進科技進步的稅收政策缺乏必備的前提。另一方面，就已出臺的各種優惠性規定而言，其出臺的時期不一、寬嚴不一、方式不一，各種措施之間缺乏一個總的政策來指導，沒有形成統一的整體，致使稅收優惠的重點不突出、措施間協調性差、透明度不高，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稅收優惠對象選擇上不盡科學
現行的稅收優惠政策是以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為中心，向沿海經濟開發區、西部地區到內地一般區域遞減的稅收優惠格局，形成了不同層次的稅收優惠，使東部經濟發達地區享受到了較多的稅收優惠，而目前中原經濟區建設已上升到國家戰略，還未享受到較多的稅收優惠。
（三）稅制中存在阻礙科技進步的因素
1 稅制結構不合理導致科技進步優惠政策的作用力度受到限制。目前，以河南為核心的中原經濟區的稅收收入主要依賴于流轉稅，所得稅的收入比重較低。而在促進科技進步的稅收政策中所得稅是主體，就嚴重制約了以稅收優惠手段來促進科技進步的作用力度。
2 我國流轉稅體制方面存在不利于鼓勵企業科技進步的因素。目前我國已全部實現了增值稅類型的轉型，現代科技開發和科學研究的前期投入資金數量大，但特許權使用費、無形資產等不得在進項稅額中抵扣，這又進一步加重了企業的稅收負擔。
3 稅收優惠對象缺乏針對性。稅收優惠只針對科研單位與科研成果，而非針對具體的科技研究開發活動及其項目，這一做法使得政策的受惠對象僅限于那些已經和能夠獲得技術開發收益的企業和單位，而對那些急需進行科技改造的企業和正在進行中的研究開發活動缺乏應有的鼓勵措施。事實上，一項成功應用于社會生產生活的科技成果一般要經歷課題立項和實驗室非軍事化、開發研究和產業化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風險大、收益小甚至沒有收益，應是政府扶持的重點。
4 稅收優惠形式單一，往往局限于稅率式優惠方式和稅額的定期減免，側重對事后的利益讓渡，而在R&D費用扣除、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投資抵免、延期納稅、虧損結轉和提取風險準備金等方面缺乏實質性的優惠措施。
5 目前科技稅收優惠內容不完整。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缺乏個人所得稅方面的優惠政策。由于培養一個高科技人才的時間長、花費多，這就使得企業必須支付高薪給高科技人才，這樣才能吸引高科技人才到企業來工作。而我國現行的稅收政策中，對高科技人才的收入并沒有真正的個人所得稅優惠，致使高科技人才流向海外。
三、中原經濟區在促進科技進步上的稅收優惠政策建議
科技創新事關民生，事關未來，是應對未來挑戰的重大選擇，是統領未來發展的戰略主線。科技創新決定科學發展，決定持續提升，決定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決定中原經濟區建設的成效，是我們建設中原經濟區、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興的支撐、內涵和精髓。要將中原經濟區最終發展成為全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就必須有強有力的動力支撐，這個動力支撐主要來自于科技創新。只有把發展的著力點放在科技創新上，依靠科技創新的動力，充分發揮科技創新的活力，才能實現河南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一）稅收優惠政策應作總體性的戰略部署
根據我國技術進步的總體戰略部署，制定稅收科技進步綱領，以法律的形式明確稅收支持科技進步的方針、目標、重點、鼓勵形式、優惠程度以及優惠資金的管理、使用范圍和財務處理，以此作為稅收科技進步的總政策，形成稅收激勵科技進步的新機制。同時，充分借鑒和吸收國外科技稅收的理論和實踐，并注重與國際慣例相一致。
稅收優惠必須突出國家產業政策的導向，與國家科技發展計劃保持一致，確定重點扶持的對象，優先鼓勵科技水平高、可迅速轉化為生產力，并能使生產效率顯著提高的高新技術企業與科研項目的發展。
（二）重視高級人才的同時，也要給予青年科技工作者以適當的關注
在人才支撐方面，要圍繞中原經濟區建設尤其是加快新型工業化、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對人才的需求，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一是發揮37個省部級重點學科優勢，調整優化專業結構，大力培養裝備制造等戰略支撐產業、新能源與新材料等戰略新興產業和能源、交通等戰略基礎產業急需緊缺的專門人才。二是發揮27個國家級、22個省級教學質量工程項目的示范帶動作用，深入實施素質教育，尤其是深化以增強學生創新能力為核心的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培養大批創新型科技人才，為中原經濟區建設提供科技人才支撐。
在地方科研機構中，不少機構更想直接引進正高級專業人才，希望請來就用，而忽視青年人才的特殊作用，違背了科研規律，當然不利于科學研究的正常發展。更有甚者，有些科研機構缺乏青年人才，使創新活力很難提升。重視高級人才的同時，也要給予青年科技工作者以適當的關注。
比爾·蓋茨創辦微軟時，年方20歲；史蒂夫·喬布斯成立蘋果電腦公司那會兒，也不過21歲。全球重大科技創新成果中，70%以上是由年齡在35歲以下的青年科技人才完成的。培養和選拔年輕人才，對科技發展是何等重要。年輕人創新活力充沛，最容易出新招，最具創新性。發達國家一再強調創新團隊中年輕人的極端重要性，就是這個道理。
（三）加大對中原經濟區重點企業扶持政策的力度
河南有很多優勢產業，比如化工、鋼鐵、煤炭、小麥等。但這些優勢產業和新興的一些產業相比，又具有一定的劣勢。要保持其良好的發展勢頭，就要通過科技創新，走循環經濟的路子。
沒有知識積淀，沒有長期的工作經歷，一定搞不了科技創新。在美國，專利大部分是生產第一線的人或普通老百姓獲得的，實驗室里獲得的只占20%左右的比例。
中原經濟區建設作為國家的一項重要戰略，可爭取國家稅收政策的一些傾斜，如可確定重點扶持的對象，加大對中原經濟區傳統產業進行技術改造的稅收優惠力度，對科技投入達到一定數額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可與高科技產業享受同等的優惠政策，以盡快實現中原經濟區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技術革命的主要載體是企業，能夠向產業轉化是企業最大的優勢，如河南可與中石化成立一個科技創新合作平臺作為試點。
（四）隨著中原經濟區上升為國家戰略，采取多樣化的科技稅收優惠形式
目前，我國的科技稅收優惠政策以直接優惠為主，通過定期減免所得稅、運用低稅率、進行稅額抵免等，其優點是直接減免了納稅人當期的應納稅額，方便征納稅雙方掌握，但是也造成了國家稅收收入的直接減少，而且容易引發逃避稅的行為。間接稅收優惠包括投資抵免、虧損結轉抵扣、費用的扣除、提取各項風險準備金等，它雖然在一定期間減少了國家的應征稅款，但政府依然保留了對企業今后的征稅權，對企業來說相當于從政府那里獲得一筆無償貸款，有利于增強企業發展的后勁。同時制定完善的間接稅收優惠政策，能充分發揮政策引導市場的導向作用，由此引導企業的健康發展。所以，當務之急是用稅收優惠的辦法鼓勵企業建立科學技術開發基金，初步設計為開發基金按企業銷售額的一定比例提取，并允許在稅前扣除，使企業降低技術開發的風險，增強企業科技創新的積極性。
需要指出的是：對高新技術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應根據“彌補風險”的原則，及時加以調整，以避免出現僵化。這方面應對高新技術企業適用優惠稅率和其優惠措施有一定的時間限制，隨著其收益的逐漸增加或其產品、成果已不屬于高新技術的范疇，應及時恢復按照正常稅率實行征收。這樣做的結果既可以促使企業不斷進行技術創新，提高生產力，又可以有效地避免稅收優惠的濫用，達到公平與效率并舉的雙重目標。
