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6-22 09:32:1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房地產開發市場規模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摘要】近年來伴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逐步深入，西安市建設改造的進程也逐步推進，為房地產業的深層次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市場呈現出諸多新的發展特征。國家先后出臺的政策促使著房地產市場和信貸健康有序地發展。本文結合詳盡可靠的數據對西安地區房地產市場及其信貸現狀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目前西安市房地產市場運行存在的問題，并對其進行了因素分析，進而提出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建議，以尋求新的發展契機。
2007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調控政策，先后從金融、稅收、土地等多個方面對房地產市場加以規范和引導。近年，西安市作為西部開放后的龍頭城市，城市化進程加快，市政配套建設迅速跟進為房地產行業快速擴展開發提供了有力支持。房地產業開始向著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進行調整。
經濟開發區、浐灞生態區、西咸共建區、長安區、郭杜等區域隨著幾年來區域規劃建設的推進，已經成為地產發展的熱點區域。2007年由于股市過熱，國家為防止房地產風險相繼出臺了多項政策加以調控，作為二線市場的西安市總體有小幅波動，但絲毫沒有影響西安房地產發展進入新的階段。
一、房地產市場現狀分析
1、全國房地產市場現狀
2007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緩慢回升，房屋銷售回溫，經濟適用房投資表現出加速增長的勢頭，房地產開發企業積極謀求多元化融資渠道，利用外資增速發展。全國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25280億元，同比增長30.2%。全國商品住宅竣工面積4.78億平方米，同比增長5%；銷售面積6.91億平方米，同比增長24.7%。西安市房地產市場及其信貸現狀分析與啟示區域經濟區域經濟西安市房地產市場及其信貸現狀分析與啟示
房價總體漲幅較大，上海等熱點城市房價在下半年有一定回落，波動較大。盡管國家調控政策意圖明顯，但是全國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二手住房的銷售價格持續走高。房價上漲過程中，多種市場需求集中釋放，投資和投機需求大量入市。
2、西安市房地產市場現狀
2007年，西安市房地產市場在宏觀經濟環境良性運行、城市建設快速推進的背景之下得到了多方面的提升，國家政策調控的影響逐步顯現，西安房地產市場發展愈趨健康、成熟。
（1）運行狀況。近年來，西安市房地產市場規模逐步擴大，房地產開發市場中企業、樓盤品質逐步提升，居民消費理念越來越為成熟。
①土地交易市場。2007年，西安市公開拍賣土地5136.57畝，其中住宅用地3789.7畝，商業性用地499.61畝。成交土地5083.53畝，其中住宅用地3781.31畝，商業性用地454.96畝。
②商品房供應市場。從商品房投資額看，近年來的西安市商品房完成投資增幅逐年提高，除2005年增速放緩外，2006－2007年均保持平穩增長的勢頭。2007年，商品房完成投資額1474022萬元，較2006年增長37.84%。從商品房供應量來看，近年來年均保持30%以上的增幅。從商品房投資資金來源看，自有資金所占比例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占比最大的仍是借貸資金，較去年上升7.16個百分點，實際完成投資額為509371萬元。
③商品房銷售市場。2007年，西安商品房年銷售面積增長速度明顯加快，較去年相比增幅38%左右，同時，銷售金額方面超過了去年45%。全年商品房銷售量達到了9580125平米，較去年增加了40.67%，創商品房銷售量歷史新高。
（2）運行特點。商品房開發和交易市場異常火熱，開發投資額和房屋銷售額屢創新高，全年房地產市場總體運行速度明顯加快。政府土地市場調控能力增強，市場調控力度進一步加大。小宗地塊將成為西安土地主要供應形式。市場開發繼續穩定增長，市場競爭由產品競爭向品牌、服務競爭升級。投資型住房需求有所回落，大戶型市場產品運作將更為精益求精，住宅價格增長回歸平穩。
二、房地產信貸現狀分析
1、全國房地產信貸現狀
2007年對于中國房地產業是有特殊意義的一年。為了穩定房地產市場和宏觀經濟安全，國務院24號文《廉租房管理辦法》、《經濟適用房管理辦法》相繼出臺。但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仍有所加快。全年房地產開發投資25280億元，比上年增長30.2%，其中商品住宅投資18010億元，增長32.1%。商品房竣工面積58236萬平方米，增長4.3%。商品房銷售面積76193萬平方米，增長23.2%。這些數字都顯示，盡管宏觀形勢、政策環境與過去幾年相比嚴峻很多，中國房地產業整體上還是呈現投資和銷售雙雙興旺的局面。
央行年內6次加息，房地產宏觀融資環境明顯緊縮。政府不僅希望保護居民合理性的住房消費需求，更希望發揮住房公積金在這中間的調解作用。同時央行大力加強住房消費信貸安全管理，更多從“窗口指導”、嚴格信貸資質條件和緊縮信貸額度入手。借助2007年股市的行情和政策的扶持，房地產業有效擴寬了融資渠道，融資結構得到相對優化。
2、西安市房地產信貸現狀
（1）運行狀況。2007年以來，西安市金融機構房地產信貸增速明顯加快，個人住房貸款成為拉動房地產信貸的絕對因素。截止12月底，全市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余額491.85億元，同比增長20.44%，增加了18.89個百分點，其中個人購房貸款余額289.50億元，同比增長35.94％，增加了33.43個百分點。
房地產信貸增長呈現加快趨勢，個人住房貸款增長態勢明顯。2007年各月房地產貸款和個人住房貸款增速較快，增速比較明顯的是四季度，房地產貸款和個人住房貸款增速均呈現正V字形。
房地產開發貸款保持小幅增長趨勢，地產開發貸款增速持續下滑。2007年以來，西安市房地產開發貸款呈現小幅增長態勢，截至12月末，房地產開發貸款201.42億元，同比增長3.80％，年內基本保持小幅增長趨勢，其中地產開發貸款43.52億元，同比增長13.42％；房產開發貸款157.91億元，同比增長9.84％。
信貸情況以農業銀行陜西分行為例。截至12月末，營業部房地產類余額399895萬元，占營業部貸款總額的23.4％，房地產貸款較年初增加152315萬元，其中個人住房貸款79207萬元，比年初增加26088萬元；開發貸款320688萬元，較年初增加126227萬元。
（2）運行特點。宏觀調控措施對房地產市場中資金供給影響較大，中小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資源和銀行開發信貸資金獲取難度增加，將導致房地產行業快速整合資源，優勝劣汰加劇。同時住房貸款風險暴露存在一定滯后性。今后銀行的房貸利率水平有可能上升1.3-1.5個百分點，無疑將明顯加重房貸者負擔。房貸的違約風險可能性加大，繼而引發的更大風險將會波及整個宏觀經濟金融體系。
三、西安房地產市場存在問題的因素分析
西安地區房地產發展過程中凸現出諸多特征，也包含了很多問題。形成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關鍵原因分析如下：
1、物價上漲、通貨膨脹預期和相對于資產價格的貨幣貶值進一步加劇了購房需求，推動房價繼續攀升。物價和房價是互為聯系的，資產價格強烈地受到未來的預期回報的影響，而未來的預期回報則受到未來經濟是否景氣，通貨膨脹與貨幣政策預期的影響。物價上漲造成了通脹預期的加重，這將加大對具有保值能力的房地產的需求，在供給增加一定的情況下，將推動房價的繼續上揚。2、從緊的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需求產生結構化的影響，抑制了中低收入者自住需求的支付能力，刺激了高收入者投資投機需求的積極入市。不斷的加息增加了購房者的成本，這對潛在購房者的購房需求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由于投資回報率仍遠高于資金成本，這種小幅的加息，對抑制投資、投機作用有限。
3、外資進入房地產市場呈擴張趨勢。由于國內房價保持上漲勢頭，投資房地產可以獲取高額的投資回報，加上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大量國際游資流入國內，房地產成為重要的投資途徑。外資投資房地產已經開始逐步向一些二三線城市擴張，西安也在其中。
四、西安房地產發展相關啟示
長期來看，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還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加以深化、完善。根據現狀分析得出以下啟示：
1.繼續加大普通住宅的土地供應
保持住宅尤其是中小戶型住宅的投資規模為重中之重。為了滿足居民不斷增長的住房需求，保證廣大居民能夠安居樂業，必須繼續加大普通住宅的土地供應，保持適度的住宅投資規模和住宅供應量。
2．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減輕中低收入居民購房負擔
住房保障是社會保障問題的重要內容，是建立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未來政府的工作重心應更多放在完善住房保障體系，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上。對于商品房的房價問題，則更多地由市場決定。在2008年兩會期間，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還提到政府用于廉租房制度建設的資金將為68億元，比去年增加了17億元。
3．擇機開征物業稅，穩定房價
從國外的經驗看，物業稅不僅有利于打擊房地產投機、穩定房價，而且有助于改善地方稅收結構、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
對西安政府而言，物業稅是永久的可持續的稅收收入，可以為地方政府提供穩定的稅收來源，有助于解決地方財政過度依賴土地出讓收入的難題。物業稅隨著當地房價上漲而增加，而當地房價的變動又取決于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環境、公共設施的完備情況等，這就可以有效引導當地政府重視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投入，重視長期規劃和城市可持續發展。
4．建立科學的住房消費模式，提倡“租購并舉”
要引導居民樹立“購買和租賃并舉”的二元消費觀念。著力培育租賃市場，完善房屋租賃的配套設施。通過輿論，促成新的理性住房消費，開展“結婚不買房，住套房娶嬌娘”觀點的討論，引導國民合理調整家庭消費結構，避免民眾超前住房消費。
5．加強信息體系建設，引導房地產合理生產和消費
通過完善的房地產信息系統和定期公告制度，有助于合理引導房地產的生產和消費。雖然這需要國家統一設計實施，但是做為西安市也可以進行區域范圍內的嘗試，以保障房地產行業有序健康地發展。
6.創新房地產信貸產品，拓寬融資渠道
商業銀行要不斷創新房地產信貸產品，拓寬房地產開發企業單一的融資渠道，分散房地產信貸風險。針對部分有實力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合理的信貸需求，加強信貸產品的創新工作。引導開發企業轉變觀念，廣泛吸收社會資本增資擴股，通過改善資產負債結構來增強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融資能力。這樣不僅提高了西安市房地產業開發主體的質量，而且有利于西安市房地產業持續健康發展。
五、結束語
