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4 15:14:2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學知識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摘要：知識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如何適應知識社會，提高電大會計教學質量，向社會輸送能力型會計人才是當前電大教育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本文從電大會計教學目標定位，會計教學組織形式中的課堂教學、課外閱讀、網絡學習三個部分的有效利用以及學校管理等方面對這一課題做了一些探索。
目前世界正發生著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革命，這場革命將使我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等發生人類文明史上的改變。這場革命的核心就是知識。從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角度講，人類社會經歷過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現在進入了知識社會(阿爾溫·托夫勒在他著名的《第三次浪潮》中，預言這種改變是有史以來最深刻的社會巨變和創造性的重建。并將人類文明稱之為農業化浪潮，工業化浪潮，第三次浪潮——信息化浪潮)。
縱觀人類文明的變遷，會發現人們對知識的界定，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時代背景的不同而變化著，形成了多種認識觀點。知識社會中”知識”的概念比傳統的概念要寬泛得多。經合組織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一書中將知識劃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知道是什么的知識(Know—what)。是指關于事實方面的知識。第二類——知道為什么的知識(Know—why)，是指自然原理和規律方面的科學理論。第三類——知道怎樣做的知識(nKow—how)，是指做某些事情的技藝和能力。第四類——知道是誰的知識(Know—who)，涉及誰知道和誰知道如何做某些事的信息，這在社會高度分工的經濟中顯得尤為重要。
正是基于對”知識”的這種重新認識，才使得人類對于知識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和功能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上的覺醒，從而推動了實踐意義上的社會變革。從社會生產與分配方式看，生產資料的內容體現著不同社會經濟時代主要特征，例如農業社會表現為土地，工業社會表現為資金資本，而知識社會則表現為知識資本。知識資本已經成為企業以及其他社會組織(指廣義上的實施企業化管理的組織)最重要的經濟資源。世界管理大師(知識經濟理論的創始人)彼得·F·德魯克在《后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society)中提出，知識資本的比例遠遠大于資金資本，成為生產要素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并作為分配的主要依據之一。他的論斷一針見血：”世界上沒有貧窮的國家，只有無知的國家”，”知識的生產率將日益成為一個國家、一個行業、一家公司競爭的決定因素”。
有人斷言，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二十一世紀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這種對未來社會發展的主流的認識恐怕沒有多少人會去反駁，但問題在于”建設者”(一個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人群名稱)能否立足于這樣的認識去進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活動。
面對知識社會的發展需要，電大教育，作為中國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將如何提高教學質量，發揮其重要作用呢?下面就會計教學目標定位、有效組織會計教學活動、學校管理等三個方面對上述論題做一些探索。
一、電大會計教學目標定位
(一)、影響會計教學目標定位的因素
會計實踐、會計理論、會計教育三者構成了有機的整體。從會計發展歷程來看，社會經濟發展對會計的需求，決定著會計教育與教學。會計教育總是立足于社會經濟活動的需要，應用會計理論研究成果推動會計實踐的發展。因此，會計教學中心的定位實際上是動態的、以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為前提的。
就當前會計實踐的需要來看，伴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呈現出經濟組織形式多樣化、市場交易復雜化、生產要素構成多重化、信息技術普及化、學科研究細分以及應用綜合化的發展趨勢，這直接導致了會計教學內容的復雜化、教學手段的多樣化、會計教育的階段化。
因此，會計教學目標定位應當充分考慮上述經濟的、技術的、學科研究與應用等各因素的影響。
(二)、電大會計教學目標定位——培養能力型會計人才
無論”以教師為中心”，還是”以學生為中心”，都是教學理論研究中認識的發展歷程。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落在一個實體的定位上，這導致了教學主體的割裂，忽略了教學主體的互動，而且不適應教育教學的開放性的時代特征。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結合電大生源特點，會計教學目標應當定位于培養能力型會計人才。
所謂能力型人才，不同于以往的應用型人才。應用型側重于知識的轉移，而能力型是側重對知識的再創造，即對會計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發明出與之相適合的新方法。這才是知識社會所需要的人才。
從教育哲學觀來講，大學教育的理想目標是使得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既為生活做好準備，又為謀生做好準備。然而實際上這總是難以兩全。著名教育家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中就此闡述到：”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夫社會生活大于社會事業，事業不過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輔翼人生，推進人生，固為事實，然不能謂全部人生寄寓于事業也。”就電大的會計教學目標來說，培養能力型會計人才實際上是兼顧了兩者。
這一目標的實現，要配合以專業知識傳授及技能訓練為立足點，以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學習能力和創造能力為主旨，以人文文化熏陶為拓展的教學模式。
二、合理組織會計教學
從會計教學體系的構成環節看，會計專業的教學計劃、教材以及考核都對教學質量有重要的影響。教學計劃決定了專業知識之間的有機聯系，考核內容(教學大綱、考試內容)直接導引”教”的目的和”學”的目標的深淺度。但本文主要是針對會計教學組織形式中的課堂教學、課外讀書、網絡學習三個方面對提高會計教學質量做一些探討。
(一)會計課堂教學
在傳統的教育體制中，每個學校都把自己視為教育的終點。一旦學生上完足夠的學期，其教育過程即告”完成”。但在知識社會中不存在這種”完成的教育”。教育貫穿了整個人生，只有終生受用的知識，沒有終生夠用的知識。如前所述，為實現教學目標，電大會計課堂教學應當通過傳授會計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來提高學生的思考能力(包括認識與發現能力、判斷與推理能力、分析與綜合能力、歸納與演繹能力等)、學習能力(獲取新知識的能力)、創新能力，并將人文文化寓于其中。換句話說，在課堂上要做兩件事：第一，教給學生一定范圍的專業知識；第二，使學生變得越來越聰明(能力型人才)。具體把握以下幾點：
1、教師須有充分的知識積累
在教師備課的時候，教科書無論如何不能作為知識的唯一的來源。(這恰恰是目前存在的現象!)教師應當知道的東西，要比他教給學生的多10倍、20倍。教科書對教師來說，只不過是他應當”善于彈離的跳板”而已。例如講解復式記賬的原理時，對復式記賬方法產生的時代背景要進行一個簡單描述，這就牽扯到中世紀歐洲的經濟、政治、宗教等方面知識，僅靠一兩本書是滿足不了需要的。教師不應該充當復讀機的功能(難以置信的是現實中的念教材竟然成為了一種教學現象)。如果一位教師在課堂上照本宣科，那么可以斷定，這位教師距教育工作者的素養要求還差甚遠。再者，課堂上，教師關于教材的思考，使用的精力越少，則學生的腦力勞動的效率越高。如果教師把全部注意力都用在自己關于教材的思考上，那么學生感知所教的東西就很費力，甚至聽不懂教師的講述。
2、運用探索問題式的授課方法
大量的教學實踐表明，以事實為起點、解決問題為終點、提供充足的知識背景這種探索問題式講課方法很適合會計課堂教學。
學生的腦力勞動是教師腦力勞動的一面鏡子。假如學生還沒有具備作為掌握知識的工具的那些能力，而教師已經把源源不斷的新知識硬塞給他，那么這種囫圇吞棗的后果就是將學習變成了苦役。
會計學科知識具有實踐性以及以哲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知識作為理論支持的特點——這是對會計學科特點的極為重要的認識起點。會計”事實”是支持思考的素材，教師應當選用一部分事實放在課堂上講，而把另一部分事實留給學生自己去搜集和加工。對搜集事實的過程給學生提出一些方法上的指導，教給學生如何對事實進行思考，以此來培養學生搜集和加工事實的技能。
課堂上的提問以及練習是經常使用的互動手段，但不可以反復咀嚼已經熟知的東西，以免引起學生對知識的冷淡和輕蔑的態度。提供的材料既包含一定”份額”的已知的東西又包含一定”份額”的新的東西，這是一個不可突破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喚起學生建立在思維本質上的穩定的興趣，并體驗解決問題的成就感。
