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16 08:32:0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突變理論；金融安全；綜合評價；金融安全度；研究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7)03-0051-03
一、研究的背景
我國雖尚無明顯的金融危機發生，但作為發展中國家，且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的特殊時期，內外因素使我國金融業存在嚴重安全隱患。所以，研究金融安全問題尤其是研究如何有效測度或評價我國金融安全就顯得尤為重要。
對金融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金融脆弱及金融危機研究的基礎上展開的。早期，Irving Fisher(1933)、Kingdleberger(1978)等從經濟基本面的變化來研究金融安全問題，Diamond and Dybvig(1983)利用博弈模型對金融安全機理進行探討的“金融擠兌論”，Mishkin(1991)提出的“不均衡信息論”等。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視角也被放到了宏觀經濟政策，如對外借款、過度借債、隱性擔保、存款保險、貸款競爭等方面，從不同方面解釋了金融安全問題。在實證計量方面，現有文獻基本上是以預測為主，對金融安全測度預警的研究多以嚴謹的計量方法進行，如：FR概率回歸模型、KLR信號監測模型、、STV橫截面回歸模型、DCSD預警模型等。但是，大多數研究文獻認為金融脆弱性或金融危機的演化路徑是線性且連續的，其研究的出發點是傳統經濟理論，而傳統經濟學是在靜態均衡理論基礎上以統計和線性化方法為主要手段建立起的理論體系，在現階段無論是從自身的發展方面，還是在指導經濟實踐方面，都碰到了一系列悖論和難題，這一現象在金融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這讓我們不得不考慮非線性科學。金融系統作為經濟系統的子系統，其運行狀態具有高度的動態性、明顯的非線性。
因而要對金融體系安全性進行綜合評價，就必須建立一個非線性綜合評價模型，突變理論的發展為解決這一問題帶來了新的方法。Thomas Ho and Anthony Saunders(1980)曾描述了銀行系統的突變性失敗，沿著這一思路，本文運用突變理論構建金融安全的綜合評價模型，探討突變理論在金融安全分析評價中的應用。[1]
二、金融安全突變模型綜合評價及模型構建
(一)突變模型基本原理
突變理論主要研究動態系統在連續發展變化過程中出現的不連續突然變化現象及其與連續變化因素之間的關系，通過研究臨界點之間的相互轉化來分析系統的過程特征。最常用的初等突變模型為：尖點突變f(x)=x4+αx2+bx；燕尾突變f(x)=x5+αx3+bx2+cx；蝴蝶突變f(x)=x6+αx4+bx3+cx2+dx。其中，f(x)表示一個系統的狀態變量x的勢函數，狀態變量x的系數a、b、c、d表示該狀態變量的控制變量。對于勢函數f(x)，由f＇＇(x)=0和f＇＇(x)=0可得到由狀態變量表示的反映狀態變量與各控制變量間關系的分解形式的分歧方程。把突變模型的分歧集方程加以推導引申，便得出“歸一公式”。這是利用突變理論進行綜合分析評價的基本運算公式，將系統內部各控制變量不同的質態歸一化為可比較的同一種質態，即轉化為狀態變量表示的質態，從而對系統進行量化遞歸運算，求出表征系統狀態的系統總突變隸屬函數值，以此作為綜合評價的依據。[2]上述三種突變模型的歸一公式與系統示意如圖1，一般將主要控制變量寫在前面，次要控制變量寫在后面。
圖1 常用突變模型的系統示意圖
(二)金融安全綜合評價的基本步驟
金融安全評價的基本步驟如下：(1)按系統的內在作用機理，將金融體系分解為若干指標組成的多層系統。(2)對各時期的底層指標進行原始數據規格化，即轉化為[0，1]之間的無量綱數值，得到初始的模糊隸屬函數值。(3)利用歸一公式進行量化遞歸運算。(4)根據“互補”與“非互補”原則，求取總突變隸屬函數值，即金融安全度。“互補”原則是指系統諸控制變量間存在明顯的關聯作用時，應取諸控制變量相應的突變級數值的均值作為金融安全性總突變隸屬函數值。相反，“非互補”原則就取諸控制變量相應的突變級數值中的最小值作為金融穩定性突變總隸屬函數值。(5)重復(1)到(4)的步驟，對系統不同時期的金融安全度進行跟蹤評價。(6)分析評價結果：金融系統安全度越高，則脆弱度越低。安全度為0表示金融體系極其脆弱，隨時會發生金融危機；安全度為1表示金融安全性最優，幾乎無脆弱性，是一個理想的絕對穩定、優化的金融體系。計算出的穩定度將在0到1之間變化，越接近1表示金融體系安全度越高。
在運用指標來測度銀行體系安全性狀況時，科學的核心指標和綜合指標的選擇和設計一直是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問題，至今尚未達成共識。本文認為，金融脆弱的產生根源在于經濟結構的失衡，這種不穩定的經濟運行體系在一定因素的影響下常常會劇烈地震蕩。由于金融系統是金融、經濟、社會的復合系統，金融安全是金融與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均衡結果。因此，金融安全評價是對該復合系統的綜合評價。
(三)金融安全綜合評價的指標體系構建
構建一套金融安全性的分析指標體系，應該滿足如下一些基本條件。第一，須靈敏度高，要求指標值的細微變化就能敏感地反映金融形勢的變化，反過來，金融形勢的細微變化也能通過這些指標及時地表現出來。這就要求指標體系的設置要以金融活動為中心，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指標數量的大量性。第二，要求所選擇和確定的指標體系對金融形勢的變化情況能夠迅速及時反應，具有極強的時效性和預警性。第三，指標系統要具有多元性，能綜合反映金融活動的主要過程和主要方面的實際情況；要邏輯性強，各個指標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和相互補充，客觀全面地反映金融形勢的變化情況。第四，要求各個指標都能搜集到相對準確、可靠的指標值，也就是說指標要操作性強。
本文借鑒國外學者對金融脆弱性理論研究的結論，[3][4]以及國內學者的設計，[5][6]并參考實證研究時選取指標過程中的共同經驗和成果，[7]結合我國現實國情，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將金融安全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造如下：
表1 多層次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三、我國金融體系安全綜合評價
本文選取我國1993-2005年間13組數據來綜合分析金融體系的安全度。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經濟信息網、中國金融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月報、國際金融統計等資料，并根據指標所需進行了計算得到指標數據。
(一)指標數據規格化處理
根據金融安全綜合評價的基本步驟，首先將獲得的各時期的底層指標進行規格化，即按
進行標準化處理為[0，1]之間的無量綱數值。其中，i=1，2，3...18為指標數，j=1，2，3...13為評價對象數。
表2 規格化處理后的指標數據
注： u13中消費指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之和；u213根據我國利率變動時間進行了加權處理，且消除了通貨膨脹影響；u232用深圳股票市場的平均市盈率代替；u233用深證綜指波動率代替。
(二)指標突變級數計算及金融安全度的確定
本文將XU定義金融安全度。利用上述方法得到我國1993-2005各年份的金融脆弱度Ff，如表3所示：
表3 基于突變模型的金融安全度 (1993-2005)
根據表3結果，可以得到1993、1996、1999、2001年我國金融體系的安全度較低。回顧歷史可以看出，比如：1993年開始，我國進入新一輪的經濟過熱，國民經濟秩序全面失調，金融秩序紊亂，當年信貸增長率達43.2%，投資增長達61.78%，通貨膨脹率達15%以上，金融系統極度脆弱，相應的其后兩年金融體系也體現了較為脆弱的一面。不過值得安慰的是，自2001年以后，我國金融體系的安全性逐年增強，金融安全度呈上升趨勢，2005年已達到較穩定的狀態。
四、結論
本文將突變理論初步應用于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分析及綜合評價中，結果表明，此方法在金融安全研究中的應用是合理可行的，能較準確地量化金融體系的安全程度。突變理論綜合評價法可以將金融系統內的各變量不同質態化為統一質態，模型中因素重要性的確定量化是根據其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在歸一公式中進行的，計算公式與步驟簡單明了。但是，在綜合評價中要對金融體系的情況進行指標體系的分解并對同層次指標的重要性排序，就難免帶有一定的主觀性。分解層數的多少、同層次指標相互間的重要性判斷都會對最終的評價結果產生影響，這是要加以注意并值得深入研究的。
參考文獻：
[1] Thomas Ho，Anthony Saunders：“A Catastrophe Model of Bank Failure”，Journal of Finance Vol. 35，No. 5 Dec.1980.
