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3 15:12:4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中美貿易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去年,作為促進中美兩國經貿往來的重要舉措之一,通用汽車公司6月17日在華盛頓簽署一項總價值約達10億美元的對華出口協議,將通過通用汽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車有限公司,自今年起至2010年間向中國出口整車、零部件和相關設備器械,其中整車出口將包括凱迪拉克品牌等。這項協議的簽訂將有助于凱迪拉克等通用汽車在華主要品牌的進一步發展,更好地推動通用汽車在中國這一增長最為迅速的汽車市場的全力拓展。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出席了協議簽署儀式。
作為全球汽車工業的領導者,通用汽車一直都在致力于營造、維護良好的中美經貿關系。今年又恰逢通用汽車成立100周年,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瓦格納表示,全球汽車產業正面臨兩大轉變,其中之一就是新興市場的興起。沒有一個新興市場能像中國這樣對全球汽車產業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瓦格納進一步表示,隨著中國汽車擁有量的不斷增長,中國豪華車細分市場逐漸呈現出發展潛力。該協議的簽訂,也充分彰顯了通用汽車未來在中國汽車市場繼續保持領先地位的決心。過去11年中通用汽車在華合資企業已從北美進口價值超過42億美元的汽車、零部件、設備和機械,為中美雙邊貿易做出積極貢獻。同時,該協議的簽署也再次例證通用汽車“立足中國、攜手中國、用心中國”的在華業務發展戰略創造了多方共贏的結果。
日前克萊斯勒公司與中國進口汽車貿易有限公司在美國華盛頓簽署大宗汽車進口協議,今明兩年內,克萊斯勒公司將向中國市場出口銷售價值超過4億美元的Jeep品牌汽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商務部有關領導出席了簽約儀式。克萊斯勒有限責任公司高級副總裁兼亞太業務首席執行官墨斐表示,這次交易表明了克萊斯勒對于Jeep品牌在中國獲得長遠發展和成功的信心。根據協議,中進汽貿將以中國市場總商身份負責銷售Jeep品牌車型。
為順應國內消費市場趨勢,克萊斯勒公司從2007年起引入原裝進口的Jeep品牌車型替代本地化生產的車型。在1年時間里,已先后引進Jeep指揮官、大切諾基、指南者和牧馬人等4款車型。除克萊斯勒品牌外,還增加PT漫步者和克萊斯勒大捷龍兩款產品,全新進口Jeep品牌和全球暢銷的道奇品牌也先后進入中國。今年,克萊斯勒加快在中國市場的步伐,僅上半年就已引入4款全新產品,包括道奇品牌的兩款進口車型道奇鋒哲和道奇酷搏,以及Jeep品牌在全球的代表性越野產品Jeep牧馬人四門款和兩門款。
二、中美汽車貿易營銷策略
1.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
作為政府,特別是對外貿易的主管部門,除在我國與國外發生貿易摩擦時積極加強國家之間的貿易談判和貿易協調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統一、透明的涉外經濟法律體系,整頓外貿秩序,加強進出口公平貿易工作,建立貿易摩擦的預警機制。
我國政府要加大對外交涉力度,讓更多的國家了解中國,爭取更多的國家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為我國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國際環境,要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維護我國的正當權益。政府應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和國際慣例的涉外經濟法律體系。我國應根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和承諾,結合國情完善有關方面的立法,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和國際慣例接軌,實現統一和透明。我國已依入世時的承諾調整了整車和零部件的關稅,若此次世界貿易組織上訴后維持原裁定,則須盡快修改《管理辦法》使其不違背世界貿易組織原則;進而言之,我國政府更應吸取此次教訓,適當、適時、主動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規則調整我國貿易政策。政府要強化公平貿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國際慣例的貿易救助機制。公平貿易工作通過出口應對和進口調查防范等手段,在應對貿易摩擦、保護國內產業和市場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培育專業化團隊
學會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正確運用相關規則,維護自身利益。盡管世貿規則并不是完美無缺,也處于不斷完善過程中,但其爭端解決機制,畢竟是一個為所有世貿成員所認可的貿易機制,可以說是一個為成員國、包括我國在內所承認的較為公平的貿易規則,在將來的貿易活動中,我們要善于運用相關規則,維護自身利益。
3.加強自律和內部協調指導,避免惡性競爭
綜觀我企業開拓海外市場的教訓,經常出現“冷”時無人開拓,“熱”時蜂擁而至的局面,甚至為搶奪市場,不惜競相壓降,不僅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降低了自身利潤空間,而且還為進口國采取貿易保護措施提供了口實。因此,為了保證長遠發展,我國汽車出口企業應該自律,同時,我國內主管部門和行業組織應發揮自身作用和職能,加強對車輛出口的監管和調控,做好企業協調工作,避免自我無序競爭局面。
