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8 15:01:3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農業管理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一部分何為農業補貼
農業補貼是一國政府對本國農業支持與保護政策體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對農業生產、流通和貿易進行的轉移支付。也就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干預資源轉移到農業領域，以支持本國農業的發展。在入世后能夠對農業的補貼是指針對于國內農業生產及農產品的綜合支持。
在WTO農業多邊協議框架下，農業補貼具有兩層含義：一種是廣義補貼，即政府對農業部門的所有投資或支持，其中較大部分如對科技、水利、環保等方面投資，由于不會對產出結構和農產品市場發生直接顯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稱為農業協議的“綠箱政策”?！熬G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一般農業服務，如農業科研、病蟲害控制、培訓、推廣和咨詢服務、檢驗服務、農產品市場促銷服務、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2）糧食安全儲備補貼；（3）糧食援助補貼；（4）與生產不掛鉤的收入補貼；（5）收入保險計劃；（6）自然災害救濟補貼；（7）農業生產者退休或轉業補貼；（8）農業資源儲備補貼；（9）農業結構調整投資補貼；（10）農業環境保護補貼；（11）地區援助補貼。
另一種是狹義補貼，如對糧食等農產品提供的價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補貼，這類補貼又稱為保護性補貼，通常會對產出結構和農產品市場造成直接明顯的扭曲性影響，一般被稱為“黃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農產品貿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對農產品的直接價格干預和補貼，種子、肥料、灌溉等農業投入品補貼、農產品營銷貸款補貼、休耕補貼等，一般稱“黃箱政策”。屬于“黃箱政策”范圍的農業支持與補貼，叫“黃箱政策”補貼。WTO《農業協定》的“黃箱政策”中規定給予了發展中國家特殊差別待遇，對發展中國家為促進農業和農村發展所采取的下述支持和補貼措施可免予削減承諾，簡稱“發展箱”。主要包括：（1）農業投資補貼；（2）對低收入或資源貧乏地區生產者提供的農業投入品補貼；（3）為鼓勵生產者不生產違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一般稱此為“發展箱”政策措施。
第二部分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情況與分析
與發達國家比，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水平顯然不高，財政實際補貼的比率大約是2%―3%，總量補貼根本達不到8.5%。之所以在入關時關于農業談判中仍然堅持爭取較高補貼率，是因為這個補貼會自動成為每一種農產品進行“黃箱補貼”的上限，這樣對于我國很多大宗品種的出口影響甚大。所以，這個補貼率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我國一些大宗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雖然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水平較低，但按照《農業協定》也可以分為以下幾方面：一是符合所謂的綠箱政策的，如我國1996-1998年平均支出為1514.2億元人民幣（182億美元）。主要對農業提供了“一般服務”補貼，達785.6億人民幣（95億美元），占“綠箱政策”補貼的52%；其次是糧食安全儲備補貼，約383.8億元（46.4億美元），占25%；以及自然災害救濟、扶貧、農業生態環境建設支持等。而對農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結構調整補貼等，我國尚未列入財政預算科目。二是符合所謂的黃箱政策的。我國在1996-1998年期間實施的“黃箱政策”主要有兩種，1、對糧食、棉花的政府定價收購及保護價收購。98年后政府逐漸縮小了糧食收購補貼范圍，如一些地區的小麥和玉米已經退出保護價范圍。2、農業生產資料價差補貼。如八十年代對農膜的補貼。三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箱政策，如國家對農田灌溉設施的投資補貼等。
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財政對農業補貼的特點表現在：（1）補貼范圍的普遍性。財政對農業生產流通領域補貼，幾乎涉及到農產品生產與流通的全過程。補貼面較廣，補貼很分散，補貼的作用難以集中發揮，補貼的效果較差。（2）以價格補貼為主，貼息貸款為輔。大多數補貼用于降低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支農服務的收費標準，以及農產品購銷環節的補貼。這些補貼占財政對農業補貼的比重較大。1991年至1996年，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用于糧棉油在流通環節的補貼達1866億元，占整個財政補貼總額的50％，其中絕大部分用于城鎮居民的消費補貼，農民從中間接獲得補貼利益。（3）補貼方式的隱蔽性。長期以來，財政對農業補貼方式多采勸暗補”的方式，即財政補貼資金不直接以財政撥入的方式進行，而是通過流通渠道間接地給予補貼。這種方式體現在農業生產中，帶有一種補質。但這種“補助”并不為大多數生產者所知曉，對生產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第三部分我國目前的農業生產成本及主要構成
分析我國農業生產成本，不妨先分析一下我國目前的農業生產成本主要構成，因為河南、河北、山東是我國的產糧大省，我們以這些省的農業生產為主要對象進行分析，或許可以說明一些問題。（需要強調的是東北地區因為土地面積較大，情況有所不同，這里的分析不適合東北地區）當前在河南省，農業生產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幾部分組成（山東、河北類似），一是土地使用稅和各種提留與統籌；（可以簡單表示為A兩費一稅，平均每人每年八十元；B提留和統籌平均每人每年四十多元，總的費用大約平均每畝為三十元，注：各地區情況略有不同）；二是土地耕作費用，平均15元/畝/次；三是種子費；四是化肥和農藥費用，平均大約八十元/畝；五是收割或脫粒費用15元/畝；六是運輸費和人工費。那么我們可以簡單計算這些河南、山東、河北等省主要農作物品種的生產成本。
以此計算這些地區小麥的生產成本為：15元/畝/次（耕作費）+10公斤*1.6元/公斤/畝+23元/50公斤碳銨/畝、18元/50公斤磷肥/畝和40元/50公斤鉀肥或農藥+15元/畝收割脫粒費用+50個人工+每年每畝的兩費一稅和統籌提留費用30元/畝。按照河南、河北、山東的平均經濟水平我們初步估計每個人工價值為5元。則可以看出現階段小麥的生產成本大約每畝總計為157元+250元=407元/畝（因為人工費用國家沒有統一標準，成本計算不一定準確，僅有參考意義）以河南省各主要糧食產地當前的實際生產情況來看(其它幾省情況類似)，平均每畝的產量為400公斤，而且還需要沒有自然災害的情況下，這樣可以粗略計算一下上述幾省的小麥生產成本大約每噸1017.5元，即123美元/噸。
對比于國際市場小麥價格，印度中等小麥為85美元/噸（FOB美灣），美國軟紅冬2號114元/噸（FOB美灣），硬紅冬2號126元/噸（FOB美灣），法國小麥106美元/噸（FOB里昂）可以看出，我國的糧食主產區的小麥并不具有國際競爭力。同樣可以計算上述這些地區其它作物的生產成本，如玉米的生產成本是825元/噸，大豆的生產成本是1480元/噸，也沒有明顯國際競爭優勢。（但是，河南、山東等地的花生和芝麻在國際上有相當的競爭力。因為不是主要作物，這里不做重點討論。）
第四部分我國進行農業補貼的必要性
因為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還不發達，與發達國家相比，農業生產各個方面的差距都相當大。比如說我國玉米的出口，需要提供40%的出口補貼，才能達到國際市場價格。可以說，入世后我國受到沖擊最大的首先是農業。如何在入世后保護農業生產，提高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是穩定我國糧食生產，保護廣大農民利益的重要保證，也是黨和國家努力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這一切都要求對農業采取補貼和保護措施，以穩定農業生產，逐漸提高我國農業發展水平，增強我國農產品的國際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這也是世界許多國家對國內農業保護的手段之一，從其它國家的經驗來看，這是有效地保護和提高農業生產的重要措施。
第五部分對我國農業補貼的建議政策措施
入世后，對農業的一切政策都要以《農業協定》中規定的農業補貼不超過8.5%為限度。那么，在農業協定的允許的條件下，從哪方面進行補貼最為有效果呢？
從我國過去的做法看，最主要的補貼進行價格支持，采用保護價格收購措施，相當于對流通環節進行了補貼。但是，價格支持是需要削減的黃箱政策，而且根據近幾年的情況來看，效果并不好。同時按照WTO《農業協定》要求，政府提供的價格支持應針對農產品生產者，而不應該是流通部門。因此，盡管今后價格支持在總量上有一定調控空間，但在支持結構及補貼目標上則需作較大的改革。應通過調整農產品價格支持目標、支持重點，深化農產品流通體系改革，逐步減少對流通環節的補貼，把支持與補貼的重點轉向農業生產者。
關于對農業的補貼具體的措施，我非常同意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課題組的建議，重點在以下幾方面：1．盡早改變和改革低效率的價格支持政策，將節省出來的寶貴財政資源，轉為直接補貼等其他對農業的國內支持措施，把“黃箱支持“轉為“綠箱”政策范疇的支出。
一、農業耕作技術的改進與提高