[2 姜璐，于連宇.初等突變理論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J]. 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02，(10).
[3] Graciela L.Kaminsky， Saul Lizondo and Carmen Reinhart “Leading Indicators of Currency Crisis”，IMF Staff Papers，Vol.45，No.1，March 1997.
[4] Demirgüc-Kunt，A. and E. Detragiache：“Monitoring Banking Sector Fragility：A Multivariate Logit Approach”，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4No.2，March 1999.
[5] 吳航.試論我國金融危機預警系統指標體系的建立[J].上海金融，2000，(1).
[6] 李威龍、譚文煒等.我國金融危機監測預警系統構建研究[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1，(11).
1 互聯網金融危機頻發，敲響安全警鐘
近年來頻繁集中爆發的互聯網安全事件不僅應驗了業內人士此前的憂慮，而且也給年輕的互聯網金融敲響了警鐘：
2014年春節前夕，拍拍貸、好貸網、火幣網等多家P2P網貸平臺遭黑客攻擊，平臺頁面無法打開，致使投資人無法登錄平臺投資和提現，平臺負責人隨后收到黑客幾千元至幾萬元不等的敲詐信息。
近期，多個P2P平臺陸續爆出問題，P2P網貸行業資訊門戶網貸之家、網貸天眼及第一網貸等平臺都遭受到了黑客攻擊。
此外，央行近期對虛擬信用支付和二維碼支付的叫停，也可以理解為，考慮到支付流程中的安全問題，比如虛擬信用支付中的本人確認問題、材料真實性問題以及二維碼支付中的客戶信息安全問題，都已經成為監管機構履行安全監管職責的監管地帶。
嚴峻的金融信息安全形勢，要求金融業切實采取措施，努力提高信息安全保障水平，堅決打擊危害金融信息安全的犯罪活動。因此，清醒地看到當前我國互聯網金融安全面臨的形勢，充分認識金融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未雨綢繆，勇于應對挑戰，對于我國的金融機構來說尤其迫切。
2 互聯網金融危機呈現新特點，技術性風險上升
業內普遍認為，互聯網金融最大的成本不是平臺運營成本，也不是客戶的獲取成本，更不是監管上的投入成本，而是作為平臺本身的信譽成本，也就是常說的平臺信任度。一旦缺乏了信任度，客戶擠兌，資金流逝，平臺成為了無源之水，即便符合監管標準，降低運營成本也無濟于事。
從用戶角度出發，選擇一個安全、審慎的平臺進行理財、融資、投資是十分有必要的。傳統金融之所以沒能在金融互聯網化上有更多創新，一方面是監管設限，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平臺的安全性問題，在一個沒有良好的IT后臺支撐，沒有風險撥備和不良率控制的互聯網平臺，一旦遭遇平臺的信任風險，就將很難再次獲取客戶的信任。客戶的遷移習慣需要一個長期培育的過程，這個過程在遭遇了風險和安全問題后，一般是不可逆的。
我們注意到，對于互聯網金融，監管層的立場基本上是有條件的鼓勵和支持，即便是在今年的兩會期間，互聯網金融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但是潛臺詞是要風險可控。否則，一旦出現不可控的風險趨勢，監管層必然會以保護投資者利益為由進行更嚴格的準入監管。
從近期發生的互聯網金融安全危機來看，中國的互聯網金融業已經進入了風險的第二階段，因為技術力量的不足，在互聯網非法攻擊面前，平臺的抵御能力和用戶資金、信息的保護能力正逐步陷入捉襟見肘的窘境。
2014年，互聯網金融通過概念和收益的引領，開創了互聯網金融元年的新時期，也成為金融新趨勢的代名詞。在這個初創階段，互聯網金融的平臺風險主要是集中在平臺的運營風險和模式風險，也就是平臺自身的風險，比如部分p2p進行自融、詐騙、頻繁債權轉讓等，在不規范、甚至違法的業務運作中放大了平臺的運營風險。
為此，央行、銀監會以及相關部門在上海、深圳等地對互聯網金融開展了深度的調研，并成立了一些專業的互聯網金融協會，分享運營模式經驗和風險，給當時的不規范的互聯網金融打了一劑猛藥。在行業性風險的處理中，互聯網金融也逐漸形成了一些安全與風控的基本原則，比如P2P行業的“點對點、數據征信、第三方”以及不搞自融，不建立資金池，不非法集資等。
那么近期爆發的互聯網金融安全危機，普遍呈現出哪些特點呢？從這一輪安全性風險的溯源來看，大多不是平臺的模式風險，而是外部的網絡安全性問題，也就是平臺在抵抗互聯網非法攻擊方面的抵御能力和用戶資金、信息的保護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目前的互聯網金融是進入了風險的第二個階段。如果說前一個風險是經驗上的不足導致的風險，這一個階段的風險就是技術上的不足導致的風險。
頻繁發生的安全危機無疑正在不斷推高互聯網金融成本。相關技術分析和輿論解讀普遍認為，傳統金融的成本集中在線下的人力成本、物理店面成本以及復雜性較高的后臺IT成本；而成長初期的互聯網金融平臺，在安全性上的配套資源相對不那么充足，主要的成本在于平臺搭建成本和市場營銷成本。
我們注意到，隨著互聯網金融往縱深發展以及金融互聯網化的發展，互聯網金融和傳統金融的成本差距正呈現縮小的趨勢。
就互聯網金融而言，安全性問題在短期內將成為一把達摩利斯之劍，為提高平臺的抗安全攻擊能力，除了在平臺流程和數據征信上加強完善外，互聯網金融平臺將不得不在安全性問題上投入更多的資源，包括設備配置、網絡維護、人員安排以及應急處理機制。特別是對于部分中小P2P網貸平臺，資金實力本來有限，購買寬帶、使用防火墻，將耗費巨額成本，往往難以控制風險。