隨著政策的進一步調控，西安房地產市場經歷了很大的變化。西安房地產市場經過多年的穩步快速發展，已逐步進入盤整期，近年來出臺的一系列調控政策其累積影響效應和市場長期發展走向將于今后得以顯現，所以我們相信西安房地產必將成為西安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體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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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制度是一個國家用法律形式確立的金融體系結構，以及組成這一體系的各類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職責分工和相互聯系，是在長期發展中逐漸演化而成的復雜而又脈絡清晰的生態系統。信貸、利率和貸款擔保制度是我國金融制度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信貸與利率制度是影響房地產市場最重要的宏觀金融政策因素。由于我國宏觀金融政策存在不足，信貸與利率成為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風險交叉傳染的兩個重要渠道;互保聯保措施是目前我國江浙地區商業銀行貸款擔保的普遍做法，由于其存在著先天不足，也成為這兩個市場風險交叉傳染的一個重要渠道。下面將通過分析三個渠道對房價的影響來歸納風險在兩個市場中的交叉傳染機制。
(一)信貸渠道
信貸手段是央行最重要的數量型工具之一，其最大的特點是可以直接緊縮或擴張銀行的貸款供給數量，繼而調節流通中的貨幣量，進而迅速影響住房需求狀況，最終引起房價波動。以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為例，擴張性貨幣供給政策對開發商與購房人的影響效果不同，通過增加投資和增強購買力將風險傳染到樓市，從我國和其他國家的歷史情況來看，一般會導致樓市繁榮，量價齊升的同時泡沫膨脹［7］。1．從房地產開發商角度來看，擴張的信貸政策將使其得以擴大投資規模，一方面增加市場供應，彌補供需缺口而平抑房價;但另一方面，充裕的流動性也使得其能夠高價競拍土地而推高地價從而推高房價，而且房價上漲預期將會帶動大量投機投資者入市購房，進一步推高房價。從經濟學原理上講，長期中只要市場是完全競爭性的，房價會因為供給增加占優而受到抑制。但是房地產開發本身有別于一般工業品市場:一是存在開發周期會導致短期供需失衡:二是我國房地產市場不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而是有著較強壟斷性的市場，因此信貸擴張將推動房價上行。2．從購房人的角度看，信貸擴張也將推高房價，在短期內尤其如此。擴張性信貸政策將使居民的購房貸款可獲得性增加，使房產需求增多，交易量增加推高房價;另一方面，由于存在房地產開發周期，短期內增加的購買力與存量房數量有限形成矛盾，從而推高房價。不過長期中，由于新開發的房產不斷入市、剛需不斷減少，加上房價越高購房人越減少，不斷攀升的房價將會受到抑制而下跌。另外，房地產有著投資屬性，因此其有投資品的正反饋效應。一旦房價產生上漲預期，各種投機投資者入市將推動房價迅速單邊上揚，也會激起剛性需求者的恐慌而使其被迫高價購房。但是央行不會任由房地產泡沫膨脹，在房地產市場非理性繁榮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風險加劇將會觸發宏觀審慎管理政策，信貸緊縮將導致樓市轉頭向下。房地產市場的正反饋效應再次啟動將導致房價單邊下跌。這兩種正反饋效應對房價的影響都非常強烈，信貸擴張將可能導致房價先揚后抑劇烈波動，使風險加大。從上述影響分析可見，風險通過信貸渠道在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交叉傳染的機制可以歸納為:寬松貨幣政策提供了大量的信貸資金———資金涌入推高地價，開發周期長供需失衡———多因素推動房價上漲———房價上漲吸引剛需和其他各種投資投機性資金入市———資金繼續涌入與房價持續上漲相互強化導致樓市泡沫膨脹———風險加劇觸發宏觀審慎管理政策———信貸緊縮，樓市失血———房企壞賬加上按揭斷供導致銀行貸款不良率攀升———房地產金融危機爆發。
(二)利率渠道
利率手段是央行最重要的價格型工具之一，其最大的特點是市場化、基礎性、傳遞性，中央銀行通過基準利率所發出的調控信號，能有效傳遞到各個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價格上，從而對整個社會的金融和經濟產生深刻影響。利率渠道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也要從供需兩方面來考慮。同樣以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為例進行分析:從供給角度來看，利率是資金的使用成本，全面影響開發商的建筑成本、財務成本和利潤等。在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下利率將下降，使得開發商貸款成本降低，加上對未來預期樂觀，因此開發商會增加貸款投入從而在未來增加房產供給。但是由于短期的房價更多地取決于短期內房產供需狀況，而房地產市場存在開發周期，短期的房產供給取決于存量多少。［8］從需求角度考察，對自住型購房人來說，利率下降意味著房貸成本降低，必然會有部分潛在剛性需求者選擇出手購房，使住房的有效需求增加;對于投資投機型購房人來說，利率下降使其投資成本降低，預期收益增加。從國際經驗來看，利率下降往往會使房價上漲，因此理性的投資者會迅速增加房產購買投資。而且由于房產供給受到開發周期的影響，短期內難以增加，如果存量有限將會導致供求失衡，因此利率下降將使房價上升。［9］利率下降導致的房價上升不會長期持續。在房地產市場泡沫膨脹使金融經濟風險加劇的時候，央行將會通過提高利率收緊流動性，從而導致房地產市場掉頭向下。從上述影響分析可見，風險通過利率渠道在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中的交叉傳染機制可以歸納為:寬松信貸政策降低貸款利率———房地產開發和按揭買房成本降低，帶動剛需和投機投資資金入市購房———房地產開發周期較長導致供需失衡，房價上漲———房價上漲帶動更多購房人入市，樓市繁榮進一步推高房價，樓市泡沫膨脹———風險加劇觸發宏觀審慎管理政策———利率上升增加購房成本，減少購房需求;新房供應大量增加———供求再次失衡導致房價下跌———房企壞賬加上按揭斷供導致銀行貸款不良率攀升———房地產金融危機爆發。綜合上述兩種渠道的影響機制可見，宏觀金融政策應該要有持續性、前瞻性和可控性，短期內波動不宜過于劇烈。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后，我國啟動4萬億投資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應急措施，投放天量信貸，同時不斷調低利率，使溫州市許多資質不符合銀行規定要求的企業獲得了大量的貸款，其中很多企業并沒有產能擴張的計劃，而是將貸款投入來錢快、利潤高的房地產市場，導致溫州樓市的非理性繁榮，房價從2009年1月的13000元每平米上漲到2011年2月的34000元每平米，漲幅高達161．54%，泡沫膨脹。①時隔僅僅1年(以2010年1月18日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為標志)，在無論是房企還是實體企業的一個投資周期遠未完成之時，央行貨幣政策就回歸穩健，銀行收緊銀根，風格切換過于頻繁且幅度過大導致許多企業資金鏈斷裂，并引發金融經濟的劇烈連鎖反應。
(三)貸款擔保渠道
互保聯保是我國江浙地區商業銀行貸款擔保的常規做法，溫州地區的中小企業貸款普遍采用這種擔保方式，經濟蓬勃發展時期這種模式在幫助中小企業融資方面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有雙面性，互保聯保的做法蘊含著巨大的風險。根據溫州市金融機構貸款的一般做法，企業申請貸款時，首先將自有廠房作為抵押物評估，以評估價格的50%獲得貸款金額;對于不足部分，銀行則要求貸款企業提供1～5家企業進行擔保。我們在2013年調查中顯示，平均每家中小企業有3家互保關系。由此，如果1家企業倒閉，就有2～5家企業會遭殃;而如果5家企業倒閉，將會有20家左右企業受到牽涉。溫州市浙江滬洋電氣有限公司企業主“跑路”，就涉及到直接為其提供擔保的5家企業，還有更多的企業受到間接的牽連。受到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溫州制造業利潤逐漸微薄，急需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高房價帶來高利潤的示范效應吸引了眾多制造企業投入大量資金進入房地產市場，其中大量的資金來自互保聯保的擔保貸款。而一旦樓市出問題，銀行將會自我保護緊急抽貸，銀根緊縮導致涉房企業資金鏈斷裂，風險將通過擔保鏈迅速放大和傳染，一家有難將變成集體受難，平時救急，危時要命，具有集群性、區域性和系統性風險。互保聯保渠道與制造業所面臨的困境以及房地產市場巨大利潤的吸引力緊密相關。風險通過這一渠道在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乃至實體經濟中的交叉傳染機制可以歸納為:互保聯保措施使得企業獲得過量貸款———制造業蕭條和投機高收益吸引資金進入房地產市場推高地價房價———樓市繁榮吸引更多資金進入房地產市場———房價與投融資相互強化導致房地產泡沫膨脹，風險加劇觸發宏觀審慎政策———銀根緊縮使樓市失血戳破房地產市場泡沫———涉房企業倒閉———擔保鏈上的其他企業倒閉形成企業倒閉潮———銀行不良貸款增加引爆房地產金融危機，風險由此在多個市場中交叉傳染，并可能迅速擴大到整個金融經濟體系。
二、民間借貸在風險交叉傳染機制中的作用
民間借貸作為溫州金融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房地產金融風險的傳播中起了重要作用，近年來一直處于活躍期。據溫州銀監分局最近的一次調查，2010年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規模約1100億元，占當年全市銀行貸款的20%;其中用于房地產項目投資或集資炒房的約220億元，占比約為20%。這包括一些人以融資中介的名義，或者由多家融資中介聯手，在社會上籌集資金，用于外地房地產項目投資，也包括一些個人在親友中集資炒房。［10］同一年(2010年)溫州市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僅為270．5億元②，由此測算流入房地產項目的民間融資占當年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比例高達81．33%。可見高息民間借貸在溫州市房價泡沫膨脹和破裂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溫州地區民間借貸的利率非常高，本身有著巨大的風險，通過開發商參與民間借貸，將風險傳遞到房地產市場;隨著樓市的崩盤，風險迅速傳染到民間借貸市場。由此，風險在房地產市場和民間借貸市場之間交叉傳染，并進一步擴散到更大范圍的金融市場。我們通過調查分析認為，民間借貸在風險交叉傳染機制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民間高利貸放大了風險的程度。由于流入房地產開發市場的資金中包括大量的高利貸，只有更高收益才能彌補這種高利息，因此民間高利貸通過推高房地產開發成本進而推高房價，使得溫州房價上漲速度和幅度均高于國內其他三線城市。而在樓市崩盤的過程中又加劇了金融恐慌，導致房價下跌幅度明顯高于其他地區，給房地產市場崩盤埋下了巨大的隱患。另一方面，民間高利貸加快了風險傳染的速度。宏觀金融政策的劇烈波動導致開發商資金鏈斷裂，于是開發商求助于民間高利貸。然而房價持續下跌導致民間高利貸本金和利息無法及時償還，債務人跑路使得風險迅速向民間借貸市場傳導，恐慌加劇導致民間借貸市場在短時間內崩盤，風險傳播速度遠高于其他地區。房地產市場非理性繁榮和高利潤、宏觀金融政策變化過快是高利貸進入的誘因，也是催生高利貸的土壤。但是如果沒有溫州樓市的畸形發展以及宏觀金融政策大起大落，次貸危機之后溫州民間高利貸市場不會如此繁榮，也不會形成目前這種嚴重后果，可以說高利貸介入是溫州樓市加速崩盤的催化劑。除了上述三種原因導致風險在兩個市場之間交叉傳染，民間借貸推波助瀾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導致溫州市房地產金融風險的加劇與擴散，如不合理的土地供應政策等。2013年溫州市總共出讓土地9698畝①，是2007～2011年溫州市區的供地總和的3倍;2013年溫州市區商品房新增供應量將近80萬平米，再加上2012年年底80多萬平米的庫存，市場供應量將達160萬平米，而2006～2011年溫州市區商品住宅銷售量共計362．05萬平米，年均僅60萬平米。②龐大的土地出讓量和新增商品房供應對溫州房價形成了重壓，供需嚴重失衡也是導致溫州房價持續下降的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三、溫州市房地產金融市場危機的解決對策