明清時期的山西農民針對山西省各個地區的自然條件和農作物的特性，對農業耕作技術努力進行了改進和提高。明人呂坤說：“沁水農政，令人起舞。大端多糞少苗，熟鋤多耕，壅本有法，去冗無差而已。其粟穗長可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S多力勤，八口饒養”，①因此呂坤得出結論：“膏田一畝，勝薄田十倍；精田一畝，勝荒田一倍”②。由上可見，明代的山西農民對種田已有一套比較成熟的方法，并特別重視糞肥和勤鋤，這樣田地的收成，將比薄田多10倍。同時，對籽種的培育也十分重視。如雍正《山西通志》載：汾州(汾陽)以北，早谷有一窩蜂、關東黃，夏谷有四根齊、六根齊、九根齊、枰桿黃、老來白、臨秋變等。汾州(汾陽)以南，早谷有馬拖韁、白老漢、竹葉青；晚谷有潞州黃、一把箭。早谷以60日為率，宜旱田；晚谷以120日為率，宜水田。潞州黃一種，早種則晚收，晚種則早收，水旱田皆宜。
由清人祁雋藻著，成書于道光十六年(1836)的《馬首農言》，則詳細總結了以壽陽縣為代表的山西農業耕作技術。如在農作物種植方面，祁氏指出：谷，多在去年豆田種之，亦有種于黍田者，亦有復種者。未種之前，應耕一次，耙二次，且以多為貴。黑豆，多在去年谷田或黍田種之，與春麥同法。高粱，多在去年豆田種之，其田秋耕者為上，春耕者次之，犁深二寸，耙一次，谷雨后種之。小豆，種法與黑豆同。大小豌豆、扁豆，與種春麥同時，皆系夏田，紅豆不拘遲早，鋤忌午日。綠豆與種小豆同時，宜午鋤，若鋤遇陰雨，多生旱蟲。蕎麥，多在本年麥田種之，有先耕后以耬種之，耕宜深二寸，耬深止一寸，種畢耙之，有和糞點者，耕止寸余深。油麥，多于去年黑豆田、瓜田種之，性喜濕布種之法。在耕作技術方面，祁雋藻說：犁之淺深有法，欲微深，則向前稍送之；欲微淺，則向后稍抹之；欲大深，則將上木貫打緊，下木貫打松；欲大淺，則反是。糞宜早運田中，不可遲延，三冬有暇即日運之，無暇日即至新春運之，田在河外，尤宜早運，凍解路淖，人力車力，均難施之，運畢須于田中椎碎。凡犁田，深不過六寸，淺不過寸半，山田四寸為中，河地秋三寸春二寸半，秋犁較春犁深五分或一寸。在農業工具方面，祁雋藻說：犁，耕田器也。耒耝，曰犁耙，所以散坺去芟，渠疏之義也。凡耕而后有耙。碌碡，北方以石，南人以木。耙而后碌碡焉。耬車，下種器也。镢，田器也。鍤，鍬也。所以開渠者。長鏟，踏田器也。鐵锨，惟宜土工。鏵，鍤糞，起土者也。鏟開生地，鏵耕熟地。北方多用鏵，南方多用鏟。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不如鏟。耨，除草器也。《馬首農言》還搜集了不少農諺，如“谷雨耩山坡”；“小滿種胡麻，到
秋只開花”；“麥望四月雨，立夏不種黑(豆)”；“四月四麥挑旗，五月端午麥秀齊”；“三月黑豆四月米”；“四月八，凍煞黑豆莢”；“芒種急種黍，夏至也不遲”；“有錢難買五月旱，六月連陰吃飽飯”；“夏至日得雨，一點值千金”；“五月小，必定好，五月大，必定怕”；“伏里無雨，谷里無米”；“頭伏摟，滿罐油，二伏摟，半罐油，三伏摟，沒來油”；“頭伏蘿卜末伏菜”；“立秋有雨萬物收，處暑有雨萬物丟”；“谷兒掛黃頭，全憑鋤一鋤”；“過了閏月年，走馬就種田”；“耕三耙四鋤五遍，八米二糠再沒變”；“小豆犁淺，不如不點”；“莊稼黑豆，十年九得”；“小滿前后，安瓜點豆”等，這些農諺正是古代山西農業耕作技術經驗的結晶。
二、引進新的農作物和經濟作物品種
山西引進各種新的農作物和園藝作物品種，歷來有之，而尤以明清時期較多。例如：
馬鈴薯，俗稱土豆，又名陽芋、山芋、地瓜、山藥蛋。馬鈴薯在南美洲有悠久的歷史，明末輾轉傳到中國。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稱：“陽芋，黔、滇有之?！轿鞣N之為田，俗稱山藥蛋”。按《植物名實通考》成書于清代嘉慶年間(1796—1820)，作者吳其濬曾任山西巡撫。說明馬鈴薯至遲在18世紀末以前已經傳人山西，而且發展很快，清季“植尤廣，邊縣以為糧”③。
玉蜀黍，通稱玉米，又名苞谷、玉秫、玉茭、玉麥。農史學家大多認為美洲是玉蜀黍的原產地。玉蜀黍約明代傳到川陜兩湖，清代康熙年間(1662—1722)傳到山西④。在康熙《河津縣志》卷3就有關于玉麥的記載。道光以后，玉蜀黍在山西“凡山田皆種之”。光緒《五臺新志》卷2載：五臺縣“黍稷之外多玉茭”。
棉花，大約元末明初被引進山西種植。據《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九年(1396)二月載：“山西都司布五十萬匹，棉花十五萬斤，以本布政司所征給之”。說明當時的山西，已有辦納棉布、棉花之能力。山西產棉之地，在汾水河谷地區。明萬歷年間(1573—1620)曾任山西巡撫的呂坤說：沁水“有一畝木棉，可摘七八百斤”⑤。大抵明中葉以來，麻類品才逐漸被棉織品所替代，所以崇禎《山西通志》卷7載：平陽府(臨汾)“木棉衣被多方”。入清以后，棉花的種植面積又有了進一步的擴大。
煙草，明萬歷年間(1573—1620)從日本傳于福建漳州。明末，山西曲沃人張士英自閩攜種歸，初在曲沃，后來晉中、晉東南亦種之，“明季民窮，賴此少有起色”。⑥
西番柿，即西紅柿、番茄，原產南美洲，16世紀初傳到歐洲。康熙《保德州志》卷3有西番柿的記載，但歸花屬類，可能是一種野生番茄，至少是僅供觀賞，非食用品。雍正《澤州府志》載：“西番柿似柿而小，草本，蔓生，味澀”。山西把西番柿作為園藝蔬菜作物來栽培，大約是清末光緒年間(1875—1908)。
辣椒，又稱番椒，原產地在南美洲，明末輾轉傳到中國。康熙《保德州志》卷3載有辣角子，由此看來，山西至遲在清初已經栽種辣椒。
甘薯，又名紅薯，原產中美洲，16世紀時西班牙人移植于呂宋，此后由呂宋輸入我國⑦。清乾隆年間，晉南谷地已引人種植⑧。
落花生，約明代萬歷三十六年(1608)以前傳人中國⑨。沁水縣東大村有教花生感德碑。碑文記載著東大村人趙家常，清咸豐年間貿易于寧陵(一說在河南，一說在安徽)，引進種花生技術，并勸導村人效種，獲利甚厚，由此而致小康者數十家。沁河兩岸的河
灣處，土質適宜于種花生。迄今上自治水，下至潘莊，凡種花生者，都是趙家常引種的延續。⑩
三、因地制宜的農作物區域分布與格局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地形多樣，南北中氣候差異很大。明清時期的山西農民根據本地自然條件的特點，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逐漸形成山西農作物區域的分布與格局。大致山西境內農作物區域有如下7種類型：
1、晉南盆地一年兩熟地帶。這里地勢低平，氣候濕潤，降水量較大，有數千年的農耕歷史，農業較發達，主要種植冬小麥、玉米、高梁、谷子、薯類、豆類、棉花、煙草等。
2、晉東南山間盆地。這里是半濕潤性氣候，受干旱威脅小，有農作物精耕細作的歷史，但熱量不夠，水低地高，灌地有限，主要種植小麥、玉米、谷子。
3、晉東南山地。這里耕地分布在河谷和山前黃土丘陵地帶，降水量較多，但常暴雨成災，以種植玉米、谷子為主。
4、晉中平川盆地兩年三熟地帶。這里地勢平坦，水源豐富，熱量集中，水灌設施較好，基本上屬半干旱區。主要種植冬小麥、谷子、玉米、高粱、薯類、豆類、棉花、麻類等，有套種輪作歷史，如冬小麥套種玉米，復種谷子和移栽高粱。
5、晉西北高寒區。這里歷史上為牧區，農業耕作粗放，農業生產水平較滯后，主要種植莜麥、馬鈴薯、谷糜、胡麻等溫涼作物。
6、晉北一年一熟地帶。這里地勢高，氣候寒，土地瘠薄，鹽堿地沙荒地多，無霜期短，僅一百三四十天，風沙嚴重。主要種植冬小麥、莜麥、馬鈴薯、玉米、谷子、豆類及煙草等。也實行混種、間種、套種。如春小麥混種馬鈴薯、玉米間作胡麻等。
7．晉西黃土丘陵地區。這里植被少，水土流失嚴重，農業耕作粗放，廣種薄收，以種植小麥、玉米、谷糜為主，有糧豆間作或輪作傳統。
總之，明清時期由于山西廣大農民的辛勤勞動，農業生產方法的改進，農業生產得以有所提高。明人呂坤說：山西沁水“其粟穗可長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一畝蜀秫，可收數十石者”⑾，一畝棉花“可摘七八百斤”⑿。人清以后，山西農業生產又較明代有了較大發展。農業耕作技術的改進與提高，新的農作物引進與擴種，豐富了作物栽培內容，推動了生產力，并且促進了商品性農業的發展。就是自然條件比較差的地區，由于增加了適應性較強的旱田作物，也能得以取得較好收成。特別是馬鈴薯在土地貧瘠的高寒地區種植后，已成為這些地區產量最高的糧、蔬作物。農諺稱：“五谷不收也無患，還有咱的二畝山藥蛋”，可見馬鈴薯在這些地區的舉足輕重地位。經濟作物在山西種植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英人威廉遜《華北游記》稱：“離開平陽府以后，我們在距離子陽六十里的史村午餐，在這里……發現很多棉花”?！扒郑@個地方是以棉花市場著稱的，我們發現有大量的棉花在巨大的倉庫中貯藏著。在此后的旅途中，看見許多用土墻圍起來的村落，有很多的楊樹和遍地的棉花”?！霸谄阎?永濟)東北，我們看到大量的棉花和很多的辣椒”⒀。清末農工商部也稱：“山西以虞縣猗氏為產棉最盛之區，歲收約一百萬斤，歉年亦收五七十萬斤不等。次則解州、絳州、河津、芮城，又次則臨晉、安邑、平陸、秸山等縣”。⒁
注：
①呂坤《實政錄》卷2。
②呂坤《實政錄》卷2。
③光緒《山西通志》卷100,風土記。
④謝國禎《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呂坤《實政錄》卷2。
⑥光緒《山西通志》卷100，風土記。
⑦夏鼐《略談番薯和薯蕷》，《文物》1961年第8期。
⑧《甘薯的歷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傳人、傳播與人口》，《中國農史》1983年第3期。⑨《落花生傳人中國》，《歷史研究》1952年第2期。
⑩黎風《山西古代經濟史》第97頁，山西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
⑾呂坤《實政錄》卷2。
一
生態環境是整個社會經濟尤其是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托，歷史時期農業的發展也是如此。在生態環境諸因子中，氣候條件及其變化是原發性要素，它的發展與變化直接影響著植被、土壤和循環狀態，奠定著特定時期生態環境的基點。
根據歷史氣候學的研究，兩漢時代正處于大理冰期結束以后的第三個溫暖期。這一時期起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高于現代的年平均氣溫1℃-2℃。這種氣候的特征，我們可以從許多方面找到佐證。
從植物分布變遷方面看，在這一歷史時期，由于氣溫上升，南方亞熱帶與暖溫帶植物紛紛北上。以竹為例，目前大面積的竹林基本上不超出長江流域，而在當時，竹子的生長區域卻超過了北緯46度，黃河流域分布著數量眾多的大面積竹叢。比如，春秋時的淇水一帶，竹木巨大成蔭，連延不絕。《詩經·衛風·淇奧》詠道：“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瞻彼淇奧，綠竹如簀。”到漢代時期，這一帶仍然竹木繁茂。西漢元封二年，黃河決口，武帝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即以“下淇園之竹為楗”；[1]（《河渠書》）西北地區也是廣有竹林，《山海經·西次二經》即記六盤山一帶：“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涇水出焉?！薄妒酚洝ず忧芬嘤洠骸鞍辈哪局窦垼瑪M于巴蜀。”當時的關中地區，同樣是竹林眾多，在《詩經·小雅·斯干》中就曾言：“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彼抉R遷所言“渭川千畝竹”[1]（《貨殖列傳》）、班固所言“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2]（《地理志》）更是膾炙人口。春秋戰國與兩漢時代竹簡的盛行，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當時竹木分布的普遍。
