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9 09:22:1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人口問題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1．1研究對象
按分層隨機取樣的方式，考慮年齡、性別、婚姻、月收入和地域等方面的平衡，共抽取浙江省杭州、金華、臺州、湖州、舟山等城鎮居民被試共2000人進行問卷調查，回收問卷1665份，去除缺失信息問卷134份，共得到有效問卷1531份。有效率為91．95％。其中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如下：
1．1．1性別總樣本中男性665人，占43．4％，女性866人，占56．6％。
1．1．2婚姻總樣本中已婚1096人，占71．6％，未婚435人，占28．4％。
1．1．3年齡主要根據戈登對生活時期劃分：其中16～25歲之間人數419人，占27．4％；26～35歲之間88人，占5．7％；36～45歲之間718人，占49．6％；46～55歲之間167人，占10．9％；55歲以上的人數139人，占9．1％。1．1．4總樣本月收入的分布比較均衡，1000元以下523人，占34．2％；1000～2000元354人，占23．1％；2000～3000元343人，占22．4％；3000元以上311人，占20．3％。1．1．5城市按行政區域劃分，城市1（金華）為844人，占總人數55．1％；城市2（臺州）為90人，占總人數5．8％；城市3（舟山）為203人，占總人數13．3％；城市4（杭州）為229人，占總人數15％；城市5（湖州）為195人，占總人數12．7％。
1．2測量問卷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為人們對參與體育休閑可能性大小的判斷。根據趙臣對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的闡述，體育休閑機會認知變量主要通過時間認知（我有更多的時間去進行體育休閑活動）、場所認知和信息認知三個指標進行測量［14］。問卷采用Liket自評式7點問卷計分，0＝完全不同意，過渡到6＝完全同意，就具體問題而言，得分越高說明機會認知程度越高。
1．3數據處理本研究采用SPSSforWindows15．0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為方差分析。
2結果與分析
依據休閑與生活質量的社會心理學概念模式，體育休閑機會認知在影響生活質量的所有過程中，還受制于社會人口狀況，即與人口學因素有關。為了考察體育休閑機會認知是否存在人口學特征差異，本研究將樣本被試的變量整體進行性別、年齡、婚姻、月收入和不同城市等因素組合的雙因素方差分析。
2．1體育休閑機會認知變量性別與年齡的雙因素分析首先，對體育休閑機會認知變量進行了性別與年齡的差異分析，表1為變量在性別與年齡方面的平均值與標準差。兩因素析因方差分析顯示，性別與年齡在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的主效應均顯著（F＝9．532，P＝0．002；F＝4．278，P＝0．002），并且它們的交互效應也表現出顯著性特點（F＝3．563，P＝0．007）。說明不同性別和年齡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存在著顯著差異，而且它們的交互作用對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的影響也存在著顯著差異。也就是說，不同性別在不同年齡階段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是各不相同的。總體上，男性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高于女性；55歲以上的被試與其他年齡段相比，有較高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程度，35～45歲年齡段要低于其他年齡段。但55歲以上的女性被試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程度要高于同齡的男性。分析認為，從家庭結構來看，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角色分工仍然是主流，雖然職業女性也外出工作，但女性價值的體現通常是通過對家庭的經營來實現的，而男性的價值通常是以工作（事業）來實現的。這造成了女性更多地把自己的活動空間與家庭綁在一起［13］。由于傳統的思想和家庭角色，中青年女性通常更多地受到工作、家庭和子女教育等因素的影響，使她們沒有太多的時間與精力去關注或參與體育休閑。另一方面，家庭和職業上的投入，包括時間與經濟方面，從另一角度卻限制了體育休閑行為的發生。而隨著家庭與經濟負擔的減少，女性由于對自我身心的重視和較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有更多的體育休閑時間和機會，并能自主的選擇場地（如公園、社區空地）參與體育休閑活動。如有研究顯示，女性多選擇離家近、方便的體育休閑場所進行體育活動。從而提高了對體育休閑機會的認知程度。特別是退休后的老人，其生活目的在于保持自身能力與生活意義的獨立性，同時擁有健康的身體是他們最大的愿望。一方面，他們希望能夠主宰自己的生活，能夠自己決定如何投入自己的精力，體育休閑成為他們很重要的選擇。另一方面，體育休閑是展示能力與自主的平臺。退休后可以提供整塊的時間，嘗試以前沒有時間嘗試的活動。體育休閑可以為自我表達活動和探索新的可能性提供機會，從而也提高了對休閑機會的認知程度。
關鍵詞 人口問題；教育影響；教育約制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 多年來，累計少生4 億多人，節約了9 萬多億元撫養費用，有力地支持了經濟與教育的發展。
但由于人口發展的慣性，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研究我國人口問題的狀況及其對教育的影響，探討教育約制人口問題的思路與對策，對于促進人口、教育、經濟，乃至整個社會和諧發展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人口問題的基本特點。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教育快速發展的最佳時期，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實現著兩個轉變： 一是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長”的轉變；二是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根據統計資料，中國當前的出生率、增長率以及綜合生育率均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明顯低于亞洲水平、發展中國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這說明，經過30 多年的計劃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由于人口發展的慣性作用，以及與低生育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系統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等原因，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面臨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當前的人口問題具有下列特點：
1. 人口基數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8 年的12. 0 ‰下降到2007 年的5. 2 ‰，年均下降0. 2 個千分點。年末總人口由1978 年的96259 萬人增加到2007 年的132129 萬人，年均增長1. 1 % ，比改革開放前（1949 - 1977 年） 的年均2. 0 %的增長速度下降了0. 9 個百分點。①但由于育齡婦女規模較大，現在仍以年凈增800 萬左右的速度繼續膨脹。②另有人口學家預測，2020 年大陸總人口將達到14. 70 億，2050 年前后將是16 億左右。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我國人口出現了較大的反彈優勢，部分地區超生比例超過30 ‰，這是不容忽視的人口增長現象。
2. 生育高峰間隔出現，使人口呈現波動式增長。1950 年至1958 年，共出生1. 86 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 萬人，形成了大陸連續9 年的第一個高峰期。1962 年至1975 年，共出生3. 6 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 萬人，形成了連續14 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 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婚齡、育齡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據預測，2008 年前后將迎來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這是因為大陸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獨生子女人數累計將近1 億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進入生育旺盛期。同時由于生育政策的調整，即在農村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人也可生兩胎，這些人也多進入生育年齡。“雙峰疊加”的生育小高峰將持續十幾年，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 萬—1800萬，高峰大概在2010 年左右。由此將給今后穩定低生育水平帶來巨大壓力。