（五）選擇合理有效的稅種實施稅收優惠
首先，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作為三大流轉稅，同時又是間接稅，其稅負可以轉嫁。政府對這些稅款不予征收，就相當于政府分擔了企業的風險，因此這些稅種是可以作為對科技發展實施有效稅收優惠的稅種的。所得稅作為直接稅，由于其稅負難以轉嫁，但實施稅收優惠可以對納稅人從事科研活動和取得的科技成果進行事后的獎勵；企業所得稅的稅前扣除、稅額的投資抵免等稅收優惠政策又可以對科研活動進行有效的事前扶持與風險共擔。其次，隨著兩個所得稅的合并及增值稅的順利轉型，可逐步使優惠稅種以目前的所得稅為主轉為直接稅和間接稅并重。
（六）稅收優惠政策的重點應放在技術的研發及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上，努力使企業成為科技進步的主體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比例低的原因有兩個：一是缺少將兩者結合起來的體制和良好的運行機制，二是許多科研機構和高校的科研成果原來就沒有市場需求的“技術種子”。如果企業真正成為科技進步和R&D活動的主體，就必須消除上述兩個原因，從而提高技術進步成果的利用率。企業成為技術進步的主體，就要對企業的R&D投入實行稅收傾斜，促進企業增加這種投資。
1 對中試產品給予稅收特殊優惠。對隨同科技成果轉讓的樣品樣機和設備以及列入國家級的中試產品應當實行先征后返還增值稅的扶持優惠政策，以減輕企業實驗、中間試驗風險，促進科技成果的運用和盡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工藝美術是同人類本身一起產生的，而人類的歷史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從人類制作第一塊石器的時候，科學已經蘊涵其中。制作石器是利用了它的硬度、可加工性等物理屬性，屬于自然科學的一部分，石器工藝的進步主要表現為鉆孔和磨光技術，利用石材的物理屬性選擇不同的石料用以制作不同的工具。在選擇過程中，人們會有意識地選擇那些色彩比較鮮艷漂亮，紋路細膩的玉石，玉石工藝由此而產生。石器工藝最終被金屬工藝所代替。石器工藝與科技是同步產生的，同步進步的，也進一步說明中國古代工藝美術與科技是同步產生，同步進步的。
二、科技進步與中國古代工藝美術發展相互促進，互為補充
以中國金屬工藝發展史為例。金屬工藝屬于中國古代工藝美術的一部分。原始社會時，人們就在無意中中發現了紅銅，之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人們又發現了銅和錫的合金，并將這種合金稱作青銅器。此后青銅器制作又出現了冷鍛技術、熔鑄等，制作的器物從簡單的工具發展到制作盛東西的容器，人們生活質量有了提高。戰國秦漢時期，金屬工藝除了銅器制作外，還出現金、銀、鐵制作的器物，出現了鎏金、金銀錯、包金等工藝，豐富了銅器上的裝飾紋樣，戰國時掌握模制和打造成型技術及雕鏤、鏨金等加工工藝，進一步豐富了工藝品種及造型。各種冶煉技術的掌握以及人們經過長期的經驗積累對材料自然特性的掌握，才使得各種金屬制品得以成型，沒有技術和經驗作鋪墊，也沒有金屬工藝的進步。各個朝代的金屬器皿的是人類智慧的結晶，金屬工藝從一方面反映了社會的發展狀況和人們的生活狀態，也從一方面說明了是科技的進步促進了中國古代工藝美術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發展。時代的不同，人們的審美情趣也會有所變化，審美創造力的產生也使得人們對科技進行深入探索。就像六朝時期的統治階級喜愛用金銀器物，金銀器具的制作就頗為奢華。如宜興周處墓出土的金頂針、金花籃，南昌東吳墓出土的鑲有大吉二字的花形金飾，都可以顯示出統治階級的豪奢。工匠們為達到統治階級的審美要求，就會在技術上追求突破，“錯彩鏤金”的技藝因此得以發展。人們天生的對美的追求也是帶動工藝發展的一大動力，古代工藝美術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科技的創新。所以說科技的進步與中國古代工藝美術的發展是相互促進，互為補充的關系。
三、科技的進步對中國古代工藝美術的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
科技進步促進居民消費的機理描述
傳統消費理論將各時期居民消費水平的差異歸因于收入、利率、通貨膨脹、政府支出等因素的不同，而事實上，產品結構及性能、資源環境、風俗習慣等同樣是影響居民消費決策的重要變量。換而言之，當科學技術通過一定的政策路徑作用于影響居民消費的諸多因素時，由技術進步拉動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便成為一種可能。
(一)居民消費升級、科技進步與國內需求擴張從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看，2011年我國人均GDP達到5418美元，按照國際經驗，我國總體上已進入消費加速轉型期，居民消費正在進行第三次升級，突出表現在消費結構向高層次轉化，在消費數量增長的同時更加注重消費質量的提升。其一，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費偏好呈現多樣趨勢，并向高級化發展。如表1所示，1990年至2011年，在我國城鄉居民平均每人現金消費支出構成中，食品、衣著等生存型消費所占比重逐漸降低，而諸如交通通訊、文教娛樂、醫療保健等發展型、享受型消費所占比重則呈上升趨勢(文教娛樂消費所占比重部分年份出現下滑，但從時間序列整體上看，始終保持較高水平)。此外，消費結構的升級表現為有大量深加工產品和多級轉化的產品，其對產業技術及其它關聯技術進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即消費結構的層次性變化，受到技術結構和技術水平的約束。因而從供給層面講，科技進步使人類消費內容逐漸增加、消費選擇日益豐富，將居民消費需求由生存需求中解放出來，并向發展需求和享受需求邁進，而這一論斷則可以從歷次技術革命對人類消費結構的沖擊中證明。其二，消費者將注意力轉向較為嚴格的產品價值功能的挑選上，成為當前居民消費升級的另一特征。在這一過程中，質量、功能、新穎、健康、安全等要素被居民納入自身的消費決策函數，甚至成為影響部分中高收入群體消費行為的主要因素。顯然，無論是產品質量的提升、功能的改善，還是新穎的設計、健康安全的消費，均離不開相關產業科技的研發、推廣和應用，科技進步是提升產品價值功能的關鍵因素。進一步講，生存型消費對居民而言具有支出的“剛性”，盡管可以通過替代性消費降低某種產品的消費量，但所選擇的替代品仍具有與原產品相同的功效和屬性。因此，居民的生存型消費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在此基礎上，伴隨著居民消費的日益升級，發展型消費、享受型消費在居民消費支出構成中比重逐漸上升，由此便從整體上增加了居民的消費水平，促進內需的擴張。應該指出的是，科技進步是產業供給內容、質量、種類以及發展方向的決定性因素，無論是居民消費的升級還是內需的擴張，均應歸因于技術的進步，即科技進步是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發展的基礎，這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對“生產和消費”辯證關系的闡述是不謀而合的。