除了竹林之外，其他一些暖溫帶、亞熱帶植物的北移也十分引人注目。如《詩經》中屢屢在北方出現關于“梅”的詩篇?！墩倌稀分皳坑忻贰保赜虍斣诋敃r的雍梁之地；《秦風》之“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其地域應在秦嶺山脈。另外，《陳風》有“墓門有梅，有鸮萃止”，《曹風》有“鸤鳩在桑，其子在梅”，該兩國地域均在兗、豫之地，即今河南山東一帶。而梅樹的下限溫度為-14°，因此當時平原中部冬季最低溫度比現在要高。[3](P15)
值得注意的是，梅為長江流域的原產，何以在春秋時代大面積地出現于北方？對此，歷代經學家百思不得其解，對《詩經》中的“梅”作出了種種不同的解釋。如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其《詩經稗疏》中，曾經引經據典，對“有條有梅”解釋道：“條有兩種：一則《毛傳》所云槄也。《爾雅》：槄，山榎。榎，今謂之楸，似梓，至秋垂條如線，故謂之條。一則《爾雅》所云‘柚’、‘條’，郭璞注謂似橙實酢，生江南者。梅亦有二：一則今之所謂梅，冬開白花，結實酸者；一則《傳》所謂柟，今西川所出大木，大數圍者，乃似橙之條，出湖、湘、閩、粵，而梅花唯江南多有?！?/p>
王夫之所處的時代，正是一個低溫期，所以他認為“似橙之條”與梅均出自江南嶺表，這應當是正確的，但他又以此為據，去詮釋千余年前處于溫暖期的《詩經》中的記載，這就有些失之偏頗了。他是這樣詮釋“有條有梅”的：“此《詩》云‘終南何有’，又云‘有紀有堂’，皆遙望之詞，非陟終南，而歷歷指數之也。則條、梅皆非樹名，梅當與枚通，小樹之枝曰條；其莖曰梅。蓋秦山無樹，但有灌莽郁蔥而已。望終南者，遙矚其山阜之參差，遠頜其荊榛之蒼翠，以興望君而韻慕之詞。故曰：其君也哉，亦遙望而贊美之也。”這一推論顯系公羊手法。其實，《詩經》本身已經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梅，就是江南之梅，開花結實，可以食用，而且時人以梅之開花結實作為男女求婚的時節，亦可見梅樹的種植普遍。如《召南·摽有梅》所云：“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庇伞捌鋵嵠哔狻钡健捌鋵嵢狻钡健绊暱饓I之”形象地道出了梅實熟落的過程。為何可以把梅詮釋為“小樹之莖”？“有條有梅”之條亦然，王夫之已引古人注，謂條或柚或楸。但因不產于北方，又推論條即小樹之枝條，亦屬大謬。“有條有梅”相對而言，梅為楊梅，條則為柚。許慎《說文》亦明確指出：“柚，條也，似橙而酢?！?/p>
實際上，直到漢代，桔與楊梅依然可以在關中種植，而且，除此兩者外，還有柑橘、橙、枇杷、荔枝、龍眼（桂圓）、香蕉（甘蕉）、檳榔、橄欖、留求子、蜜香樹等多種南方作物在關中落戶。《三輔黃圖》卷三《扶荔宮》曰：“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皆百余本?！薄段骶╇s記》卷一說：上林苑有“梨十（種）……棗七（種）……梅七（種）……枇杷十株，橙十株……桂蜀漆樹十株”。司馬相如在《上林賦》中曾對此也有詳細描述：“于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樸，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后宮，列乎北園。”
從河流冬季穩定封凍線看，在這一歷史時期，其南線出現北移現象。據有關專家研究，當今河流冬季穩定封凍的南界大體上東起連云港附近，經商丘北跨黃河，沿黃河北側高地西伸，這條線以北的河流每年都有隱定的封凍現象。但在春秋西漢時期，河流冬季穩定封凍線北移大概至今山東曲阜一帶甚至再向北一些。[3](P15)據《左傳》、《漢書·五行志中之下》記載，在關中地區及曲阜、洛陽地區，于魯桓公十四年（前698）、成公元年（前590）、襄公二十八年（前545）、漢武帝元狩六年（前107）昭帝始元二年（前125）都有“無冰”記載；《后漢書·五行志二》也云：“庶征之恒燠，《漢書》以冬溫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溫，而不記錄云?！崩钯t注引《管子》曰：“冬不冰也?！倍恿鞣鈨鲆群舆叧霈F冰情所要求的冬季溫度還要低。這種氣候狀況與梅樹所指示的情況基本吻合。
另外，這一時期，渤海灣地區還出現大范圍的海侵現象，據有關專家考證，這與當時氣候之溫暖不無關系。《漢書·溝洫志》記載：“王莽時，征能治河者以百數……大司空掾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弊T其驤等專家認為，王橫所言，乃是發生在西漢中期的一次大海侵。其“九河之地”相當于今渤海灣西岸的天津、寧河、寶坻、武清、靜海、黃驊六縣市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區，即這次海侵的范圍大體在海河平原上海拔四米的等高線附近，方圓數百里。直到東漢中葉以后，海侵地區的海水才漸漸后退；東漢末年，海陸形勢基本恢復到海侵以前的局面。但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地區仍然人煙稀少。因而這一地區出現了西漢中葉以來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遺存在年代上的中斷現象；而且在這一區域的七里海北岸大海北村的漢代文化層內發現大量的孔蟲殼體，其組合可能代表一個穩定的沼澤湖環境。[4]這些都表明，溫暖、多雨是當時氣候的一個重要特色，王橫所言“天嘗連雨，東北風”，當不是孤立現象。
由上所述，我們不僅對漢代的氣候條件有了初步的把握，而且還可以注意到這種氣候條件已經對這一時期植物的生長與分布發生了重大影響。同樣，它對于其他生態因子諸如植被、土壤、水資源以及農作物布局、產量等乃至生產方式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
二
兩漢時氣候條件的相對溫暖，帶來了降水的充沛，水資源的豐富，而且對于這一歷史時期的植被與土壤結構也都發生著重要的影響。
氣候的溫暖可以直接提高一個地區的降水水平，所以，在兩漢時代，尤其是西漢時代，有關大雨、霖雨、雨的記載不絕于史。如《漢書·五行志》記載：“文帝后三年秋，大雨，盡夜不絕三十五日?！薄罢训墼昶咴?，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薄霸塾拦馕迥晗募扒铮笏?。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薄俺傻劢ㄊ既晗模笥?，三輔霖雨三十余日，郡國十九雨……秋大雨三十余日；四年九月，大雨十余日?！薄逗鬂h書·五行志一》也記載：“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雨傷稼。安帝元初四年秋，郡國十雨傷稼。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雨傷稼。建光元年，郡國二十九雨傷稼……”各帝紀中尤其武帝以后諸帝紀對大雨的記載也是不絕如縷。豐富的降水，一方面會造成“山谷水出”，河流溢滿，致使水災；但另一方面也使水利資源相對充沛。我們還是以關中為例。班固《西都賦》言此地“決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穎，桑麻鋪棻”。杜篤在《論都賦》中也寫道：“畎瀆潤淤，水泉灌溉，漸澤成川，粳稻陶遂。”《太平御覽》卷八二一所引王朗《上求正貸表》言：“昔在兩京，有鄠杜膏腴之饒，池陽谷中之利，涇渭三川之水，鄭國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并畝，至今號為陸海?！眱叭灰慌伤l景象。當然，這并不是文學家們的夸張與鋪襯，關中地區的實際情況亦然。兩漢時代，關中地區可以說是河網密布，水源眾多，長安附近，八水環繞，有涇、渭、灞、浐、豐、鎬、澇、潏。以涇水為水源修建的鄭國渠、白渠，有灌溉能力為4.45萬頃。如《通典》卷一七四云：“秦開鄭渠，溉田四萬頃，漢開白渠，復溉田四千五百余頃，關中沃衍，實在于斯?！倍壳皼芩畲笤路莸乃?，卻只能灌溉50萬畝。
其他地區亦多如此。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時代，黃河下游地區與黃河相連的河流就有南岸的濟水、浪湯渠、汳水、汴水、渙水、沙水、洧水、獲水、睢水、渦水、魯渠水、濮渠水、漯水、篤水河等；還有北岸的汊道、屯氏河、屯氏別河、張甲河、鳴犢河等；下游地區鴻溝以來，泗濟以西，江淮以北，大河以南，共有較大的湖泊140多個。黃河水系以外，北方還有其他水流系統，如山東南部地區即有沭水、汶水、泗水、沂水、桐水、南梁水、潡水、承水、祖水等。近幾十年來，考古發現又向人們揭示了這一地區數十條不見文字記載的古河流，為土地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漢代的湖泊陂澤更是星羅棋布，不計其數。據統計，《水經注》記載的大小湖泊僅在黃淮海平原地區就有190個之多。正因為這一時期有豐富的水利資源，所以，灌溉工程格外發達?！妒酚洝ず忧穼ξ涞蹠r的情況有一概括的記載：“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余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p>
氣候的溫暖與濕潤，也為兩漢時期森林植被以及土壤狀況能處于一種良性的自然循環狀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我們可以看一下同期的山東與關中。據有關專家分析，春秋戰國時代，山東地區木本植物孢粉比重增至30%-58.5%，森林植被是以闊葉樹為主的針闊葉森林，主要樹種有櫟屬、栗屬、榆屬、樺屬、鵝耳楊屬、桑屬、楓香屬、胡桃屬、楓楊屬等多種喬灌木混交。當時山東的森林面積約有7萬平方公里，覆蓋率為46%。如《禹貢》所言：兗州“厥草惟繇，厥木為條”，徐州“草木漸包”。《孟子·滕文公上》也說，這一地區“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經春秋以來的開發，到兩漢時代，雖然自然森林面積逐漸減少，但經濟林木與經濟植被即人工再生林及次生植被卻形成規模，像“齊魯千畝桑麻”，“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1]（《貨殖列傳》）以及“曹、衛、梁、宋，采棺轉尸……鄒、魯、周、韓藜藿蔬食”，[5]（《通有》）等等，都很有特色。正因為如此，才會對這一地區有“膏壤千里”之譽。對此，史念海先生曾分析道：“兗州的墳土為什么為黑色，這是由于兗州森林草地最多，草木旺盛，土壤中腐植質也相應的增多，所以在《禹貢》中，兗州之土為上中。”[6]（《河山集三·戰國至唐初太行山東經濟地區的發展》）這是兩漢時代山東經濟繁榮的重要條件。
