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30 11:28:4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金融資產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市場競爭的激烈以及企業理財觀念與資本運作能力的增強，對外投資對企業日益重要，從2006年2月15日財政部頒布的新企業會計準則看，規范有關投資的確認、計量和披露的準則有《企業會計準則第2號——長期股權投資》、《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的確認和計量》和《企業會計準則第37號——金融工具列報》，與2001年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相比發生了較大變化，新準則有關投資的部分與原投資準則相比，在名稱、內容、核算范圍、計量等方面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一、新舊準則關于投資的劃分類別存在差異
原準則將投資按可變現性和目的不同分為短期投資和長期投資。短期投資通常易于變現，且持有時間較短，不以控制被投資單位為目的。作為短期投資應當符合兩個條件：一是能夠在公開市場進行交易，并且有明確市價，例如各種上市的股票和債券；二是持有投資作為剩余資金的存放形式，并保持其流動性和獲利性，這一條件取決于管理當局的意圖。不符合上述條件的投資作為長期投資。長期投資分為長期債權投資和長期股權投資。
新準則將投資按照目的不同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和長期股權投資，見表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和直接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資產類似于原來的短期投資，可以分為三類：一是為了近期內出售的金融資產，比如，企業以賺取差價為目的從二級市場購入的股票、債券、基金等；二是屬于進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認金融工具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觀證據表明企業近期采用短期獲利方式對該組合進行管理；三是屬于衍生工具（注：被指定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屬于財務擔保合同的衍生工具、與在活躍市場中沒有報價且其公允價值不可能可靠計量的權益工具投資掛鉤并須通過交付該權益工具結算的衍生工具除外）。直接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主要是企業基于風險管理、戰略投資需要等所作的指定。比如，企業準備運用衍生工具對某持有至到期債券投資進行套期保值，但由于套期有效性未能達到套期保值準則規定的條件而無法運用套期會計方法。在這種情況下，將該持有至到期債券投資直接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類，可以更好地反映企業風險管理的實際，提供更相關的會計信息。
新會計準則下有關投資業務核算設置的一級會計科目主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和“長期股權投資”。
二、原準則中的短期投資與新準則中交易性金融資產會計核算的比較分析
原準則中的短期投資在新準則中為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資產新舊準則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初始計量、后續計量和處置時。
（一）交易性金融資產初始計量的差異分析
原準則規定短期投資取得時的成本包括購買時支付的買價、稅費、手續費等相關費用。實際價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領取的現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領取的債券利息作為企業的債權計入“應收股利”或“應收利息”。
新準則規定交易性金融資產應當按照取得時的公允價值作為初始確認金額（不含應收股利和應收利息），相關的交易費用在發生時計入“投資收益”。新《企業會計準則第38號——首次執行企業會計準則》十四條和十五條規定，在首次執行日，企業應將所有金融資產重新劃分，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應在首次執行日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公允價值與原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調整留存收益。
因此，新準則執行時，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價值波動體現在當期收益中，則不排除部分上市公司在新舊準則交替時將其潛虧顯形化的可能，間接提高其未來收益水平。二）交易性金融資產后續計量的差異分析
原準則規定短期投資持有期間所獲得的利息或現金股利，不應當確認投資收益，應在實際分得時作為投資的收回沖減投資成本；資產負債表日短期投資按成本與市價孰低法計價，市價低于成本的，計提短期投資跌價準備，市價高于投資成本的，按投資成本的原賬面價值作為期末賬面價值。
新準則規定企業持有的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金融資產持有期間取得的利息或現金股利，應當確認為投資收益；資產負債表日，企業應將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計入當期損益，即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
按照新會計準則的規定，企業在收到現金股利或利息時將其反映在企業的損益中，更能真實地反映企業每期通過投資獲得的收益金額，但是也不排除有些上市公司利用這點調節利潤。另外，新準則中短期投資的成本始終不變，而且能在期末反映企業短期投資的真實價值。而原準則原始投資的投資成本隨著股利的發放在不斷變化，不便于查看其原始投資額；資產負債表日當投資成本低于市價時不能如實反映投資的真正價值。此時，新準則的變化無疑使短期投資者當年的利潤增加。
（三）交易性金融資產處置時的差異分析
原準則規定短期投資處置時，處置凈收入與短期投資成本（短期投資賬戶余額）或賬面價值（短期投資成本減短期投資跌價準備后的余額）之間的差額確認為投資收益。
新準則規定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時，該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與初始入賬金額之間的差額應確認為投資收益，同時調整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執行原準則時處置產生的投資收益即為與原開始投資時相比是賠還是賺，沒有考慮時間的因素，新準則中處置產生的投資收益考慮了該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動產生的損益。如果該投資在持有期間增值，按原準則處置時產生的收益將大于按新準則時的收益，而新準則將這些收益實現在不同期間，不便于企業由此在某個期間因虧損而操縱利潤。
以上在初始計量、后續計量和處置時的差異可用表2直觀說明。
三、交易性金融資產會計核算對企業損益的影響分析
由于新舊投資準則在短期投資的初始計量、后續計量和處置時的規定不同，所以它們在會計處理上也會有許多差異。下面筆者通過具體例子說明其變動及其對企業損益的影響。
例1：甲公司于2007年12月20日購入乙公司流通股票10000股，每股市價10元，發生交易費用1000元，款項已用銀行存款支付。12月31日，該股票每股市價是15元。2008年1月20日乙公司宣告發放現金股利，每股0.3元。2月10日，甲公司收到現金股利3000元，2008年2月28日將該項投資出售，售價為160000元。其會計處理見表3。
關鍵詞：權益性金融資產；歸類；影響；監管
一、研究背景及其研究目的
財政部于2006年2月了新《企業會計準則》，標志著我國會計發展史上的一次偉大變革。在這一變革中，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運用成為最大的亮點。作為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應用的代表性領域，權益性金融資產的會計核算體現了新企業會計準則理念的核心變化，并對上市公司業績的增減和股票市價的漲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另一方面，不同的權益性金融資產的會計核算方法不同，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影響存在差異，但新準則沒有明確界定交易性金融資產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劃分標準。某項金融資產的具體分類，主要取決于企業管理層的風險管理、投資目的等因素，這為企業管理層對權益性金融資產的歸類留下了選擇空間。
二、權益性金融資產的范疇
（一）權益性金融資產的內涵
金融資產是金融工具的資產化形式，是對負債性金融工具或權益性金融工具投資的結果。本文所稱的權益性金融資產，是指企業對股票及其他權益性金融工具投資而形成的金融資產，在資產負債表中歸在“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兩個項下。其中，歸屬于“交易性金融資產”項下的權益性金融資產，主要是指企業準備在近期內出售以賺取差價而從二級市場購入的股票、基金等；歸屬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項下的權益性金融資產，主要是指企業沒有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貸款和應收款項的金融資產。
（二）權益性金融資產與長期股權投資的聯系與區別
權益性金融資產的“鏡像”是股票及其他權益性工具，與資產負債表上的“長期股權投資”同屬于股權投資，且上市公司的部分權益性金融資產就源于股權分置改革后取得流通權的原非流通股。兩者的會計核算方法有本質上的區別，最顯著的區別是：不管是交易性金融資產，還是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其期末的賬面價值都按公允價值進行計量、報告，確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長期股權投資在持有期間，根據表決權比例、對被投資單位的實質性影響等標準進行劃分，分別采用成本法和權益法進行核算。
三、權益性金融資產的歸類影響分析
對某項資產的歸類偏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項資產的歸類對公司本身的影響。下面筆者通過比較分析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會計處理，以及會計處理差異對公司會計指標、全面收益、所得稅、股票價格等方面的影響，以對管理層的歸類偏好做出判斷。
