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5-23 17:12:0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近代經濟管理方式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 中國式管理 研究內容 創新思路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式企業管理研究的若干特點
國內學者很早就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管理思想和方式的研究。在中國管理學大會上，中國管理科學與工程研究會理事長李京文院士，管理學家劉源張院士等曾多次呼吁管理學者對中國式管理的探討。目前的情況是國內的呼聲較高，但動作不大，形成強大研究體系的不多，很難拿出一個有充分證明的著作和系統的理論方法。
國內的研究不如國外的研究多。國外對以日本為首的東方式管理的研究已經達到了一定的地步，其中的“日本式管理”早已被列入公認的管理理論之中。而歐美的管理早已形成體系，理論縝密，方法充實。國內受“中國不存在管理理論與方法”的虛無觀點影響，對該問題的研究鮮見，學者們大多將研究力量集中在了西方的管理思想與方式的探討和推廣上。
國內學者的管理理論“西化”嚴重。國內學者對管理理論的研究長期存在著“重西輕東”的傾向。當然，近代的管理理論大多起源于西方，但是東方管理理論“虛無”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尤其是對中國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否定，直接反映了對中國幾千年文明的否定、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否定，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有人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懷疑與偏見，懷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計劃經濟，有人則主張偏向市場經濟，有人則主張二者合一。
國內企業家對有效的中國傳統管理思想與方法的自我體驗和西方管理理論學習經驗嚴重不一致。再好的管理思想與方法也必須結合本土實際，必須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配套，必須與中國的傳統和文化相結合，否則必然出現脫節、消化不良等尷尬的局面。
研究手段的重定性、輕定量傾向嚴重。現有的一些東方式管理研究，包括中國式管理研究大多圍繞在定性的說明羅列之中，沉湎于對古典詞句的解釋推理之中，缺乏數學家的參與和對IT的使用，方法顯得空泛、不實用、不易操作。無論是日本式管理、韓國式管理，還是近期臺灣出現的中國式管理都局限在條條框框之間，缺乏大企業如豐田、本田、浦項、LG、海爾等的實證分析研究，更缺乏定量管理方法的探索，還缺乏嚴格數學論證、推演和樣本統計比較手段的投入和歸納總結，沒有計算機應用的提煉。
中國式企業管理研究思路
西方管理理論與方式。證明其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說明管理方式是經濟體制的必然產物，歐美等西方式管理必須滿足其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變化。提出獨具特色的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東方式管理。通過對東方主要國家的管理思想與方式的根源探索，提煉與總結出東方式管理，證明中、日、韓管理思想與方式的同源性。分析日本式管理、韓國式管理、中國傳統（民國及以前）經濟管理和企業的管理思想與方法，達到證明其共同儒家文化根源的目的。東方式管理與西方式管理兩大理論陣營比較。在管理理論上進行定義，提出新的管理理論陣營和學派劃分理念及方法，建立更明確的界線，形成容易學習和理解的東方管理理論體系，為我國和東方其它國家理論界明確自己的管理研究方向提供參考。引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總結改革開放后成功的經濟發展理論，努力探索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融合，尋找優劣，取長補短，取利去弊，研究適應中國目前發展的經濟理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下，結合東、西方管理理論，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的中國式管理。證明中國企業更需要偏重東方的管理思想與方式，證明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企業管理的理論只能是中國式管理，以利于企業的學習和方法的借鑒使用，減少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中學習和實踐的盲目性。總結制定中國式管理要求。理論性的論述與方法闡述相結合，既要有理論深度也追求可操作性，必須使用計算機和IT手段。
而研究內容是從對西方經濟理論、西方式管理、東方式管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式管理進行總結來看，應當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突出東方文化元素，尤其突出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儒釋道文化基因，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式管理，并進行重點企業案例剖析。
中國式企業管理研究的創新點
市場經濟與歐美管理方式密切關聯研究。市場經濟理論相對比較成熟，歐美的管理方式也很成型，但證明歐美管理方式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則具有一定的難度。如果不能說明歐美的管理方式更適合西方企業的管理、適應市場經濟的體制，則很難說明東方式管理方式存在的必要性，當然也就沒有研究的可能，就掉入東方無管理、中國無管理的“虛無論”之中。但是，經過三十多年的管理實踐，無論是企業界還是理論界都已達成共識，確實存在著東方特色的管理方式和中國特色的管理方式，并且在世界管理理論之林中獨樹一幟，日漸強大。所以，區分西方式管理與東方式管理的研究是重要前提之一。
研究東方式管理，求證儒家思想與東方式管理的關聯。與西方式管理相對應，建立東方式管理。重點是從中、日、韓企業發展的相融性，推導出三國管理方式的互用性，證明其共同儒家文化基礎的特性。在市場經濟的理論下，建立儒家思想影響下的東方式管理。重點包括三國現有管理方式的整理與提練、近現代管理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根源關聯與論證等，提出東方式管理。除現有較為成功的東方式管理的歸類、總結、提煉之外，還可以在儒家思想體系下、在理論上創新提出豐富的東方式管理，盡管這些管理方式還有待于實踐的檢驗和進一步證明，也有很大研究難度，卻尤顯重要。
完成東、西方式管理的比較研究。在建立了西方式管理和東方式管理的基礎上，就可以進行東、西方管理的比較研究。這里進行的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東西方兩種管理方式的比較，采用統計和比較的方法，完成其共同之處的歸納，不同之處的分離，建立各自的特色，重點為東方國家的企業家和管理者指明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的發展方向，不能只是跟在西方管理學家的后面亦步亦趨、搖旗吶喊。其創新點是進行兩種管理方式不同的根源比較，除了從深層次的文化、制度和傳統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外，還重點進行管理方法、方式、實證等方面的探討，力圖使東方管理標準化、通用化、系列化、計算機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實踐總結。重點研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國家的經濟政策與理論進展，在引入市場經濟理論后中國經濟的變化。難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西方市場經濟的差別、與原計劃經濟的差別，本身獨特之處的概括與總結。論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產生現有中國式管理的土壤，是目前適應中國發展的最好形式。如果說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經濟發展是成功的，那目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就是成功的。與歐美的經濟成功一樣，中國一定有一套自成體系的管理方式，與歐美的管理方式并駕齊驅，這個管理方式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式管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式管理的研究和總結。重點是建立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式管理。難點是要抓住這種管理方式的主要特征，并與市場經濟下的西方式管理進行比較，指出不同之處，強調適應性。以國家100強企業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導出中國式管理的主要特征。不但要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式管理不同于市場經濟下的西方式管理和東方式管理，也要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方式不同于計劃經濟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中國傳統的管理方式。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式管理與市場經濟下的東方式管理的不同也很重要，不然將不能證明與日本式管理的區別，也說明不了與韓國式管理的區別。以上證明具有較大難度，尤其是優缺點的歸納和總結帶有預測性，帶有一定的不穩定性和風險性。
（作者單位：煙臺大學機電汽車工程學院）
【參考文獻】
西北經濟落后在全國看來已經是有目共睹的，但就其落后的原因來看又是復雜的。在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劃塊內，西北三省兩區被列入同一個區域，但雖然在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劃塊中，西北三省兩區被列入同一區域，但就其內部而言，發展水平是有顯著差異的。陜西省整體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水平高于其他省區，新疆農棉等商品又高于其他省區。什肅、青海、寧夏落后的原困更偏重于耕地和工業的欠發達。但就西北五省整體而言，工業的單一和落后又是落后的共同原因。
1、政府對西北地區開發、扶持、創新難度高于南方地區。傳統的經濟管理體制依舊是指令性的管理方式，政府機構極為龐大。部門十分雷同，被動性的改革制約著這一地區始終無法主動改革，往往會出現“牽著牛鼻子走”的狀況。和我國的南方地區相比，西北地區經濟改革有三點不同。一是政府所承擔的責任比東部要大許多，西北地區是“老、少、邊”區的政府，必須把解決溫飽、穩定邊疆，協調民族關系、抓好安定團結做為政府職能改革的基本前提。二是西北的地方經濟實力在改革初期就與東部地區處在不同的檔次上，加上可開拓的市場空間遠遠小于內地，交通便利程度也遠遠小于內地。所以，即便能夠在改革進度上與內地同步，也不可能取得同樣的效果。三是改革所選擇的突破口不同，東部的經濟體制改革基本都是從市場要素最活躍的領域開始的，如鄉鎮企業、經濟特區、股份制、民營經濟、家庭企業等，最后才對國有企業實行改造，因此，政府對改革的承受力有一個適應和過渡期，而西北的改革別無選擇。
2、生存條件極為惡劣。從自然條件看，大西北占據中國1／6以上的土地面積，其中，絕大部分地區屬于荒山、沙漠、戈壁和雪域高原，缺雨的環境是其發展最大的阻礙，灌溉面積也只是圍繞黃河或者祁連山的雪水來滿足農作物的生長。在歷朝歷代的開發中由于違背了自然規律，過度開墾，使得土地、水、林草資源遭到嚴重破壞，自然環境逐漸惡化。其主要表現：一是自然界涵養水源的能力下降，水資源嚴重匱乏。西北地區曾是一個水草豐美的地區，但近代以來，干旱卻成為開發的大敵，由于古代開發使天然水體遭到破壞，而人工水利工程又年久失修，加之戰亂不斷，使本已破爛不堪的水利設施更難維護，嚴重制約了開發的地域。二是土地的利用價值弱化。由于水資源的匱乏，土地沙化、鹽漬化嚴重，加大了土地開發利用的難度。由于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導致了風災、旱災等自然災害不斷，自然災害的頻發，使本已不堪重負的農民進一步過墾過牧，形成了惡性循環，嚴重影響了開發的深度和廣度。
3、管理體制落后，法律意識淡薄，教育落后。這些是西北經濟發展落后的重要原因。西北的管理體制尤其是在地方上，依舊滿足于低水平的管理方式，不重視管理方式的創新。用人機制多是用行政官員的方式來選拔經理、廠長。這些經理、廠長一般對經營理念、管理理論不關注，過多關注的是職位和金錢。法律意識淡薄也是西北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法制觀念淡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權大于法，情大于法的現象十分嚴重。這里的民眾也不會自覺地拿起法律工具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寧肯吃虧也決不打官司告狀，對法律機構沒有足夠的信任。教育發展嚴重滯后。西北教育事業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資不足、師資力量薄弱和觀念陳舊。近年來，由于地方財政日趨緊張，國家撥付的教育經費連保證教師工資和公用費用都很困難，使得學校無力對教學條件進行改造。一些縣鄉僅教師的工資就占據了全部教育經費的95％。有的學校的辦公費每學期不到10元，教室的危房率高達50％。