居于兗州之上的是雍州之土，為上上，其原因也在于森林草木植被的完好，司馬遷即言“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司馬貞索隱：“穀，木名，皮可為紙；纑，山中苧，可以為布，今山間野苧。”司馬遷又言：“燕、秦千樹栗”；“渭川千畝竹”。所以，“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1]（《貨殖列傳》）東漢班固的記載更是清楚，他說：關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2]（《地理志》）又言長安之地“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水，郊野之富，號為近蜀”。[7]（《西都賦》）東漢杜篤的《論都賦》亦言：“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楩楠檀柘，蔬果成實。”據史念海先生考證，秦漢時呂梁山、秦嶺、崤山、首陽山、邙山、中條山、太岳山、析城山、黃龍山、嵩山、太行山、王屋山等山區，都覆蓋著大片森林。[6]（《河山集二·歷史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
三
氣候的溫暖與溫潤改變了以往的作物布局，擴展了各種作物的種植空間。在植物方面，前已詳述，此不贅述。就農作物來講，以水稻為例，水稻為喜溫喜水作物，產量較高，由于氣候的溫暖，水利的興盛，兩漢時代的水稻種植面積大大擴展。
水稻原產于南方，早在仰韶文化時代即陸續北傳，春秋溫暖期到來后，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对娊洝旐灐ゅ祵m》云：“有稻有秬?！薄短骑L·鴇羽》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小雅·白華》亦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薄镀咴隆吩疲骸笆芦@稻?！睉饑鴷r代，中原地區稻作生產已占有一定的地位?！稇饑摺|周策》記道：“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笨v橫家之言，固然不可全信，但由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出，東周一帶應當是擁有相當數量的稻田，所以，當西周不下水時，才會“患之”。我們還可以看出，或有相應的水利，東周境內可以普遍種稻，正因為此，蘇秦才會建議西周下水，待東周種稻后，再以水源控扼其命運，“令一抑西周”。
兩漢時代，北方的水稻種植依然在發展中。從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看，北京黃土崗，河南洛陽西郊、輝縣城北、洛陽燒溝以及江蘇徐州奎山等地，都先后有稻谷出土，許多地區出現了大面積的稻作區。如關中一帶，內史所掌握的公田中，即以稻作為主，據《漢書·溝洫志》記載，“倪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武帝曰：“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眾……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時。”民間種植也很廣泛。漢武帝微服外出狩獵，“馳鶩禾稼稻粳之地，民皆號呼罵詈”；[2]（《東方朔傳》）直到東漢時代，關中仍然“畎瀆潤淤，水泉灌溉。漸澤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畝價一金”。[8]（《杜篤傳》）“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算”。[9]（《京兆樊惠渠頌》）河北一帶亦然，早在魏襄王時代，史起為鄴令，即引漳水溉鄴，廣植水稻，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梁。”漢哀帝時，待詔賈讓主張治河北水患，“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2]（《溝洫志》）東漢安帝時，大力發展水稻生產，“河內好稻……地產不為無珍也”；[10]（《冀州論》）漁陽太守張堪，在狐奴（今北京順義縣東北）開稻田8000余頃。這是漢代水稻種植的北界。在黃河以南的中原地區是漢代北方著名水稻產區。如東漢初山陰太守秦彭“興起稻田數千頃”。[8]（《岑彭傳》）東漢末，夏侯淳在陳留、濟陽間“率將士勸種稻”。汝南一帶更是“魚稻之饒，流衍他郡”。[8]（《鄧晨傳》）
由于水稻種植的擴大，兩漢時代的北方地區已掌握了比較系統的稻作技術，并較南方更早地進行了歸納與總結。出現于北方的《氾勝之書》與《四民月令》，可視為西漢與東漢的兩部代表著作。這兩部著作，對水稻種植技術的主要環節都有記載，如對于播前整地，《氾勝之書》指出：“種稻，春凍解，耕反其土?！薄胺N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適?！睂τ诓シN，北方地區已掌握了不同品種的不同時節，《氾勝之書》云：“三月種粳稻，四月種秫稻?！薄端拿裨铝睢芬苍疲骸叭隆瓡r雨降，可種粳稻?！睂τ诓シN量，《氾勝之書》也指出：“稻，地美，用種八升。”這也可以告訴我們，西漢時代，水稻種植尚為撒播，亦即直接播種。不獨北方如此，南方地區亦未見到移苗插秧的記載，一些地區畫像磚上的播種方式也是撒播。到東漢時代，北方與南方共同出現了插秧技術，《四民月令》五月所記：“是月，可別稻及藍?！笔俏覈r作文獻中首次對這一技術的記載。與此同時，南方出土的東漢畫像磚上也出現了有關內容，如廣東佛山瀾石出土的水田模型中，就有農夫插秧的形象；貴州興義出土的水田模型中，也刻畫出了整齊的禾苗，顯然是插秧的結果。這也表明，北方地區的水稻生產技術，因種植面積的擴大，也達到了一定的水平。
由于氣候的溫暖，使糧食的耕種時間大為提前，如《氾勝之書》記：“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種稻。”“立春后，土塊散?！薄叭路N粳稻。”據專家推算，這要比目前關中地區耕種的時間提前約一個物候或一個節氣。這對農作物的生長乃至產量影響較大。
氣候變化對于農產量的影響對于高緯度地區，亦即我國北方地區的農作物產量更為直接。張家誠先生曾經提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年平均氣溫每下降1℃，糧食單位產量就會比常年下降10%；同樣，年降水量每下降100mm，單位面積糧食產量也會下降10%。[12]而低緯度地區則影響不大。吳慧先生曾認為，如統一以今畝計算，秦漢時代的平均畝產量為132公斤，東晉南朝為125.35公斤，較前朝下降2.84%，這主要來自緯度較高的長江以北地區，以種植水稻為主的長江以南地區，水稻畝產量反比秦漢上升了5.2%。北朝時代的平均畝產為128.8公斤，較之秦漢下降2.48%。而唐代的糧食產量則直線上升，較之漢代，增長了26.6%；較之南北朝，增長29.66%。
余是非先生所考訂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糧食畝產量的變化起伏要高于上述結果。他認為，曹魏與兩晉時代，糧食畝產較之兩漢下降1.5%；北朝則下降13.3%；隋唐較之南北朝又上升了1.3%。[12]這與氣候的變化趨勢亦相吻合。
良好的生態環境對兩漢時期的生產經營方式也產生了連鎖反應。從關中、關東地區來看，當時的生產經營方式總的來說不是單純的經營農業，而是兼顧林、牧、副、漁諸業，這從當時的史料記載中便可看出。就畜牧業來說，即使以農業為主的中原關中地區當時農牧兼營比較突出。如齊人卜式，“以田畜為事……羊致千余頭，買田宅”；[2]（《卜式傳》祝雞翁，洛人，有雞千余頭；[13]（《祝雞翁》）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而主上重之；”；關中橋姚“有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鐘計”；[1]（《貨殖列傳》）陳廣漢除有大量的田產外，還有“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14]（《卷四》）馬援“在上林苑，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谷數萬斛”，[8]（《馬援傳》）這些與董仲舒所說的“多其牛羊”、“廣其田宅”，[2]（《董仲舒傳》）仲長統所說的“馬牛羊犬，山谷不能受”，[8]（《仲長統傳》）都是典型的農牧兼營的豪強。另外，從一些名人曾從事放牧業，如淄川公孫弘“放豕海上”，[2]（《公孫弘傳》）梁鴻“牧豕上林苑”，[8]（《梁鴻傳》）濟陰孫期“牧豕于大澤中”。[8]（《孫期傳》）從民間祭禮中“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擊鼓”，中者“屠羊殺狗”，貧者“雞豕五蕓”；從濟南王康擁有“馬千二百匹”、外戚馬光僅臘日用羊即達三百頭，可從另一側面反映當時中原關中地區畜牧業之發達。
由于水利資源豐富，漢代養殖業也得到了很大發展。當時一方面出現許多大面積養殖區，如《史記·貨殖列傳》所說“水居千石魚陂……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凡生產“鮐魚千斤，鯫千石，鮑千鈞”者，可比千乘之家；東漢的樊宏家“池魚牧畜，有求必給”。[8]（《樊宏傳》）另一方面，當時的水田陂塘也往往實行多種經營，將稻作、養殖、種藕等諸項有機地融為一體，農、漁、副兼顧，一舉多得，這種現象我們從出土的漢代陂塘模型中便可看到。如在1978年在陜西勉縣發掘的四座東漢墓中，出土了塘庫農田模型一件，陶陂池一件，方形塘庫三件。所出塘庫農田模型為長方形，塘庫與稻田連為一體，中有一坎相隔，塘內有螺螄、蛙、鱉、魚；陶陂池是一獨立的蓄水設施，池內分布有荷葉、蓮包，有魚、蝦、鱉、魚、螺、龜，池坎上還有鴨子；另外三件塘庫模型也分布有上述物品。又如，1977年在四川峨眉縣東漢磚墓中出土的石塘庫農田模型，右邊為塘庫，塘中有鴨、蝦、蟹、螺等，左方為兩方農田；在通往農田的水口處，還置有竹籠，以防魚蝦進入田中。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東漢陶水塘，中以高堤相隔，右塘有荷花、魚、鴨和小船，左塘為魚池，池內有兩條大魚象征著養殖業豐收。[15]