2009年銀行業發展狀況
銀行信貸猛增推動經濟復蘇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加劇和國內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加大的形勢,中國政府果斷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2008年四季度至2010年的4萬億元擴大內需的投資計劃逐步實施的帶動下,隨著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帶來銀行配套資金的大量釋放,信貸狂潮持續了整個2009年前半年。據統計,2009年全年新增信貸投放創歷史紀錄高達9.59萬億元,全年信貸增速高達34%。其中,1月、2月、3月、6月為貸款新增的高峰期,四個月新增貸款合計為6.14萬億元,占總新增貸款比例的64.63%。
2009年商業銀行的巨量信貸投放改善了全社會及企業的流動性狀況,助推了企業生產的企穩回暖,提升了企業景氣和企業家信心程度。銀行信貸資金在推動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也拉動了國內GDP的增長。2009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33.54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8.7%,其中投資拉動占比為80%。毫無疑問,銀行杠桿成為中國實現經濟復蘇的最大功臣。
以量補價難以遏制利潤增速下滑
由于執行反危機的降息政策,銀行整體息差水平比2008年顯著縮小。中國內地人民幣業務凈息差為2.21%,較上年下降0.49 個百分點;中國內地外幣業務凈息差為1.44%,較上年下降1.45 個百分點,但與上半年相比降幅明顯收窄。
凈息差下降的主要因素包括:(1)人民幣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大幅下降。2008年9〜12月,中國人民銀行連續降息,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累計分別下降了1.89和2.16個百分點,貸款利率下調幅度大于存款利率,存貸款利差收窄。基準利率下調對生息資產和付息負債利率水平的影響在2009年充分體現。與此同時,市場利率大幅下行。2009年,人民幣七天SHIBOR利率平均值為1.24%,較上年下降1.68個百分點。一年期央票收益率平均值為1.50%,較上年下降2.17個百分點。(2)外幣市場利率大幅下降。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全球主要經濟體利率維持在歷史低位,市場利率震蕩走低。2009年,美聯儲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0.25%的目標區間,歐洲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維持在1%的水平,英國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維持在0.5%的水平。截至2009年末,六個月美元LIBOR為0.43%,較上年末下降1.32個百分點,六個月EURIBOR為0.99%,較上年末下降1.98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貸款結構變化顯著,貸款收益有所下降。―是2008年下半年起貸款基準利率快速下調,直接限制了商業銀行貸款收益水平的提升。二是新增貸款結構欠佳,上半年新增貸款中低收益的票據貼現占比達到23%。雖然中長期貸款占比有所提升,但仍不足以彌補貼現對貸款收益率的影響。三是市場流動性充裕,機構間競爭更趨激烈,貸款定價水平達到歷史低位。這些因素使得銀行凈利差剛性收窄,銀行不得不采取“以量補價”策略,持續擴大信貸投放規模,以努力實現銀行收入水平、利潤水平的增長。銀監會2009年年報顯示,2009年銀行業金融機構實現稅后利潤6684億元,資本利潤率16.2%,資產利潤率0.9%,利潤結構中凈利息收入占到了63%。可以得知支撐盈利增長的貢獻主要來自于信貸規模接近34%的增速擴張。從各大銀行年報數據中可以看到,銀行以量補價的策略未能奏效,利潤增速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進入統計數據的17家銀行中,工行、中行、華夏、深發展、興業、民生、浙商、渤海這8家銀行2009年資產利潤率較2008年獲得提升,廣發基本持平,其余都是略有下降。從全行業來看,凈利潤增速從2008年的32.85%下降到14.36%,以量補價難以遏制住利潤下滑。
銀行資本充足率快速降低,補充資本壓力巨大
2009年上半年銀行業“以量補價”策略的實施,使得部分資本狀況一般的銀行在資本充足指標方面下滑明顯,接近監管底線。隨著銀行信貸規模的快速增長,各銀行的貸存款比例處于高位,大部分銀行接近75%的監管上限,小部分銀行比如中信、光大、深發展、民生已經超出監管范圍之外,分別為79.62%, 80.35%,79.14%,76.56%。
天量信貸投放使得各銀行資本消耗嚴重、未來資本補充壓力較大。在對17家國有商業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的資本狀況進行對比考察后發現,各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與2008年相比,工行下降0.85%,農行下降0.49%,中行下降1.74%,建行下降0.86%,交行下降1.39%,分別降至9.9%、7.55%、9.07%、9.31%、8.15%。股份制銀行中深發展和浦發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處于較低水平,分別為5.27%和5.06%,接近監管紅線;而渤海銀行核心資本充足率下降幅度最大,從2008年高水平的13.17%下降到2009年的7.43%。
2009年各類商業銀行積極通過發行次級債和混合資本債,以補充附屬資本。截至2009年11月,有24家商業銀行在銀行間債券市場公開發行債券,合計發行規模2655.5億元;兩家銀行發行混合資本債,合計發行規模100億元。其中發行量最大是國有商業銀行,其發行量占到了77.10%。建設銀行2009年分別于2月、8月、12月發行三期次級債,合計發行規模800億元,是2009年發行債券規模最高的商業銀行。
由于銀監會于2009年10月下發了《關于完善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機制的通知》,規定商業銀行持有其他銀行發行的資本工具余額不得超過其核心資本的20%的規定,并對銀行間存量互持的次級債采取以7月1日為紅線的“新老劃斷”方式扣減的辦法,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次級債券和混合資本債券的需求量,使得商業銀行紛紛采取各種措施補充資本,包括二級市場配售、定向增發、引入戰略投資者、H股上市等。
2010年中國大型銀行的資本缺口壓力仍然很大,紛紛宣布了籌集新資本以充實自身資產負債表的計劃(表1)。上市銀行增發無疑會成為2010年資本市場的重頭戲。然而,上市銀行增發仍然蘊含著風險。就銀行目前的實際情況而言,銀行并不完全是真的資金緊張,而是信貸結構和資產結構嚴重失衡。因為,2009年的天量信貸,絕大多數都給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和開發商,而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農村經濟組織等獲得的信貸支持相當有限。在這樣的信貸結構下,銀行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就很難發揮,經濟復蘇的基礎也很難牢固。因此,大規模的融資完成以后,銀行能否給實體經濟以最大力度的支持呢?如果銀行繼續按照現在的經營思路,繼續把信貸資金投向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開發商,那么,融資不僅不能化解銀行的風險,反而會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
監管政策收緊,銀行疲于應付
伴隨著銀行貸款的高速投放,為防范風險,2009年下半年以來,圍繞提高撥備覆蓋率、資本充足率、信貸投放速度和投放結構以及新業務開拓等方面,銀監會進一步提高了對銀行風險管理的要求,加強了監管力度,以防潛在風險,特別是《關于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機制的通知》對于資本充足率的影響是很大的。
資本新規具體包括:將資本充足率達到10%作為審批商業銀行新業務、新機構準入及提升監管評級時的硬性指標要求;對商業銀行發行次級債補充資本充足率的行為有所限制;對銀行間交叉持有的次級債計入附屬資本進行更嚴格的限定。在將次級債計入該銀行附屬資本的過程中,將2009年7月1日定為標準時點,按照“新老有別”的原則將銀行交叉持有的新發行次級債從附屬資本中扣除等。上述監管新規,將進一步加劇商業銀行受到資本充足率硬性約束限制的程度,并將影響其信貸業務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銀監會監管收緊對于銀行業的影響非常大,銀行撥備覆蓋率明顯提升。從各大行2009年年報可以看到,17家銀行中除了農行和中信沒有達標之外,其余全部達到了150%撥備覆蓋率的監管要求。國內商業銀行撥備覆蓋率為144.1%,比年初上升22.7個百分點。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
除了資本監管加強外,貸款新規也對銀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銀行面臨著經營和監管的雙重擠壓。中國銀監會2009年出臺的《固定資產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和《項目融資業務指引》以及2010年2月正式頒布實施的《流動資金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個人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在業界被統稱為貸款新規的“三個辦法一個指引”)都使商業銀行在經營活動、符合監管要求的過程中顯得左右為難。這些新規的出臺,在幫助銀行實行貸款全流程管理、規范貸款操作行為、防范潛在信用風險、確保銀行業穩健運行的同時,也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信貸觀念更新、管理措施跟進、目標客戶維護以及人員素質提升等提出了嚴峻考驗。《固定資產貸款管理暫行辦法》的初衷在于通過加強貸款支付的管理,強化貸款用途管理,減少貸款挪用風險,避免銀行貸款進入股市、樓市而非實體經濟領域。而大客戶的接受度不高,這給銀行維護客戶關系、推進《辦法》的實施帶來了困擾。銀行試圖通過用流動資金貸款代替固定資產貸款,以及化整為零的變通方法也在《流動資金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個人貸款管理暫行辦法》的出臺下再一次受阻。
后危機時代銀行業風險分析
存款活期化,貸款中長期化,錯配風險集聚
存款活期化。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活躍和經濟的企穩回升,存款進一步活期化的趨勢明顯。從儲蓄存款的定、活期結構來看,2009年居民儲蓄存款中,活期存款占居民儲蓄存款的比重呈現緩慢上升的趨勢,下半年活期存款新增額高于定期存款新增額。說明儲蓄存款的穩定性趨于下降,存款活期化趨勢日益明顯,流動性風險加大。
新增貸款長期化。2009年上半年,在投資結構上最為明顯的特征就是票據融資占比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企業中長期貸款大幅上升,與前期相比,顯示流動性更多地進入實體經濟。通過對17家全國性商業銀行2009年貸款構成的研究發現,從2009年7月貸款構成中新增中長期貸款規模達到了當月新增貸款規模的2.38倍,9月份更是達到3.41倍,新增貸款長期化趨勢非常明顯,這種情況和政府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密切相關,因為絕大部分中長期貸款投向了政府的基礎設施項目和其他投資項目。但是在2010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內,為支持宏觀經濟持續回升,銀行新增中長期貸款的規模必須得以保證,因此,商業銀行將面臨較為嚴重的資金流錯配風險。