(二)城鄉二元差異、科技進步與農村消費釋放由于歷史上長期實行“城市偏好型”的發展策略，造成我國農村地區整體發展滯后，農村消費市場尚未得到有效開發，增長潛力巨大。一方面，較于城市相對飽和的市場而言，擁有近7億人口的廣大農村地區為國內需求的擴大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耐用消費品占有量是體現消費狀況的重要指標，能夠反映居民的消費水平。［3］扣除物價上漲因素的影響，當前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水平已達到上個世紀90年代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基本具備與城鎮居民第一次消費結構升級時相當的購買力，以耐用品消費為載體的農村消費的升級必將催生農村新一輪的“消費革命”。如表2所示，1990年至2011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每百戶年底主要耐用消費品擁有量均呈現顯著上升趨勢，但囿于二元經濟體制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相對滯后，造成歷年同期農村家庭每百戶年底耐用消費品占有量遠低于城鎮居民，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農村消費潛力尚未得到充分釋放。另一方面，農村居民消費的增長與農村市場潛力的開發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于科技的研發、推廣和應用，而二元結構體制所造成的農業技術落后的現實則為依靠農業技術的進步與升級，進而提高農村地區生產要素和資源的利用效率提供了可能。首先，家庭經營純收入(廣義上的“大農業收入”)仍就為當前農村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2011年該項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達46．19%)，而農業基礎設施、生產技術的落后，農民科技文化素質不高，以及自然災害頻發、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等因素嚴重制約了農民收入水平的提升。通過加大科技支農的力度，進而破除制約當前農業生產的“技術瓶頸”，配合流通、消費環節的相關扶持政策，可有效促進農民增收，進而為其消費的釋放奠定基礎;其次，科技的研發、推廣和應用可帶動涉農產業結構優化和產品升級，從供給層面為農村市場提供新的消費增長點，以滿足農村居民日益增長的發展、享受型消費需求。總之，通過科技進步帶動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費需求的增長，由此便有效承接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準備期留下的需求空間，并形成居民合理的消費梯度，消化過剩的工業生產能力，并最終帶動城鄉居民消費的協同發展。
(三)資源環境約束、科技進步與消費持續增長從本源上講，居民消費最終表現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關系。辯證法認為，人類消費在作用于自然環境的同時，資源環境系統也會通過相應的生態傳導路徑影響到居民消費需求的滿足、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升級。［4］然而，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均資源儲備不足、資源消耗增長迅速及環境破壞日益嚴重的現實成為居民消費水平持續提升的長期性約束。以水資源和耕地資源為例，2011年我國水資源總量為23258．5億立方米，人均水資源量為1730．4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年缺水量超過400億立方米。同時，2011年無論是水資源總量還是人均水資源量，均為自2000年以來的最低值。②此外，1998年全國耕地面積為1．3億公頃，而根據國土資源部公布的數據，截止2008年，我國耕地總面積為1．22億公頃，且2011年末人均耕地面積僅為1．36畝，約為世界人均耕地面積的1/4。③能源消耗方面，1978年至2011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主要為煤炭、石油、天然氣)由57144萬噸標準煤持續上升至348002萬噸，年均增速高達5．63%。④顯然，由消費品生產所引致的資源需求的迅速擴張與自然資源的稀缺、有限性相矛盾。而在生態環境方面，根據全國第二次遙感調查結果，我國水土流失面積高達356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37．1%，占世界年流失量的19．2%。⑤同時，截至2009年底，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為262．37萬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積為173．11萬平方公里，分別占國土總面積的27．33%和18．03%。⑥此外，工農業生產所帶來的“三廢”也進一步惡化了居民生存、消費的環境。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是建立在良好的環境系統之上的，生態失衡與環境破壞直接影響到居民消費需求的實現程度和水平。需要注意的是，盡管現代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的提升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于高資源的密集投入，但這并不表明在現行資源環境約束下我國居民只能維系低消費狀態，上述悲觀論斷顯然忽視了科技進步的巨大力量。第一，科技進步可促進替代資源的開發與應用，進而拓寬資源利用的廣度。在我國能源消費構成中，1978年水電、核電、風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僅為3．4%，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截止2011年，水電、核電、風電所占比重升至8%，相應的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傳統能源消費量所占比重則由1978年的96．6%下降至92%，⑦其中能源替代技術的推動作用不可小覷。第二，科技進步可有效提升資源使用效率，進而挖掘資源利用的深度。例如，我國能源加工轉換效率1990年僅為66．48%，伴隨著能源加工技術的不斷成熟，2011年能源加工轉化效率已達到72．86%，⑧資源使用效率顯著提升。第三，科技進步作用于生態環境領域時，先進技術裝備的推廣使用必將促進我國整體生態環境質量的提升，進而改善人類生活、生產和消費的環境，實現人類消費與自然環境的良性循環。基于人類需求層次不斷發展的考量，居民消費水平在經濟運行和發展過程中必將呈現不斷提高和上升的趨勢，而在資源環境長期約束的現實情況下，只有通過科學技術的研發、推廣與廣泛應用，才能有效破解資源環境約束，促進居民消費的可持續增長。
科技進步促進居民消費增長的實證分析
科技進步可有效帶動居民消費升級、農村消費釋放以及消費的可持續發展，這在規范性層面得到映證，但從現實層面看，技術進步對我國居民整體消費水平的實際影響程度則需進一步檢驗。同時，根據國家統計局對我國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帶的基本劃分格局，⑨具體研究科技進步消費釋放效應的區域性差異，亦是本文所要解決的重要命題。
