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18 17:19:4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經濟調查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連續性調查；社會經濟研究；應用
中圖分類號：C829.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1）12-0264-01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有不少調查對象都在發生變化，統計調查部門需要采取連續性統計調查，并將調查結果進行定期性的公布，以此來形成時序統計數據。但在我國社會經濟研究領域的實際應用中，連續性統計調查的效果不甚理想，主要原因在于我國調查、估計方法比較落后，導致連續性統計調查結果無法準確反映社會經濟的實際狀況。因此，研究連續性統計調查在社會經濟研究領域的應用，對統計調查體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一、連續性統計調查概述
在統計調查過程中，絕大多數調查總體隨著時間延續而不斷發生變化，或者是總體單位特征不斷變化，例如居民月收入；或者是總體結構不斷變化，例如人口的結構。為了及時掌握調查總體的情況，需要采用連續性統計調查，對總體進行估計。
連續性統計調查估計的目標量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針對某一時點、時期，估計調查總體的特征，例如估計每月人均GDP；第二，針對某一時期，估計調查總體特征的整體平均水平，例如估計每月平均發病率；第三，針對總體特征，估計其變化情況，例如估計某一措施實施前后的變化情況；第四，針對某一事件，估計其變化情況，例如估計某地區上周流行感冒的發生率；第五，估計稀有總體特征，例如從連續統計調查的大樣本中估計某罕見疾病的特征。
連續性統計調查的關鍵在于如何連續抽出調查總體的樣本才能夠全面、準確反映調查總體的情況，以及如何對調查總體進行準確的估計。根據調查目的與對象的不同，可以將連續性統計調查分為重復、固定、輪換和分裂樣本調查，其中重復樣本調查指的是每次獨立抽取樣本，能夠很好地反映總體的變化特征，適合于上述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目標量的估計，但無法有效區分總體結構與單位特征隨時間發生的變化，并且增加了調查的工作量和調查費用；固定樣本調查指的是連續性統計調查一個樣本，也叫做縱向調查，固定樣本調查的調查間隔差異很大，可能是一周，也可能是半年甚至幾年，調查期限通常持續許多年，尤其適合于上述第三目標量，并且減少了調查的工作量和調查費用，然而其增加了調查單元的負擔，容易引起精度損失，同時也無法反映總體結構的變化，目前在實際調查中采取了一些積極有效的措施來降低調查單元的負擔，取得了較好的效果；輪換樣本調查指的是持續輪換樣本單元，每個樣本單位僅持續幾輪調查，例如加拿大的勞動力調查便采用這種調查方法，每個樣本單元持續6個月，共有6個輪換樣本，輪換樣本調查兼具前兩種連續性統計調查方法的優點，并克服了前兩者的缺點，幾乎適用于上述所有目標量的估計，尤其適用于第一、第二、第三目標量的估計，不僅大大地降低了調查單元的負擔，控制了無回答現象，而且更好地反映出調查總體的發展狀況，還減少了調查工作量，節省了經費，只要樣本輪換與估計方法科學、得當，便能夠有效保證估計精度；分裂樣本調查指的是結合使用固定和輪換樣本調查，或是結合使用固定和重復樣本調查，因此分裂樣本調查有一部分不發生變化，即固定樣本，另一部分發生變化，即重復或輪換樣本，這種方法結合了上述三種方法的優點，并有效克服了三者的缺點，適用于所有目標量的估計，然而分裂樣本包含固定樣本與重復或輪換樣本，估計方法十分復雜，難以進行精確的估計，在實際調查中應用較少。
在實際調查中，需要根據實際需要來選擇調查方法。如果調查總體變化緩慢，可以使用固定樣本調查；如果調查總體變化很快，需要使用重復樣本調查，也可以使用輪換樣本調查，這兩種方法的確定還需要結合調查部門的自身情況；如果是社會民意調查，分裂樣本調查應用的也較多，而在其他領域該方法應用的較少，其實際應用范圍較窄。
二、連續性統計調查在社會經濟研究領域的應用
雖然我國早已經在社會經濟研究領域采用樣本輪換等方法來開展連續性統計調查，然而還存在樣本輪換不合理、調查數據開發利用不足等問題，不僅造成了大量重復性的浪費，還使得調查結果缺乏準確性和實際應用價值。我國在連續性統計調查方面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都比較滯后，相當多的科學理論和可行方法都得不到有效的應用，制約了連續性統計調查作用的發揮。因此，針對我國的基本國情，如何建立一個科學、可行的連續性抽樣調查體系是我國統計調查領域的當務之急，筆者認為該體系的建立包括以下兩方面內容：
第一，結合我國國情，需要改革調查組織體系，改革抽樣調查機構與項目。改革機構能夠明確相關機構、人員的任務、經費來源、權利、數據評估辦法、數據分析機制等內容，使統計調查工作法制化、規范化，為連續性統計調查提供組織保障；改革項目能夠合理調整調查項目，明確調查機構、人員在調查項目上的分工職責，使其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第二，結合我國國情，需要改革調查方法體系，建立動態更新的抽樣框，選擇適宜的樣本抽取與輪換方法、數據搜集與處理方法、抽樣估計方法等等。
只有結合組織體系改革與方法體系改革，才能使連續性統計調查得到理論與方法的有機結合，實現適應我國國情的轉變，使連續性統計調查為我國的社會經濟研究做出更好的服務。
三、總結
連續性統計調查是我國社會經濟研究的重要手段，將其應用于社會經濟研究領域還需要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抽樣調查體系，才能使我國統計調查工作快速與國際接軌，推進統計調查工作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陳光慧,劉建平.基于時間序列分析方法的連續性抽樣調查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08(03).
一、重點工作完成情況
（一）緊扣目標促增長。實現第一產業增加值增長6.3%，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1%的預定目標。上半年農業種植業實現產值55940.24萬元，漁業產值1759.5萬元，合計實現農業產值57699.74萬元。僅優質青早蠶豆（大粒蠶豆）2萬畝種植，銷售量達2萬噸，已實現銷售產值1.2億元。（二）突出轉型升級，全力加快產業發展。一是抓招商合作。抓住“滇滬合作”契機，依托上海市江橋批發市場經營管理有限公司，開辟綠色通道不斷拓展牟定蔬果在上海銷售市場。通過與市場信息互動調整種植優質適銷蔬果，進一步培樹綠色品牌，重點服務好2萬畝青早蠶豆種植基地和云南紅梨、冬桃、花椒產業的推介工作。二是突出特色種植，發揮示范引領。采取土地規模集中流轉，集中資源、項目連片開發持續打造“南大門”（牟定縣高原特色農業科技示范園）和“北大門”（戌街鄉冬早果蔬示范園），不斷壯大示范園區規模及輻射面，發揮積極示范帶動作用。通過3-5年的發展，共和鎮現代農業示范園面積將達到5000畝（目前園區已流轉土地1550畝，入駐1戶企業和2個專業合作社，已完成投資9000萬元，建成標準化大棚300畝，種植特色蔬菜500畝，種植葡萄550畝）；戌街果蔬示范園面積將達到60000畝（目前園區已流轉土地8000畝，入駐7戶企業和25個專業合作社，種植特色蔬菜4000畝，種植獼猴桃1000畝，種植早桃3000畝）。積極做好企業發展協調服務工作，加強與上級部門溝通對接，申報農業基金項目，解決企業生產發展中融資困難問題。三是充分發揮專家基層工作站作用。推進與省農科院基層專家工作站的深度合作，促進成果轉化，帶動油菜產業，特別是優質油菜繁制種和優質水稻繁制種產業發展。四是發揮規劃引領示范作用。進一步完善《牟定縣環化佛山觀光休閑農業示范區規劃建議》、《昆大高速公路牟定過境段觀光休閑農業示范區規劃建議》文本，按照規劃要求，培樹牟定縣觀光休閑農業示范帶。重點圍繞云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太極食品有限公司、耘盛農業開發有限公司、蔬語農業科技開發有限公司原料需求，大力發展訂單農業。支持共和鎮、鳳屯鎮圍繞化佛山沿線建設一批集觀光、采摘、休閑為一體的農林生態觀光旅游示范帶，打造冬春賞花、夏秋品果的化佛山觀光休閑特色農業。五是做好主體培育工程。抓好3戶州級重點龍頭企業、200戶種養殖大戶、50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組織申報、認證工作。六是做好品牌創建。抓好新增“三品一標”國家農產品質量認證3個，新增云南名牌農產品認定1個。（三）補齊發展短板，圍繞主線培產業。按照“穩糧、優經、擴飼”的要求，穩定優質水稻種植面積，積極發展優質雜糧，擴大蔬菜等高效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發展萬畝特色蔬菜、萬畝紅梨、萬畝冬（早）桃、萬畝花椒、萬畝大粒蠶豆等特色優勢產業。積極試種推廣糧經飼兼顧的青貯玉米。目前已完成種植大春糧食作物16.5萬畝，經濟作物4.4萬畝，占計劃的100%。其中糧食作物：水稻9萬畝、玉米6萬畝、雜糧1.5萬畝；經濟作物：蔬菜3.15萬畝、魔芋0.1萬畝、其它經濟作物1.15萬畝。一是小春糧經作物喜獲豐收：2017年小春糧油生產實現豐產增收，14.4萬畝小春糧食作物預計可實現產量2.68萬噸，較上年增長5.5%。。實施油菜高產創建3片，做到3個“統一”（統一品種、統一播期、統一管理），5.5萬畝油料作物預計實現油料產量0.94萬噸，產值4800萬元，帶動貧困戶增收1800萬元。二是大春生產工作扎實有效：為實現全縣糧食播種面積穩定在36萬畝以上，確保糧食總產量在10萬噸以上的目標。按照綠色高產高效示范創建要求，落實好150萬元省、州糧食生產發展專項資金。在共和鎮、江坡鎮、戌街鄉實施水稻高產創建示范樣板4片，發展優質粳稻40000畝；在共和鎮余丁、柳豐等11個貧困行政村實施玉米高產創建示范樣板1100畝。三是產業培植工作：與州農科所合作，在戌街鄉推廣蘭花子種植1萬畝及開展新品種區域試驗，經測產，示范區蘭花子平均畝產66公斤，實現了提質增效的目標。按照繁制種技術規程做好油菜繁制種技術服務工作，全縣繁制種面積1698.1畝。其中，繁種面積1436.9畝,制種面積261.2畝，通過上級專家鑒定，可實現預期增收目標。2017年引入北京億展公司在戌街老納村委會、伏龍基村委會新村以楚粳39號為主的優質水稻示范基地700畝。引進元謀客商在碗廠和水橋村委會種植沃柑500畝。圍繞縣委、政府“兩路一山一湖”沿線發展旅游休閑觀光農業的思路，在慶豐村委會老豆沖、河節沖村委會結合產業發展培育新型職業農民100人。依托宏鑫種養殖有限公司、億鴻林牧有限責任公司等養殖龍頭企業，推廣青貯玉米、苜蓿、黑麥草等優質牧草種植，重點抓好宏鑫種養殖有限公司2000畝的青貯玉米示范推廣，4個新品種的試驗試種,在聯系的掛點貧困村委會碗廠種植青貯玉米200畝。在共和鎮、戌街鄉實施稻田養魚、稻田養鴨一田多用技術。四是落實科技措施：1.推廣良種良法，落實各項增糧措施。水稻品種主推“楚粳”系列為主，玉米推廣青貯飼用品種；推廣測土配方施肥11萬畝，作物間套種40萬畝，地膜覆蓋7萬畝，水稻集中育秧0.5萬畝，玉米集中育苗0.2萬畝，水稻機插秧1萬畝，稻田養魚（500畝）。2.推廣種植模式全程機械化。依托現有農機專業合作社資源，進一步擴大農機深松作業面積4000畝，增加糧食烘干設備1套及倉儲設施，實現全縣農機具總動力達14萬千瓦以上。3.圍繞大春生產，開展一次農資市場集中整治和農機安全隱患排查活動。縣農業局共組織出動執法人員43人次，檢查整頓市場7個次，檢查農資經營企業（經營門店）54個次，發放宣傳資料0.8萬份，組織開展“放心農資下鄉進村”宣傳活動7場次，立案查處違法農資案件4件。4.成立農業科技服務工作隊。抽調業務骨干及科技指導員組成工作隊，于大春生產期間分赴各鄉鎮指導大春生產，協助各鄉鎮做好技術服務及培訓工作，已組織科技培訓110場次，發放宣傳材料3.5萬余份。5.培育一批種植大戶。全縣培育20畝以上的種植大戶不少于200戶，其中：共和鎮不少于70戶，江坡鎮不少于30戶，其余各鄉鎮不少于20戶。6.搞好新品種試驗示范工作。其中：水稻新品種示范面積100畝，玉米新品種示范面積100畝，蔬菜新品種示范面積160畝（其中辣椒60畝、荷蘭豆50畝、小番茄50畝）。五是舉辦了2017年第一期拖拉機駕駛員培訓，經過45天緊張學習，培訓班44名學員于4月26日全部通過考核，取得了駕駛證。（四）激發農村活力，助推農業改革發展。一是強化“三資”監管。結合產權制度改革，對“三資”進行了全面清理，基本摸清了村組集體三資的家底。建立健全“三資”管理臺賬，實行日常動態管理，并與鄉鎮村級會計委托中心簽訂了“三資”管理責任書，實行責任目標管理，圍繞“六有”目標抓落實，促進農村黨風廉政建設，截止6月25日，全縣代管村（居）委會89人，村（居）民小組1208個，分別占村（居）委會總數100%，村（居）民小組總數100%，代管理資金總管總額8046.74萬元，其中：村委會資金467.67萬元、村民小組資金7579.07萬元。二是穩步推進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截止6月25日，完成4個鄉鎮指界工作（戌街鄉、蟠貓鄉、共和鎮、安樂）和2個鄉鎮的公示工作（戌街鄉、蟠貓鄉）。三是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切實解決農村集體資產產權不清晰、權責不明、保護不嚴等突出問題，全面開展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起草了土地“三權分置”實施意見初稿。四是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嚴格土地流轉合同鑒證、登記、備案制度，依法推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有序發展，年內計劃新增規模流轉土地面積4800畝，全縣規模土地流轉面積達3.3萬畝。抓好州級2個以上農民專業合作示范社組織申報、認證工作。2017年爭取全縣標準家庭農場認證達50戶以上。五是打好勞動力轉移就業攻堅戰。因人制宜開展農村實用技術、轉移就業技能和創業培訓，已開展綠色證書培訓640人，完成培訓任務的64%；開展新型職業農民培育100人；完成農村勞動力培訓780人，完成1000人培訓任務的78%；轉移2800人，完成轉移任務的70%。（五）夯實發展基礎，恢復重建工作成效明顯。一是持續加強以農田水利為主的基礎設施建設。抓住實施新一輪高標準農田建設的契機，爭取進入省級盤子。二是積極爭取農業產業化發展專項資金。扶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增強龍頭企業示范帶動能力。三是繼續爭取農產品產地初加工補助項目。進一步完善農產品倉儲物流配套設施，提高我縣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四是“四類重點項目”推進情況。做好項目推進協調服務工作，涉及我局負責牽頭的項目經按時序進度穩步推進。五是“9•30”特大洪澇災害農業恢復生產工作。縣農業局多次到省、州農業主管部門對接，積極申報項目，抓緊恢復重建及開展生產自救。