（一）會計處理比較
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同屬于金融資產，都在活躍的市場上有報價，公允價值能可靠計量，它們的會計核算方法適用于獨立的具體準則——《金融工具的確認與計量》，兩者的會計核算有以下異同：
一是初始計量時，交易性金融資產將交易費用計入當期損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將交易費用作為初始成本入賬。二是期末，兩者都按期末公允價值調整賬面價值，但交易性金融資產將公允價值變動計入當期損益（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將公允價值的正常變動計入資本公積－其他資本公積。交易性金融資產不計提減值準備，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下跌重大或屬非暫時性時，需計提減值損失，減少賬面價值；在計提減值后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又上升時，如果該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屬于對負債性金融工具投資，則沖減原計提的減值損失（不在分析范圍），如果屬于對權益性金融工具投資，增加資本公積。三是處置時，兩者都須將累計公允價值變動轉出，但交易性金融資產從“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轉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從“資本公積——其他資本公積”科目轉出。
（二）會計處理差異的影響分析
1.對會計指標的影響
如果不考慮取得時所發生的交易費用，一項權益性金融資產被歸類為交易性金融資產與被歸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動對不發生減值的持有期間的利潤有差異，對減值期間及處置時的利潤沒有影響。當所持有的權益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上升時，金融資產不存在減值，如果作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導致當期利潤、每股收益、每股凈資產上升；如果作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只會導致投資企業的凈資產、每股凈資產的增加，不影響利潤指標。處置時，兩種歸類方法確認的投資收益總額都等于出售價格與初始投資成本的差額，且投資收益的大小都受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變動趨勢的影響。在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持續上漲的情況下，會使出售當期的投資收益大幅增加，每股收益大幅上漲；反之，在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持續下跌的情況下，會使出售當期的投資收益大幅減少，每股收益大幅下跌。處置時兩種歸類方法所確認的投資收益的唯一差異來源于取得金融資產時對交易費用的處理差異。由于取得投資時的交易費用是一次性的支出，且金額一般不大，在本文的分析中忽略不計。
2.對全面收益的影響
（1）全面收益的含義：企業的全面收益是指“在報告期內，除與所有者之間的交易以外，由于其他一切原因所導致的凈資產的變動”，包括公司的經營損益、持有資產的未實現和已實現的利得和損失。其中，公司的經營損益是指傳統的會計利潤；持有金融資產的未實現利得和損失是指在持有期間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上升和下降，也包括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計提的減值損失；持有金融資產的已實現利得和損失是指從取得至出售金融資產所確認的投資收益，包括取得交易性金融資產發生的交易費用、持有金融資產取得的應收股利、出售金融資產時收入超過賬面價值的差額及轉出的累計公允價值變動。
（2）全面收益的計算
全面收益＝期末凈資產－期初凈資產－投資者投入＋向投資者的分配＝（期末的資產－期末的負債）－（期初的資產
－期初的負債）－投資者投入＋向投資者的分配
全面收益的計算基于企業的資產、負債的變動，體現了新準則的資產負債表觀，有別于傳統的收入、費用觀的會計理念。交易性金融資產對取得投資時的交易費用作費用化的處理方法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對交易費用作資本化的處理方法，只影響取得金融資產當期的全面收益，不影響以后各期的全面收益的大小。另外，利潤表的損益最終會結轉到資產負債表的所有者權益項下，如果不計所得稅，則交易性金融資產將公允價值變動計入當期損益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將公允價值變動計入資本公積的處理方法也不影響全面收益。因此，采用全面收益評價公司的績效，可減少公司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應以全面收益作為會計監管和市場監管的一個基礎性指標。
3.對所得稅的影響
（1）公允價值變動對當期和未來期間應交所得稅的影響分析。稅法規定：資產在持有期間公允價值變動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待處置時一并計算計入應納稅所得額。因此,某項金融資產歸類為交易性金融資產，還是歸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動不僅不影響當期應交所得稅的大小，也不影響未來期間的應交所得稅。因為不管是交易性金融資產還是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處置時確認的損益都等于處置收入扣除賬面價值后的差額加上原計入損益或資本公積的累計公允價值變動，實際上等于處置收入扣除初始入賬成本的差額，因此，不管歸類為何種權益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動對未來期間的所得稅沒有影響，即兩種處理方法的遞延所得稅相同。（2）資產減值對當期和未來期間應交所得稅的影響分析。交易性金融資產不需計提減值，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下跌嚴重或屬非暫時性時，需將公允價值的下跌作為減值損失，計入損益表。稅法規定：除應收賬款按期末余額5%。計提的壞賬準備允許稅前扣除外，公司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在發生實質性損失前不允許稅前扣除。稅法對資產減值的處理與對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的處理相一致。因此，雖然新準則對這兩種權益性金融資產是否計提減值的規定不同，但不同的歸類不會帶來所得稅的差異。
（3）對所得稅費用的影響分析。新準則規定，所得稅會計采用“資產負債表債務法”，根據會計的賬面價值與計稅基礎的差異計算“暫時性差異”，確定遞延所得稅資產和遞延所得稅負債。利潤表中的所得稅費用包含當期應交所得稅和遞延所得稅兩部分，由于不同歸類不影響當期應交所得稅和遞延所得稅，因而也不影響所得稅費用。
可見，雖然人為因素可以操縱計入損益表的“公允價值變動收益”和“資產減值損失”的大小，但不能因此調節所得稅。所得稅是公司的一項重要費用支出，由于權益性金融資產的歸類不影響公司所得稅，由此可排除公司借助改變權益性金融資產歸類進行稅收籌劃的動機。
4.對股票價格的影響
新準則下，權益性金融資產的不同歸類對公司會計指標的影響有差異，但這種會計信息的差異只是會計政策選擇的結果，并未實質上改變公司的內在價值。如果資本市場是強有效的，權益性金融資產的不同歸類不影響公司的股票價格，但在資本市場有效性不強，人們識別、利用會計信息的能力不高，只能簡單使用少數幾個財務指標進行決策的情況下，這種由會計政策選擇引起的會計指標的差異傳導到資本市場，對公司的股票價格、關聯公司的股票價格乃至整個股票市場可能產生深刻的影響。
有眾多中外學者關于會計信息有用性的研究表明：會計信息有助于投資者預測公司收益、評估股票價值并做出買賣決策。有不少學者通過數據檢驗證明：每股凈資產或每股收益的變化，對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產生影響。還有價值相關性的實證檢驗結果進一步表明：每股收益對公司股票價格的解釋能力大于每股凈資產及其它財務指標的解釋能力。如曹國華、賴蘋2006年的研究《凈資產、剩余收益與股票定價：會計信息的有用性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當期的每股凈資產對股票價格的解釋能力較弱，當期的每股收益對股票價格很有解釋能力，未來的每股收益對預測股票價格沒有太多幫助。
據此推測，在一定條件下，當股票的二級市場價格上升時，為了提高公司的營業利潤、每股收益、每股凈資產以至公司股票的市場價格，持股公司更傾向于將長期股權投資歸類為權益性金融資產，或將權益性金融資產歸類為交易性金融資產；而當股票的二級市場價格下降時，持股公司更傾向于將權益性投資歸類為長期股權投資，或將權益性金融資產歸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但前提條件一是持股公司認同有關資本市場的會計信息有用性、價值相關性的實證研究結論；二是會計利潤指標、市場價值指標在評價經營者業績時權重適當；三是持股公司對股票市場有合理的預期。顯然，股票市場價格是多種因素的綜合結果，受宏觀政策、資金的充裕程度、投資者的心理預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持股公司難以預測所持有的股票的價格走勢，而其他的兩個前提條件是否能滿足還有待驗證。由此推斷，管理層不存在明顯的借助權益性金融資產的不同歸類影響公司股票價格的動機。
四、結論
綜上所述，一項權益性金融資產被歸類為交易性金融資產或被歸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影響公司的會計指標，進而影響公司的股票價格，但不影響公司的全面收益、所得稅。由于股市的不確定性，企業管理層在投資權益性金融資產時，不應存在明顯的通過改變權益性金融資產的具體歸類影響股票價格的傾向。如果在監管中更強調全面收益指標的作用，可消除企業管理層通過改變對權益性金融資產的歸類而影響會計指標的動機。但權益性金融資產與長期股權投資相比，兩者的會計核算方法有本質上的不同。一項股權投資被歸類為金融資產與被歸類為長期股權投資，對公司的業績及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差異懸殊。因此，為保證會計信息質量，應對企業的股權投資歸類的正確性進行監管。在監管時，應重點關注權益性金融資產與長期股權投資劃分的正確性、合理性。
【參考文獻】
[1]汝瑩，符蓉.經濟收益、會計收益與全面收益的比較分析.四川會計，2003年第5期.