3. 人口將進入老齡化時期，社會負擔日益加重。人口老齡化指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2001 年我國老齡人口為7 % ，但老齡化的速度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快的國家之一。預計到2017 年，大陸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10 % ， 達到10. 4 %; 2025 年達到13. 59 %; 2030 年達到16. 59 %; 2035 年會20. 13 %。人口加速老齡化會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費性人口比重，增大勞動力成本，降低儲蓄率，并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和教育發展。③4. 流動人口規模龐大，加劇了社會的就業矛盾。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布的數字，全國流動人口數量從1993 年的7000 萬增加到2003 年的1. 4億，10 年內翻了一番， 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的10 %;約占農村勞動力的30 %。流動人口中年輕人口占絕對大多數，其中15 至35 歲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70 %以上。④流動人口龐大的后備軍是9億農村人口，而農村的教育還比較落后，在農村勞動人口中，l5 歲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齡不足7年，與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 年；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 個百分點。⑤5. 性別比持續偏高，影響著未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20 世紀80 年代以前，我國出生性別比基本上屬于正常范圍，其出生性別比通常波動在102 -107 之間。但自80 年代以來，出生性別比明顯升高，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嬰兒性別比為108. 5 ，比例偏高現象初顯端倪，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上升到111. 3 ，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則已達到116. 9 ，個別地方甚至達到135. 6 ，遠遠高于國際社會可以容忍的107 的最高警戒線。⑥6. 人口素質偏低，難以適應日趨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人口素質是指人們在社會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術、個性心理與身體健康等方面的綜合發展的水平。盡管大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質得到不斷提高，但人口總體素質仍然較差。據2005 年1 %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 8 年，尚未達到初中畢業年限；15 歲以上人口中的盲率達到11. 04 % ，其中，文盲率最高的西藏達到44. 84 % ，貴州、云南、青海、甘肅4 個省的文盲率都在20 %以上。⑦在從業人員中，文盲占8 %，僅接受過小學教育占33 % ，而接受過高中和中等職業教育者只占12. 7 % ，接
受高等教育的僅占4. 7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1 年人文發展報告顯示，1987 —1997 年，我國每十萬人口中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只有454 人， 而日本為4909 人， 美國為3676 人，俄羅斯為3587 人。⑧另據2000 年人口普查統計，我國約有6000 多萬殘疾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 9 % ，受累家庭達到18. 1 % ，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兒80 萬人。⑨此外，表現在民主參與率、遵紀守法率、社會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質也比較低。
7. 職業結構不合理，第一、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過大。2001 年我國三級產業就業結構比重為50. 0 ∶22. 3 ∶27. 7 ，無論是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第一、二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明顯偏高，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又相對偏低。發達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一般在60 %至75 %，巴西、埃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分別達到54. 3 %、44. 1 %與39. 8 %，明顯高于中國。這種不合理的職業結構，反映了我國物質部門從業人口的勞動力素質低下，以及科教、衛生、服務等非物質生產部門的落后狀況。
8. 人口分布不平衡，導致區域經濟教育發展極不均衡。從我國人口布局看，東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據2000 年統計，西部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71. 54 % ，而人口僅占總人口的28. 13 %;東部面積占全國面積的28. 46 % ， 而人口卻占總人口的71. 87 %。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東部地區人均耕地面積日趨緊張，生產效率、經濟效益難以提高，而西部地區許多耕地潛力及自然資源未能開發，浪費嚴重。
二、人口問題對教育造成的壓力。
從本質上說，人口問題就是經濟社會與教育的發展問題。我國人口的上述特點，直接影響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從不同方面造成對教育的壓力。
1. 人口膨脹對教育的壓力。這一壓力首先反映在影響教育投資比例的擴大。國家確定教育投資的比例，除了考慮發展科技對人才的需求狀況、經濟發展狀況與政治形勢三個因素外，還必須考慮人口年齡結構狀況。人口增長過快，撫養指數升高，國家和家庭付出的撫養費增大，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影響到國家的資金積累。國家積累資金少，擴大教育投資比例就困難。即使國家能克服困難，不減少或適當擴大教育投資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長過快，學齡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經費平均到每個學生身上也會相對減少。近年來，我國教育經費總量增長非常迅速，但是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卻較低。1998年，經濟合作組織（OECD） 國家的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平均為18 ，初中平均為23 ，2001 年我國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為12. 31 ，初中為16. 99 ，農村小學僅為10. 19 ，農村初中僅為12. 83 。lv其次是引起校舍、設備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經費增長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設投資嚴重不足。據統計，目前我國小學、初中和大學的教學儀器設備的達標率分別只有20 %、37 %和30 %。lw2001 年全國普通中小學共有危房面積5267 萬平方米，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達4. 9 %和6. 7 %。其中，農村初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為6 %和8. 1 %。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積不足，初中超大班額問題十分突出，2001 年全國初中66 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 5 萬個，占初中班額總數的21. 3 %，超大班在讀學生約為1619 萬人，約占初中在校生總數的1/ 4 。lx其三是造成教師隊伍量少質低。2000 年我國少兒人口（0 - 14 歲） 為2. 89 億人，2004 年高中階段教育人口為7587 萬人，2008 年高等教育人口為1. 25 億人，龐大的就學人口壓力和師資建設的相對滯后，成為我國教育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中小學由于師資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課教師。2001 年，全國中小學共聘用代課教師70. 5 萬人，占崗位教師總數的6. 6 % ，其中農村中小學代課教師58 萬人，占農村中小學崗位教師的9. 6 %。[ ]