對有能力的同學提供現實中的會計難題，比如將會計究竟是什么、會計信息失真問題、衍生金融工具、國際會計的協調化、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源價值的確認與計量、網絡技術對會計的影響、會計控制功能的實施、環境會計問題等一些新問題在相關學科里提出來，可以開拓學科知識的認識領域，引導學科知識的深入與探索，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
3、區分機械學習與判斷分析
會計學科知識總是包含機械成分和判斷分析部分。比如會計核算的程序，就是機械操作。而會計事項的處理則需要會計的判斷分析。會計教學不應該有”更容易掌握”的出發點，將全部的知識都轉為機械記憶。當學生的頭腦需要考慮、深思和研究問題的時候，教師卻讓它擺脫思考，使出教育學上歸納的所有的”巧妙”辦法，使自己的教學變得盡可能地”容易理解”，這樣做是很愚蠢的。這就好比是給聰明伶俐的頭腦做催眠術，使它變得遲鈍起來，貽害不可估量。應該尊重思維的客觀規律，少一些武斷。慷慨于事實吝嗇于概括，把思維能力的成長體驗提供給學生。
在優秀教師那里，學生學習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他們對學習的對象采取研究的態度。有經驗的教師明確地認識到，詳細講解某一原理、事項或理論，就是不僅要向學生揭示問題的實質，而且要教會學生思考的方法，使他們能夠依靠自己的努力做出詳細的解釋。對會計政策、會計理論、會計實務傳授”唯一正確”的認識傾向是有害的，這不利于培養學生的反思能力、批判性思維。事實上，會計實踐已經變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需要職業的判斷能力。因此，把一些知識的”磚瓦”遞給學生，讓他去掂量，怎樣把這些”磚瓦“用到正在建筑的”樓房”上去，是一種高明的訓練思維創造活動的做法。
4、提供適當的課后案例以鞏固知識
鞏固知識不應當僅僅歸結為當教師剛剛講完時就立刻喊學生起來回答問題。給學生布置適量獨立完成的課后案例，讓他們去深入思考教科書內容，這才是鞏固知識的有效手段。
盡管學生可以通過機械記憶來識記基本的會計理論、會計知識，但是主要地還是在運用知識的過程中掌握它們。教師應當努力為教材的無意識記憶創造一系列條件。概念、觀點、方法不應羅列太多，否則將導致記憶成本過高，變成只有學習沒有智力的腦力浪費。當然，提示學生在聽講過程中做簡要的筆記，把主要的邏輯點及其順序記錄下來，以及課后的整理，這也是一種鞏固知識、訓練抽象思維能力的有效辦法。
5、融人人文文化，浸潤生命對美的理解
人生光有點小聰明、僅掌握一些簡單工具技巧是遠遠不夠的。意識到這一點的不只是教師。勞倫斯·H·薩默爾斯(哈佛大學校長)曾經就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說到：假如我們葬送了人文教育的薪火相傳，一切將覆水難收。我們需要擁有一種最基本的判斷力，這種判斷力既無法從對自然科學的探尋中得到，也不能從社會科學中獲得。人文科學應被置于人類所有閱歷的頂峰。
知識社會的教育觀，既不能容忍有知識的野蠻人(這種人過著吃穿富足而精神貧乏的生活)，也不能容忍有文化的非專業性人才(這種人缺少責任感與效率觀)。(后者比前者貽害更大)
教師只有對會計學科知識的人文內涵有充分的認識，才能有意識地把人文教育融合進會計教學當中，讓學生感受和欣賞會計理論知識與會計實踐活動的理性與人文之美。
(二)課外閱讀
課堂教學畢竟是時間短暫而寶貴，大量的學習還是在課后進行。
電大會計教學以?？茖哟螢橹鳎O置的任何一門課程都不能覆蓋經濟生活中的各個復雜方面，很多問題要在更高級的課程中解決，甚至一些問題則根本不能在課堂上解決。
但是，對于一些課堂上沒有明確討論過的學科中的問題，則可以通過閱讀，并將它們與所學過的基本原理聯系起來思考，從而得到滿意的解決。
閱讀應當跟學習緊密地聯系起來。通過閱讀能深入了懈并思考各種會計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理論支持和會計實踐中的熱點問題，這樣將有助于學科知識的掌握與拓展。
科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著，教師不可能做到把層出不窮的事務、概念、理論、方法、制度等完全補充到課堂教學里去。因此，閱讀就成為教學過程的重要的組成部分。教師要為學生提供課外閱讀的書目。在學校圖書館里，應當有足夠的書籍，用來擴充學生在教材方面的知識。(不幸的是，電大系統書籍少而且陳舊是常見現象)
對于一個善于思考的學生來說，他在腦力勞動上所花費的時間，用在閱讀教科書上是很少的，大部分的時間是用在閱讀非必修的書籍上的。思考習慣的形成，思考能力的提高，在決定性的程度上是依賴于課外閱讀的。就這一點來說，課外閱讀是培養學習能力的主要途徑。如果一個學生只讀教科書，把全部時間都花費在準備必修課上去，那么知識的積累、學習的效率是令人擔憂的。
著名作家林語堂在”論讀書”中尖銳地指出讀書之忌，可拿來以警示：1、所讀非書。學校專讀教科書，而教科書并不是真正的書。讀一部《小說概論》，到底不如讀《三國》、《水滸》。2、無書可讀。因為圖書館存書不多，可讀的書極有限。3、書讀不好。學校所教非慎思明辨之學，乃記問之學。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札記》早已說過。書上怎樣說，你便怎樣答，一字不錯，叫做記問之學。學堂所以非注重記問之學不可，是因為便于考試。
(三)網絡學習
知識經濟時代教育的開放性不僅體現在教育的終生性，還體現在現時教育的無限性，后者依賴于互聯網提供的廣博之信息。加拿大人馬歇爾·麥克盧漢說過，改變中世紀大學的并不是文藝復興運動，而是印刷書籍的出現。同樣，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是知識社會教育賴以支持的信息傳播前提。
計算機網絡所提供的教學資源是任何一個課堂上的教師都無法比擬的。大量的分析素材(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豐富的案例資料)和教學課件、豐富的書籍與文章、隨時的BBS討論與快捷的郵箱傳遞功能等等為學生的學習提供了無限的選擇機會和交流手段，學生可以按需索取，自我服務。
三、學校經營管理政策
一提到教學質量，有人馬上就聯想到教師。這樣片面、孤立的看問題，是犯了認識論上的錯誤。教學質量的提高是一個學校整體運營的綜合結果。事實上，學校教育理念的定位、理念實施的制度體現、激勵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考核與評價組成了一個有機整體，每個環節都會影響到教學質量。教師只是其中的一環。況且教師作用的發揮常常受制于學校的激勵政策以及教育投入的比重。
要想了解一個學校的經營管理狀況對教學質量的作用。一個最直接又簡便的方法就是查看學校的財務報表。(會計報表的重要作用!)學校的激勵政策是否有效、人員配置是否合理、支出與效益的對比是否最大化，這些是考核一個學校管理水平的主要方面，也是影響教學質量的重要因索。
《品德與社會》歷史教學也十分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讓學生有機會去體味我們國家歷史文化的深厚底蘊，以詩詞歌賦作為課程教學的開端，就是一個幫助學生提升人文素養的絕佳機會。詩詞歌賦，采用古體語言，將現實與意境相融合，創造出具有感染力的情境，十分適合熏陶學生人文的情懷和素養。在詩詞歌賦的選擇上，應注意考慮學生的知識水平和古文理解能力，擇取通俗易懂的詩詞歌賦導入課程教學。例如，在導入《不能忘記的屈辱》（人教版六年級上冊第二單元）的教學時，就可以以著名愛國詩人聞一多所著的《七子之歌》作為這一課的開始，“你可知“媽港”不是我真姓？我離開你太久了，母親！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你依然保管著我內心的靈魂”，讓學生在熟悉的韻律中，再次認真體會歌曲的情感，體味舊中國那段厚重而滄桑的歷史給當時人民帶來的迫切情感，為之后的屈辱歷史的教授奠定情感基調，激起學生的愛國情操。
二、以古今對比作為課程教學的開端，感受歷史的滄桑變遷
社會是在歷史的基礎發展而來，任何一個事物產生、發展、消亡，都有其必經的歷史階段，歷史反映是以前社會的狀況，與前人生活息息相關，而現代社會生活的發展是由前人歷史發展而來，具有歷史的必然聯系，這也是《品德與社會》課堂為什么要加入歷史元素的原因。所以以古今對比作為課程教學的開端，從現今學生熟悉的事物講起，再回溯到古代，讓學生感受到歷史的滄桑變遷，感悟歷史的強大和社會進步的飛速，在贊嘆歷史中學習知識。例如，在導入《從古到今話交通》（人教版四年級下冊第三單元）的教學時，就可以有效利用古今對比作為課程教學的開端。其實，我們現今的生活中本身就有古今交通并存的現象，比如距今一千多年的趙州橋，歷經百年的江南水鄉木橋，到現代感十足的上海鋼鐵大橋———南浦大橋等，都仍然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中，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事物，將古今大橋的對比作為本課的開端，再合適不過，不僅貼近學生生活，激情引趣，還有利于減少歷史的距離感和抽象感，這樣的教學導入有利于打造高效的《社會與品德》課堂。
三、以教材插畫觀察提問作為課程教學的開端，激發探索歷史熱情
圖文并茂是新課程教材改革的一大方向，《品德與社會》的教學也應該順應這個改革潮流，利用教材插畫觀察提問作為課程教學的開端，充分挖掘教材圖畫元素，使豐富的教材資源得到充分運用，況且圖畫是學生喜愛的教材形式，教學增加插畫的應用，也能活躍課堂氣氛，減少課堂學習的枯燥性，同時激發學生探索歷史熱情。例如，在導入《吃穿住話古今》（人教版五年級下冊第二單元）的教學時，就可以將教材插畫觀察提問作為課程教學的開端，讓學生依據教材中一幅描繪遠古人類生活場景，進行古代人類生活的描述，包括遠古人類吃什么，通過什么方式獲得這些食物？遠古人類的穿著具有什么特點，他們為什么會這么穿？遠古人類都住哪，插圖中其實包含他們的住所，能找出來么？由一幅遠古人類生活圖景的插畫，促使學生圍繞本課主題“吃穿住”，想象并推導出遠古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對之后課程教學的開展大有助力。
四、以多媒體資料學習作為課程教學的開端，直觀展望歷史
當下中國諸多社會問題在法律層面往往集中表現為法律制度在社會現實中的運行問題，那么法律制度運行的實效到底是如何受到影響的，抑或影響我國法律實現的社會性因素到底是什么?