(一)指標設置及數據選取金融資產結構包括金融資產內部結構和金融資產外部結構。其中金融資產內部結構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內貨幣、證券、保險、債券等各類金融資產在該國或地區金融資產總量中各自占有的比例關系，具體包括貨幣性金融資產/金融資產總量、證券類金融資產/金融資產總量、保險類金融資產/金融資產總量等指標，衡量的是金融資產多元化的程度。為了反映西部地區金融資產多元化程度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本文采用金融資產內部結構指標來反映西部地區金融資產結構，主要選取的指標有HB、ST、IN。其中，HB=M2/金融資產總額，代表貨幣資產結構;ST=股票市值總額/銀行信貸余額，代表證券資產結構;IN=保費收入總額/金融資產總額，代表保險資產結構。從產業結構升級指標看，根據錢納里的相關理論可知，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結構出現升級時，第一產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或地區生產總值中所占有的比重會下降，第二三產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或地區生產總值中所占有的比重會上升。考慮到與東部地區相比，西部地區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滯后，產業結構升級更多表現為第二三產業所占比重的增長。為此，本文的產業結構升級指標=(第二產業產值+第三產業產值)/國內生產總值，即非農產業占比FN來代表。在數據選取上，本文以1993－2011年間中國西部地區12省市的金融資產結構和產業結構面板數據作為樣本。由于1990年12月和1991年6月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才相繼成立，1992年以后中國證券市場才有一個完整的會計年度數據，1993年之前西部地區上市公司數量及股票市值較小。因此，這里將實證樣本數據的選取跨度定為1993－2011年，數據來源為該期間西部地區各省市的《城市統計年鑒》、《經濟統計年鑒》、《統計公報》。為了保證各數據序列具有可比性，以1993年為基期，運用1993－2011年間西部地區各省市的CPI指數對相應數據指標序列進行調整。調整后的數據序列FN、HB、ST、IN分別為產業結構升級指標、貨幣資產結構指標、證券資產結構指標、保險資產結構指標，其特征值見表1。由表1可見，1993－2011年間，西部地區貨幣資產結構指標的均值最大，保險資產結構指標的均值最小。貨幣資產結構指標均值是保險資產結構指標均值的69．833倍，是證券資產結構指標的3．551倍。貨幣資產在西部地區金融資產結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保險資產發展明顯不足。從殘差項看，西部地區證券資產結構指標的殘差項最大，保險資產結構指標的殘差項最小，這和現實情況基本一致。
(二)面板單位根及協整檢驗在進行面板協整檢驗和PVAR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先對各數據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這里的序列為面板型數據，運用傳統的單位根檢驗方法可能會產生效力偏低的偏誤。為此，這里分別采用了LLC、ADF和Fisher－PP三種適用于面板數據序列的方法進行檢驗，以保證檢驗結果的可靠性，結果見表2。由表2的檢驗結果可知，1993－2011年間西部地區金融資產結構與產業結構數據序列的水平值都無法完全拒絕“存在單位根”這一原假設，各序列的一階差分檢驗值全部可以顯著拒絕原假設。因此，西部地區金融資產結構和產業結構指標序列均滿足一階單整，可運用面板協整檢驗方法來檢驗該期間金融資產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為了保證檢驗結果的穩健性，這里采用了Pedroni［15］和Johan-sen面板協整兩種方法進行檢驗，結果見表3。從表3中的Pedroni檢驗結果可見，除PanelPP和GroupPP－Statistic兩個指標不顯著外，其他指標均顯著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這表明變量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同時，Fisher檢驗值也在1%的顯著度水平下顯著拒絕原假設，所以存在協整關系。
(三)PVAR模型估計Chamberlain開創了基于面板數據的PVAR模型。以此為基礎，DouglasHoltz－Eakin、WhitneyNewey和Harvey［16］建立了如下基于個體固定效應時變系數的PVAR模型和廣義距估計(GMM)法。PVAR模型擁有一個前提假設，即每個省市的金融資產結構變量HB、ST、IN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具有相同的基本結構，這顯然與現實存在較大差距。為此，這里把固定效應ηt和時間效應Φt引入模型，分別代表不同省市變量間存在的區域異質性和解釋系統變量里的趨勢特征，εi，t為白噪聲。在有效去除模型中固定效應和時間效應的干擾之后，即可采用GMM估計法來估計PVAR模型參數，具體結果見表4。根據AIC信息準則可得知模型的最佳滯后期為1期。由表4的估計結果可知，西部地區FN對自身在1%水平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影響度為0．923%;對HB在5%水平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影響度為1．448%;對ST在10%水平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影響度為0．581%;對IN有微弱的正向影響，影響度為0．025%，但并不顯著。HB對FN在5%水平上具有顯著的反向影響，影響度為－0．823%;ST對FN在10%水平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影響度為1．051%;IN對FN具有微弱的反向影響，影響度為－0．051%，并不顯著。
二、面板脈沖響應及方差分解
為了讓誤差項實現正交，以便克服因誤差項相關而對估計效果產生影響，這里采用的方法是Cholesky殘差的方差—協方差矩陣分解。由于方程順序或內生變量順序在大多數情況下會影響Cholesky殘差的方差—協方差矩陣分解結果，需要建立相應的置信區間來避免這一問題。為此，本文以GMM方法估計出的系數以及方差—協方差矩陣為基礎，采用MonteCarlo模擬實驗隨機生成大量系數，重復計算變量間的沖擊響應，這一過程共進行了500次，用模擬結果所獲得的兩個標準誤差置信區間來評價變量間的沖擊響應是否顯著。圖1給出了西部地區金融資產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PVAR正交化脈沖響應圖，其中橫軸為追溯期，這里共考察了6個追溯期;縱軸為其他變量產生一個標準差沖擊時因變量的響應程度;中間一條曲線為因變量的響應函數線，外側兩條曲線為2倍標準差的置信區間。圖1中第一行分別是FN對來自HB、ST、IN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情況。由圖可見，當HB產生一個標準差沖擊時，FN在即期的響應值為0，隨后表現為一種反向效應，這說明1993－2011年間西部地區的貨幣資產增長并沒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究其原因，這或許是因為貨幣資產的增加意味著社會融資環境變得更加寬松，在融資成本較低的條件下企業缺乏動力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的緣故。當ST產生一個標準差沖擊時，FN在即期的響應值為0，之后則呈現為一種正向響應，說明證券資產結構的調整促進了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這與證券市場的資源優化配置功能相符。當IN產生一個標準差沖擊時，FN的即期響應值為0，之后逐漸呈現為一種反向響應，這或許與西部地區企業效益不高有關。當企業效益較差時，保險資產結構的提升意味著企業將為更多員工投保，或為原有員工增加投保金額，這可能會加重企業負擔，在一定時期內不利于企業發展，因此表現出一種微弱的反向響應。圖1中第二行分別是HB、ST、IN對FN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從圖中可見，當FN產生一個標準信息差沖擊時，HB的響應為正向，這說明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貨幣資產結構的提升。這是因為產業結構升級后，其產出效率更高，企業和居民個人將擁有更多存款和財富，其顯現出來的效應就是整個社會的貨幣資金增加。當FN產生一個標準差信息沖擊時，證券資產結構在即期雖然表現為一種微弱的反向響應，但很快轉變為一種穩定的正向響應。說明從整體上看，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證券資產的發展。當FN產生一個標準差沖擊時，IN在即期表現為一種正向響應，之后逐漸向0收斂。說明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能促進保險資產的發展，但從總體上看這種促進效應還相對較小。為了進一步揭示各變量波動的來源，下面分別從10、20、30個預測期對HB、ST、IN和FN的預測均方誤差進行分解，進一步分析HB、ST、IN和FN間沖擊作用的具體構成，結果見表5。由方差分解結果可知，在10、20、30個預測期，FN的變動中分別有37．288%、34．513%和34．493%的比例來源于自身，來源于HB的影響分別為17．336%、17．192%和17．178%，來源于ST的影響分別為41．343%、44．947%和44．991%，來源于IN的影響分別為4．033%、3．349%和3．339%。對FN變動影響的大小順序分別為證券資產結構調整、貨幣資產結構調整、保險資產結構調整。與此相應，FN對HB的影響分別占到32．369%、34．488%、34．492%，對ST的影響分別為29．191%、34．450%、34．492%，對IN的影響的分別為34．945%、34．498%、34．492%。由此可見，產業結構升級對證券資產結構調整、貨幣資產結構調整、保險資產結構調整的影響大小較為接近。