按照“十五”計劃，高中階段教育要達到60 %的毛入學率，即使按照生師比18 ∶1 測算，2005 年教師隊伍的缺口達到116 萬人，如考慮到退休的教師，則補充的教師數量可能達到120 萬人。另外，高中專任教師學歷合格率為70. 7 %，職業高中專任教師的學歷合格率僅為49. 2 %。高校教師隊伍數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 年至2001 年期間，與我國普通高校學生規模增長近1 倍的發展速度相比，教師總量僅增長31 %。一些基礎課及高新技術相關專業任課教師嚴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師比以15 ∶1計算，高校教師隊伍的缺口達11 萬人。ly此外，學齡人口急劇膨脹，導致教育總體供給能力不足，制約了國民素質的快速提高。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9 年統計，我國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為73 % ， 與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 % ，與OECD 國家平均水平相差13 %。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偏低，影響了我國國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 人口波動給教育造成的困難。人口的變化過程如一列行進的火車，有很大的慣性。我國已經出現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給教育造成了一系列連鎖反應的困難，首先是幼兒入托、入園難，接著是上小學、中學難，繼之出現考大學的激烈競爭與就業難等問題。在學齡人口的高峰期內，中小學生在短期內迅猛增長，教師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應付緊張局面；校舍不夠，只得辦大班，或改為二部制、三部制教學。這樣，不僅教學質量難以保證，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學生，不是被關在家里，就是游蕩在馬路上，既不利于學生健康成長，也使家長擔心。入學高峰期過去后，學校又會出現人員超編。若要裁員，困難很多，若不裁員，人頭費又會擠占教育經費，使辦學條件依然難以改善。以北京市為例，2000 年城區的小學生人數只有1990 年的51 %，東城區的小學學生和教師之比更達到6 ∶1 ，估計約有50 %的小學教師資源過剩。l{問題的嚴重還在于這種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難，而是呈現波浪起伏的運動狀態，使困難重復出現。如1962 年開始持續了14 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 年開始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批人將相繼結婚生育，1987 年我國進入新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次高峰持續了16 年，其間小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3年，中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9 年，中小學合計的入學峰頂在1995 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與1985 年相比，小學（1991 年） 為2. 72 倍，中學（1997 年） 為1. 53倍。即將出現且可能持續十幾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 萬—1800萬，必將給十年后的教育穩定發展帶來新的巨大壓力。
3. 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人口結構是指人口在年齡、性別、文化、技術、職業、階級、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構成狀況。人口結構的每個方面的結構變化都要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教育。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年齡結構的變化影響著各級各類教育的發展規模。基礎教育是其他各級各類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礎教育發展的規模和速度，主要取決于基礎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伴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民主化的進程，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也必須考慮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
文化技術結構的狀況影響著不同時期的教育任務。當前我國人口文化技術素質普遍偏低的狀況已成為現代化建設的嚴重障礙。為了盡快改變這種狀況，迫切要求教育在鞏固“普九”工程的同時，加速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進一步提高農村地區中等職業教育普及率，大力促進城市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穩步發展高等教育，著力構建國家創新體系，重視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構筑完善的全面終身學習體系，不斷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
職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指示著教育結構的調整方向。職業結構變化有著自身的規律，這就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力必然出現由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的趨勢。職業結構的這種轉化趨勢要求教育對自身的類型結構、專業結構與課程結構等作出相應的調整。否則，職業結構的轉移就會困難重重。
4. 人口流動對教育的挑戰。隨著我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日益加快，勞動力資源在全國范圍內配置，社會流動加速，農業人口向城市遷移流動成為歷史的必然。然而流動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使他們選擇職業、參與社會生活等方面都面臨諸多障礙，由此對農村教育的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流動人口迅速增加的態勢，以及仍然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決定了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穩定，人戶分離，社會地位的不確定等原因，許多流動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動人口家庭那樣撫養與教育自己的孩子，導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長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困難與問題。流動人口子女問題，首先是入學難，近半數適齡兒童不能及時入學，超齡上學現象比較嚴重；其次是流動兒童失學率較高；其三是不在學兒童，即“童工”問題比較突出；其四是由于環境轉換與城鄉文化反差導致的流動兒童心理問題加劇。
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導和調適，將會產生更多的“問題少年”。
