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21 17:13:2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國有經濟功能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加強班子建設，錘煉隊伍作風。執行能力不斷增強。
事業成敗，作風是關鍵。從加強班子自身建設入手，抓班子，帶隊伍，干部隊伍整體素質不斷提高，執行能力不斷增強。注重學習教育。重點是加強廉政教育。該局堅持用教育武裝干部的思想，請檢察官授課、帶中層以上干部到襄北農場聽犯人現身說法、大小會議逢會必講廉政教育，引導干部職工正確認識和使用權力，切實增強黨員干部廉潔從政和拒腐防變意識。狠抓行為規范。先后建立和完善限時辦結制、首問負責制、責任倒查制、業務運轉規定等各項規章制度，并加大執行力度，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強化監督檢查。在制度執行中，把監督制約貫穿始終，對國土資源管理權力運行實施全方位、多層次的監督制約，堅持民主決策，減少個人自由裁量權，防止決策失誤、權力失控、行為失范。
二、踐行科學發展，切實發揮職能，履職能力不斷提升。
近年來，保康縣國土局以服務科學發展為導向，切實履行部門職責，狠抓土地、礦產管理和地質災害防治。貫徹基本國策，土地管理水平不斷提升。充分利用專題文藝晚會、普法宣講、網上專欄、發放宣傳冊等方式，切實加大宣傳力度，發放宣傳冊7萬多冊，受教育干部群眾15萬多人。不斷加大管理和服務力度，通過土地清理，上門為農戶辦理用地審批手續2300多宗；切實加大巡查和執法力度；加大責任考核力度，建立了縣政府一鄉鎮人民政府一村委會三級土地管理目標責任考核機制。抓實整頓規范，礦政管理水平不斷提升。按照國家、省、市整頓和規范礦業秩序的要求，結合全縣實際，以磷礦為主要礦種，以馬橋為重點礦區，全面開展礦產開采秩序整頓、資源整合、礦產資源動態監管等工作，礦山生態環境明顯好轉，投入礦山治理資金8000多萬元，因開礦引起的水土流失得到積極治理，礦山地質安全隱患得到了有效排除；資源保護力度明顯加大，僅回采率就提高了25個百分點；礦業經濟效益明顯提升，2008年，全縣以磷礦開采為主的磷化工總產值達到了14億元，稅費收入達到了1.25億元。全縣礦產秩序整頓工作一次性通過國家九部委驗收。完善群測群防體系，防災治災水平不斷提升。實現了“從多數群眾對地質災害認識不足到眾所周知、從地災隱患底數不清到全面查實、從發生災害被動應急到主動防御、從無方案預案和相關制度到機制健全、從國土部門單一作戰到政府主導社會參與”五個轉變，達到了地質災害防治工作預期目標，連續五年實現地質災害零傷亡，為山區經濟發展和群眾安居樂業提供了安全保障。
【關鍵詞】經濟體制；國有企業；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
一、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的方向
1.戰略性調整所有制結構
我國當前實行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依據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從而對我國國有經濟的所有制進行調整，為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正確的調整方向做出保障。主要內容應該包括：
（1）通過改革保證公有制的核心地位：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指應該對國民經濟中主要、重要行業實行控股，適當參股非國有經濟。
（2）通過改革保證多種經濟制度共存：針對非國有經濟的主要、重要組成行業，國有經濟應該適當從其中退出控股，或者可以選擇參股，以便保證多種經濟制度共存，共同發揮作用，讓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得到滿足。
2.戰略性調整產業結構
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應該重點把握產業結構的調整，因為它對于國有企業經濟結構的調整發揮著主導和關鍵作用。目前我國國有經濟在資源配置方面缺少戰略性規劃，從而導致產業結構出現問題。產業結構不應該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應該大致趨同，而是應該與各國政治、經濟實際情況密切相關，隨著產業性質、所有制目標的變化而做出相應的調整。調整應該包括兩方面：（1）從空間結構上調整國有經濟產業分布情況。（2）從中觀層次調整國有經濟關于某既定產業中觀層次上的規模。
3.戰略性調整產品結構
對企業產品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可以從根本上為國有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保證。針對目前國有企業存在的產銷率低的現狀，在進行產品結構調整中，應該以滿足消費者的要求為前提，大力發展投資品，形成消費品與投資品達成同等發展地位。但是針對投資品，應該將工作重心放在優化和開發投資品方面。
4.戰略性調整企業結構
企業結構與國有經濟結構二者之間是相互作用的關系，實行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結構，必然會影響企業結構，而戰略性調整企業結構會加強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結構的效果。所以針對目前企業結構存在的組織規模失衡問題，以及組織結構失衡問題，都需要我們進行戰略性調整，以積極促進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的成效。
二、深入探究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的改革舉措
1.戰略性調整外部總體布局
在保證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核心位置的同時，采取適當措施提高非國有經濟的參與，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性發展。主要包括：（1）建立和完善調整國有資本的動態機制，保證國有資本進退的有序性和合理性。（2）以存在高競爭的行業為著手點，適當降低國有資本的比重。（3）以產權為紐帶，加大非公有制經濟的參與程度，采取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作用。
2.戰略性調整內部產業布局
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的關鍵在于“集中范圍，增強保障”。比如，在國有經濟中提高公益性或者戰略性行業的參與，將國有經濟行業的標準適當放低，促進多種經濟制度共同存在，共同作用。
3.鷴孕緣髡微觀產權布局
通過調整措施，讓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共同存在，相互作用，共同發展，保證經濟的持久發展，合理優化企業資本結構。改變以往的絕對控股形式，逐漸轉變為相對控股。主要包括：在調整國有企業過程中嚴格把控股份制的改革方向；以合理的方式調整或者減少國有制經濟的控股程度，比如上市。除此之外，需要注意采取合理的措施保障國家的控制力。例如采取措施加強設立政府特權，主要通過政府出臺相關法律制度或者通過制定公司章程等辦法，從而為政府的話語權做出保障。
4.戰略性調整企業規模布局
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有序退出規模相對較小的國有企業中，主要集中發展大型企業中；二是針對規模相對較大的國有企業，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其核心競爭力，從真正意義上做到規模大而且發展強的效果。
除此之外，還要加強中央和地方對于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作用，應該在調整中注意區別功能，不能盲目進行調整，要保證國有經濟的公益性以及競爭性。中央在進行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布局中，合理優化國有經濟布局，以保證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發揮重要作用。地方國有企業在進行戰略性調整時，應該注意保護和發展各地方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要功能的企業，減少以延伸政府職能為主要功能的地方性城市建設企業，并且要注意對于風險的把握和調控。而針對目前存在的競爭性企業，發展其多種混合制經濟，以為有序退出作出保證。
三、總結
結合目前國有經濟中所存在的問題，分析原因并且及時提出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合理方向，準確把握國有企業的職能作用，提出相應的改革舉措。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不僅可以保證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和作用，也會對國有經濟的掌控力有所作用。希望本論文關于研究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的方向和改革舉措的內容，對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有所作用，提高國有經濟的活性。
參考文獻：
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大國，國有企業具有特殊作用。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微觀經濟基礎，必須在國民經濟中居于支柱地位，以保障國家安全和支撐國民經濟的增長。因此，國有企業應該保持必要的數量，但更為重要的是國有資本分布的優化和質量的提高。這就需要認真貫徹黨的*屆三中全會精神，堅持國有經濟有進有退、進而有為、退而有序的方針，在國有企業結構調整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
從當前的形勢來看，國有企業結構調整正處于一個非常有利的時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相對寬松的宏觀環境；市場經濟觀念的普及、市場成熟度的提高和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了更為便利的微觀基礎。應該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加快國有企業結構調整的步伐，為迎接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一輪競爭做好準備。
從國有企業的功能與作用來看，結構調整的主要方向是，在需要控制的重要行業和領域發揮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體現國有企業的控制功能。要利用國有企業提供重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網絡的特性使少數特殊行業和領域具有自然壟斷性質，如電力網、鐵路網、航空網、基礎電信網、城市公用事業等。這種自然壟斷性質，決定了國有資本在這些行業和領域必須保持較強的控制地位，以便于國家對這些領域的管制和監控，最大限度地保護消費者的利益。要保證在國家層面上的產業競爭力。在國家確定重點發展的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對重要的骨干企業實行國有控股經營甚至獨資經營，以國有經濟的資源動員力量和優勢，保持和不斷提高在國家層面上的產業競爭力和技術領先性。要把由國有企業持有的國有資產作為調控、穩定國民經濟的重要手段。
國有企業結構調整中的“有所作為”，就是要著眼于搞活整個國有經濟，推進國有企業資產的合理集中、流動和重組，使國有資本的運行富有效率，功能得以放大，優勢不斷增強，能夠用少量的資本控制、影響和帶動大量的社會資本，形成國有經濟在動態上的數量、素質和布局優勢，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發揮民間資本不可替代的作用，最終實現保持國有企業支柱地位、不斷提高產業競爭力和國家競爭力的戰略目標。
與此同時，在其他一般競爭性行業和領域，國有資本應加快有序退出步伐，將回收的資本投向其他需要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的行業和領域，或用于建立、補充專項社會保障基金。龐大的國有資本的流動重組，必然涉及就業的變動、社會的穩定和市場的波動，也意味著國有資產的大規模和大范圍轉移，影響面甚廣。因此，要以不影響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保持國有企業的支柱地位為主線，以避免國有資產流失為基本前提，以不引起人員不穩定和資本市場波動為出發點，盡快完成國有企業的結構調整和制度創新。