經濟作物作為農業生產的一部分，在漢代得到長足的發展。其種植規模之大、分布之廣、品種之多，都是前后諸朝所不能比擬的。據《史記·貨殖列傳》載，當時帶有商品生產性質的園圃，栽種量往往以“千樹”、“千畦”、“千畝”、“千石”、“千種”、“千章”、“萬個”、“千斗”計；各種園林比比皆是，兩漢史籍中諸如“柚之鄉”、“果布之湊”、“棗粟之饒”、“園圃之利”、“千畝桑麻”、“千畝姜韭”、“千畝竹”、“千畝卮茜”、“果菜千鐘”、“桑麻鋪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不絕于書。各豪強莊園的經營多是以農業為主，兼營其他。如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頃……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贏梨果，檀棘桑麻?！盵16]（《比水》）陳廣漢家除種植一般農作物外，還有藷蔗二十五區，蹲鴟三十七畝，有果蓏肴蔌[13]（《卷四》）等等。各小農小戶們也如班固所說：“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場?！盵2]（《貨殖傳》）由于種植環境的良好，加上技術的提高，經濟作物的種類也大大增加。西漢的蔬菜，見諸記載的就有36種之多，《四民月令》所記莊園中僅蔬菜就有20余種；檢《西京雜記》卷一所載，當時果樹種類梨有10種、桃有10種、棗有7種、李有15種、梅也有7種之多。
漢代這種以農業為主，兼顧牧、副、漁諸業的生產模式，反過來又為水土保持及生態環境起到維護和發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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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名牌是指農、林、牧、漁業中未經過加工或只經過初加工產品的著名品牌或商標。與工業品創名牌相比,農業創名牌存在著以下困難:
（一）創名牌意識薄弱。農業創名牌意識薄弱是阻礙我國農業創名牌的重要因素。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①農民創名牌意識薄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雖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仍處在較低的水平上,再加上思想觀念陳舊,信息閉塞,“科技”、“名牌”等字眼在廣大農民心目中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秘之物,創名牌意識十分淡薄;②地方政府創名牌意識薄弱。很大一部分基層干部對農業名牌缺乏必要的認識,思想觀念滯后,如“中國人多,消費量大,不必創名牌”,“農產品生產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大,質量不穩定,不能創名牌”,“農產品產量高比什么都好”等,從而對農業創名牌缺乏正確的引導與扶持;③農業企業創名牌意識薄弱。農業企業是農業創名牌的主體,雖然有些企業經過市場經濟的洗禮,有了一定的名牌意識,也創出了一些農業名牌,但大多數企業缺乏創名牌意識,常常僅從眼前利益出發,忽視農產品名牌的創造與保護工作,導致農業創名牌止步不前。
（二）農業創名牌外部環境亟待改善。農業創名牌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這里的外部環境主要包括:①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狀況。農業創名牌對農業生產過程中的管理環節要求較高,因此,良好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是農業創名牌的基礎;②農業生產要素市場狀況。高質量的農業生產要素是造就農業名牌必不可少的條件,在不斷得到更新的同時,農業創名牌客觀上要求對生產要素加以科學綜合的運用。當前,我國的農業生產要素市場發展緩慢,缺乏更新,農膜、肥料、農藥、飼料等不僅質量不穩定,且市場價格沒有得到較好控制,嚴重制約了農業創名牌戰略的實施;③農產品市場經營環境。農業創名牌必須在良好的市場經營環境中,才可能得以產生和發展。如同工業品市場一樣,我國農產品市場也存在著假冒偽劣產品問題,而且情況更為嚴重,各種冒牌貨沖擊農產品市場特別是廣大農村市場,極大地影響了農業創名牌的積極性。
（三）農業科技人才匱乏。農業科技人才是農業創名牌的關鍵。沒有高素質的農業科技人才,不可能創造出農業名牌,即使有,也不會保持長久。目前,在農業科技工作方面,我國面臨許多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農業科技人才流失,后繼乏人,從而嚴重影響到我國農業創名牌的發展。人才的流失造成農業科技人員結構和隊伍不穩定,進而從根本上制約著農業科研成果的推廣與轉化。據統計,我國每年取得的6000多項農業科研成果中,只有30%-40%得到了轉化,而農業發達國家的農業科研成果的轉化率已達到70%-80%。
（四）農業資金不足。資金短缺是阻礙當前農業創名牌的又一重要因素。實踐證明,名牌的創立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然而長期以來,我國農業資金投入較少。據權威部門統計,40多年來,我國財政對農業的投入總共為43839億元,僅占財政總支出的64%。特別是近幾年,相對數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僅為財政總支出的3%-4%,而且還在下降。而同期巴基斯坦、泰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均占其財政總支出的15%左右,大大高于我國的水平。即使如此,資金到位率也不高且擠占挪用現象時有發生。另一方面,農民收入增幅的下滑也影響到農業資金的投入,從而對農業創名牌帶來不利影響。農業與農村發展
（五）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尚未健全。農業創名牌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離不開健全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目前,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主要表現在保險服務、信息與技術傳播及一些基本的市場經營,對農業創名牌十分不利。①農業保險服務不能適應農業創名牌要求。農業保險是農業創名牌過程中的一項極其重要的社會服務,它為農業創名牌提供安全保障。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業保險起步較晚。超小規模的土地經營又客觀上弱化了農業保險的經濟保障功能,再加上農民保險意識較差、經營風險集中引起保險公司賠付率偏高、資金短缺、人才缺乏、技術薄弱等諸多因素,使我國農業保險舉步維艱,很不適應農業創名牌的要求;②信息與技術服務不能滿足農業創名牌的需要。信息與技術是農業創名牌得以順利發展的兩大關鍵因素,而目前,農業綜合技術服務不能滿足農戶生產要求,信息溝通渠道不暢等問題尤為突出,無法滿足農業創名牌的需要;③優良品種供給、農用生產資料和物資供給及產后儲運、加工、保鮮措施支持等基本市場經營服務不到位也給農業創名牌帶來困難。
二、我國農業創名牌應采取的對策
（一）更新觀念,提高認識。樹立名牌觀念,增強創名牌意識是農業創名牌戰略得以順利實施的先決條件。不更新觀念,提高認識,農業創名牌就無從談起。就政府而言,要做到切實轉變觀念,提高對農業創名牌重要性及緊迫性的認識。政府部門要首先摒棄那些傳統落后的農業生產經營觀念,不斷學習,樹立名牌觀念,將推進農業產業化,實施農業創名牌戰略當作今后農村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其次要加強對農戶的引導,幫助廣大農民改變陳舊的農業觀念;再次要加強對企業的引導與管理,通過制定一系列優惠政策和措施對農業創名牌給予積極支持。
（二）實施農業名牌發展戰略,有計劃,有重點地推動農業創名牌。實施農業名牌發展戰略是加快我國農業創名牌發展的迫切需要,但我們應看到,我國幅圓遼闊,地域差異較大,因此,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應當有計劃,有重點地進行,切忌一哄而起,搞形式主義,從而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我們要突出重點,緊抓優勢產品,本著扶持一個,發展一個,成功一個的原則來推動農業創名牌。
考古發掘提供給我們大量的實物資料，特別是出土的糧食作物遺存和動物遺骸，讓我們得以了解遠古先民種植哪些作物和馴養哪些畜禽。而要知道這些作物和畜禽是如何種植和馴養的，就必須研究出土的農業工具、農田遺跡和一些形象材料(如農田模型、畫像磚、畫像石、壁畫等)，此外還要參考一些民族學的資料來復原古代(特別是原始社會)農業的生產過程，以探求當時的生產技術。下面我們結合文獻簡略地介紹一下解放以來有關大田生產技術情況(重點為新石器時代至南北朝時期)的一些考古資料。
1．整地技術
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對中國原始農業是不大了解的，往往只是以“刀耕火種”、“砍倒燒光”概括之，具體情況知之甚少，以致1959年出版的《中國農學史》專著，完全避開原始農業，只從《詩經》談起。經過幾十年考古資料的積累，人們對原始農業有了較清楚的認識。從原始農具的種類只有整地、收割、加工三類，推測當時的生產過程只有整地、播種、收獲、加工四個環節。除了播種可以直接用手以外，整地、收獲、加工都要使用工具。從對土地的使用情況看，原始農業可分為火耕(或稱刀耕)農業和耜耕(或稱鋤耕)農業。火耕農業的特點是生產工具只有石斧、石錛和木棍(耒)或竹竿，用石斧、石錛砍倒樹木，曬干后放火焚燒，然后在火燒地上點播或撒播種子。耜耕農業的特點是除石斧、石錛之外，還創造了石耜、石鋤等翻土工具，與之相適應，生產技術也由砍倒燒光轉到平整土地上來。在一些龍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還出現了原始石犁，這是新出現的整地農具，可能是用來開溝排灌的。具有典型意義的是90年代在江蘇省蘇州市草鞋山馬家浜文化遺址和湖南省澧縣城頭山湯家崗文化遺址發現的稻田遺跡，使我們對原始水稻種植情況有了較具體的了解。草鞋山遺址的稻田形狀為橢圓形或圓角長方形的淺坑，面積為3～5平方米，個別小的僅有1平方米，最大的達9平方米。稻田東部及北部邊緣有“水溝”和“水口”相通，“水溝”尾部有“蓄水井”。城頭山遺址的兩丘稻田則是長條形，由人工壘筑田埂，田埂問是平整的厚約30厘米的純凈灰色土，表面呈龜裂紋，剖面稻根顯露。田邊亦有水坑，由水溝連接通向稻田。據原發掘簡報報道：“這二丘田均是在比發掘區西部較低的原生土面往下挖出，同時保留田埂部位，待田里耕作土積高到與原生土田埂等齊時，再用人工在原田埂上加高堆壘成新的田埂?！?圖四八)[138]