5. 人口分布不均對教育的制約。我國東部人口過密與西北部人口過稀的狀況，制約著各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教學質量的提高。人口過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擁擠現象，如學額過滿、教學資源緊張、大班上課、多部制教學等。據2005 年對湖北省部分鄉鎮中小學的抽樣調查顯示，許多班級的學生都達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過100 人。l| 由此引起教學秩序混亂、學生質量下降。人口過密的社區，還容易形成亞文化群體，青少年往往為爭奪生活空間而經常發生摩擦，甚至出現越軌乃至犯罪行為。人口過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煙稀少的老、少、邊、窮地區，學生上學非常困難。小學生上學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這也是造成這些地方義務教育難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學額不足、小班上課，或不得不采用復式教學、巡回教學等方式。這樣，既妨礙了學生的身心發展，也制約著教育質量的提高。
三、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
約制即約束規制，使之不越出應有的范圍，引導其按既定方向發展。教育約制就是通過教育的引導和規范，從微觀層面上提高社會成員的文化與道德修養水平，使他們能夠自覺地約制自己的行為；從宏觀層面上促進教育整體的和諧發展，使之能夠主動地適應社會變革的要求。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質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質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推廣優生學，提高先天素質。要把優生學納入教育內容，逐步提高人們對優生優育的認識，懂得優生優育的重要意義，自覺地做到優生優育；通過教育宣傳把生殖健康與計劃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節育優質服務工程、出生缺陷干預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預工程積極推廣到農村地區；發揮多學科的優勢，共同研究影響我國人口健康素質和衛生服務提供的種種因素，包括人口學因素、流行病學因素、社會和行為因素、生態環境因素及其相互間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制定各種有利于促進教育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環境、公共衛生與法律法規建設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發展教育，加強后天培養。提高各級各類正規教育質量是提高未來人口素質的關鍵。應從切實抓好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入手，保證入學率、鞏固率、合格率達到規定的要求，為提高人口素質打下良好基礎。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續，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礎，還是社會勞動后備力量的儲備所。提高初中后階段的教育質量是提高整個民族人口素質的重要環節。高等教育承擔著培養各級各類高層次科學技術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不僅能有效地提高各類專門人才的素質和國際競爭力，而且能極大地推動我國科技文化的迅速發展。成人是人口的主體，大力發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國現有人口素質的有效途徑。成人教育的對象和主要內容是：對文盲進行掃盲教育；對已經走上工作崗位，或需要轉換工作崗位的人員，以及正在謀求就業的待業者進行他們所不具備的履行崗位職責所必需的文化知識、專業技術和實際能力的教育和培訓；對已經離開正規學校的人員，根據他們所具有的文化基礎和實際需要，繼續進行基礎教育或高等教育；對已經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更新和擴展知識、提高能力的繼續教育；開展法律常識、婦幼衛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術書法、美容美發、烹調營養、花卉栽培等內容豐富多彩的社會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對象的廣泛性、辦學模式的多樣性、教育內容的針對性、教育方法的靈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點，很受成人歡迎。大力發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養各種專業技術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脹的重要途徑。控制人口膨脹，應從多方面著手，一方面通過加強對計劃生育的領導與宣傳；綜合運用法律、行政與經濟等手段；加強科研工作，普及避孕節育知識；建立并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免除獨生子女父母的后顧之憂，使控制人口數量的政策能夠貫徹落實。但是，這些都是治標的辦法。另一方面，通過教育改變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育選擇，才能達到治本的目的。因為人們的生育行為是受生育觀念支配的，而生育觀念的形成，既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與人們的受教育程度有關。據1982 年統計，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程度的婦女已生育子女數分別為4. 74 、3. 81 、3. 08 、2. 41 與1. 94 。2001 年對婦女多胎率的調查也顯示出文化程度與生育率的反相關性，大學、高中、初中、小學文化和文盲的婦女多胎比例分別為0. 4 、3. 4 、7. 0 、18. 9 與36. 5 。調查還顯示，文化程度與早育率也密切相關，當年我國20 歲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婦女的早育率是：大專文化的占0. 5 % ，高中文化的占1. 8 % ，初中文化的占5. 4 % ，小學文化的占7. 1 % ，文盲占8. 9 %。l}
可見，文化程度越低的婦女，越容易受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傳宗接代”、“重男輕女”等舊觀念影響，她們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數量，而很少考慮孩子的素質，結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貧困的惡性循環。文化程度越高的婦女，她們往往從事專業性較強的工作，對工作追求相對較高，受傳統生育觀念影響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現代科學所提供的避孕節育方法，愿意優生優育。
教育還可以通過實施人口教育，直接影響年輕一代生育觀的形成。所謂“人口教育”是指對一定年齡階段的青年實施關于家庭、社會、國家及世界人口情勢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們獲得人口學的基本知識，包括受孕、優生、遺傳、營養衛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養他們對家庭的計劃生育、國家的人口計劃的理智態度與責任感；樹立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生育觀。2000 年，我國15 歲至19 歲人口為1. 03 億人l~ ，在十年內，他們都將進入婚育期。這批人口的生育數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對象，通過各種形式對這部分人進行新的生育觀教育特別重要。他們正處在世界觀的形成過程中，通過教育使他們樹立新的生育觀，必將支配他們今后的生育活動，產生移風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過教育促進社會合理流動，還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漸趨合理的作用。
注釋：
[]1國家統計局《： 改革開放30年：人口素質全面提高就業人員成倍增加》， http :/ / stats. gov. cn/ tjfx/ ztfx/ jng2gkf30n/ t20081103_402513671. htm，2008211203/ 2008211217.
[2]胡鞍鋼《： 聚焦中國人口國情》《， 學習月刊》2007 年15 期。
[3]張車偉：《我國人口問題性質的轉變及其新挑戰》，《人口與發展》2008 年第1 期。
[4]朱彬、王義《： 13 億人口使我們面臨新挑戰》，http :/ /news. xinhuanet . com/ newscenter/ 2005201/ 05/ content _2420125. htm ， 2005201205/ 2008204217.