三、面板Granger因果檢驗
根據Granger的研究結論，如果兩個非平穩時間序列變量存在協整關系，那么這兩個變量間至少存在一個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19］。在假設變量已包含全部預測信息的前提下，Granger構建了以下檢驗模型。該模型主要適用于時間序列數據。Hurlin和Venet認為，當檢驗對象為既有時間維度特征，又有截面維度特征的面板數據序列(PanelData)時，由于樣本量明顯增大，自由度提高，解釋變量間的共線性程度會降低，基于面板數據序列為基礎的模型檢驗具有更強的穩定性和可靠性［20］。模型(8)假設變量Y與其自身的過去值以及變量X的過去值相關，如檢驗結果顯示變量X的系數和顯著不等于0，則說明系統中僅存在X到Y的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模型(9)假設變量X與其自身的過去值以及變量Y的過去值相關，如估計結果顯示變量Y的系數和顯著不等于0，則說明系統中僅存在Y到X的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如果檢驗結果顯示變量X和變量Y都顯著不等于0，則說明變量X和變量Y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即X是Y的格蘭杰原因，Y也是X的格蘭杰原因。以上模型中，Δ代表變量的一階差分，p為變量的滯后期數。如檢驗結果顯示模型中的差分項顯著，則說明在短期內變量間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如檢驗結果顯示模型中的誤差修正項ecmt－1顯著，則說明在在長期內變量間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運用面板數據對西部地區12省市金融資產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升級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6。由表6的檢驗結果可得出以下結論:第一，無論是FN與HB、FN與IN，還是FN與ST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ecm均至少在5%水平顯著。說明在長期內，西部地區金融資產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即產業結構升級是金融資產結構調整的格蘭杰原因。同時，金融資產結構調整也是產業結構升級的格蘭杰原因。第二，在短期內，FN和HB、FN和ST、HB與ST之間只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即HB是FN的格蘭杰原因，但FN不是HB的格蘭杰原因;ST是FN的格蘭杰原因，FN不是ST的格蘭杰原因。第三，短期內，IN與FN之間不存在格蘭杰關系，即FN不是IN的格蘭杰原因，IN也不是FN的格蘭杰原因。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關鍵詞：金融危機資產證券化信用評級
在2007年8月，美國全面爆發次貸危機，引起了美國及全球金融市場的強烈震蕩，最終演變為現在的金融危機。同時與金融危機密切相關的資產證券化也受到廣泛置疑，那么，在美國金融危機中，資產證券化到底扮演了一種什么樣的角色呢？其風險應該如何規避？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資產證券化與美國金融危機
在美國房屋貸款市場個人客戶信用評級等級標準，分為三個層次，其中次級客戶指信用等級低、缺乏收入證明、負債較重無法達到普通信貸標準的次級客戶。所謂次級貸款(sub-premiummortgage)指銀行或貸款機構提供給次級客戶的一種貸款。這種貸款通常不需要首付，很適合次級客戶，但是利息會根據市場進行調整。美國次級貸款到2006年左右，達到6000億美元，房屋次級貸款證券化也迅速膨脹，到2006年CDO(房地產債務抵押債券)增長到2895億美元，與此同時其風險也在增加。美國于2007年終于爆發了次級貸款危機并演變為金融危機。一般認為此次危機發生有三方面的原因：
次級貸款本身的缺陷。次級貸款的客戶收入不穩定，缺乏可靠的信用記錄，經濟形勢惡化、房價下降、銀行利率上升時，次級貸款客戶的還貸能力下降，違約率迅速增加，2006年初次級貸款違約率開始顯著上升。
美國金融體系監管存在漏洞。美國目前存在聯邦、州兩級監管機構，聯邦級監管機構有美聯儲等5個負責對聯邦注冊銀行和跨州銀行監管的機構，州一級注冊的銀行受各州銀行監管局監管。這種金融監管體制屬于多頭監管，不可避免的存在監管重復和監管空白，次級貸款領域就處于監管的空白。
資產證券化擴大了次級貸款危機，最終演化為金融危機。投資銀行在購買了次級貸款機構的次級貸款抵押債券后，根據償付的優先秩序將其與其他債券組合帶來的現金流進行分割，發行不同級別的債務抵押憑證（CDO）。這些債務抵押憑證被商業銀行、大型投資基金和外國投資機構等購買。次級貸款風險爆發時，市場出現恐慌，集中拋售，危機從住房抵押貸款機構迅速蔓延到美林、花旗和荷蘭銀行等的投資銀行及其他機構，最終釀成金融危機。危機所造成的損失遠遠超出了次貸本身，2008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會組織（IMF）最新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估計，美國金融危機在全球范圍造成的金融動蕩將帶來高達近萬億美元的損失，危機正波及優質房屋按揭、消費信貸等領域。
我國的資產證券化始于1992年，當年海南三亞市定向發行地產證券，1995年第一只資產支持證券開元證券公開發行，至2007年共有15只資產支持證券公開發行，總發行量為400多億元人民幣，總的來看我國資產證券化的規模不是很大，而且僅限于銀行之間，但是近兩年來發展非常迅速，僅2006-2007年就有近300多億的發行量，那么，美國金融危機后如何審視我國的資產證券化將是一個急迫而重要的課題。
資產證券的風險
美國資產證券專家shenker&colletta提出，資產證券化是指股權或債權憑證的出售，該憑證代表一種獨立的、有收入流的財產或財產集合中的所有權利益或由其所擔保、基本價值是實現資產收益風險的隔離。它的操作一般分為以下幾個步驟：構建資產池；設立特殊的目的載體SPV；信用評級與加強；資產轉移與發行證券；資產池管理和證券清償。
資產證券化雖有效地將原始權人的風險隔離開來，但這并不意味著資產證券就不存在風險，資產證券仍存在風險，按其與資產的聯系可分為：資產風險；證券化而帶來的風險。
（一）資產風險
資產風險主要源于資產本身，而與證券化無關，不管有沒有證券化，這類風險都將存在。這類風險主要與資產質量有關，即與資產未來產生現金流的確定性、穩定性及現金流數量有關，比如債務人違約可能性的高低、債務人行使抵消權可能性的高低，資產收益受自然災害、戰爭、罷工的影響程度，資產收益與外部經濟環境變化的相關性等，債務人違約、行使抵消權的可能性低，資產受自然災害、外部經濟環境變化等的影響程度低，則資產質量高，風險小，反之則風險高。
（二）證券化風險
證券化風險，這類風險與資產本身無關，主要是在證券化過程中產生的。它主要表現為：風險沒有完全隔離，發起人仍然控制資產，導致投資者由于發起人的原因而無法及時獲得資產收益；信用評級風險，評級機構存在著道德和執業能力風險，可能經不住利益的誘惑，放棄職業道德，與原始權益人一道弄虛作假，欺騙投資者，也可能由于知識、經驗的欠缺，無法保證其所提報告、意見等的質量，同時，由于主觀能力與客觀事實間存在差距，評級機構報告、意見總與客觀事實有差距；證券化法律文件失效的風險，資產證券化交易過程中要簽署大量的諸如陳述書、保證書、評級報告、評估報告、轉讓合同等法律文件，而這些法律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游走于法律的邊緣，當這些文件與某些法律條文發生不合時，法院會重新解釋文件內容或宣布文件失效；法律缺位和不確定的風險，由于資產證券化的創新性，相關法律制度并不完備，在資產證券化交易中法律專家對法律的理解并不等同于法官、行政官員對法律的理解，因此有可能存在行政官員的干預或者法官對法律的解釋而使相應的法律文件被撤回或者被宣告無效，使投資者遭受重大損失；法律沖突的風險，由于資產證券化要求其資產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并且其地理、人口分布要具有廣泛性，因此會涉及達到大量的部門法律和地區性法規，而這些法律法規之間的沖突又不可避免的存在。