【關鍵詞】混合所有制 市場經濟 資源配置 產業結構調整 體制平臺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混合所有制經濟，指不同所有制性質的投資主體共同出資組建成企業的一種經濟形式，混合所有制形式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一種新型的微觀經濟主體。近年來，混合所有制形式的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強。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到2010年，混合所有制經濟占工商登記企業注冊資本的40%以上，到2012年，混合所有制經濟占企業法人單位的比重達15%，占城鎮就業的比重達14%左右。而據證監會統計，截至2013年10月，混合所有制經濟形式的上市公司占我國境內上市公司的比重在80%以上，資產比重在90%以上。這說明，除了各種所有制經濟獨自成長發展之外，混合所有制經濟越來越成為各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途徑，也成為我國企業的一種基本組織形式。
在我國混合所有制經濟得到長足發展的情況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再次強調指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確認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這顯然有著新的更加深入的認識和考慮。在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的基礎上，十八屆三中全會在理論和政策上進一步提升，認為混合所有制不僅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同時也是社會上各種所有制的實現形式。這一理論上的推進，對于各種所有制經濟獲得平等的競爭和合作的機會，獲得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空間，奠定了強有力的思想認識基礎，在理論上和政策上是一大新的突破，具有重大而深遠的體制意義。
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微觀體制平臺
如果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宏觀層面、在社會整體制度框架層面規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制度前提，提供了一個全局性、方向性的宏觀體制平臺和政策通道，那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把混合所有制經濟定義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則是在企業層面進一步明確了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具體的組織載體，提供了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微觀體制平臺。
首先，混合所有制為有效解決目前在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方面存在的各種疑慮和各種社會矛盾提供了體制性通道。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決定》提出了“三個允許”的政策框架：允許更多地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企業員工持股。這一新的政策框架，很有現實針對性，將有效解決目前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方面存在的各種疑慮和社會矛盾。
例如，如何合理有效地解決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做大做強與民營經濟獲得更大發展空間的問題？隨著國有資產經營的進一步市場化，國有企業成為市場競爭主體。國有經濟的發展和國有企業的壯大，也更加全面深入地依賴于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市場競爭就意味著優勝劣汰，國有經濟、國有企業要想在市場競爭中勝出，給自己贏得更為有利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機會，必然要充分利用自己具有的各種資源和優勢，必然會打壓和排擠競爭對手。如此以來，社會上就產生諸如“國進民退”、“國企壟斷”、“民營經濟發展遭遇玻璃門”等質疑，也引發了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待遇不平等等多方面社會矛盾。
一方面，我們強調要讓國有企業成為市場經濟的競爭主體，同時又不允許或質疑其競爭行為，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我們強調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同時在發展空間、產業準入、資源獲取方面又有種種有形或無形的限制或排擠，這也是自相矛盾的。怎樣有效解決這方面的矛盾和問題？顯然不能使用國有經濟或民營經濟退讓的辦法，不能把問題、矛盾簡單生硬地歸結為“國進民退”或“民進國退”現象。這種以一方退讓為出路的解決思路，并不符合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制度規定性，也不符合各種市場主體平等競爭、優勝劣汰的基本規則。
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就把解決上述問題和矛盾的出路引導到一個積極的方向上來，從微觀層面為各種經濟成分的相互競爭及相互合作提供了一個既符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規定性、符合市場機制平等競爭基本規則，又有利于各種經濟成分有效合作的組織載體和微觀體制平臺。借助于混合所有制的企業組織形式，國有企業以尋求更多合作伙伴的方式來吸納民營資本進入；民營資本以企業投資者的身份進入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傳統領域，打破或者繞過產業“玻璃門”，拓展自己的發展空間。這樣，在微觀層面上，各種經濟成分就找到了具體實現共同發展的一種有效的體制平臺。
混合所有制經濟解決了圍繞國有經濟做大做強及民營經濟發展空間所產生的困惑和問題。這一政策框架，為有效解決社會所反映的一些新矛盾――如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矛盾、壟斷與競爭的矛盾、勞資矛盾、收入分配矛盾、發展實體經濟與抑制泡沫經濟的矛盾等，提供了建設性、開放性的政策通道。
《決定》指出，允許員工持股，以“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這是《決定》中的一個具有創新性的理論表述。它對于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資關系，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勞資矛盾，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出現的主要的社會新矛盾之一，勞資關系，也是牽扯面廣、影響力大、復雜程度高的一種主要社會利益關系。在以往的認識中，往往不自覺地按照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資矛盾、勞資關系來看待這一問題，比較突出地強調了其對立性、對抗性的一面。但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關系可以擺脫、或者說我們可以爭取擺脫以往利益對立乃至對抗的傳統框架，積極探索構建勞資伙伴關系，力爭形成勞資利益共同體的制度框架和利益關系格局。因此，《決定》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矛盾的性質。
在實踐中，勞資矛盾是新時期具有全局性和代表性的新社會矛盾，正處于多發、高發時期。如何處理和解決好這一矛盾，事關改革開放的大局，也事關如何充分調動投資者和勞動者兩個方面的積極性。《決定》為有效保護和協調投資者和勞動者的利益關系，使之避免對抗而和諧相處，指出了理論探索和政策設計的方向和路徑。這就是把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作為有效解決勞資矛盾、形成和諧勞資關系的一種體制平臺，從而賦予混合所有制經濟新的經濟社會功能，為積極處理勞資關系提供了一條體制軌道。
把國有經濟發展與民營經濟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合力。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提出的上述政策框架，把國有經濟在一些戰略性產業的做大做強與民營經濟的積極進入有機地結合了起來，有助于避免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各行其道，無法形成積極推動整個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合力的局面，也有助于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優勢互補、需要互補。
國有經濟所分布的領域主要是我國的戰略性支柱性產業、先導性產業、國民經濟命脈產業、涉及人民生產生活保障的產業等。這些產業大多都是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來加速擴張成長的產業。但是以往的狀況是依靠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自我積累來支撐這種擴張需求，或者依靠一定的財政支持或政策性融資來支撐。從實際情況來看，僅僅靠這些途徑遠遠難以滿足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在財政進一步向公共職能轉變，以及強調國有經濟收益要有適當比例上繳以充實社會保障基金的政策要求下，國有經濟所控制的產業要實現快速擴張將面臨更為嚴峻的資金緊張局面。另一方面，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和積累，我國社會資金已經非常充足，民間的投資熱情高漲、投資能力提高，他們熱切地尋求有良好成長空間和盈利機會的投資領域。進一步放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政策，無疑為急需注入投資擴張的國有經濟所在的產業和急需良好投資空間和機會的民間資本提供了雙向利好的政策通道，急需發展壯大的戰略性產業和大量過剩的民間資本將會通過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而獲得雙贏的機會。
以往社會上普遍認為存在的產業準入“玻璃門”現象，一方面嚴重限制了國有經濟有效調動社會資源壯大重點產業的能量，限制了國有經濟領導力、影響力、控制力的增強和發揮；另一方面也使得民營經濟的積極性和發展空間大受限制。按照《決定》的政策精神，則可以有效地打破所謂的“玻璃門”現象。同時，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再是一種各自劃分勢力范圍的“圈地運動”，也不再是彼此排斥的關系，而是成為互為發展空間、互相提供發展機會的合作關系，將有助于形成優勢互補、需求互補的良好經濟發展態勢。
真正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體制平臺
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新的政策框架意義，還在于有助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真正使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
混合所有制經濟擴展了資源、資本自由流動、自由組合的體制空間。市場機制的基本規定性就是機會均等、規則公正、資源盡可能自由流動、企業自由組合。積極發展相互合作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將使得各個所有制經濟充分借助市場機制的平臺和渠道，在相互競爭的基礎上獲得更多的合作機會和發展。民間資本可以更自由地進入傳統的國有經濟控制的領域，體現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機會均等、規則公正的原則。而按照《決定》的精神，要以資本化為重點推進下一步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運營機制的改革，國有資本將更多地具有戰略投資者的職能。形成和發揮這一職能，將有助于推動公有制經濟更好地與市場機制相結合，更好地推動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做大做強。而隨著國有經濟資本化的加強，其發展同樣需要機會均等和規則公正，同樣需要更為廣闊的進入領域。因此，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不僅僅是為民營資本打開了通道，同樣也是為國有資本打開了通道，使得雙方各自掌握的資本和資源更為充分地自由流動、自由組合。同時，這也有助于整個市場機制調節作用統一性的形成，改變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各自為政、市場割裂的局面。