[5]王惠詩《： 農村流動人口集聚化就業》《， 當代經濟》
2008 年第5 期。
[6]陳俐《： 中國出生嬰兒性別比的現狀分析和對策》，《人口學刊》2004 年第2 期。
[7]童玉芬《： 從人口大國走向人力資源強國———中國人力資源的現狀和形勢分析》《， 現代經濟探討》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 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 頁，第315 頁，第61、317、318 頁，第299 頁。
[10]田雪原、王國強主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人口與發展》，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 年，第364 頁。
[11]沈百福《： 我國教育投資的進展與問題》，載《教育科學》2003 年第2 期。
[12]陳鈕芬《： 我國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居民消費模型的實證分析》，載《數理統計與管理》2004 年第2 期。
[13]蔡昉主編《： 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第124 頁，第48 頁。
流動人口問題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形成于我國城市的一個重要社會現象，隨著人口流動大規模的進行，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日趨突出。本文深入探討了農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問題，分析了潛在的原因，并從戶籍制度、教育經費、管理體制等方面探討了解決該問題的對策。
一、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存在的問題
（一）流動人口子女失學現象嚴重。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有超過1，2億的流動人口，他們占中國總人口的10%，有近2000多萬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子女，這些孩子失學率高達9.3%，近半數適齡兒童不能正常入學。
（二）流動人口子女就學質量無法保證。在公立學校上學的民工子女卻往往不能得到和城里孩子同樣的重視。他們的成績大多未被納入學校教學質量評估之中，許多教師把他們看成是可有可無的，加上對民工的偏見和歧視，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民工子女的教學并不受重視。因此公立學校教學質量上的客觀優勢對于民工子女而言被人為的削減了一部分，加上多數流動人口子女入學時的基礎較差，民工子女實際上很難得到高質量的教育。
（三）就學后環境的適應問題。流動人口的子女能否入學是人們比較關注的問題。事實上，即使他們能夠入學，問題也還沒有完全解決，作為從鄉村到城市的孩子，他們與原本就在城市出生和成長的孩子是不一樣的。因此他們會遭遇許多新問題。無論是進入城市正規小學學習的農村孩子還是進人私立學校學習的農村孩子，都面臨很大的問題。
二、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的成因
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看似一個教育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在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之前，先要弄清問題的癥結所在。
1.戶籍制度是流動人口子女無法正常接受教育的主要原因。目前農民工子女上學遇到很大的障礙，原因就在于他們沒有城市戶口，于是流入地政府往往把這些孩子接受義務教育的責任推到他們戶口所在地。
2.教育經費短缺是影響流動人口子女無法正常接受義務教育的又一重要因素。長期以來，教育經費不足是制約我國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雖然政府部門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不斷增加教育投入，但是仍然無法兌現在教育投入方面做出的承諾。
3.接受教育的不公平。流動兒童少年因為沒有流入地的戶口，無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財政負擔的教育經費，而且流入地政府也沒有落實外來人口子女教育的資金及任務。因此，對于流動兒童少年的入學問題，流入地政府總是以此為理由而拒不負擔主要責任，造成流動子女入學難問題越來越嚴重。
三、解決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的對策
1.必須加快城鄉戶籍制度改革，為流動人口子女上學掃清制度障礙。從根本上說，流動人口及其子女的上學問題是不合理的戶籍制度及城鄉二元體制的產物。當前必須立足于城鄉統籌的原則，進一步完善現行的法律制度，消除對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歧視。建立城鄉一體和公平的義務教育機制，為千千萬萬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創造條件。
關鍵詞：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對策
流動人口問題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形成于我國城市的一個社會問題，當前中國社會處于轉型期，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日益加快和市場對勞動力資源的需求不斷增加，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隨著人口大規模流動，流動人口以家庭形式進入大中城市的人數越來越多，與之相應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日趨突出。
一、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存在的問題
1.流動人口子女失學現象嚴重
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有超過1.2億的流動人口，他們占中國總人口的10%，有近2000多萬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子女，這些孩子失學率高達9.3%，近半數適齡兒童不能正常入學。這些失學兒童主要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客觀上不能上學；一種是主觀上不愿上學。但無論如何，他們由于自身條件限制只能從事一些低級勞動，如，男孩多從事體力勞動，女孩則從事保姆、打工妹、服務員等低級職業。這實際上是把這些孩子推向了社會的最底層，使他們一生的發展都受到影響。
2.流動人口子女就學質量無法保證
在公立學校上學的農民工子女卻往往不能得到和城里孩子同樣的重視。他們的成績大多未被納入學校教學質量評估之中，許多教師把他們看成是可有可無的，在實際教學過程中農民工子女并不受重視。因此，公立學校教學質量上的客觀優勢對于農民工子女而言被人為地削減了一部分，加上多數流動人口子女入學時的基礎較差，農民工子女實際上很難享受到高質量的教育。
3.就學后環境的適應問題
流動人口的子女能否入學是人們比較關注的問題。事實上，即使他們能夠入學，問題也還沒有完全解決，作為從鄉村到城市的孩子，他們與原本就在城市出生和成長的孩子是不一樣的。因此，他們會遭遇許多新問題。無論是進入城市正規小學學習的農村孩子還是進入私立學校學習的農村孩子，都面臨很大的問題。
二、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的成因
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看似一個教育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在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之前，先要弄清問題的癥結所在。
1.戶籍制度是流動人口子女無法正常接受教育的主要原因
由于各地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在不同地域生活和工作的人具有不同的生活質量和發展機會。目前，農民工子女上學遇到很大的障礙，原因就在于他們沒有城市戶口，于是流入地政府往往把這些孩子接受義務教育的責任推到他們戶口所在地。如果戶籍制度問題得不到解決，那么這些孩子即使能夠暫時在城市公立學校上學，但是在升學時還會遇到障礙，無法徹底擺脫“邊緣人”的尷尬境地。
2.教育經費短缺是影響流動人口子女無法正常接受義務教育的又一重要因素
長期以來，教育經費不足是制約我國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雖然政府部門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不斷增加教育投入，但是仍然無法兌現在教育投入方面做出的承諾。在資源嚴重短缺的情況下，教育系統之所以能夠繼續維持，在于從民間獲得了一定的資源補償。