二、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一）農業基礎設施依然薄弱。近年來，雖然農田水利建設和中低產田地改造力度不斷加大，全縣農業生產條件得到了明顯改善，但由于我縣人口密度高，山區面積大，耕地質量不高，水資源總量少，由于受“9•30”特大洪澇災害影響，庫塘及農田基礎設施損毀嚴重，農業農村工作面臨新的考驗。（二）農業安全生產形勢嚴峻，監管難度不斷增大。農業安全生產涉及面廣，社會公眾的法制意識和安全意識不斷提高,農產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的責任意識不強，誠信意識不夠，缺乏必要的責任感，農業部門監管隊伍不健全，監管監測能力跟不上，農機安全打非治違監管主體不明確等因素致使農業安全生產形勢更加嚴峻。（三）農業產業化水平較低，產業發展不強。投融資不足，農業龍頭企業規模小，農業產業多為初加工，產業鏈延伸難，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滯后，“全環節升級，全鏈條升值”難。農民專業合作社整體規范化程度不高，數量眾多，但相對分散，帶動農業產業發展效果不明顯，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整體上相對較低，培育市場主體仍需繼續努力。農業產業基地分散不集中，規模和效益不突出，農產品生產聚集度小，優質農產品供給不足，主導產業發展規模需進一步壯大，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四、采取的對策措施（一）圍繞主線培樹產業堅持按照“穩糧、優經、擴飼”的要求，千方百計穩定糧食種植面積，穩定優質水稻種植面積，積極發展優質雜糧，擴大蔬菜等高效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發展醬菜原料辣椒、青菜5萬畝，發展青早蠶豆、荷蘭豆種植面積3萬畝，發展云南紅梨、冬（早）桃、獼猴桃、車厘子、花椒、葡萄等優勢特色經濟林果4.3萬畝。大力培育現代飼草料產業體系，依托宏鑫種養殖有限公司、億鴻林牧有限責任公司等養殖龍頭企業，推廣青貯玉米、苜蓿、黑麥草等優質牧草種植，今年重點抓好宏鑫種養殖有限公司2000畝的青貯玉米示范推廣，4個新品種的試驗試種。（二）緊扣目標促農增收緊扣年初提出的實現第一產業增加值增長6.3%，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1%，蔬菜產量15.7萬噸，茶葉產值1200萬元，中藥材產值2840萬元，花卉綜合產值4500萬元，水產品產量3100噸的預定目標。縣農業部門主動作為，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加大冬季農業開發力度，大力發展特色經濟作物。實現了2017年開門紅，一季度實現農業產值18743萬元，其中：種植業實現產值17805萬元，漁業實現產值938萬元，比去年同期16320萬元增長14.8%。（三）穩定糧食促增產穩定糧食生產。為實現全縣糧食播種面積穩定在36萬畝以上，確保糧食總產量在10萬噸以上的目標。按照綠色高產高效示范創建要求，落實好150萬元省、州糧食生產發展專項資金。在共和鎮、江坡鎮、戌街鄉實施水稻高產創建示范樣板3片，發展優質粳稻3000畝；在共和鎮余丁、柳豐等11個貧困行政村實施玉米高產創建示范樣板1100畝。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適時制定大春農業生產意見。落實好計劃面積，不折不扣完成20.9萬畝大春糧經作物種植面積，確保實現大春糧食總產7.58萬噸、經濟作物總產值21299萬元的目標。二是推廣良種良法，落實各項增糧措施。主要糧食作物良種率達95%以上，水稻品種主推“楚粳”系列為主，玉米推廣青貯飼用品種；推行工廠化育秧、機插秧、統防統治、種養結合一水多用、一田多用、稻田養魚、綠色防控統防統治、增施商品有機肥等技術措施；推廣作物間套種40萬畝，地膜覆蓋7萬畝，水稻集中育秧0.5萬畝，玉米集中育苗0.2萬畝，水稻機插秧1萬畝。三是推廣種植模式全程機械化。依托現有農機專業合作社資源，進一步擴大農機深松作業面積，增加糧食烘干設備及倉儲設施，全縣農機具總動力達14萬千瓦以上，實現主要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達49%以上。四是圍繞大春生產，開展一次農資市場集中整治和農機安全隱患排查活動。五是成立農業科技服務工作隊。抽調業務骨干及科技指導員組成工作隊，于大春生產期間分赴各鄉鎮指導大春生產，協助各鄉鎮做好技術服務及培訓工作。六是儲備好救災備荒種子。七是培育一批種植大戶。全縣培育20畝以上的種植大戶不少于200戶，其中：共和鎮不少于70戶，江坡鎮不少于30戶，其余各鄉鎮不少于20戶。八是搞好新品種試驗示范工作。其中：水稻新品種示范面積100畝，玉米新品種示范面積100畝，蔬菜新品種示范面積50畝。九是舉辦好科技增糧示范樣板。各鄉鎮負責落實科技增糧示范樣板100畝以上1片、機插秧示范樣板100畝以上，縣級落實科技增糧示范樣板水稻、玉米各1000畝以上。通過大戶規模種植示范引領，不斷壯大高原特色現代農業科技示范園和戌街特色果蔬示范園面積，帶動周邊群眾擴大云南紅梨、花椒、冬早桃、青早蠶豆、葡萄等特色果蔬種植規模，打造牟定果蔬品牌，不斷提高抗市場風險能力，實現“抱團取暖”促農增收的目標。
作者:楊正云 單位:云南楚雄牟定縣委黨校
川東北經濟區是由地處四川省東北部盆周山區的廣元市、巴中市、達州市、廣安市、南充市、遂寧市構成，北與甘肅省、陜西省接壤，東與重慶市相連，西抵綿陽市、德陽市，南臨資陽市，轄37個縣（市、區），其中，市轄區10個，縣級市3個，1694個鄉鎮，幅員面積6.7萬平方公里，占全省國土面積的13.81；總人口2831.47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32.54。6市地理位置緊密相連，經濟發展水平基本相近，是我省的欠發達地區，但經濟發展潛力很大，我們將其劃分為加快發展地區，以期在發展的政策上給予更大的傾斜，在發展的路徑選擇上更加的優化，在發展的措施上更加的靈活，以加快發展的速度，提高發展的質量，提升發展的效益。（一）川東北經濟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加快
區域內建成有寶成鐵路、襄渝鐵路、達成鐵路、達萬鐵路、成普鐵路，基本形成了U字型鐵路骨架；國道108、210、212、318線路網貫通全境，建成通車的綿廣高速、達渝高速、成南高速、廣南高速縮短了到省會成都的時間；廣元機場、河市機場、南充機場連接了國內主要大城市，嘉陵江、渠江干流是通往長江的黃金水道。寶珠寺電站，華鎣山電廠，廣安電廠，以及一大批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極大地改善了區域內人民的生產生活條件，緩解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制約，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
（二）川東北經濟區的資源較為豐富
1、川東北經濟區礦產資源較為豐富、特別是天然氣資源豐富，是四川新的能源儲備基地。蘊藏著豐富的天然氣、煤、石油、石灰石、霞石、花崗石、大理石、磁鐵礦，其他還有石墨、石膏、綠豆巖、鉀長石、透輝透閃石、螢石、滑石、蛭石、硫鐵礦、磷礦、膨潤土及金、銀、銅、鉛、鋅、鈷、鎳、鎢、鈾等，其水能資源亦十分豐富，極具開發價值。
2、川東北經濟區生物資源豐富，是“四川盆地北緣山地重要生物基因庫”，具有發展綠色產業得天獨厚的條件。嘉陵江、渠江水系發達，流域面積廣闊，亞熱帶濕潤氣候滋潤著整個區域，年均日照長，降雨較為充沛，氣候溫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熱同季。植被保護較好，森林植物種類繁多，不僅有國家重點保護的瀕危珍稀植物杜仲、銀杏、鵝掌楸、巖柏、蓖子三尖杉、厚樸、紅豆樹、青檀、大王杜鵑、紅椿、黃蘗、八角蓮、天麻等數十種，還有被英國劍橋大學皇家物種協會鑒定為世界稀有樹種的巴山水青杠。盛產銀耳、木耳、茶葉、香菇、核桃、板栗、雪梨、銀杏、生漆、杜仲、黃柏、厚樸、天麻、油橄欖、苧麻、蕨菜、竹蓀、猴頭菇等名優土特產品。
豐富的森林資源是野生動物理想的棲息地。據考察，境內有野生動物三百余種，其中有屬國家重點保護的一、二類瀕危珍稀野生動物梅花鹿、金錢豹、黑熊、麝、獼猴、錦雞、長尾雉、大鯢等三十余種，省級重點保護的珍稀動物赤狐、青麝、豹貓、野豬、小麂等一百余種。
3、川東北經濟區旅游資源獨具特色，是構建四川旅游圈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悠久，人杰地靈，是三總故鄉，女皇故里和巴人文化、三國文化的發祥地；又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同志譽為的“第二大區域”，還是世界十大革命性偉人晏陽初的故鄉。
川東北經濟區內著名景點星羅棋布，劍門雄關、光霧山紅葉、諾水河溶洞、真佛山儒佛道“三教合一”、百里峽、小平故居、閬中古城、大英死海等景點分屬多個國家級、省級風景名勝區。自然景觀獨特秀美，歷史文化淵源流長，精神深入人心，文物古跡遍及城鄉。
4、川東北經濟區人力資源豐富，是四川重要的勞務輸出基地。20__年末，區域內勞動力資源總數1925.4萬人,占全省的32.44；社會從業人員1331.86萬人,占全省的28.53。其中,第一產業從業人員759.2萬人,占社會從業人員的57.0;第二產業從業人員187.83萬人,占社會從業人員的14.1;第三產業從業人員384.83萬人,占社會從業人員的28.9；鄉村從業人員1196.1萬人，占全省的31.79；勞動力富余人數達593.54萬人,而第一產業從業人員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勞動力可以外出打工或從事非農業勞動。
（三）川東北經濟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
20__年末，川東北經濟區6市完成地方生產總值（GDP）1053.31億元，占全省生產總值的19.3；其中，第一產業347.85億元，占全省的30.82；第二產業332.43億元，占全省的14.67；第三產業373.03億元，占全省的18.09。人均GDP最低的巴中市為3051元，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33.69，全省平均水平的47.52，是省內最高水平的16.9。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為33.55億元，占全省的9.98；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404.41億元，占全省的18.74。
傳統農業具有較大優勢，農林牧漁總產值557.03億元，占全省31.21；糧食總產量1159.94萬噸，占全省的36.44；豬牛羊肉總產量222.95萬噸，占全省28.19；出欄肉豬2687.52萬頭，占全省的36.03，是典型的農業大區。20__年農民人均純收入1550元，為全省平均的69.5，為全國平均水平的59.1，僅為全省最高水平的42.4。