資產證券風險防范的法律設計
（一）對于證券化風險的防范
在傳統上對于資產證券風險關注的焦點是如何防范資產證券化所帶來的風險，而其中又特別注重于對于風險隔離不完全風險的防范，對于這一風險主要通過以下法律設計來防范：
對于風險隔離不完全，主要是通過規范資產轉移行為以盡量達到資產風險的徹底隔離，特別強調SPV的設立，要求其既能保持獨立性免于發起人的干預和影響，又能避免自身的主動破產。這樣資產轉移后，原始權益人無法對其進行控制，原始權益人的破產也不會波及到已轉移的資產，從而達到將證券的風險基本上只與資產的自身風險掛鉤，而與原始權益人無關，使風險客觀化的目的。這種資產轉移既可以采取出售的方式進行所有權的變更，也可以采取信托方式進行不發生所有權變動的轉移，我國采取的是信托方式。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頒布的《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證券化監督管理辦法》對此類資產控制權的轉移作了具體規定。對于其他證券化的風險在英美國家主要通過事后訴訟的方式解決，在大陸法系國家主要通過制定、修改相應的法律法規解決。我國主要對于資產證券化品種申請報批、嚴格審查的方式解決。
二）對于資產本身風險的防范
對于如何防范因資產而帶來的風險，相對規定較少。但是從美國金融危機來看，實際上資產證券化的風險主要還是資產本身的風險，這類風險本來影響有限，但由于其證券化后，其破壞力、影響面已有很大變化，容易引發金融危機。因此對這類資產本身的風險應當特別注意。那么如何防范呢？與股票、一般債券不同，資產支持證券的價值與資產產生的未來的現金流相關，而與發行企業的狀況、未來盈利能力無關，也就是說資產支持證券的價值僅受資產未來收益情況和其現值的影響，而資產的情況在資產證券化時即已確定，未來幾乎不會有什么變化，變化的是未來外部經濟環境，其變化影響未來收益，而影響未來收益的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則主要依賴于專業機構的分析，因此資產支持證券嚴重依賴于信用評級制度，同時對資產證券的評級與其他證券相比也更具有現實可行性。但是，恰恰信用評級機構在這方面做得很差,此次危機中信用評級機構便因出爾反爾而飽受指責。很明顯，資產支持證券風險的防范核心便是建立一套有效的信用評級監督管理制度，盡力保證評級的有效性以防范資產證券風險。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評級監督管理制度應體現如下要求：
1.對于證券化的資產應確定統一的評級標準。這一標準至少應包含以下幾方面要求：評級公開透明，對于資產證券的信用評級過程、基礎數據和評級方法要公開透明，對于組合資產要公開內其部結構，資產證券化作為公開發行的的證券，在信息公開與商業秘密保護天平上應當傾向于公開，不能以商業秘密為由拒絕公開資產證券的基本信息，這樣做可以盡量減少評級機構的道德風險，也有利于監管機構監管；密集跟蹤評級，由于資產收益受外部環境影響較大，應當對評級機構跟蹤安排做出具體要求，由于政府相應信息以月為單位，因此跟蹤期限以月為周期較為合理；評級等級進一步細化，評級標準由九等分可擴充為15等分，評級級數越多，越具有動態性，越能及時精確的反映證券風險的變化情況，當然級數的多少受評級技術、方法的影響，并不是越多越好，人為的增加評級級數是毫無意義的，但是就目前對于計量經濟學的發展，作到15等分應該是可以的。
2.加強對信用評級機構的責任和審查。信用評級機構作為一個中介機構是通過其評級而獲取報酬，其對證券的評級就是其向社會出售的產品。因此不管信用評級機構向誰收取費用，有沒有收取費用，其的評級報告并不僅是觀點，不屬于言論自由范圍，而是一個產品。因此為維護廣大投資者利益，防范金融風險，政府應當加強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可以考慮由證券交易監管部門承擔起這一監管任務。此外，應當明確評級機構的法律責任，評級機構承擔的應當是一種侵權責任，在舉證責任上應當實行過錯推定原則，除非評級機構能自證其無過錯，否則就構成侵權，應承擔相應責任。
正確把握資產證券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著手。第一，積極推進資產證券化進程。這就要求金融專業人員要大力建設成熟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并在實踐活動中不斷完善傳導機制，確保貨幣政策的傳導能夠順利實施。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例，該銀行率先提出推進資產證券化的舉措，成為這一改革創新的支持者、推動者和組織者。中國人員銀行作出如此決定是由于金融企業發展過程所需要的改革創新要求。通過轉變貨幣政策的實施主體，實現由商業銀行的控制到市場調控之間的有效轉變，從而真正地實現資產證券化；其次，將貨幣政策的具體要求納入資產證券化的考量范圍內。由于貨幣政策對資產證券化的規模、范圍都會產生一定影響，這就要求銀行方面應當對具體時期的具體貨幣政策的方針和要求有一個較為客觀和全面的認識把握，及時抓住發展的良好機遇。以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為例，此時銀行資金總體上比較寬松，不宜迅速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的規模。但是針對一些資金比較緊張的銀行仍然可以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的規模；第三，嘗試將某些信用等級較高的資產支持證券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一種對象。由于資產支持證券是一種信用風險與預期收益都比較適中的證券，當這些證券出現在公開交易的市場平臺上，不僅可以使貨幣政策操作的市場平臺得到擴大，而且有利于提高這類證券的市場信譽，使資產證券化得到較快的推廣。
二、資產證券化與金融市場發展
1.資產證券化與金融市場發展之間的關系。金融體制改革的關鍵性任務中，金融市場的建立與完善是重中之重。只有建立一個安全高效的金融市場，才能為資產證券化進程提供必要的發展條件。可以說，二者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資產證券化與金融市場發展之間的關系主要來說包括三個方面。第一，金融市場較高程度的發展是開展資產證券化的必要條件。具體來說，首先，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與金融產品的接受度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即金融產品越為復雜，其所憑借的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也就越高。當金融市場處于發展的低級階段，金融活動參與人員只能得到一些較為簡單的金融產品，對于較為復雜的金融產品，市場暫時還不具有與之對應的必要的接受能力；其次，金融市場的的發展程度與投資者群體群體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即金融市場發展程度越高，相關機構的投資者群體也就越高。由于機構投資者是債券市場的主體，對于那些對投資安全性要求較高的機構投資者而言，對金融產品的投資成為他們進行金融活動的首要選擇。當前我國交易所債券市場的主體是個人投資者，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主體是機構投資者，其中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交易量占80%以上，這就為資產證券化的開展創造了很好的市場條件；最后，金融市場發展程度越高，市場金融制度月完善。由于金融市場的制度建設是一個漫長、復雜的過程，需要相關人員為之持續工作和奮斗。而針對資產證券化之類的負責金融行為，金融市場必須著力建立起與之相對應的制度環境。從而為金融市場缺提供一個安全有效進行發行、交易、結算等活動的平臺和環境。第二，資產證券化能夠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這種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首先，資產證券化為金融市場提供了一類新的重要的金融產品，這種金融產品基于某一資產池所產生的收益。它是一種固定收益類產品，決定收益的現金流比較穩定，風險較小。對于金融市場而言，資產證券化產品能夠滿足投資者的不同需求，目前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金融產品；其次，資產證券化有利于促進金融市場各個子市場的相互連通。資產證券化的開展有利于信貸市場和資本市場之間的連通，同時還有利于保險市場和證券市場的連通。
資產證券化會計制度的完善與否，雖然不能左右資產證券化交易的發展，但對其影響不可低估。因此，本文試就資產證券化業務涉及到的有關會計問題進行探討。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會計要素定義；會計確認