3.接受教育的不公平
每個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這句話說起來顯得很平等，但具體到實際生活中，每個人際遇可能卻大不相同。伴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強，每年數億流動人口大軍身后就是成千上萬流動的學齡兒童，他們隨著父母成了流動大軍殊的群體。由于目前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實行的是“分級辦學、分級管理”，即義務教育階段費用主要由地方政府負擔。流動兒童少年因為沒有流入地的戶口，無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財政負擔的教育經費，而且流入地政府也沒有落實外來人口子女教育的資金及任務。因此，對于流動兒童少年的入學問題，流入地政府總是以此為理由而拒不負擔主要責任，造成流動子女入學難問題越來越嚴重。
三、解決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的對策
1.必須加快城鄉戶籍制度改革，為流動人口子女上學掃清制度障礙
從根本上說，流動人口及其子女的上學問題是不合理的戶籍制度及城鄉二元體制的產物。當前必須立足于城鄉統籌的原則，進一步完善現行的法律制度，消除對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歧視。建立城鄉一體和公平的義務教育機制，為千千萬萬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創造條件。
2.取消一切不合理收費，加大政府教育撥款，提高教育的公平與效率
“借讀費”“贊助費”以及其他不合理的收費一直是農民工反映強烈的問題。大批外地農民工進城農勞動，不僅為當地創造了財富，提供了稅收，并推動了整個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們有權享受當地的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農民工在現實社會中仍然是城市的低收入階層，是社會的弱勢群體。本應受到社會的關愛和扶助，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應向這些社會弱勢群體實行歧視性收費。因此，流入地政府必須制訂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收費標準，減免有關費用，做到與當地學生一視同仁。
3.流入地政府應高度重視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
一、馬克思相對過剩人口理論的基本內容
相對過剩人口理論是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人口規律的經典論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1]馬克思所說的相對過剩人口是指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絕對存在的失業人口，這些過剩人口絕對隸屬于資本，并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后備軍，隨時為資本主義擴張補充人力資源。相對過剩人口相對于資本主義對工人的需求來說只是暫時的失業，并不是絕對的過剩，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于多種原因造成的勞動供給超過勞動需求的產物。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理論也被看做是馬克思失業理論的主要內容。
（一）相對過剩人口產生的原因
1.資本積累是相對過剩人口產生的根本原因。“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2]“資本主義積累不本文由收集整理斷地并且同他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為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資本積累……通過減少資本的可變部分來不斷增加資本的不變部分而實現的。”[3]資本積累能夠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而可變資本的數量決定著對勞動的需求量。在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情況下，由于可變資本相對量的減少，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日益減少，其結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大批工人失業，形成相對過剩人口。
2.科學技術進步加劇了相對過剩人口的產生。一方面，資本主義科技進步尤其是機器的廣泛應用排擠了大量的過剩人口，讓越來越多的工人從崗位中被游離出來。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迅速減少，而勞動力的供給卻在增加。同時，機器的使用加劇了社會分工的精細化，不僅導致了原有成熟勞動力的閑置，而且限制了工人從事其他行業的能力，使勞動力失去了自我的支配能力。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使生產力迅速發展，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縮短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而且，伴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企業大幅度裁員，造成了失業人口的增加。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必然想方設法加快技術改造、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優化資源配置、降低成本、減員增效。因此，企業就會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出現排擠就業人口的現象。從宏觀層面看，表現為社會總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下降，即使在勞動力供給不增加的情況下，也會出現勞動力供給過剩。
此外，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資本的過度輸出、勞動力成為商品、市場經濟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失業人口的增加。
（二）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形式及作用
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相對過剩人口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流動的過剩人口，指那些時而被排斥、時而在更大的規模上再被吸引的處于不穩定流動狀態的勞動者。二是潛伏的過剩人口，主要指農村剩余勞動力。隨著農業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對農業勞動者的需求絕對地減少，形成大量的過剩人口，如果其他行業出現就業機會，這些農業勞動者將離開農村涌入城市[4]。三是停滯的過剩人口，指沒有固定職業、就業極不規則的過剩人口。
1.相對過剩人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條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由繁榮、危機、蕭條和復蘇等階段組成的周期性的波動過程，資本增值對于勞動力的需要隨著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而不斷變化，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可以隨時調節和滿足不同時期資本對勞動力的需要。此外過剩人口絕對地隸屬于資本，通過勞動力市場競爭把勞動力市場的作用限制在符合資本增值的界限之內。
2.相對過剩人口能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一方面，優化了企業的資源配置，使企業實現效益最大化，并能充分調動各方因素，加大企業的技術創新力度，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5]；另一方面，失業人口為了生存，會重新尋找工作崗位，有的還會自主創業，從而形成新的社會分工，產生新的生產部門，而且這種現象循環流動，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被技術密集型產業取代，最終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3.相對過剩人口有助于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積極性。“決定工資的一般變動……是工人階級分為現役軍和后備軍的比例的變動，是過剩人口相對量的增減。”[6] 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形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勞動者為了生存和實現自我，必須不斷地充實自我，提高自身素質，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