二、解決西北經濟落后的對策
西部大開發十年來，取得了一系列驕人的成績。但西北經濟特殊的政治、經濟、社會原因、民族的原因，使西部大開發的任務依舊還沒有完成，路途依舊任重道遠。十年來，在興修水利、交通運輸、資源開發上取得了好的成績。但在一系列基礎措施逐漸完善時，合理利用這些措施才是最關鍵的致富辦法。
1、可持續發展道路是西北經濟的必然選擇，回顧西北整個歷史的發展進程，隋唐以后由于歷代統治階級的巧取豪奪，毀林開荒，連綿戰爭和大規模移民、屯田，這里逐漸成為童山濯濯、沙海茫茫的貧瘠地區，已成了千年歷史傷痕的記載。這些都是西北發展過程中的歷史教訓。面對子孫和未來，可持續發展無疑是西北經濟騰飛的基礎和關鍵。為此，西北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環境的關系。必須合理用水節約水資源、必須治理風沙、不亂墾亂種、保護西北地貌的豐富性。
2、西北經濟開發與發展要以市場為導向，必須調整產業結構、培育優勢產業。在過去很長時間里，國家對西北地區的開發一直采取計劃體制下的資源導向模式，即按照高度集中的資金投放方式支持這些地區大力發展能源、原材料工業。改革開放以來，高度集中的計劃色彩逐步淡化，但是，在戰略導向上依然是資源開發戰略。在過去的很長時間內，西北經濟的支撐是資源支撐。21世紀以來。隨著資源的緊缺以及儲蓄量的減少，又給西北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西北經濟必須做到資源產業和優勢產業齊頭并進，必須適當地調整經濟結構。在將資源優勢與產業優勢有機結合的基礎上，培育與發展區域優勢產業。以市場為基礎，調整現有企業組織結構，改變原來的圍繞當地資源開發而創辦的企業組織，變生產型模式為市場型模式。以市場為導向還要鼓勵創新，發展西北地區特有的產業。
3、完善教育體制，政府繼續不遺余力地對西北進行教育投資。高等教育的發展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形成教育的固定資產。同時，教育活動、科研活動也要消耗大量的勞動力，每年大量的科研成果還直接創造出巨大的經濟效益，增加了社會財富，因此，教育可以直接作用于GDP的增長。除此之外，為教育服務的支持保障產業也會隨著教育的發展而擴大，帶動大量的物質投入和產出。因此，教育的發展還可以間接作用于GDP，促進其增長。由此看出，一國國民經濟的增長會加大對教育的投資，反過來教育的發展能促進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成立西北人才庫，把技術專家匯集起來，給予與沿海同等專家同等或稍高待遇，向國外、沿海和中部地區搞技術輸出，也給西北有關企業提供技術指導。這為西北以后的發展留住了高級專門人才，也為西北企業的發展造就了方便、可靠的技術后盾。
摘要：西北地區處于我國版圖的西北部，有著豐富的煤炭、天然氣、石油、鎳等自然資源，但經濟發展仍處于落后的地位。西部大開發政策提出以來，整個西部的經濟相比以前著實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相比我國的南方，差距依舊明顯，經濟模式單一、市場不景氣、才人外流等。西北經濟落后的原因除了地理位置劣勢以外，還有許多人文的原因。
財務管理是在一定的整體目標下，對于資金籌集及投資，資產購置，單位業務現金運營，以及利潤分配等涉及到的一切財務事項的管理。財務管理是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根據國家財經法規制度，按照財務管理的原則，組織企業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的一項經濟管理工作。
2財務管理的發展階段
伴隨著企業的發展進程，財務管理大體分為以下三個發展階段。(1）私人作坊時期的財務管理。資本主義初期，社會的經濟實體多是私人業主為主的作坊實體，這時的財務管理是記賬，財務人員是賬本先生，職能僅僅是記賬、算賬。這是純粹的會計支付和賬薄登記工作。這個時期的財務管理是最基本的原始形式，只體現了會計核算的功能。(2）近代企業的財務管理時期。自16世紀開始，進入人類社會的近代史時期，西方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發展，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近50年內，交通和網絡技術的發展使企業規模迅速龐大起來，產生了大量跨地區、跨國企業。企業管理架構龐大繁雜，層次多分工明細，組織管理環節多，規模跨地區、跨越國家，辦公流程流轉主要以紙質文件傳閱為主。辦公流程受到辦公地點的限制，辦公方式不夠靈活。此時期財務管理得到了發展，在企業管理中發揮了更多作用，這段時期財務管理包括兩種職能：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增加了財務管理功能，主要是財務計劃預算、財務資金支付中監控、事后根據財務部門掌握的會計核算資料，總結分析企業財務事項及整體效益，提出建議及對策。此期的財務管理多通過紙質文檔傳閱審核審批為主。(3）網絡時代財務信息化管理時期。網絡技術創新發展，網絡技術已運用到企業管理方方面面。現代網絡創新帶來了企業管理模式巨大變革，網絡技術廣泛運用于企業管理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企業的網絡管理包括：設計管理、采購管理、庫存管理、合約管理、生產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行政辦公管理等等企業一切管理中，網絡是這個時期企業管理的基本支撐。雖然財務信息化管理技術在現有企業中應用較少，但這是財務管理的發展趨勢，未來10年中，建立在網絡基礎上的財務信息化管理將成為企業財務管理主流模式。財務信息化管理特點：(1）網絡辦公流轉程序大大減少紙張的使用量。(2）工作效率高，只要能夠上網就可以隨時辦公。(3）管理更加嚴格及嚴密。財務管理網絡流程設計縝密，管理監控執行更加嚴密，環環相扣，設計好的流程必須經過才能推進到下一步，杜絕了紙質審核審批方式存在的疏漏事件發生。是一種更為先進的財務管理方式。(4）辦公不受地點和時間限制，離開辦公室出差出國照樣可以批閱文件；(5）辦公流程不再是面對面方式，可以通過網絡完成電子審核審批程序；(6）財務管理與業務管理密切結合，利用網絡技術對財務和業務一體化進行管理，企業管理更加科學和高效率。
3國內企業財務管理信息化發展現狀
財務管理包括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兩部分職能。會計核算利用網絡技術化發展方面較早，目前國內會計核算使用的軟件主要有用友、金蝶等等許多品牌，有單機版和網絡版，會計核算電子化已有20多年歷史，會計核算軟件經過20多年的研發、實踐及完善已比較成熟，比較完善，從單機版發展到集團網絡版，完成了集團內會計核算的集成統一管理。但在財務管理利用網絡技術方面比較滯后，財務管理網絡利用方面仍處于初期，而且應用也比較少。按照財務管理信息化建設水平劃分，將國內企業分為以下三類：(1）財務管理沒有使用網絡技術大多數企業仍然習慣于紙質文件審核審批方式，計劃編制及預算編制紙質，資金支付流程審核審批紙質，工作效率低下，預算控制管理滯后，數據信息反饋滯后，從而導致糾正計劃偏差實施滯后。(2）財務管理部分應用網絡技術主要是電子審核審批方面應用網絡技術，提高了審批環節工作效率。但業務計劃、預算編制、控制執行、預算執行分析方面仍然采用紙質辦公形式，這類企業完成了財務管理部分職能的信息化應用技術。(3）財務管理全部運用網絡技術進行管理財務管理的全面信息化是現代企業發展趨勢，是企業高效管理的需要，財務管理的發展趨勢是企業充分利用現代網絡技術優勢及其非凡功能，將網絡技術的瞬時反應功能應用于財務管理的各個方面，將財務管理推進到高效率、高效果運作的新時代。
4財務管理發展趨勢－財務管理信息化
財務管理的全面信息化是現代企業發展的趨勢，是企業高效管理的需要，財務管理應當充分利用現代網絡技術優勢、新功能，將財務管理提高到高效率高效果運作的新水平。隨著網絡技術迅猛發展，網絡技術廣泛應用于人類社會的學習、工作、生活等各個方面，網絡技術將會全面運用于企業管理各個環節中。企業對于財務管理信息化的建設應用需求越來越強烈，將會出現許多更為綜合性進行財務管理的辦公軟件。網絡信息化財務管理發展趨勢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1）財務管理全面應用信息化技術
未來企業財務管理發展趨勢是，不僅會計核算方面應用網絡技術，財務管理方面也全面應用信息化網絡創新技術。實現財務管理全部事項的聯合管理。采用一個軟件進行會計核算及財務管理的統一管理，或者應用相互連接可轉化多個軟件完成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功能。企業將越來越多地將財務管理的所有內容納入網絡信息化一體化管理體系之中，優化財務管理的整體效率和管理功效，改變目前企業僅是財務管理中部分職能應用網絡技術的管理模式。
(2）會計核算－財務管理一體化
將會計核算工作和財務管理有機結合，將財務管理資金支付程序轉化為會計核算工作內容，減少重復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目前一些企業實現了將電子審批單據轉化為財務核算軟件的會計憑證，已經可行，但僅此而已。財務管理信息化建設應當更進一步，應用于財務管理的其他方面，不單單是資金支付電子審批，還要應用于預算管理、制度管理、業績考核評價等多個方面，有效發揮利用網絡技術實時反應的迅捷優勢，充分利用現代技術提高企業運營效果。
(3）財務管理－業務管理一體化
財務管理和業務管理的一體化，財務和業務管理密切結合，實時反應業務計劃實施進度結果，使業務的財務信息更加透明化、共享性，按級別按照權限使用財務管理信息，強化財務管理和業務管理，在預算執行程序階段完成預算執行偏差的矯正工作，加強企業管理制度的執行實施能力。企業管理財務信息有限制共享性，在某種程度上是壓縮了管理層次、縮短了管理鏈條，使得管理目標清晰可見，管理制度全員掌握，管理程序規范調理，總結分析更加及時，管理決策更加正確可行，更易更快實現企業愿景。
(4）全面預算管理－資金支付管理一體化
財務管理的信息化發展趨勢是預算管理－控制執行緊密結合。預算編制、預算執行控制、資金支付、管理監督、預算分析、糾正預算執行偏差等財務管理的各個管理程序均應用統一的財務管理信息化體系，完成預算執行和監督管理的一體化。財務管理信息化摒棄了目前多數企業采用的傳統預算管理方式的預算管理與資金支付管理相脫節、預算執行財務數據反應滯后、預算分析總結滯后、糾正偏差不及時、預算執行效果較差等缺陷。
(5）推行信息化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
目前，國內企業財務管理信息化建設水平相對落后，全面應用網絡技術進行財務全面管理企業少之又少，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①管理層對財務管理不夠重視；②企業沒有意識到財務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性；③目前國內缺少財務信息化管理軟件；④財務管理信息化推進過程中障礙重重。一種新管理模式的推行，是管理程序乃至部分管理辦法的更新變革，需要全員培訓學習，需要改變思維方式，給原有的管理方式及思維方式帶來沖擊，需要管理鏈條的每位員工付出時間、付出辛苦來適應這種新的管理方式。因此總會引起一些人員的不滿，財務管理信息化建設需要領導層全力支持和堅決推行，雨過天晴，人們發現，走過適應期，步入正規的財務信息化管理程序，給企業的管理及運營效果帶來無限的利益。
(6）關于推進財務管理信息化建設的建議及對策
長期以來,學界對經濟法主體的研究取得一定的進展,但對于經濟法實踐而言,仍然缺乏應有的指導意義,經濟法主體理論還是處在不很成熟的階段。對于經濟法主體的概念、特征和分類,在已有的研究成果里,由于研究者知識背景的視角的不同及不同時期對經濟法的研究的程度各異,沒有形成比較統一的結論。
有人認為,經濟法律關系主體是指參加社會經濟活動、依法承擔責任、擁有權利、享受權益的國家機關、企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及其內部分支機構,以及公民和個人。[1]有人認為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亦稱經濟法主體,是指經濟法律關系的參與者。[2]有人認為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是指經濟法律關系的參加者或當事人。[3]有人認為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是指參加經濟法律關系擁有經濟權限的當事人。[4]有人認為經濟法主體即國家經濟管理法律關系主體,它是經濟法調整的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的參加者即當事人,是國家經濟調節和管理活動中權利義務的承受者。[5]還有人認為,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是指經濟法律關系的參加者,也即在經濟管理、維護公平競爭、組織管理性流轉和協作法律關系中依法享有一定的權(力)利、承擔一定的義務的當事人。[6]
總體上說,以上經濟法主體的概念,盡管在文字表述上有異,但基本上沒有離開法理學上對于法律關系主體是指參加特定法律關系并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的當事人的一般見解,基本上套用“經濟法(法律關系)主體”是“參加”某種“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或當事人”的表述方式。如此看來,已有的經濟法主體概念不能說明經濟法中的經濟法主體固有的本質。在人們對行政法、民商法上的主體有著較為類型化的認識、對經濟法的獨立性心存懷疑進而不能區分經濟法主體和其他法主體的情況下,只給出一個無法體現經濟法主體特質的經濟法主體概念,就不可能克服理論上的混亂。因此,我們需要探索經濟法主體的本質特征,進而對經濟法主體進行分類和類型化。
二 經濟法主體的特征