(一)模型、變量及數據說明消費經濟學認為，影響居民消費行為的因素主要有三大類，即經濟因素(如收入水平、物價水平等)、環境因素(如宏觀經濟社會環境、對未來風險預期等)和消費者自身因素(如消費習慣、認知能力等)，其中經濟因素和環境因素對居民消本文所涉及到的樣本包括我國除香港、澳門及臺灣外的31個省(市、自治區)，相應的時間跨度為2001—2010年，其中模型所需的所有數據均由《中國統計年鑒》(2002—2011)、《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2—2011)各卷整理計算所得，且所有數據均經過價格指數平減(各變量的統計描述如表3所示)。具體講，人均科技經費支出(TSit)由歷年各省份人均R＆D經費內部支出表示;居民人均可支配(純)收入(In-comeit)由我國各省份歷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加權平均所得;人均政府保障型支出(ISit)2007—2010年由“醫療衛生”支出、“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加總平均所得，2001—2006年則由“衛生經費”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支出、“社會保障補助”支出三項加總平均所得;通貨膨脹預期(Inflatit－1)所描述的是當年通貨膨脹水平對下一年度居民消費的影響，故而滯后一期。此外，我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Consumptionit)、人均科技經費支出(TSit)、人均可支配(純)收入(Incomeit)、人均政府保障型支出(ISit)均通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2001=100)進行平減處理。
(二)模型的設定、檢驗及回歸分析首先，筆者運用EVIEWS6．0對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LLC檢驗、ADF－Fisher檢驗以及PP－Fisher檢驗均表明各變量為平穩性序列。其次，通過協整檢驗Pedroni法和Kao法得出模型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進而為后期面板數據模型的構建奠定基礎。進一步講，通過F檢驗和Hausman檢驗，發現固定效應模型比混合回歸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在理論上更為合適。此外，考慮到我國各省份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消費習慣、偏好及自身稟賦差異較大，故采用較為適合的加入省級特定效應的固定效應模型。同時，為消除樣本中個體之間可能存在的異方差，采用截面加權的廣義最小二乘法(GLS)進行估計。從模型估計結果看，就全國范圍而言，收入無疑是影響居民消費的最主要的因素。而在科技進步方面，R＆D經費內部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是顯著的，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條件下，R＆D經費內部支出每增長1%，則帶來居民消費支出水平0．0264%的增長，這與科技進步促進居民消費的內在傳導機理所形成的結論相一致。就我國東中西部不同區域看，科技進步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同樣是顯著的。具體講，東部地區R＆D經費內部支出每增加1%，會帶動區域居民消費0．0602%的增長;中部地區R＆D經費內部支出每增加1%，會帶動中部地區居民消費0．0846%的增長;西部地區R＆D經費內部支出每增加1%，會帶動西部區域居民消費0．0291%的增長。進一步分析，造成科技進步消費釋放效應區域差異的原因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其一，我國科技經費投入在區域上存在明顯的不均等，R＆D經費內部支出長期呈現出東部＞中部＞西部的失衡狀況。截止2010年，在我國R＆D經費內部支出總額中，東中西部地區支出比重分別為70．61%、17．01%、12．38%。⑩可以說，科技經費投入的區域失衡是造成科技進步消費拉動效應西部地區明顯落后于中東部地區的重要原因。其二，囿于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的長期滯后，西部地區居民對于科技進步所引致的消費結構升級需求不凸出，居民消費仍以滿足基本的生存、發展為目標。事實上，西部地區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更多的取決于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純)收入每增加1%，即帶來0．9317%的消費的增長，該結果充分說明，科技進步消費釋放功能的充分發揮以居民收入水平達到一定的收入“拐點”為前提。其三，伴隨著中部地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升，消費結構升級需求日趨明顯，對消費品質量、安全、環保性等的偏好與消費品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各項利好相耦合，進而極大地刺激其消費水平的提升，而處于相對收入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則出現短期內科技進步消費拉動“邊際效應遞減”的現象，符合經濟學原理的一般性解釋。
研究結論及建議
本文基于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2001—2010年R＆D經費內部支出及居民消費狀況的相關數據，利用靜態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了科技進步對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研究發現:無論是全國范圍還是我國東中西部不同區域，科技進步對居民消費增長均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科技進步的消費拉動效應區域差異明顯，中部地區科技進步對區域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程度最大，東部地區次之，而西部地區最小。究其原因，一是長期以來我國R＆D經費內部支出在區域投向上存在嚴重的不均衡;二是科技進步消費拉動效應的充分發揮須以一定的收入水平為前提，西部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純)收入水平尚未達到該收入“拐點”，居民仍以基礎性消費為主;三是近年來伴隨著收入水平的不斷提升，中部地區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偏好凸顯，與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各項利好相契合，而東部地區科技進步的消費拉動作用則存在著短期內邊際效應遞減的現象。基于科技進步對我國整體及不同區域居民消費增長所產生的影響，本文認為，推進技術進步以刺激居民消費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應通過以下路徑:
第一，繼續加大財政對R＆D經費內部支出的扶持力度，帶動企業研發投入，努力實現不同區域研究與試驗發展支出的逐步均等化。從R＆D經費內部支出的來源構成看，企業資金和政府資金成為R＆D經費內部支出的兩項主要來源。經驗表明，各項研發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最終需靠企業得以完成，企業具有明晰實際生產中所需技術的信息優勢，理應成為科技研發與推廣應用的主體。因此，在明晰產權和完善法制的基礎上，應堅持以政府科技投入為主導，充分發揮財政科技投入對企業研發支出的杠桿作用。同時，完善稅收優惠政策，以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在研發支出的區域投向上，應利用財稅扶持政策引導R＆D經費支出向中西部轉移，以逐步實現區域間研究與試驗發展的均衡發展。