一、研究方法與對象
深入了解某個組織內的制度執行情況，采用便利抽樣方法，將已工作一年多的E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參與觀察、文獻梳理以及重點訪談等方法對其進行研究。E公司系東南沿海城市一家專門為政企單位提供云計算解決方案的公司，它自成立后發展迅速，僅兩年時間就從一家小公司發展出四家子公司/關聯公司，注冊資本也從100萬元增加至1400萬元。挑選E公司的日報制度進行研究，是因為該制度系員工每日都要實際操作的規則，且親自參與制定、監督執行，對相關信息掌握清楚、詳實，便于進行研究分析。
二、E公司日報制度執行情況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從制度制定者的角度來看，一個制度的理想執行情況應該是：所有目的都得到實現，每個條款都被100%執行到位，沒有任何打折。但日報制度即便簡單，卻依然在執行中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達不到100%執行的狀態，這讓筆者發現了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一）關于發送形式的理想與現實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兩難
E公司日報制度規定統一使用內部軟件發送日報，目的之一是統一日報發送形式，方便接收者閱讀。但由于部門主管需發送部門工作，而軟件是按時間、任務、完成情況的固定格式設計，無法另行編輯，不利于部門之內還有各類不同性質分組的主管總結發送本部門工作日報。因此，多個部門的主管改變了發送形式。在筆者看來日報形式的改變并不會對其目的產生實質性影響，因此在監督執行過程中，默認了各部門主管的上述日報發送形式，而沒有要求其進行更改，總經理也沒有對此提出異議。
但其實該類變通，已經與正式頒發的書面制度內容產生差異，該項制度執行情況未達到100%。但若強制要求所有主管采用統一的形式，對一些內部還有分組或者直接兼管幾個部門的主管而言的確不太方便，日報制度不僅沒有幫助工作反而對其造成負擔。二者之間的沖突正是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兩難之爭，在E公司因為過程環節少，過程執行對結果的影響也小 ，程序正義的犧牲可以達到實現實體正義的目的。但就大型組織而言，犧牲程序正義最終是否可以真正實現實體正義就有待商榷。
（二）關于發送人員與時間的理想與現實監督執行人員面對特殊情況時的兩難
日報制度是針對公司所有成員制定的，因此原本應該是所有在職人員都要每天按時發送兩次日報。但因為E公司處在高速發展期，人員變動較快，時有試用期人員離職現象。另外，有些剛報到的主管級別成員，甫進公司有很多其他事項需要交接、學習，因此對這些新進人員，其上級主管都沒有即時安排其執行日報制度。筆者作為制度監督執行者，面對這樣的情況，只能尊重各部門主管的安排，但該類情況，并沒有在制度上得到體現。因此，筆者在接納此部分人員的執行情況時，嚴格來說，其實也是對制度的一種違背。
（三）關于罰則的理想與現實違背制度后果的衰減效應
關鍵詞 社會新聞發言體制 語言教學 引導 培養
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推動了我國新聞發言人事業的發展，新聞發言人以其獨特的語言和個人魅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新聞發言任務。新聞發言人的語言功力對完成新聞發言非常的重要，它是發言人與媒體和公眾溝通的重要載體，新聞發言的語言表達和人際交往能力直接關系到新聞發言的成敗。因此我們必須要掌握好新聞發言的特點和規范，了解其內涵，做好新聞發言。
一、新聞發言人語言的特點
（一）語言準確規范性
新聞發言語言不同于普通的語言，它實際上就是一種交際語言。在新聞會中，新聞發言人不是以個體的形式存在，他是代表組織對媒體進行回答、演說，他代表著集體的形象，因此必須要做到語言的準確和規范性，這里的語言準確有兩層意思：①對于提問和回答的時候，要對關鍵信息和關鍵問題進行準確理解和把握；②對于細節和一些問題的深刻內涵要準確把握，例如在新聞發言中我們經常使用具體的時間和數字來增加語言表達的準確性。
在語言的規范也有兩層意思：①語氣的規范。語氣是非常好的情感表達方式。在新聞發言中，在發言內容一定的情況，不同的語氣可能造成不同的理解，語氣可以改變語言的美學效果；也可以增減語言的感情的色彩和分寸；還可以改變語言的語義和意向，它直接影響了語言的傳播效果；任何不規范、不貼切的語氣，都會導致表態失范，削弱語言傳播的表達效果，甚至影響組織的形象。②語言用詞的規范。新聞發言語言不同于普通的語言，它要求我們必須要使用外交辭令，不能過于隨意，避免媒體或公眾引起誤解。規范的語言表達，既尊重了事實，又可以避免消極因素。
（二）簡單、簡短、簡要
新聞發言的語言一般都是圍繞一個核心去進行表達，為了讓媒體和公眾能夠更好的掌握語言表達的核心，我們要做到簡單、簡短、簡要：①簡單。新聞發言語言要按照普通人的思維去組織，去進行表達，它最終要實現能夠讓普通人都能理解和接受，要讓別人聽得懂。②簡短。我們要用最簡短的語言去將自己要傳達的意思表達出來，盡量不要用太長的句子，避免產生歧義與誤解，造成不必要的麻煩，盡量能夠用簡短的語句，以免讓媒體和他人斷章取義。③簡要。就是要求新聞發言語言要突出核心和重點，明確的表達出你的要點。
（三）具有時效性和時機性
所謂新聞發言就確定了語言要有新聞性，必須要保證語言的時效性，否則語言的表達效果就會大大的削弱。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上講我們要確保新聞發言語言的準確，所以要掌握語言的時機，在合適的時間使用恰當的語言能夠實現很好的表達效果。
社會新聞語言體制在大學語言教學模式的引導和培養考慮到目前社會新聞發言體制的興起和新聞發言語言的特性，它具有非常強的實用性和應變性，能夠讓我們在交際當中占據主動地位，因此在我們的大學語言教學可以進行引導和培養。
（一）提高學生知識儲備和文化素養，確保語言的準確性和規范性
新聞發言人的高質量的發言，離不開其豐富的知識儲備和文化素養，這樣在回答問題、演說時才能引經據典，旁征博引。一個人的語言文化素養影響了其語言風格。因此在大學語言教學中一定要注重學生對于語言知識的積累和儲備，加深文化積淀，提高語言文化素養，并且在語言教學和使用中，注意加強學生準確規范使用語言習慣的培養，不斷提高學生語言的駕馭能力。
（二）培養學生角色意識，提高語言應變能力
新聞發言人體制的不斷發展和其特定的角色定位使得其在語言風格和表達形式上有了一定的特點。因為新聞發言人他從自己的角色和職責出發，在特定的環境下進行發言。在大學語言教學中，我們要加強對學生角色意識的培養，通過不斷的訓練讓學生可以在假設的角色模擬中做好角色定位，在不同的角色轉換中提高語言應變能力，加強對于語言的掌握和駕馭能力。
（三）注重語言交際能力和實用能力的培養
新聞發言體制其實就是一種交際機制，它通過提問和回答、演說來進行交際，語言是實現交際的主要手段，在交際的場所和時機運用合適的交際語言可以起到很好的交際效果。語言最終的目的就是應用，在大學語言教學中，要通過各種訓練來加強對于學生語言交際和實用能力的培養。
三、結束語
良好的知識儲備和語言能力是新聞發言人做好新聞發言的基礎條件，其獨特的語言風格和語言應變能力對我們的大學語言教學有著很好的啟發。我們的大學語言教學應該結合社會新聞發言體制的培養模式，做好學生語言基礎知識的儲備，同時培養學生的角色和政治意識，不斷訓練學生語言表達和應變能力，提高學生語言的人際交流和實用能力，讓語言能夠真正的發揮其效用。
參考文獻：
[1]張洋.政府新聞發言人語言風格的構建[J].現代傳播，2011（1）.