從中長期貸款的部門流向來看,中長期貸款過多地集中在了企業部門。目前,企業部門獲得的中長期貸款占76.2%,從2007年底流向居民部門的中長期貸款比重持續下降,直至2009年二季度之后有所回升。
再觀察企業和居民消費兩個部類中長期貸款的占比。首先,居民消費性貸款中中長期貸款占了絕對的份額,雖然近年來持續下降,但仍高達88%。居民消費性貸款主要是住房按揭貸款,其比重如此之高與中國的消費信貸市場的欠發達有關,但居民消費性貸款如此高比重集中在中長期貸款尤其是住房按揭貸款上,實際上大大壓抑了居民的其他消費支出。其次,企業部門的貸款快速的向中長期貸款集中。2005年第一季度非金融性公司的貸款中,中長期貸款只占34.5%,到2009年四季度這一比重上升到了50%。企業獲取中長期貸款一般用于固定資產投資和設備購置等,當經濟處于下降周期中時,會有大量企業出現經營困難甚至倒閉,企業部門貸款中如此高比例的中長期貸款實際上增加了銀行體系的風險。
信貸投放集中。觀察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中的貸款投向不同行業的比重發現,中長期貸款集中配置在制造業、交通運輸行業、房地產業、電力燃氣和水的生產和供應行業以及水利環境公共設施管理行業,這五大行業所占的中長期貸款比重分別為17.1%、20.8%、32.2%、16.7%以及8.1%,共占中長期貸款的94.8%。如果將交通運輸、電力和水的生產以及水利算作基礎設施和公共投資的話,這部分中長期貸款占到總的中長期貸款的45.6%。從我們的分析來看,中長期貸款過度地集中在了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行業,這本身就極大地提升了中長期貸款的風險。
中國銀行體系中中長期貸款比重上升過快,與存款期限匹配性差,同時,中長期貸款過度集中地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行業,這些都系統性地提高了商業銀行的風險,也制約了下一年度中長期貸款份額的上升空間。反思中長期貸款過度集中的投放特征,實際上集中體現了中國經濟當前的增長模式的風險。
中國經濟雖然呈現了高速的增長,但我們的增長過度依賴投資,過度依賴房地產行業,這都系統性地提高了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而且增長速度越快,風險就越大。同時,中國目前間接融資規模過大的金融結構也使得中國經濟增長的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轉移到了中國的商業銀行體系,直接的表現就是我們上述提到的中長期貸款在整個貸款中的占比過高,中長期貸款投向過度集中。因此,要系統性地降低中長期貸款的風險,依靠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是不夠的,也是無法實現的,最終的轉變還有賴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貸款主體“親政府化”,政府融資平臺貸款激增,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隱現
在貸款向市政建設、公共事業項目集中的同時,貸款主體自2008年末和整個2009年表現出兩大特點:一是貸款主體向國有大型客戶集中,二是2009年以來的新增貸款中的主要投向之一就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所支持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由于當前國內信貸業務具有的較高收益能力以及國內商業銀行經營轉型仍處于起步階段,因此各商業銀行對于信貸市場的爭奪非常激烈,信貸市場占比仍是衡量商業銀行經營地位的核心指標之一。在中央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背景下,商業銀行自然不能錯過通過信貸擴張改變競爭地位的機遇。政府融資平臺一方面具有政府信用背景,另一方面,融資平臺涉及的工程中不少是地方的重點項目和投資熱點,所以加大對政府主導的融資平臺貸款就成為銀行必然的選擇。
銀行貸款集中投向大國企
盡管國家一再強調向中小客戶傾斜,但是出于對規模、成本和資產質量的考慮,大部分商業銀行仍把信貸資金向大客戶集中。從各大銀行2009年年報數據可以看出,華夏、廣發、深發展、興業、民生、恒豐、浙商的客戶集中度都比較高,其中廣發在圖11中比較顯眼,單一客戶貸款比率達到了10.21%,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達到了56.43%,全都超過了監管要求,貸款集中性風險較高。
從本次投資增長的結構來看,國有企業投資大幅增加,相反,民營企業及有限責任公司的投資反而出現下滑,因此貸款集中度大幅增加。政府主導型的經濟政策、政府刺激計劃,短期內在應對危機上確實能夠取得一定成效;但政府投資主導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如果操作失當也可能蘊含著較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來自政府部門的投資需求具有不可持續性,如果居民部門作為最終消費者其收入在總體經濟中的份額不斷下降,需求和供給最終將無法平衡。從這個角度看,當前的政府投資能不能帶動私人部門的投資、能不能切實轉化為居民的收入和消費,將成為政府經濟刺激計劃成敗的關鍵。
目前我國所實施的反周期政策在經濟衰退時能夠拉動經濟增長,一旦經濟復蘇,新一輪的宏觀調控就將再次擠壓過剩產能,并導致嚴重的銀行呆壞賬風險。20世紀90年代經濟下滑時期銀行信貸急劇擴張之后所引發銀行不良貸款率高企,可謂前車之鑒。
地方政府過度融資把銀行引入風險境地
2009年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成了各級地方政府擴大融資、投資的重要機遇期。2009年地方融資平臺的借貸規模猛增2倍以上,即目前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大部分是在過去一年形成的。大規模的投資拉動可能導致地方政府對商業銀行的信貸干預問題越來越突出,而與之相聯系的道德風險將嚴重侵蝕商業銀行的貸款質量。來自中國監管部門的資料顯示,2009年末,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通過超過3000多家融資平臺獲取的各項銀行貸款余額已經累計7.38萬億元,其中2009年新增投放3.05萬億元,融資平臺貸款余額占到了各行一般貸款余額較大的比例,如圖12,2009年末光大銀行平臺貸款余額占到了一般貸款余額的33.1%,興業銀行為29.4%,平臺貸款集中度比較高。地方政府在投融資沖動下,基本沒有考慮本級政府實際可承受能力。由于地方政府貸款建設的項目,大都不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無法用項目本身產生的效益來歸還銀行貸款,要用當地本級政府未來的財政收入來歸還。巨大的還款壓力對一些相對財力較弱的地方政府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對商業銀行經營產生諸多影響,引發各種風險因素。短期來說,由于投資和信貸政策的收緊,地方政府的一些投資項目可能難以繼續融資,從而導致工程爛尾,進而造成銀行的壞賬;中長期來說,地方政府融來的資金主要投向了基礎設施建設,這類投資一般都有回收期長而且低收益甚至無收益的特點,即項目本身的還款能力相當弱,主要靠財政收入償還,而地方財政收入又是不穩定的,不僅對經濟周期敏感,而且因土地收入已占20%以上,直接受著房地產市場冷熱的影響。此外,極端情況下,某些地方政府違約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為近年地方政府較普遍的以財政對借貸進行擔保的做法,嚴格地說在法律上是無效的。這些情況有可能成為銀行體系信貸質量方面的長期隱患。
多數銀行平臺貸款增量集中度超過25%,興業銀行平臺貸款增量集中度超過60%,比較突出。如此高的集中度可能會提升銀行未來的不良貸款率,進而影響盈利。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多為中長期的基建類貸款,而建設周期通常長達2〜3年,因此在隨后兩年有進一步融資需求,當償還本金高峰來臨時,融資平臺不良貸款對銀行業2012〜2014年的盈利將產生較大的影響。按照中金公司的估算,融資平臺貸款余額將在目前7.38萬億元的基礎上進一步上升,后續貸款約為2萬億〜3萬億元,直到2011年達到峰值,為9.8萬億元,之后逐步回落,2014年為4.9萬億元,接近于2008年底的水平。從2012年起償還本金的金額顯著上升,2013年達到峰值,為2.3萬億元。假設2013年融資平臺貸款的不良率為3.36%,關注類貸款比率為13.45%,商業銀行對不良貸款撥備比例為100%,對關注類貸款撥備比例為5%,則2013年融資平臺不良貸款和關注類貸款將分別達到2359億元和9437億元。如果商業銀行將這些不良貸款在2010〜2012年提前撥備,則需撥備2831億元,相當于銀行業2010〜2012年撥備前利潤的6.6%,對銀行業2010〜2012年凈利潤的影響為7.9%。如果累計超過地方政府償債率警戒線的還本付息金額全部變為不良貸款的假設,對銀行業2010〜2012年凈利潤的最大影響為33.1%之間(如表2)。
房地產信貸激增,房地產及與之相連的個人住房按揭貸款的信用風險不容忽視
2009年以來,房地產市場明顯回暖,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都比往年有大幅的增加(如圖14),與房地產相關的銀行信貸規模也在大幅上升。一直以來,房地產開發的主要資金來源于銀行信貸(自2006年以來銀行貸款在房地產開發資金來源中平均達到21%)。截至2009年底商業銀行發放的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達到2.52萬億元,占全部貸款余額的6.32%,同比增長29.75%。2009年新增房地產開發貸款5796億元,占各項新增人民幣貸款的6.02%。2009年房地產開發市場顯示出比2007年更火爆的狀況。與房地產景氣度同向發展的是個人住房按揭貸款。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回暖,個人住房按揭貸款也出現了突飛猛進的增長。截至2009年底,住房個貸余額達到4.76萬億元,占全部貸款余額的11.91%,同比增長41%;新增個人住房貸款1.4萬億元,占新增人民幣貸款的14.5%。
金融過度支持有可能會激化房地產業危機,特別是長期寬松的信貸政策,過低的利率政策會不斷刺激房地產的投資性需求,增加房地產的消費性需求。從各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情況來看,房價上漲,繼而出現風險,基本都與銀行的進入支持密切相關,特別是房價短期內快速飆升,基本上都是銀行金融支持的結果。可見,銀行信貸的非理性擴張和收縮會嚴重影響房地產資金供應,致使各種投機行為愈演愈烈,不斷堆積金融風險,給房地產金融風險埋下隱患,引發一連串連鎖反應。
當前我國房地產金融風險主要表現為信用風險,主要體現在土地儲備貸款、房地產開發貸款等三個方面:第一,土地儲備貸款存在隱性風險。1997〜2009年隨著我國房地產的快速發展,房地產土地開發面積也在快速增長,但土地購置面積一直大于開發面積,造成大量土地閑置。而這些閑置土地大量囤積在部分土地開發商和房地產開發商手中,占用了大量的資金。第二,銷售的不確定性使房地產開發貸款面臨極大風險,經濟繁榮時期銷售猛增,一旦經濟衰退銷量會大幅下滑。以2008年為例,房地產市場的突出表現是銷售非常低迷,銷售面積、銷售金額全部下降。開發商銷售不暢,資金回籠減緩,資金鏈趨于緊張,現金流量情況惡化,短期償債能力下降。由于房地產市場風險轉化為房地產開發貸款風險有一定的滯后性,其中蘊含的潛在風險不容忽視。第三,高房價收入比使個人住房消費信貸違約風險開始上升。房價收入比是指房屋總價與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以2009年北京房產均價13224元和城鎮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26378元為例,一個三口之家,兩個成人的全部年收入來購買一套90平米的房子需要22年,購買一套80平米的房子需要20年,購買一套70平米的房子需要17年。當然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在迅速增長,可能居民房價收入比會隨著收入的增長而下降,但目前高企的高房價收入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未來購買力的透支,使得個人住房消費信貸潛在的違約風險不容忽視。