第二，運用新技術進一步推動消費品產業的發展，以滿足中東部地區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現實需要。伴隨著我國中東部地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升，居民消費需求呈現出品種多樣化、產品個性化、消費健康化、小型輕量化、方便快捷化和安全可靠化的發展趨勢，而上述消費偏好唯有通過新技術、新發明的研發、推廣和應用才能得以滿足。因此，應廣泛運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促進傳統消費品產業的技術升級，以從供給層面滿足居民自身消費結構升級的長期需求。
關鍵詞：科技；現代企業管理；影響
科技是重要的生產力，科技進步與創新關系著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自進入21世紀以后，信息技術發展不斷加快，依靠網絡技術發展起來的現代企業日益增多，并在市場上占據著較強的競爭力。因此，現代企業需要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視，充分認識到科技創新與進步的意義，并合理運用各種科學技術，這樣不僅可以創新自身的管理方式，還能提升管理工作效率，實現經濟效益的提升。
一、科技進步與創新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影響
1.促進現代企業提升市場競爭力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企業要想獲得穩定發展，需要注重增強自身綜合實力，不斷提升市場競爭力。這需要企業將科技創新與管理結合起來，為自身長遠發展提供可靠技術支持，這樣才能占據更多的市場份額，塑造良好的品牌，提升經營利潤。若是企業生產經營期間忽視創新，未能跟上時展步伐，那么會讓體制變得混亂，人員變得消極。而科技創新是企業賴以發展的關鍵，是提升自身綜合實力的重要手段，關系著現代化管理目標是否能夠順利實現。企業管理者要加強各部門的交流與溝通，圍繞科技進步與創新開展工作，調動全體員工的工作熱情，確保與市場發展模式相適應，讓資源得到優化與重組。這樣企業生產力與經營利潤才能得到提升，獲得更大發展。
2.推動現代企業長遠穩定發展
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很快，為生態環境帶來了巨大破壞，為妥善解決環境問題，我國非常重視對環境的保護，倡導綠色經濟。現代企業能耗較大，在開展各項經濟活動的時候，更需要注重對環境的保護，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這要求企業重視科技進步與創新，配置先進設備，讓資源得到有效利用，減少能耗，避免對環境造成破壞。如在污水處理中，除了可以減少污染以外，還有利于維護企業的良好形象，加快綠色經濟發展。從企業傳統管理模式來看，資源浪費嚴重，不利于企業的發展，而科技進步與創新，和企業管理結合起來，讓資源配置更加優化，提升企業資源利用率[1]。尤其是對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言，通過大力引進科學技術，能夠提升機械化水平，加快企業轉型，減輕人員壓力，降低成本投入，提升產品生產速度。
3.從整體上提升現代企業經濟實力
對企業生產經營目標來看，主要是實現戰略目標，提升經濟效益。勞動生產是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的重要組織部分，在促進企業經濟效益提升上發揮著關鍵作用，為確保經營目標得以實現，企業應該注重提升生產率。在科技進步與創新過程中，現代科學技術在企業生產中得到了廣泛應用，不僅可以減少成本投入，還能幫助企業提升生產力。同時還可以增強企業管理者對新技術和新知識的認識，讓管理者形成正確的觀念，在產品生產期間，主動引進各種新技術，減少產品生產時間，提升產品質量。此外，通過對現代科學技術的大力應用，還能夠讓企業的生產流程得到優化，提升產品質量和管理水平，讓企業獲得更大勞動生產率，確保自身發展目標能夠實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背景下，讓現代企業面臨著更加嚴峻的市場競爭，尤其是在進入國際市場以后，科技進步與創新就顯得更加重要，企業要大力引進科技，可以讓生產規模得到提升，讓更加優質的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確保在產品質量、外觀等方面可以比得上發達國家產品。同時，對于企業產品出口而言，要考慮在進口國建廠，這樣既可以減少運費，還能夠有效降低生產成本，并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過程中，實現技術的創新和融合，讓企業的產品種類更加豐富，這樣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才能獲得更多的支持與幫助。由此可見，科技進步與創新關系著企業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確保企業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立足。
二、科技創新與進步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應用
1.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是指利用網絡信息技術，以商品交換為主的商務性活動，也能夠視為一種以在企業內部與互聯網上發展的電子交易為主要模式的交易相關服務，讓現代企業管理的所有環節都可以實現電子信息網絡化發展。電子商務是隨著科學進步與創新發展起來的，是企業提升經濟效益的有效手段，如我們常用的“淘寶購物”，就是現代企業電子商務化發展的一種表現形式。現代企業在應用電子商務的過程中，主要運用計算機、手機等多媒體技術，為社會傳播各項產品服務信息。在科學技術的支持下，企業之間可以自動化完成交易，讓企業和用戶的溝通效率得到提升，提升了管理的現代化水平。
2.遠程辦公
當前，遠程辦公在現代企業中也應用較多，主要利用遠程控制技術軟件，實現對遠程計算機的操作辦公，這樣企業的辦公地點就不受到限制，企業管理者在家里、在外地都能夠辦公，通過對移動通訊技術的應用，讓現代企業實現了遠程辦公[2]。在現代企業管理工作中，通過采取遠程辦公模式，能夠幫助企業有效減少經營成本，并極大簡化了工作流程，讓員工可以從繁重工作任務中解脫出來，并實現了工作效率的提升。借助遠程辦公的方式，有利于跨國企業更好的管理下屬公司，讓企業總公司工作指導思想能夠真正上通下達，讓現代化企業管理的辦公效率得到提升，為企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促進管理水平得到進一步提升。這些都可以看出，科技進步與創新對現代企業管理具有重要影響。
三、結語
現代企業只有加強管理工作，才能保證各項經營活動的順利開展。隨著科技進步與創新，現代企業要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視，通過對先進科學技術的合理應用，確保生產率得到提升。這樣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才能得到提升，在市場上占據更多的份額，將企業管理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實現自身的快速、長遠和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張曉林，李林.科技進步與創新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影響及措施[J].中外企業家，2016，（2）：152.