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也具有一定的消極影響。相對過剩人口的大量存在給社會帶來了很多不穩定因素，造成社會動蕩，甚至會引起革命。失業會給勞動者帶來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痛苦，在物質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時，精神壓抑、對社會失望，會不同程度地影響社會正常秩序的運行。在資本主義社會，相對過剩人口的大量存在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情況，即資本的生產過剩，預示著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到來，會引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混亂、停滯、危機和資本的破壞，導致兩大部類之間的不平衡。同時，也會削弱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統治，加劇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二、我國失業問題的原因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以及人口的持續增長，失業問題已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之一。我國的失業人口主要包括城鎮失業人口和下崗職工、農村剩余勞動力和新增就業人口 [7]。據統計，目前我國城鎮失業率大約為15%，而農村勞動力剩余則高達26%，城鄉合計失業率在20%左右。更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待業的大學生也成為我國失業人口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且比例不斷上升。
馬克思的相對過剩人口理論認為過剩人口是由于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可變資本部分相對減少，即勞動力的供給相對于資本的需求過剩 [8]。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國經濟逐步進入產業結構升級階段。企業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不斷尋求生產技術的改進，從而使資本有機構成迅速提高，導致勞動力總體需求的相對減少，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帶動作用下降。當然，造成我國失業人口逐年增多的原因并非只是馬克思論述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勞動力需求不足，還有以下一些原因。
1.勞動力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據估計，21世紀頭20年，我國16歲以上人口將以550萬人的規模增長，到2020年，勞動年齡總人口將達到9.4億人。而且每年新增勞動力的比例很大，包括城鎮的失業人口、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和近年越來越多的待業大學生 [9]。然而，社會經濟的發展并沒有力量完全吸納如此龐大的勞動力隊伍，致使我國的剩余人口逐年增加。
2.產業結構調整。我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攻堅階段，各行各業都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一些領域特別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的傳統部門都進行了力度較大的整改，兩大產業部門之間的平衡維護不再依靠傳統的工人規模運作的經營理念，而是靠提高生產力，靠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大機器作業。作為我國經濟命脈的一、二產業的這種改變，提高了傳統工農業部門不變資本的比例，降低了可變資本即雇傭工人的比例，但第三產業的發展相對發達國家還很落后。因此一、二產業的結構調整，使得大量勞動力失去工作機會，而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也限制了其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
3.科學技術進步與廣泛應用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一方面，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降低了生產成本，使企業更加注重對科技創新的投入與應用，從而相應減少對勞動力的雇傭，甚至裁員；另一方面，科技進步會使投資者對新興行業和新市場高度關注，將一些老行業、技術、工藝相關的就業機會迅速減少。由此可見，科技進步愈快，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升級愈快，含有傳統舊技術的工廠與部門在市場中的競爭力就愈差，排斥和失業的人數就愈多 [10]。
4.勞動力素質與市場需求脫節。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迅速，開辟了許多新的市場和新的行業，需要大量的專業和技術人才，而我國的勞動力市場雖然龐大，但勞動力的素質和質量與市場需求脫節，缺乏與之相應的技能，這也反映了我國教育體制與市場需求相脫離的問題。因此，出現了各大企業忙招聘，卻苦于無人應聘，千萬勞動力尋崗位卻無法勝任的現象。
三、解決我國失業問題的對策
失業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必須采取措施解決失業問題，從而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1.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增加社會財富。馬克思認為，資本積累在增加貧困人口的同時會帶來就業總人口的絕對增加，經濟穩定增長必定會帶來更多的就業崗位和就業機會。一方面，企業為了擴大規模，會在改進先進技術的前提下雇傭更多的勞動力以壯大企業隊伍和提升整體競爭力；另一方面，經濟的持續增長有助于開辟新的行業和拓寬新的市場，為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空間和就業機會，勞動力市場將會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從而減輕我國的就業壓力。經濟發展會增加社會財富，使社會有更多的資金適度地緩解失業產生的一系列負面影響。
2.發揮人口優勢，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要發揮人口優勢，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第三產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服務性產業，為就業群體提拱了一個廣闊的就業平臺，第三產業不僅包括素質要求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包括吸納高素質人才的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第三產業對勞動力有較強的吸收能力，不僅能充分體現我國的人口優勢，提升產業競爭力，而且對解決當前的失業問題意義重大。
3.加快科技創新，推進社會分工。馬克思的就業理論強調，技術進步能夠引起分工發展和產業擴張，使就業得到補償。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就業壓力，技術進步會在增加資本積累的同時擴大社會分工。隨著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社會分工愈來愈細，物質生產會出現許多新的部門，能夠吸收大批勞動者就業。此外，由于科技進步，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及物質財富的增加，社會就有可能進行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見效的較大規模的基本工程建設，例如醫療設施、環境綠化、交通設施、水利工程等 [11]。這些基本工程建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因此在增加社會財富、充分利用勞動資源的同時，能夠吸收大量的勞動者就業。