對于經濟法主體的特征,經濟法學界眾說紛紜,20世紀90年代以前,有人認為經濟法主體的特征有:(1)多層次、多種類。(2)主體的意志在一定范圍內具有相互之間的不平等性。(3)主體的活動特征是依法只能進行經濟活動。[7]有人認為,經濟法律關系主體有以下主要特征:法律法規所規定且具有經濟權利能力和經濟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有經濟權利和承擔經濟義務。[8]有的人認為,經濟法律關系主體的特征是:(1)具有經濟上的權利、行為能力。(2)擁有一定的財產。(3)擁有名稱(姓名)、經濟戶口和住所或場所。[9]90年代以來,對經濟法主體有了新的認識,有人認為,(1)主體資格具有復雜性。(2)主體形式具有廣泛性。(3)主體之間具有隸屬性。[10]有人認為經濟法主體的特征是:(1)主體種類的廣泛性和多樣性。(2)主體地位的不平等性和相對固定性。(3)主體資格的對應性和雙重性。[11]這些對經濟法主體的特征的歸納,無疑對我們今天的研究具有啟發意義,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這些認識都沒有揭示經濟法主體的真正本質屬性。首先,法律關系中的主體地位不平等不是經濟法主體間特有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間的地位就是不平等的,強調經濟法主體間地位的不平等,其理論根源在于受到傳統上行政法律關系主體研究模式的影響,其危害在于不但不能說清經濟法主體的特征,反而更加加深了經濟法主體和行政法主體之間的混亂;其次,強調經濟法主體的多樣性和廣泛性,其實是說地位高低不同、規模大小不同、經濟成分各異的主體均可成為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12]不同的主體可以成為不同法律關系的主體,所有的法律關系主體在這種意義上都具有多樣性和廣泛性;第三,強調經濟法主體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強調財產、名稱和住所,實際則是民事法律關系主體甚至是所有法律關系主體理論的機械套用,任何主體要成其為法律關系主體,其基本前提就是他在本質上有成為一個主體的可能,有相應的財產、名稱、固定的住所,具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是成為主體的先決條件,因而也不是經濟法主體的特征。
筆者認為,經濟法主體不是人們的主觀臆斷的結果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恩格斯曾經說過:“每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點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是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的”,[13]經濟法主體,也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出現的。個人間、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促使人們對國家和私人社會之間關系的反思,在意識、信仰和觀念上都發生了變化。社會分工引起的交換,特別是近代社會大規模的市場經濟,又將社會有機地聯接為一種新的整體。人們普遍意識到,只有在協商的基礎上達成社會的和解,平衡國家和個人的利益,強調國家和私人都服從的公共利益,在這種利益下實現各自的利益,才能夠真正實現在社會發展下全體社會成員的根本利益。社會成員有了對各自權利(權力)制約的意識,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社會公共利益的看法,個人和國家都已不再是自身利益的無限追求者、至少也是在整體利益的框架下實現自己的利益。由于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個人利益都要在整體公共利益的實現中才能實現,利益就成為一種相互關聯,無法具體化的抽象的利益,人們可以感受到在這種情形下,自己利益的存在以及自己利益伴隨公共利益的實現而實現,卻無法界定何人在何時、何地享有何種具體的利益。往往要到某種利益遭到侵害時才能夠感受到這種利益與自己切身相關。經濟法也體現了這一利益關系走向,將國家、社會、個人三位一體納入自身的法主體體系。[14]因此,經濟法主體的特征就在于:
(一)經濟法主體的不確定性。我們說經濟法主體的不確定性,是指對于某一經濟法上的權利,由于經濟法利益的整體性,使得享有利益的經濟法主體因而具有不特定性,所以難以確定究竟有哪些主體可以對其享有。
(二)經濟法主體權利的抽象性。經濟法主體在經濟法上所享有的權利,通常不象民法、行政法的權利那么明確。
(三)經濟法主體之間權利義務的廣泛關聯性。經濟法主體所享有的經濟法上的權利是一種基于公共利益需求和共同發展需要而形成的權利,因此,這種權利是一種一個侵權行為就侵害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的行為。任何人權利的實現與其他眾多人的權利實現相關聯。
(四)經濟法主體權利義務的公共利益優先性和個體利益的下位性及公共利益和個體利益的復合性。經濟法所確認的權利,從本質上來說是對社會成員追求個體在整體發展下而發展的權利的法律化。經濟法不是反對個體利益的追求,而是和其他法律的目的相一致。只是在不同的領域采取了不同的實現方式而已。我們認為,相對于民法的以倡導私權的方式來促進個體權利而言,經濟法是在民法所不能及的領域以保障公共利益的形式來最后促進個體權利的發展。因而,經濟法首先強調經濟法主體之權利的公共利益優先性,個體權利作為最一般性的目的,不是作為手段的經濟法的典型權利類型。
(五)經濟法主體分化性:國家主體、受制市場主體的顯性和其他參與主體的隱性。由于經濟法的屬性在于國家對經濟運行采取的主動積極的行動,因此,國家主體在經濟法中的地位不可避免的被彰顯;而在市場規制中往往又強調市場主體進入市場的條件,因而市場主體也為經濟法所極力宣示,經濟法規范市場主體的具體人格。[15]與此相反的是,經濟法的公共利益享有者也就是以其他方式參與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卻很少得到法律的明示。之所以強調經濟法主體的隱性與顯性,其根本的目的在于,過分的強調國家主體的地位和渲染受制市場主體的市場準入條件雖然符合現代經濟需要社會權威加以引導和促進的特征,卻與極少注意經濟法上的公共利益的享有主體一樣,有忽視經濟法上的權利而片面強調國家權力的危險。
三 經濟法主體的類型化
長期以來,學界對經濟法主體的本質特征的認識不夠,使現有的對經濟法主體的類型化并不是建立在對經濟法主體的固有本質的基礎之上。因此已有的對經濟法主體所進行的類型化,無法使人們認識到經濟法主體和其他法律關系主體的區別。
在早期,學者們對經濟法主體的分類通常滿足于對各種經濟法主體的客觀描述和自然寫實。有人認為,經濟法主體包括國家機關、社會組織(核算組織和預算組織)、個體經濟戶和農村社員、企業內部職工。[16]有人認為經濟法主體有經濟行政機關、經濟組織、公民和其他主體。[17]采用類似分類方法的還有孫皓輝[18]、王保樹[19]和種明釗[20]等人。這種分類滿足于用自然狀態的詞語來對經濟法主體進行類型化和一般歸類,且不說這些歸類是否符合經濟法主體的內涵與外延,單從把經濟法主體分為各種自然狀態的個人或組織體來看就不是科學的。“法律關系主體是法律關系的參加者,即在法律關系中一定權利的享有者和一定義務的承擔者”。
“從理論上講,凡是能夠參與一定的法律關系的任何個人和組織,都可以是法律關系主體”。“在中國,根據各種法律的規定,能夠參與法律關系的主體包括以下幾類:1、公民(自然人)。……2、機構和組織(法人)。……3、國家。……”[21]可見,任何法律關系的主體首先應該是自存自在的自然狀態的主體,也就是說,諸如自然人、組織、機構等并不必然是法律關系的主體,只有其參加了特定的法律關系,才能成為特定的法律關系主體,因此,自然人、公民、組織等等都不是天然的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因此,上述經濟法律關系主體的分類顛倒了法律關系主體和自然狀態的主體的特別與一般的關系,不僅使經濟法主體失去了經濟法學理論的支撐,不具有經濟法學的色彩,而且沒有在本質上區分經濟法主體和其他法律關系的主體。
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學者們開始對經濟法主體進行概括和抽象。經濟法主體的歸類體現了經濟法和經濟法主體的本質,開始有了經濟法的色彩和內涵。有人指出,經濟法的主體可分為宏觀調控法的主體和市場規制法的主體。前者分為代表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主體和承受國家的宏觀調控的主體即調控主體和承控(受控)主體。后者分為代表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管理或規制的主體和在市場經濟中接受國家的市場規制的主體即規制(管理)主體和受制主體(市場主體)。[22]謝次昌教授把經濟法主體分為管理主體和實施主體,并且認為這兩種主體的劃分是相對的。[23]李昌麒教授則認為經濟法主體應分為經濟決策主體、經濟管理主體和經濟實施主體。[24]漆多俊教授的幾種分類方法里,有一種就把經濟法主體分為國家經濟管理主體和被管理主體。[25]史際春等認為經濟法主體大致可以分為經濟管理主體和經濟活動主體。[26]較之此前的研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對主體進行分類時,不再簡單的對經濟法主體做外部性的描述,而是逐步的開始對經濟法主體進行特征上的抽象,基本上是在與經濟法調整對象相一致的前提下,按照“決策———實施”、“管理(規制)———受管理(受制)”、“管理———(參與)經濟活動”的模式展開對經濟法主體的研究。但是,這些觀點的不足之處是很明顯的。就“決策———實施”模式來看,由于在行政法的實施過程里,也有就某一特殊事項作出決策并實行,因而在行政法律關系中也有決策主體和實施主體,而且,就實施一詞的意義來看,實施通常是主體積極的、主動的行為,而在經濟法律關系中,對于大多數的非國家主體而言,他們履行的多為消極的不作為義務,因而這一模式不能涵蓋經濟法上的全部主體。而“管理(規制)———受管理(受制)”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長期的法律實踐中,“管理”一詞被視為行政法主體所實施的行政行為的代名詞,而被習慣性的用于行政法中而成為行政法的常用用語。經濟法和行政法的難以界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人們難以準確界定“管理”一詞的內涵和外延,從而把國家對經濟的協調和干預等都視為國家對經濟的管理,進而也就認為,既然國家對社會經濟的行為是管理行為,那么這種行為就是行政行為,因此,經濟法在事實上就是行政法,充其量也就是經濟行政法。所以把經濟法主體放在“管理(規制)———受管理(受制)”模式下加以歸類,本身就沒有能夠區分經濟法主體和行政法主體,無法為經濟法的獨立性找到主體獨特性的依據。而“管理———(參與)經濟活動”模式的缺陷在于其內涵和外延的過于狹窄。
我們認為,由于經濟法的特征在于協商性和他所體現的利益的整體性,對經濟法主體的歸類就要體現經濟法主體之間的協商和相互關聯性、經濟法主體之間的關系不是簡單的一對一的、單向的、管理和服從的關系,而是一種聯動的和互動的關系,經濟法律行為是一種利益關系范圍極為廣泛的、民主性和群體參與性極強的活動,我們要從經濟法主體所參與的經濟法律行為和法律關系本身來考察經濟法主體本身。
由于經濟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在體現利益的整體性的基礎上,還存在國家對經濟干預所在領域的不同而存在基于整體利益的不完全相同的法律關系,這兩種法律關系分別是國家在對市場的管理中與市場主體之間產生的法律關系和國家在宏觀調控中和參與在宏觀調控的其他主體之間產生的法律關系,前者我們稱之為微觀經濟法律關系,后者我們稱之為宏觀經濟法律關系。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我們這里以微觀和宏觀來界定經濟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并不是指經濟法律關系所涉及的利益的對象的多少,而是指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領域的法律關系,我們把經濟法主體分為微觀經濟法主體和宏觀經濟法主體,也是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的。因此經濟法主體也分為微觀經濟法主體和宏觀經濟法主體兩類。
微觀經濟法主體是指在市場管理活動中產生的法律關系中的主體,就微觀經濟法主體而言,由于在市場管理中往往涉及市場中的各個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和國家對市場的管理,這就需要區別平等的經濟法主體和民事法律關系主體、具有管理和被管理關系的微觀經濟法主體和行政法律關系主體。