有助于抑制社會資金的投機傾向，推動實體經濟調整和發展。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有助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有助于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抑制泡沫經濟的形成。
通過敞開國有經濟傳統的控制領域，可以使充足的社會資金更多地投向實體經濟，而不是形成各種炒作式的投機浪潮，形成泡沫經濟。根據以往的國際經驗，在經濟結構面臨重大的戰略性調整的時候，最需要警惕的就是產業“空心化”或“空洞化”的危險。美國和日本都有過這方面的教訓。一方面，前一階段的快速經濟增長使得社會積累了比較充足的資金；另一方面，傳統的產業尤其是制造業，往往成本大幅上升，盈利空間大幅萎縮，而新興的實體產業則前景不明。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往往熱衷于短線的金融投機操作，從而形成各種炒作式的投機浪潮。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都是前車之鑒。因此，我國經濟結構無論怎么調整、經濟無論怎樣轉型，都應強調以發展實體經濟為主。
以“炒房熱”為代表的各種投機炒作浪潮，實際上反映了一個非常突出的經濟社會現象，即經過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增長，我國積累了巨額的社會資本，大量社會資本急于找到新的有利可圖的投資領域和機會，在國家控制的傳統領域難以進入的情況下，過剩的社會資本變成了一種沖撞式的力量，對各個資產投資領域形成輪番的投資浪潮沖擊，形成了一輪又一輪的炒作浪潮，對國家宏觀經濟的穩定、市場價格的穩定、金融秩序的穩定乃至人心的穩定等，帶來一系列的沖擊。這實際上反映了社會資本投資無門、贏利無路的困境，對于積極調動社會資本積極性、充分釋放社會活力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都是極為不利的。怎樣把巨量的、充滿內在沖動的社會資本引導到積極發展實體經濟、積極促進轉方式調結構、積極強化我國國民經濟的重點領域和重點行業、積極推動科技創新、積極擴大內需上來，就成為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的重大課題。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可以積極引導社會資本投放國民經濟急需加強的產業和領域。實體經濟的發展，在于其結構優化、競爭實力提升、大力推動創新和創業、積極培育新興產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要素綜合效率、改進發展質量和效益，等等。尤其是在我國，整個實體經濟都面臨著全方位的現代化改造的艱巨任務。這些都急需大量的資金投入。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將有助于更為充分地打開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進入實體經濟的通道。這樣，吸納更多的社會資本集中于實體經濟的發展，能有效地抑制泡沫經濟的形成。
更為重要的是，借助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來促進上述調整的實現，它所依托的是市場體制，尤其是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產權市場等市場渠道和平臺，而不是政府的行政體制或平臺，這將有助于進一步讓市場體制發揮決定性調節作用。
推進資本化經營、整合資本資源、釋放資本能量的體制平臺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決定》還強調國有資產要強化資本管理，大力推進資本化運營。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對于國有資本強化資本化運營功能、提高資本化運營水平、完善資本化運營的體制機制，將起到強有力的助推作用。
混合所有制經濟企業是多方面資本結合的資本運營實體。混合所有制經濟企業，是不同所有制性質的投資主體共同出資組建的企業，是包括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多方面資本結合而形成的資本運營實體。由于是多方面資本結合而形成的實體，混合所有制經濟更為強調各方投資者資本運營的屬性，而相對淡化其行政屬性；更為強調各方投資者平等的經濟契約屬性，而相對淡化其依附于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屬性；更為強調經營實體面向外部的利益共同體屬性和面向內部的利益制衡及合作屬性，而相對淡化政府條塊分割和上下級行政監督屬性。因此，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有助于國有資產管理和運營進一步的“去行政化”，而“去行政化”恰恰就是國有資產進一步推進資本化運營的前提。也就是說，在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企業制度框架下，會有效地逐步強化國有資本資本化運營的屬性，而逐步地弱化其依附于政府行政管理的屬性，從而有助于國有資本更好地成為市場競爭和運營的主體。
借助于混合所有制經濟，強化和完善國有資本資本化運營的功能、水平和體制機制。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重點是強化國有資本的監管和運營。國有資本運營應明確兩種功能，一個是目標功能，一個是操作功能。關于國有資本運營的目標功能，《決定》明確指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要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重點提高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要有效地達成這樣的目標功能，國有資本就必須有效地提升資本運營在操作層面的功能，這是一種目標與路徑的關系。而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則又為國有資本運營提升操作功能提供了一條有效的路徑。
首先，混合所有制經濟可以放大國有資本的操作功能。按照國有資本的目標功能要求，其所分布的產業大多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來加速擴張成長。如前所述，一方面，國有經濟所控制的產業面臨著嚴峻的資金緊張局面，另一方面我國社會資金非常充足，民間資本在熱切地尋求有良好成長空間和盈利機會的投資領域。進一步放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政策，則使急需發展壯大的戰略性產業和大量過剩的民間資本獲得雙贏的機會。由此，通過與民間資本的合作，國有資本具有了調動和組織社會資本的功能，放大了自己的操作空間和操作能量。
其次，混合所有制經濟可以促使國有資本不斷提升資本化運營的的操作水平。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一種資本合作實體和經營實體，資本運營水平的高低和資本運營效果的好壞，直接決定著這種合作的成功與否及其發展前景。國有資本的運營者，如何有效地優化配置國有資本，如何選擇合適的資本合作者，如何有效地規避資本經營風險，如何與其他資本有效合作把混合所有制經濟做大做強，如何在有效實現國有資本目標功能的同時也實現國有資本的積累和擴張，等等，這些問題都考驗著國有資本運營的水平。總之，如何在多元化、市場化的環境下，有效實現國有資本運營的目標功能，是體現其操作功能水平的、也是其所面臨的一個根本性課題。混合所有制經濟為有效解決這一課題，提供了現實的組織載體及操作路徑。
再次，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有助于完善國有資本資本化運營的體制機制。現有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依然具有濃重的行政色彩，“去行政化”仍然是完善國有資本資本化運營體制機制需要解決的問題。混合所有制經濟按照市場契約規則組建，而非按照政府行政管理架構組建。這樣，國有資本的運營可以由此進入市場規則的體系，進入市場配置資源的軌道，從而逐步淡化政府行政規則的干預，脫離政府部門化、行政化配置資源的軌道。在資本運營上，將更加突出國有資本的資本屬性和功能，而相對淡化其財政的屬性和功能。也就是說，國有資本將更為有效地體現其資本屬性，真正按照資本運營的功能、以資本運營的體制和機制去實現其國家目標功能，而不是以財政功能，以依附于政府行政體制或財政體制、甚至是“第二財政”的方式去實現其目標功能。
充分釋放資本集中的能量。馬克思說過，資本的擴張主要借助于兩種方式：一種是資本積聚，即個別資本利用自身的資本積累來逐步擴張自己的規模，增強自己的實力；一種是資本集中，即社會各個方面的資本，借助于股份公司這種企業組織形式，在短期內集中整合在一起，迅速擴張資本規模，壯大資本實力，實現資本的快速擴張和整合。馬克思把資本集中稱之為資本的社會化集合和使用，認為這種方式極大地調動了資本的實力，能夠更為充分地釋放資本的能量。
實行“民有民營”，填補國有經濟留下的分工空白
這種投資方式非常適合于在國有經濟應當逐步退出、民營經濟占有優勢的一般競爭領域。民營經濟在這些領域的大力發展將會填補國有經濟主動退出而留下的產業空白，實現全社會投資主體的合理分工與資源的優化配置。
模式類型吉林創傷醫院模式：滾動做大型；嶺南教育集團模式：集團系列型；北大青鳥投資模式：特許經營型。
綜合評價“民有民營”的三種投資模式的共同特點就是具有產權清晰、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等優勢，滾動發展的投資動力很強，可以不同程度地補充國有經濟退出后的產業空白。
三種模式在發揮各自作用方面有著很大的差別吉林創傷醫院模式適合于點多面廣的民營中小企業群體，可補充國有大企業無法滿足的市場空白。因此，國家可以引導中小民營企業發展社會急需的社會事業實體。嶺南教育集團模式屬于重點發展對象。此類模式說明民營企業已經進入到了集團化、規模化的發展階段，投融資實力較強，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補充國有經濟的空白。除此以外，這些民營經濟完全有能力以兼并、參股等所有權投資的方式參與國有經濟的重組與改制，應當成為各級政府的重點引導與發展的方向。
并不是任何行業均適合“民有民營”民有民營的投資經營方式有著一定的局限性。在基礎設施等外部效應極強的領域，“民有民營”的模式并不適合。
民營經濟接受國有產權的整體轉讓
這種方式是將國有企事業單位進行資產評估之后，向社會資金出售所有的股權。要推進國有經濟從各行各業的一般競爭性領域部分退出來，吸引民間資本、外資經濟的進入，填補國有經濟退出的產業空間，就不可避免的要面對國有產權的整體轉讓給民營經濟這樣的一種選擇。
模式類型大連新世紀醫院模式：民營企業買斷產權；本溪醫院改制模式：形成股份合作制。
綜合評價把國有經營單位的資產整體出售給民營企業或者職工群體的兩種改制模式，從根本上解決了“產權虛置”問題，是建立國有經濟與民營資本之間互補關系的有效途徑。
吸引社會資金參與度高把國有產權整體轉讓給民營經濟，意味著通過資本紐帶把民營企業與國有經濟聯系在一起，使社會資金在最大程度上介入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實現了民營經濟的增量資本與國有經濟的存量資產的交換。
徹底變革了經營機制與治理結構應當說，無論采取何種模式，只要是國有資產整體轉讓給了民營資本，就意味著原有的治理結構與經營機制的徹底更新，從而有助于最大限度地發揮企業的自主經營效率。
變現資產收回的資金多在運作規范的前提下，通過出售全部國有股權可以使政府部門收回最多的資金，不僅甩掉了長期虧損的包袱，還可以把轉讓所得資金用于退休人員剝離支出，支付職工補償金及償還債務，除去改制成本后，專項用于公益性事業發展和改革遺留問題的處理。
產權轉讓的領域與企業要有所限定應當說，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在進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的過程中，資產完全轉讓方式往往發生在在無法對國有企業進行徹底改制的情況之下才采取的最終的、徹底的解決方案。我們認為，對一般競爭性領域的負擔沉重、資不抵債、預期效益差的中小型國有企事業單位來說，國有資本應盡快堅決整體轉讓退出。同時，政府部門從強化公共財政的目標出發，需要把部分行業經營性國有資產轉為非經營性資產的時候也可以采取上述辦法。