關于農民共同富裕的思想及現實意義
“新理學”中“理”“氣”范疇的問題與癥結
關于經濟秩序失范原因的倫理解析
生態倫理學的出發點透析
古代德治基礎的多維透視——基于社會學角度的分析
市場失效與政府干預
全球化與當代中國政治文化
我國再審改判標準的架構
與人類共同繼承財產相關的幾個國際法問題
論董事法律地位的法定性與意定性
礦產資源代際配置的若干問題研究
城市競爭力評價問題研究
城市商業銀行的經營邊界與邊界決策
國有煤炭企業科技人才現狀調查與對策研究
徐州市旅游業發展的對策研究
中華傳統美德與學校道德教育
適應時代要求改進大學生理想信念教育
甲骨卜辭省簡現象探析
古漢語注音方法及古韻書
關于研究中幾個問題的辨正
異化勞動的揚棄與和諧勞動的建構
對韋伯和哈貝馬斯合理化理論的研究
崇高:康德人類學哲學的有機元素
論基因倫理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內涵
關于“后人類”若干問題的思考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歷程的歷史考察
也談客觀、全面重評斯大林模式——與沈宗武先生商榷
論環境侵害的自力救濟
動產與不動產區分的歷史考察及比較分析
試論我國單位犯罪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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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企業發展戰略定位
美國跨國公司并購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綜述
徐州旅游經濟圈的建構及發展戰略
高校教師的教學行為選擇與激勵機制
高?？萍颊撐牡膬r值評價研究
鹽鐵會議的本質
戰后中北問題交涉與國統區的民眾運動
試論哲學價值觀視域下的效率與公平——從邏輯悖論到制度創新中的統一
道德態度論綱
感覺在柏拉圖知識論中的地位和作用——兼論柏拉圖知識論的困境
兩種現實實有的潛在統一性——伊安·巴伯的科學與宗教整合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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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的人性觀——伯林思想的現代性價值
行政倫理妥協的合法性探微
知識分子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公物利用關系私法化探析
對現行證據法定形式的三個疑問——我國證據法定形式存在的問題及因應之道
經濟社會學論文范文一：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服務型企業信任關系
近幾年來，中國服務企業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出來，但因我國經濟處于轉型期，一些服務型企業為了追逐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無視對相關利益者的誠信，致使侵犯利益相關者合法權益的事件頻繁發生，引起了社會大眾的普遍關注。鑒于此，本筆者從經濟社會學的視角出發，分析影響服務型企業的主要因素，并進而探索服務型企業通過相關誠信戰略構建與顧客的信任關系。
一、國內外企業的信任研究的文獻綜述
信任的探討一直是一個久遠的話題，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作為對經濟學帝國主義入侵的一種回應，信任問題逐漸成為西方經濟社會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學者開始對信任進行了研究。
1.國外企業信任研究綜述
新古典經濟學是以理性選擇理論研究信任問題。經濟學家阿羅在其《組織限度》一書中指出信任是經濟交換有效的劑，將經濟落后與信任聯系起來，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來解釋世界上的很多經濟落后現象。新經濟社會學奠基人格蘭諾維特以嵌入理論提出經濟交易，經濟行為者之間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壞和相互欺詐行為和事件的發生，從而降低為防止欺詐、破壞及處理爭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學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一書中用企業發展的規模作為主要指標來反映一個國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個國家的信任度越高，則其企業發展越好，反之則影響企業的發展。他指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一種社會資本，這種社會資本可有助于經濟行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經濟效率與效益。
2.國內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綜述
我國對信任的研究相對滯后，隨著中國信任度下降問題日趨嚴重，學者們開始將信任作為重要的課題來研究。張縷博士以嵌入性為視角，提出了當前我國企業間信任關系有二個特征：一是以工具性關系構建為基礎的多元信任關系構成。二是不同信任關系模式的運作方式相差較大，這種不同信任關系模式級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為各模式在企業經濟活動中各盡其能地發揮作用，而不利的一面為各模式運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風險，對設計出有效的保障機制是極大的制約。清華大學的羅家德教授在《中國人的信任游戲》指出中國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戲，一手是權力游戲，信任是企業雙方進行交易的基礎。從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學者關于信任理論的理論研究較多，而實證研究則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實踐層面以服務型企業為例，運用企業信任理論，通過問卷法來探討影響服務型與其消費者建立信任關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礎提出構建服務型企業與消費者良好信任關系的建議。
二、服務企業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學者Sirdeshmuk以服務行業為背景來研究影響顧客信任的因素，將顧客信任定義為顧客所懷有的服務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夠履行其承諾的服務內容的期望。對服務性企業來說，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即企業對員工的信任、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信任、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在這里我們討論的是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問題。
三、影響服務型企業持續性信任關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業持續信任的形成，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業通過獨特的物質文化、建筑、服務設備，服務的規律性在顧客心目中獲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階段通過提供給消費者各種承諾，提高辦事效率，與顧客有友好的合作經歷，這個過程我們稱之為過程型信任;第三階段通過上述兩個過程最終獲得顧客的滿意感、忠誠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選取500名消費者，來研究物質文化、服務規律性、企業辦事效率、提供給顧客的承諾、顧客的滿意度和顧客的忠誠度等6個因素來分析顧客是否會與服務型企業建立持續性的信任關系，顧客的滿意度、顧客的忠誠度和服務型企業所提供各種承諾是影響服務型企業與其顧客建立持續性信任關系的重要因素。
1.顧客滿意度是影響服務型企業與顧客建立持續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顧客滿意是顧客對企業及企業員工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直接性綜合評價，顧客滿意是顧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顧客對企業的服務態度、內外部設施越滿意，顧客就會重復購買企業的企業的產品及服務，顧客的信任會增加企業的收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率。
2.顧客忠誠度是影響服務型企業與顧客者建立持續信任的重要因素
顧客忠誠度是顧客對某企業產品或服務產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過顧客的情感和行為忠誠表現出來的。對于喜歡規避風險的消費者來說，其對企業的忠誠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險嘗試接受另一家服務，而愿意選擇已經習慣了的服務。因為一旦選擇其它的企業，他可能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對于服務性企業來說，盡可能地維持與同一個的服務享受者的長期關系本身就可以幫助企業獲取持續利潤。
3.承諾也是影響服務型企業與消費者建立持續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務性企業產品具有無形性的特點，只有通過承諾才有可能建立某種信任關系。信任是對承諾的一種跨越，是不可化約的信念的一種品質。對于服務型企業來說，對服務接受方的承諾可以提供了一種激勵，增進雙方的合作，決定了可信賴性。但是承諾也必須適度，頻繁的承諾可能不利于企業的成長，如果企業總是對顧客做出承諾，在顧客看來，企業會不可信。
四、培育服務型企業與消費者構建持續性信任關系的措施
本文通過對顧客的問卷調查，針對影響服務型企業構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認為應通過服務型企業應從自身出發，采取多種措施來培育服務性企業對顧客的持續性信任關系的構建。首先，因顧客滿意度和顧客忠誠度是影響服務性企業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業應經常關注顧客的利益與訴求，可以通過通過提高服務質量，改善內部設施實現顧客滿意，贏得顧客的忠誠，進而與顧客建立信任關系，使企業收益。其次，加強企業內部法制和行為規范的建設，對違反信任原則的要予以制裁。使員工認識到與交易方合作能為企業的長期發展帶來很大的益處，在企業信任的基礎上進行長期投資和管理。最后，服務型企業要有效發揮服務承諾的作用，在服務承諾設計上遵守內容適度、表述清晰和隊服容易等原則;在實施服務承諾時，要綜合考慮服務本身特點、服務企業狀況、服務行業情況和顧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經濟社會學論文范文二：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張力及范式反思
一、社會網絡與關系嵌入說
社會網絡與關系嵌入說是新經濟社會學的主要代表性學說。它們假定，個體的經濟社會行動是嵌入在人際關系網絡之中的，人們正是通過對關系資本的建構與利用達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各種社會關系與社會網絡是屈從于個體理性的，關系人其實是理性人，關系嵌入本質上是一種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經濟理性的客觀事實。在新經濟社會學領域，格蘭諾維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論關系主義原則的立論基礎是在被其稱之為低度社會化和過度社會化兩種視角間展開的。格氏指出，社會學家將個體的經濟行為視為一種社會化和制度化的過程，個人行為屈從于共有的價值與規范系統，受到文化與價值觀念的支配。這是一種過度社會化的觀念，持這一主張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對帕森斯的社會學傳統，十分貶抑對符號、價值、規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學術關懷。他試圖推翻帕森斯所強調的模糊的社會系統概念，而將個人行動理論及如何鏈接他人行動的方式置于新理論的核心位置，這個核心便是關系網絡，它使個人行為和總體的社會形態的鏈接成為可能。與過度社會化相反，新古典經濟學在認識人的經濟行為時，將人視為理性個體，個人行為獨立于社會關系之外，人類的一切文化與制度行為均可從理性個體的自利動機中得以理解，這便是低度社會化觀點。該觀點假定，生產、分配與消費行為完全不受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影響。格氏指出，無論是低度社會化還是過度社會化假定，都將社會性孤立的行動者作為行動與決定的中心，沒有處理好社會網絡與社會行動的關系。因此，對人類經濟行為的分析應當盡量避免過度與低度社會化的孤立問題。行動者有目的的行動實際上是嵌入在真實的、正在運作的社會關系系統之中的，社會網絡通過多種形式和途徑影響著人們的經濟行為。而嵌入性的基本內涵是：經濟行動和經濟績效以及所有社會行動和社會績效，都受到行動者動態的社會關系和全面的關系網絡結構的影響。[1]格氏以職業流動為例，比較了社會學和經濟學在分析個體經濟行為上的差異。他指出，這兩個學科在看待勞動力市場中行動者的跳槽行為時，都堅持方法論個體主義原則，從個人行為及其動機入手，來分析求職者通過何種手段來達致跳槽和轉業的目的。不同之處是，社會學強調個人的求職流動嵌入于社會關系之中，受到社會網絡的限制，而經濟學則堅持社會孤立性假說，認為個人的經濟行為可以脫離于社會關系網絡的限制，強調是受雇者的個人傾向、經濟動機、人力資本、升遷機會等因素決定了其跳槽或轉行。格氏認為，經濟學的解釋不符合真實情況，個人的職業生涯及工作流動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的，一個人的求職及跳槽經歷取決于他認識的人的數目及在工作中同這些人的關系狀況。