首先,在市場的運行中參與市場活動的主體并不必然就是經濟法主體或者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對經濟活動參與者不加區分的一律歸類為任何一種法律關系主體的做法都是片面的。我們認為,區分經濟法主體和民事法主體的唯一標準就是,參與經濟活動所涉及的利益是否具有整體性、公共性。主體是否具有平等性不是經濟法主體有別于民法主體的根本標志,經濟法主體中的市場參與者,他們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經濟法和民事法律關系的唯一區別就是利益范圍的大小。民法的產生是在不自覺的狀態下產生的,人們之間的民事交往活動是人類生存的必然,人們之間在生產、交換生活過程中,不斷的約定俗成,形成習慣,并具有約束力,以致有了國家之后,上升為法律,這就是民法。民法的基本價值取向在于對個人權利的極大限度的保障,在民法制度體系下,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個人利益沖突的裁判者,國家并不是對經濟活動置之不理,只不過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參與在于事后的裁斷而已,國家以事后對沖突進行法律上的判斷、制裁來促使個人利益在民法體系下自由成長,并最終增加社會總財富的積累;而經濟法是在生產的高度社會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具有高度關聯性從而使純粹的市場調節機制面對極端的個人利益追求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卻日益顯得無能的背景下產生的。“經濟法的產生卻是一種自覺的過程,國家的意志在該部門法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國家憑借其權威力、強制力,調節、干涉自發的經濟活動,避免其產生的弊端”。[27]經濟法對市場所進行的規制,國家不再是消極被動的等待市場經濟主體把矛盾和沖突交由自己裁斷,而是積極的運用國家力量加強對市場的管理,國家已經不只是市場秩序的恢復者,而是市場秩序的建設者,而且他的基本職能主要是后者。經濟法區別于民法的另一個標志就是國家的主要職能在于防范市場的混亂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對混亂的修正,在微觀經濟法律關系中始終存在國家主體,而且國家主體加入經濟法律關系的時間是提前介入,而民事法律關系中,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主體,國家并不以有別于其他主體的資格加入到民事法律關系中來,充其量也就是在民事關系被扭曲后作為裁判人加入到對恢復關系的關系中來,但這時的國家已經不是我們所討論的意義上的國家,而且,這時的法律關系也是訴訟等法律關系了。
“新基礎教育”研究是葉瀾教授主持的一項綜合性研究項目，涉及理論實踐兩個層面和多個領域的研究。早在其探索性研究階段，該研究就曾關注過學校管理層面的改革問題，如學校科研如何推進學校各項工作的開展，在科研過程中如何形成一支新型的教師隊伍，學校管理工作如何體現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結合等。[1]在研究進入推廣性、發展性階段之后，上海市“新基礎教育”研究所于2002年3月舉辦上海閔行區“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者研修班，研究主題涉及學校管理改革各個層面的問題。2002年5月，“新基礎教育”研究所在上海召開了第六次“新基礎教育”共同體研討會，葉瀾教授作了《高質量整體加速推進新基礎教育，創建21世紀新型學校》的專題報告，明確提出了“創建21世紀新型學校”的改革實踐目標。學校管理“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強化了校長作為學校改革第一負責人的意識，并由此在學校管理層面開始了更為深入而富有創意的改革。[2]
現有的學校管理改革往往是在理論與實踐相對立的思維方式指導下進行的，比較側重實務層面的改革，對行政層面有很強的依附性，學校管理改革的自覺性、獨立性與特殊性尚待開發。在此背景下，“新基礎教育”的學校管理改革，就體現出以下的獨特性：
增強了理論與實踐的互動
“新基礎教育”的學校管理改革有著鮮明的教育學立場，追求和體現著教育理論與教育改革實踐的積極互動。“新基礎教育”的學校管理改革堅持直面學校管理現實，尊重實踐本身的獨特性、綜合性和復雜性，始終在“成事”與“成人”相結合的立場下研究學校管理問題。“新基礎教育”并不反對借鑒經濟管理等領域的先進思想，但更加自覺地注重學校教育及管理的獨特性，堅持將學校管理改革置于教育學的立場下進行思考。“新基礎教育”有其對社會發展、教育改革走向的整體思考，有其對現有學校教育問題的深度考察，更有改變現狀、創建21世紀新型學校的目標設計和路徑創新。在“新基礎教育”看來，“實現轉型，是中國學校世紀初變革的基本走向和關涉全局的基礎性核心任務”，其具體內涵“即學校教育的整體形態、內在基質和日常的教育實踐要完成由‘近代型’向‘現代型’的轉換”，轉型的具體內容包括價值提升、重心下移、結構開放、過程互動、動力內化等5個方面。[3]而具體的改革路徑，則是研究型的改革實踐。在這一重要的改革實踐中，學校管理不僅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改革層面，而且是在“新基礎教育”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
在進行“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時，學校管理者首先要學習和掌握“新基礎教育”的理論，要認識“新基礎教育”的性質、目標、價值追求和觀念系統，理解“新基礎教育”的主張與改革措施，從而形成“新基礎教育”的理論立場。“新基礎教育”并不認為學校管理者只是理論的應用者，而是認為其同樣需要思考教育問題，形成教育觀念，養育教育智慧；認為學校管理者是有思想、有智慧、有發展潛力的生命體，而不是照本宣科的操作者。
“新基礎教育”的學校管理改革，致力于理論思考與改革實踐的互動，不斷研究新問題，不斷在研究中豐富理論，不斷在理論指導下推動改革實踐，理論與實踐相互滋養，相互生成。因此，在“新基礎教育”的學校管理改革中，學校管理者能不斷地感受到“新基礎教育”理論對改革實踐的滲透和指導，也能在不斷推進著的改革實踐中，發現新問題和進行新的理論思考。因此，實施“新基礎教育”，會促進學校管理者更加自覺地學習、思考和實踐，在實踐中更新教育觀念。
突出了改革的整體意識
“新基礎教育”要求，學校管理者必須有綜合和整體的意識，要對學校所走過的道路有清醒的認識，要對學校的發展狀態、改革目標、改革進程、存在問題與新的發展空間有綜合的認識，對學校各方面、各層面的改革有綜合的設計，要有策劃、指導、推進學校各方面改革的意識和能力。這樣，必將有助于整體推進學校的改革和發展。
突出了改革的內涵意識
對于學校管理而言，有各種技巧、方法的改革，有各種方面的改革，有外顯的改革，也有內涵的改革。從當前的改革狀態來說，人們比較關注的是學校硬件設施的完善、學校品牌效應的形成、學校外在聲譽的改善。這些固然是重要的，而且對于當前來說，也是必要的工作。但是，這些改革畢竟是學校的外延發展，不能替代學校的內涵發展。
“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極大地促進了學校的內涵發展。對于學校改革和管理來說，最核心、最艱難的就是學校的內涵發展。“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致力于學校日常生活的更新，致力于學校中人的生存方式的整體轉換，致力于創建一種新的學校生活形態。這一改革艱難而又非常有意義。因此，“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非常關注學校管理者和教師的自我更新。具體而言，這種自我更新包括人的觀念系統的更新、思維方式的更新、價值取向的更新和行為方式的更新等。這種自我更新，是滲透在教師、學校管理者的日常工作之中，并通過其日常工作方式的轉變而體現出來的。因此，“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關注的是工作中的人的變革。這是最具有實質意義改變。用“新基礎教育”的話語來說，就是要處理好“成事”與“成人”的關系：通過“成事”來成人，“成事”與“成人”緊密結合。
“新基礎教育”自覺、執著地關注著學校內部的變革，關注著學校內在基質的時代轉型，關注著學校的整體轉型和轉型性的改革過程。正是在此意識之下，“新基礎教育”才特別看重“過程”、“人”和“日常”這些學校內涵發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突出了改革中學校的自我意識
學校管理改革有多種方式，從內外關系來說，有的是依靠外界控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的是注重調動學校人員積極性的改革，有的是積極尋求外界支持的改革，而“新基礎教育”追求的是學校管理的自我更新。這是一種對學校人員綜合潛能的積極挖掘，是一種開放的精神狀態與發展狀態。因此，“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喚醒了學校的自我意識。
只有學校管理者想改變自己和自己的學校，愿意面對學校的問題，愿意尋找學校的發展空間，“新基礎教育”才可能在其學校扎根，才能促進學校自我更新。“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沒有固定的模式，沒有固定的操作方法。它只是通過傳播理念和改革實踐，喚醒學校管理者和教師的自我意識、發展意識、生命意識，讓每個人都認真面對自我，積極更新自我。這樣，“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就呈現出相當積極的狀態：學校管理層在積極地自我更新。這不僅體現為每所實驗學校對自己學校發展狀態、問題與發展空間的認識上，不僅體現在對學校發展規劃的制定上，不僅體現在學校管理者積極地推進自己學校的改革、不斷深化和拓展改革領域上，而且體現在學校管理者和教師能夠積極地思考自己的工作，積極地探索和實踐，積極地反思并不斷地重建。一批批積極進行自我更新的學校管理者和教師，正在研究型的改革實踐中不斷涌現。
“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強調了“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力量，在改革的過程中不斷喚醒著學校管理者和教師的自我意識，不斷增強著他們的力量。
在幾年的改革實踐中，正是因為有了上述堅實的基礎，所以開展“新基礎教育”實驗的學校才在學校管理層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們根據自己學校的歷史、現狀、問題與發展空間，自主規劃學校發展，積極開展學校科研，開展具有個性特征的文化建設，降低管理重心，重構學校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自主構建反思--重建型的管理方式，關注學校最基本的師生日常生存方式的轉換。可以說，每一所扎扎實實進行“新基礎教育”研究的學校，其管理層面都顯現出整體轉型的態勢，從而極大地促進了學校從“近代型”向“現代型”的轉換。
學校管理改革之路是沒有終點的。“新基礎教育”的學校管理改革乃至于“新基礎教育”的理論建構與改革實踐，必將為豐富、拓展學校管理改革的理論與實踐，不斷發揮其獨特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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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跨國經營需要注重“跨文化管理”，戴維?A?利克斯就指出過這一挑戰，他認為：“大凡跨國公司大的失敗，幾乎都是僅僅因為忽視了文化差異――基本的或微妙的理解所招致的結果。”在一個這樣的企業中，處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方經理人員由于不同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習慣作分等的差異，對企業經營的一些基本問題上往往會產生不同的態度。如經營目標、市場選擇、原材料的選用、管理方式、處事作風、作業安排及對作業重要性的認識、變革要求等，從而給企業的全面經營隱藏下危機。
一、人類文化體系的多元性組織文化多樣性的根源
文化的產生，自從人類有歷史以來，總共形成了四大文化圈：古希臘、羅馬一直到近代歐美的文化圈，從古希伯來起一直到伊斯蘭國家的閃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國文化圈。這四個文化圈又可以分為兩大文化體系，第一個文化圈構成了西方大文化體系；第二、三、四個文化圈構成了東方大文化體系。所謂“體系”，它必須具備“有特色、能獨立、影響大”三個基本條件，盡管因為其經濟成績的卓著，西方語境下的各種經驗、文明在很長時期里，取代與批判了東方文化圈下的各種經濟單元，而世界上沒有哪一個西方世界以外的國家是“全盤西化”了的，連以西化著名的日本也不是這個樣子。
文化差異所產生的“文化沖突”沖擊著跨國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有效運作，在提高企業運行成本的同時也加大了市場經營的難度。因此要研究組織的文化多樣性，必須首先了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差異。按荷蘭文化協作研究所所長霍夫斯特德（G?Hofstede）教授的觀點，文化是一個環境中的人的“共同的心理程序”（CollectiveMental Programming）。文化不是一種個體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經驗的許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既然如此，不同的群體、區域、國家這種程序就互有差別。這是因為他們的心理程序是在多年的生活、工作、教育下形成的，因而具有不同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
文化具有二元性，既包括人們頭腦中的價值模式，又包括人們外在的行為模式。同時最重要的一點是，文化具有相對的惰性，其演變是一個漫長而緩慢的過程，因此在不同的文化地域投資與經營的跨國企業所面對的文化差異與文化距離，在短期內不會消失，只有順應，否則必將帶來慘重的損失。全球范圍內，無論在大公司還是小公司，伴隨著“無國界”的商業競爭，人們都遇到許多挑戰和機遇，企業“跨文化管理”，就是善于把當地文化理念融會于經營管理之中，在企業跨國經營的資源整合、產品創新、品牌創立、市場營銷諸方面更加符合本土化。通過“跨文化管理”，達到相互的溝通和互融，消除文化障礙。
二、經濟全球化趨勢：組織多元文化的必然
信息技術和電子通信的快速發展提高了普通民眾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認識，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各國和各地區的經濟活動在世界范圍內連成網絡，全球電腦網絡可以使幾萬億美元的貿易、投資、國際金融業務在瞬間完成，使全球信息自由傳遞和交易費用降低，促使所有產業部門都競先應用新技術和創新能力取代傳統的價格競爭力，資本流動、勞動市場、信息、原材料、經營與管理更加國際化，并逐步依賴國際市場。