初步形成了有色金屬、食品飲料、冶金、機電、醫藥、紡織、絲綢、化工、建材、電力等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全部工業增加值達到228.74億元，占全省的12.91；工業企業利潤總額10.25億元，僅占全省的6.04。
服務業主要以 交通運輸、批發零售、餐飲娛樂等傳統服務項目為主，旅游業得到了較快的發展，金融、保險、證券等現代服務業和物流配送、連鎖經營等新興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34.58億元，占全省的20.78；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958.58億元，占全省的22.12。
二、川東北經濟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
（一）川東北經濟區基礎設施比較薄弱
川東北經濟區地處四川省東北部盆周山區，由于地理區位比較偏遠，省際經濟發展不平衡，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不足等原因，雖然加快了建設的步伐，但基礎設施建設遠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發展的“瓶頸”制約還是十分明顯。
第一、鐵路沒有形成環線網絡。寶成鐵路和襄渝鐵路從川東北的西邊和東邊呈平行線穿插而過，沒有形成環線，對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得不到充分發揮；第二、高速公路沒有形成互通互聯網絡。成綿高速、成南高速、達渝高速相互之間都沒有接口，廣元至巴中至達州，巴中至南充，巴中至廣安均為等次不高的二、三級公路，極大地影響了物流客流的暢通和通達能力；第三、能源建設亟待加強。雖然建設了與國家電網相連的輸電工程，實施了農村電網改造工程，但骨干電源點和骨干調峰電站較少，供電質量難以保證。四是機場均為支線機場，通航能力十分有限。
（二）川東北經濟區產業結構不合理
川東北經濟區的經濟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傳統的二元經濟形態阻礙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第一產業比重最高的巴中市為43.2，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2.5個百分點，最低的廣安市為28.7，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8個百分點；農業經濟仍然是“糧豬”安天下，外出務工收入成為農民增收的主渠道。第二產業比重最低的巴中市為20.6，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0.9個百分點，最高的廣安市為36.8，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4.7個百分點；工業經濟缺少高技術的支持，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比較低。第三產業比重最低的達州市為25.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1.9個百分點，只有最高的南充市為38.5，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7個百分點；傳統的交通運輸、批發零售、餐飲娛樂等占據很大的比重。
（三）川東北經濟區科技教育落后
川東北經濟區普遍存在人才缺乏，科技創新能力弱，人力資源素質不高的問題。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區域內15歲及15歲以上文盲人口為212.1萬人，文盲人口占1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達到10.78；從業人員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2，而全國為4，發達國家為20。區域內萬人各類專業技術擁有數為100.7人/萬人，而全國為240.2人/萬人，全省為158.5人/萬人；大中型工業企業科技活動人員僅有8541人，占全省總數的10.34，其中，擁有科學家或工程師職稱的有3510人，僅占全省總數的7.59。況且科技人員青黃不接、人才外流的現象十分突出，科技、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脫節，從根本上限制了經濟社會的快速健康發展。
（四）川東北經濟區城市化水平低
川東北經濟區6市中，巴中市、廣安市、遂寧市都是從原達縣地區、南充地區、綿陽地區劃分出來新成立的市級行政區域，建地設市的時間僅十余年，城市建設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和發展。而原來的達縣市、南充市、廣元市的城市建設，也因為投資政策和區位劣勢的影響發展緩慢，至今還沒有一座大城市，并且城市的功能也不完善，城市對經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有限。20__年底，城市化水平在22左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5個百分點。而據世界銀行統計，1995年世界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為75，中等收入國家為60，低收入國家為28。同時由于限制城市人口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也過于偏小。
（五）川東北經濟區對外開放度不高
川東北經濟區出口創匯企業少，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弱，自主知識產權不多，市場發育不健全，體制性和機制比較突出，招商引資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軟硬環境也有一些差距。出口產品主要是一些農副產品原材料，精深加工度低，附加值低。20__年，區域內企業進出口總額為19125萬美元，僅占全省的3.39；外商直接投資3879萬美元，僅占全省的6.69；共引進省外資金79.84億元，占全省的26.18。
三、川東北經濟區加快發展的政策措施建議
川東北經濟區是四川省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區域，北扼秦嶺出川之要沖，東有四川通江達海的黃金水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在這片紅色的土地上，資源富集，人口眾多，而發展滯后，是四川需要加快發展的地區。
（一）切實搞好川東北經濟區的區域經濟發展規劃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堅持“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川東北經濟區要加快發展，要實現區域的快速協調發展，首先就要理清發展思路，制定一個促進區域經濟社會快速協調健康發展的區域發展規劃，以統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在規劃中要明確川東北經濟區在全省經濟社會發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要研究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空間布局以及結構調整的重點和方向，研究區域產業發展的方向和產業支撐重點，研究著力構建統一的市場體系和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研究融入成渝經濟圈、帶動秦巴發展的區域合作與協調的長效機制，研究改善區域經濟發展環境的措施等重大課題，使川東北區域規劃成為川東北經濟區加快發展的綱領，成為全省“十一五”總體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新的看點。
（二）建立川東北經濟區區域協調發展的長效機制
緊密結合川東北經濟區的發展水平，資源稟賦，發展目標，發展戰略，謀劃合作發展，共創未來大計，統籌區域經濟協調發 展，形成互利多贏格局，是建立健全區域協調發展長效機制的主要任務。
成立川東北經濟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領導機構：川東北經濟區經濟協調市長聯絡辦公室，分別由6市市長任年輪值主席，一市輪值一年，每年在輪值市召開兩次例會，也可應多數成員市的提議，臨時召開專題會議。主要是在市場運作的原則下積極發揮政府推動的職能作用，使區域交流合作走向規范化、制度化，積極推動區域資源整合，積極推動投資與產業合作，積極推動市場、貿易對接，積極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積極推動科教、文化、衛生、環保合作，積極推動合作機制創新，以開放的理念、務實的精神、真誠的合作，積極協調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中需要共同磋商解決的重大問題。
成立川東北經濟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協調結構：川東北經濟區經濟協調發展協會（聯誼會），分別由6市的發展計劃委主任任年輪值主席，一市輪值一年，每年在輪值市召開兩次例會，一般與市長聯絡年會并會召開，也可根據具體情況單獨舉行。主要是進一步探索合作新路徑，發展合作新形式，開拓合作新領域，具體協商解決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與管理，確保口岸安全暢通，加快跨市區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優化公路、鐵路和碼頭物流交通網絡，優化生產力布局，拓展資源和市場空間，加強電力、能源及礦產原材料等方面的統籌協調等具體問題，以充分發揮各自優勢，促進互相補充和錯位發展，實現互利多贏，共同發展。
（三）加速建設川東北經濟區交通快捷通道
制約川東北經濟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主要“瓶頸”，是沒有形成互通互連的快捷交通網絡。要抓住機遇，積極爭取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的優惠政策，提前開工建設廣元-巴中-達州高速公路，廣元普濟-巴中-達州鐵路，力爭在“十五”末開工建設巴中-南充高速公路、南江桃園-閬中-遂寧高速公路、達州-巴中-漢中高速公路，構筑起川東北經濟區的鐵路、高速公路快捷路網，強力拉動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四）著力打造川東北經濟區旅游黃金線路
川東北經濟區旅游資源十分豐富，品位高，景點多，很多是國內獨有的景觀，但整體包裝推介力度不夠。要大力發展旅游產業，共同打造遂寧大英死海--廣安小平故居--南充閬中古城--廣元則天故里、劍門蜀道--巴中光霧仙山、諾水溶洞--達州真佛山等精品旅游線路，發展滿足不同消費群體的旅游式樣，加強旅游基礎設施建設，做大做強旅游經濟，帶動服務業快速發展。
（五）集中建設川東北經濟區能源基地
川東北經濟區內天然氣儲量巨大，合作開發和建設天然氣能源基地的前景十分看好，建設大型天然氣調峰電站，符合國家和省的能源建設規劃，是加強川東北經濟區骨干電源點建設的重大項目，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十分巨大；川東北經濟區水能蘊藏量大，可供水電梯級開發的河流多，要抓住目前電力供應緊張的時機，立即著手做好流域梯級水電開發規劃，迅速啟動水電梯級開發項目建設，連接國家電網，搭上西電東送的快車。
（六）精心構建川東北經濟區區域產業集群
按照四川發展新型工業化的總體要求，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推進產業整合與結構升級，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建設特色工業基地。重點依托6個市府所在地，加快建設功能互補的特色工業園區，集中力量培育壯大天然氣化工、煤焦化工、綠色食品加工、飲料、絲綢、輕紡、電力、機械、冶金、甲醇、有色金屬、建材等優勢產業，努力形成“航母”型產業群體，使工業真正挑起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的大梁。
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1950～1982年一直徘徊在5.0%以下，之后開始上升，至2000年達到7.0%，進入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老齡化社會，預計2025年前后該指標將達到14.0%，進入老齡社會，2040年前后該指標將達到23.3%，進入超老齡社會[1-2]。反觀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日本，1920～1955年該指標徘徊在5.0%以下，1970年達到7.1%，1995年達到14.5%，2010年達到23.0%[3]。