4.提高產品競爭力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我國的汽車工業已經成為拉動我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通過擴大投資和加強研發力度、科技創新和引進技術,大量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識產權的汽車產品不斷涌現,不僅滿足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在不斷地走進國際市場,包括進入美國市場。對此,一方面應不斷加大研發力度,提高產品檔次,提供符合當今汽車技術水平發展方向的中、高端產品;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對外宣傳力度,宣揚我國汽車工業的悠久歷史、雄厚現狀以及所具備的長遠發展潛力,宣揚我國通過競爭所涌現出來的一批優秀汽車品牌所具備的比較優勢和我國這些汽車產品對美國社會經濟發展所具有的現實的促進作用。
三、結語
在汽車貿易服務方面,我國將給予全面的貿易權和分銷權。不通過中間商直接進口和出口的權利和通過市場營銷的權利,批發和零售、售后服務、儲運物流——與分銷有關的整個服務領域。有關金融服務方面,主要是汽車消費信貸、融資的問題。在各個地理區域內,外國銀行將享有與我國銀行同等的經營權利。在五年內,地域和客戶方面的限制也將完全取消。允許外國汽車制造商在我國設立的分銷體系經營母公司的產品。
參考文獻:
[1]王晶琪,吳波.我國汽車整車行業產業內貿易探討[J].商場現代化,2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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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秀娟,王江.汽車制造業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策略[J].國際經貿探索.
采取適應的外交手段對于解決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能夠起到極大的整治效果。當前形勢下中美貿易摩擦產生的原因除了經濟層面上的因素之外，更是由于受到了中美兩國之間政治因素的影響。基于此，我國在進行中美貿易摩擦問題的處理時就應當充分考慮到對美國對外政策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比如，在中國進行投資經營的美國跨國公司是中美貿易過程中的最大獲益群體。中美貿易之間產生摩擦無疑會對這一群體的利益產生極大的消極影響。因此，中國政府可以通過調動美國在華跨國公司的力量對美國政府進行交流與溝通，努力促進中美雙方經濟雙贏局面的產生。除此之外，中國政府還應當采取多種外交手段同美國政府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多個層面的交流與協作，加強雙方的友好合作關系。
二、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的相關規則，尋求合規的解決方式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在世貿組織的許多貿易規則中都有針對向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規定，可以使我國在對外貿易過程中享受一定的特別優惠。世貿組織關于發展中國家的相關規定在解決中美貿易摩擦問題中能夠起到突出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國政府必須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的相關規則，尋求合規的解決方式。我國政府可以組成成立一個由法律專家組成的、專門負責進行針對我國對外貿易企業遇到貿易爭端問題時法律援助的機構，為中美貿易摩擦中我國企業的以及應訴問題進行有效的指導。
三、積極發展國內市場的需求
我國經濟的發展具有較高的外部依存度，因此，在遭遇到對外貿易摩擦時，就會對整個經濟運行體系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同我國的貿易大國——美國產生摩擦時，表現尤其明顯。基于以上分析，我們應當看到只有積極發展國內市場的需求，并將這一發展戰略長期堅持下去，才能夠使我國經濟經得住國際貿易摩擦的考驗。從國家經濟的長遠發展戰略來看，我國政府應當把宏觀經濟的調控重點放在擴大國內市場的需求上來，特別是要注意加強對住房、汽車等耐用消費品消費、信用消費、負債消費、農村最終消費、休閑服務消費等新型的國內市場需求結構。只有在國內市場形成規模并經過激烈國內競爭的產品才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只有積極發展我國國內市場的需求，才能夠保證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國人口眾多，這就意味著巨大的市場潛在購買力，這是其他國家所不能相提并論的。為了使當前緊張的中美貿易摩擦狀況有所緩和，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出發，適當的調整消費需求結構中國內需求與國外需求的比重，通過加強兩岸四地的緊密經濟合作，培育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統一大市場。以中國為核心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不僅有利于形成區域范圍內的規模經濟和集團競爭力，抵御外部對中國市場的沖擊，而且有利于提高中國在對美貿易博弈中的地位，緩解中美貿易摩擦的巨大壓力。
一、認識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追求國際生產的一體化，采取跨國公司的企業制度形式進行跨國經營