“脫媒”壓力下銀行理財產品瘋長,資產表外化潛藏風險
隨著金融改革的深入,資本市場越來越成為資金融通的重要渠道,對傳統的銀行經營帶來挑戰,銀行存款減少,分流向資本市場的脫媒現象愈演愈烈,居民和企業對于銀行的依賴程度越來越低。面對脫媒的壓力,銀行不得不尋找新業務途徑,而理財業務從2004年上市后就成為各行競相角逐的市場。2006〜2008年間,銀行理財產品發售數量一路上漲,到2009年更達到了7566款,募集資金達到了5萬億元,2010年1〜4月信托理財產品發行規模高達1.88萬億元,銀行理財業務呈現“井噴”式發展。
在人民幣理財產品的初創期,投資方向基本為銀行間國債、央行票據、貨幣市場基金等固定收益工具。在風險管理方面,與初期的外幣理財產品相比,人民幣理財產品則更為規范,客戶資金與銀行自有資金相互隔離。應該說,這一時期的理財產品屬于商業銀行熟悉、專注并具有傳統優勢的領域,依靠銀行自身的平臺就可以完成產品銷售、資產配置、投資決策、清算分配等職能。
此后,由于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的走低以及資本市場的走強,商業銀行紛紛探索新的理財產品運作模式。一是借助信托平臺進入股票市場、產業投資市場。銀行通過與信托公司合作,將理財資金委托給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則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股票和實業投資。在這種投資路徑打通后,理財產品形式上的創新層出不窮,比如新股申購、信托收益權轉讓以及由債券、股票、信托融資等產品組合而成的資產配置產品等。二是與外資金融機構合作推出結構性理財產品,實現覆蓋全球市場的投資管理。尤其是QDII的推出,打通了人民幣海外投資的通道,擴大了資源配置的半徑,理財市場上出現了大量與利率、匯率、股指掛鉤的產品。
自2008年二季度開始,風險相對較低、收益相對穩定的信托貸款類產品大幅增加,占主導地位。進入2009年三季度以后,一系列緊縮資金流動性的宏觀政策讓銀行“錢包”收緊,加息即通脹預期又讓投資者對存款缺乏興趣,銀信合作理財產品大幅增加,并保持快速增長,2009年11月銀信合作理財產品發行規模達到了1600億元。其中,國有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的市場份額占全部理財產品市場的80%左右。在信貸規模緊縮時期,商業銀行借助信托平臺實現了對企業的變相貸款,通過與信托公司的合作,盤活了存量貸款或分流了增量貸款,間接地使信貸規模得以擴大。據了解,多家開發商直接走貸款通道屢屢受阻,很多銀行通過信托貸款的方式,用理財產品將資金引到房地產領域。這已成為不少銀行貸款以外盈利的重要方式,也成為開發商曲線獲得間接融資的重要手段。
此外,銀信合作理財也成為銀行間信貸騰挪的手段。2010年對信貸投放節奏控制嚴格,四個季度的比例基本控制為3∶3∶2∶2,因此銀行必須對信貸投放做好充分計劃,比如有哪些信貸馬上要發放,有哪些資金可以回收,碰到額度緊張時,就會向總行申請進行信貸資產轉移。不過,除了額度控制的因素外,銀行還可以進行結構調整。現在信貸利率較高,所以一般轉移出去的信貸利率會比較低,比如下浮10%,這樣銀行就可以用騰挪出的信貸額度投向利率較高的信貸。
部分銀行業金融機構為規避資本監管、計提撥備等要求,通過設計發行信貸資產類理財產品,將存量貸款、新增貸款等轉出表外。雖然貸款已轉出資產負債表,銀行依然承擔貸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實質上的法律責任和風險,卻因此減少資本要求,并逃避相應的準備金計提。不容忽視的是,一旦理財產品未來出現支付風險,銀行就會對企業給予貸款支持。這樣看似風險低的表外融資立即轉為表內,構成商業銀行的一大隱形風險。盡管理財產品背后的運作采取銀信合作模式,但客戶在很大程度上仍將其視為銀行行為,因此一旦信托公司不按照信托協議管理、運用信托資金而出現問題,銀行則會面臨極大的聲譽風險。
可以看到,銀行理財在我國仍處于粗放式發展的初級階段,產品同質化、大眾化特征較為突出,部分銀行在理財業務上一味追求業務規模而忽視風險管理。例如產品研發上,未能按照利益和風險適應性原則設計產品,沒有從資產配置的角度進行投資組合,沒有運用科學合理的測算方法預測收益率;在產品銷售上,沒有進行客戶風險偏好評估或評估流于形式,沒有準確了解客戶財務狀況、投資目的、投資經驗及風險認知和承受能力;在風險管理上,沒有設置科學的風險監測指標并建立風險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體系。
然而,從長遠來看,理財業務將會隨著國內居民財富迅速擴張而產生巨大的需求,也與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戰略相符,因此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商業銀行根據自身理財業務發展的特點建立與完善理財業務市場風險管理制度和管理體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寬貨幣、緊信貸下催生債券市場泡沫,銀行體系集聚巨大利率風險
“寬貨幣、緊信貸”是2009年下半年到現在金融運行的主要特點,具體表現為:貨幣供給較為寬松,人民幣貸款則持續收縮;銀行資產非貸款化傾向加劇,大量銀行資金涌入債券市場。由于貨幣不進行實質性緊縮,政府主要通過行政手段管理宏觀問題,寬貨幣、緊信貸下銀行體系孕育著巨大的利率風險。
外匯占款投放過多導致“寬貨幣”,銀行資金面寬裕。外匯占款是我國當前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我們可以根據央行編制的“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分析貨幣的投放情況。“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有:國外資產及國內信貸。負債方則是儲備貨幣、發行債券和政府存款。通過考察2009年以來“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我們發現在國外凈資產占總資產比重則一直上升。如圖16,2009年12月,國外凈資產占比已經達到82%,這個趨勢一直保持到現在。這說明,隨著國內信貸收縮,銀行體系購買外匯資產并相應投放外匯占款已經成為當前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
我國現行的匯率形成機制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同時在“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外匯管理”的框架下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在結售匯制度下,為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穩定,銀行不得不大量收購居民和企業的外匯。只要國際收支雙順差穩定擴大,企業、居民不斷結售匯,銀行就要不斷收購外匯資產,發放本幣。
常規貨幣政策失靈,政府通過緊縮信貸的方式調控宏觀經濟。受制于現行的匯率制度和與之相適應的外匯管理制度,外匯占款持續增加,給銀行體系帶來了大量的流動性,也同時提高了銀行信貸投放的能力,促成了2009年銀行信貸猛增。到下半年,政府當局已經意識到了流動性過剩對于宏觀經濟的危險性,宏觀調控開始轉向。
然而,常規的貨幣政策工具難以達到引導信貸均衡投放的效果。盡管央行可以通過央行票據進行對沖銀行過剩流動性,但隨著央票發行規模的不斷擴大,對沖效果正在不斷減弱,而且,龐大的央票發行規模也給人民銀行帶來了巨大的利息支出成本。除發行央行票據外,人民銀行還可以通過調高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來達到鎖定銀行過剩流動性的目的,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也的確在這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始終會有一個上限,在目前已經高達16%的水平上,進一步的政策空間還有多大,并不十分清楚。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目前如此高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下,銀行機構的流動性依然充裕,2009年末,銀行業整體的超額準備金率仍維持在3%左右。另外一個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利率調整,或許可以在緩解通貨膨脹預期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對于信貸投放所能起的影響比較微弱。而且,在目前經濟復蘇前景尚不確定的情況下,貿然的大幅升息恐怕還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
由以上分析看來,常規性的貨幣政策很難實現引導貨幣信貸均衡投放的效果,資本充足率監管的強化和窗口指導、直接控制信貸規模等銀行信貸緊縮手段發揮了主導作用。從2009年以來,監管當局在提高對銀行資本充足率要求的同時,也加強了對資本結構以及計算方法的管理。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資本約束,對銀行信貸能力形成了很大的制約。其次則是通過窗口指導,對各行實行貸款限額控制,從而直接控制銀行信貸規模。
寬貨幣緊信貸下大量資金涌入債券市場,銀行業積聚利率風險。在人民幣流動性總體較為寬松、貸款增速受限的情況下,銀行資產非貸款傾向加強,尤其是一些規模較大的城市商業銀行為了提高資金運用效率,加大人民幣債券投資力度,把大量資金投資投向國債及央票。以廣州銀行為例,2009年投資收益占到營業收入的一半以上,投資收益全部來源于債券投資利息收入。
2010年年初以來中國債市能形成一波牛市,便拜賜于“寬貨幣、緊信貸”的杰作。三年期央票2.7%的利息率,認購率居然達到了兩倍。從長遠來看,“寬貨幣、緊信貸”的格局將會存在很長一段時間,銀行的資金必然需要尋找出路,債券投資的配置壓力很大,造成眾多資金積壓在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使得債券市場收益率節節走低,并且我國市場收益率有近一步走低的趨勢。
由于短期利率尚未市場化,長期利率又受銀行信貸政策變化的影響而失真,使當前國內債券市場風險在價格上得不到真實反映。目前中國利率尚未市場化,法定利率和市場利率都還未充分反映未來的通脹風險,然而隨著生產成本上升向消費物價的傳導使通脹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有較大機會持續上行。并且實際利率在較長時間內較大幅度地體現為負時,法定利率和市場利率最終將不可避免地上升。利率上行必然對銀行的資產價格帶來影響,如果管理不當會造成銀行業巨大的利率風險。因此,通脹趨勢及其背后的利率變化風險將是近期銀行業的擔憂所在。目前中國債券定價對通脹的麻木,在一定程度上沒有完全體現未來的利率風險。商業銀行要未雨綢繆,防患未然,對長期利率飆升帶來的沖擊有所準備。
2010年商業銀行經營轉型拐點
2010是中國經濟轉型年,也是銀行業轉型拐點。隨著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和我國經濟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國內商業銀行經營發展面臨新的市場發展環境。如何順應市場發展要求,加快推進經營轉型,提升市場競爭力,進而提高盈利能力和運營水平是銀行業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加快發展非資產業務和零售業務,走資本集約化發展道路
中國的銀行在高速發展中基本經歷著融資、擴張、再融資這種傳統的業務模式,對資本消耗甚巨,使得資本稀缺性日益突出,成為制約銀行業務發展的瓶頸。金融危機后,監管當局對資本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對資本的約束也越來越嚴格,銀行將面臨更勝以往的資本壓力。在這一背景下,銀行業發展資本消耗少、盈利水平高的零售業務與中間業務,經營方式由外延粗放型轉變為內涵集約型,提高中間業務貢獻度是我國大型商業銀行實現內含價值增長的內在需求。能否通過加快發展非資產業務和零售業務,進而加快轉變以批發性信貸業務為主導的傳統經營模式,以及以利差收入為主導的傳統盈利模式,成功實現轉型,對國內商業銀行來說,是生死攸關的戰略選擇。