一、資產證券化的概述
(一)資產證券化的定義
1977年，美國投資銀行家萊維思．瑞尼爾，在一次同《華爾街》雜志的記者討論抵押貸款轉手證券時，首次使用了“資產證券化”這個詞，以后資產證券化就在金融界開始流行起來了。
美國證券和交易委員會下的定義是：“資產證券是指主要由現金流支持的，這個現金流是由一組應收帳款或其他金融資產構成的資產池提供的，并通過條款確保資產在一個限定時問內轉換成現金以及擁有必要的權力，這種證券也可以是由那些能夠通過服務條款或者具有合適的分配程序給證券持有人提供收入的資產支持的證券。”
目前國內學者使用較廣泛的定義是：“資產證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是指把缺乏流動性的，但能產生可預見的穩定的現金流量的資產，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對資產中風險及收益要素進行分離和重組，進而轉換成在金融市場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證券的過程。”
(二)資產證券化的理論基礎
通過資產證券化過程使不流動資產能夠得以流動，主要依賴于三個機制：資產組合機制、破產隔離機制、信用增級機制。
1．資產組舍機制
資產證券化的核心問題是“對各種待資產化的資產(債權)中的風險和收益進行分解和重組，使其定價和重新配置更為有效，從而使參與各方均受益”。資產證券化的這個功能首先是通過資產組合機制實現的。對某項資產來說，其風險和收益往往難以把握，如提前償付或到期不還。而對于一組資產，情況就不同了，根據現代證券投資組合理論，整個資產組合中的風險收益變化會里現一定的規律性。因此，通過整個組合的現金流量的平均數做出可信的估計，可以有效地規避組合中資產的提前償付風險、信用風險等。
2．破產隔離機制
在構造資產證券化的交易結構時，證券化結構應能保證發起人的破產不會對特設機構的正常運營產生影響，碩士論文從而不會影響對資產擔保證券持有人的按時償付，這就是資產證券化的破產隔離機制。這一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是證券化資產從發起人到特設機構的轉移必須是真實銷售。資產轉移可以被視為真實銷售和擔保融資。如果資產在發起人和特設機構之間的轉移被認定為豐日保融資，則發起人必須以自己的全部資產為償付擔保。當出售者遇到破產或清算時，已轉讓的資產就有遭受牽連的風險，影響本息的償付，投資者的利益就受到了發起人的破產風險的影響。但如果資產的轉移被認定為“真實銷售”，則發起人就能實現資產的表外處理。當發起人破產時，該資產不作為破產財產，從而使資產擔保證券的投資者利益不受發起人破產的影響。
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破產隔離機制進一步降低了投資者的風險被限定在證券化的資產中，而不受發起人破產的影響。
3，信用增級機制
信用增級機制是資產證券化交易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證。信用增級是用于確保發行人按時支付投資利息的各種有效手段和金融工具的總稱，信用增級就是使投資者不能獲得償付的可能性最小。
二。資產證券化有關會計要素定義
在進行會計確認之前必須保證某項經濟事項符合相關會計要素定義。資產證券化的操作對象是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舉例說明：甲出售一組應收賬款給spv，甲保留對資產服務的權利，spv要求附帶對應收賬款不能收回的擔保限額，即甲以這組應收賬款為基礎資產簽訂擔保合約，則甲在應收賬款表外化的同時，其資產負債表上會出現一筆服務資產和按合約確定的擔保負債，郎甲的資產負債表上產生了新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spv的資產負債表上相應產生有擔保合約確認的新金融資產。2006年2月15日財政部頒發的《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中對金融工具、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給出了明確的定義：
1．金融工具。金融工具，指形成一個企業的金融資產并形成其他單位的金融負債或權益工具的合同。
2．金融資產。金融資產，指下列資產：(1)現金；(2)持有的其他單位的的權益工具(3)從其他單位收取現金或其它金融資產的合同權利；醫學論文(4)在潛在有利的條件下，與其他單位交換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合同權利；(5)將來須用或可用企業自身權益工具進行結算的非衍生工具的合同權利，企業根據該合同將收到非固定數量的自身權益工具；(6)將來須用或可用企業自身權益工具進行結算的衍生工具的合同權利，但企業以固定金額的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換取固定數量的自身權益工具的衍生工具合同權利除外。權益工具，指能證明擁有某個企業在扣除所有負債后的資產中的剩余權益的合同。
3．金融負債。金融負債，指下列負債：(1)向其他單位交付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的合同義務；(2)在潛在不利的條件下，與其他單位交換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合同義務；(3)將來須用或可用企業自身權益工具進行結算的非衍生工具的合同義務，企業根據該合同將交付非吲定數量的自身權益工具；(4)將來須用或可用企業自身權益工具進行結算的衍生工具的合同義務，但企業以固定金額的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換取固定數量的自身權益工具的衍生工具合同義務除外。其中，企業自身權益工具不包括本身就是在將來收取或支付企業自身權益工具的合同。
隨著金融創新的衍生工具的日益繁榮，傳統的資產概念變得越來越模糊，運用這一寬泛的概念不能做到真實公允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因此新會計準則將金融衍生工具表外業務表內化，改變了我國長期以來衍生金融工具僅在表外披露的做法。
三．資產證券化相關會計確認問題
從會計要素的確認方面看：所謂確認是“指在效益大于成本及重要性原則的前提下，將某一項目作為資產、負債、收入、費用等正式列入某一具體的財務報表的過程”。對證券化的資產的終止確認問題是資產證券化會計的核心問題，即資產證券化是“真實銷售”，還是有擔保的融資。這決定了證券化的資產作表外處理，還是表內處理，對發起人意義重大。
(一)“擔保融資”和“銷售”確認分別對會計報表帶來的影響
如果該項資產證券化交易被確認為融資，發起人在資產負債表上繼續將證券化的資產確認為一項資產，通過證券化募集的資金確認為負債，其交易成本作為資本性支出；如果該項交易被確認為銷售，轉讓的資產移出資產負債表，得到的現金及其它與轉讓資產無關的資產作為銷售收入，產生的新業務是銷售收入的減項，并同時確認相關損益。
(二)兩種會計確認模式：風險與報酬法與金融合成法
1．傳統的確認方法——風險與報酬分析法
風險與報酬分析法是典型的資產證券化業務會計確認方法。根據該方法，“金融工具及其所附屬的風險與報酬被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資產證券化的發起人只有轉讓了相關資產組合所有的風險和收益，證券化交易才能作為銷售處理，所獲得的資金作為資產轉讓收入，同時確認相關的損益；否則，如果發起人還保齠出售資產的部分風險和收益，則該資產不能做銷售處理，而繼續留在資產負債表上，同時將現金流入視為以此資產為擔保的負債”。該方法適用于資產證券化產生初期交易較為簡單時的會計處理隨著金融創新的層出不窮，證券化交易過程曰益復雜。
風險與報酬分析法暴露出本身的缺陷而不能正確反映經濟實質，具體表現在：
(1)證券化交易過程中，多項復雜的合約安排使得控制權與風險、收益相分離，并以各種相互獨立的衍生金融工具為載體，分散給各方。在風險與報酬分析法下，職稱論文交易就不能視為銷售，發起人就達不到改善資本結構降低資產負債率的目的。
(2)風險與報酬分析法導致人們對具有相似的經濟實質的財務活動做出了不同的會計處理。例如，發起人與證券持有人達成協議，承諾對證券化資產的信用損失，提供其面值10％的擔保。由于擔保合約的存在，使得發起人仍被認為保留有證券化資產的相當部分的風險與報酬，因而全部證券化資產仍繼續被確認在其資產負債表中。相反，如果發起人轉讓全部證券化資產，而向某一獨立第三方購買上述相同比例的信用擔保。則其確認證券化資產的出售業務，同時只需對面值的10％部分確認為擔保負債。
2．會計模式的改進與創新一—金融合成分析法
1996年6月，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頒布了第125號準則：《金融汝產轉讓與服務以及債務解除的會計處理》，該準則采用金融合成分析法。金融合成分析法承認以合約形式存在的金融資產具有可分割性，各組成部分在理論上都可以作為獨立的項目進行確認。按照這種方法，金融資產轉讓過程中，應該將已確認過的金融資產的再確認和終止確認的問題與資產轉讓合約所產生的新的金融資產的確認問題嚴格區分開來。具體來說，已確認過的金融資產的再確認和終止確認能否視作銷售來處理要看其控制權是否已由轉讓方轉移給受讓方，而非看其交易形式，轉讓方保留的風險和報酬可視作轉移合約的產物，可按新金融資產和負債加以確認，這樣就能與移出資產的終止確認區分開來分別處理。財政部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23號——金融資產轉移》借鑒了國際會計準則ias39，也采用金融合成分析法對金融資產的轉讓加以確認。一項轉讓者失去控制權的金融資產轉讓(全部或部分)應確認為銷售。