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理論基礎是馬克思的國際分工理論和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馬克思的國際分工理論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作為提高勞動生產率重要手段的國內分工必然朝著國際化方向發展，形成國際分工。國際分工的發展又促使各國、各地區發生日益廣泛的經濟聯系，使得跨國進行商品流通成為普遍現象。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則是指一國放棄比較成本較大的產品生產，而專門從事比較成本較小的產品生產。比較成本學說有利于各國發揮比較優勢。因為由于各國的自然資源和技術水平不同，勞動生產率有別，生產同一種產品的成本高低不一，各國為了揚長避短，增進本國和世界國民福利，都要盡力按比較成本原理實現專業化分工，生產使用本國相對密集的生產要素的產品，然后互通有無。過去馬克思的國際分工理論和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的應用主要表現為商品跨國界交換，即國際貿易。隨著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當今交通、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各國企業跨越國界組織生產，在全球范圍內有效地配置資源成為現實可能，促使世界經濟逐步呈現出全球化的趨勢。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以馬克思的國際分工理論和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為理論基礎的經濟全球化現象，其實質是各國追求國際生產的一體化，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資源，追求國際分工和比較利益的最佳效果，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目標。而作為與國際生產一體化相應的企業組織形式則是跨國公司。近年來跨國公司的迅猛發展也有力地說明了跨國公司作為經濟全球化的載體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的互動關系。跨國公司憑借資本、技術信息、營銷戰略等壟斷優勢，再加上其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選擇最佳投資地點，使公司生產和銷售活動建立在全球戰略基礎上，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促使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而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又為跨國公司提供了更多的發展空間，使得跨國兼并成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一大浪潮。于是一個自然的結論便是：真正應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國際競爭，應當采取跨國公司的企業制度，進行跨國經營。從經濟全球化來說，一個國家沒有企業的跨國經營，便沒有真正進入世界市場。因此我們認為我國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戰略性對策之一便是企業的跨國經營。
二、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現狀與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積極吸引外商來華投資的同時，也在適度的開展境外直接投資。截至2000年底，經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批準或備案的境外投資企業共5976家，協議投資總額為104億美元，其中中方實際投資額為69.5億美元。這些境外投資企業分布于180個國家和地區，涉及貿易、資源開發、工農業生產及加工、工程承包、交通運輸、金融保險、醫療衛生、旅游及餐飲業等行業。境外直接投資對于開辟我國利用國外資源和市場的新渠道，加強對外交流與合作，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增強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等，都起到積極的作用。但是，我國境外投資金額僅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0.15%，與我國經濟大國的身份很不相稱；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為1:0.09，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國家1:1.14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1.11，甚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1:0.13的水平，顯示我國資本流入與資本流出的嚴重失衡；與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相比，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相對比例更低，截止2000年底，我國實際外國直接投資已達3600億美元，境外直接投資占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不到2%，二者存在著巨大差距。
在實踐上，與國際大型跨國公司相比，我國企業的跨國經營也存在不少問題。(1)投資行業盡管多元化，但隨貿易進行的“窗口式”對外投資即在海外建立外銷產品經營部門的較多，生產型對外投資較少，近幾年與“窗口式”相對應以發展實業為特征的“產業式”對外投資有了大的發展，但沒有根據我國的動態比較優勢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明確重點發展產業。(2)在投資地區分布上，盡管投資地區比較廣，但港澳地區仍是海外企業的集中地，達到我國海外注冊公司的50%；除此之外，對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的投資也占一定比重，其中非貿易性投資占70%以上，而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不足20%。由此可見，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不合理，缺乏戰略發展的層次和方向。(3)投資規模比較小。如按外經貿部1991年底的統計數字，1008家非貿易性境外企業平均協議額為312.4萬美元，而平均中方直接投資額只有178.4萬美元，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平均600萬美元的規模，也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260萬美元的子公司規模。近年來盡管從規模上有所擴大，但總體與發達國家無法匹敵。(4)投資方式比較單一，主要采取投資新建方式。這種方式盡管有其優點，但其耗時長，難以快捷地進入市場。(5)在經營管理上實行的是政府計劃管理下的異地化經營。由于受我國政府的國內資金配套和外匯等計劃管理的限制，跨國經營企業不能完全依據國外市場情況進行決策，從而錯失良機；而異地化經營則使經營項目在國外，管理機構和人員在國內，只派與經營項目有關的管理和技術人員去國外經營，且派出的管理和技術人員有相當一部分素質不高，不熟悉市場運作規律，不能及時依照市場的需求偏好改進產品，發現和挖掘市場機會。