現代交通通訊技術的發展，使企業經營活動中的各個環節在地理空間上實現遠距離的分離成為可能，而全球范圍內市場競爭的加劇和各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松動等因素，更加速了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經濟擴張。所以，大規模的跨國兼并和競爭，使得跨國公司由生產與銷售的一體化轉變為科研、生產銷售和售后服務的一體化，全球范圍內更加合理地進行資源配置。
全球化是指資源供給、產品市場和商業競爭在全球范圍內的相互依賴，真正的國際組織以全球視角運營，不以某一個國家為“家”，未來學家Alvin Toffler將其稱為跨越國界的機構，“在一國研究，在另一國生產，在第三國裝配，在第四國銷售，并將剩余資金存儲于第五國”。全球戰略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培養當地人力資源，公司減少對外派管理著這一機制的依賴，轉而注重其用當地了解市場的管理人才運作企業。
在全球化的時代，企業的成功越來越與世界范圍的運營和全球雇員緊密聯系在一起。國際市場上商業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必須了解當地文化。正如“你遇見了一個德國的螺絲扣，可是你卻拼命地用中國專用的工具去卸它，根本就是無濟于事的。你的工具箱里必須要有德國自己專用的兌付德國螺絲扣的鉗子”，現在的企業需要有具備全球意識以及文化敏感性的領導者，這不是說他們都得在海外工作，這是說領導者必須清楚國際事務如何影響企業運作，必須清楚如何與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人相處。而且，跨文化管理的挑戰不僅僅局限于國際項目，就是在一個大文化圈的背景下，還存在著一個特定民族內文化的多元性――國內文化多元主義。
三、從文化沖突到文化休克：組織多元文化沖突的癥結
文化差異是文化沖突的根源，從宏觀上說，它來源于各國之間不同的歷史傳統以及社會發展進程，從微觀上說，不同的公司之間有各自不同的“企業文化”。因文化差異引起的文化沖突對個體行為的最大影響便是其導致的“文化休克”現象。
（一）文化休克。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最早是由世界著名人類學家奧博格(Kalvero Oberg)于1960年提出來的，他把這一概念界定為“由于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社會交往信號或符號，又不熟悉對方的社會符號，而在心理上產生的深度焦慮癥”。這種“深度焦慮癥”主要表現為面臨完全陌生的環境時所產生的一種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懼的感覺。
（二）重返文化休克。用英語來說就是“Reverse Culture Shock”。產生“重返文化休克”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母國文化中原先所持的社會角色的喪失。在國外呆上一段時間，盡管我們努力適應了異質文化，可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就是對于我們熟悉的本土文化在某種程度上的疏遠。回國之后我們慢慢發現中國已經不再是我們原來所熟悉和一直想念的中國了，然后一切開始陌生和疏遠，同時在國外辛辛苦苦所形成的一些價值觀也必然和中國的價值觀與行為規范相抵觸。也就是說，海歸們異國文化中積累和摸索出來的經驗在母國文化中開始變得不靈驗，讓他們感覺無所適從，影響著他們在國內工作和生活中價值的正常發揮，久而久之變得“眼高手低，逃避現實”。
根據“文化休克”理論，我們推斷，組織跨文化人員的流動，不僅僅局限于大文化圈、跨越國界的流動存在“休克”現象，只要是來自一種特征鮮明的強文化環境的員工，都會因為文化差異發成沖突，表現一定程度的“文化休克”，尤其是沖突源對立性強的情況；“重返文化休克”，往往是較高文明回歸較低文明時產生的不適，當來自相對弱勢地區的員工，經過千辛萬苦的學習，掌握了新環境的主流文化和節奏，對新文化的認同導致了對舊有文化的差異，所以建立多元文化認同部分的融合意識，對修復“重返文化休克”是非常重要的。
四、文化差異的識別：跨文化組織管理的起點
了解什么是文化與文化差異還并不足夠，從認識“文化差異”到調和“文化差異”，這是至關重要的兩步，只有進一步描述乃至對文化差異加以量化，才能夠對跨文化管理的操作與研究提供幫助，這方面吉特?霍夫斯泰特（Geert Gofstede）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平臺。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長達7年的調研過程中，霍夫斯泰特隊著名跨國公司IBM的50種職業，66個國家或地區的雇員所回答的11.6萬份問卷（每份問卷大約有50個問題）進行統計分析的基礎上，歸納出民族文化的五大緯度，即：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規避、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男性度/女性度和長期觀/短期觀。
（一）權力距離。權力距離指社會所承擔的權力在組織中不平等分配的程度，或者也可以看作管理者與職工之間的社會距離。東亞、拉丁美洲以及伊斯蘭國家或地區，如新加坡、菲律賓、中國香港、巴基斯坦、伊朗、巴西、阿根廷等權力距離較大，他們一般更注重權力的約束力，而大多數英語系發達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丹麥、瑞典等權力距離較小，他們往往不看重權力，而更青睞個人能力的發揮。
權力距離體現在企業中則是集權與分權之分，權力距離大的文化環境中要采用強等級制的體系、程序和嚴格的監督制度，決策集中在高層，下級服從上級；權力距離小的文化環境則決策民主化，鼓勵大家共同參與。
（二）不確定性規避。不確定性規避指一個社會所感受到的不確定時間和模糊情景對自己利益的威脅程度，并試圖以提供較大的職業安全，建立更正式的規范，不容忍非常規觀點和行為，相信絕對知識和專家評定等手段對此加以避免或控制。不確定性規避具有強與弱兩個極端。霍夫斯泰特認為規避不確定性的途徑主要有三種：科技、法律和宗教。我們用科技來規避自然界的不確定性。用法律（成文和不成文）規避來自其他社會成員的不確定性，如德國，工業民主有立法產生，然后再在組織中推行。用宗教來規避死亡和來世的不確定性。不同民族文化之間在不確定性規避傾向上有很大的不同，伊斯蘭國家、拉丁美洲及拉丁語系國家，如伊朗、巴基斯坦、哥倫比亞、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的不確定性規避指數較高，他們喜怒形于色、活潑開朗、竭力避免沖突與競爭，關心生活安全，相信專家權威。而美國、英國、愛爾蘭、加拿大等英語系國家以及瑞典、丹麥、挪威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不確定性規避指數較弱，他們在生活中更愿意冒險，肯定年輕人的朝氣，相信普通人的嘗試，較少表示自己的真實情感。
（三）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個人主義是一種松散的社會結構，以個人為中心，注重個性發展，個人高于組織，而集體主義是一種嚴密的社會結構，個人的利益與組織的利益兩系在一起，個人忠誠于自己所屬的團體，同時也期望團體對之加以關照。一般而言，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個人指數較高，個人主義的文化背景，注重個人能力、闖勁、活力，而亞洲國家如日本、印度、泰國等與拉丁美洲國家如危地馬拉、墨西哥、哥倫比亞等則較傾向于集體主義，集體主義的文化背景注重資歷、工齡。
（四）男性度/女性度。男性度/女性度指社會對“男性化”價值觀，例如供給、自信、注重物質成就等的贊賞程度更高；還是“女性化”價值觀，如兩性平等、相互依存、注重生活質量等的贊賞程度更高。男性氣質突出的國家強調競爭，把財富權勢看作成功的尺度，工作第一，注重工作績效，鼓勵工作狂，如美國、英國、日本、德國、奧地利等；而女性氣質突出的國家更看重生活質量，強調安逸輕松，以非物質刺激為主，對于沖突樂于采取和解的、談判的方式去解決，強調平等、團結、人與人之間心靈的溝通等，如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以及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
（五）長期觀/短期觀。這是其他學者對中國人的價值觀（儒家文化的價值觀）進行跨文化研究后對霍氏模型提出質疑之后，霍夫斯泰特所增加的一個新的維度。長期取向的社會中文化輕技能，原則是儲蓄、節儉、長期投資、注重資金安全和工作保障，如儒家文化圈的大多數東亞國家，而短期觀正好相反，注重消費而非儲蓄，輕文化重技能，冒險與進取精神較強，如以美國為首的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
五、尊重文化氣質性差異的融合：跨文化組織管理方案取向
不論在什么文化背景之下，對人力資源取得最大的使用價值，發揮最大的主觀能動性，這是跨文化組織管理的目標所在。
根據世界著名的跨文化專家霍夫斯塔特（Geert Hofstede）關于文化的解析“文化就像是一個洋蔥，有很多很多層。”最外表的一層稱象征物（Symbols），如服裝、語言、建筑物等等；第二層是英雄人物性格（Heroes），在一種文化里，人們所崇拜英雄的性格也就多多少少地代表了此文化里大多數人的性格；第三層是禮儀（Rituals），禮儀是每種文化里的對人和自然獨特的表示方式；最核心的一層是價值觀（Values），指的是區分善惡美丑的標準。
價值觀是文化中最深邃和最難以理解的部分，它是文化的基石。是文化氣質性差異的范疇，我們每天都在其中，可又沒有意識到其的存在。不同文化對世界和自然有著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價值觀的不同影響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規范，文化是沒有好與壞之分的，只有彼此之間的不同，培養接受和尊重不同文化的意識，才是掌握跨文化溝通技能的良好開始，具體實施組織跨文化管理的努力可以在尊重“文化氣質性差異”的基礎上，求得更多的融合：
（一）全球經理人的文化差異高敏感性。在選擇外派人員的時候，選擇喜歡挑戰，不斷尋找機會學習，樂于接受別人的意見并有尋找反饋和利用反饋的行為的人，他們有冒險精神，有很強的與人交往的能力，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對文化差異有較高的敏感性，能夠識別行為的沖突和差異，來自于不同的文化差異。
（二）管理人員的本土化。由于本土的管理者對本土文化有深刻地了解，容易為員工所接受，對本土管理人員進行跨文化培訓，令其熟悉本企業多元文化的構成，降低文化差異經營風險。
（三）以寬容和容忍的態度對待文化沖突。即使準備再充分，跨文化管理中的沖突也是不可避免的，面對沖突，管理者需要一個平和的心態，寬容的態度和理智的處理方式，對本土文化要有分析的過程。
（四）逐步實施的文化融合策略。文化融合的最終目標是塑造彼此認同的企業文化，從而對人力資源取得最大的使用價值，發揮最大的主觀能動性，這個塑造過程是一個系統工程，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分階段實施。
一、堅持強勢推進，構建協同化的組織領導體系。
領導重視是我市實施目標績效考評，加強機關作風建設并取得較好成效的關鍵。以市委書記羅一民為首南通市領導班子高度重視機關作風建設和績效管理工作，把其列入市委、市政府的四大工作方針、工作重點之中，創造性地把辦事環境作為市級機關作風建設和目標績效考評的主要評估標準，注重經濟、環境和作風效能建設三者統籌考慮、相互促進和共同提升。以來，市委、市政府每年都要召開三個全局性專題會議研究部署機關作風建設和目標績效管理工作，一個是年初召開動員大會，總結上年工作，表彰先進部門，部署全年工作；二個是8月份召開推進會，回顧上半年情況，重點分析存在問題，提出深入推進的要求措施；三個是次年1月初召開社會評議動員大會，組織1000名社會各界代表評議機關作風。市委、市政府每年都要根據形勢任務的發展和機關作風效能建設的實際，制定出臺以績效管理為重點的加強機關作風建設年度實施意見。抓好機關作風建設和目標績效管理，已經成為市委、市政府所有領導做好領導工作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由市委5名常委和1名副市長擔任正副組長的機關作風和目標責任制管理工作領導小組每年都要召開20次左右會議，研究落實機關作風建設和目標績效管理工作安排，隨時聽取工作匯報，及時提出工作要求，協調解決有關問題。我市還實行了機關作風建設重點工作責任制，市委、市政府各位領導根據職能分工牽頭負責，形成了機關作風建設和目標績效管理齊抓共管的局面。
二、狠抓作風建設，筑造系統化的思路創新體系。
加強機關作風建設，實施目標績效考評，是提升政府服務質量和城市競爭力的重要元素，是地方黨委、政府執政理念和執政能力的重要體現。機關作風就是辦事環境，就是發展環境。一個地方的工作，成在機關作風，敗也在機關作風；一個地方的發展，快在機關作風，慢也在機關作風；一個地方的形象，好在機關作風，壞也在機關作風。7年來，我們抓機關作風建設的定位不斷調整，目標不斷提升，思路不斷創新。從機關作風建設開始破題、發起爭創市級機關滿意單位，到部署爭創全省最佳辦事環境活動、全面掀起對標找差、爭先創優熱潮，再到將作風建設與先進性教育活動有機融合，突出機關行政能力建設，將機關作風建設的重點指向處室這一重要層面，今年又將機關作風建設和目標責任制管理工作的核心定位為“績效管理”，全面啟動和諧機關創建，我們始終把市級機關作風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堅持不懈地抓，求真務實地抓，機關作風建設不斷取得新的明顯成效。繼我市政府服務質量在全國50個最具競爭力城市中位居第一后，我市躋身最具臺商投資價值城市行列，我市又被評為“跨國公司眼中最具投資價值的中國城市”第一名。
三、致力爭先創優，確立導向化的最佳目標體系。