在互聯網金融領域，特別是對于非專業IT公司出身的一般互聯網金融平臺，在互聯網安全問題上碰到危機可能性更大，短期內也會加大平臺的運營成本，甚至有覆蓋利潤的風險。所以，互聯網金融并非沒有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而言，中小平臺的運營成本將會呈現更大的上升趨勢；不僅如此，技術性安全隱患更是風控以外的另一個核心命題。
3 護航互聯網金融安全，規避技術風險的任重道遠
我們認為，互聯網金融并不是僅僅互聯網與金融簡單嫁接，他是互聯網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對傳統金融業務方式重新組合捆綁提供的一種新的服務模式。金融安全的核心工作是風險管理，基于互聯網信息傳播的特殊性，互聯網金融風險管理與控制是一項技術性和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對從事這項工作的團隊及其人員的要求，有著比傳統金融更高的技能要求標準；而從國家金融安全的層面看，互聯網金融安全或將有更加縝密的頂層制度設計。
近日央行在互聯網金融監管上的表述是：互聯網金融應自擔風險，而不能轉嫁給社會；鼓勵充分競爭，反對壟斷。結合之前央行的表述，基本可以確定央行以及上層監管的主要著力點在于平臺的風險控制，也就是將平臺的運營模式和流程控制規范化，更多的是考慮模式上的風險，而不是安全、技術上的風險。
鑒于我國經濟尚不發達，宏觀金融調控政策除了實現全供求關系的基本平衡外，還具有調整和改善經濟結構的職能。眾所周知，貨幣資金是整個經濟運行的血液，在生產要素自由化流動程度較高的今天，貨幣資金的流量與流向對其它生產要素流動具有較為強烈的先導作用，也就是在調整和提升經濟結構中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具體到某一特定區域，在相對較短時間內，其它生產要素的變化(如技術進步、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等等)是不顯著的，對區域經濟結構調整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貨幣資金的有效投入，因此，區域內商業銀行及分支機構加大有效信貸投入力度，提升和改善區域經濟運行層次，擴大經濟總量，是實現區域金融安全的重要前提；同時有效信貸投入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釋了自身不良資產占比，提高了規范和化解風險的能力。區域內央行分支機構通過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引導轄內商業銀行增加有效信貸投入，支持地方經濟持續快速健康，是增強金融監管有效性、實現區域金融安全的一項基礎性、前提性工作。
二、建立以“人民銀行監管為主導、金融機構內控為基礎、行業自律為制約、社會監督為補充”的立體式的金融監管運行機制。
1、以人民銀行監管為主導。作為區域金融監管主要當局的中央銀行分支機構在實施有效監管、實現區域金融安全區方面責無旁貸。人民銀行分支機構要切實履行中央銀行職責，大力推動開展創建金融安全區工作。切實加強金融監管，提高監管效率，維護良好的金融秩序，確保金融穩健運行。
2、以金融機構內控為基礎。各級金融機構作為創建金融安全區的主體和金融安全區的直接受益人，要加強內控，努力做好系統內的金融安全工作；要切實提高對建立健全內部管理重要性的認識，形成一套責權分明、平衡制約、規章制度健全、運作有序的內部控制機制，把經營風險降到最低限度；行之有效的內部管理機制要針對金融業長期普遍存在的信用風險、操作風險和管理風險這三大風險，充分發揮其防范和化解的作用。內部管理機制表面上看是一種“制度”，實際上它是一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對金融機構內部任何人、任何事都有制約作用的“運行機制”。
3、以行業自律為制約。在創建金融安全區工作中，要注意發揮行業自律組織的作用，加強行業自律組織建設，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快成立銀行業協會，制定《協會章程》，選舉產生理事會、監事會，在機構性質、內部組織、職能范圍、工作機制等方面進行探索、完善，通過積極開展活動，強化行業自律，杜絕違法違規經營和惡性競爭。真正發揮行業糾紛的調解人、行業利益的代言人的作用，組織銀行業貫徹央行政策、穩定金融秩序。
4、以社會監督為補充。要充分發揮社會輿論與群眾的監督作用，人民銀行要對外公開舉報電話，在金融機構營業場所醒目張掛社會監督明示牌。在日常工作中，認真接待群眾來訪、來信、電話咨詢及投訴，妥善處理利率等糾紛與群眾舉報事項，依據舉報線索查處高息攬存、非法開展金融業務、亂集資等違法違規行為，以維護國家金融政策的嚴肅性，保證客戶合法權益不受侵害，促進金融秩序的穩定。
三、建立金融監管信息資源共享體系列化，是提高當前央行金融監管有效性的途徑、手段。
1、中央銀行分支機構之間建立有效的監管信息資源共享體系。
按照系統，任何一個系統都不是獨立的、封閉的，而是與其它相對獨立的系統共同構成了一個更大的系統，其內部的子系統之間是相互的、相互交流的。能否建立區域性金融安全區，除了區域內因素外，還與周圍左鄰右舍密切相關。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各種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周邊鄰近地區的經濟金融運行狀況必以各種方式影響、波及本地區經濟金融運行；加上金融危機、金融風險具有較為強烈的波及性、對公眾心理的強烈沖擊性。試想，如果周圍地區是金融高風險地區，陷入“孤島”狀態的本地金融安全區能維持多久呢?