由此看來，我國企業跨國經營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為改變這種狀況，我國政府近年出臺相關政策，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直接投資，即鼓勵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
三、促進我國企業跨國經營健康發展的對策
（一）根據動態比較優勢與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確定跨國經營的產業目標
1、資源開發型產業是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預防性產業。我國人均自然資源比較短缺，利用別國資源優勢，以油田和其它重要資源開發為導向的對外投資應是我國跨國經營的預防性投資。通過對外投資建立資源穩定的供應基地，可以降低通過市場轉移資源的交易成本，有利于規避世界市場資源價格大幅波動的風險，也防止受制于他人的被動局面。
2、勞動與資本相結合的產業是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基礎產業，從世界跨國公司對外擴張戰略由資源——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規律，以及中國在國際競爭力中的比較優勢來看，中國企業選擇較成熟的勞動相對密集、核心技術相對穩定、具有一定市場競爭力的產業作為跨國經營的起點是毫無疑問的。我國的制造業便符合上述條件，因此制造業將是我國對外投資的主要行業，如以家用電器、摩托車為主的中檔加工組裝型制造業、紡織業和服裝業等。
3、研究與開發型技術產業是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重點產業。我們應該考慮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內形成梯度優勢，并逐漸推進其產業高度化。這就需要在跨國經營中發展以研究與開發為重點的技術型對外投資。眾所周知，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際競爭的本質就是技術競爭。我國要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與不斷升級，也離不開技術的進步。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相比，我國與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這表現在技術開發能力、對技術發展方向的掌握等。因此，到國外技術資源與智力資源密集、靠近市場的地區進行研究與開發及科技型跨國投資，是我國選擇跨國經營的重點。
4、服務業是我國跨國經營的主導產業。我國要想成為經濟強國必須在跨國經營中形成自己具有競爭性優勢的產業。由于我國以制造業為主，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第二產業與發達國家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跨國經營以制造業為基礎發展成為在國際上具有競爭性優勢產業的概率很小。為避免以弱抵強，我國企業可選擇服務業做為跨國經營的主導行業。盡管我國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也不具競爭優勢，但與第二產業中的競爭力相比，在第三產業中發展跨國經營，我們還有趕超希望。服務型跨國公司的特點是行業多、范圍廣、投資大小不限、經濟規模要求不高，比較適合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現實條件。
（二）在跨國經營地區選擇上，應兼顧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
與以勞動、成熟技術密集型的制造業和資源開發型行業為跨國經營的目標產業相對應，發展中國家應是我們跨國經營的地區選擇。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我國相近或低于我國，在這些國家投資，有利于獲得資源和發揮我國企業的技術優勢，可以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因為，依據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勞動與成熟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將是我國產業結構升級中被淘汰的產業，把這些產業轉移到比我國發展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有利于實現這些產業的價值，并支持我國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
而與以研究與開發為重點的技術型對外投資和以提高國際競爭力為目的的服務業對外投資相應，發達國家應是我們跨國經營的地區選擇。因為利用發達國家選擇性極強的市場進行研究與開發，可以較快促進我國企業新產品的培育和新技術創新，再利用這種技術創新反過來推動國內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市場的產品銷售和市場的擴張，這樣形成良性循環就會有助于我國競爭性優勢產業的形成。另外，服務業已成為發達國家的主要產業，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高達70%以上，我國企業跨國經營投資于發達國家的服務業，更具有發展的空間與趕超的可能。