加強機關作風建設，實施目標績效考評，目的是為了評出實績、評出方向、評出動力，推動各項工作的爭先創優。我們從一開始就把作風建設和績效考評的“風向標”撥正定準，強調狠抓機關作風建設、實施績效考評的著眼點是為了猛促經濟社會發展，著力點是優化投資環境，要求各部門和單位在全省的大坐標系中“瞄準最佳、爭先創優”，并提出了創建全省最佳辦事環境“六個最”（辦事理念最先進、辦事態度最熱情、辦事程序最簡化、辦事方式最快捷、辦事水平最高、辦事成本最低廉、辦事成效最顯著）的要求。鮮明的工作導向，極大地調動了機關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激發出機關工作的動力和活力，機關部門以創業的激情搶抓機遇，以創新的理念破解難題，以創優的追求爭先攀高，形成了敢于爭先、善于創優，事事搶第一、行行爭一流的生動局面。僅以為例，機關職能工作就有140多項在全省領先，60多項在全國領先，社會各界對機關作風的滿意率和基本滿意率達98%以上。到去年，市級機關共削減行政許可事項712項，減幅達67%；市行政審批中心對中心事項的承諾時限進行了第6次壓縮，總時限由1555個工作日壓縮為1323個工作日，即辦件達90%以上，繼續在全省保持審批時限最短、速度最快。各級各部門堅決響應市委、市政府的號召，顧全大局，服從指揮，主動溝通，相互配合，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形成推動跨越發展、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強大合力。
四、找準關鍵環節，健全精細化的配套措施體系。
我們提出爭創全省最佳辦事環境的目標，不是一個抽象空洞的口號，它有明確的針對性，要著力解決機關工作中“慢”、“推”、“僵”、“苛”、“卡”、“虛”等辦事難的具體問題；它有很高的要求，要力求做到辦事理念最先進、辦事態度最熱情、辦事程序最簡化、辦事方式最快捷、辦事成本最低廉、工作成效最顯著；它也有具體實在的措施，每年都要根據實際情況，從提升辦事水平、改進
辦事態度、提高辦事效率、降低辦事成本等方面，提出30項左右的具體措施，并由相關職能部門制定出詳細的實施方案，牽頭組織實施，以求真務實的作風抓好機關作風建設和目標績效管理。在機關作風建設和目標績效管理中創新程度最高、工作難度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項工作，就是構建市級機關創建全省最佳辦事環境的指標支撐體系。我們的目標是爭創“全省最佳”，但“全省最佳”如何爭創、如何認定？我們創造性地提出了構建爭創全省最佳辦事環境指標體系的設想，得到市委常委會的認同。但制定指標體系是一項全新的工作，沒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鑒。我們廣泛聽取意見，精心擬訂方案，先后制定下發了《關于建立爭創全省最佳辦事環境指標體系的通知》、《關于修改完善爭創全省最佳辦事環境指標體系的意見》，對構建指標體系工作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意見。指標體系經過了一個比較艱難的過程、三上三下才確定下來，在《南通日報》用14個版面集中公示。這一指標體系總體上體現“三個特點”：一是先進性。93個部門圍繞創建全省最佳“六個最”的要求，結合各自實際，共制定了全省最佳、全國一流指標1087項（）。二是可比性。多數部門在找準省內同行橫向指標的基礎上，定量項目明確全省最佳的量化指標，定性項目明確全省最佳的參照目標。三是操作性。各部門結合實際制定了1800多項爭創措施，1700多項得到落實。因為“全省最佳”本質上是一個橫向比較的概念，也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所以每年我們都組織各部門修訂完善指標體系。“全省最佳”目標以及指標體系的確定，推動市級機關形成了“作風建設創最佳，績效管理爭一流”的生動活潑的局面，對全市經濟社會跨越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五、科學整合資源，形成標準化的指標架構體系。
科學建立指標體系是實施績效考評的重中之重。我們堅持把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作為制定決策的重要前提，對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和項目建設注重聽取群眾意見，對關系到南通長遠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重要決策議題、重要工作部署和重大項目建設組織進行科學研究論證，從而確定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思路及目標責任分解。一是指標構成上做到職能目標和共性目標相結合。職能目標由重點工作目標、業務工作目標及市委、市政府交辦的其他重要工作三部分構成，具體根據部門的不同工作特點而設定。共性目標對所有部門都是一樣的，主要包括領導班子建設、黨風廉政建設、機關作風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等內容，近年來突出爭創全省最佳辦事環境的目標要求。二是指標導向上體現全局性、先進性和針對性。目標的制定既與條線的要求相銜接，又突出市委、市政府年度中心工作，橫向比要在省內領先，縱向比要提升明顯，具體做到“三個體現”，即部門目標是真正體現高點定位、爭先創優的目標，是真正體現服務全局、服從大局，推動跨越發展的目標，是真正體現創造性地發揮職能作用，解決實際問題的目標。同時，強調目標制定的科學合理和可操作性。三是指標權重上突出職能工作目標中的重點工作占比。衡量和評判部門管理績效時，著重把握責任主體圍繞中心工作履行職能、創造業績方面的情況。指標分值權重，職能目標占60％，共性目標占40％。職能目標突出重點工作目標占比，一般要達到職能目標總分的60%左右。
六、持續創新實踐，完善科學化的績效評估體系。
實施績效考評是一項世界性難題，必須要與不同的發展要求、不同的區域特點、不同的管理對象相適應。科學、管用的考評出動力、出生產力。自以來，我市積極探索，勇于實踐，在機關作風建設和目標績效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建立健全了職能目標、機關作風建設共性目標和綜合評議“三位一體”的考核評比體系。
一是在考評方法上采用“三個結合”，堅持考核部門工作實績與考量作風相結合、日常考核與年終考評相結合、領導評價與社會評議相結合，保證了作風建設工作取得突破性、持久性成效。
二是在考評把握上堅持“三面并進”，通過分析部門目標，看爭先創優的態度，評目標管理水平的高低，通過日常考核督查，看爭先創優的過程，評作風建設和績效管理效果的好差，通過年終集中考評，看爭先創優的結果，評對經濟社會發展貢獻的大小。
三是在考評實施上注重“三個環節”。
1、考評對象分類。按照一級考核一級、一級對一級負責的原則，確定相應的考核對象。市級層面考核對象為市委、市政府所屬工作部門、管理部門，法院、檢察院，市各人民團體，條管部門以及部分與經濟社會發展和群眾生活關聯度較高的市直企事業單位。部門（單位）內設機構、直屬機構、分支機構、派出機構和基層站（所）由部門（單位）實施二級考核。為提高考核評比的合理性，將考核評比對象按職能相近原則進行分類，市級機關大致分為黨政綜合服務、政府經濟管理、行政執法、省垂直管理四大類。按照分類分別組織進行專門的考核，對應的考核結果也分別從各類別部門（單位）中按比例產生。各人民團體納入黨政綜合服務類進行考核，市人大機關、市政協機關只參加社會評議。兩部門機關內部目標責任制的考核參照執行。
2、考評工作安排。綜合考評采取日常考核、年終集中考評和綜合評議相結合的辦法進行。日常考核、集中考評和綜合評議分別占整個考核得分的15％、55％和30％。日常考核主要通過明查暗訪、舉報投訴查處，重大項目跟蹤督查，部門、監督、監察部門日常查處，市委辦公室、市政府辦公室和目標辦督辦反饋等途經組織實施，并主動接受社會各界和有關單位的查詢與監督，切實把部門的注意力由偏重“評時”引導到注重平時。年終集中考核工作采取封閉式考評辦法。建立審核組、考核組和監督
組分別對部門職能目標和機關作風建設共性目標審核、評議和考核打分，并實施全過程監督。綜合評議由市領導評鑒和社會評議構成。市領導對所有參評部門機關作風建設及目標責任制管理情況進行評鑒。社會評議由1000名左右的社會各界代表，對部門的工作情況進行評議，評議結果換算分值納入部門考核總分，評議中提出的文字意見，分類整理后反饋給相關部門。3、考評等次確定。匯總部門日常考核、年終考核組集中考評、領導評鑒和社會評議四個方面的分值，按比例從四個小組中產生考核位次。考核結果分為最佳、先進、良好、達標和誡勉單位五個等次，其中，初步評定先進單位（25%左右）、良好單位（45%左右）、達標單位（30%左右）。從先進單位中產生10個左右的最佳單位。職能目標考核和綜合評議得分排名靠后，且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存在突出問題的，確定為誡勉單位。對只參加社會評議不參加目標考核的部門和單位，按社會評議的結果確定獎勵等次。為進一步調動和激發更多的機關部門爭先創優的積極性，從起我們又增設了優質服務獎和爭先進位獎兩個獎項。在考評為良好及以下等次的市管部門中，考評位次比上年前移10位以上的，獲“爭先進位獎”。在考評為良好及以下等次的條管部門中，按得分高低，產生6個左右的“優質服務獎”。自去年起，我們還組織開展了市級機關先進處室評比活動。今年，我們又把績效考評列各小組最后1名的單位，確定為提醒談話對象，進一步體現考評的剛性。
四是在績效認定上把握“三個尺度”，重點看部門工作爭先創優成果的難易程度、層次高低以及對全市經濟及全局工作的貢獻大小，不唯材料、唯獎項或證書。
五是在考評結果上力求趨求“三個一致”，與部門實際工作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率趨向一致、與領導對部門工作的評鑒趨向一致、與社會公評趨向一致。實施績效考評，我們并不是一味地追求部門指標完成的結果，而更加注重分析評判部門績效管理的過程，通過明查暗訪、跟蹤問效、專項督查、過錯追究及限時整改等工作，綜合分析部門目標實施的主觀能動性、團結協作性和工作創造性，切實把部門的注意力由偏重“評時”引導到注重平時，增強了考評工作的科學性、針對性和有效性。日前，國家人事部對我市機關作風建設和績效考評工作作出高度評價，就此專門上報國務院辦公廳，并編發專題簡報發往全國各地，“南通模式”再次引起各方廣泛關注。
七、硬化制度約束，落實長效化的監督問責體系。
內容提要：該文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簡明概念；并把公共管理劃分為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會公共管理；在此基礎上，闡釋了社會性是三大公共管理學科共同內涵。另外，簡要闡述了社會性與政治性的相互關系，提出了有關公共管理學科建設的建議。
關鍵詞:共管理；管理學；社會管理論
內涵是關于事物的本質屬性。揭示事物的內涵是認識事物和處理問題的基礎和前提。然而，我國關于公共管理問題的討論與爭鳴雖早已開鑼，但對其內涵卻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見不一。有鑒于此，筆者不揣淺陋，將管見和盤托出，就教于行家、學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與類型辨析
（－）關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與教育正在華夏大地興起，專家學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論文頗為可觀。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問題上，可謂見仁見智。不說中國，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國家也有類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學者認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難以確定。在此，本人擬作一次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的嘗試，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為：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社會活動。具體說來，是公共管理主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運用公共權力對公共事務施加管理的社會活動。
作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運作等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但作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對象及其特點上，又與其他管理有明顯區別。以公共管理與工商管理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政府與社會公共組織的公共事務及其管理過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工商企業及其經營過程。兩者的具體差異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社會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組織利潤；二是管理性質不同，傳統的公共管理具有壟斷性，工商管理則具有競爭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傳統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經濟手段；工商管理以經濟手段為主，輔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們既要把握二者的聯結點，更要著力找出二者的差異處，以求對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認識。
（二）關于公共管理類型
為了加深對公共管理概念的認識，我們須進一步對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該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務。為了對“一切”有概括性認識，我們又要對它們作“類型”求解。筆者認為，就宏觀而論，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務可分為三類：一是國家公共事務二是政府公共事務，三是社會公共事務。