2009年10月,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對外界表示,招商銀行的發展已經進入第二次轉型階段。招行的二次轉型是以降低資本消耗、提高貸款定價、控制財務成本、增加價值客戶、確保風險可控為目標,通過繼續推進并深化經營戰略調整,促進經營方式向內涵集約化轉變,保證盈利的持續穩定增長,不斷鞏固和發展招行的核心競爭力。同時,招行提出了相應的競爭策略:集中力量發展零售銀行、中小企業貸款和非利息收入這三塊業務,推進以低資本消耗的方式來發展業務,擴大低資本風險、高收益業務的規模,并且提高貸款的定價能力和非利息收入的比重。事實上,招商銀行“二次轉型”要解決的問題并非招行所獨有,而是所有規模擴張中的銀行或遲或早都要面對的問題。
國際大型銀行在10年前就基本完成了從批發業務向零售業務的轉型,業務增長的動力不是資產業務而是非資產業務、不是批發業務而是零售業務。例如,花旗銀行業務結構主要包括全球零售銀行業務(消費者金融)、公司與投行、全球財富管理三大類,其中零售銀行與投行業務起決定作用,利潤貢獻度占比超過8成。美國銀行業務結構包括全球消費與小企業銀行業務、公司與投資銀行業務,股權投資及其他業務等四大類,其中前兩項業務對盈虧起決定作用,利潤占比高達70%以上。匯豐銀行則形成了個人金融、私人銀行、商業銀行以及公司、投行和市場四大類主營業務。德意志銀行則全力發展投資銀行、資本市場、個人理財、資產管理、清算交易等新興金融業務。我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近幾年盡管發展比較快,但是以息差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盈利模式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利息收入仍然占據全部收入的絕對比重。2009年,我國大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占比平均不到10%,最高的中國銀行為19.82%,但是與國際大型銀行相比差距很大,未來有著巨大的增長空間。
深化組織架構改革,提升風險管控水平
組織架構和業務流程是決定業務經營轉型成敗的關鍵性因素,只有內部組織架構、業務運營模式與業務經營轉型相匹配,才能更好地保證業務經營轉型的市場效率。國際主流商業銀行組織架構模式以事業部制居多,通過扁平式、矩陣式、網絡型等組織形勢替代傳統的科層組織,呈現出“大總行、大部門、小分行”的特點,其優點在于成本費用大幅降低,工作效率、服務質量、客戶滿意度大大提高,市場競爭力明顯增強。我國銀行業應該積極借鑒國際主流商業銀行經營經驗,改革“三級管理、一級經營”的“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縮短運營管理層次,提高市場響應速度,提升組織效率。
目前,國內許多中小股份制商業銀行都在加快這方面的轉型,如民生銀行對私業務和對公業務已經開始事業部制管理。民生銀行公司業務事業部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把高風險的公司業務從總行――分行――支行“三級經營、三級管理”的體制改革為事業部“一級經營、一級管理”的體制,通過實施專業化評審、進行專業化營銷和組建專業化團隊來全面提升對客戶的專業化服務能力和水平,從而有效地控制風險、提高收益。事業部制在業務線內部,減少了協調成本,強化了決策和上級對下級的業務支持,能夠形成區域優勢和快速反應;在業務線內部有利于產品創新、產品多元化,有利于改進產品設計,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另外由于業務線從上到下的垂直管理,減少了管理層次和管理環節,經營管理的效率得到提高。這樣的安排,體現了以客戶為中心的理念,最重要的是能借助專業化的團隊,延伸服務鏈條,增加中間業務收入。
此外,構建與業務轉型相適應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確保安全穩健發展,對于銀行經營轉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實施業務經營轉型時,由于業務品種、經營范圍和盈利來源等出現新的變化,風險控制顯得十分重要。通過構建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切實強化對市場、資本、風險、成本和價值的認識,通過風險的系統化控制和全方位管理,實現業務經營轉型的可持續發展。
加快向中小企業信貸市場的轉型
面對中小企業市場旺盛的融資需求和大型優質客戶市場擠壓形勢,銀行業要逐步轉變和淡化傳統的“大戶”戰略,果斷向中小企業信貸市場轉型。中國勞動力相對富余,短期內資本相對稀缺的要素稟賦結構不會改變,所以勞動密集型生產優勢的中小企業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中小企業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必然帶來巨大的物流、資金流,其中隱含著除信貸之外更大的金融業務空間。面對這一基本的經濟結構,銀行機構應努力發揮為中小企提供金融服務的靈活性和便利性。
中小銀行應該在中小企業信貸市場發揮主導作用。城市商業銀行由于從業人員本土化、與客戶地域聯系密切、熟悉客戶資信與經營狀況,可以對地方中小企業進行監督,與國有大銀行相比,能以較低的交易成本達到有效避免“信息不對稱”引起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可以充分保障放貸資金的安全性和提供服務的效率。另外,由于城市商業銀行決策機制靈活,更能符合中小企業的融資需要,可以降低雙方的成本而提升價值,因此城市商業銀行定位于為中小企業服務具有比較優勢。
因此,城商行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集中自己的資源,搞好特色經營,避免與大銀行的同質化競爭,從區域經濟發展角度出發,結合本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特點,尋找區域經濟新的增長點,同時不斷擴大自身的發展空間,實現與區域經濟的良性互動。也就是說,城市商業銀行的定位還應當是所在的城市,為所在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務才是最為核心的競爭力。雖然國家放開了城市商業銀行的地域經營限制,但城市商業銀行還是要耐得住這份寂寞,冷靜思考一下自身的優勢,不能盲目搞擴張。條件成熟的可以適當在外地設立一點分支機構,同全國甚至國外一些銀行建立業務關系,以便更好地開展業務,但最重要的還要保持在所在城市的核心競爭力。
抓住碳金融發展機遇,加大金融創新
面對氣候環境變化帶來的巨大的生存壓力,世界各國或協作、或獨立地采取了相應的環保措施。這必將導致產業和金融資源發生巨大的變化。因此,低碳已經不再是一個模糊的公益性概念,而是一個潛力難以估量的發展機遇。服務于溫室氣體減排形成的碳交易市場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在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及地區,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基金等在內的眾多金融機構,目前已經成為國際碳交易市場上的重要參與者,其業務范圍已經滲透到該市場的各個交易環節。
2005年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后,經過幾年的發展,碳交易市場已漸趨成熟,出現了參與國范圍不斷擴展,市場結構向多層次深化,財務狀況更加復雜等顯著變化。全球碳交易市場出現了爆炸式的增長。2007年碳交易量從2006年的16億噸躍升到27億噸,上升了68.75%。成交額的增長更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價值達400億歐元,比2006年的220億歐元上升了81.8%。在全球經濟衰退的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場依然保持強勁增勢,低碳行業的收入增長幅度仍然達到了75%,僅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場總值已經接近2007年全年總額。據世界銀行預測,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間,市場規模每年可達600億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容量為1500億美元,有望超過石油市場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
碳交易市場產生的業務機會在我國也已經出現,商業銀行如果能緊緊把握這一機會,在短期內就能獲得可觀的收益,在長期更是能發展出新的競爭力。僅僅將低碳概念作為一種公益形象投資是對這一機遇的莫大浪費。目前來看商業銀行有如下幾項業務:
關鍵字：比較優勢；城鎮化；縣域經濟；小微企業簇群
中圖分類號：F299.2
一、城鎮化概念與核心
通過人類歷史上城市產生、形成、發展的研究，認為城市的核心是“市”而不是“城”，“市”是與交換、貿易相關的經濟活動的概念。“城”是為“市”而建立起來的配套服務設施。“鎮”實質上是“城市”的雛形或“微型城市”。
傳統意義的城鎮化，是指以生產交換產品和服務、改善自身生活環境為主要目的，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聚集的過程，其本質特征是農村人口的空間轉換、非農產業向城鎮聚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勞動力轉移。本文的城鎮化是以農民的發展為核心，通過產業升級增加就業，提升公共服務設施水平實現城鄉服務一體化，引導農民在本地就近參與工業化生產，獲得土地資本和勞動力資本的共同收入，逐步縮小鄉村和城市的差距，達到全社會共同富裕的過程。
二、中國城鎮化的背景與目的
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革命以前，經濟增長只有0.05%/年，需要1400年才能達到今天的水平（Maddison）。而在工業革命以后，經濟增長迅速。因此，經濟學普遍認為，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來自于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與技術的不斷創新。伴隨經濟增長的城鎮化進程，最初是以英國為代表的以工業化取代農業化推動城鎮化，第二階段是美國和北美為代表的工業高速發展推動大城市圈-小城鎮，第三階段是二戰以后拉美國家依靠勞動力優勢和資源優勢支撐工業發展，進而推進城鎮化的進程。在整個西方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工業化進程對城鎮化的拉動作用明顯。
中國城鎮化提出的背景是在中國經濟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而在2012年底增速下降至8%，圍繞著中國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背景下提出的。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中國工業化進程報告（1995-2010）》認為，按照匯率―購買力平價法計算，“十五”、“十一五”期間，中國已經快速地走完了工業化中期階段。這意味著進入“十二五”，中國工業化進程將步入工業化后期。其中，北京、上海兩個直轄市已經處于后工業化階段，天津、江蘇、浙江、廣東處于工業化后期的后半階段。七大區域中，長三角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的后半階段，領先于全國其他地區；珠三角、環渤海和東三省處于工業化后期的前半階段，中部六省和大西南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后半階段，大西北的工業化水平最低，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前半階段。中國現階段區域工業化發展的不平衡現狀勢必決定了中國城鎮化必須是在客觀審視本區域經濟發展要素特點，依靠工業提升轉化及配套服務業耦合協同發展，逐步縮小區域之間經濟發展費不平衡，三大產業發展不平衡的過程。