新準則對資產證券化的確認采用金融合成分析法更能體現會計的實質終于形式原則。
3．風險與報酬分析法與金融合成分析法的比較
當交易的結果導致發起人的金融資產發生轉移時，兩種方法的確認結果不同。仍沿用前述的甲出售應收賬款給spv的例子，甲保留對資產服務的權利，spv要求附帶對應收賬款不能收回的擔保限額，即承擔了壞賬損失的相應風險。按照金融合成分析法，甲應終止確認這組應收賬款，同時按照合約確認相應的壞賬損失擔保負債；另一方面，spv由于獲得了應收賬款的控制權，直在資產負債表上確認這筆資產，將甲提供的擔保合約確認為一筆金融資產。但按照風險與報酬分析法，由于甲仍保留了應收賬款的壞賬損失風險，應在其資產負債表上繼續確認這筆資產，而把得到的現金時作一筆擔保負債。在金融合成分析法下，更偏向
于把證券化資產作表外處理，同時對由此產生的新金融資產和負債及時加以確認和計量。
由此可見，金融合成分析法更能反映資產證券化交易的實質，更能適應金融創新的發展，是證券化會計處理的發展方向。但金融合成分析法也有一些不足：表外處理時，會計報表可能不能全面、充分地反映發起人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且容易成為其操縱利潤的工具。掩蓋債務，虛增利潤，這將不利于企業的正常、持續的經營，且會損害投資者的利益。“安然”公司大肆使用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工具從事表外融資，高估利潤，低估負債，是其破產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結語
綜上所述，新會計準則已經填補了在指導、規范資產證券化交易方面存在的空白。我國通過借鑒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相關規定，并結合我國關于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的有關設想，順應我國金融市場蓬勃發展和新的金融工具不斷出現的形勢已將金融衍生工具會計所需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則制定出來，將基本框架建立了起來。這是我國會計理論和實務發展的一大進步，在與國際接軌方面也更加完善。相信當操作指南出臺之后，資產證券化的會計處理將正式進入實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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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簡要介紹了公允價值及金融工具的基本概念，分析了公允價值在金融工具會計的應用研究，并結合國內的實際金融經濟行情，對公允價值在金融工具會計的國內應用提出了幾點建議及展望。
關鍵詞 公允價值 金融工具 會計 計量
一、公允價值及金融工具基本概念
（一）公允價值基本概念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關于公允價值的定義與國際會計準則相類似，公允價值定義為，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公平交易是指交易雙方不應當是打算或者需要進行清算、產生不利條件、將要大量縮減企業經營規模等情況下進行的交易，而應當是在持續經營的情況下進行的交易。
（二）金融工具基本概念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我國企業會計準則關于金融工具的定義保持了基本一致，都認為金融工具是一種約定貨幣和信用交易要素的合約。貨幣和信用是約定的交易對象，采用非現貨交易方式，一般表現形式為信用關系的書面證明、債權債務的契約文書等等。
二、公允價值在金融工具會計中的應用研究
我國關于金融工具的4項具體會計準則（第22、23、24、37號）主要適用于金融企業，這些準則對金融企業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上市或擬上市的金融機構首當其沖。例如，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的規定，對于交易性金融資產，取得時以成本計量，期末按照公允價值對金融資產進行后續計量，價值變動差異計入當期損益。準則規定衍生金融工具一律以公允價值計量，并從表外移到表內反映。這些規定將對企業利用金融工具進行風險管理的行為產生重大影響。
混合計量模式式金融工具后續確認的主要計量模式，對市場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按公允價值計量，這主要有以下兩種情況：（1）企業因持有意圖或能力改變，導致某項投資不再適合作為持有至到期投資的應該重新將它分類為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并通過公允價值進行后續計量。（2）另外，當企業持有至到期投資部分出售或重分類的比重較大，導致該投資的剩余部分不再適合作為持有至到期投資的，企業應當將該投資的剩余部分重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并以公允價值進行后續計量，那么由此導致的賬面價值與其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需要全部計入所有者的權益。
三、公允價值在金融工具會計中的應用與建議
國際會計界一致認為公允價值計量是最恰當的計量屬性。但是任何一種計量屬性都有其局限性，公允價值本質上僅是一種公允價格，畢竟價格不等于價值，價格波動頻繁，尤其對于金融產品而言更是如此。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公允價值問題，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仍然會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對于正在全面推行新會計準則的中國來說，也要重視并且重新審視新金融經濟環境下的公允價值會計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優化市場環境
在2001年之前，我國在應用公允價值的過程中出現各種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公允價值計量的市場環境。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我國應用公允價值的市場環境也在逐漸變好。市場環境的優化解決公允價值應用困境的關鍵，更是完善公允價值可靠性的根本途徑。
（二）改進公允價值估值技術和信息披露
首先是開發公允價值估值系統，對于有活躍市場報價的金融資產及負債，可參照目前市場的估值方法，通過與市場交易機構進行連接，實現相關信息的自動采集；對于不存在活躍市場的金融資產及負債，首先根據經驗進行估值系統的參數假設，然后采集活躍市場上相似金融資產及負債的信息，最后與預設的參數進行對比修正差異；其次是加強對公允價值獲取信息披露內容的規范，可靠性問題是公允價值廣泛應用面臨的最大難題。在今后可能制定的準則、規章及指南中應該強化披露與公允價值的獲取相關的信息，以幫助財務報表使用者分析和評價公允價值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及可靠性；最后是規范衍生金融工具定性披露的位置，在新準則中并沒有具體規定有關衍生金融工具定性披露的位置，由于缺乏統一的規范，帶給財務報表使用者諸多困難，違背了對提供信息的清晰性要求，也給信息使用者橫向比較和分析各銀行的會計信息帶來了不便，所以應該統一關于定性披露說明的具置。
（三）建立衍生金融工具風險管理機制
通過健全內部控制制度、發展并培育對沖機制及加強對會計人員的培訓來完善衍生金融工具風險管理機制。建立積極而審慎的內部控制制度對衍生金融工具業務非常重要，從事衍生金融工具相關專業人員，尤其是高層管理人員，都應時刻認識到衍生金融工具的潛在風險，樹立風險管理理念。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化改革，金融市場蓬勃發展，衍生金融工具市場也越來越壯大，培育風險對沖機制對有效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規避風險，進一步規范化管理套期保值業務具有重要意義。金融工具會計準則的順利實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會計人員的專業水平及對相關準則的熟練程度。因此，提升會計人員的專業素質，促使其全面理解并掌握金融工具會計準則，對推進有關會計準則的實施進程具有重要義。