1．國家公共事務。據英國《大眾百科全書》對國家作出如下定義：“由政治單位在其管轄的范圍內制定規則和進行資源分配的機構。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執行、行政管理。”這是廣義的政府（國家）觀。應當指出，這里所指的國家是特指狹義的國家，即廣義國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這種國家公共事務主要包括維護國家統一和，制定法律、法規，維護社會秩序等，側重于與國體、政體方面有關的，關乎整體職能把握的宏觀控制和影響類型的公共事務。
2．政府公共事務。《美國百科全書》指出：“政府一詞適應于管理團體和國家的機構及其活動。通常它指的是諸如英國或日本這些民族國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組織機構及法定程序，就這一方面而言，政府對已經確認為某一民族國家中成員的事務進行管理。由此可見，政府就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治理機構。”應當指出，這是狹義的政府，它專指一個國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機關。這種政府公共事務包括政治選舉、行政區劃與國家禮儀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務、國家安全公共事務、對外關系公共事務、人事行政公共事務、財務行政公共事務以及機關內部的公共事務。
3．社會公共事務。這里的“社會”并非“人類社會”的廣義“社會”涵義，而是專指“政府管理社會”中的中觀的“社會”，這里的“社會”，即將社會管理與政治、經濟管理職能并列的一個領域，它主要涉及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聯系的社會公共事務。這種社會公共事務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藝術、醫藥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社會服務、社會公用事業以及維持社會秩序的公共事務等。這種類型的公共事務與全體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聯系最緊密，同時這部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是直接以全體社會成員為實施對象，因此，它所顯示的社會公共性也最強。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由于紛繁復雜的公共事務可以歸納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三大類，因此，我們也應該把種種公共管理歸結為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會公共管理。正是這“三足鼎立”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統一的龐大的公共管理體系。我們既要從個性去分清它們的差異，又要從共性去歸納它們的統一，用共性與個性相聯結的辯證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諦。
二、社會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會公共管理構成的，因此，“國家”、“政府”、“社會”都分別是公共管理的內涵之一，然而，比較而言，只有“社會”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對此，可以從如下幾方面闡述：
（一）公共管理主體的社會性內涵
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下面分別闡釋它們的社會職能特征。
1．國家的社會職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只有到了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方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致于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因此，國家來自社會，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社會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
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從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出發，認為國家的產生是社會契約的結果。該學說認為，在國家產生之前，人類處于一種自然狀態之下。在這種狀態下，每個人都有運用上天賦予他自己的價值和趨利避害的權利。然而，每個人在運用上天給予的權利去實現自己的價值的時候，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沖突。為了不致于使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將自己和整個社會歸于毀滅，于是人們運用理性來解決沖突。即人們坐下來協商，將上天賦予他們實現自己價值的權利部分或全部地轉讓給“者”，權利讓渡的過程就是國家產生的過程，而這個“者”就是國家。這種以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為核。動的社會契約學說，把人們契約的原因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把國家說成是人們契約的結果，從而否認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這固然不對，但是，它肯定了消除沖突，維護社會秩序的社會契約內容。因此，社會契約理論雖然否認了國家是社會矛盾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但表達了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國家來自于“社會契約”的觀點。國家的產生和存在表明國家和社會是不可分的。國家不是從外部強加給社會的力量，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結果，社會是國家產生、存在的基礎。這清楚地表明了國家的社會性特征。還有，國家不僅不是從來就有的，而且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當社會發展到具備消滅階級的條件時，國家就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這也是國家依賴社會的表現。此外，國家根據社會發展的不同，對社會也發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說，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就整體發展趨勢和規律而言，社會越向前發展，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的能力越強，國家對社會發生作用的領域就越小，作用的強度也越弱。由此，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呈現出這樣一種發展趨勢：在政治統治職能不變的同時，國家的經濟職能、社會事務管理職能和科技文化職能不斷擴展；政治性。統治性職能越來越依賴于管理性、服務性職能作用的發揮。總之，國家存在于社會之中，以社會的存在為基礎，我們不能離開社會來談國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會服務作用。作為國家伴生物的政府，與國家一樣，僅僅同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要永遠存在下去。政府作為國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其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其對社會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職能，也是以社會的發展需要為基礎的。當代政府與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異，都是因為社會的發展在政府的各個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時代社會的具體發展要求和時代特征所使然。還有，歷史上政府行使權力的方式和對社會發生作用的范圍不同，并不取決于統治者個人的意志，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對統治者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納、代表和反映社會對它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對社會的要求沒有任何回應能力，那么，這個政府就是一個沒有能力的政府。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政府的生命力來自于它的社會服務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其行為導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規定的規則為行為導向，其目的就是為了增強政府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從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來的有效舉措。
3．社會公共組織的社會性特征。至于社會事務的管理者——各種社會性組織，它們本身就是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組織。只不過在階級社會，各種社會組織是依附于國家和政府組織的，是作為國家和政府組織的附屬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階級的烙印，有著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自我服務能力的增強，這些社會組織必然要逐漸擺脫這種依附的地位而成為獨立主體。在國家、政府消亡了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就將依靠這些社會性組織來進行自我管理，規劃和實現社會發展。只不過到那時它們已經完全喪失掉了階級性、政治性。因為，在對人的統治與管理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的時候，這些組織就變成了純粹的管理性的組織。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各種社會組織還不能真正成為獨立的組織，社會仍然將處于國家組織、政府組織與這些社會組織同時管理、雙軌運行的局面。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們的社會性。隨著我國政府公共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與完善，隨著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政府承擔的大量社會職能將更多地由社會組織去?械！N頤?nbsp;應當順應社會歷史潮流，不斷擴大社會組織的社會自主性，擴大這些組織的社會性成分，向著它們成為真正的社會組織遠大目標邁進。
（二）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
公共管理的對象，即公共管理客體，就是社會（這是廣義的“社會”）公共事務。根據各自性質的不同，社會公共事務又可分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在這里，可以說，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和社會性是同義語。因而，我們研究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也就轉換到研究以公共管理為對象的公共特性上來。
“公共”的對立面是“贏利的”、“私人的”和“企業的”。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可以大略從以下幾個側面去分析。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于公共事務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門或公共服務機構，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組織。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論述的，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體，就是國家、政府以及社會各種公共組織。
2．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性質和目的，在于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務。