從新疆區域經濟的總體戰略出發，并結合新疆礦業的實際，新疆礦業發展戰略是:在中央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指引下，實施以礦產資源逐步轉換為產業優勢進而變為經濟優勢，堅持依靠以科技興礦及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這一戰略是:以市場為導向，以資源為基礎，以科技為先導，以效益為中心，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為動力。加快礦業發展步伐，以形成結構優化的支柱產業群體為目標，推動礦業企業走勘探開發一體化、產業化、集團化、集約型的發展道路，不斷提高開發實力和經濟效益，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加強環境保護和治理，實現礦業的可持續發展。
一、以市場為導向，發揮市場機制作用
以市場為導向，是指始終要以市場為前提，堅持市場調配礦產和社會資源(礦業、技術、人才、信息、管理等)的原則，促進礦業開發，并充分利用市場經濟所能提供的一切機會和可能發展新疆礦業。礦業資源可在世界范圍內配置，受到全球性市場的競爭和挑戰。石油、天然氣、煤炭等能源資源和若干有色金屬戰略資源，從來就是全球性戰略競爭資源。我們要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和“兩個資源”的發展構想，即根據國際和國內的市場需要，既要積極開發國內資源，同時要巧妙地利用國外資源，以補充國內資源供給的不足。因此，礦產品市場是一個開放的市場，新疆的礦業開發和發展需要在開放的大市場中進行定位，并尋求相應的機會。新疆的礦產資源特別是能源資源，已成為我國礦產和能源的重要生產和發展基地，也是國家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重要力量，這樣，新疆的礦業開發和發展，就要從更廣闊的視野上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戰略思想。
l、提高礦產品的競爭力和效益。礦業發展要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進行，以提高礦業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和求得效益的最大化。這主要表現在:一是要達到一定的經濟規模，提高規模效益;二是進行所有制結構的改革，使工程建設和公司的運作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三是要形成依靠科技進步的機制。
2、礦業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礦業是國家壟斷性的產業，由國家單獨投資。在當前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階段，礦業投資主體將呈多元化的趨勢。這種趨勢的表現形式，一是引進投資，以外資獨資或中外合資為主;二是以國有資本金為主體，建立股份公司，并向市場進行社會籌資;三是由區外企業獨資或控股經營。除上述形式外，還可以有其他形式。在投資主體多元化前提下，礦業開發的高投人、高風險、長周期和高回報的特征，通過市場經濟的動作而實現風險共擔、效益共享。
3、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也是新企業必須進行的制度建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關鍵，是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企業競爭體制和組織管理制度，建立決策、執行和監督體系，形成有效的激勵和制約機制，現代企業制度作用的發揮，要著力體現在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經營創新上。截培育和完善礦業權市場。過去，礦業由于受到國家投資的主體控制，沒有形成礦業權市場。我國實施礦產資源法，為礦業權進人市場提供了法律保證，走市場化發展道路。一方面，要以市場為導向組織礦業開發和生產;另一方面，要以礦業權作為財產權參與市場流轉。礦業權進人市場，既有利于社會資本進入礦業生產領域，使礦業資本短缺的局面得到緩解，也打破了礦業的國家壟斷格局，使具有礦業權的企業既可自行組織生產，又可以依法進行礦業權流轉，在流轉中增值，為企業發展提供更多的發展機遇。
二、強化勘查，為礦業開發和發展提供雄厚的基礎
地勘業是經濟建設的基礎產業，是礦產開發的先行步驟。資源是基礎，沒有資源，發展礦業就無從談起，要尋找和探明礦產資源，地質工作必須先行。繼續加強基礎地質和礦產普查工作，為礦產開發提供可靠的礦產儲量和地質資料，使礦山建設有探明的礦產儲量作為依據。當前新疆礦產資源勘查面臨的形勢是:一方面是國民經濟加快發展，對能源和固體礦產原材料的需求日益增加，已探明可供開發礦產儲量消耗很快;另一方面無論是能源工業還是固體礦產原材料工業，都面臨后備基地嚴重不足、資源不清、投人不足的被動局面。面對這種形勢，各級領導應對加強地質勘查工作予以高度重視。今后，能不能找到充足的接替資源，將決定能不能保證礦業立足新疆持續發展，其關鍵在于地質勘查。因此，加強地質勘查工作，不斷發展和探明一批可供開發的礦產地，實現找礦的新突破，使礦產開發有充足的資源基礎，這是發展礦業的首要任務和突破口，是落實“優先在中西部地區安排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重要舉措，對于振興新疆經濟，加強西部地區大開發，縮小東西部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只有通過加強地質礦產勘查工作，不斷發現和探明可供設計的礦產資源儲量，才能爭取國家對新疆礦業開發的較大資金投人，也才能進一步吸引國際國內的資金。地質勘查是地質的基礎工作，需要政府財政的支持，這一支持既是立足當前需要的投入，更是著眼于長遠的戰略性投人。對新疆講，礦業開發和發展在相當程度取決于地質勘查的程度，而對勘查的投人又決定了未來礦業經濟的發展。
三、以科技為先導，實現礦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現代礦業開發已越來越依賴于礦業產業的科技進步，規模經營、綜合利用，提高資源的利用程度，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等，都離不開采用先進的技術裝備和先進的工藝流程，離不開技術創新和規范的科學管理。可以說，在礦業開發的每一個環節都需要依靠科技進步，都必須發揮科學技術的作用。新疆的礦業目前處在開發的初期階段，資產存量還未達到相當的程度，為今后的產業科技進步提供了很大的回旋余地。新疆的礦業產業，除石油和若干礦產外，太多處在初級經營狀態，以高消耗，低效益的傳統生產方式維系著。這反映了新疆礦業科技水平的低下，也反映了依靠科技進步的機制還未完全形成。要使新疆礦業產業向集約化效益轉變，對科技進步的投人是降低生產成本的最有效措施，其中包括勘查、勘探和開發的各個環節。同時，在生產經營中科技進步要與產業結構、生產組織結構的調整同步進行，并形成互相促進，互相推動的態勢。在新疆未來的礦產資源轉換過程中，既要著力于量的增加和轉換范圍的延伸，也要著力于轉換程度和質量的提高。無論是量的增加或質的提高必須依靠科技進步，存量優化或增量建設都需要發揮科學技術的先導作用和基礎性作用。新疆礦業的科技進步，必須實行自主開發研究與技術引進的有機結合。一方面根據新疆的特殊地質構造和成礦條件，需要在技術與人才的基礎上進行自主開發研究，運用現代管理思想和科學規劃方法，自主提出礦業發展規劃和進行技術經濟論證。另一方面，新疆礦業勘探和開發所需的先進裝備和先進的工藝流程大部分來自區外，技術引進是新疆礦業科技進步的最直接途徑。自主開發研究和技術引進都不是絕對的，在實施過程中，要實現兩者的有機結合，對自主開發研究講，要在隨時吸收地質找礦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和新設備的基礎上;切實提高自主開發研究的起點和水平。對技術引進來講，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技術探索和技術經濟分析，并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和創新。
四、以效益為中心，加強礦業企業管理