四、結論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成熟，金融工具不斷發展創新，公允價值在金融工具中的運用的大趨勢不會改變，但我們也應充分認識公允價值自身的波動性及雙面性，積極考慮采用公允價值所可能導致的負面影響，更應該提前采取相應的防范措施。只要我們充分考慮到各種變量和不確定因素，吸納借鑒國際經驗，考慮我國的現實國情，穩步推進公允價值的發展，就能使公允價值在金融工具中的應用風險最小化，使會計在經濟中充分發揮正面效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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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結合人力資本理論與證券化理論提出人力資本證券化的概念，進一步揭示出人力資本證券化實質上是一個終身的跨期最優消費-投資決策問題。這一新型證券化品種的提出符合金融產品創新的內在需求，同時能夠為勞動者個人一生的收入與消費水平做最平滑的安排。
1問題的提出
人力資本，顧名思義是通過對人力投資而形成的資本。通常認為，它是經過一定的教育、培訓等手段形成的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能，正如《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給出的定義：“人力資本是體現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產知識的存量。”因此，人力資本是蘊涵于勞動者中的一種能力，而勞動者則是這種能力的載體。回顧人力資本理論的發展，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到80年代，人力資本理論得到主流經濟學的承認和重視，人力資本理論體系得以形成和發展。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的研究是沿著宏觀和微觀兩條思路展開的。宏觀思路主要探討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影響等問題。另一種思路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微觀研究思路，這一思路通過建立收益率函數，對個人及家庭的收入及其職業選擇等行為進行微觀層面的分析。主要有如下的三條線索：（1）TheodoreW.Schultz結合經濟增長問題的分析，明確提出了人力資本概念并闡述了人力資本的內容及其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2）JacobMincer在對有關收入分配和勞動市場行為等問題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所開創的人力資本方法；（3）GaryS.Becker從其關于人力行為的一切方面均可以訴諸經濟學分析的一貫方法論出發，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工具應用于人力投資分析，提出了一套較為系統的人力資本理論框架。
2人力資本證券化：概念與特征
作為經濟增長基本要素的人力資源連同它的各種表現是天生附著在個人身上的資產，個人實際上控制著人力資產的發揮和生產性供給。與貨幣、土地和廠房等非人力資本相比，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具有不可分的特性。周其仁（1996）的研究表明，不管在什么樣的社會中，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不可分離的狀況都是無法改變的，不僅在羅森（Rosen，1985）所說的“自由社會”里，而且在巴澤爾（Barzel，1971）所考證的奴隸社會里人力資本只屬于個人的命題仍然成立。從資本的一般意義上理解，根據fisher（1930）的觀點資本是現在和將來收入流的源泉，因此，凡是可能產生未來收入的資源都是資產——這其中當然包括人的勞動能力和知識存量，而資本不過是資產的市場價值。資本作為資產動態的、價值化的表現形式可以在資本市場上被出售、收購、兼并，并相應地增值或貶值。人力資本同樣是一個具有價值的存量，能夠以存在于人體之中的知識、技能、健康等帶來現在和未來的產出與收益。人力資本與其他實物形態或價值形態的非人力資本不同，是難以用得到普遍認可的標準來進行度量的。而且在人力資本市場上，類似學歷證書、職業證書等人力資本價值顯示信號信息是殘缺的，難以直觀量化。因此，人力資本不像非人力資本那樣易于流動，存在承擔風險的可能性。
證券化作為目前國際金融市場上最具潛力的金融創新之一，其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高資產的流動性。人力資本的證券化是基于把人力資本看作是個人所擁有的能夠在未來帶來一系列收入的知識和技能資產化，為更好地理解這個概念，我們首先對資產證券化從一般意義上做一個描述。資產證券化是將缺乏流動性但能夠產生穩定現金流的資產通過一定的金融結構安排，對資產中的風險與收益進行組合從而轉換成可以出售和流通的有固定收入的證券的過程。資產證券化是在資本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一種方式，與發行其他金融產品（例如債券及股票）類似，資產證券化發行人在資本市場交易中是通過向投資者發行資產支持證券進行融資。不同之處在于，資產證券化產品的還款來源是一系列未來可回收的現金流，產生這些現金流的資產可以作為基礎抵押資產對資產證券化產品起到支持作用。因此，資產證券化的核心原理是以可預期的現金流進行融資。現在，幾乎任何金融資產——只要具有可預測和可回收的未來現金流，都可被用做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因此，作為可帶來預期現金流的人力資產也可被用做證券化的基礎資產。人力資本證券化的中心思想是以可預期的收入為當前的消費融資。人力資本證券化問題實質上是一個終身的跨期最優消費-投資決策問題，利用金融工具把個人一輩子的消費和收入做一個更加平滑的、互相補充的安排，使得個人不至于在年輕、最需要錢的時候沒錢花，年紀大了有了錢，卻沒有時間、精力去享受。而“人力資本”的價值就在于勞動力潛在薪水的價值
3人力資本報酬的證券化：金融產品創新需求
從個人主觀需求角度考慮，正如家庭經常要進行工作、職業培訓、退休計劃等經濟活動決策一樣，擁有人力資本所有權的個人最為重要的經濟決策是要在儲蓄與消費之間作出效用最大化的抉擇，而這一效用最大化的抉擇主要集中體現于具體的理財決策上，即他關注的是持有怎樣的金融資產。大多數有收入的個人對范圍廣泛的各種金融資產抱有潛在的興趣，這些資產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人的收入狀況，即便從稅收和風險偏好這一有限的角度考慮，也能導致對金融資產需求的很大變化。而正是對各種金融資產的這種需求在背后推動著金融創新。投資者的需求刺激了各種金融機構提供投資者需要的資產組合。另外，風險動機也導致投資者對其所擁有的金融資產多樣化及規避風險方法的需求。
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我們可以把資產分為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兩大類。實物資產在我們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那么金融資產在我們的經濟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呢？從理論分析的角度來說，金融資產的作用大致可以被歸納為兩條。（1）金融資產可以很容易地傳遞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間隔。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消費，由于有了金融資產，這兩者之間就可以拉開一個橫向的或縱向的距離。所謂橫向距離，是指在同一時間周期內人們可以把屬于自己的產品暫時“轉讓”給他人消費或用于再生產，這就是投資和信貸。所謂縱向距離，就是時間上的間隔。人們可以在年輕時多生產，以投資或儲蓄的形式把一部分產品轉化為金融資產，年老之后無力生產時，再把這部分金融資產轉還回商品消費。同時人們還可以以借貸的形式消費自己目前尚未生產出來的東西，即把將來的生產提前到現在消費。如果沒有金融資產，類似這樣把生產和消費在時間上前后推移是無法進行的，至少是相當困難的。（2）金融資產的使用可以大大地減少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作用于貨幣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不同的需求產生對不同類型金融資產的要求，交易成本高低使個人對需求預期發生變化。金融交易得以順利進行的前提正是雙方的預期，為了使交易按照自利的預期達成，交易雙方必然盡可能多的收集有關交易的準確信息，這會帶來支付成本的增加。此外，由于信息不對稱，會使金融交易合約不完全，往往容易陷入“逆向選擇”和“道德陷阱”的困境，這會帶來更高的交易成本。金融創新加強了金融資產之間的替代性，降低了融資成本，促進了交易主體通過金融市場融資從而推動了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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