這兩處稻田遺址的年代都是距今六千多年，表明原始稻作在6000多年前的長江中下游都已比較成熟，已有固定的田塊長期種植水稻，除了墾辟田面、修筑田埂之外，還要開挖水井、水塘和水溝，遠不是“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了，由此亦可了解當時的整地技術已有一定的水平。
商周時期已出現了許多整地農具，除了耒耜之外，還有金屬農具鍤、钁、鋤、犁等，說明當時對整地已相當重視。不過《詩經》提到整地時只說：“以我覃耜，俶載南畝。”(《小雅·大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周頌·良耜》)即以耒耜翻地，但未說明要翻耕到什么程度，看來當時尚未提出深耕的要求。商代的甲骨文田字寫作圓圈，說明田問已整治得相當規整，溝渠縱橫，以防暴雨洪水沖毀農田。古文獻談到夏禹治水的主要措施時總是說他“浚畎澮”(《書·益稷》)、“盡力乎溝洫”(《論語·泰伯》)。修浚溝洫成為當時農田建設中的首要任務。此外《詩經》經常提到“俶載南畝”、“今適南畝”、“南東其畝”、“衡從其畝”，畝就是壟，可見當時除了在農田周圍開挖溝渠外，還要在田中翻土起壟，并且根據地形和水流走向，將壟修成南北向(南畝)或東西向(“南東其畝”的東畝)，這已是壟作的萌芽了。因而商周時期出現一系列掘土的金屬農具絕非偶然。
春秋戰國時期對整地已明確要求做到“深耕熟耰”。《莊子·則陽篇》：“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薄睹献印ち夯萃跎稀罚骸吧罡遵瘛薄！俄n非子·外儲說左上》：“耕者且深，耨者熟耘?！奔匆笊罡髮⑼翂K打得很細，可以減少蒸發，保持土中水分，以達到抗旱保墑、促使增產的目的。深耕的程度要求做到“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呂氏春秋·任地》)。即要耕到有底墑的地方，以保證作物根部能接受到地下水分。因此戰國時期整地的勞動強度就十分大，需要有更適用的農具，于是鐵農具就應運而生，得到推廣。原來的木耒這時也裝上鐵套刃，提高了翻土的功效。原來的木耜這時也裝上金屬套刃，變成了銅鍤和鐵鍤。鐵钁(特別是多齒钁)的出現更是適應深耕的需要。西周時期的壟作萌芽這時已成為一種較為完備的“甽畝法”。甽就是溝，畝就是壟(司馬彪《莊子注》：“壟上曰畝，壟中曰甽。”)。即將田地耕翻成一條條溝壟。據《呂氏春秋·辯土》要求：“畝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后咸生。”即壟面較寬而且平坦，溝要開的小而深，既節約土地又易于排澇。其規格按《呂氏春秋·任地》要求，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即壟寬六尺，甽寬八寸?？磥?，戰國時期盛行的鐵鋤就適于平整壟面，而鐵钁則更適于開挖甽溝。實行壟作，可以加深耕土層，提高地溫，便于條播，增加通風透光，利于中耕鋤草，增強抗旱防澇能力，從而達到提高產量的目的。但開溝起壟，勞動量很大，原有的手工農具就較難適應這一客觀要求，人們便開始用牛耕來開溝起壟，所謂“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國語·晉語》)，講的就是當年在宗廟作為祭祀犧牲的牛，現在用來拉犁開畎(即甽)作畝(即起壟)。可見戰國時期牛耕的推廣和壟作的整地技術是有密切關系的。
到了漢代，對整地的要求更加嚴格，除了深耕，還要細鋤。西漢農書《氾勝之書》對耕作已明確指出：“凡耕之本，在于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本褪且皶r耕作，改良土壤，重視肥料和保墑灌溉，及早中耕，及時收獲。東漢王充在《論衡·率性》中也提出“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的基本要求。都是將農業生產過程作為一個整體，而以整地為田問作業的最重要環節?！吧罡氫z”是漢代農業生產對整地的技術要求。山東省滕縣黃家嶺曾出土過一塊東漢耕耱畫像石，畫面左邊有三農夫用鋤鋤地，中間有一農夫驅一牛一馬扶犁耕地，右邊又有一農夫驅一牛耱地，正是“深耕細鋤”的生動寫照(圖四九)。值得注意的是畫像石右邊的耱地畫面。耕牛后面拖帶的是一種新式農具，叫做耱。這是一根圓形粗木棍，中間安一長木轅，用牛拖動，可將已翻耕的土塊耱碎。這道工序在戰國叫作耰，當時是用一種長柄的木榔頭將土塊敲碎。漢代也叫作“摩”?！稓飫僦畷吩谡劦礁貢r總是強調“輒平摩其塊”，“凡麥田常以五月耕……謹摩平以待種時”。如此強調摩碎土塊，是因為黃河流域的雨水較少，黃土疏松，地里的水分易于蒸發，將土塊摩細，可切斷土壤中的毛細管作用，防止水分蒸發過快，又可使土壤有良好的結構，有利于種子的發芽和莊稼的生長。這是華北旱地農業中抗旱保墑的最重要的技術措施，在《齊民要術》中有詳細的記載，所用的農具就叫做“耱”。因耱是木制的，易于腐朽，因而從未有實物出土，后世無從知道它的具體形象。過去多以為漢代摩地也和戰國耰地一樣，是用人力敲碎土塊。70年代，甘肅省嘉峪關市魏晉墓中出土的畫像磚上有耱地圖壁畫(圖五)，耱的形狀才首次出現，它的歷史也比《齊民要術》的記載提早了100多年。而滕縣黃家嶺畫像石的發現，又將耱的歷史再向前推進了100多年。
北方旱地農業以精耕細作為特征的整地技術，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趨于成熟，在漢代的耕耱技術基礎上形成了一套耕—耙—耱的技術體系。即在耕地之后，要用耙將土塊耙碎，再用耱將土耱細。耙地工具的具體形狀過去不甚清楚，只能根據王禎《農書》的記載推測為人字耙。但從嘉峪關市魏晉墓壁畫上看到的耙卻都是丁字耙，即一根長木轅拖一橫木，在橫木下裝一排鐵齒或者木齒。使用時人要站在耙上以增加重量好將土耙細。
當時南方水田生產中的整地技術缺乏文字記載，一直不太清楚，旱地作業的耙耱工具也不適于水田。但從考占資料觀察，南方水田也已采用耕耙技術，只是耙的結構和北方不同。廣東省連縣西晉永嘉六年墓中出土一件陶水田犁耙模型，上面有農夫扶耙耙田形象。耙的形狀與元明時期的耖類似，上有橫把，下裝六齒，是用繩索套在水牛肩上牽引，人以兩手按之(圖五一)。廣西蒼梧縣倒水鄉南朝墓中出土一件耙田模型。此耙為六齒，看來也是用繩索牽引的(圖五二)。這種耙適于水田耕作，可將田泥耙得更加軟熟平整，以利于水稻的播種和插秧。由此可見南方的水田作業早已脫離“火耕水耨”的原始狀態而走上精耕細作的道路。
唐宋以后，我國北方的旱作農業整地技術一直是繼承耕—耙—耱的傳統，南方則形成耕—耙—耖技術體系，在生產中都發揮了很大作用。
2．播種技術
原始農業的播種技術比較簡單，只有穴播和撒播兩種。穴播一般是先用于種植塊根、塊莖植物，后來才用于播種谷物。撒播則用于播種糧食作物。云南怒江地區的獨龍族直到清朝末年還在采用這兩種方法來播種谷物：“所種之地，惟以刀伐木，縱火焚燒，用竹錐地成眼，點種苞谷。若種蕎麥、稗、黍之類，則只撒種于地，用竹帚掃勻，聽其自生自實，名為刀耕火種，無不成熟。”(夏瑚：《怒俅邊隘詳情》)海南島黎族將這種方法稱為“砍山欄”。即火耕之后，男子手持尖木棍(木耒)在前面“錐地成眼”，婦女緊跟在后面點種谷物。廣西東南部十萬大山中的瑤族在山坡上點播時，也是男子在前邊打洞，女子跟在后邊點種。考古學家在華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還發現一種穿孔石器，據宋兆麟、周國興先生研究就是套在點種棒(木耒)上以增加重量的“重石”，用以“錐地成眼”，進行穴播[139]。
撒播是用手直接拋撒，不可能有考古實物遺留下來。難得的是湖南省澧縣城頭山古稻田中有跡象可尋：“在第一期城墻和最早的文化層之下、生土之上，露出青灰色純凈的靜水沉積，有很強的黏性。參與發掘的村民認為這是稻田土。將這層土表面整平，現出清楚的因一干一濕而形成的龜裂紋。挖取部分土樣，從中揀選出稻梗和根須，和現在農田中所拔取的比較，簡直沒有區別。從局部剖面觀察，可以看出一根根往下伸展的根須或留下的痕跡，可辨識出當時采用的是撒播?！盵140]這是到目前為止研究原始農業播種技術惟一的考古材料，實在要感謝發掘者的細心觀察和詳盡記錄。
一些農業機械管理部門缺乏有效的管理力度，在查處不合格農業機械=及違規操作過程中，未能根據有關規程嚴格開展，進而給農業機械用戶造成農業機械管理工作不重要的錯誤認識。
2、加強農業機械管理的有效策略
2.1加強對農業機械管理的重視農業機械的安全使用與管理，與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及農村的建設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系。因此，相關管理機構及人員應加強對農業機械管理的重視，將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工作導向，確保農業機械生產、使用的安全性。
2.2加大農業機械管理的宣教力度向農業機械管理部門員工以及用戶全方位宣傳相關法律規定，增加其責任感及安全生產意識，通過自覺遵守各項規章制度，在防止違規操作的基礎上，確保生產及管理工作的高效、安全開展。在農業產業化過程中，農業機械服務體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充分保障了農業的機械化發展。因此，管理部門應將工作深入田間，通過選擇典型案例，采用簡單易懂的方式，對農戶展開監督管理以及安全教育活動，全面提高農民的安全意識及農業機械保養、維修水平[2]。
2.3完善農業機械的使用管理工作在開展農業機械管理工作過程中，相關管理部門首先應深入分析當地農業機械的具體使用情況，并進行仔細的規劃，選擇型號合適的機械設備，合理搭配，優化使用，在減少重復購置的基礎上，實現投資成本的降低。此外，農戶在購買農業機械設備時，應選擇符合標準、質量可靠的產品，并辦理等級入戶手續。農業機械管理部門還可舉辦相關培訓活動，免費對農戶進行技術指導，規范其駕駛、操作、保養及維修等，在確保農機處于良好運行狀態的基礎上，保證作業的安全性。
2.4提高農業機械管理人員的素質及能力為保障農業機械管理工作的正常開展，實現農業的機械化發展，提高管理人員的素質及能力具有重要意義。農業機械管理人員的素質得到提高后，才能自覺遵守各項法律規定，規范農業機械的操作及運行，加大農業機械的管理力度。因此，必須建立健全的管理體系，加強管理培訓，充分增強管理人員的服務意識，提高其專業技術水平，樹立良好的道德素養，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的長遠、穩定發展[3]。
3、結語
[關鍵詞]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安排；市場失靈；政府失靈