上述數據表明，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時期盡管與日本相差30年，但老齡化速度卻非常相似，從平穩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階段都是不到20年，從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階段都是25年左右，從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階段都是15年左右(我國部分為預測數據)。與此同時，我國人口結構轉變的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社會經濟背景也與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階段，都是在社會急速轉型和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日本用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20年時間經歷了戰爭結束和恢復重建，實現國民收入倍增，經濟的發展顯著地改善了以傳染病、營養不良和死嬰等為中心的健康問題，平均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樣，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末的20年間經歷了結束混亂，市場經濟轉軌，GDP總量翻兩番，疾病譜發生改變，溫飽問題得到解決，健康狀況與平均預期壽命大幅度改善與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階段，日本隨著經濟的發展出現社會階層分化以及貧富差距的顯性化，社會經濟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會因素變成了影響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國人口結構轉變的第二階段始于世紀之交，同樣出現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階層分化以及貧富差距不斷加劇等問題，社會因素對健康的影響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這30年的時間差，深入探討社會因素影響健康狀況的作用機制，是提高我國老年人生活質量的重要課題。
健康與社會經濟地位關系的研究有多種學科視角，其中社會學探討的是社會分層所產生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導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點是社會分層，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會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會醫學探討的是各個社會群體的健康狀態以及生活狀況如何受其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目的是為了從醫學和社會的角度維持、增進、改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群體的健康水平。本文將以社會醫學的視角為主，并借鑒社會學的觀點分析城市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作用機制，為我國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礎數據。
二、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和健康關系的理論以及先行研究
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之間的因果關系存在爭議[6]，即同時存在社會經濟地位不同導致健康狀況結果不同的社會因果論和健康狀況不同導致社會經濟地位不同的健康選擇論[7]。在將老年人作為研究對象的情況下，社會經濟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經形成，觀察時點的健康狀態以及其后的生存時間與社會經濟地位有明確的時間先后，二者的關系更符合社會因果論的觀點。可以說個人的健康狀況受社會結構因素限制，即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決定了他們的健康水平，社會經濟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狀況越差[8]。我國學者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存在影響，其中，齊良書等人認為20～65歲的成年人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健康狀況越好[9]，湯哲等人認為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老年人有更長的預期壽命和健康預期壽命[10]，顧大男等人認為社會經濟地位對高齡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體健康的影響較小[11]。另外，反映社會經濟地位的相關變量同樣對健康產生影響，黃楓等人認為不同的社會醫療保險待遇對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著顯著而長遠的積極影響[12]，劉平貴認為60歲以前的職業是高齡老年人死亡風險的重要預測變量[13]，曾憲新認為是否有養老金對于老年人的死亡風險有顯著影響[14]。
上述研究盡管證明了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觀點，但是重在闡明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理論機制的研究卻很少[15]。社會因果論包括兩個方面的影響機制：一是物質環境論認為社會經濟地位帶來的收入與生活環境差距是影響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論認為社會經濟地位帶來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響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為對象驗證了生活方式論，即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人越傾向于擁有和維護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響了人們的健康水平[16]，而對于普遍維持良好生活習慣的我國老年人來說，這樣的解釋機制是否合適有待進一步討論。
在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之間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閑暇活動這樣的第三變量。顧大男分析3年的追蹤數據，發現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和較多醫療資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鍛煉的比例較高，而出游和健身鍛煉有利于身體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風險[17]。吳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數據發現，經常參與志愿者活動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水平高[18]。楊宗傳認為文化素質是老年人參加老年活動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19]。齊良書等人認為社會經濟地位通過多種途徑作用于個人健康狀況，如果僅用單一指標進行量化分析，難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機制[20]。
當然，我們也發現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如何影響健康的?其機制尚未得到解釋，多數研究只證明了存在影響。二是健康指標不全面，未同時考慮健康狀態(健康的質)和生存時間(健康的量)：同樣是討論男性與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導致的是男性健康狀況比女性好，卻又導致女性壽命比男性長。三是追蹤時間較短且未考慮生存時間。壽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蹤時間只有2～3 年，追蹤時間過短很難排除基線調查中既成事實的干擾，不能說明因果關系。多數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結果而不考慮生存時間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會得到同樣的結果。四是統計分析方法不適用于綜合作用機制的研究。雙變量分析、多元回歸、Logistic回歸分析或Cox風險回歸等只能分析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直接影響而不能分析間接影響，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別研究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的關系、生活方式與健康等的關系，卻主觀推斷出社會經濟地位通過改變生活方式而影響健康的結論。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設計與研究假設
基于上述分析討論，本研究以社會因果論為基礎，探討城市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作用機制。通常人們在進入老年期后不僅有足夠的時間照顧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識到需要維持一個良好的飲食作息習慣，因此，對于老年人來說，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變化的結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的責任不斷減少，生活責任性外出大幅度減少，其文化性閑暇活動的增加可能是維持老年人社會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經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帶來文化性閑暇活動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隊列研究方法，將2000年調查時點之前已經形成的社會經濟地位作為基本潛在因子，將2000年調查時點的文化性閑暇活動作為中間潛在因子，將2000年調查時的健康狀態(健康的質)和其后9年時間里的生存日數(健康的量)作為結果潛在因子(其中，健康狀態使用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包括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社會健康三個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過中間因子對結果因子產生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如圖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社會經濟地位直接影響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狀態與生存時間，并通過健康狀態間接影響生存時間。
假設2：文化性閑暇活動直接影響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狀態與生存時間，并通過健康狀態間接影響生存時間。
假設3：社會經濟地位直接影響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閑暇活動，并通過文化性閑暇活動間接影響健康狀態和生存時間。