為此，中央銀行分支機構之間應建立起有效的監管信息溝通體系和渠道。從我國當前的中央銀行分級監管的實際出發，考慮到地理位置相鄰地區、運行質量的不同，金融運行蘊藏風險大小不同，以及央行分支機構有效金融監管信息溝通的現狀，中央銀行分行與分行之間、地市中心支行與中心支行之間應建立起有效的監管信息、不同風險處置與防范的信息溝通、共享體系，實現聯手監管，在毗鄰地區建立起有效的、防止金融風險傳播的“防火墻”，密切監視其它地區金融風險可能對本區域所造成的。這對于分屬不同分行、中心支行的毗鄰區域，更是尤為必要。
2、金融監管當局之間建立起有效監管信息資源共享體系。
，我國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管理模式，銀行業由中央銀行監管，證券業由證監會監管，保險業由保監會監管，這種監管模式適合當前我國金融監管能力與水平，也有力地維護了金融秩序穩定。但從金融業的沿革與其內部關聯程度來，無論是銀行業、證券業還是保險業之間都存在著內在的、必然的；高度關聯的有機聯系，無論是其中哪一部分發生金融風險，必然以各種方式迅速波及、蔓延到其它兩個領域。同時，金融分業經營分業管理模式中出現了三業相互滲透共同發展的趨勢(如近兩年來，人民銀行、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先后允許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允許保險基金進入股票市場，允許證券公司以自營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券為抵押向商業銀行借款等等)，三大金融監管當局之間應建立起有效的監管信息共享系統。從目前金融監管當局監管有效性角度看，雖然中央級金融監管當局之間已建立起了較為密切的監管信息共享渠道，但由于三大金融監管當局分支機構設立的空間分布上不完全一致、監管各自側重點的差異，到目前為止三大金融監管當局分支機構之間基本上還是各自為政、各守一方，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監管信息共享體系。在即將加入WTO，我國經濟、金融融入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之間相互交叉、滲透將會越來越顯性化，三大金融監管當局分支機構之間建立起有效的監管信息共享渠道顯得尤為迫切。
創建金融安全區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面臨的矛盾和困難會很多，應正確處理以下幾個關系：
一要正確處理好金融安全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所有的關鍵。經濟決定金融，經濟不能很好地發展，金融運行環境就難以得到改善，實現金融安全也就無法做到。創建金融安全區，就是要在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中，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確保金融安全穩健運行。因此，區域內各金融部門要站在發展的高度，大力改善金融服務，加大信貸的有效投入，積極支持經濟發展。做到在發展中防范和化解風險，實現金融與經濟的共同發展。
二要正確處理好防范金融風險與化解金融風險的關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核心是“立足于防，著眼于化”。“防”主要是針對于增量，把握好投向，堵住新的風險源頭。要調整監管策略，以事前預防為主，加大事前預防的力度，關口前移，及早發出預警信號，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把風險消除在萌芽狀態。“化”就是要盤活存量，對現有的風險，區別不同情況，分門別類，對癥下藥，堅持一行一吐一策，逐步消化。
一本讓劉亞洲上將“既高興又擔心”的書，究竟有何干貨？帶著這個疑問，我翻開了時吳華同志的新著《金融國策論》。
在我看來，劉將軍在序言里提到的“高興和擔心”都是十分切實的，只不過我的感覺可能略有不同：讓我高興的是，這本書的思想創新大開大闔又恰逢其時;讓我擔心的是，作者對金融的深刻認識還沒有成為社會共識，一些陰謀論和歪曲論反而廣為流行，對中國金融健康發展帶來了不良影響。
正因為如此，金融亟需正本清源，而《金融國策論》站在國家治理的高度思考金融的定位，展現出襟、大氣魄、大格局，值得政策高層、專業人士和其他所有關心金融的人細細閱讀、慢慢品味。就我的閱讀感受而言，金融的正本清源需要五個“不要”。
其一，不要戴著有色眼鏡看金融。
雖然改革開放進行了30多個年頭，但一些計劃經濟時代的固有思維依舊在市場經濟的縫隙里悄然生長著。對一些人而言，金融這個詞總是和“華爾街”密切關聯，不由自主就帶上了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在看金融。《金融國策論》冷靜且專業地指出，金融本身是“無色”的，不僅生來就有為資本主義國家服務的歷史，也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維護國家利益的利器，關鍵是要理解金融的本質，挖掘金融的潛力，發揮金融的作用。利劍本身不傷人，傷人的是用劍的人，雖然金融被一些霸權國家用作政治制裁和的武器，但不能因此而曲解金融、妖魔化金融，將其與中國政治社會發展隔離開來，帶著警惕的心態抑制金融茁壯成長。
其二，不要用狹隘眼光審視金融。
如果說有色眼鏡帶來的是“敵視”，那么，狹隘眼光帶來的，則是“漠視”。在很多人看來，金融雖然愈發重要，但充其量也就是國民經濟眾多行業中的一個，其興衰起伏并不會造成太大的長期影響。放在十幾年前，這種想法可能無傷大雅，但現在情況卻不一樣了，金融已經成為經世濟民的重中之重，金融強則國家強，金融弱則國家弱，金融安全未必國家安全，但金融不安全則國家必然危險。金融的作用不僅體現在資金融通，還表現為協調資源配置、調整產業結構、孵化創新潛能，甚至還延伸至助力軍事國防、維護社會和諧和引領對外經略等方面。如果還是把金融視作一個單一的、孤立的行業，而無視其作為現代社會血脈的特殊性，那就實在太過狹隘了。
其三，不要用“陰謀論”理解金融。
諷刺的是，即便不“敵視”或“漠視”金融，改而“重視”金融，現在很多人的“重視”方式也大有問題。
近些年來，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陰謀論”也塵囂四起，在產生巨大“眼球效應”的同時，也歪曲了大眾對金融的認識。《金融國策論》非常清醒地發現了這一點，并提出了振聾發聵的創新觀點：“金融安全事關國家利益，規則范圍內最大化國家利益，只有陽謀，沒有陰謀”。對于中國這種發展中國家而言，“陰謀論”有害無益，它不僅扭曲了創新發展的逐利本能，還弱化了體制機制建設的緊迫性，而只有用專業實力和浩然正氣擊碎各種陰謀論留下的幻影，中國金融才能沐浴在陽光之下，健康成長。
其四，不要用“吸血論”理解金融。
比“陰謀論”更危險的，是“吸血論”。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弱復蘇成為新常態，中國經濟也在三期疊加壓力之下邂逅了增長困境。很多人將實體經濟的困難歸結為金融體系的抽血作用，認為金融在攝取大量利益的同時拖累了實體經濟復蘇。這種“吸血論”是非常危險的，不僅因為它荒謬不堪，更因為它無形中激生了民粹主義，破壞社會政治穩定，并給國家安全帶來巨大隱患。《金融國策論》并沒有盲目迎合社會上流行的那些觀點，而是基于數據和邏輯，有力駁斥了“金融吸血實體”的虛妄本質，并客觀指出了金融更好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改進建議。
其五，不要用教條主義理解金融。
一直以來，金融都帶著一層神秘的面紗，因為它非常專業。但如果僅僅把金融刻板地看成一個專業模型繪成的世界，而忽視金融服務國家目的的戰略高度和作為實干工具的現實性，那就太過于教條了，就像《金融國策論》所言：“流于匠氣而不自知”。
金融的格局是很大的，它不僅掌控著支撐實體經濟的資金供需，還對國家戰略的方方面面都產生著深遠影響，并足以成為維護國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高效抓手;金融的作用是雙向的，它不僅可以用來支持一些事情，還可以用來限制另一些事情，這在國家博弈和產業調整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金融的關切是全方位的，它雖然有逐利的本性，但在適當機制引導下，完全可以成為兼顧國家利益和微觀福利的有效手段。
現代社會，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賦予了金融更多可能，如果陷于傳統理論和既有經驗的桎梏，不夠解放思想，那就很可能會錯過發展機遇，辜負這個精彩的金融時代了。