一、我國農業保險中存在“雙失靈”
(一)我國農業保險的困境分析
農業保險是處理農業非系統性風險的重要財務安排，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現代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農業科技、農村金融和農業保險)之一。作為世貿組織允許各國支持農業的一項“綠箱”政策，農業保險日益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然而在我國，農業保險卻陷入了困境，出現了加速下降的趨勢。我國農業所面臨的困境主要有：農業保險保費收入不斷減少；農業保險費率居高不下；農業保險的經營長期虧損；農民不愿投保，農業保險展業困難。
(二)“雙失靈”是造成農業保險困境的根本原因
我國農業保險困境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問題，在我國農業保險中存在著嚴重的“雙失靈”現象。
1.市場失靈。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逐步轉換為規范的商業保險公司以后，我國農業保險經營的性質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商業性農業保險模式并不適應農業保險的特點。一是商業保險的高收費與農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農民沒有交費能力；二是農業保險存在高風險率、高費用率、高賠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業性保險公司對農業保險的規避也就不難理解。因此，農業保險自身的特點使其具有準公共產品的性質，即農業保險缺乏競爭性，存在非排他性和利益外溢現象。正因為此，對農業保險采取商業性經營模式會導致市場失靈。
2.政府失靈。農業保險的準公共產品特征及其商業化經營的實踐共同佐證了一點，即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需政府履行彌補市場失靈的職責，而我國政府卻長期處于缺位狀態，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農業保險的舉步維艱。
因此，要使農業保險走出困境，關鍵和首要的問題是制度設計。農業保險制度設計應以政府為主體，突出農業保險業務的政策性，改變商業保險公司經營農業保險的現狀，通過建立與市場機制有效結合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將政策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為農業保險的發展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
二、國外政策性農業保險發展的模式
各國發展農業保險的模式大體可分為政府主導型的政策性農業保險發展模式和市場主導型的商業性農業保險發展模式，分別以美國和毛里求斯為例進行說明。
(一)美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發展模式
美國自20世紀30年代開辦農業保險，采用的是政府主辦、商業保險公司經營的發展模式。美國政府依據《聯邦農作物保險法》，通過提供巨災保險(屬基本保障水平)、擴大保障保險(屬較高保障水平)、集體保險和非保險作物保障計劃四大險種，取代政府救濟計劃將農業生產者納入農作物保險計劃。并規定不參加政府保險計劃的農戶，不能得到政府其它計劃的幫助。在運作模式上，目前農業保險的管理機構是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與風險管理局屬于兩塊牌子、一套人馬，主要負責全國性險種條款制訂、費率擬定、業務指導和檢查，開發維護軟件、預測農產品價格等，為商業保險公司提供經營管理費補貼和再保險。政府還承擔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的各項費用以及農作物保險推廣和教育費用。1995年起，美國政府為了鼓勵部分商業性保險公司開展農業保險業務，為開辦農業保險的19家公司提供其相當于農業保險保費的31%的補貼，并提供農作物保險免稅、比例再保險和超額損失再保險等政策扶持。2000年美國農業保險補貼平均占到純保費的53%，保費補貼額平均達6.6美元／英畝，農作物巨災風險推行強制性保險制度并補貼全部保費，其他皆為自愿選擇。投保農民當年農作物收成因災害減產25%以上時，可取得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的最高賠償金額。1981—1988年間，美國政府對農作物保險的開支達42億美元，賠付金額與投保金額的比例高達14：1。1989-1999年10年間，聯邦政府對農作物保險的財政補貼總額累計達到108億美元，僅1999年一年就達到22.4億美元。2004年美國各家經營農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共收入保費41.9億美元，其中政府對農險的補貼為24.8億美元。此外，政府還給予免稅和法律支持。雖然政府對商業保險公司的補貼昂貴，但是政府仍認為這是比救災計劃和政府直接經營更經濟的做法。
(二)毛里求斯農業保險發展模式
毛里求斯的糖業保險基金在國際上被公認為是一項成功的農業保險模式，該模式具有四個鮮明特點：第一，效率高。由于該基金只承保一種作物，業務簡單、單證費用低，加之計算機管理程度高、工作人員少，因而效率很高，其費用率僅占保費收入的7%(多數國家這一比例為15%—20%)。第二，費率擬定科學化。為防止風險不均質而導致逆選擇，該基金設計了多達100個檔次的費率體系，費率體系的高度差異化能激勵生產者努力耕作，以改善自己的費率檔次，從而達到少支付保費又能獲得較大保障的目的。第三，投資收益高?；鸬耐顿Y收入約為業務費用的150%，投資收入的50%用于基金積累，能夠相應減少農民的保費負擔，增強基金抗巨災的能力。第四，商業化運作。雖然政府在基金建立初期承擔支付工作人員工資的職責，而且政府要求強制投保，但到目前，該基金從原保險到再保險完全采用商業方式來運作。
雖然世界各國的農業保險經營模式都不盡相同，但政府的基本扶持方式大致相似，即主要采用法律保護、政府行政指導、財政資金支持、減免稅費業務發展與農業信貸銜接等措施。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多農業發達和不發達國家都有專門的法律制度就政府對農業保險的優惠政策以及具體補貼比例進行規定。如美國和日本分別于1938年頒布了《農作物保險法》，美國于1994年又制訂了《克林頓農作物保險改革法》。2000年6月美國國會通過了《農業風險保護法》，計劃在以后5年內提供總計82億美元財政支出，補貼農業保險。2002年美國又通過了新的農業法，進一步加強了對農業的補貼力度，決定在未來10年內給農業撥款1910億美元，較目前實行的補貼增加了80%，在價格支持和收入政策、農產品儲備計劃、出口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服務、國內農業安全、教育研究和農業保險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舉措。正是由于有了這些政府補貼政策和相關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國的保險經營機構的農業保險業務才得以蓬勃發展。
三、適合我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制度設計
然而長期以來，我國由于經濟發展戰略等多方面原因，對農業保險的補貼和扶持非常少，我國的農險法律建設滯后、核算辦法、稅費扶持等政策不配套的狀況沒有扭轉。《保險法》第155條規定：“國家支持發展為農業生產服務的保險事業，農業保險由法律、行政法規另行規定”。但至今配套的法律、法規尚未出臺。在我國，農業保險只免交營業稅，其他方面同商業性保險一樣，國家尚無配套政策予以扶持。這就造成了僅僅依靠商業性保險機構獨立經營農業保險，而我國政府補貼和扶持缺位的情況。
(一)構建支持政策性農業保險的法律體系
從對美國和毛里求斯的政策性農業保險發展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首先是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規，確保農業保險的順利進行。我國雖然已于1995年頒布了《保險法》，但這只是一部規范商業保險的主要法律，并不適用于農業保險，對農業保險也并未有具體的規定。因此應盡早出臺專門的《農業保險法》?！掇r業保險法》應明確規定政策性保險的政策性和非商業性特征、農業保險的經營目標、經營原則及組織形式等；規范農業保險的資金籌集方式、資金管理原則、政府支持方式等，并用存款比例、負債比例、流動性比例等經濟指標調控其運行；《農業保險法》中還應對政府行為予以約束，對政府的作用和農民的參與方式進行規范，避免由于地方政府的隨意性或財政困難而忽視對農業保險的支持。
(二)構建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組織制度
1.設立專門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由于我國農民收入低和保險意識差，因此由政府成立專業農業政策性保險公司引導農業保險發展是比較切合我國實際的。政府支付一切經營管理費用，采取強制保險，并享有免稅待遇。除了專門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外，還應鼓勵商業性保險公司、合作社經營農業保險業務，突破單一格局，向多元化發展。對商業性保險公司經營的農業保險業務提供優惠政策，如稅收減免、費率補貼和虧損彌補等，緩和商業性保險公司經營目標與農業保險效益低的矛盾。
1農業環境成本的內容
農業環境成本與企業環境成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根據聯合國國際會計和報告標準政府顧問專家工作組第15次會議文件《環境會計和財務報告的立場公告》：“環境成本是指本著對環境負責的原則，為管理企業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而被要求采取的措施成本，以及因企業執行環境目標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庇纱丝梢?，企業環境成本是企業內部成本核算的一個方面，是企業的實際成本支出，屬于會計范疇；農業環境成本不僅包括預防性的成本支出，更重要的是分析農業生產行為實際對環境造成損害，是整個社會共同承擔的環境代價，屬于公共環境經濟問題。農業環境成本可以分為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農業生產本身所產生的環境成本，間接成本是指上游與下游產業所產生的環境成本，如化肥、農藥的生產，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企業因使用原料的特殊性所產生的環境成本，如皮革加工、秸稈造紙等。根據不同的生產部門，農業環境成本還可以分為種植業環境成本、畜牧業環境成本、水產業環境成本等。本文所分析的農業環境成本是指種植業部門的直接環境成本，包括動植物資源成本、土壤資源成本、水資源成本、大氣污染成本、生命健康成本等。