2.調查方法與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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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線調查是由作者負責的日本東京都立大學城市科學研究所與沈陽市衛生局的合作項目，調查時間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調查總體是沈陽市的和平區、皇姑區、沈河區、大東區、鐵西區五個市區的45萬人老年人。抽樣方法是使用分級抽樣方法，在五個市區中分別抽出兩個老年人口比率與所在區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辦事處，再從中各抽出一個老年人口比率與所在街道辦事處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區。調查對象是被抽出社區的全部60歲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計抽取了10個社區的4460名老年人。調查員由經過多次培訓的各區疾病控制中心的醫生和街道的地段醫生以及社區居民委員會的職員擔任，使用自填式和詢問式兩種問卷，最終回收問卷3654份，回收率為 81.9%。
本研究的追蹤調查為作者負責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學省學術振興會資助的中日養老文化比較研究項目，對基線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進行追蹤調查。追蹤調查的對象是從基線調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減去未登錄戶籍者134人、姓名與身份證號碼等個人情報記錄不清者703人、問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實際追蹤調查對象為2766人。追蹤期間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為了減少調查期間已經瀕臨死亡者的影響，分析對象是從追蹤期間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刪除了基線調查結束后6個月內的死亡者，最終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調查指標與統計方法
2000年基線調查中與本研究有關的項目包括社會經濟地位、文化性閑暇活動、健康狀態三大類指標。社會經濟地位指標包括退休前的職業、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項。文化性閑暇活動包括社區活動、旅行游樂、個人興趣三項。世界衛生組織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廣泛認可，即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或是虛弱，而是身體的、精神的、社會的一種良好狀態，因此，在本研究中將健康狀態分解為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社會健康三個構成部分。描述身體狀態的身體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癥狀、生活能力三個項目，其中生活能力測評選用東京老年綜合研究所開發的老年人活動能力評價指標①中的銀行存取款與繳納水電費這兩項差異較大的敏感指標投入了方程;描述與群體或他人關系適應性的社會健康是指個體與他人及社會環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際關系和實現社會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園晨練、購物辦事、廣場聊天等外出活動頻度測評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會適應程度，同時使用與鄰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訪活動頻度測評老年人主動性社會適應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們的一種主觀的快樂的人生體驗，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對人生幸福的感覺和對現在生活滿足的感覺這兩項指標。年齡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齡階段表示，在結構模型中為實際年齡。本研究使用結構方程分析方法，統計分析軟件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作用機制
1.分析對象的變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蹤對象為2776人，追蹤期間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對象為剔除了基線調查結束后半年內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時間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為506名死亡者的基線調查的變量分布。
2.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狀態與生存時間的結構方程模型
在結構方程模型中，我們將身體健康、社會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構成的綜合健康狀態、社會經濟地位、文化性閑暇活動等潛在因子用橢圓形表示，將直接觀測到各個變量(包括生存時間)用長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頭連線表示因果關系，連線上的數值為標準化路徑系數，在(-1，1)之間表示關系強度與方向，方框或橢圓形的右上角數值為回歸解釋率，GFI為數據與模型間的調整擬合度。本研究的擬合模型不僅AGFI值達到0.921，而且健康狀態解釋率為70.0%，生存時間的解釋率為10.0%，說明是一個非常合理的結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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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狀態對生存時間具有較強的正向直接影響，其路徑系數為0.46，其中身體健康影響最大，達0.70×0.46，社會健康的影響僅次于身體健康的影響，達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響力較小，僅為0.26×0.46。在身體健康的各指標中，老年人的身體能力對生存時間的影響力遠大于身體病癥的影響力。本研究的結果與吳曉光等人的8年追蹤數據均發現，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評以及認知功能對死亡有較高的預測價值[21]，并與曾憲新分析65歲以上城鄉老年人的3年跟蹤數據所發現的死亡風險與生活能力等身體健康指標關系穩定的結果呈現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僅驗證了上述身體健康的作用還證明了社會健康對死亡有較高的影響力與預測性。
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狀態有著很強的正向的直接影響，其路徑系數達到0.70，對生存時間的直接影響極其微弱，其路徑系數不具有顯著性，社會經濟地位通過改變健康狀態對生存時間產生很大的間接的正向影響，其路徑系數為0.70×0.46。上述結果可以發現，假設1部分被驗證，部分被否定，即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狀態有很強的正向的直接影響，而對生存時間并無直接影響，該指標是通過改變健康狀態而間接影響生存時間。齊良書等人認為20～65歲成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健康狀況越好[23]，本研究發現60歲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傾向。劉貴平分析80歲以上城鄉高齡老年人的2年跟蹤數據發現，死亡風險與社會經濟地位中的退休前職業有一定相關性[24]。但是，曾憲新分析65歲以上城鄉老年人的3年跟蹤數據發現，控制了其他變量后社會經濟地位對死亡風險的影響不明顯[25]。本研究認為，城市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對生存時間或死亡風險不具有直接影響，而是通過改變健康狀態產生間接影響。
社會經濟地位對文化性閑暇活動具有中等強度的正向的直接影響，其路徑系數為0.25，同時由于文化性閑暇活動對健康狀態具有中等強度的正向的直接影響，其路徑系數為0.26，所以社會經濟地位通過文化性閑暇活動又對健康狀態產生間接影響，強度為0.25×0.26。上述結果表明，假設2部分被驗證而假設3完全被驗證，即社會經濟地位直接影響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閑暇活動，并通過文化性閑暇活動間接影響健康狀態。本研究與楊宗傳以及顧大男的觀點一致，都認為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社區活動與旅游等文化性閑暇活動越豐富[26-27]。而且本研究與吳金晶等人的觀點相似，志愿者活動等文化性閑暇活動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內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綜合健康狀態越好[28]。但是，顧大男使用3年的追蹤數據分析死亡與出游的雙變量關系認為，旅游對健康長壽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狀態的情況下認為，文化性閑暇活動對生存時間不具有直接影響，而是通過改變健康狀態間接影響生存時間。
與此同時，我們發現年齡對社會經濟地位的路徑系數為-0.42，具有一定的負向影響，說明年齡越大社會經濟地位越低。因此，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狀態、文化性閑暇活動的影響包含著年齡對健康狀態與文化性閑暇活動的間接影響，強度達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齡對生存時間、文化性閑暇活動以及健康狀態的直接影響極小，路徑系數均不具有顯著性。
五、結論與討論
為了探討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作用機制，本研究運用前瞻性隊列研究方法對沈陽市2766名60歲及以上城市老年人進行9年追蹤調查，對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結構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會經濟地位、文化性閑暇活動與健康狀態以及生存時間的結構關系，得到以下結論。
城市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一方面對健康狀態產生直接影響，另一方面通過改變文化性閑暇活動而對健康狀態產生間接影響;社會經濟地位對生存時間沒有直接影響，而是通過影響健康狀態延長生存時間。健康狀態對生存時間有較大影響，其中身體健康對健康狀態的影響力最大，其次為社會健康，最后為精神健康。另外，身體健康中身體能力對生存時間的影響力大于身體病癥。因此，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閑暇活動越豐富，其外出交往頻繁，從而提高了社會健康，滿足了精神健康，維護了身體健康，間接延長了生存時間。
在我國社會經濟的轉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職業構成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標受年齡的影響，高齡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狀態與文化性閑暇活動的影響包含著一定的年齡因素。
既有的關于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作用機制的理論包含兩個方面的解釋：一是認為不同社會階層擁有不同的亞文化，其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了人們的飲食煙酒、作息運動、以及性行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過來又影響著人們的健康;二是社會經濟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醫療資源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時救治。