不可否認，金融是國際競爭的焦點，誰掌握了金融權，誰就控制了世界。而單一的就金融談金融的方式已經難以適應國家戰略的需要和時代進步的需求。作者的主張為我們打開了認識金融安全的全新視角。書中不但建議從國家防務和軍事戰略的角度來建設金融體系，還首次提出了金融安全與堅實國家價值基礎的關系，并解構為金融與國家安全的六大維度，深度解密“金融與”“金融與反恐”“金融制裁”“金融與‘第四空間’”等，并指出即使在和平時期，金融安全風險甚至會威脅到國防和軍隊建設，直擊問題核心，極具顛覆性意義。
在外交經略方面，本書構建出“戰略智慧”“戰略布局”“戰略主動”等新式全方位經略架構，發人深省。對于目前的體制改革和創新以及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書中提出應發展與穩定并重，實現金融改革的六大平衡，擺正金融公平的六大誤區，無不切中要害。
一、銀行業跨國并購的主要趨勢及動因演變
20世紀70年代以前，相對制造業而言，世界各國的銀行業還是一個比較穩定的行業，無論是利潤率還是經營狀況，都處于相對平穩的階段，這一方面受益于國際制造業的大發展，另一方面也由于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瓦解后，國際金融的相對無序導致各國政府對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加強管制的結果。但70年代特別是80年代以后，隨著各國對金融業逐步放松管制，銀行間的跨國股權并購行為開始出現，并逐步成為跨國并購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幾年金融業在跨國并購總額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6%以上，并呈現逐年遞增的態勢。
世界各國銀行業的跨國并購，在股權并購和資產并購兩種主要方式中，以股權并購的方式進入東道國金融市場的更為普遍。外資銀行往往通過股份互換、合資參股、股市收購、債權換股權等方式，獲得東道國銀行的部分甚至全部股權。對于銀行業并購動機的分析，西方經濟學家曾作過大量探索。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大則不倒”理論（Too Big To Fail）。該理論正式創立于1984年，是在伊利諾斯大陸銀行破產時提出的。該理論認為由于大銀行具有與金融市場及其他機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系，因此政府出于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等方面的考慮，往往在這類銀行遇到困難時，對它們給予保護，從而推動許多銀行追求規模的擴張，而并購正是銀行業在短期內實現規模擴張的最好方式。事實上，規模經營雖然一定程度上能夠維護銀行體系的穩定，但銀行經營失敗對金融安全的潛在威脅并未消除，相反，一旦大銀行發生危機時，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影響更為激烈、更為持久。這已被許多國家銀行業的實踐所證明。
從理論上分析，銀行業之所以發生大規模的外資股權并購，除了追求規模效應之外，還受財務協同效應、管理協同效應等因素驅動。從銀行業外資股權并購的外部原因來看，還有以下幾個方面因素：
1.金融自由化的深化和金融市場的開放，推動東道國政府逐步放寬對外資銀行進入的限制。
隨著銀行業與證券業、保險業由分業經營模式向混業經營模式轉變，許多歐美發達國家實行開放的金融政策，逐步減少對銀行業跨國并購的限制，甚至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和扶持本國銀行到境外去收購、兼并。一些發展中國家為加快本國經濟的發展，也逐步對外資實行了開放政策，紛紛修改原有的限制外資進入和收購本國企業的法律，為銀行業從事跨國股權并購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2.銀行業競爭的加劇，迫使銀行管理層開始站在世界市場的角度來思考銀行的發展。
20世紀末期，隨著銀行業規模的擴大和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業的競爭開始出現“白熱化”，無論是世界知名的大銀行，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小銀行，都在為生存和發展“絞盡腦汁”。傳統的拘泥于國內市場的銀行經營理念已被大多數銀行家們所擯棄，他們開始思索如何在世界市場上為自身的發展搶奪先機。
3.銀行業經營的特殊性決定股權并購是銀行業實現對外經營擴張的最好方式。
銀行業屬于服務業的一個行業，傳統的銀行業需要大量的營業網絡和客戶服務作支撐。同時，銀行業需要大量的高素質經營管理人才，如果通過在東道國新設機構的方式，一方面所花費的時間成本和費用成本無法控制；另一方面也容易受到東道國本地銀行的處處限制甚至刁難，而通過股權并購可以避免上述情況的出現。
4.近年來幾次大的金融危機也促使了一些大的銀行加快對外股權并購的步伐。
拉美金融危機使一大批拉美國家的銀行被來自美國和歐洲的銀行所收購，成為外資銀行控制下的分支機構；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也使亞洲的許多銀行處于困境，為資本正處于尋找“出路”的歐美銀行提供了良好的獲利機遇，以至亞洲金融危機過后，許多遭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中銀行都被外資所控股。以韓國為例，外換、韓美、國民、韓亞等主要商業銀行都被外資控股，部分銀行的外資股東還直接參與經營；在住宅、國民、新韓等一些優良的上市銀行中，外資的持股率保持在50%以上。
5.信息技術的發展也是推動銀行開展跨國并購的主要動力之一。
近年來，網絡技術的發展使銀行業的跨國經營變得更加方便，網上銀行的出現正是這種趨勢的體現。許多銀行在國際化經營中，借助網絡技術實現對國外分支行的管理，大大節約了管理成本。
從以上對銀行業外資股權并購的動因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銀行業外資股權并購的發生有銀行業自身求生存、求發展的需要，也有東道國對外資的渴求，同時還受國際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可以說，國際銀行業的外資股權并購走過了一條從純粹追求規模到逐步重視市場、再到追求長遠發展戰略的路徑。
二、銀行業外資并購對東道國金融安全的影響
金融安全是東道國政府十分關心的一個話題，是指金融體系或金融制度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一旦金融風險由潛在變為現實，對國家的金融安全就構成了威脅。從政府的角度，最不希望看到這種結果，因而國家金融監管部門的一個主要職責是對引發金融安全的各種誘因進行規制。
外資股權并購作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一種，是推動制度變遷的外部因素之一。由于外資股權并購的動機與東道國政府的出發點難以完全一致，客觀上存在對東道國金融安全構成潛在威脅的可能性。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外資股權并購在為東道國銀行帶來先進經營理念的同時，也凸顯出東道國金融監管理念和監管手段的滯后。
在一些金融監管手段和方式較為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由于外資銀行在企業評價、風險管理、資產負債管理等方面擁有較高的水平，往往對東道國的政策和法制環境進行技術分析后，能夠采用一些較強的規避管制措施，導致東道國銀行監管出現“真空”，如果東道國政府不能及時發現，并采取相應的措施，將對東道國金融安全帶來危害。
2.外資參股甚至控股東道國銀行將弱化東道國金融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應。
貨幣政策是一國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銀行是貨幣政策發生效應的對象之一。如果貨幣政策對銀行不能起到預期的效果，則貨幣政策從總體上是失效的。外資通過股權并購的方式控制了東道國國內銀行，可以有效抑制東道國政府對銀行的干預作用，但也弱化了東道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應。