要避免出現重大誤區目前，各地區在推進國有經濟改制時，往往把出售產權作為引進民間資本的主要途徑。由于操作不夠規范，出現了賤賣國有資產與損害職工與銀行利益的現象。我們認為，由民營資本買斷產權制只是在特定情況下國有企業改制的一種選擇，而不是唯一的選擇。因此，不能把國有企業改制等同于國有資產賣光，“一刀切”地轉為民營資產。同時，要完善資產轉讓的程序，通過招投標的形式進行公開、公平、公正的轉讓，防止出現黑箱操作等不規范交易。
民營資本控股投資與多種經營機制相結合
要改變國有企業高度集中的產權結構，就要通過產權轉讓等方式實現國有資產存量的優化配置，提高投資運營效率。這種投資方式是國有企業采用資產重組改制的方式，吸納有實力的民營資本進入國有企業成為控股股東，股東以其出資額享有股東的權利并承擔相應的責任，利潤按出資比例分配。
模式類型宿遷人民醫院模式：民營控股收購+第三方經營；健宮醫院模式：民營控股收購+民營企業自營；華源集團模式：民營控股收購+管理層參加收購；德隆集團模式：控股收購+與大企業建立戰略聯盟。
綜合評價上述模式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國有經濟在股份化改制過程中，通過減持國有股份的比例，吸引民營資本投資控股國有企業，從而實現企業的產權多元化與資源的優化配置。相比各種民營資本投資參與國有經濟改制的模式而言，此類模式對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影響更大。
有利于國有經濟控制力的加強除了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以外，國有投資企業大部分都可以采取參股的形式存在，國有經濟股權比例的下降非但不會影響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帶動力，反而會有效放大國有資本對其他資本的輻射功能，提高國有資產的保值與增值的能力，促進全社會投資的繁榮發展。因此，我們不能用國有股的減持來簡單判定國有經濟控制力的高低。
有利于建立更有效率的法人治理結構在傳統體制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不完善與經營效率低下的弊端久治不愈。但在混合經濟條件下，作為控股股東，民營資本被賦予了充分的經營管理自。許多傳統體制的弊端卻得到了根除。
有利于建立企業之間的分工協作關系長期以來，國有大企業(集團)建立了一整套“大而全、小而全”的產業體系，從原料供應、加工裝配到市場銷售一條龍均在企業內部封閉運行，造成專業化程度不高與資源配置低效率。民營經濟控股兼并國有企業，就從局部打破了這種封閉式的產業體系，有利于不同企業之間建立起多層次、多種形式的互補合作產業關系。
民營經濟投資參股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
在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的過程中，凡是涉及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仍然要由國有經濟控股，保持國有經濟較強的控制
力，維護供給的大局。同時也要打破國有經濟的完全壟斷，引進民間資本形成多元化的投資主體。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可以對國有企事業單位進行股份化改造后，向社會資金出售少部分股權，或者在保持國有資產股權完整性的前提下，向社會增資擴股。
模式類型深圳水務集團模式：國有控股＋民營機構參股；香港地鐵模式：政府控股＋募集公眾個人股；光大銀行模式；國有控股＋面向民營增資擴股。
綜合評價。以上各種向社會資金招標參股的改革模式，將使國有經濟與民間資本取得―個“雙贏”的結果，尤其對于基礎性領域的國有經濟來說，更是如此。
打破了行業壟斷的同時保持了國有控股地位一方面通過吸引民營資本的參股投資，實現了投資主體的多元化與產權結構的混合化，打破了原政府獨資或國有一股獨大的壟斷地位。另一方面，在改制過程中由于受到行業特點的限制，改制企業只向社會資金出售少部分股權，并沒有喪失國有部門的控股地位，因而引進民營資本之后股權比例的變化未影響到政府部門對新企業的經營權和控股權，因此其改制的市場化程度沒有完全民營化或高度民營化模式高。
發揮了混合所有制投資主體的合力作用水務、地鐵等基礎領域具有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等特點，單靠國有經濟投資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通過資本紐帶把多種所有制經濟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多元投資主體的一體化，克服了國有投資能力的局限性，大大增強了企業的綜合發展能力。
改進了法人治理結構與經營管理方式民間資本的進入不僅增加了更多的建設和運營資金，而且引進了新的治理結構與經營管理方式，使得新企業的經營效率與投資回報均有明顯提高。
開拓了個人投資者的投資渠道在基礎設施政府包辦的體制下，一直沒有個人投資者參與的機會與渠道。香港地鐵上市之后，個人可以投資地鐵股票、債券等等，這對于內地的類似建設項目的開發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要完善政府控股投資領域的規制我們認為，之所以規定必須保持政府的控股地位，是由城市基礎設施與金融保險等領域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但并不是所有行業均適宜采取政府控股。此外，引進民間資本實行市場化運作，也不意味著政府將放任自流，而是需要進行適當的規制。
民營資本與國有資本多種合資合作辦新建企業
改革以來，盡管投資領域出現了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資來源多渠道、投資方式多樣化的變化，但是民營與國有投資主體之間往往相互隔絕，形成“板塊”式而不是融合式的存在狀態。下面的合資合作模式正是為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搭建新項目的合資平臺。
模式類型溫州人民路改造等模式：政府與民間資本聯合投資；首創威水水務模式：國有企業與民企合資創業；北京實驗二小逸海分校模式：公共團體與民營合作創業；瑞安市教育券模式：民營投資與政府補助。
綜合評價以上模式是從新建項目的角度來探討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的合資合作的路徑。盡管這些合作模式并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與各種投資模式聯系在一起的，但在構造新的投資體制的層面可以形成突破。
開拓了新建項目的投融資的新模式未來的投資領域將要發生的最大變革就是興辦一個新事業或新企業更需要投資主體之間的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相互結合、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共同發展。因此，要打破不同所有制之間的投資界限，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投資主體，建立開放式的社會投融資機制，促進國有與非公有制經濟多種合資合作模式是未來的發展方向。
合資合作的形式可以多樣化政府部門、國有企業與公共事業與民營資本的合資合作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一方投入資金、設備、技術、銷售網絡，另一方可以投入品牌、人才或者土地，最終形成共同投資、共同經營、共擔風險、共同收益的合資合作局面。
委托民營企業經營提高公共部門投資效率
所謂委托民營經濟投資經營，是指在不改變國有產權關系的前提下，采取“兩權分離”的辦法，由國有單位與社會資金簽訂委托各類委托管理合同的方式，將其所有的國有資產交由社會資金經營管理，并按照合同向社會資金收取或支付經營報酬。
模式類型中美同濟公司模式：國有民管；無錫新區醫院模式：國有民營；北京25中模式：國有民辦；二一醫科大學模式：國有民包；中華碧水計劃模式：國家特許民企經營。
綜合評價以上各種模式是在“兩權分離”的框架下引入民營經濟，將公共工程項目建設與運行由單純的政府行為轉變為民營企業運作的投資市場行為，對于發展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之間的互補關系意義重大。
加速了公共部門的市場化進程以上公共部門各種引入社會資金的投資模式，是在不觸動國有產權關系的前提下，通過各類管理權合同的紐帶，把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聯系在了一起。與其他通過產權紐帶引入民營經濟的模式相比，盡管此類模式吸引民營資本的參與度(特許經營項目除外)與吸引力要明顯低于后者，只是一種過渡性模式，但是對于教育、醫療、文化、基礎設施等計劃經濟色彩濃的公共部門來說，兩權分離式的改革加速了市場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傳統國有制難以解決的發展問題。
解決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問題在傳統體制下，由于存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障礙，使得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經營自難以落實，投融資活動缺乏主動性。民營資本介入就為政企分開奠定了基礎。
一、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形成和發展
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振興民族經濟，推動本國工業化，掀起了兩次國有化。第一次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緊隨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而出現的，主要矛頭對著殖民企業和殖民地的經濟管理企業，包括海關、銀行、稅務機構，以及原殖民者擁有的足以壟斷或操縱國計民生的大企業。這次國有化實際上是民族解放運動在經濟領域的繼續。第二次在20世紀70年代，這是在中東產油國收回石油資源的斗爭取得勝利的鼓舞下，發展中國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資源的潮流。在這一潮流中，一些國家把實際操縱本國經濟關鍵部門的外資企業收歸國有，并使一些礦山資源和農漁業資源回到本國手中。
除了通過國有化沒收、征收、贖買外資企業，使之變為國有企業外，更主要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由政府投資興建了一大批重點企業和重要基礎設施，并逐漸使其成為國有經濟的骨干力量。
在拉美一些獨立比較早、工業化起步也比較早的發展中國家，戰前國有經濟就有了一定基礎。戰后，這些國家再度大力推行國有化政策，使國家資本的范圍和規模進一步擴大。例如，在戰后不到10年的時間內，阿根廷工業部門的國有企業就從466家猛增到1478家。國內資本很快就在交通運輸、金融、戰略物資和基礎工業等重要部門占據主導地位。到了20世紀70年代，阿根廷國有企業的營業額占全國營業總額的比重，鋼鐵工業為37%，造船業為45%，石油化工業為82%，電力、煤氣、電話為95%。（注：肖海泉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獨立以后也大力發展國家資本，特別是把國有經濟的經營重點主要放在投資大、建設時間長、收益慢而私人無力經營的重工業和農業部門，以及公用事業、交通運輸業。據巴西《視野》雜志公布的調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業中，國有企業為81家，其總資產占200家大企業全部資產的74.2%，其純收入占200家大企業全部純收入的56.3%。
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中，印度、韓國的國有經濟在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獨立之初，印度國家計劃委員會就提出了一個全國性的經濟計劃。該計劃認為，在工業化進程中，應強調自力更生和實行以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混合經濟，國家應當擁有和控制所有關鍵工業、基礎設施和其他公用事業，同時也適當扶植私營經濟的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壟斷了鐵路、航空運輸、港口設施、郵電、軍工、保險、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部門，并在鋼鐵、有色金屬、基礎化工、機床、重型機械銀行等部門居于主導地位。國有資本在全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從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一五”計劃期間，印度工業年均增長率為5.6%，“二五”計劃期間為7.1%，“三五”期間為10.2%。（注：肖海泉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61）如此遞增的工業增長速度，與國有經濟部門的不斷發展壯大是分不開的。