同樣，經濟學中的隱形契約、有效工資論將勞工行為視為一種社會孤立性行為，將員工和雇主視為陌生人，將他們的關系從社會組織網絡中抽離出來，忽視了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熟識關系。在企業中，通常情況是，那些靠著關系獲得職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關系，這種關系促進了雙方之間的信任。從社會學視角看，職位升遷的決定與行動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換網絡中。格氏關于關系人與職業生涯的經驗研究是其方法論關系主義原則最具代表性的嘗試，被視為新經濟社會學的第一個范例，體現了他將個體經濟行為與網絡關系、微觀層次與宏觀層次加以鏈接的理論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問題是：人際關系如何建立和維系，如何利用這種關系傳遞信息、關系人如何從網絡中獲得信息，這種關系是強的還是弱的，其本質是什么?；居^點是：人際關系在求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個人高度依賴其現存的個人關系特別是由弱關系構成的關系鏈來獲取求職信息。個人關系是尋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數被訪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過弱關系即工作關系和其他關系找到的。在個人求職經歷中，弱關系往往比強關系更有效。弱關系比強關系更有利于信息傳遞，對個體的經濟行動更為有利。強關系是群體內部的紐帶，組成者之間的相似度高，他們之間的信息的重復性也高，通過強關系傳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較小范圍內;而弱關系是群體間的紐帶，其中的信息傳播由于經過較長的社會距離，能使信息流行起來，弱關系充當了信息傳遞的橋梁。在群體關系中，弱關系更能擴大自身的關系網絡，連接不同群體的成員，從而能獲得更多的求職機會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關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鏈接微觀至宏觀、個人經驗與社會結構的橋梁，形成了一條解釋個人經濟行為的因果鏈條。
二、社會資本理論中的形式主義傳統
以普特南、林南等為代表的社會資本理論，強調將關系視為一種結構性社會資源，當作一種能為行動者帶來價值增值的新型資本形態。這種資本嵌入在社會關系、社群組織、社會群體、權威關系之中。與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本相比，社會資本突出個體行動與社會關系的鏈接，強調社會關系對個體行動的意義。與格蘭諾維特等為代表的嵌入性關系相比，社會資本理論更明確地將人情關系作為一種能夠帶來價值增值的社會資源凸現出來，彰顯了行動者的主體性與目的性。社會資本理論從個人及其行動出發，探討行動者如何利用各種社會資源來實現自身利益。這些學者認定，在社會行動中，行動者是理性人，其行動的目的是在確保資源損失最小化的基礎上，謀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會資本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個人及其理性選擇為出發點，在個人行動和社會結構互動的基礎上，試圖回答：行動者為了在工具性行動中獲得回報，如何在社會關系中投資，如何獲取和使用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林南指出，社會資本是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它是在關系中獲得并能帶來更好回報的資本形態，包含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會關系而不是個人中的資源、這些資源的獲取和使用取決于行動者。同人力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行動者提高目的性行動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資。不同之處是，人力資本是通過教育培訓等方式對個人能力的投資，而社會資本則是在社會關系中的投資，通過社會關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動者的資源。林南的社會資本概念包含了三個基本含義：社會資本植根于社會關系之中，不能離開社會關系談論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可以增值的資源;社會資本不僅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的資源，而且是人們為了獲取各種效益的投資行動。[2]行動、社會關系和資源構成了社會資本的基本結構要素。首先，資源及其利用是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動者即個體或由個體組成的集體都會采取行動維持和獲得有價值資源，促進自我利益。維持和獲得有價值資源是行動的兩個主要動機，而且維持資源比獲得資源更重要。其次，這些有價值的資源是嵌入在等級制結構和網絡結構之中的。資源的嵌入性與社會位置、權威關系、互動規則和位置占據者等結構要素相關，它們形成了一個密切相連的連續體，共同對行動者動用社會網絡資源產生影響。第三，行動是社會資本得以運轉的動因。行動者建立和維持社會資本、加強社會互動的目的在于從行動中獲得益處并增進其福利。行動者通過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從社會關系網絡中獲得社會資源。林南更關注目的性行動對行動者的意義，因為這種行動指導著社會互動。為評價互動在社會行動中的意義，林南將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分為同質互動與異質互動[3]45-46。前者以擁有相似資源的兩個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動與共享資源的三角關系，這些資源包括財富、聲望、權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動者之間的共鳴與共同關心促進了同質互動。異質互動表述的是擁有不同資源的兩個行動者之間的關系。與同質互動相比，異質互動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動者參與異質互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回報，這意味著要超越自己的社會圈子，需要高代價的互惠承諾并向搭橋人提供資源。最終，林南的社會資本理論關注的是：嵌入在個體的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以及如何獲取和使用這些資源使個體獲益。[3]54資源是投資活動的對象，關系網絡是投資活動的場所，而個體及其行動則是投資者及其活動。林楠認為，社會資本包含了三個過程：社會資本中的投資、對社會資本的獲取和動員、社會資本的回報。社會關系包含了宏觀的結構位置和中觀的網絡位置。行動者依靠行動和社會互動同嵌入在關系網絡中的資源連接在一起，通過動員社會資本，使其實現資本化的轉化，最終為其帶來資源的增益與回報。林南沿著微觀中觀宏觀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徑，從微觀的個體有目的的社會行動開始，逐漸上升至社會網絡和社會結構層面。微觀層面上，社會資本是行動者在工具性行動中用來獲取嵌入性資源的實際聯系。中觀網絡層次上，強調的是個體如何獲取嵌入在集體中的資源。宏觀層次上，強調的是工具性或表達性行為所具有的結構意義，并受到結構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經濟社會學的范式反思
新經濟社會學始終將關系或社會網絡視為個體經濟行動的重要資源看待，從個體行動的關系論立場出發，力圖超越政治經濟學對人類經濟行為的認知局限，拓展人類經濟社會行動研究的新視野。新經濟社會學試圖將行動者的微觀行動與宏觀的社會結構鏈接起來，以彌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之間的鴻溝。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對于人類經濟行為的認知?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從理論硬核、知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等層面對新經濟社會學進行范式反思，并在這種范式反思的基礎上，培養我們的范式自覺意識，進而推進中國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我們將再次以新經濟社會學的主要開拓者格蘭諾維特的理論觀點為典型范例，來說明這門分支學科在認知人類經濟社會關系時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選擇格蘭諾維特作為典范，是因為其經濟社會思想在新經濟社會學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說，認清了格蘭諾維特思想的誤區，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認清了新經濟社會學面臨的范式困境。格蘭諾維特試圖從關系主義方法論視角，展開對個體經濟行為的研究，其理論抱負是超越低度社會化與過度社會化視角，建立經濟行為分析的第三種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對上述兩種視角的處理存在簡單化傾向，甚至為了論述其關系主義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經濟學與社會學的一些基本理論觀點。如他將斯密視為低度社會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談到個體的經濟行為時，強調了經濟行為的道德與社會基礎。同樣，格氏在認識帕森斯的觀點時，同樣也存在著簡單化和片面化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著個人自主的社會基礎，又包含著社會秩序的多元基礎，行動既是個體的，又是社會的。帕森斯的理論是在與各種理論傳統，特別是在同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傳統進行激烈對話的基礎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棄整合兩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強調集體規范對個體的滲透，一方面又突出個體自發意志的意義，認為規范的相互滲透作用是由兩個個體分享共同符號并使之內化的過程造成的。帕森斯認為，就像離散的個體是一種不可能發生的社會事實一樣，無序的社會行動也是不可能發生的。符號的相互滲透意味著，個體之間必然會存在著某種確定的秩序要素。個人行動受內化于其中的規范制約，服從于個人意愿的調整。
格氏在對帕森斯的思想進行批判時，并未認真對待帕森斯的理論精神，他對過度社會化問題的解釋十分草率。格氏所說的關系嵌入本質上是一種形式嵌入，從未否定方法論個體主義中關于理性個體、經濟理性與市場自主性的假定。他關于經濟行為的嵌入性分析強調的是行動者如何利用各種關系來實現自身的行動目的，關系是為個體理性行動服務的。在他筆下，求職者是自由人，是能夠為了達致經濟目的而建立、維系和利用關系的經濟理性人。不論是強關系還是弱關系，均為個人的經濟需要與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說中的理性人、經濟理性、市場自主性等要素，構成了市場經濟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實僅是市場硬核之外的保護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根基。格氏在個體行動的基礎上，引入了社會網絡變量，并探討了社會網絡如何影響經濟行動、社會結構如何產生經濟績效等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和修正了形式經濟學的一些假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貝爾特認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與其說是對經濟學的批判，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補充，他似乎在提醒經濟家，在考慮經濟行動時，應當關注社會網絡。他的理論并未沒有提出一種目的性與策略性行動的理論，僅僅補充了經濟行為分析的某些變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網絡分析方法并沒有形成一個關于到底何謂市場的完整理論，而是構建了一個探索社會關系的一般性方法。人們為什么從事交換活動，市場在何種情況下被建立等，都沒有被包含在這一理論當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試圖超越原子化個人的假設，但卻陷入了經濟學設定的模型中，將經濟從社會中分離出來了。嵌入性觀念假定，市場世界可以脫離社會而存在。但即便從理想類型看，市場也不可能不受時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制度，反映了一種復雜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煉金術。因此，以格氏為首的網路理論家盡管清晰地驗證了市場，但社會內容卻從社會結構中蒸餾了。他指出，格氏試圖在低度社會化與過渡社會化之間尋求一條認識經濟行為的中間道路，但卻堅持將經濟與社會的本質分割開。這個問題在經濟社會學領域產生了一種悖論現象：研究者既可以放棄市場領域而研究社會領域中的經濟過程;也可以將市場視為一個自治的理論實體來研究，而清除所有社會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對提升市場社會學的理論化水平貢獻甚微。[7]倪志偉等指出，雖然格氏為經濟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但他對人際關系和網絡結構本質的片面認知限制了經濟社會學的分析視角，無法解釋與經濟相關的國家、法律、規則、契約、產權等制度，也無從解釋維系交易的各種組織制度和與社會規范相關的各種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慮，這種網絡嵌入的觀點在解釋力度上就會受到限制。格氏試圖為個人行動建構一種社會基礎，但他對網絡與制度之間關系的理解是膚淺的。在倪志偉等看來，個體的關系網絡除了正在進行的社會互動外什么也不是。這些網絡牽涉到動態的社會過程，而不是靜態的社會結構。格氏的嵌入說缺乏對行動機制的闡釋，這種機制可以解釋為什么經濟行動者有時候為了獲取經濟利益而脫離持續的網路。