3.外資股權并購方經營的穩定性是構成對東道國金融穩定的最大威脅。
金融業是一國經濟的“晴雨表”，金融危機往往會引發整個經濟的大動蕩，導致經濟危機，甚至引發社會危機。因而，追求金融的穩定是各國政府的主要目標之一，包括匯率穩定、利率穩定和貨幣穩定等。在外資股權并購中，一旦出現具有強烈投機色彩的短期資本和各類投資基金，很容易引發東道國銀行業的不穩定性。在韓國，這種情況也曾發生。一些外資控股的銀行為追求眼前利益，縮減這些銀行的公司金融部門，增加低風險、高收益的消費信貸，導致支撐韓國經濟發展的微觀基礎――企業信貸規模縮減，影響到韓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后勁。
4.外資銀行的進入也對東道國本土銀行構成了強大的競爭壓力。
外資銀行憑借其豐富的經驗、高素質的人才和先進的客戶服務技術和服務理念，對長期受東道國政府保護的本土銀行業將構成極大的威脅，一些中小銀行可能因此而破產，誘發銀行業的信用危機。正因為如此，世貿組織在服務業領域的開放談判中，對銀行業的開放問題專門拿出章節進行詳細規定。
三、各國對外資并購行為的規制及啟示
由于銀行業在一國經濟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因而銀行業外資股權并購行為也是各國政府重點關注的內容之一。
1.各國政府應對外資股權并購的規制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外資股權并購行為都存在政府規制。如1974年馬來西亞制定了《有關資產收購、合并和接管的管理指南》，對外資并購作了具體規定。1986年加拿大制定的《加拿大投資法》和美國的埃克森―弗洛里奧條款，1989年12月歐共體制定的《歐共體企業的企業并購控制政策》，都對外資并購行為作了詳細規定。許多國家對包括戰略性工業、公用事業、通訊業、金融等領域不允許外國資本進入，如巴西、墨西哥、東盟等國家規定在合資企業中，外國資本擁有股份在49%或以下。一些國家認為外資收購本國企業會增強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減少國內市場競爭。如印度規定一般情況下禁止外國資本接管本國企業，阿根廷、墨西哥也規定外資公司接管當地企業必須經政府管理部門的事先批準。即使是追求經濟自由的美國，對于金融業也實行了開放的金融保護主義政策，有效地保護其國內銀行業不受外資的影響。
2.中國銀行業外資股權并購的現狀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看好中國，紛紛來中國開展投資。金融業一直是中國高度保護的一個行業，長期以來對外資是封閉的。中國在入世承諾書中規定，將在2006年前，分6年放開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限制。事實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第一年，外資就已經掀起了一股金融業的并購熱潮。目前除4大國有商業銀行和一些政策性銀行外，其余的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大都已引入了外資。
外資通過股權并購的方式大量進入中國的銀行業，一方面是出于對中國廣闊市場的美好預期，另一方面也是在華跨國企業的需求。中資銀行通過引進外資，可以增強自身的整體實力，開拓國際市場，并通過外資來推動國內銀行業改革，有助于推動中國金融業監管水平的提高。國際經驗表明，外資并購可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但銀行業外資的大量進入，對于我國目前經營相對困難，改革壓力較大的銀行業來說，沖擊在所難免。因此，在外資股權并購中資銀行的過程中，如果不能正確把握好一定的比例關系，很可能對中國的金融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脅，引起經濟的惡化。如90年代中期以后，印尼放寬了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限制，廢除了股權比例限制。在金融領域，在其簽署的《金融服務協議》中，印尼承諾允許外資對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公開上市公司擁有100%的所有權。但是，印尼超常規的金融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埋下了隱患，以至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印尼遭受了重創，經濟嚴重惡化，投資環境極度惡化。
3.有效防范中國金融風險的基本對策：開放條件下的適度保護
論文關鍵詞:金觸信息系統風險隱患防范措施
隨著，國金融電子化建設的不斷深人，電子化、網絡化、集約化已經成為金融業信息化發展的大趨勢，電子計算機及信息技術的應用已經滲透到金融業經營的各個層面，成為了金融業務開展的基礎，現代金融就是“貨幣+信息”。金融信息化系統安全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成為金融業經營管理工作中的頭等大事。本文就當前金融信息系統風險隱患的成因進行剖析并提出對策措施。
一、金融信息風險成因
1.系統運行環境的不安全。一是操作系統平臺的漏洞。金融信息系統主要是基于UNIX.Windows,SUN等系統平臺設計的，而這些操作系統，安全級別較差，存在著安全漏洞，如系統崩潰漏洞、拒絕服務攻擊漏洞、緩沖區溢出漏洞等，都能導致系統的癱瘓。二數據庫管理系統的缺陷。數據管理系統是信息系統的基礎，必須與操作系統的安全配套，但這無疑是一個先天不足。三是網絡協議安全的脆弱。計算機網絡系統大都使用TCPIIP協議，傳統的FTP,E-MAIL等服務都包含著影響金融信息安全的因素，存在著漏洞，容易被攻擊，直接威脅到金融信息系統的安全。
2．信息系統設計不完善。近幾年，金融信息系統不斷開發出來和投人運用，創新了金融工具和金融業務，但由于有的系統在開發中，片面注重科技創新追求快出成果，對安全的認知程度不高，缺少風險管理概念，忽視了系統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系統沒有統一的安全標準，功能單一、容災、容錯能力弱，應用效果差，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造成信息資源的浪費。
3.安全系統建設缺乏整體性。根據木桶理論，金融信息系統的整體安全性，取決于安全系統的最薄弱環節，而當前安全系統只重視單一或幾個安全產品的部署，網絡安全產品仍然是在以“點”發展，停留在訪問控制、病毒掃描、內容過濾等方面，而忽視整體安全系統建設。
4.安全隊伍建設和員工安全意識教育不到位。高素質的安全管理人員的缺乏嚴重地影響了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措施的有效落實。就當前情況來看，金融機構安全管理人員大都是由計算機工程技術人員兼任，他們既是電子化工程項目的建設者、管理者，也是信息安全的管理者，集電子化建設和信息安全管理于一身，職責不明，責任不清，不能有效地對安全現狀進行真實、客觀的評估和審計。
5.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內部控制不產。落后的管理也使計算機安全工作大打折扣。據統計我國銀行業的IT投人有59%花費在了硬件設施上，軟件投人所占比例為23%，管理服務上的投人少，只有18%,這與國外銀行業的IT投人比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落后的管理也使計算機安全工作大打折扣。從已經發生過的金融計算機犯罪事例來看，大多數問題出在疏于檢查、放松管理上。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銀行系統發生的計算機犯罪案件，85%來自內部人員或內外勾結作案。
二、構建安全的金觸信息系統
1.樹立正確的信息安全觀。從金融管理機構到金融機構、從金融管理層到基層員工都要高度重視金融信息安全，清醒的認識到加強金融信息安全的根本是保障金融業務的連續性、是促進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有效的金融信息安全管理策應對企業的財務狀況，現金流量等進行分析。一是資產負債結構。分析受評企業負債水平與債務結構有助于了解管理層理財策略(如債務到期安排，企業償付能力等)。此外，企業的融資租賃、未決訴訟中的負債項目也會影響評級結果;二是盈利能力。通過對銷售利潤率、凈值報酬率、總資產報酬率等指標衡量;三是現金流量充足性。現金流量是衡量受評企業償債能力的核心指標。凈現金流量、留存現金流量和自由現金流量與到期總債務的比率，基本可以反映受評企業營運現金對債務的保障程度;四是資產流動性。主要考察企業流動資產與長期資產的比例結構。同時，通過存貨周轉率、應收賬款周轉率等指標反映流動資產轉化為現金的速度，以評估企業償債能力的高低。