國有經濟在韓國工業化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在韓國，通常把由政府投資創辦并由政府委派官員管理的企業稱作公營企業。1960年以前，韓國的公營企業主要局限于公用事業方面：如鹽等基本生活必要品和人參、煙等實行專賣的高價值消費品以及銀行業。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公營企業不僅數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經營界限逐漸消失。政府開始在它認為合適的任何地區建立公營企業，只要它認為這些企業對拉動韓國經濟增長和擴大韓國出口能力來說是必要的并且不適合私營企業來經營。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韓國只有52家公營企業，但到70年代中期，公營企業的數目增加到116家，在總投資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韓］宋丙洛.韓國經濟的崛起.商務印書館.1994:128）這些企業主要集中于鋼鐵、石油、化工、汽車、造船、航運等領域。
戰后，許多非洲國家獨立并從殖民主義者手中奪回經濟自后，開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各國的具體情況，限制外國壟斷資本的非法活動，對受國外資本控制的部門和企業有步驟地實行國有化，其中阿爾及利亞、埃及等國家做得尤為突出。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初就將某些外資企業收歸國有，20世紀60年代中期布邁丁上臺后，加快了國有化進程，多次將外資企業收歸國有。與此同時，還創辦了不少國有企業。到1974年底，在工業生產中，國有企業已控制了水電的96%、采礦的93%、碳化氫的78%，加工制造業的69%（其中冶金、機械工業82.7%，建材工業87.4%，化工57.9%，食品工業75.6%，木材和造紙工業64.3%，紡織工業34.1%，皮革制品32.4%）。（注：談世中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34）
埃及從1953年起，開始對原有較大的工業企業、商業企業、銀行、運輸企業和進出口貿易實行國有化；1956年對蘇伊士運河公司實行國有化；同年10月對英、法資產實行凍結；1961年對棉花出口公司全部實行國有化，對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實行限制政策；1962年政府已控制了95%的工業、全部銀行和保險業以及重要的礦業、貿易運輸和公用事業。不過，在許多非洲國家主要通過對外資實行國有化的辦法來建立和發展本國國有經濟的情況下，也有一些國家如科特迪瓦為避免中斷同西方國家特別是同原宗主國法國的聯系，失去銷售市場和資金來源，沒有對外資實行國有化，而是通過政府投資的辦法來發展國有經濟。政府投資主要集中于和國計民生緊密相關的部門和企業，以及發展國民經濟必需的基礎設施部門，如交通運輸、港口、碼頭、電力、水利、公用設施等，國有企業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同時，政府還通過掌握多數大中型企業的一部分股份，引導這些企業圍繞著政府制定的發展戰略進行投資和生產。
二、國有經濟所發揮的作用
從戰后半個多世紀的實踐看，各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發展，對于促進這些國家的工業化以及振興、發展它們的民族經濟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產生和發展適應了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爭取經濟獨立的愿望。發展中國家獨立之時，外國壟斷資本盡管有所削弱，但仍控制著其經濟命脈，嚴重阻礙發展中國家民族經濟的發展。而發展中國家無論是落后的封建地主經濟和分散的小農經濟，還是軟弱的私人民族資本，都不是外國壟斷資本的對手。如果還是按照早期市場經濟的原則，聽任它們去和外國壟斷資本開展自由競爭，無異于開門揖盜，自招禍患。因此，必須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剝奪外國資本的特權，收回被外國公司控制的國民經濟重要部門和重點企業，同時大力扶植和發展國有企業，才能為爭取經濟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創造良好的前提條件。
其次，發展國有經濟有利于奠定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建立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戰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社會基礎設施落后，經濟結構極不合理。因此，要發展民族經濟就需要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進行資本積累，把數量有限且分散在個人手中的資金集中起來，由國家按照經濟發展戰略的要求，有重點、有規劃地進行國家投資。特別是交通運輸、電力、電訊、公用事業等基礎設施及關鍵性的經濟部門，耗資大，建設周期長，資金回收慢，力量單薄的私人資本無力也無興趣問津，但這些部門又是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化所必須的，只有依靠國家的力量，由政府投資興辦，才能逐步建立起來，從而為工業化奠定物質技術基礎。例如，拉美國家幾乎所有的鐵路、郵電、水運、航空都由國家經營；90%以上的電力企業由國家投資建設和經營。可見，國有經濟成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自立和經濟起飛的基礎。
第三，國有經濟的發展為整個社會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帶動了其他經濟成分的發展。由于國有經濟的建立提供了交通運輸、通訊、動力等基礎設施，增強了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填補了國內一些關鍵性經濟部門，特別是建立了那些耗資多、收益慢但為其他部門的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工程項目，從而大大改善了整個國家的供給結構和供給能力，排除了其他經濟成分在工業化過程中所遇到的“瓶頸”，改善了整個國家的投資環境和條件，為私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國家投資也創造了大量的社會需求，擴大了國內市場，刺激了私人資本的擴大再生產，推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第四，國有企業是推動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主力軍。技術進步是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得以生存的活力之源，也是促進民族工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發展，擺脫對工業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依賴，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得以蓬勃發展的根本力量之所在。從戰后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來看，國有企業在推動技術進步方面往往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國有企業一般擁有比較充裕的資金、比較廣泛的與政府部門及科研單位的聯系，便于組織、協調各方面力量，開展大型、重點科研項目的攻關活動。許多新技術的發明、新產品的開發，往往是由國有企業作為先導，取得突破后，再向全社會推廣。所以，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在推動技術進步，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方面往往扮演著生力軍的作用。
第五，國有經濟在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發展方面起著重要作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尤其是一些發展中的大國，區域差異往往很大。由于落后地區投資環境差，投資風險大，私人資本大多不愿前往。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過有計劃、有重點地在落后地區投資創辦國有企業的辦法，來促進這些地區的工業發展，以達到改善工業布局，使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的目的。如巴西政府為了開發落后地區，除了采取財政、稅收政策，給落后地區以財力支持外，還根據落后地區的資源狀況及原工業基礎，有計劃地投資建立新的工業基地。如1974～1979年的第二個全國發展計劃規定在東北部投資近1000億克魯塞羅，建立石油化工中心、化肥中心、五金機械和電器機械聯合企業，還加強了傳統工業的紡織、成衣、皮革、制鞋等企業，使東北部的工業迅速發展起來，被稱為“東北部的圣保羅”。（注：程極明.大國經濟發展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161）
第六，國有經濟的發展有助于克服市場機制的缺陷，維護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戰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這種經濟制度下，經濟運行主要是依靠市場機制發揮調節作用。不過，市場機制雖然具有合理配置資源、自發調節供求以及激勵競爭的功效，但如果完全聽憑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即使這種市場機制已相當完善，也無法達到發展中國家所選擇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因為，在市場自發過程中所實現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往往偏低，不能保證整個經濟發展達到社會所希望的速度；市場機制主要依賴于價格、利率、匯率等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但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只反映私人利益、私人成本，而難以全面反映社會的利益；市場機制在強調效率的同時往往忽視收入分配的公正性，這在發展中國家一方面會造成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等，另一方面又會導致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嚴重畸形化。正是由于市場機制存在著上述缺陷和不足，客觀上要求國家對經濟運行進行必要的干預和調控。但是，要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控，國家就必須掌握一定的經濟實力，并能對一些關鍵性的重大經濟活動作出直接的決策。顯然，要作到這一點，必須在一定領域中建立和發展一定規模的國有經濟。
三、國有經濟的主要弊端
國有經濟的建立和發展，雖然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實踐證明，國有經濟也有許多局限性。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和市場體系的不斷完善，國有經濟的弊端日益明顯，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高度壟斷，限制市場競爭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通過國有經濟實現對整個經濟生活的干預，國家資本往往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或重要的經濟部門。因而，國有經濟具有高度的壟斷性。這種壟斷性在反對外國壟斷資本、維護國家經濟的斗爭中，以及在保障社會經濟的穩定運行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這種壟斷性也產生了許多負作用：第一，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只有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才能作到優勝劣汰，才能促進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可是，由于國有經濟的壟斷，限制了私人企業和國營企業之間的自由競爭。盡管國家主觀上企圖推動私人資本發展，實際上卻限制了私人資本的發展。第二，在社會經濟的運行中，國家最重要的職能是宏觀調控職能，即制定市場游戲規則，調節社會總供求，引導投資方向，調整產業結構等等。可是，國家行政機關直接掌管生產資料，壟斷許多關鍵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必然引起國家宏觀管理職能的畸變，使其不能很好地去履行其應該履行的職能。