相對于上述生活方式論和物質資源論，本研究寄希望于就城市老年人提出文化性閑暇活動論從而對上述理論做一定的補充。城市退休老年人由于健康狀態下降而且有足夠的時間，一般都能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社會責任與家庭責任下降，外出活動減少致使社會健康惡化。如果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老年人仍然維持一定水平的文化性閑暇活動，這樣就增加了外出交往活動的內容與事件，客觀地促進了社會健康與生活能力，并改善了精神健康，進一步延長了生存時間使得死亡風險降低。
關鍵詞:農村統計 特點 職能
中圖分類號:C8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3-239-01
統計及其分析方法是人們認識社會和客觀世界的重要方法,各行各業的活動都離不開統計。統計學是一門集數據信息的收集、處理、歸納和分析于一身的學科,其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被廣泛地應用于宏觀、微觀經濟運行工作中,人們的日常生活也與統計信息緊密相關。因此,全面系統地掌握統計學中的定量分析方法,科學、準確、及時地收集紛繁復雜的統計信息就成為各經濟主體的科學決策和有效管理的前提條件,也是從事經濟管理的人員提高管理水平和業務素質的重要途徑和手段。
一、農村統計的特點
社會經濟現象包括自然現象以外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人民生活等領域的各種現象。比如:國民財富與資產、人口與勞動力資源、生產與消費、財政與金融、教育與科技發展狀況、城鄉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等。統計是通過對這些基本的社會經濟現象數量信息的認識,達到對整個社會的基本認識。因此,統計有著它自己的特點。
1.數量性。由于農村社會經濟統計的研究對象是農村社會經濟現象的數量方面,因此,數量性就成為社會經濟統計的基本特點。數量信息包含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1)數量特征,即社會經濟現象的規模、大小、水平等。(2)數量關系,即社會經濟現象的內部結構、比例關系、關聯關系等。(3)數量界限,即引起社會經濟現象質變的數量。例如,完成計劃與未完成計劃有質的區別,計劃完成程度100%就是質與量互變的數量。又如,要統計農村國民生產總值,首先要確定國民生產總值的質,在認識國民生產總值質的基礎上,才能統計國民生產總值的數量。例如,觀察一定時期農民的物質消費水平,就要統計一定范圍一定時期的“社會商品零售額”,并與相應的人口數進行比較。統計“社會商品零售額”,首先要明確這個指標的涵義,然后再去統計它的“量”,而確定“社會商品零售額”的涵義,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為指導,與實踐相結合,解決什么是商品流轉、什么是零售、社會商品零售額的統計范圍是什么以及怎樣收集、整理和匯總社會商品零售統計資料等問題。在確定這一統計指標涵義的同時,還必須考慮指標的可操作性。當統計了“社會商品零售額”以后,把它與相應的人口數量聯系起來對比分析,就可以觀察到相應的物質消費水平。還可以“社會商品零售額”與“社會商品購買力”進行對比,觀察購買力的實現程度,分析兩者之間的比例關系。由此可見,統計雖然是研究社會經濟現象數量方面的問題,但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質的研究。
2.總體性。統計通過對某一個或若干個性質相同的許多個體組成的總體進行大量觀察和綜合分析,來反映事物總體的數量特征,揭示社會經濟現象的一般狀況。由于總體由許多個體組成,因而,“總體性”也可以稱為“大量性”。在社會領域里,個別現象往往存在著特殊性和偶然性,呈現出事物整體所具有的普遍性或穩定性,從而防止“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片面性,以利于我們全面正確地認識事物。值得注意的是,統計活動以總體為認識現象,并不排斥對個別現象的調查研究。一方面,個別現象是構成總體的基礎,無個體則無總體;另一方面,對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物進行典型調查和深入細致的分析,有利于補充總體資料的不足,豐富總體資料研究的內容,更加生動地說明量的形成和變化。
3.具體性。統計認識的對象是社會經濟現象中具體事物的數量信息。社會經濟現象中的具體事物,都是在一定地點、一定時間、一定條件下發生的,其量的表現都帶有特定場合和特定條件的痕跡,離開具體地點、具體時間和具體條件,是無法說明社會經濟現象的本質及其運行規律的。從地區上看,客觀事物在地區發展上總是不平衡的,有先進的,有后進的;有自然條件好、科技發達的,有自然條件差,科技落后的。從時間上看,有發展速度快,有發展速度慢,而快與慢又是可以轉化的,這已為無數事實所證明。從環境條件看,環境對事物有時起著促進作用,有時起著阻礙作用。因此,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是統計認識事物的一個重要特點。例如,在研究農民的生活水平時,除了考慮地區因素外,還必須明確是哪一年的生活水平,并聯系農業的生產條件、科技在農業生產中的運用,聯系農村消費品的價格等因素進行分析,以說明農民的生活水平是高還是低,生活質量是好還是差。單憑一個孤立的統計數字是很難說明問題的。因此,統計研究的量是在具體時間、具體地點、具體條件下的量,這個量總是和質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4.社會性。統計活動通過社會經濟現象總體數量的調查研究來認識人類社會活動的條件、過程和結果,反映物質資料的占有關系、分配關系、交換關系以及其他的社會關系。這些物質關系,實際上是由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引起的。首先,農村社會性是指農村社會經濟總體現象的數量方面,是人們有意識的社會活動的產物,統計數據總是與人們的利益密切相關,反映著人與人以及人與物之間的相互關系;其次,農村社會性是指社會經濟現象的數量變化將受到其所處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政策、文化背景、宗教、法律等諸多因素變化的影響。因此,社會經濟統計是為一定時期的經濟社會制度和經濟社會管理服務的;再次,從事統計活動的人常常會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立場,會運用不同的方法,這就使得社會經濟統計的研究對象具有社會性。
二、農村統計的職能
統計職能是指統計作為一門方法論科學在社會經濟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根據現代管理科學的理論,國家管理系統應由科學的決策系統、高效的執行系統、靈敏的信息系統、完備的咨詢系統和嚴密的監督系統所組成。統計工作作為國家管理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兼有信息、咨詢和監督三大職能,亦稱為社會經濟統計的整體功能。這是對社會經濟統計的職能作用最全面、最完整和最科學的概括,是對社會經濟統計工作的延伸和拓展,農村也不例外。現就農村社會經濟統計的三大職能加以敘述。
1.信息職能。統計的信息職能是指根據科學的統計指標體系和統計調查方法,系統地采集、處理、傳遞、儲存和提供大量的以數量描述為基本特征的社會經濟信息的職能。統計資料本身就是一種經濟信息,統計資料是重要的信息源,統計信息是社會經濟信息的主體。統計信息與其他信息相比,具有數量性和整體性的特征。運用總體、速度、結構、比例關系等特有的方法,反映農村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
2.咨詢職能。統計的咨詢職能是指利用已掌握的豐富的統計信息資源,運用科學的分析方法和先進的技術手段,深入開展綜合分析和各種專題研究,為科學決策和經濟管理提供可供選擇的咨詢建議和對策方案。統計所提供的統計資料、所反饋的經濟信息、所進行的統計預測,是農村政府部門和經濟決策者了解情況、指導工作、決定政策、確定戰略目標、制定長遠規劃和經濟工作計劃的重要依據。
3.監督職能。統計的監督職能是指根據統計調查和統計分析,及時、準確地從總體上反映農村經濟、社會和科技在一定時間、地點、條件下的運行狀態,對其進行全面、系統地定量檢查、監測和預警,以發現運行過程中的異常現象及其原因,并在發出預警信號的同時,提出相應的對策和措施,以促進農村社會經濟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持續、穩定、協調的向前發展。
上述農村統計的三大職能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信息職能是基礎職能,是保證咨詢職能和監督職能有效發揮的基礎;而咨詢職能則是信息職能的延伸和深化;監督職能則是信息職能和咨詢職能的拓展。只有同時發揮統計的信息職能、咨詢職能和監督職能才能體現和發揮出農村統計的整體功能,才能搞好、搞活農村社會經濟統計,為市場經濟服務,發揮農村社會統計應有的作用。
關鍵詞：社會經濟地位；健康水平；職業；收入差距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26
中圖分類號：F06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7-0121-05
Social Economic Statue， Income Gap and Health Level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
SHEN Yun1 ，ZHU Yufang2
（1. Chinese Western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2. Deyang Housing and Urban 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Bureau， Deyang 618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testes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for personal heal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improve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will help improve the health of individuals； and widening income gap will cause a decline in the level of personal health， the Gini coefficient per expand a standard deviation，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negative selfrated health probability influence will decline 168%. Enhance the social status will help slow down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to the adverse effects on personal health.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robustness tests also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ex for personal health status followed by a significant downward trend between the year 2010 and 2012 .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rban and rural contrast， farmers in rural areas increased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better able to enhance their level of selfrated health，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to buffer the impact of income disparities is greater.