為了能準確地考察借款人的償債能力，非財務因素對于借款人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非財務因素主要指借款人所處的行業、經營特征、管理方式、還款意愿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上述模型考慮了企業自身的內部組織結構，經營方式的不同給銀行在實際貸款時可能帶來的不同程度風險。該模型對各因素的內容作了具體描述，對風險的程度劃分詳細，便于操作。在深層次的信用評級中，還應考慮相關的實際因素如行業風險、業務風險等對企業信用的影響。
“一行三會”是我國最基本的金融監管體制,“一行”為中國人民銀行,“三會”即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其中,央行承擔總調度的責任,三會的設置通過權力的制約平衡機制而來,相互約束,相互協調。
“一行三會”監管體制的目標狀態:
(一)使金融監管更加全面
“一行三會”分工協作,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制度,防范、化解國家金融風險,從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各方面全方位監控中國金融動態,維護國家金融安全。
(二)一定程度上解放人民銀行職能
“一行三會”建立后的明確分工,從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銀行的監管負擔。并有利于人民銀行貨幣政策與監管政策以及法律法規之間的協調統一,從而更有利于監管政策的制定與實施。
(三)提高金融監管效率
人民銀行總行制定監管目標、策略,由“三會”以及人民銀行各分支機構統一執行,下放到各自的下一級機構。各級監管機構結合各地自身情況推行監管政策提高監管效率。
二、美國監管模式和弊病
(一)“雙線多頭”監管模式
“雙線”即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兩條線的監管,“多頭”即指在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兩級各有若干個機構行使監管職能。聯邦政府最主要的三個監管機構是美聯儲、貨幣監管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而50個州由于有自己的金融法規各自設立的監管機構也不同。
(二)從金融危機看“雙線多頭”之弊病
這次從美國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之所以破壞巨大就是金融監管步伐跟不上金融創新所致。危機爆發前,美國評級機構對一些次級債券的評級達到了AA級,相當于美國國債。前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曾向國會提議“重整美國監管體制,增加美聯儲權利”。 這些都表現出美國金融監管中的問題已經不可避免地暴露了。
“雙線多頭”的監管體制中機構太過復雜。一方面,機構太多會造成監管不力,該管的撒手不管。“雙線”中的平行機構會出現互相推諉責任,分工無法明確的現象,導致很多金融風險無法控制在最初的萌芽狀態,很容易導致監管的真空。另一方面會造成監管重疊,不該管的亂管。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兩個級別都有大量的監管機構,繁冗復雜。美聯儲下達的監管政策分不清該由誰來執行,容易出現大家都管的情況,出現重復監管,不僅浪費人力物力財力,最重要的還會導致監管效率低下、監管盲目及出現漏管現象。
美國實施近80年的“雙線多頭”金融監管體制的弊端在金融危機中展露無遺,那么中國“一行三會”的監管體制是否也會像“雙線多頭”那樣導致監管真空和盲目監管呢?
三、與“雙線多頭”相比看“一行三會”模式存在的問題
(一)分業監管導致監管真空
不管是“一行三會”還是“雙線多頭”的金融監管模式,其實質都是金融分業經營的制度體現。這種分業經營和監管的制度表面上看將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分隔經營和監管,可以明確監管職責界限,加強監管力度,同時可以切斷三個行業的聯系,降低金融危機的發生率。實際并非如此。目前經濟全球化趨勢不可避免,中國在世界市場的地位和重要性與日俱增,國際金融產業日益融合交匯,金融業處于混業經營的發展道路中,分業經營和監管制度與當今國際經濟交流融合的大背景相違背。各行業界限劃得太清會使得很多處于這些行業之間的問題變得邊緣化,被監管機構所忽略,造成監管的空白。
(二)監管機構分支太多導致盲目監管
“一行三會”的監管模式沒有“雙線多頭”中那么多的監管機構,但一樣會導致監管不力和監管重疊。人民銀行下設分支機構太多,加上之前改革中分設的監管辦,監管機構一層一層深入,“三會”下設也有很多分局,一齊對各級(省、市、縣)金融業進行監管。看起來人民銀行統領全局,各級監管機構層層深入,以充分保障金融安全,實際上人民銀行總行的政策信息,層層傳遞后監管已經變樣,加上有監管辦這種只有小部分事權的機構存在,這個體系就變得非常龐大了。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監管政策下達到地方就演變為了地方政府的指令,造成盲目監管。
(三)金融創新太快導致監管真空。
“一行三會”監管模式無法適應當今社會金融創新的發展速度。目前,主要商業銀行和證券公司都在大力拓展衍生產品業務,且現在的金融衍生產品已經不再像傳統的期權、期貨那么簡單和規范了。現在的衍生產品,都是金融工具一次又一次復合的結果,例如期貨的期貨。這是由現代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高杠桿率、高關聯度、高不對稱性所決定的,因此金融監管也顯得更加困難。而“一行三會”的監管體制在高速金融創新的背景下政策下達時滯長,監管不及時,監管效率低,容易出現監管真空。
(四)人民銀行責任太大導致監管真空。
人民銀行手握貨幣發行權、肩負穩定幣值的職能,是我國唯一的貨幣政策制定者。制定貨幣政策的同時,兼有對我國金融市場進行監管,維護金融安全的職能。這兩大職能都關系著中國金融業的整體發展,關系著中國的金融安全、國家安全。人民銀行身上擔子太重難免也會導致監管政策不及時或者監管力度不夠。
四、針對以上問題的對策
一是針對分業監管問題,“一行三會”應該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制度,從金融行業的整體監管上入手,人民銀行制定監管政策過程中結合各行業的不同特點和狀況入手,“三會”在執行監管政策過程中互相協調、借鑒,以解決分業監管所造成的三行業交叉環節的監管真空。
二是“一行三會”模式下的監管機構需要精簡。精簡機構可以減少政策傳遞時間、減少地方機構的自由發揮,提高監管效率,從而避免由于監管不及時而造成的監管真空和基層機構的盲目監管。
三是人民銀行應該適當改革,自1998年改革以來,人民銀行下設分支機構太多,加上監管辦沒有權力,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且因為監管機構太多、太亂,導致各個級別機構下達的指令不一,最基層一級監管機構搞不清形式,表面上工作多且細,實際上卻是一種盲目監管。
四是監管機構應提高對金融創新產品的關注度。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直接導致監管難度越來越大,因此,監管機構應該完善對金融產品的評級機制,減少低質量衍生產品的進一步創新,這樣才能避免金融衍生產品的過度發展造成的監管不足和真空。
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下稱“金磚銀行”）的概念，首次提出是在2012年，目的是為了避免金磚國家（俄羅斯、印度、巴西、中國和南非）在金融危機中受到貨幣不穩定的影響，在美國金融危機中構建的共同的金融安全網，并以此兌換一部分的外匯應急。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金融政策的變動導致國際金融市場的資金波動，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金磚國家幣值的穩定。中國的人民幣波動較小，但是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國都經受了貨幣的巨幅貶值，導致通貨膨脹，金融安全受到威脅，而從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所能獲得的幫助十分有限，甚至還要被附加嚴苛的政治條件，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在這種情況下，金磚國家嘗試通過創建自己的金融體系來代替長期以來受西方發達國家管控的國際金融體系，以減少其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依賴，從而減少對美元和歐元的依賴，這對于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有著十分重要的示范意義。