正如所揭示的，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是統治階級用來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但即使這樣，在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社會之中，運用公共權力所進行的政治統治，也必須是以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為基礎，以執行社會性職能為基礎。因為這是國家、政府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一切政治權力起先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職能為基礎的”、“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他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它們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總經營者。”這些論斷表明，理論作為有鮮明階級性的革命的理論，也從來沒有忽視政治統治的社會性基礎。相反，而是把社會性提到了政治統治得以維持的基礎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
馬克思、恩格斯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進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礎上，揭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這一著名論斷不僅揭示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而且說明了管理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特征。只不過，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個別資本家或工廠主管理工廠、企業的方式，它主要是通過立法形式進行管理并具有強制的性質。因此，國家、政府的公共性（社會性）特征，主要的表現在于，它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它體現的正是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因而它總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會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還要認識到，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的性質和目的，也在于為了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有時甚至實現個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務，如向貧窮者提供社會救濟等。當代西方國家的政府改革運動，主張以社會公眾的偏向和需要作為政府行為導向，強調顧客意識，樹立服務對象為上帝的觀念，正是在這種公共事務的社會性要求壓力下，采用新的統治手段與方法，從而也使西方國家政治統治進一步鞏固，實現其自身的利益。
應當指出，這里講的“公共”、“社會”是抽象的范疇，現實的“公共”、“社會”卻是十分具體的，是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因此，資產階級要做到真正凌駕于社會、代表整個“社會”是不現實的，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來表述，是很確切的。但其社會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動和過程的社會性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社會責任和績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動的績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對績效決不能簡單地用利潤或效率標準來進行衡量，而是必須用服務效果、質量和公眾滿意的程度等多種尺度作標準。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公共行政學理論，基于對傳統行政學以經濟和效率為基本目標，忽視了公共行政所應肩負的廣泛的社會責任，其結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時代，長期存在著普遍失業、貧窮、疾病、無知和絕望，構成對現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脅的批判，從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應將“效率至上”轉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組織設計方案應遵循的兩個基本目標：其一是顧客導向的行政組織形態，即以公眾——公共行政服務的顧客的需求作為行政組織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其二是應變靈活的組織形態，即加大組織結構的彈性，以便能夠對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應。將社會公平和廣泛的社會責任提高到作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價值目標，倡導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學理論的主要貢獻。為此，這一理論也成為了西方國家政府改革運動所依據的一項重要理論。這種強調政府以社會公眾的需求?形枷潁?nbsp;稅人以政府實際的工作結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過程為納稅尺度的理論，有效地推動了政府提高為社會公眾服務的質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務和活動的公共性。這種公共性體現了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產品供給的廣泛參與，以及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的廣泛參與，主要表現在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通過立法、司法機構對政府行為的約束，以及通過各種渠道對政府活動的輿論監督等，從自身利益的關。心和實現角度，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在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由政府的壟斷供給轉變為通過合同出租和非國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攬提供公共產品的單一化轉變為民營化，將其投放市場，由各個競爭主體和社會公眾自己來提供；對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會的公共產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競爭招標手段，交給社會公眾承擔。在實現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方面，也由原來的“黑箱”操作，變為“金魚缸里生活”，讓社會公眾知曉，讓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新聞媒介和公眾了解活動內容，隨時可以進行檢查、調查和監督。電子政務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進一步增強。上述種種公開性、參與性及其非國有化等關于公共管理過程的環節和變化，實際上都是公共管理社會性的體現。
總之，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都是公共事務的有機組成部分；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社會性都是它們的共同性內涵、基礎性內涵。我們應從最普遍、最基本的意義上去準確把握這種社會性特征的內涵，并以其為一個重要依據，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建設，包括構建嚴謹的公共管理學學科體系。
三、應當注意的兩個問題
上面集中闡述了公共管理的社會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蓋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內涵。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一定階級的國家機器（包括政府）是實現該階級政治統治的政治組織。因此，歷來國家、政府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治性，這已是常識性的問題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義上的社會公共管理組織，也或多或少具有階級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會政治團體，不可能沒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講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講政治”的。因此，這里就有一個正確把握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問題。
（一）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是相輔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會性是政治性的基礎，政治性寓于社會性之中，沒有社會性就沒有政治性。我們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時，一定要明確社會性的這種基礎地位與作用，堅持以是否推動社會進步，是否符合社會發展方向作為先進的與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標準。
2．政治性是社會性的保證，社會性以政治性為指導。在階級社會和存在著階級與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沒有政治性也就很難或者無法體現社會性，實際上，沒有全面地體現社會性，在階級社會里，不靠國家、政府把社會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內，社會難以存在，更不用說進步與發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堅持用先進的、科學的政治去保護和發展社會。
（二）積極創造條件，不斷向最高（終）目標邁
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是相互依存、對立統一的關系，從徹底的唯物辯證的宇宙觀來看，從時間論，社會性比政治性更長久。因為國家、政府產生之前就有人類社會了，國家、政府還將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而社會將長期（不是永遠）存在著。再者，從空間論，廣義的“社會”是指人類社會，包括國家、政府以及社會上的一切存在，而國家、政府則是人類社會系統中的一個或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簡言之，社會性要比政治性寬泛的多。從時間論，政治性存在于社會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漫長的階段，社會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長久得多。作為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論者，“路就在腳下”，應該著眼長遠，著手當前，正確地做好當前所承擔的每一項公共管理工作，為實現無階級、無國家、無政府的，我們的先賢所謂的“世界大同”的目標而奉獻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熱和光。公共管理的社會化改革也稱得上是朝著這個遠大方向努力的一個工程！
四、根據公共管理的客觀屬性構建公共管理的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和重點。公共管理研究在這方面雖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問題了。事實上，尚有不少問題需要深入地研討。其中，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就是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構建問題。
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構建需要解決的一個難題是“界域”問題。即這里講的學科體系是“門類”學科體系，還是一級學科體系，或者是一門公共管理課程的體系。就“公共管理”而言，還有一個綜合“三界”（國家、政府、社會）的公共管理與分門別類的公共管理的關系問題。筆者這里擬按“公共管理概論”的范圍定位提出一個研討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