最后，格氏忽視了經濟形式的多樣性，忽視了文化因素和社會因素對經濟行為的影響。雖然他也提及社會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會網，顯然簡化了社會這一概念的豐富內涵。對此，格蘭諾維特曾進行了認真檢討和反思，他指出，社會網絡分析犯了兩個致命錯誤：一是將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網絡分析的細枝末節和因果性分析上，卻對社會理論面對的重大社會問題缺乏敏感性，忽視了經濟關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實際上，社會網絡不可能獨立于社會建構和權力結構之外，經濟行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歷史脈絡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論未能有效分析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響個人的行動與網絡。格氏的理論認知局限表明，新經濟社會學的關系主義方法論本質上是沿著個體主義的思路展開的，其理論分析的基本單位是理性個體，沒有實現對形式主義經濟學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對重大問題的理論關懷。關系人本質上是理性人，是為追逐私利而利用關系的人。社會關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為了一種客觀的、靜態的網絡結構，一種可以用數理方法進行演繹推理、按照因果邏輯加以認識的資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觀點將社會結構萎縮成關于網絡的方法論個人主義，所有這些智識上的選擇，都包含了對理性選擇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含蓄讓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網絡是被理性個體操縱的資源，而嵌入性不過是在理性選擇旁邊加了個括號，亦即假設所有其他的東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張的嵌入性觀念不僅忽視了階級的差異，而且忽視了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遷的歷史意義，收縮了經濟社會行動的時空范圍。
但實際上，建立在人際互動基礎上的社會關系本質上具有理性與情感、工具性與表達性、歷史性與共時性、流動性與易變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傳統與社會制度的限定，更難加以量化和客觀化。因此，關系所能提供的僅僅是對紛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種可能的分析方法。[10]總之，新經濟社會學明確以方法論關系主義為取向，來彌合方法論個體論與整體論、低度社會化與過度社會化之間的內在張力。關系存在于個體與社會、個人與集體、經濟與社會之間，是開啟個體與社會、行動與結構之張力的中間路徑。然而，通過分析發現，這些學者主張的關系、網絡和社會資本，本質是建立在微觀基礎上的人際互動產物，是經濟人為謀求私欲而與他人互動的結果，是一種工具理性關系。當這些學者將關系視為一種客觀結構、一種資源和資本時，表明這種分析理路已經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強調客觀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維困境之中。依照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解，關系本身是一種客觀性資源，這種資源能超越時空限制，無論在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中，其發揮作用的機制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僅是其表現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會中發揮作用的是弱關系、而在其他社會中可能是強關系。在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表述中，關系成為了理性行動者謀求自身利益而啟動的社會資源，是嵌入在經濟社會行動之中的資本形式。因此，新經濟社會學非但未否認經濟理性與經濟交往的客觀事實，反而賦予了這種理性更豐富的現實基礎，如關系理性、社會資本等。它強調的嵌入性，更確切的表述方式是：關系是嵌入在經濟社會行動之中的，是理性行動者實現個人私欲的工具。這種嵌入性觀點未從根本上動搖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基礎。
四、實現中國經濟社會學研究的范式自覺
[關鍵詞]思想政治課教師;實踐智慧;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G45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712（2015）24-0049-03
當今，新一輪教育改革對教師的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推動著教師由知識型向智慧型轉變。做一名智慧型教師需要教師在教學實踐過程中生成并發展一種對自身教學行為進行反思的實踐智慧，因此，教師實踐智慧逐漸成為一個具有強大生命力和深遠意義的課題，如何正確地看待和生成教師實踐智慧也逐漸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
一、國內研究現狀
我國學術界對實踐智慧的研究程度稍淺，時間稍晚。雖然早在20世紀末，郭金平、袁祖社就從哲學領域和社會學領域論述了實踐智慧，但卻并沒有從教育領域論述實踐智慧，也沒有將實踐智慧與教師教育教學實踐結合起來。隨著21世紀的到來，我國才逐漸積累了一些成果。
（一）研究背景
第一，學術期刊。2003年，芳的《論教師的實踐智慧》揭開了教師實踐智慧的神秘面紗，這也是國內最早論述教師實踐智慧的專門性學術論文。截至2015年6月，在中國學術期刊網上以教師實踐智慧為搜索主題詞的文章有92篇，其中，專門性論述思想政治課教師實踐智慧的學術期刊文章2篇。這92篇文章大部分以一般性理論論述為主，結合具體學科的研究較少。
第二，著作或著作章節。關于教師實踐智慧的專門性著作有范國睿的《詩意的追求――教師實踐智慧案例引導》、鄧友超的《教師實踐智慧及其養成》以及舒爾曼著、王艷玲譯的《實踐智慧：論教學、學習與學會教學》。同時，姜勇等著的《教師自主發展及其內在機制》和王守恒等著的《課程改革與教師專業發展》都提到了教師實踐智慧。但是這些著作年份都較早，知識更新不及時，一些新的觀點并沒有被采納進長。
第三，學位論文。博士論文有以席梅紅《教學實踐智慧發展論》為代表的文章，共5篇;碩士論文有以鄭苗苗《論教師的實踐智慧》為代表的文章，共12篇。在17篇研究教師實踐智慧的博士和碩士論文中，專門性論述思想政治課教師實踐智慧文章的數量很少，僅為2篇。
雖然關于教師實踐智慧的著作、文章不斷增多，也近百余篇，但基本上是重復性的研究，真正有創意的研究寥寥無幾。目前，就思想政治課來說，探究思想政治課教師實踐智慧的文章只有3篇，分別是東北師范大學王榮華的碩士論文《高中思想政治課教師實踐智慧研究》、東北師范大學李宏昌的博士論文《思想政治教師實踐智慧問題及對策研究》和苗田的期刊論文《新時期培育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智慧的基本策略》。無論是對教師實踐智慧還是對思想政治課教師實踐智慧的研究，都主要涉及含義、特點和生成。
（二）關于含義的研究
國內學者對于教師實踐智慧含義的研究，整理后分為以下三個觀點：第一，知識能力說。李斌、趙瑞情和范國睿認為教師的實踐智慧是一種知識的積累、能力的提升。第二，認識體驗說。張興峰和王素梅認為教師的實踐智慧是教師對教學情境的認識和體驗。第三，綜合素質說。許占全認為教師的實踐智慧是教師綜合素質的生成和體現。由此可見，對教師實踐智慧含義的理解眾說紛紜。實踐智慧最早是由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翻譯而來的，被漢譯為“實踐智慧”“實踐理性”或“明智”。因此，這個命題必定會引出不同角度的討論。但是，筆者更傾向于教師實踐智慧是一種綜合素質的提升，這很好地體現出了教師實踐智慧是知識、能力、德性的統一，是認知與情感的統一。
（三）關于特點的研究
國內學者關于教師實踐智慧特點的研究，整理后分為以下三個觀點：第一，生成性。教師實踐智慧產生于教師的實踐活動，而實踐活動又是一個動態的、變化的過程，整個過程都伴隨著不確定的因素。因此，教師要在應對這些動態的突發事件中使實踐智慧得到提升。第二，緘默性。實踐智慧往往是一種瞬時間的直覺反應，是以隱蔽的形式存在的，具有明顯的不可言傳性。但席梅紅卻對此有著截然相反的觀點，她認為“實踐智慧是教師在教育情境中對個別的、特殊的教學現象的理解與處理，但它并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而是可觀察、可轉述和可言傳的”[1]。第三，個體獨特性。教師的實踐智慧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不同的教師由于其年齡、成長經歷、生活背景等的差異，對教學的感悟也會有種種不同，再與個人的思維方式、行為特征相結合，往往會形成極具個性化特點的實踐智慧”[2]。其實，教師實踐智慧的特點遠不止這些，還有實踐性、德育性等。雖然這些特點并未在學術界達成統一認識，但也是確實存在、不可忽視的。所以，縱觀現有的相關文章可以發現，一些學者對教師實踐智慧特點的研究還是有些片面的。
（四）關于生成的研究
國內學者關于教師實踐智慧生成的研究，整理后分為以下四個觀點：第一，通過理論知識與實踐的相互作用。“實踐智慧的獲得離不開理論與實踐的交融和相互影響”[3]，實踐智慧的生成要以理論知識為基礎，并在理論知識的升華中發展實踐智慧，積極促使理論知識在實踐中轉化為實踐智慧。第二，教師的個體自我反思。王恩惠認為“只有將實踐性知識內化成自己的思想并在教師頭腦中得以重新建構，這樣才能在教學情境中發揮其教育學上的意義，完成知識向智慧的提升，而實現這一過程的基本策略就是教師的教學反思”[4]。第三，加強教師合作。 “一個教師的教育理念與行為是這個人所屬共同體的教育理念與行為的一種表現，個人的智慧是該共同體文化的實踐的產物”[5]。第四，通過課堂實踐檢驗。教師生成和積累的實踐智慧究竟是否科學、準確，這需要課堂實踐來檢驗，因為“教學過程可以預設，但教學過程的展開卻并非完全依照預定的教案”[6]。在課堂教學的過程中會產生許多突發事件，這就需要教師運用實踐智慧來及時感知和處理教學問題，以保證課堂教學的順利進行。
綜上分析，通過對國內教育領域對教師實踐智慧文章的研究，筆者發現普遍存在如下四個問題：第一，對教師實踐智慧含義的界定未達到統一認識;第二，對教師實踐智慧的重復性、無用性研究文章太多;第三，缺乏對教師實踐智慧和思想政治課之間的整合研究;第四，對教師實踐智慧生成的理論論述較多，但對實踐方法的論述較少。筆者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是學者和教師要專注于實踐而不是理論，只有回歸到教育教學實踐才能把握實踐智慧的內涵和外延。
二、國外研究現狀
筆者查閱到的國外關于教師實踐智慧的資料大多是關于實踐智慧的研究，并沒有對教師實踐智慧方面比較系統和完整的研究。國外的研究主要針對實踐智慧的含義、內容和生成三個方面進行。
（一）關于含義的研究
西方實踐哲學傳統源自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認為實踐智慧是一種反思性智慧。同時，其他學者對實踐智慧的理解也有不同的觀點：以奧迪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實踐智慧是“真實的、伴隨著理的能力狀態”，強調實踐智慧的介理性;以里弗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它就是對情景的感知、辨別與頓悟;以鄧恩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實踐智慧是對人類有益的道德品性。綜上分析，外國學者對實踐智慧研究多傾向于一個倫理學和政治學的概念，雖然后來延伸至人類的實踐智慧，但并未延伸至教育學領域，也沒有專門地探討教師的實踐智慧，這也成為國外研究領域的一大憾事。
（二）關于內容的研究
對實踐智慧內容的研究也為分三個觀點：第一，亞里士多德認為“實踐智慧考慮的乃是對人的整個生活有益的事;實踐智慧不只是對普遍事物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對特殊事物的知識，并且經驗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7]。所以，他主張生活實際就是實踐智慧的內容，而且是生活實際中對人類有意義的事。第二，鄧恩認為，實踐智慧是使人走向真善美的行動傾向，這種傾向讓人懂得如何更好地生活，是技術傾向所不具備的道德意識。第三，舒爾曼認為，實踐智慧是教師教學觀念的轉化。因為“教學在本質上是一種復雜性的智慧工作”[8]，“教師教育必須轉變，從知識論的培養觀轉向實踐智慧的培養觀”[9]，這種觀點更傾向于“慎思”的生成與發展。
（三）關于生成的研究
國外的學者認為實踐智慧的生成途徑主要有以下兩種：第一，通過“教育敘事”，這種觀點強調教師個體的反思?？祪壤涂绿m迪寧主張教師通過寫日志、傳記等方式進行單獨的個體反思，或經過教師間會談、參與觀察等方式后再進行反思。第二，通過“合作的自傳”，這種觀點強調教師間的合作。巴特和雷蒙德主張一組教師先對工作的背景、使用的課程、教育理論等寫出自我描述性的文字，然后進行組內批判性的評論，通過教師間的合作來生成實踐智慧。可見，國外學者對于教師實踐智慧的生成是各執己見的。但他們的共同點在于，都強調語言表達對于教師反思的重要作用，并以某種語言表達方式為媒介來設計教師活動。
綜上分析，國外對實踐智慧的含義、內容和生成都是未達成一致觀點的，這給深入地研究實踐智慧帶來一定的困難。但沒有矛盾就不會發展，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會不斷產生出更多、更新的觀點，并最終會剖析出其本質。同時，這也正是我國學者需要深思之處。因為我國學者的觀點大都相同，真正有建樹的文章較少。教師實踐智慧的發展不需要重復性研究，而需要實踐性、創新性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席梅紅.論教師實踐智慧的可言傳性[J].教育發展研究，2008（20）：75.