2013―2014年間，金磚成員國圍繞設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進行了多次談判，終于在2014年7月召開的巴西峰會，金磚國家宣布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建立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基金。初始資本為1 000億美元，總部設在上海。
二、金磚銀行成立的意義
金磚銀行和應急儲備基金由金磚國家共同出資成立，這對于金磚國家在目前的國際金融秩序下加強自身的經濟自主性，幫助成員國乃至其他發展中國家獲得基礎建設等項目所需資金、應對突發性償付危機和流動性危機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當前世界經濟秩序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世界銀行和IMF在新形勢下雖然也有所變革，但從根本上說仍受少數發達國家所控制，行長也由發達國家政府直接指派。金磚國家和應急儲備基金的成立是對現有國際經濟秩序不合理的必要修正，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促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
（一）促進自身發展
1.當前世界銀行主導的發展模式已經不能夠適應多層次、差異化的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模式。金磚銀行的做法更具區域化特征，在經濟危機后有利于推動改變美國一家獨大的全球經濟低效率運行的狀況。
2.世界銀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無法滿足眾多發展中國家的需求，而金磚銀行在五個國家未來長期投資建設，特別是基礎設施的建設，在國與國合作關系中進一步發展，可以適應未來發展的需求，能為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
3.有利于金磚國家貨幣的穩定。通過金磚國家貨幣的互相流通，減少美元的國際使用空間，減少這些國家的貨幣超貶或超升，有利于降低幣值風險，降低這些國家的外匯干預成本，達到穩定這些國家貨幣的目的。
（二）打破西方話語權壟斷
IMF對于金融危機解決方式存在雙重標準：一方面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對救助國的條件十分苛刻不符合振興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初衷;另一方面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對美國的要求十分寬容。目前在IMF中，金磚國家國土面積占全球的29.6%，人口總量占世界總人口的43.6%，經濟總量占全球的21.25%。然而，金磚國家在世界銀行與IMF等國際金融機構中的話語權則相對較少，金磚五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投票權總共不過11%，而美國一家就擁有17%。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中國等新興國家相對邊緣化是不爭的事實。
金磚銀行是對世界銀行的補充修正，是新的活力元素。而金磚應急儲備基金將成為對IMF的有力補充。在未來，以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為紐帶的合作機制，將帶動金磚國家間更深層次的交流與合作。為鞏固金磚國家經濟體地位、提升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降低對發達國家的依賴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金磚銀行的未來走向
金磚銀行的成立將給自“二戰”以來由西方主導的多邊體系帶來挑戰。雖然在成立之初它的規模和重要性將無法與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抗衡（截至2013年6月，世界銀行的資本總額為2 230億美元，其中多數是擔保額度），作為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供應方，金磚銀行的重要程度甚至有可能超過世界銀行。目前。發展中國家面臨每年1.4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資金缺口，這正是金磚銀行可以大顯身手的“用武之地”。
（一）投資建設項目“去政治化”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在世界銀行和IMF中占據一票否決權的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銀行是美國維持金融霸權的一個工具，其推行的“華盛頓共識”的貸款和救助大多數有非常嚴苛的標準和附加條件。這導致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申請世界銀行貸款時更加謹慎，接受過于苛刻的條件無異于飲鴆止渴。
金磚銀行作為金磚國家抱團取暖、維護自身金融安全的一種機制，它的運營不可能完全摒棄政治考慮。同時，還要實現盈利，推動受援國家發展和獲得投資收益的平衡。金磚銀行應在滿足立行宗旨的基礎上，將政治等因素體現在限額分配環節中，而在運營過程中，投資限額內的項目應該“去政治化”，在項目選擇上不附加政治條件，按市場規律辦事。這樣能夠增加金磚銀行的吸引力，贏得更多發展中國家的信賴和支持，實現金磚國家經濟的騰飛。
（二）金磚國家合作“體制化”
金磚銀行將會使目前仍處于松散狀態的金磚國家增強緊密型，世界上最重要的五個發展中國家進一步合作，由過去的范范合作開始展開實質性的金融合作，形成抱團效應，這可加快金磚國家之間合作的體制化，而不再是若即若離的外交協調機制，最終或將成為一個具有執行力的經濟聯盟。
金磚銀行可以促進金磚國家本幣走向國際市場，通過這個“中轉站”，建立本幣離岸市場，金磚各國的貨幣可以相互兌換流通，加大循環力度，有利于金磚國家的貨幣實現國際化。同時，金磚國家可以依托金磚銀行減少美元資產和美國債券投資，轉向相互之間的股權投資和產業投資，扭轉全球財富失衡的局面。
（三）有力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
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在功能上類似于世界銀行等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主要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長期低息貸款。也就是說，在這一領域，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的業務是交叉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多了一條為基礎設施融資的國際渠道，這將有利于降低融資難度和融資成本。特別是包括我國在內的金磚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已經積累了很多成功經驗，這些經驗可以隨貸款一起輸出，有利于更好改善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條件。當然，金磚國家開發銀行規模還遠小于世界銀行，加上發達國家心態復雜，其要想發揮應有作用依然任重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