該書從政治排斥的視角出發，對流動人口的政治處境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首先，對政治排斥的概念、含義和類型進行探討，構建了一種政治排斥理論的分析框架；接著，對實地調查獲得的第一手資料進行了認真的分析，論證了中國城市政治系統確實存在對流動人口政治排斥問題的觀點；然后，從社會制度、社會結構和群體自身因素等幾個層面分析了流動人口中政治排斥問題產生的深刻原因，并從政治風險的角度揭示了流動人口中政治排斥問題的負面影響；最后，從流動人口政治參與的權利、能力和條件等幾個方面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性建議。我認為，該書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貢獻：
第一，拓展了流動人口問題研究的政治視角。改革開放以來，流動人口急劇增加，他們為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其生存狀況和社會處境并沒有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出現明顯改善，特別是其政治處境基本沒有改善，規模巨大的流動人口的政治積極性和創造性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他們處于政治生活的邊緣，其基本的政治權利難以得到有效保障。該書對流動人口政治排斥問題第一次進行了較為系統全面的研究，對不少前沿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對策問題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從政治學角度研究流動人口問題的缺失，就此而言，該書具有較高的創新性。
第二，引入并完善了一個分析社會弱勢群體政治處境的新概念——政治排斥。作者通過對社會排斥理論興起和發展的回顧，構建了一種政治排斥的分析框架，并運用這一分析框架來研究流動人口的政治處境，從而對新的條件和環境下產生的新的問題做出了深刻的闡釋，并在分析范式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和創新。同時，政治排斥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從社會排斥這一概念移植過來的，運用政治排斥理論分析問題，也可以借鑒西方學術界已經較為成熟的社會排斥理論的成果和西方國家在消除社會排斥方面的實踐經驗，提供有效化解這一問題的政策措施的新視角。正是運用這種分析框架，作者對中國流動人口的政治問題的研究更富有解釋力和說服力，從而也增強了該書的理論價值，并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觀點。
第三，揭示了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以期引起學術界和相關政府部門的重視。由此，作者把流動人口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社會事實，以一種恰當的、簡潔的語言形式揭示出來，以期引起學術界和相關政府部門如同關注流動人口生存問題一樣來關注流動人口的政治問題，并化解蘊藏于流動人口政治排斥中的政治風險問題。這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課堂教學；創新素質；培養
一、創設良好情景，培養創新精神
思想政治課要營造民主、平等、和諧的課堂氣氛。民主的師生關系是使教學過程生動活潑、學生創新精神得以充分發揮的前提和保證。只有在和諧融洽、民主合作的師生互動關系中，學生才會有安全感和愉悅感，才敢于真實地表現自己，充分的展示自己的個性，深入的思考問題，創造性地發揮自己的潛能。因此，創設良好的情景氛圍，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促進學生自主發展。
（1）點撥質疑法。對學生易懂的部分，可以采用自學討論為主的方法。有時由教師提出問題，然后讓學生自學討論，最后教師根據學生討論的結果進行總結評價。也可以由學生自己提出問題，教師對學生提出的問題進行篩選，學生能解決的就一定由學生來解決。有時會出現學生找不出問題的情況，這時教師可作必要的提示和點撥，啟迪學生的思維，教會學生善于思考，善于質疑。這樣就能使課堂氣氛活躍起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主動地去思考，積極地去學習，既掌握了理論知識，又培養鍛煉了學生各方面的能力，思想認識水平也得到了有效的提高。
（2）師生互動法。教學是教與學的雙邊活動，教師不能唱“獨角戲”；再好的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也只能是“賓”，而不是“主”；只能是“導演”，而不能是“演員”。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把握好自身定位，努力設計一些師生共同參與的活動，使學生身臨其境，參與活動。例如：在學習“人口問題制約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一內容時，可以讓同學們算一算：按照我國的人口基數，如果每對夫婦多生一個孩子，全國人口將增加多少，人均生產總值又會相應發生怎樣的變化，會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多大的負擔，從而使學生真切領會到我國人口問題的嚴峻性。此外，還可以讓學生寫一寫、做一做、找一找、賽一賽、看一看、議一議等等。由于這些活動適應他們求新、求異、好奇、愛動的特點，通過自己動手、動腦、動情的活動，在積極主動地參與中領會了知識，提高了覺悟，增長了能力。
（3）角色互換法。有時教師要適當離開講臺，走到學生中去，而讓學生走上講臺，當一當老師。這種方法可以用在活動課中，讓學生自己來主持活動，進行新聞、形勢評說，或結合課本內容，聯系自身實際，談談對自己有什么啟示，今后在某些方面應該怎樣做等等；也可以用于知識復習課中，請學生走上講臺，講一講你對學過的知識內容是如何歸納和整理的，你認為哪里是重點，應怎樣強化理解等等。這樣，既有利于老師了解學生的知識掌握程度和思想狀況，又激發了學生自主學習、自主發展的熱情，促進了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提高。
思想政治課要力求避免枯燥乏味的說教，而應采取豐富多樣的教學形式，靈活多變的教學方法，以適應當代中學生的心理特點。根據教學內容的不同，還可利用多媒體教學手段、開展社會小調查、組織辯論會、演講會、知識競賽、小論文評比等各種各樣的教學形式和方法，使學生對思想政治課始終保持持久的新鮮感、高昂的學習熱情，在趣味盎然的教學活動中促進知識的學習、個性的發展和能力的培養。
二、打破思維定勢，激發創新意識
提起創造力，很多人就習慣于將它與發明創造等同起來，認為創造力是少數天才人物的專長，是特殊才能的表現。而事實上創造力是每個正常人都具有的自然屬性，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一種潛在能力。從生理學的研究成果來看，人的一生能容納5億本書的信息，相當于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書量的50倍。創造力和其他技能一樣，是可以通過教育、訓練而激發出來，并在實踐中不斷提高的。因此，創新教育的起點，就是要打破思維定勢，讓“人人皆有創造力”的信念深入人心。思想政治課可以通過事例剖析、成功激勵等方法去喚醒學生的創新意識。教師要善于捕捉學生的智慧火花，不失時機地給予積極評價，使學生產生愉悅的心理體驗，增強創新的自信心和自覺性，從而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
三、鼓勵求異質疑，培養創新思維
培養創新素質的核心是培養創新思維。愛因斯坦曾精辟地說：“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提問是人的天性，是一種可貴的探索精神，是創造的萌芽。因此，教師在課堂中要鼓勵學生大膽發問，使學生養成“凡事問一個為什么”的思維習慣。在教學中要根據學生學習中實際存在的困難來精心創設問題情境，鼓勵學生用科學的懷疑態度去面對學習中的疑問，教導學生敢于擺脫傳統，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判斷得出自己的結論。在平時的教學中，引導學生深入鉆研教材，聯系社會熱點、思想上的疑點同教學內容中的重點、難點結合起來進行思考，從而發現高質量的問題。盡管學生的質疑有時可能具有片面性甚至偏激，但學生觀察和思考問題是深刻的，提出的問題也有一定的深度。為此，教師必須在課堂提問時也應講究提問的質量、提問的啟發性，少問“是什么”，多問“為什么”、“怎么樣”，從而給學生以示范性影響。通過一段時間的認真訓練，學生就會慢慢的問起來，提問也就有質量了。積極倡導大膽提出新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方法，把培養創作能力貫穿在整個教學過程中。
四、重視社會實踐，培養創造能力
（1）組織學生辦好政治小報。政治小報是學生進行知識交流的窗口，教師要加強指導，認真審閱。政治小報內容要豐富多彩，形式要靈活多樣，無論是時事熱點，還是諷刺漫畫、知識競猜等都可以給學生提供一個爭鳴的園地。
（2）指導學生撰寫政治小論文。在平時的學習生活中，有許多社會現象與我們所學的知識密切聯系。教師可以要求學生多觀察周圍的人和事，不但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及時撰寫小論文進行交流，發表個人見解，加強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