2.產權不清，腐敗之風盛行
國有資產的產權歸屬，雖然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憲法上被宣布為全體國民所有，可是，這一原則卻無法在經濟運行過程的各個環節加以貫徹。這是因為，盡管具有公民身份的社會成員在名義上都是社會財產的所有者，但在實際上，由于全民財產不可分割和在傳統體制下不可交易、轉讓的屬性，使得任何一個社會成員都不可能擁有一份可以明確辨認、并通過支配或出賣等方式實現的所有權。所以，在一些國家嚴重的場合，名為“全體國民所有”的資產，實際上變成“誰都不所有”的資產，成為越來越疏遠人民群眾、甚至成為凌駕于人民群眾監督之上的一種物質力量。原來意義上的產權以及它所反映的經濟關系在這里已經非常淡化了，這就是經濟學上常講到的“產權虛置”現象。由于產權虛置，再加上發展中國家資產階級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因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國有企業中、營私舞弊之風盛行也就不足為怪了。
3.政企不分，企業經營目標重疊
國家作為政權機構和經濟社會組織，是由一系列具有不同性格的、有多元的政治經濟目標的組織所構成的復合體。作為全體國民的資產的所有權代表，國家負有管理全部國有資產的職能；作為政權機構，國家負有組織整個社會生活的職能；而作為宏觀經濟的管理者，國家又具有控制和調節全社會經濟運轉的職能。此外，國家作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還負有國防、外交等方面的職能。在實行國家所有制的情況下，由于政企不分，國家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實體所具有的上述多項功能必然通過各種不同渠道和多個組織機構去控制、影響國有企業的經營活動以實現上述功能，從而形成多元化的企業經營目標。例如，國家的勞動就業部門可能把增加就業看作是國有企業的一個重要任務，因而在產業的配置上，更傾向于多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財政部門則把上繳盡可能多的稅收作為國有企業的主要任務；而負責社會福利和協調地區經濟發展的部門則可能把穩定物價、收入再分配和援助落后地區看作是國有企業的主要功能。此外，還有些發展中國家從政治角度考慮其他一些政治目標，如擺脫外國制約以實現經濟獨立和趕超戰略等。
由于政企不分所造成的上述企業經營目標的重疊，勢必嚴重影響到國有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使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力不從心，無所適從。
4.管理混亂，企業經營效益低下
許多發展中國家對國家資本控股的企業采取國有國營的制度。在這種管理制度下，各級經濟管理組織之間，以及各級經濟領導者和管理者之間沒有明確、具體的責、權、利的界定，對他們缺乏經濟、行政、法律等方面的硬約束，領導者作出錯誤的經濟決策或管理失職而給經濟帶來損失，都可以不負任何責任，照舊做領導工作，甚至還能擔任更高一級的領導職務；而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績，經濟取得了很大效益，也缺乏必要的經濟利益方面的獎勵。另一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實行國有化以及創辦和經營國有企業的過程中，缺乏具備一定素質的經濟領導者和管理者。被委派去管理國有企業的官員，或者根本不懂經濟工作，不懂經濟發展規律，缺乏必要的經濟管理知識和生產技能，或者官僚思想嚴重，辦事作風浮夸，不深入實際，不調查研究，動輒就輕率地作出某種決策。可想而知，這種決策很少有不失誤的。所以，國有企業管理不善，虧損嚴重，在發展中國家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并成為其越來越沉重的財政負擔。例如，1979年，印度的145個國營企業中，有1/3是虧損的。土耳其公共企業在1977～1979年期間平均凈虧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3.9%，經過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才使1981年的利潤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0.1%。墨西哥國營企業（國家石油公司除外）1970年所獲利潤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0.3%，1980年的凈虧損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2%。塞內加爾的國營企業在70年代中期尚有贏利，但在1977～1978年出現了赤字，1979～1980年虧損企業達42家（1980年共有國營企業68家）。坦桑尼亞412個國營企業中，贏利者僅9個。據世界銀行測算，如果發展中國家國營企業的收益提高5%，成本降低5%，由此產生的財富，在土耳其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2%或年稅收的10%；在坦桑尼亞約等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5%，或全部衛生經費；在馬里等于國內生產總值的2.2%，或2/3的教育經費。（注：世界銀行.1983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3:75）
四、對國有經濟的整頓和改造
面對國有經濟的嚴峻形勢，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發展中國家著手對國有企業進行整頓和私有化改造。智利首開發展中國家私有化之先河。1973皮諾切特就任總統后，根本改變了阿連德政府的國有化政策，將國有企業有計劃地出售給私人。1974～1980年間，智利出售了130家企業，價值超過5億美元。到80年代末，除大銅礦外，智利其他國有企業已基本上實現私有化。這些政策的實施，調動了私人經濟的積極性，使企業的經營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勞動生產率得到顯著提高。在智利的帶領和影響下，其他拉美國家也先后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70年代后期，阿根廷政府在《阿根廷經濟復興與發展規劃》中提出，要把部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作為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屬于基礎設施、基礎工業等重要部門的某些國有企業，如國家煤氣公司、國家電力公司、郵政、電訊等實行“私有化”，即部分私有化，而將屬于非關鍵部門的國有企業全部轉讓給私人經營。
如果說，在20世紀70年代，實行私有化的還限于智利、阿根廷等少數拉美國家的話，那么，到了80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虧損狀況進一步加重，國家財政收支進一步惡化，國有企業的改造問題不得不尖銳地被擺上政府的議事日程。這一時期，一些發展中國家外債負擔沉重，也成為促使這些國家推行私有化政策的主要因素。因為外債中的相當部分是國有企業所欠的，有的國有企業欠外債達幾十億美元之多。將這些企業出售給外國公司，不僅可連債務一起擺脫掉，而且出售企業的收入還可用作政府的其他開支。另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私有化也起到了誘導和促進的作用。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對各國經濟調整方案的建議中，提出1981～1987年期間直接貸款的1/4和政策性貸款的1/10用于扶持和促進有競爭力和效率高的私營部門的發展，對私有化表現出明顯的鼓勵傾向。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促使下，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股席卷整個發展中世界的私有化浪潮。1981～1989年間，巴西政府宣布，通過拍賣和合并等方式對84家中小國營企業實行私有化。1991年付諸實施的全國非國有化計劃，又將鋼鐵、石化、電力、銀行及鐵路等65家企業列入私有化名單，其中包括巴西最大的鋼鐵企業——國家鋼鐵公司。這些企業的拍賣收入達170億美元之多，明顯改善了國家財政收支狀況。（注：盧韋等.走向21世紀的發展中國家經濟.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81）阿根廷在私有化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礎上，于1991年進一步宣布國營企業全盤私有化，其中包括兩個電視臺的私有化，并批準出售電話公司、國際航空公司、國家石油公司的某些部分。
在亞洲，除東亞地區的私有化取得較大進展外，原先仿效蘇聯模式，國有經濟規模較大、發展較快的南亞各國的私有化也進展很快。1991年，印度拉奧政府上臺后，相繼推出減少公營壟斷企業、提高私營企業資本的最高限額、提高合資企業中外資股份比例等措施。巴基斯坦的謝里夫于1990年執政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勵私營企業發展的措施，將100家國有工業企業列入私有化計劃，這些企業涉及化工、工程、汽車制造和食品飲料等。斯里蘭卡也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后完成了對國有電信公司、石油公司、輪胎及橡膠公司、公共汽車公司的股份制改造。1992年政府用于國有企業結構調整、股份制改造的資金為7.5億盧比，而出售國有企業股份的收入則達32億盧比，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注：盧韋等.走向21世紀的發展中國家經濟.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82）
在非洲，原先相當一部分推行非資本主義道路和大力提倡國有化運動的國家如埃及、阿爾及利亞、加納、坦桑尼亞等，也紛紛加入非國有化和促進私營經濟發展的行列。坦桑尼亞、剛果于20世紀80年代初全面整頓和改造國有企業，將其關、停、并、轉，逐漸減少補貼，實行自負盈虧。扎伊爾在保持國家對能源、交通、水電等關鍵性企業的控制權的同時，將其他國營工商企業轉為公私合營或完全私營。多哥從1983年開始實行私有化計劃，截至1987年底，已出售5家國有企業，并出售另外2家企業的大部股份，此外政府還關閉了11家國有企業。
20年紀80年代起席卷發展中國家的這股“非國有化”浪潮，是國有經濟自身發展規律的必然結果，事實也證明，許多國家實施的非國有化措施確實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發展中國家在整頓、改造國有企業時走極端，把“私有化”當作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一些本該由政府經營的關鍵性的部門被私有化了，甚至一些不該讓外資控制的企業也被出售給了外國公司。如上所述，國有企業的確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正是這些局限性，妨礙了其經營效率的提高。但是，決定一個企業效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不僅僅在于其公有還是私有。私營企業由于管理不善而效率低下，最終導致破產的事例屢見不鮮；而國有企業由于制度合理，管理科學，從而成為經營典范的也并非一家。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門都由私人經營，有些部門改為私營只會降低效率。例如，臺灣早年發展鋼鐵工業，原希望民間企業家來辦鋼鐵廠，但沒有人愿意辦或有能力辦。后來，不得不由政府來辦，建立了臺灣人至今還引以為驕傲的“中國鋼鐵公司”。因此，在整頓和改造國有經濟成分時，出路不只是私有化，更重要的是理順產權關系，改革治理結構，提高管理水平。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凡投資巨大、回收期長、有一定風險，且關系到國計民生的一些壟斷性部門如供電、供水、電訊、鐵路等以及鋼鐵、石油化工等基礎工業部門，宜由國家投資興辦，以支撐、引導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并在實現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發揮重要作用；至于一般競爭性行業和領域，國有經濟應適當退出，為私營經濟的發展開拓空間。同時，應重視改革和完善國有經濟的實現形式，如：建立專門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變多頭分散行使所有權為集中統一行使所有權；建立國有企業自我調節、自我約束的機制，如通過國有民營以及承包制、租賃制等形式，將經營者的物質利益與國有資產的增值聯系起來；建立公平和效率相統一的收入分配機制，等等。事實證明，發展中國家只要通過努力，將上述幾方面關系處理好了，就可以提高國有經濟的效率，使其在工業化過程中發揮應有作用。