2農業環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核算環境成本的方法很多，如預防費用法、恢復費用法、生產率變動法、機會成本法、間接替代法、市場價值法、人力資本法等。不同的環境成本，可以選擇不同的方法進行核算。
2.1動植物資源成本核算
動植物資源的減少，其造成的損失是無價的，同樣，各種動植物資源的恢復和保護也蘊藏著不可估量的價值。核算動植物資源的環境成本可以采用恢復費用法和維護成本法。
恢復成本取決于恢復的面積和單位面積恢復的費用，恢復費用的具體費用包括土地費用、勞動力費用、動植物資源引進培育費用和相關的技術費用等。其中動植物資源的引進培育費用是關鍵，對植物的稀有程度越高，費用就越大，一般常見的資源引進，費用很低，甚至不需要具體的費用?；謴统杀炯瓤赡苁且淮涡缘?，也可能是長期的，但保護成本是長期的，同樣道理，動植物資源的稀有程度越高，保護的費用就越高，常見的動植物資源只需保證其生產空間，一般不需要額外的保護費用。相反，如果需要對野生動植物生長進行控制，費用另當別論。
2.2土壤資源成本核算
土壤資源成本的核算方法常用的有兩種，一是恢復費用法，即將土壤的自然生產能力恢復到一定水平的費用；二是生產率變動法，選擇不同地區或同一地區不同年份，核算由于土壤自然肥力不同或變動而引起生產率變動所產生的凈收益差異(E)。
式中，P為產品價格；Q為產量；C為單位成本；i為產品種類。
使用恢復費用法計算土壤資源成本，關鍵在于選擇恢復土壤自然生產能力的方法和要求達到的技術指標。如果采用休耕的方法，其成本就是正常耕種的凈收益，如果采用種植綠肥等方法，在以上基礎上，其成本還應該包括種植綠肥或其他方法所產生的凈費用。
由于技術進步等因素的干擾，采用生產率變動法很難直接測定由土壤肥力下降所引起的單位面積凈收益的變化。土壤肥力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大量施用化肥造成的，因此可以通過單獨測量化肥的超正常施用量，判定土壤資源的環境成本。首先是確定在現有技術水平條件下，單位面積凈產值最大時化肥的最小施用量，然后計算化肥實際施用量與最小施用量之間的差額和相應的價值，最后將差價扣除因減少化肥施用而采取的其他環保手段的費用，就是使用化肥而產生的土壤資源成本。
如果替代費用超過減少化肥施用節省的成本，就會出現替代不經濟，所以替代品的經濟性和環保性同等重要。用同樣的方法可以核算農藥投入對土壤所造成的環境成本。事實上，無論化肥和農藥的投入量如何減少，都不可避免地會對土壤造成一定的損害，關鍵是把這種損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一是可以由土壤自身進行修復，二是可以通過其他比較經濟的技術手段實現修復。
2.3水資源成本核算
水資源環境成本有三項內容，核算也分三個方面。
核算水資源的浪費成本，關鍵在于確定水資源的價格、節水灌溉的用水標準以及相應所增加的灌溉設備費用，如果價格較低，水資源的浪費就是經濟的。提高水價，水資源的環境成本就會由外部成本轉化為內部成本，節水灌溉的經濟性就會增強。
2.3.2地質災害損失的核算
在我國北部平原地區，農業灌溉用水主要來自于淺層地下水。由于地下水嚴重超采，目前在山東、河南、河北等19個省區共形成了59個漏斗區。并引發了比較嚴重的地質災害，如地陷、裂縫等，造成了一定的經濟損失。地質災害損失的核算，一是通過調查統計計算已經造成的經濟損失，二是預測災害發生的概率和將來可能造成的損失。
2.3.3水污染環境成本的核算
農業生產對水資源造成的污染主要來自化肥、農藥、除草劑的使用，因此水污染環境成本的核算方法與土壤資源的環境成本核算方法類似。二者的差別在于水的流動性較強，水資源的污染會進一步對動植物資源和人體健康產生危害，由此造成的二次污染和損害的核算，可以分別參考動植物資源的環境成本核算和生命與健康成本核算。
2.4大氣污染環境成本核算
2.4.1溫室效應的成本核算
農業生產的溫室效應損失=溫室效應造成的凈損失×農業生產對溫室效應的負責系數
農業生產對溫室效應的負責系數=農業生產N[，2]O排放量占N[，2]O總排放量的比例×N[，2]O對溫室效應的負責系數
2.4.2秸稈燃燒的環境成本核算
首先確定秸稈燃燒所造成的損失項目，如交通事故、高速公路關閉、飛機停飛、火災等，其次統計和計算相關項目的實際經濟損失，最后將這些損失合計就是秸稈燃燒的環境成本。其中涉及生命與健康方面的損失，核算方法參見關于生命與健康成本的核算。
2.5生命與健康成本核算
在生產中與農藥的接觸對人體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可以致病、致殘甚至致亡，相應發生的醫療費、誤工費，以及由于勞動能力的部分或全部損失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都屬于生命與健康成本核算的內容。與農業生產不相關的行為，如服藥自殺所造成的損失不是環境成本核算的內容，精神損失由于沒有統一的標準且難以衡量，也不在核算的范圍。通常使用人力資本法核算生命與健康成本。
人力資本法也叫工資損失法，它是通過市場價格和工資多少來確定個人對社會的潛在貢獻，并以此來估算生態環境變化對人體健康影響的損益。
進一步計算疾病成本和勞動能力喪失成本：
式中，R[，j]為農藥對傷殘的負責系數；Y[，0]為期望壽命(參考“WHO推薦的標準期望壽命表”)；Y[，j]為第j人的實際年齡；E[，j]為勞動能力損失系數(死亡者系數為1，傷殘者根據傷殘輕重確定，具體可參照GBD傷殘等級分類)；W[，y]為年人均收入；D[，j]為年陪護費用。
3農業環境成本的控制
3.1維護土地的多樣性
目前，農村土地耕地化現象非常嚴重，不僅邊邊角角都被利用，就是原來的河道、林地、草灘甚至墳地也被開墾變成了耕地。土地的過度利用將造成十分嚴重的后果，一是使許多動植物失去了生存的空間，農作物一統天下，不利于生物間的競爭與進化；二是土地耕地化使水土流失問題更趨嚴重，農作物的耕種具有很強的季節性，在春播與秋播期間，地面沒有任何植被覆蓋；三是提高了旱災與澇災的成災率，因為大量的水塘、溝渠甚至河道都被平整開墾為耕地，排澇蓄水以及灌溉的能力大大減弱。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在保護耕地的同時，一定要保護農村土地的多樣性，林地、草地甚至荒地也要得到一定的保護，對池塘、河道、溝渠進行全面規劃，禁止耕地對其侵占。提高農作物的產量，應該主要依靠技術與資金投入，而不是耕地面積的無限制擴張。
3.2科學施肥，減少無機肥施用量
全面使用測土配方施肥技術，避免化肥的盲目使用。發展復合肥、生物有機肥，壓縮無機肥的施用量。生物有機肥技術是以畜禽糞便為原料，以秸稈、豆粕等有機廢棄物為輔料，配以多功能發酵菌種劑，通過連續池式好氧發酵，使之在5～7天內除臭、腐熟、脫水，最終成為高效活性生物有機肥。有機肥內含有多種有益微生物，能不斷釋放出植物生長所需的營養元素和多種植物生長刺激素。肥中除含有氮、磷、鉀三大元素外，還附有含鈣、鎂、硫、硅、錳、鋅、硼等中量和微量元素。能增加土壤團粒結構，提高土壤保肥、保水、保溫能力，減少病蟲害，改善作物品質。施用有機肥料的土地比施用傳統化肥的土地一般增產10％以上?，F在，生物有機肥的生產技術比較成熟，市場供不應求，發展生物有機肥，可以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雙贏。
3.3發展生物農藥和物理捕蟲技術
生物農藥是指利用生物資源開發的農藥，包括植物農藥、微生物農藥和抗生素等，生物農藥具有對人畜的毒性較小不污染環境以及病蟲不易產生抗藥性等優點。由于技術上還存在一些問題，生物農藥在我國的推廣和利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約，許多生物農藥的有效成分為活體微生物，其產品制劑化技術要求高，而我國生物制劑的劑型及其工藝水平落后，致使活體微生物農藥的制劑化成為生物農藥發展的一個瓶頸。因此要加強技術攻關，使生物農藥產業不斷取代化學農藥，成為農藥的主體。同時，應重視物理捕蟲技術的普及和應用，如使用燈光、振頻等物理方法誘蟲、殺蟲。根據昆蟲趨光的天性，在其成蛾期間，在田間布置具有誘蟲和殺蟲功能的頻振殺蟲燈，殺蟲效果不亞于使用農藥，并且沒有污染，還可以大大節約成本。山東龍口市在果樹和蔬菜生產中推廣頻振式殺蟲燈技術，全市目前已應用頻振式殺蟲燈3000多盞，控制果蔬面積6000多hm[2]，每年可減少農藥使用150t，節約成本上百萬元。
3.4推廣與普及節水灌溉
根據預測，到2030年我國農業用水將短缺600億～700億m[3]，推廣和普及節水灌溉勢在必行。截止到2002年，全國節水灌溉工程面積只有2000萬hm[2]，約占農田有效灌溉面積的36％。其中防滲渠灌溉的面積1000萬hm[2]，管道輸水灌溉面積150多萬hm[2]，噴灌面積230萬hm[2]，微灌面積30萬hm[2]。節水效果越好的方式，其應用面積越小。發展節水灌溉，一要解決技術問題，開發和推廣適合不同地區使用的節水灌溉設備與技術，在華北平原地區，應推廣和普及管道輸水灌溉技術，在城市郊區，發展噴灌和滴灌技術等。二要解決制度問題，建立農業用水的市場機制，有償用水，利用價格杠桿，使農民自覺使用各種節水設備。
3.5全面建設農村生態文明
農業環境成本的控制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在農村全面建設生態文明，是實現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必由之路。
政府應適時引導，通過示范、教育，推廣和普及生態文明的知識，同時通過支持具體生態項目的建設，推進農村生態文明，農、林、牧、漁全面發展，維護土地利用的多樣性，利用有機物的投入發展農業。禁止秸稈燃燒，實現秸稈的綜合利用。加強面源污染的防治，改善水體和大氣環境質量。發展小沼氣工程，實現循環經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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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進雄，魯明中.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經濟學研究[J].生態經濟，2001，(7)：6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