Key words：socioeconomic status； health level； occupation； income gap
1引言與相關文獻回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人們的收入差距也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開始持續擴大。收入差距的擴大，也直接或間接導致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甚至影響人們的健康狀況。社會經濟地位對個人健康的影響在不同年齡結構群體中可能S著年齡的差異而出現分化，在年齡的臨界點之前，社會經濟地位對個人健康的影響表現出發散效應，而超過該臨界年齡后將表現逐步收斂的現象[1]。但該結論也得到了一些學者的批評，由于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具有不同的人口以及社會環境，因此會存在不同的健康影響程度和影響模式[2]。那么，對于社會經濟地位提升的群體，他們的健康水平是否隨之相應提升了呢？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一些年幼時家境貧窮的人通過后天努力獲取了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他們的健康水平并沒有隨之相應提高，反而出現職業壓力過大，工作時間較長，直接導致這部分人群生理和心理上的控制感增強，進而容易患上抑郁癥、心臟病等，對人們的健康水而有害。
收入差距和社會經濟地位二者之間也可能存在較強的作用關系，較強社會地位的人們可以帶來各種物質或非物質上的收益，導致社會差距的拉大，而這種差距的擴大也進一步導致健康的不平等[3]；但收入差距的擴大也使得收入高的人群進入社會上層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同時提升地位需要更多的財富，獲取較好的醫療資源配置從而提升健康水平。因此，這兩者的作用機制還相對模糊，研究收入差距、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水平的影響以及收入差距與社會經濟地位的交互作用對健康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同時，健康也是一項重要的人力資本，是推動經濟長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對于新常態下的經濟長期增長提供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水平影響的衡量指標方面，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職業以及聲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還存在累積效應[4]，長期的具有較好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往往相對具有更好的健康水平[5]。但Lowry和Xie認為這種累積效應在青年階段則不太明顯，隨著年齡的增大，這種累積效應將逐步顯現出來[6]。相關結論也得到李建新等學者的認同，認為中國社會經濟地位隨著年齡的增長既表現出“收斂”效應也存在“發散”效應，該作用效果具有長期性，貫穿不同年齡階段。此外，王甫勤認為人們健康水平的差異主要來源于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帶來生活方式的不同[7]，而且當前社會等級和預期未來高的社會等級也會對個人健康產生積極的影響[8]。
收入差距對健康水平的影響方面，目前的研究基本認為收入不平等對居民健康水平差異有顯著的負向影響[9]，但也有一些研究認為收入不平等對健康水平差異之間不存在顯著的關系[10]。國內對收入差距和個人健康水平之間的關系研究，目前還未形成統一結論。Li和Zhu認為基尼系數和自評健康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在達到臨界值之前時，收入差距擴大將使得自評健康變差，當收入差距超過一個臨界值時，自評健康將有變好的趨勢[11]。而關于該影響機制，封進和余央央認為是公共醫療的供給不平衡導致的結果[21]，而齊良書則認為主要是由于教育的不均引起就業的差異帶來收入的不平等，進而導致健康的不平等[12]。
綜上所述，目前對社會經濟地位與收入差距對個人健康水平的影響研究還存在較大的爭議。而且，這兩者的交互作用是否對個人健康水平產生影響的相關文獻還相對較少，同時社會經濟地位的衡量指標相對主觀，客觀性較差且缺乏可對比性。
2數據來源與主要變量說明
21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12年間的數據，該數據庫涵蓋了全國25個省（市、自治區）、105個縣（區）、416個行政村居，可用樣本個數為16923，樣本代表性較強。其中，成人問卷中，對樣本個體的健康狀況有詳細的調查，本文采用自評健康作為分析的被解釋變量。根據成人問卷中的問題P201“您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況如何？”的回答結果重新進行自評。
22主要變量說明
一般而言，針對社會地位的測量包括多個維度，比如個人財富、權利、職業或者聲望等，是社會成員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綜合衡量指標。目前針對社會地位的測量方法的研究相對較少，為保證結果的可信度，本文采用基于職業測量社會地位的指標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nternational Socia-Economic Index，ISEI）硨飭俊8彌甘最早是由布勞和鄧肯通過對各職業群體的社會經濟特征，然后根據多種社會經濟因素統計結果進行排序和賦值，對其收入和教育水平與相應權重的乘積來計算而得，它更多的是反映一個人的客觀地位而不是主觀地位[13]。本文以被調查對象14歲時父親和母親的職業以及本人現在的職業進行匹配。具體而言，在樣本分析中通過STATA程序將問卷數據中本人現在的職業及其父親的職業ISCO-88代碼轉換為ISEI值。最后得到的ISEI指標為取值16～90的連續型變量。
此外，本文進一步控制了收入差距對個體健康狀況的影響，具體通過基尼系數來衡量。本文借鑒申云等的測量方式，通過同一區縣或村居內居民的收入/支出來測算不同層面的基尼系數[14]。由于不同的社會關系網絡也會造成人們心理健康上的差異。本文采用“禮金來往”來體現社會關系網絡的變量，禮金來往主要包括家庭當年送出或收到的禮金或禮物（以人民幣計價）。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響個人健康的因素對結果造成的偏誤，本文還加入了居民的年齡、性別、職業收入、大學學歷、戶籍、黨員身份、基尼系數和禮金來往等作為控制變量。
3實證結果分析
31個人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水平的影響
首先，為了檢驗個人的社會地位對自評健康水平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計量模型如式（1）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GINI+β3statusicj×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1）
Healthicj=β0+β1ISEIself+β2GINI+β3ISEIself×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2）
其中，Healthicj為位于省份j區縣c的第i人的自評健康水平；statusicj代表位于省份j區縣c的第i人的自評社會經濟地位水平；ISEIself表示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SEIfather代表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statusicj×GINIicj代表位于省份j區縣c的第i人的社會地位與其基尼系數的交叉乘積項，用于反映交互項對個體健康水平的影響程度；ISEIself×GINIicj代表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基尼系數的交叉項乘積，反映這二者對個體健康狀況的影響程度；Xicj代表控制變量，具體包括居民的年齡、性別、職業收入、大學學歷、戶籍、黨員身份和禮金來往，provincej為省份虛擬變量，μicj為殘差項。
表2為個人社會地位對健康的影響結果。第二列中以自評健康1為因變量的Ordered Probit回歸結果，結果表明，個人的社會地位對健康有積極的顯著正向影響。第三列以自評健康2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也顯示出明顯的正向影響。為了進一步證實個人社會地位對健康的影響，本文使用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和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兩個衡量指標對其進行穩健性檢驗，表2第四至五列的回歸模型結果都表明社會地位對個人健康狀況都會產生積極的顯著影響。
從個人社會經濟地位與基尼系數的交互項以及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基尼系數的交互項來看，二者都對自評健康水平分別在1%的顯著水平存在正向的顯著影響。從二者交叉項的系數來看，二者系數都比基尼系數對個人自評健康水平的影響較小，說明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減緩收入差距擴大對個人健康水平的不利影響。基尼系數都會對個人健康產生負向的影響，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心理的不平衡會導致人們心理的不健康程度會增大，影響人們的心理健康。基尼系數每擴大1個標準差，個人自評健康的概率將下降168%。
然而，個人社會地位對自評健康之間也可能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即個人社會地位對個人健康水平產生影響，而健康水平也會通過人力資本的提升來影響其收入、職業、教育等衡量社會地位的指標。為了降低這種潛在的內生性對結果導致的偏誤，本文通過聯立方程的三階段最小二乘估計模型同時考慮社會經濟地位和健康的影響因素進行回歸。進入自評健康2的決定因素有表2中的顯著影響變量個人社會地位、年齡、職業收入、基尼系數和禮金來往等，進入個人社會地位的決定因素為自評健康2、大學學歷、黨員身份等。從表3結果可以看出，第二和第三
列不控制其他變量，第四和第五列加入了其他控制變量，結果表明個人社會地位對自評健康都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與表2中的結果一致。
32加入時間趨勢的估計結果分析
為了檢驗個人的社會地位對自評健康程度的影響，本文進一步加入時間虛擬變量來測度社會經濟地位隨著時間的變化對個人健康狀況的影響，為此，構建如下計量模型如式（3）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year2012+β3statusicj×year2012+θ×Xicj+provincej+μicj（3）
其中，2010年為對照的基年，本文設置了2012年數據的虛擬變量year2012，Healthicj為位于省份j區縣c的第i人的自評健康狀況；statusicj代表省份j區縣c的第i人的社會地位；statusicj×year2012代表個人社會地位與年度虛擬變量的交互項，主要反映2012年相對2010年人們社會地位對個人健康狀況的影響趨勢。Xicj代表控制變量，具體包括居民的年齡、性別、職業收入、大學學歷、戶籍、黨員身份、基尼系數和禮金來往。provincej為省份虛擬變量，μicj為殘差項。
首先，本文通過極大似然法（MLE）來估計線性Probit模型（LMP），并對其進行考慮異方差穩健性標準誤處理，分別對CFPS2010、CFPS2012和兩年混合數據進行回歸。這樣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較不同年份的回歸結果，同時有利于通過更換樣本來檢驗模型的穩健性。為了更好地檢驗城鄉間是否存在地域差異，本文把樣本戶籍地域分為城市和農村兩部分，分別對其進行計量分析，具體結果見表4。
從表4可以看出，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不管是單年數據還是混合數據，社會經濟地位對自評健康都在1%的水平顯著為正且比較穩健。從交互項的系數來看，相比2010年而言，本人社會地位在2012年城市地區中的顯著水平上升了19%（5%水平顯著），而在2012年的農村地區中的顯著水平上升了31%（5%水平顯著）。相比城市而言，農村居民社地位的上升，能夠更好地提高人們的自評健康水平，這可能的原因為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水平往往相對較弱，農民社會地位提升更多是通過收入來體現，從而間接提高農民的醫療保障水平，提升農民的自評健康狀況。
33穩健性檢驗
為了避免主觀自評健康水平誤差對前文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進一步對其進行穩健性檢驗。估計方法仍然使用工具變量的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并采用了考慮異方差的穩健標準誤。從表5模型（1）至模型（3）的實證結果來看，基尼系數對自評健康水平2在1%的顯著水平還是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基尼系數的回歸系數絕對值從2010到2012年間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并在1%的顯著水平顯著，表明收入差距的擴大確實不利于個人健康水平。個人的社會地位及其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基尼系數的交互項的系數都在1%的顯著水平顯著正向影響自評健康水平，且相應系數絕對值呈不斷上升的趨勢，也進一步表明了社會經濟地位的上升有利于減緩收入差距擴大對自評健康水平的不利影響。兩年和三年的混合數據回歸系數仍顯示為正，表明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確實能夠減緩收入差距的負向影響。此外，在模型（4）和模型（5）中加入了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基尼系數乘積的交互項，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2011年的交互項回歸系數為04732（1%的水平顯著），而父親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2012年的交互項回歸系數則為04225（1%的水平顯著），說明相比于2010年而言，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在2011年和2012年都顯著下降了。在模型（4）中，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2012年交互項的回歸系數為04237（1%的水平顯著）。意味著相對于2010年而言，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子代的影響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間依次顯著降低了。這也進一步說明父代的經濟地位對子代的健康狀況還是存在一定的影響，雖然影響在逐年降低，也驗證了社會經濟地位對個人自評健康水平確實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證實了本文結論是穩健可靠的，也從側面反映出我國社會經濟地位的社會流動性趨于逐步上升的趨勢，階層的固化現象也有逐步降低的跡象。