[2] 芳.論教師的實踐智慧[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3（4）：34.
[3] 楊燕燕.培養實踐智慧的教師職前實踐教學――以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為例[J].全球教育展望，2012（4）：40.
[4] 王恩惠.蔡培菊.試論教師實踐智慧的養成[J].教育科學論壇，2009（9）：38.
[5] 許占權.提升教育實踐智慧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J].教育導刊，2007（8）：8-10.
[6] 朱麗.教師實踐智慧的生成與提升[J].當代教育科學，2008（12）：9.
[7] 轉自洪漢鼎.詮釋學――它的歷史與當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14.
關鍵詞：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過度解讀；反思
近十年來，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被廣泛接受，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主導話語、戰略選擇、政策導向和實踐追求。然而，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在中國實際上被過度解讀了。不論這種過度解讀出于何種原因，是現實的需要還是理論的盲從，我們都需要做出理性的剖析和反思，這對于教育研究的持續深化和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是必要的。
一、對馬丁·特羅的理論，過度突出其中大眾高等教育說的地位，大有以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取代高等教育發展階段論的趨勢
1962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馬丁特羅(Martin Trow)教授在《美國高等教育民主化》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大眾高等教育”這一概念。70年代，特羅以美國和戰后西歐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為研究對象，探討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量變與質變的問題，連續撰寫了《從大眾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轉化的思考》(1970)、《高等教育的擴張與轉變》(1972)、《從精英向大眾高等教育轉變中的問題》(1973)等系列長篇論文。特羅認為高等教育的發展，至少有三種表現形式：第一為成長率，即在校學生數的增長；第二為教育制度及教育機構規模的擴大；第三為適齡青年進入大學的比率。根據適齡青年入學率的不同，將高等教育的發展過程劃分為“精英”、“大眾”、“普遍”三個階段，并提出了具體的量化指標。高等教育入學率在15％以下時，稱精英教育階段，此時高等教育首先關注的是塑造統治階層的能力和人格，使學生為在國家和學術性專業中充當精英角色做好準備，高等教育的對象局限于少數學術精英，作為特權，受出身、天賦等條件的制約。當高等教育入學率為15％-50％時，稱為大眾高等教育階段，此時教育的重心從塑造人格轉向傳授更為具體的技能，高等教育機會逐漸成為那些具備某種正式資格者的權利。當高等教育入學率超過 50％時，就進入普遍高等教育階段，此時高等教育越來越成為一種義務。特羅認為，從一個階段進入另一個階段，高等院校類型與規模、入學與選拔、課程組織、學術標準與教育質量管理等方面將發生根本性的變革，教育文化觀念、功能、教學形式與師生關系、制度變革、教育結構、領導與決策方式、教育運行機制等方面也將具有不同的規定性。此后，特羅發表了《論大眾高等教育與教育機構多樣性》和《從大眾高等教育向普遍進入過渡：美國優勢》等文章，進一步探討了大眾高等教育與普遍進入問題。
對于處于“從精英到大眾高等教育的‘過渡階段’”的中國，關注特羅理論中大眾高等教育說有其合理性。但從高等教育發展階段論演繹為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甚至將特羅稱為“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之父”，卻是我們的過度解讀。實際上，特羅的高等教育發展階段論提出時的70年代，美國高等教育已經實現了大眾化。此后，特羅教授對其“三階段論”不斷進行修正、補充，但仍局限于部分發達國家，并未在其他多數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推廣與驗證。從上世紀90年代起，美國適齡青年進入大學的比率已經基本停滯，個別年份甚至出現下降，支撐高等教育普遍進入的是終身學習的興起和大量成年人進入高等學校學習。于是在《論大眾高等教育與教育機構多樣性》和《從大眾高等教育向普遍進入過渡：美國優勢》等文章中，他明顯地以網絡社會和終身學習為背景討論高等教育的發展問題?？梢钥闯?，特羅的高等教育發展階段論并沒有局限于大眾高等教育階段，在修正自己的理論時，其修正的重點是大眾高等教育階段與普遍高等教育階段的關系，以使自己的理論與不斷變化的教育現實相吻合，并未涉及精英階段與大眾階段的關系。
由于這種過度解讀，特羅的學說就從實證性研究被解讀為規范性研究。實證性研究是通過一套經驗的東西追求一個理論的驗證，而且不是通過價值預設的。而規范性研究是用一套思辨的東西去構造概念，已經有了價值選擇。特羅的高等教育階段說，著眼于對高等教育發展態勢的客觀描述，并以此為依據對高等教育未來發展進程作出猜測和預期。這主要是一項實證性研究而非規范性研究，這一學說主要是根據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高等教育發展歷程而構建的關于高等教育演化的一個簡單的思想框架。他自己后來也承認：“構建這個圖式或模式只是初步的嘗試，存在甚多的局限和不完善?！谀承┓矫?，特別是我關于歐洲高等教育體系的發展變化也將沿襲美國的大眾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假設性預示，現在被1973年以來歐洲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所證明是個明顯的錯誤”。在將客觀描述解讀為規范性預期的同時，高等教育大眾化就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和政策目標。
二、對西方高等教育理論，過度突出大眾高等教育說在其中的地位，漠視這一理論的對立面
在我國高等教育領域，近十年來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一直處于一枝獨秀的話語統攝地位。人們透過特羅的理論，將紛繁復雜的高等教育發展整合為一種關于高等教育歷史演化、發展前景和終極目標的總體的、同一的、系統化的、理論化的、綱領化的發展模式，即精英—大眾—普遍。這種高等教育發展模式隱含著無所不包的統攝性，實際上它也為高等教育發展確定了歷史觀和價值觀，并由此構筑起“教育領域典型的大敘事”（孫玉杰，2006)。但是，西方高等教育理論目前并沒有某個理論處于這樣的話語主導地位。
20世紀構成高等教育發展認識論基礎的主要是兩種高等教育論，即知識論和政治論。兩種不同的認識論，帶來了高等教育發展的兩種不同路徑。秉持知識論的人，把以“閑逸的好奇”精神鉆研知識、追求“不受價值影響”的真理作為目的，認為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于求真，在于高深學問的自由探究，因此高等教育只能是精英型的，所謂大眾化只會把不合格的、不適合做研究的學生帶進大學；強調政治論的人則注重高等教育對于國家強盛、社會民主與平等、產業發展與技術進步的影響，主張高等教育應當走出“象牙塔”，從求真走向求用，向所有人開啟大門。它推動了大眾型高等教育的發展，促進了各國高等教育向多元化和多樣化的演進。雖然二戰以后以政治論為基礎的高等教育哲學占據優勢，但“法國、地中海各國和拉美等國高等教育堅持第一種方向”，延續著以知識論為基礎的精英教育傳統。即使像美國這樣大力推廣大眾高等教育的國家，精英教育理念依然是許多名校和學者的選擇。
對于二戰以后出現的高等教育迅速擴張，西方學者，特別是社會學與高等教育學學者出現了嚴重的認識分歧。其有關考察與思索、分析與闡釋主要形成兩種理論闡釋：一種是教育過度說和資質過度說，一種是大眾高等教育說和普遍高等教育說。教育過度(Over Education)說及資質過度(Over Qualification)說認為，在任何國家，工作職位任職資質要求與就職者實際資質之間，都存在著特定的文化、社會、經濟甚至法律規定或曰慣例。就職者實際資質高于職位任職資質要求而形成現實配置，屬于教育過度或資質過度，它與教育不足或資質不足一樣，都是配置錯位。有高等教育擴張，就有教育過度或資質過度；高等教育擴張速度越快或幅度越大，教育過度或資質過度就越嚴重。教育過度往往導致多種負面效應，如教育回報降低、資質利用不足或就業不足、擠占低技術工作崗位、知識浪費等等。所以教育過度說和資質過度說傾向于否定高等教育擴張，將其視為社會問題。大眾高等教育說和普遍高等教育說以馬丁·特羅為代表，他提出了高等教育“精英”、“大眾”、“普遍”三個發展階段，并提出了具體的量化指標。這一學說實質就是關于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理論，其理論根基和研究范疇屬于教育民主化的理論體系之中。它是基于某種描述性原則提出的，偏向于中立考察高等教育的擴張，偏向于中性描述高等教育擴張態勢。“但是在西方學術界，一般則把特羅教授的貢獻看成是提出了‘一個概念’，因為量的劃分標準并沒有科學的依據”。