通過對處于不同工業化階段的河北白溝、杭州灣義烏、廣東獅嶺、湖南婁底、廣西百色、甘肅白銀等縣域小微生產企業簇群經濟的調研，發現這些地區城鎮化成功的主要經驗如下：基于比較優勢的視角，發現、挖掘本地或縣特有的經濟發展要素，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地幫助、引導居民進行有比較優勢的經濟活動，并通過設計、建設與該經濟活動相配套的場所（市場），吸引從事該經濟活動的小微企業形成產業簇群、分類并進行產業鏈的整合，形成工業園區或產業園區。由于產業鏈的互動與彼此的不可分割，產業鏈中的各生產環節企業都能通過市場機制，獲得大量的信息、先進的管理經驗、技術創新的方向與動力，及時對自身進行調整，憑借不斷地實現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轉換，實現經濟增長。隨著市場規模的壯大和從業人員的增加，客觀需要建立與之相配合的住宅、學校、醫院、商場等滿足從業聚集人群的衣、食、住、行等需求的另一公共產業鏈，城或鎮就此形成了。原本僅僅作為居住功能補充的配套市政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在城鎮中對外來務工人員、本地原住民及周邊區域的居民均產生了較好粘滯性，對工業和農業生產的“擠出效應”明顯，實現了對產業反哺和耦合增值效果。在這種良性的產業升級轉化與配套服務業提升的耦合互動中，中小城鎮對農民的吸引力逐漸得以加強。
以下先基于理論研究層面分析梳理產業簇群轉化升級與城鎮化的關系，再以白溝新城為例，分析實際發展過程說明產業簇群升級轉換和配套服務業耦合聯動對城鎮化建設的促進作用。基于比較優勢理論，運用H-O原理（要素稟賦）和產業集群耦合方法演繹出具有指導價值的城鎮化建設方案。
三、文獻綜述
1984年中央會議首次提出了發展小城鎮的設想，1998年十五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書面提出了“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戰略”的發展思路。當時理論界對城鎮化的理解也僅僅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配套方案，所以初始的城鎮化理論研究多停留在政策研究階段。在進入21世紀后，以大城市圈概念為主導的城市化理論研究逐漸的涉及到了小城鎮的理論研究，其中張貴先、賴景生[1]在分析了重慶以政府為主導的產業集群促進城鎮化發展的模式后，提出了以區域發展規劃體系為指導，依托創新，因地制宜的挖掘地方特色產業集群，以改善配套基礎設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建議，但并沒有具體的給出以金融促進產業集群發展的具體建議。徐維祥、黃祖輝[2]利用動力學模型流圖，通過系統仿真，分析了義烏專業批發市場產業集群對環杭州灣地區“葡萄串”式組合城鎮互動發展的系統動力學關系后。得出產業簇群化與城鎮化耦合聯動是驅動強縣發展的引擎，發達地區已經由“農村工業化+專業市場+小城鎮”向“特色工業園+現代物流業+城鎮化”的模式轉變。孫華臣、張東輝[3]采用了能夠反映我國現階段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泰爾指數方法對國內各省份城市收入差距進行了測量，之后基于回歸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分析了城鎮化過程中影響收入差距的因素，得出制度或政策因素對城鎮化過程中收入差距變動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并提出改變政績考核方式、改革戶籍制度、加快農村教育發展均是城鎮化過程需要在政策層面關注的問題。笪可寧、趙希男[4]基于粗糙集理論的模糊綜合評價法歸納出體現城鎮核心競爭力的9項主要指標，并提出了提高城鎮核心競爭力的策略——提高城鎮政府管理能力、關注城鎮環境保護、提高新移民人力資本力、提倡科技創新、提倡文化激勵，和最終的兩條，城鎮主導產業的構架和集聚、龍頭企業的培育。何靜、戎愛萍[5]在確定人口城鎮化為核心，經濟城鎮化為基礎，社會城鎮化為表現的城鎮化系統結構后，針對性的提出了金融支持農村居民、小微企業和基礎建設投資的策略，在宏觀層面倡導以BOT結合城市建設債券扶持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以加強農村土地流轉和放寬農村金融市場準入條件支持農村居民涉足金融產品，但是沒能對農村普遍存在的小微企業給出具體的金融投資建議。
總體而言，學界普遍在政策和政府管理層面對城鎮化建設實施研究并提出建議，缺乏對成功案例的分析和總經，進而將個性案例上升為可以推廣和借鑒的模式，也就無法在更深層次上結合金融創新給出具有操作性、示范性、具有推廣價值的城鎮化發展模式。
四、比較優勢視角下縣域小微企業簇群經濟的城鎮化案例分析
白溝鎮系河北高碑店市所轄副縣級建制鎮，歷史上曾是中國北方著名的水陸碼頭，享有燕南大都會之美譽。白溝先后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命名為“中國可持續發展小城鎮試點”，被國家發改委確定為“全國小城鎮發展改革試點鎮”，被國家建設部命名為“全國小城鎮建設示范鎮”，被國務院評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集體”，被中央文明委命名為“全國創建文明村鎮工作先進鎮”。2010年9月16日，保定市正式掛牌成立白溝新城，地域包括原白溝白洋淀溫泉城產業聚集區和白溝鎮全境。至2011年底，白溝常駐人口達20萬，流動人口達到60萬人。白溝鎮的傳統特色經濟為箱包生產，全鎮現有箱包生產小微企業20000余家。2011年全鎮實現市場交易額人民幣457億元，從2002年到2011年實現交易額年平均增速20%（見圖1）。
（一）精確把握區域自身經濟特征和稟賦結構
1998年鎮、縣兩級政府與當地龍頭企業一起沿京港澳高速一路南下，考察本地區經濟情況及周邊各個縣城的特色經濟，比較之后發現周邊各縣域經濟各有特色，具體情況見表1和圖2：
通過縣域之間的橫向比較，發現高碑店的箱包產業在規模、聲譽、生產專業人數數量、商戶資金沉淀量、上下游產業配套（皮革、五金、輔料）等方面，均優于上述其他縣域的特色產業。另一方面，白溝在地理上恰好位于上述縣城的地理中心，未來會對產品的集散啟動示范和帶動作用。
對白溝箱包制作產業進行深度的調研后，發現當地箱包生產上下游產業從業人員充裕，單位勞動力成本較低；下游原輔料和基礎原材料接近原產地；白溝作為傳統的水路碼頭，市場性資本數量大、流動性強，對市場反應速度快；白溝商戶與沿海貿易商聯系緊密，海外訂單數量逐年增加。因此政府與當地龍頭企業合作牽頭規范整合散布于城鎮各個角落的箱包銷售門店，限期統一搬遷進入箱包批發市場經營，以集中經營整合區域整體箱包產業的綜合實力——加強對外融資、吸引周邊勞動力、加強商戶與貿易商和原材料供應商的議價能力等。為了加快市場的建設，當地政府給予建設企業以土地優惠、土地款延期支付、證照提前辦理的特殊優惠政策。牽線搭橋幫助企業面對銀行和社會融資，依靠企業的自有資金和募集所得的社會資金，首期批發市場有序的開工建設，并按期實現了開業。
（二）借助政府公權消除約束城鎮化發展的不利因素
在城鎮建設過程中，地方政府充分發揮了政策的指導和促進作用，并輔以小部分出資，利用杠桿和政府信用撬動民間資金參與城鎮化開發建設，確保城鎮化建設和運營工作的順利進行。政府將分散化的商戶、小微企業統一安置進入新城鎮的配套功能區，出臺優惠政策：①進入新城鎮功能區的每家商戶/小微企業每年一次性繳納400元管理費，涵蓋了除稅費以外的所有政府收費，運營期間禁止任何政府部門對商戶/小微企業再收取其他行政費用；②對新城鎮開發建設區域給予土地價格優惠、市政配套減免政策；③幫助入住新城鎮的商業、物流、工業、服務業的龍頭企業向發改委申請發行企業債，企業債按比例投資新城鎮的功能區和配套基礎設施建設；④市縣級政府嘗試為新城鎮市政配套發行城投債；⑤通過政策導向，吸引基金和企業投資新城鎮和配套設施的建設，有效的解決城鎮化建設的資金瓶頸。
（三）創造能夠吸引特色經濟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和投資人的軟硬環境
為了強化企業和商戶的粘滯性，企業積極拓展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陸續在首期批發市場周邊建設和經營了 “五金市場”、“皮革市場”、“小商品市場”、“服裝市場”等，吸引箱包制造的上下游行業——皮革、五金、輔料、物流、設計、裝飾等配套企業入駐白溝，帶動了白溝區域輕工業制造水平的整體提升，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的升級，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增長。
在金融領域，為了加強龍頭企業與商戶及下游生產型小微企業的聯系，政府牽線，由龍頭企業出面向省級分行申請授信額度，作為對接各個批發市場的小微生產企業的專項貸款，基于專業批發市場的投資和運營由龍頭企業實施，通過對銷售流水的統計，可以比較全面客觀的掌握小微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龍頭企業對小微企業提出的貸款申請提供擔保，小微企業獲得的貸款一部分用于補充流動資金，剩余部分可以租賃更大的商鋪擴大經營面積，資金實際反哺投資給了龍頭企業，實現了貸款人和擔保人雙贏的局面。
作為企業之間互保機制的延伸和金融創新，在白溝城鎮化的實施過程中還引入城鎮化發展基金與政府城投債和企業債互動的市場化融資模式（見圖3）。
將箱包生產鏈條上下游企業之間的經濟信用沉淀，通過金融手段構筑城鎮化基金經濟委托關系，通過銀行貸款進入基金激發企業活力：①當地龍頭企業隆基泰和作為銀行高信用等級客戶，為其園、區或中心商戶/小微企業經營性貸款提供擔保保障；②商戶/小微企業獲得經營性貸款后，以部分資金認購城鎮化發展基金，基金以募集的資金投資新城鎮功能區及配套市政基礎設施；③商戶/小微企業作為基金的投資人，對新建功能區的各類資產具有優先購買權或租賃權；④商戶/小微企業既是基金收益的受益人，又是基金收入的貢獻人，激發了小微企業和商戶的經營熱情；地方龍頭企業、小微企業和銀行形成互保、互投、共經營的經濟關系，吸引社會資金投資城鎮建設。
（四）壯大自我可持續發展產業規模
當“白溝”品牌逐漸成為河北甚至華北地區輕工業品批發零售的代名詞之后，政府和龍頭企業逐漸將業務擴散到周邊100公里范圍內的縣域特色產品的集散上面，“建材家居市場”、“汽車配件城”、“鞋帽批發市場”政府利用增長的稅收和財政收入，大幅投資改造縣城市政配套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了幼兒園、小學和中學，二級甲等醫院，；企業在陸續成型的市場周邊，建造了大量的宜居住宅，滿足了商戶和企業主就近定居的愿望。實現了城鄉一體化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見圖4）。
（五）初步形成涵蓋行政產業商業居住的集成性工業園
經過近10年的經營，早期的以箱包、小商品批發市場為核心的老舊城區在面積、功能和定位方面已經陳舊，需要實施升級改造。2010年當地政府再次與龍頭企業合作，以傳統的批發市場升級成現代物流產業園作為實施城鎮化的契機，將新型現代物流產業園定位成白溝新的行政與商貿中心，承擔區域行政、生產、商貿、居住及配套職能。產業園包括商業CBD、會展中心、綜合商貿區、科技產業園、信息物流區、工業園區、配套居住區等，產業園的實質就是功能完備的新型城鎮。
白溝以“甄別”和“因勢利導”自身區域經濟要素為核心，按照“精確把握自身經濟特征和稟賦結構”、“借助政府公權和金融創新消除約束城鎮化發展條件”、“創造能夠吸引特色經濟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和投資人的軟硬環境”、“壯大自我可持續發展產業規模”、“初步形成涵蓋行政產業商業居住的集成性工業園”等共五個步驟實施規劃和建設。基于自身區域的經濟要素特點，判斷技術、勞動力、自然資源、土地等資源的優勢，在基礎設施平臺上合理配置資源，提升產業轉換升級速度，提高配套服務業水平，以就業機會和公共服務吸引生產和商貿參與者定居，并給予居住者與大中城市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務——醫療、教育、文化、體育、衛生環境。
白溝城鎮化成功案例的精髓是，通過營造就業機會提高勞動參與率，憑借產業轉化提高生產和生活要素與資本結合的效率，增加優質勞動力占有的資本數量促進單個經濟體的增長，利用政策引導和市場機制，耦合單個經濟體組成產業簇群，簇群內部的良性互動對外產生的擠出效應，影響和吸引周邊一、二、三產業逐步向其聚集。借助城鎮化的平臺，實現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從業人員和資本的重新配置，借助工業拉動了農業和服務業的提升和轉化，進而創造了農業產業化、服務業拉動消費的機會，在區域范圍內實現了投資、消費、出口（外埠）三者的平衡。
五、白溝城鎮化模式的理論分析