以效益為中心，其目的在于，一是確保礦產品有足夠的市場競爭力;二是保證礦業開發有高的經濟回報率。礦業經濟是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的產業經濟。因此，對礦業經濟講，以效益為中心要自始至終貫穿于決策、生產和經營的全過程。新疆礦業產品遠離國內需求的主要市場，面向國內市場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高運輸成本的困難。這就需要對礦業初級產品進行適度加工，盡可能地降低運輸在總成本中的比重。同時，提高效益，既要重視提高生產過程中的經濟效益，更要重視宏觀的規模效益和結構效益。
1、對新上礦山建設項目，必須做好項目立項前的風險投資研究，以適應多渠道投資結構和高風險、長周期投資的特征，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因此，要做詳細、科學的投人產出分析，建立嚴格的項目審批制度和科學的決策機制，確保礦山建設的規模建立在可靠的資源保證基礎之上。
2、以科技為先導，全面推進礦業科技進步，通過生產專業化和社會協作，提高生產和經營的集約化程度。
3、加強資源的綜合利用開發，提高資源利用水平和資源利用程度。
4、建立和完善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財務管理制度，抓好各個環節的成本管理。
5、礦業企業要做好生產發展規劃，并重視擴大礦山儲量，加強周邊的地質找礦工作，努力發現新礦源，盡可能的延長礦山企業壽命和充分發揮固定資產的作用。以效益為中心，既要重點突出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也要兼顧社會效益，其中包括生態效益、帶動所在地的經濟發展、促進下游產業的發展等方面。
五、建立集團化、大礦業發展的新體制
新疆的礦業經濟體制和運作機制，以條塊分割結構為特征，由于受利益的驅動，各自為政，相互封閉，行業的部門壟斷和進行地方封鎖導致了有限資源得不到優化配置，造成了生產的重復和沖突，很不利于礦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優勢資源的轉換。因此，應當按照黨的十六大精神，迅速改變原有條塊分割的礦業開發格局，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礦產資源為紐帶，以優勢資源轉換為目標，遵循“依托行業主力，依靠社會基礎，統籌規劃，合理分工，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協調發展，各展優勢，共同發展”的原則，建立具有抗風險，達到較高科技水平的集團化大礦業新體制。
1、實行政企分開，使企業擺脫各自條塊的管理體系，成為適應市場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政府應主要是制定資源規劃，做好基礎地質工作，加強資源管理，進行協調和監督，實行宏觀調控，執行國家礦業法規政策，保護環境和進行環境監督。
2、把企業的改組、改造與打破行業條塊分割結合起來，實行強強聯合，強弱兼并，通過市場形成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和跨國經營的大企業集團。
3、在集團內部，強化以礦產勘查為基礎的觀念，實行探采結合，建立勘查與開發一體化，科技與生產一體化，產供銷一體化的運行機制，建立和完善符合現代企業制度的礦業企業管理體制。
六、走礦業發展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基于礦產資源的不能再生和新疆生態環境的脆弱性，礦業開發和發展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以礦產資源的持續供給，合理利用，有效保護為前提，以保護生態環境和減少工業污染為必要條件，全面提高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經濟效益、資源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礦業要在發展的前提下，協調勘查資源與環境的關系，引導和保證合理的開發資源和提高利用效率。加強環境保護和治理，實行礦業可持續發展。為此，要強化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通過立法和執法，使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環境保護成為礦業企業的自覺行動，并發揮政府的管理和監督作用。
1、礦產資源必須重視和實施資源的優化配置，即從新疆、全國，甚至從全球的角度去配置新疆的礦產資源。優化資源配置是對資源的最大保護措施。為此，要實行“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的方針，對新疆礦產資源開發進行統籌規劃，實行保護性的合理開發，保證新疆礦產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2、加強資源保證程度的分析和研究，保證礦業生產與地質勘查有機結合和礦業經濟的有序發展。
3、在礦業開發的決策中，必須考慮資源的綜合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這兩個重要因素，在技術經濟評估的同時要做好環境評估。
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短缺的現實國情決定了我們應該采用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大力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在以建立提高勞動者素質、高效利用資源、減少環境污染、注重質量效益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方式上，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創新道路，實現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一、經濟增長理論回顧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經歷了令世人矚目的高速增長階段，為何會有這么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呢?經濟增長的理論能否解釋這種現象呢?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以往的經濟增長理論。
關于經濟增長，早在古希臘色諾芬的《經濟論》與《希臘的收入》中就曾論及財富的質與來源。對于經濟增長更系統的研究可以說開始于亞當，斯密，他在《國富論》中主要以勞動分工來解釋經濟增長，他認為勞動分工能夠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他的繼承者李嘉圖對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其將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聯系在一起，并提出了收益遞減和要素替代的生產理論。馬爾薩斯的經濟增長理論主要關注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和需求約束與經濟增長等方面，該增長理論并不能解釋為什么發達國家人口相對要少于發展中國家，而他們的創造的財富卻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按照該理論可以得出發展中國家以其人口優勢會創造出經濟高速增長的結論，而發達國家只能以很低的經濟增長率增長，最終發展中國家幾經發展會追上發達國家，但是事實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是在拉大，所以該理論并不能解釋現實的經濟發展。
哈羅德――多馬模型的出現，使經濟理論的研究進入了動態分析，該模型采用了資本――勞動比率固定的生產函數，使得資本與勞動之間不存在替代性，這樣的結果，使得經濟只能沿著一條狹窄的鞍點增長路徑發展，經濟一目偏離均衡態，結果將是走向發散，所以哈羅德――多馬模型所導出的經濟增長路徑是不穩定的。
索洛――斯旺模型的新古典增長理論以完全競爭市場為前提條件，假設資本與勞動可以相互替代，在給定假設條件下，無論初始條件如何，經濟都趨向于一個均衡增長路徑。但是，索洛――斯旺模型模的缺陷是它不能解釋經濟的長期增長。該理論將技術作為外生變量引入了增長模型，外生技術進步的引入使得該摸型能夠解釋經濟的長期增長并保持了收斂性。但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明顯缺陷在于：模型用一個外生的技術進步解釋長期增長，這樣，新古典增長理論是用增長解釋了增長。