可以看出，無論是基于知識論的精英教育觀，還是基于某種規定性原則提出的教育過度或資質過度說，一直作為高等教育大眾化學說的對立面享有同等的話語權。這些對立觀點的爭論不斷校正著高等教育的發展軌跡，構成了高等教育健康發展所不可缺少的環境和條件。但我們今天對高等教育發展理論的理解和運用，卻局限于特羅教授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的解讀，這既是一種歷史的遺撼，也是一種理論的遺憾。這種過度解讀由于略掉了理論的對立面，客觀上造就了目前只有一種聲音的大眾化語境：似乎談論高等教育發展問題，即使是指陳時弊，也只能在大眾化大背景下給出自己的話語。這樣的大眾化語境也將我們自己緊緊地綁縛在大眾化單一坐標之中，以至于形成了只有我們自己察覺不到的不科學的認識。例如“已經跨入了國際上公認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這樣的表述泛濫于學術和主流媒體，卻不知這是典型的過度解讀的結果，因為目前國際上對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并沒有“公認的”標準。
對理論對立面的選擇性漠視，或許是理論界的疏忽，或許是我們已經擇定了高等教育擴張道路之后而采取的有意的疏忽。但理論上過度解讀與選擇性漠視的結果，只能是在實踐層面上得到“教訓”。如某些精英型大學出于現實的利益權衡也加入到擴招的行列，導致研究水平和教育質量的滑坡；而大眾型大學定位不明，與精英型大學盲目攀比、貪大求全，把大眾型大學辦成壓縮型、低質量的“精英教育”；有些學校出于利益動機不顧現實條件，在“超常規、跨越式發展”的口號下盲目擴大招生，造成一方面是社會急儒的人才存在嚴重缺口，一方面是大量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的尷尬局面，即使就業，起薪標準也逐年降低；有的地方和部門領導將大眾化與產業化等同起來，認為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應當遵循辦產業的思路，從而將高等教育的發展引入歧途，甚至無節制地擴大高等教育基本建設規模，許多高校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跑步進入“大眾化”已經導致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脫節，并遮蔽了高等教育面臨的結構調整的矛盾，延遲了高校在招生錄取、專業設置、教學質量評價、人事制度等方面的緊迫改革。因此，即使對大眾化理論深信不疑的人們，也不得不承認：“即使是達到15％甚至是更高的毛入學率，也并不能代表真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大眾化”。
三、對西方教育大眾化理念，過度突出其中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部分，略去了高等教育大眾化是整個教育大眾化的延伸和發展這一理論的背景
教育大眾化是伴隨近代化而出現的社會潮流。近代史上，歐洲教育曾長期存在雙軌制，一軌是為了將下層勞動者子女培訓成職業技術工人而發展起來的學校系統，自下而上是小學—職業學校，這是職業教育；一軌是由古代貴族學校演化而來的帶有等級特權色彩的學校系統，自上而下為大學—中學（中學預科班）—小學，其培養目標是學術性的，其實是精英教育。兩個體系各自封閉，互不相通，實際上剝奪了普通大眾接受中學和大學教育的權利。“大眾教育”(Mass Education)一詞17世紀產生于歐洲，更確切地說是“大眾初等教育”(Mass Elementary Education)，指的是教育發展階段中與精英教育并存的非精英教育部分。但實現教育公平、反對教育歧視的斗爭在近代史上從來沒有停止過。隨著社會的進步，歷經多次教育改革（如洪堡改革），雙軌制逐漸向單一學制靠攏，精英教育增加科學知識的教育，職業教育也增加人文教育的內容，原來作為上層特權的、面向大學教育的普通中學開始對普通大眾開放（亦即大眾化），大眾教育的內涵發生了變化。隨著義務教育法在歐美各國的推行以及義務教育年限從初等教育延長到中學，教育大眾化、教育普及化成為社會常態。
“大眾高等教育”(Mass Higher Education)是教育大眾化向高等教育領域延伸的自然結果，盡管秉持精英高等教育傳統的人予以反對。高等教育大眾化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又是一個發展的概念，有其自己的形成和演變過程。特羅的理論是對這一進程的理論概括和提煉，其實質就是關于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理論，其理論根基和研究范疇與教育民主化思潮有內在的聯系。從概念的演進來說，在特羅教授提出大眾高等教育學說之前，大眾化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已經存在于教育領域之中。大眾教育是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原生概念，是高等教育大眾化這一概念產生的最初形式。當代西方的高等教育的“大眾化”乃至“普及化”不僅僅是一連串的數字，更是基于其文化傳統和社會自身發展需要的無數次改革的結果，以及教育與社會長期相互作用的結果，其背后是幾百年的國家宏觀教育政策和制度安排變化，是教育理念和大學觀念轉變，是教育民主和法制的不斷完善。特羅的理論帶有西方教育傳統的濃重色彩，它不是抽象的教條，離開了特定的歷史實踐和具體語境，我們就不能確認其對錯，它們沒有天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然而我們在引介、借鑒特羅的高等教育發展理論時，卻略去了其歷史基礎、制度文化和理論背景，試圖將這一理論“范式”生硬地套在中國高等教育上。T.S庫恩認為范式是“一幅用來類比的具體的‘圖畫’，是一種‘看的方式’”，“一種共有的信念”，它能提供“一個可供仿效的解題范例”。對高等教育大眾化學說的過度解讀已經使高等教育大眾化成為當下高等教育發展研究的核心概念，并實際上框定了一定時期內的研究途徑與方向，同時也成為關注與從事高教事業的人們的某種科學信念和價值標準。其實，在西方高等教育擴張過程中，大眾高等教育是不可抑制的現實，也是充滿問題和爭議的現實。高等教育大眾化趨勢，早在20世紀初就引起高度重視和激烈爭議?！?0世紀以來，以培養學生特定的職業為目標的下屬領域的學院聲譽日隆：新聞學、商科、圖書館學、社會服務、教育、牙醫、護士、林學、外交、藥學、獸醫外科以及公共行政。”在堅持精英教育理念的人們看來，從教育理想、培養目標、課程內容、集資方式上“將大學職業教育化對大學而言顯然是有害的”。在現實中，中國高等教育發展進程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使之具有不同于歐美發達國家的特殊性。例如：我們的高等教育是在厚重的傳統文明的背景下展開的，其中既有綿亙千年的“科舉情結”，也有崇仁義、尚禮智、倡道德、重責任的教育道統；既有重視“風節”、“體道”、自省、和諧的教育理念，也有反常合道、知行合一、寓德于教、學以致用的教育主張，它們都從深層國民心理上影響著大眾化的進程；我們是在“后發外生型現代化”進程中發展高等教育的，在追求高等教育發展的同時，必須完成體制改革、制度創新等現代化使命；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使我們的高等教育發展進程具有深刻的制度色彩，中國高等教育是政府主導的，無論是政策制定、學校分類、學校改革，政府都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入學門檻較低，但高等教育畢業率低，而在中國入學率和畢業率幾乎相同，進入高等教育后學生淘汰率很低，因此我們的入學率指標與歐美國家不具有可比性。不可否認，特羅的大眾化命題與原則之中具有某種普適性，但整體而言，其所欲解決的問題，與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所要解決的問題并不是一一對應的。
需要補充的是，對理論的過度解讀不同于對理論的發展。后者關注用理論提供的方法原理，解釋現實存在的問題，突破與時代和現實變化不相適應的觀念和認識，由此帶來理論的創新。對理論的過度解讀則是任意引申、演繹文本本身，為已經設定的目標或價值找到理論的文本教條，只能帶來對理論的誤讀和曲解。我們需要的是在文化自覺和現實理性基礎上對特羅理論的發展，而不是對理論文本的過度解讀。
參考文獻：
[1]鄔大光：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理論內涵和概念解析[J].教育研究，2004，(9).
[2]謝作栩。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道路的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7.
[3]潘懋元、謝作栩。試論從精英到大眾高等教育的“過渡階段” [J].高等教育研究，2001，(2).
[4]Martin Trow，Elite and Mass Higher Education:American Models and European Realities.Contribution to the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Processes and Structures，June 12—16，1978，Dalaro，Sweden.
[5]房劍森。高等教育發展論[M].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1.
[6]張少雄。西方大眾高等教育的困境與我們的選擇[J].高等教育研究，2006，(2).
[7]朱曉剛，別敦榮。毛入學率20％將意味著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J].遼寧教育研究，20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