白溝城鎮化模式可以總結為“兩個核心指導的五步實施法”，其中涉及到的主要經濟學理論有比較優勢理論、H-O赫克歇爾-俄林理論（要素稟賦）和產業集群耦合互動理論。
（一）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最初始于亞當.斯密的觀察，自由貿易對于不同的國家而言都可能是有利的，“如果外國提供給我們的商品比我們自己生產的便宜，我們最好是購買這些產品，而在那些我們具有優勢的行業生產產品與之交換”，[6]但是上述觀點只是在生產中絕對優勢的表述。更為完善的比較優勢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紀早期，羅伯特.托倫斯是最早提出的學者，但是做出更大貢獻的是大衛.李嘉圖，他在其1817年的著名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不但對這一概念做了精確表述，而且還通過一個簡單的數學例子說明，當每個國家都在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進行專業化生產時，這將提高產出并對兩個國家而言均有利可圖。克魯格曼（Krugman，1996）基于全球一體化的發展趨勢，提出運用比較優勢指導經濟活動必須發現其背后隱藏的三個前提條件：①勞動力和資本可以在不同區域之間自由流動；②競爭區域均為充分就業；③各交易體之間的貿易是平衡的。
經歷了30年的改革開放后，國內各個省份之間，省內的市域和縣域之間由于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和地理要素（沿海、沿邊、沿線）等稟賦結構的不同，經濟和產業結構發展極度不均衡，造成了中西部輸出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東部依靠裝配制造實施出口的格局。在歐美經濟危機爆發后，國家陸續確定了擴大內需、城鎮化的發展戰略。
我國實施的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政策在經濟學的角度可以視為增加國內省市之間的貿易交易的行為。城鎮化戰略的目的是為將優質勞動力資源回歸三四線城市，引導資本進入中西部和中小微企業，通過城鄉一體化提供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為農民創造就業、創業的機會。可以認為擴大內需和城鎮化戰略符合了克魯格曼提出的、運用比較優勢的前提條件。在白溝城鎮化案例中，政府和企業首先自我審視了傳統產業的基礎情況，再與周邊縣鎮進行比較，確定了特色和支柱產業之后，借助政府公權力消除初期發展障礙，借助資本引導新興市場，嫁接沿海沿邊（浙江義烏、廣東獅嶺）銷售企業，依靠市場價格的變動準確反應供求關系，淡化甚至放棄政府的補貼，遵循完全市場化的經濟發展模式推進城鎮建設。
這里有必要說明一下，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之間的關聯性，在邁克爾.波特富有影響力的著作中，他提出了競爭優勢，根據波特的觀點，一國如果希望加強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優勢，其產業需要符合以下四個條件：第一，密集使用本國豐裕而且相對便宜的生產要素；第二，產品有很大的市場；第三，形成了產業集群；第四，每個產業集群在國際市場是競爭性的[7]。第一個條件實際上意味著，該產業應該遵循由該國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只要這些產業與該國的比較優勢相一致，第三和第四個條件也將滿足。因此上述四個條件可以簡化成兩個獨立的條件：比較優勢和國內市場的規模。在兩者中，比較優勢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一個產業遵循了該國的比較優勢，那么，該產業的產品將會擁有整個國際市場。作為城鎮化建設的核心，白溝的特色箱包市場恰恰是著眼于國際中低端箱包市場的巨大規模，遵循比較優勢，充分使用的當地最為充沛的資源——勞動力和原材料資源，擴大勞動或資源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完成與資本相對豐裕的國家的貿易交換。
綜上所述，在實施城鎮化建設過程中，運用比較優勢的目的是通過挖掘當地傳統特色產業，借助市場化機制實現產業之間的良性互動，實現優質資本和自然資源配備高素質勞動力，促進產業的升級改造、生產技術提高，完成現階段當地經濟要素的稟賦結構的優化，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見圖5）。
（二）H-O赫克歇爾-俄林理論（要素稟賦）
在利用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說明白溝案例的過程中，出現了經濟要素稟賦的概念，要素稟賦最早出現在H-O理論（赫克歇爾-俄林理論）中，以經濟要素分布為客觀基礎，強調各個地區不同要素稟賦和不同商品的不同生產函數對貿易產生的決定性作用。要素合作型FDI是該理論的擴展，其基本原則是轉移可流動要素與不可流動要素的結合，提高各類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8]
狹義的要素稟賦泛指勞動力、資本、自然資源，以白溝為例，在發展初期，該區域的要素稟賦表現為資本相對稀缺，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相對豐裕，該區域的生產活動傾向于勞動或資源密集型（輕工業手工作坊），表現為企業規模通常很小，市場交易不正規，基礎設施落后，法律法規滯后。但是豐裕的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作為當時區域的核心要素稟賦，拉低了產品的生產成本，整體降低了貿易總成本，也確定了該區域的總預算。同樣，該區域的經濟要素結構、消費偏好和企業的可用技術也就決定了經濟中要素和產品的相對價格。總預算和相對價格是當期經濟分析中的兩個最基本參數。然而，特定時間給定的要素稟賦與結構也會隨著時間改變。這些特征使得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成為分析經濟發展的最佳切入點。
在以擴大內需為促進經濟發展主要手段的當下，人口紅利的消失、過度采伐自然資源對環境的破壞，使得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不再成為核心要素稟賦，表現為國內勞動力工資持續大幅增加，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資源使用成本普遍上漲。與之相反，技術、資本逐漸成為現時社會稟賦結構的核心，在相對完善基礎設施平臺上對技術、資本、勞動力耦合優化產生的擠出效應也極大的影響著區域的總預算和產品的相對價格。基礎設施對企業的盈利能力至關重要，它會影響個體企業的交易成本和投資的邊際回報率。硬件基礎設施決定了獲取投入和出售產品的交易成本，也決定了市場的范圍和規模。軟件基礎設施也有類似的效應。例如，金融監管可以影響一個企業獲得外部資金的難易程度；法律框架決定了簽訂和執行合同的成本；社會網絡決定了企業接觸信息、資金和市場的難易程度。
以白溝實施城鎮化建設為例，引進先進的箱包生產設備和制作技術，能夠提高單位勞動力的生產效率，快速應對市場的反饋，大批量的生產潮流箱包，擴大市場份額。發起商戶、銀行、批發市場業主、區域龍頭企業共同參與的股權投資基金，通過金融創新為優質商戶融資，提高單位勞動力的資本數量。政府統一的補貼性行政收費、配套醫療、教育、金融、物流設施的建設“了”日常的經濟運行，提高了經濟運行效率。
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在特定時間的一個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內生于其給定的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的相對充裕程度，產業升級和發展的速度取決于其要素稟賦結構升級的速度和所需要的相應基礎設施的改善。在每一個發展水平上，金融、法律和其他基礎設施會有所不同，生產結構也會有所差異。隨著資本的積累或人口增長，經濟的要素稟賦會發生變化，只要能夠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優化會被視為達到了稟賦結構的最佳水平。為了保持最優，這一變化將需要產業升級和新型的基礎設施服務，以促進生產和市場交易，使經濟達到新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三）產業集群耦合互動理論
耦合（Coupling）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或運動方式之間從接觸、影響、作用直至聯合的物理現象[9]。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通過經濟貿易活動，關聯度逐漸增加，借助高流動性資本和網絡技術等虛擬軟性手段，加速了經濟體之間的嵌入和融合活動，由地方生產企業與社會網絡耦合便形成了特色產業集群。
目前經濟學家對產業集群的耦合普遍劃分為三個階段，磨合階段、發展階段和穩定階段。
在磨合階段，企業群憑借聚聚效應，對外部的上游市場，下游供應商和同業競爭對手的話語權明顯增加，集中表現在訂單數量增加、運輸便利性增強、生產彈性提高、成本降低、政府扶持力度加強。對于企業內部表現為工藝流程和產品服務的升級。這一階段是企業和集群快速發展的階段，耦合產生的“擠出效應”、“波及效應”使得集群的整體能力提升。
在發展階段耦合機制的目標和重點是與壟斷性競爭對手的博弈和適應外部細分市場專業要求。在上一階段企業和集群固有的優勢耦合放大后，會擴大傳統優勢市場的份額，但是全球化的競爭會以吸引資本進入產業鏈中附加值較高的增值環節，往往這些環節被發資本發達型實體所掌控。成熟的規模化生產與銷售服務渠道、設計研發耦合，堅持差異化的創新發展，是發展階段集群突破外部與自身發展瓶頸的不二之選。
在穩定階段，集群內部網絡（包括但不限于地方政府、行業協會和企業集群）的管理水平與外部價值鏈的交互耦合治理是維持本集群處于行業優勢的核心，這里所提出的外部價值鏈是基于泛競爭前提下的全球產業網絡。通過發揮集群的集體效率，提高技術創新水平和建立全球品牌，把握產業發展和升級的主動權。
坐落在白溝的11家專業批市場對產業集群的耦合起到了拉動作用。作為國際知名的箱包批發市場，國內國外銷售終端和渠道匯聚在白溝，國內渠道商多關注產品的價格、質量和交貨的靈活程度；國外的采購渠道則在環保、綠色、原始設計、創新方面愿意追加投入。這種市場需求造成的“切換”在客觀上要求企業之間必須相互合作才能共享各個消費層次的收益。借助批發市場對產業簇群耦合的粘滯效應，白溝已經走過了初級階段，正處于發展和穩定并存的過度時期。憑借城鎮化的契機，白溝產業集群整體搬遷進入以品牌孵化中心、設計創意中心、教育培訓中心、電子商務交易中心和融資交易大廳為核心的白溝新城，良好的軟硬件環境為企業提供技術升級、資本金融服務、品牌推廣宣傳的平臺，幫助各個產業集群后發而先至，在國際和國內的競爭中保持明顯的差異化優勢。
六、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白溝案例理論分析比較可以看出，實現城鎮化需要產業基礎和區域優勢的支撐。中國較為理想的城鎮化模式是，基于比較優勢視角對縣域經濟稟賦結構優化，借助小微生產企業簇群升級轉化和配套服務產業提升耦合配套發展，進而帶動當地產業和技術升級，吸引農村人口在城鎮安居樂業的轉變。
中國的城市發展是解放后40年以來，人為壓制的、對改善性居住要求的集中釋放而實施的房地產化進程。而城鎮化絕對不是簡單照搬城市化的經驗，更不能做成縣域城鎮的房地產開發運動。只有以建設“宜居宜業城”為中國城鎮化的基礎與落腳點。其中，應先有比較優勢的“業”后有與之相配套的“城”形成“以業聚城（鎮）—以商旺城（鎮）—以農養城（鎮）”的良性循環。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目前中國存在的內需不足、中國資本市場存在的資本風險控制與融資的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小微企業融資難、城鄉二元結構等問題。可以這樣說，“綠色生態城”、“現代智慧城”從本質上都是基于稟賦結構與比較優勢視角下“宜居宜業城”或者其升級版。根據稟賦結構與比較優勢“宜居宜業城”的建設，能夠促進產業與技術結構的升級，擴大內需、增強民間資本活力、加速中國房地產行業的轉型與升級、帶動中國城鎮化的方向與進程。使中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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