4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通過CFPS數據驗證了社會經濟地位和收入差距對居民個人健康水平的影響。結果表明：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個人的健康水平；而且社會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減緩收入差距擴大對個人健康狀況的不利影響，基尼系數擴大1個標準差，其對居民個人自評健康負面影響的概率下降了168%；采用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進行穩健性檢驗也表明，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對個人健康狀況的影響在2010～2012年都依次呈顯著下降趨勢。從城鄉對比來看，農村地區居民社會經濟地位的上升能夠更好地提高人們的自評健康水平，而且對收入差距擴大造成的負面影響緩沖作用也更大。
綜上所述，收入差距的擴大確實會造成個人健康狀況的不利影響。我國民眾在追求更高的收入過程中，也在不斷追求政治和經濟等各領域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參與水平。而改善醫療衛生水平和提高居民接受教育的可獲得性以及提高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成為民眾獲取社會經濟地位認同感，提升整體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徑。因此，在政策層面，主要蘊含了以下幾方面的啟示：一是不斷完善和提高醫療保障水平，特別是不斷建立健全農村地區的醫療養老保障體系，積極提高低收入貧困群體的收入，從而不斷降低收入差距，降低城鄉居民健康水平不平等。二是積極加強對城鄉居民的培訓教育的扶持力度，特別是企業對社會急需技能工人的培訓補貼力度，從而間接提高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緩解收入差距對居民健康狀況的負面沖擊。三是逐步加強對醫療資源的分配和規范，防止優質醫療資源流向于特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高的民眾，降低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導致健康水平在城鄉內部之間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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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現狀;創新發展
根據現代社會建筑工程發展情況的研究發現，建筑工程管理模式是建筑行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建筑企業需要加強對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的完善和創新，針對建筑工程項目的建設質量、進度以及項目整體效益方面進行專業的管理，同時針對其中的差異性，制定針對性的管理策略，能夠保障建筑工程的順利發展。在社會經濟以及時代快速發展的推動下，建筑行業需要改變傳統的管理模式，認識到管理模式創新對建筑行業的重要性，從而加強對現代社會建筑行業市場發展情況的調查，實現國內建筑行業的穩定發展。
1建筑工程管理的發展理念
建筑工程管理主要指的是建筑工程企業需要根據業主方面的要求，同時需要遵循合同中的各項條例進行有效的管理控制，從而實現建筑工程的順利建設。建筑工程管理是源于西方國家的管理形式，在20世紀中期建筑工程方面增加對管理理論的應用，能夠有效保證建筑工程的質量和效率，同時能夠針對建筑工程的各個環節進行有效的管理，實現建筑工程各部門之間的協調發展，從而實現建筑工程管理的發展。但是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由于技術人員沒有認識到建筑工程管理發展的重要性，因此導致建筑工程管理模式比較落后［1］。
2現代社會加強建筑工程管理模式進行創新發展的重要性
2．1需要滿足現代社會發展的需求
關于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在社會經濟中的發展，需要滿足現代社會發展的需求，注重提升建筑行業的綜合競爭力，促使建筑行業成為國內社會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經濟力量，實現建筑行業經濟的穩定發展。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建筑行業需要加強對工程方面的管理，因此需要對管理模式進行不斷的創新和優化，促使建筑企業的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達到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的要求。
2．2需要滿足現代社會建筑工程管理的需求
關于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在社會經濟中的發展，在建筑工程的管理過程中主要以理論的形式進行展現，能夠有效協調建筑工程各部門之間的團結合作，能夠保障建筑工程建設的順利完工，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建筑行業需要加強對管理模式的創新，保障在建筑工程建設施工的過程中，能夠達到更好的管理預期，為建筑企業謀取更多的利益，從而實現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2］。
2．3需要滿足現代社會資源優化配置方面的需求
關于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在社會經濟中的發展，在社會經濟以及時代快速發展的影響下，加強對管理模式的創新和優化，能夠有效提高建筑工程建設的質量和效率，能夠有效提升建筑企業的綜合競爭力，根據建筑工程發展的研究調查，發現管理模式能夠對社會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同時將建筑工程的員工和資源進行高效管理，能夠實現各部門的協調合作，從而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加強提升建筑工程的管理水平，對國內建筑行業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3關于現代社會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在進行發展時存在的問題
3．1建筑工程的發展體制沒有進行完善和創新
根據現代社會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發展情況的調查發現，存在建筑工程的管理體制處于傳統發展狀態，沒有跟隨時代的發展，進行有效的完善和創新，嚴重影響國內建筑行業的發展速度，從而降低國內建筑企業的綜合實力，同時發現建筑企業沒有意識到管理模式創新的重要性，導致建筑企業的經濟效益沒有得到有效的提升，不利于建筑行業的正常發展［3］。
3．2建筑工程的發展體制沒有專業人員進行管理
根據現代社會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發展情況的調查發現，存在管理部門員工的專業能力不足，在建筑工程的建設過程中，沒有針對施工環境和情況進行專業合理的管理能力，甚至建筑工程施工期間突發意外情況，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和管理策略，造成建筑工程成本增加、工期延誤等情況，甚至會影響建筑企業的經濟效益，因此建筑企業應該加強對管理模式的創新發展，推動建筑行業經濟的穩定發展。
3．3建筑工程管理部門沒有增加對管理理念的重視
根據現代社會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發展情況的調查發現。存在建筑工程管理部門不重視管理理念的情況，會嚴重影響建筑工程建設的質量和效率，不利于建筑企業綜合競爭力的提升，甚至影響社會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同時在現代社會發展中，存在企業為了謀取利益，進行壓榨員工剩余價值等不合理行為，不利于建筑企業的未來發展，因此建筑企業需要加強對管理模式的優化和創新，及時更新建筑工程的管理理念和體系，實現國內建筑行業的健康發展。
4針對加強現代社會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創新發展制定有效措施
4．1需要制定現代化的建筑工程管理理念
根據現代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發展情況的研究得知，根據社會市場經濟結構的發展態勢，通過制定現代化的建筑工程管理理念，能夠實現科學化的發展，促使建筑工程的管理模式發揮真正的價值和作用，有助于提升建筑企業在社會市場中的競爭力，實現國內建筑行業的順利發展。關于建筑企業的管理人員方面，需要加強對管理人員的管理能力進行專業培養，保證能夠跟隨時代的發展，進行不斷的創新和發展，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節奏，促使建筑工程的管理模式得到顯著的提升，同時需要制定專業的管理理念，針對建筑工程的各項資源進行針對性的創新發展，有助于促進國內建筑行業的穩定發展。
4．2需要組建專業的建筑工程管理團隊
根據現代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發展情況的研究得知，可以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情況，組建專業的建筑工程管理團隊，能夠有效提升建筑企業管理部門的管理能力和專業知識，特別在建筑過程中發生突況時，能夠及時做出正確的判斷，從而減少建筑企業成本和經濟方面的投入，實現國內建筑行業的順利發展［5］。針對建筑工程管理團隊方面的構建，需要保證管理人員具有專業知識儲備，并且有豐富的社會經驗，能夠針對建筑工程的建設進行高質量的管理，有助于提高建筑工程施工的質量和效率，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
4．3需要加強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的創新發展
根據現代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發展情況的研究得知，建筑企業管理部門需要加強對建筑工程管理的創新發展，其中針對工程質量、企業收益等方面進行專業化的管理，能夠實現建筑企業的創新發展，推動社會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
4．4需要加強對建筑工程管理整體框架的完善
根據現代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發展情況的研究得知，建筑企業管理部門加強對建筑工程管理整體框架的改善，能夠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影響下對人才建設等方面進行專業管理，實現建筑行業的正常發展。
■ 三昧之一：科學權威
統計數據是統計部門的“產品”。統計部門在社會經濟活動中處于比較超脫的地位，各地社會經濟發展的好壞，統計部門不直接承受物質利益和政治榮譽的得失。因而，以實事求是為首要職業道德的統計部門，調查各地各行各業的各種統計數據，向上匯總報告，都是比較客觀、公正的，沒有部門偏見。
與生產企業一樣，統計系統對自己的“產品”也是自上而下，從各個環節、流程嚴把數據質量關；工作部署上始終以提高統計數據質量為中心，把數據質量視為“統計的生命”；考核評比時，也是以“質量第一”為標準。特別是近年來，統計部門針對社會上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格局，為防止統計數據弄虛作假現象，不斷改進完善報表制度，改革調查方法，統計活動的全過程日趨規范化、科學化、法制化。
統計數據力求經得起各方面各種方法的檢驗，也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因此，這些年國家一再強調，使用有關數據，對外公布有關數據，必須以統計數據為準，經統計部門審核。
■ 三昧之二：價值不菲
集腋成裘，裘衣裘皮就極貴。統計數據采自每家每戶，源于個體匯總，也是集腋成裘。特別是在市場主體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統計調查對象復雜多變，支持與配合程度不高，采集難度越來越大的情況下，“聞多素心人，樂于數晨夕”。千軍萬馬的統計人員歷盡千辛萬苦，翻越千山萬水，跑遍千家萬戶，費盡千言萬語，采取千方百計，摸清了千變萬化、千頭萬緒、千差萬別的各行各業發展變化中千真萬確的統計數據。
這些數據凝聚了統計人的心血汗水，數數皆辛苦，筆筆含金高。這些數據，記錄著各行各業的昨天，揭示著發展變化的明天，個個實用價值不小。正如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肯尼思?阿羅所說的：“這類經濟信息對整個經濟具有的價值，用國民收入的術語來衡量，可能是成果的幾千、幾萬倍”。
■ 三昧之三：作用彰顯
統計數據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價值之所以是其本身的“幾千、幾萬倍”，主要是數據自身具有很大的作用，能放射出七色燦爛的光芒，普照得人類社會受益匪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