當前，我國正按照十五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長期以來，我國盡管實行計劃經濟，然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我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國有經濟的發展方面有著大致相同的經歷，也面臨著許多相似的問題，比如，國有經濟分布過寬、布局不合理，以及國有企業整體素質不高等等。因此，認真學習、借鑒其他發展中國家整頓、改造國有經濟的經驗，對于搞好我國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促進我國國有企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收稿日期：2002.08.08“”版權所有
【參考文獻】
1.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北京經濟出版社.1989
2.約翰·科迪等.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發展政策.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
3.巫寧耕.戰后發展中國家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4.肖海泉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
增強國有經濟活力
激發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新活力，是增強市場微觀基礎活力的重頭戲。在新的發展階段，發展國有經濟的思路應從管國有企業轉變為以管國有資本為主，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提升整個國有經濟活力；國有企業改革應從作為整體的企業改革深入到激活企業各類生產要素的市場功能，使其能夠參與要素市場的平等競爭；政企關系、政資關系應從單線條的直接關系轉變為以國有資本運營為紐帶，徹底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促進形成公平競爭市場秩序。這就意味著，進一步搞活國有經濟面臨一系列深刻的體制變革。
“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的改革，對國資國企改革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只有市場決定生產要素配置，才能實現“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因此，必須著力激活國有企業各類生產要素的市場功能。一是進一步增強國有資本出資人制度的有效性。按照市場規則有效運營國有資本，強化國有資本紐帶和所得收益及收益使用制度，相應弱化管企業的行政方式，進一步使企業成為市場主體。二是構建國有資本運營平臺，健全國有企業在重組、兼并、改制、轉讓等各個環節的資產處置與產權流轉制度，使國有資本布局優化建立在產權流轉順暢的基礎上，促進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三是逐步推進國有企業職工、民營企業職工、城鎮農民工等勞動主體的權利平等，健全勞動力要素平等流動機制。四是使國有企業的管理和技術成為市場經濟中的生產要素，加快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合理增加市場化選聘比例；探索技術作為要素在國有企業中的實現形式，以符合市場規律的方式推動企業成為創新主體，激發企業開展技術創新的動力。
“以管資本為主”的改革，有利于形成優化國有資本布局的運行機制。國有資本布局的優化，既能增強國有經濟活力，又能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戰略，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加強公共服務類行業，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既具有產業互補性，也具有平等競爭性。建立和完善平等競爭機制，是提升國有經濟活力的有效途徑。一些以國有經濟為主的重要行業也應吸引民間資本進入，這有利于增強國有經濟活力。
完善平等競爭制度
激發企業的市場活力，有一個基礎性建設和改革問題，這就是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當前，應重視以下幾方面改革。
清理和規范市場準入制度。市場準入制度既應維護市場秩序，又應保障公平競爭。對于不適當的限制公平競爭、造成市場分割的準入門檻，應加緊清理。對于競爭性產業，應保障市場準入的暢通性、便捷性，加快引入“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對于仍有必要的市場準入門檻，應在設置和提高門檻環節嚴格程序、充分論證，使市場準入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具有科學性、統一性。市場準入既應體現對各類企業的無歧視性，也應體現全國市場的統一性。在提高某些資源性產業集中度時，盡可能不用行政手段，不搞行政主導的兼并重組。總之，行政手段在市場運行中的使用應限定范圍、明確邊界、規范程序，防止濫用。
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我國中小微企業提供了全部就業機會的80%，但經營發展環境還不夠優化。支持和保障中小微企業發展，是保障公平競爭的必要舉措，是世界各國的常規做法。這需要加快完善金融、稅收、信用擔保、技術創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改善行政和司法環境，增強政府和社會的各類服務功能，并積極引導企業開展技術創新、完善治理結構、規范經營行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對小微企業的影響更大。對此，應積極促進小微企業產業結構和勞動力結構升級，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
壟斷性行業應根據行業特點實行網運分開，放開競爭性業務。壟斷性行業改革雖不等于直接放開競爭，但即使自然壟斷性行業也應放開競爭性業務。自然壟斷一般基于自然或必需的系統網狀結構，如電網、路網、通訊網等。系統網本身的自然壟斷并無問題，但其大量非網狀關聯產業部分應引入市場機制。即使自然壟斷的網狀產業也可以實行股權、產業基金等形式的資本準入，吸收社會資本，以增強發展活力。壟斷性行業的各種生產要素并不必然與壟斷捆綁，應在資本、勞動力、管理、技術等要素方面引入市場機制，擴大開放。壟斷資源超額收益部分，可探索建立評估機制和特許經營制度。
建立健全市場決定、規則公平的工資形成機制。形成公平、流動性強的勞動力市場，從而形成市場決定的企業工資機制，是增強微觀經濟活力、促進平等競爭的內在要求。企業工資的合理增長機制應建立在市場規則公平的基礎上。這就要求推動實現勞動者權利平等，并逐步實現各類勞動者身份的一元化，實現流動順暢和同工同酬，讓市場推動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是工資形成的市場規則形式。企業內部的工資協商是勞動和資本的集合性協商，是通過勞動者組織的協商，而且工資協商周期應有制度性安排。應在企業內部協商基礎上，探索發展行業性、地區性的聯合協商，進而促進市場工資水平的形成。
形成有利于“市場決定”的大環境
搞活微觀、激發市場活力，需要通過深化以下幾方面改革形成有利于“市場決定”的大環境。
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對搞活微觀十分關鍵。行政體制改革和創新應著眼于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當前，應緊緊圍繞搞活企業、激發市場活力轉變政府職能，大幅度減少政府對微觀事務特別是企業經營微觀事務的審批和干預，更要減少政府直接充當市場運動員的現象。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強和規范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使用，減少直接行政手段的使用；加強事中、事后以法律為依據的市場秩序監管，減少事前審批；進一步改革政府投資管理體制，落實好企業投資自，同時加強公共服務。
激發社會組織活力。一個充滿活力、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體系，應當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互動有序的運行體系。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應加強企業在各類商會協會中的主體地位，培育自組織、自協調、自管理的服務性機制，以社會治理方式承擔起政府與企業之間、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大量事務，探索建立利益關系橫向協調機制和矛盾解決框架，使市場微觀主體活力與社會組織活力相互支持、相得益彰。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與搞活微觀直接相關。應通過穩定稅負保持市場活力，研究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穩定機制，統籌設計加稅因素與減負措施。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果只在企業要素關系上做文章，對提高微觀主體活力特別是對小微企業不利。需要更加重視稅負因素，扭轉稅負總水平比重爬升趨勢，并進一步減輕小微企業稅負。一些地方政府搞競爭性招商引資，違法實行稅收優惠，應堅決予以清理規范。搞活微觀還需要財政政策支持企業技術創新、節能減排，引導經濟轉型升級。但應注意減少和規范直接補貼措施，以增強企業面向市場的內生動力。對一些使用國家資源、壟斷資源取得超額利潤的行業，應通過特許經營制度予以有效調節，以維護公平競爭。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產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
根據這一路線，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十分明確。相比較于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第一波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此次第二波改革的重點顯然放在了國有資本體制改革上，以提高國有資本配置效率為目標。
在這個過程中，發揮各方合力尤為關鍵。目前，有消息顯示，國企改革總體方案由發改委、財政部、國資委、人社部分別牽頭，各部委分工也已明確，財政部主要負責三個文件的起草，包括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方案、成立和改組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及投資公司的方案，以及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改革方案的制定。本文將重點從這三個方面來剖析國企改革的財政推手。
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
國企改革怎么改？先摸清家底十分必要。
財政部公布了2013年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財務決算數據。該數據是財政部首次對外公布我國國有企業家底，在國企改革整體方案出臺的背景下顯得很及時。數據包括94個中央部門所屬企業、113家國資委監管企業、5家財政部監管企業和3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及計劃單列市的地方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104.1萬億元，同比增長16.3%。這一數字與2000年的17.3萬億元相比，增長數倍。這說明國有經濟規模不斷增加，國有企業在經濟社會中的主導地位越發重要。