但是，在新古典框架中引入內生的技術進步，就會使完全競爭的基本假設遭到破壞。為了解決技術進步的內生性問題，阿羅(1962年)引入了一個“干中學”模型，該模型將技術進步引入為其中的一個內生變量，但競爭均衡不是帕累托最優的，提倡政府干預經濟。
羅默(1986)在阿羅等人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知識溢出模型。該模型認為，內生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惟一源泉，可以部分解釋為什么有的國家窮，而有的國家富。
縱觀經濟增長的理論發展進程，無論是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還是近期出現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基本上都是將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研究的，本身忽略了經濟的內在結構，也忽略了各地區、各部門之間的差異。在現實中，經濟發展要看產出的總體增長，更要看經濟結構內部的演化和協調；不僅要求科技進步，還應發展循環經濟、政府職能的變遷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等。
二、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意義
要保持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好形勢，就必須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以人為本、全面協”的可持續發展軌道。
(一)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提升我國經濟的綜合競爭力、維護我國經濟安全的重要前提。世界經濟的持續增長導致對原料的需求大幅增加。特別是對石油的需求持續增加，而世界石油價格大幅攀升并持續保持高位，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直接影響，也使我國經濟面臨不穩定的發展環境。由于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和經濟總量的擴大，我國對原材料和關鍵設備的進口量明顯加大，經濟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的程度也生增大。面對不穩定的國際經濟環境，要實現我國經濟安全發展，就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降低經濟發展對能源、原材料等的進口依賴。
(二)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必要條件，是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表現在主要通過擴大投資規模、過多依靠各種資源的大量消耗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由此導致了效率不高、效益相對低下和環境壓力明顯加大以及發發展本身的不可持續性。而我國的現實國情要求我們必須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正是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重要內容和切入點，是保障我國經濟安全和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三)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以生產要素配置、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等基礎環節入手，加大治本的力度。首先，要加快科技進步，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第二，提高勞動者素質，大力發展教育事業，鼓勵教育投資。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形成和積累的主要途徑。世界銀行的研究顯示，勞動力受教育的平均時間每增加1年,GDP就會增加9％。第三，完競爭性市場體系，發揮市場競爭在優化資源配置和有效利用資源方面的基本功能，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四)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需要。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堅持以人為本，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落實“五個統籌”，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三、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實踐探討
國務院2005年12月2日頒布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明確提出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重點，該規定的出臺對于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全面提高我國產業素質和競爭力，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促進經濟平衡較快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經濟集約增長的實質是低投入、低消耗、高產出、高效益。這首先取決于科技進步。科技進步可以改進產品、工程的設計；可以更新機器、設備，降低能耗，提高物質利用率，從而節約物化勞動的投入和使用。同時，科技進步可以縮短產品的生產周期，或者在同樣的時間內生產更多的產品，從而降低單位產品的活勞動含量，節約活勞動，提高勞動生產率。科技進步還可以提高產品的質量，增加產值，提高效益。可見，科技進步是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前提，而促進科技的進步，就要增加研發投入，完善創新載體。構建以自身企業為主體，科技人才高度聚集、各學科緊密結合的科技創新體系，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技改力度，強化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創新，努力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移。這樣才能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其次，要建設節約型社會，需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傳統的經濟運行方式應加快向循環經濟運行方式轉變的步伐，即從“資源―產品―廢棄物”向“資源―產品―廢棄物―資源……”轉變應該加快。循環經濟的根本特征為“消耗、低排放、高效率”。所以，我們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的新機制來發展循環經濟。
再次，作為職能部門的政府，要進一步深化其管理體制改革，努力消除妨礙經濟增長方式實規根本性轉變的體制，正確處理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關系；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要進一步減少政府對資源配置和價格形成的干預，逐步建立以市場定價為主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