巨大的成績背后，特別是經營性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一些問題也在凸顯。比如，用行政手段推動大國企之間的合并而組建超大規模的國有集團。依賴行政力量推進國企的央地對接與國企無邊界擴張。追求國資及國有經濟更大范圍的控制而極大壓縮民企發展空間。強調國資規模的快速增長而忽略國有經濟的效率和質量等等。
財政部財科所國有經濟研究室主任文宗瑜經過研究認為，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不僅要進行經營性國有資產管理的機構調整及完善，實行行政主體與產權主體的分離，強化監督機構的獨立性及專業化;還要制定國資規模、國資變現及國有股權減持的中長期規劃，編制國有資本經營中長期預算;更要著手解決國企監督成本與國資控股成本過高的問題，推進央企產權多元化改革而弱化其已經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效應，加大國資變現與國有股權減持力度而籌集社會改革成本。
根據這一設想，一個重要的抓手就是產權制度改革，另外，有幾個操作路徑尤其值得注意。首先，經營性國有資產管理的行政主體與產權主體分離，要求由具備資格的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履行產權管理職能。在產權主體選擇及授權上應該按照經營性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多元化的思路來
進行改革。針對不同形態或處于不同行業領域的經營性國有資產來設置不同的產權主體，推動并實現產權主體的產權管理專業化。
其次，要盡快啟動并編制未來5-10年國資規模及國有資本進退的中長期規劃，通過規劃的編制和實現來實現部分國有資產出售和國有股權減持，進而實現國有經濟布局的有效調整及優化。
第三，在國有資產對社會體制改革支持上，應重點推動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改革，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實現“人的城鄉一體化”。由此形成的社保等支付缺口，可以考慮通過變現一小部分國有資產及減持部分國有股權的方式來彌補，使國有資產成為消除社會動蕩風險而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礎。
部分國有資產變現有多種方式：一是國有資產的直接出售;二是國有股權的減持;三是國有資產證券化后的變現。在多種形式的國有資產變現中，要盡可能通過證券市場與產權交易市場進行操作。
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及投資公司
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企改革的總體布局，建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及投資公司是其重要方向，這就意味著國資管理從管人管事管資產向以管資本為主轉變。
因此，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及投資公司什么時候組建，以何種方式組建和運營，成為關注焦點。財政部企業司相關負責人表示，2015年啟動幾家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組建試點，同時印發混合所有制等實施辦法或指導意見。2016年到2020年分批完成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組建等，積極穩妥、有序推進本次國企改革。
據透露，改組建立若干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履行出資人代表職責，是本次國企改革的關鍵。其中多種組建方案遭到否定，比如現有央企集團直接轉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或者在現有央企集團之上組建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將現有央企集團分類合并改組為不同功能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
按照這一辦法，對現有央企集團按功能定位進行科學分類，以同行業中規模較大、實力較強、業內公認的企業集團作為發起人，改組建立綜合性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如按不低于萬億元資本規模設計，可能會有大量小規模集團母公司被改組合并。
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領導班子成員應由中央任免，可從現有企業集團領導班子成員中產生，實行董事會決策機制，通過董事會實現國家意志和戰略。董事長及董事會成員應當熟悉國家戰略、行業政策和資本投資運營等。完善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是成功關鍵。
業內專家認為，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標志著國企改革指導思想從“國資監管部門――國有企業”兩層次架構向“國資監管部門――國資運營/投資公司――國有企業”三層次架構重大轉變。
在組建過程中，上述專家認為，各大部委的利益博弈是國企改革方案推遲出臺的重要原因，特別是國資委和財政部之間將來扮演的角色尤其讓人關注。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國有資本運營與投資公司組建后，財政部將側重于管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將國有資本運營與投資公司作為國資預算單位，通過編制和執行國資預算實現國家戰略目標。國資委從管人、管事、管資產、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側重于監督，以產權管理為紐帶，依法通過公司章程，通過公司治理，來圍繞“管好資本”這四個字落實出資人的職責，不干預具體經營活動，不干預企業法人財產權和經營自，但履行國家所有權的政策執行職能。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與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功能區分。文宗瑜認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在功能上可定位于純資本運營，是專業化的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可以跨所有制、跨區域甚至跨國界從事國有資本運營，不僅追求國有資本保值增值，而且追求國有資本收益最大化。
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在功能上定位于產業投資的國有股權經營，其依托產業發展與產業競爭力提升;不同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在產業布局上會各有側重，就某一家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而言，要在其國有股權分布的領域通過國有股權經營支持產業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大型或特大型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可以跨1個以上或2個以上有關聯的產業領域，并在這些產業領域中發揮國有資本控制力、影響力及帶動力的作用。
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與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功能區分，決定了其運營模式的差異。可以以新設方式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以重組方式組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所謂新設是指各級政府通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的出資設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所謂重組是指依托現有條件成熟的國有企業集團，通過資產重組和少量國有資本增量注入而組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在設立上要重視產業屬性及產業升級導向。當然，通過新設方式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重組方式組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是相對而言的，不具有絕對性。
成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與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在國內和國外都能找到參照系，比如國內的中央匯金公司，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
中央匯金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根據國務院授權，代表國家依法對國有重點金融企業行使出資人權利和履行出資人義務的國有獨資公司，匯金公司直接控股參股的金融機構，包括6家商業銀行、4家證券公司、兩家保險公司和四家其他機構。匯金此前一直是問題金融機構的拯救者，但此后隨著國有銀行的陸續上市，其演變成了國有金融機構的大股東，代表國家行使國有金融資產的監管者角色，從而成為準政策性機構。
淡馬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淡馬錫）成立于1974年，由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擁有并負責監管，專門經營和管理原國家投入到各類國有企業的資本。目前，淡馬錫直接控制20多家大型企業，基本占據新加坡金融、交通、通訊、電力、科技、地產等關鍵領域;間接控制2000 余家各種類型的其他企業，其控股的上市公司市值占新加坡證券市場總值近50%。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這是當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改善國有經濟布局、增強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舉措。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是指反映政府出資人以資本所有者身份取得的收入和用于資本性支出的預算，反映了國有資本所有者與國有資本經營者之間的收益分配關系。國家作為國有資本投資者依法取得國有資本收益，是應當享有的權利，也是建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基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正是政府立足于宏觀層面對國有資本及國有經濟調控的衍生手段。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要著眼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面對國有企業改革尤其是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停滯的現狀，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成為國企改革尤其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重要推手。
相關研究認為，通過國有資本經營中中長期預算和廣義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就是要對未來5-10年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產權多元化改革完成的程度、國有控股公司和國有參股公司的比例等做出規劃性的定量預算并給出年度的量化標準。在推動國企尤其央企產權多元化改革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要充分評估國有資本的控股成本。國有資本的控股在重要領域如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等可按35%―51%比例控股，一般領域如鐵路、公路、鋼鐵、煤炭可按15%―35%比例控股;充分競爭領域可按1%―15%比例參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