除兼顧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外，我們跨國經營在指導思想上還應在明確主攻方向下，區別不同地區的戰略層次與地位，逐步把投資重點由區域轉向全球，實施投資市場的多元化和全球化。
（三）采取“跨國并購”與“戰略聯盟”的跨國經營進入方式
對于中國企業來說，走向世界是一個艱難的旅程，將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但競爭不是一個零和博弈，競爭發展到高級階段之后，為避免兩敗俱傷，企業之間將既競爭又合作，在競爭中發揮自己的絕對優勢，在合作中鞏固自己的比較優勢并形成競爭優勢。正是基于這種考慮，國際跨國公司近幾年的發展呈現出“跨國并購”與“戰略聯盟”的趨勢。我國現有的大多數海外子公司都是以新建方式設立的，這種方式有利于企業以機器、原材料等非貨幣要素作為投入資本，也便于企業獨立地實施自己的經營戰略，但它耗時長，難以簡捷快速地進入市場。因此，我國企業應更多地采用“跨國并購”的方式，因為較之于新建，“跨國并購”具有幾大優勢：可縮短投資周期和投資回收期，迅速擴大企業的生產經營規模，可利用原有企業的技術、資金、管理人才，學習和吸收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可利用原有企業的市場和銷售網絡，迅速建立營銷渠道，節省了新建企業的巨額市場開拓費。同時，“跨國并購”有利于企業根據市場情況，及時調整經營方向，實施低成本擴張。從中國企業已有的投資實踐來看，采用收購方式的境外投資項目大多比新建項目效益好。而旨在獲取高新技術為目的的“研究與開發”性對外投資，可以考慮采用“戰略聯盟”方式，以產權為紐帶通過合作、參股、合資、控股等多層次的聯合，達到降低“研究與開發”費用，跟蹤世界先進高科技水平的目的，為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做好充分的準備。
（四）按國際慣例管理海外企業，推動跨國經營的當地化管理
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如何按照國際規范和國際慣例來加強對海外企業的管理就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不熟悉國際慣例，不按國際通行的方法來開展經營活動，企業跨國經營的目標就難以實現，這就要求企業必須更新經營觀念，強化市場意識，精通國際慣例，靈活善變地利用跨國公司的管理技巧。如跨國企業內部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轉移商品或勞務制定的轉移價格，就是企業在跨國經營中利用各國稅收制度的差異，轉移利潤從而降低稅賦增加利潤的常用手段，要使用這種手段為企業跨國經營服務，則要求經營者熟悉各國有關財稅和會計的法律法規，并具備較強的系統思維能力等。類似轉移定價這樣的跨國經營管理的技巧，對我國的許多企業來說還是比較陌生，需要加強對國際慣例的學習與理解。
我國企業在進行跨國經營中，應借鑒國際跨國公司發展的經驗，變“異地化”經營管理戰略為“當地化”經營，以人員當地化為基礎，以管理當地化為核心，以生產當地化和行為當地化為兩翼，實現跨國企業的效益經營。人員當地化主要是建立開放的用人體系，敢于雇用異國人員，尤其是盡量做到管理層和技術層人員“本土化”，“本土化”人員更加熟悉當地市場，有利于及時反饋市場信息，挖掘市場潛力，減少經營成本。管理當地化，一是指海外企業在領導、決策、激勵與報酬方面要借鑒當地習慣做法，以減少因文化沖突所引起的企業不穩定；二是要學習發達國家企業的一系列的管理手段，如國際會計、財務風險和信息管理等行之有效的方法，為我所用。生產當地化主要是盡可能的使用當地設備、零部件和原材料，提高當地國產化的比例，以減少摩擦。
（五）政府應從制度環境與政策體系上對企業的跨國經營給予支持
1、創造市場制度環境，使其適宜于符合跨國經營條件的企業成長。國際上實力強大的跨國公司都是具有巨大生產規模的，因此“要想強必先大”的指導思想，使我國政府在實施跨國經營戰略上，通過“拉郎配”的方式拼湊企業集團。這種政府主導型的企業集團不是市場競爭的自然結果，所以是只有規模而無效率的。政府應從企業的外部環境著手，通過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完善法律法規體系和執法監督體系，保護產權，維護市場的交易規則等，為企業創造公平與效率兼備、有活力的、完善的市場經濟的制度環境，使真正有競爭實力的企業通過內在張力和外在機制的共同作用，通過“優勝劣汰”，依靠自身能力的增強成長為大企業集團。
2、加強監督管理。政府應成立“對外投資管理與監督委員會”，該委員會的職責是：(1)加強對我國海外企業的指導與監管，改變目前多頭監管、協調不利的狀況；(2)負責進行項目的審批與登記，簡化審批手續，完善登記制度，使符合條件的企業通過正當的途徑進行跨國經營，避免資本外逃現象；(3)負責制定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戰略性規劃和對外投資的法律與法規。
[關鍵詞]逆差 貿易方式
近年來,不斷上升的貿易順差使得我國企業在出口貿易中的貿易摩擦增多,許多國家常常針對中國出口企業提出反傾銷指控,阻礙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健康發展。隨著最近中美貿易戰的升級,不得不使我們再一次重視中美貿易失衡問題,尤其是在當前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
一、中美貿易關系的基本特征
1.中美貿易持續增長。中美兩國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雙邊貿易額每年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2004年更是達到了34.27%的高增長率。到2005年,美國略低于歐盟成為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是中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國;中國也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貨幣、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場
2.中美經濟結構互補性強。目前,制造業產值占美國總產值的比重不到15%,相反制造業卻是中國的比較優勢產業。憑借勞動力資源優勢,中國擁有紡織品、服裝、家電產品、筆記本電腦、信息技術產品以及大量消費品等一大批產業部門,對美出口商品的70%以上是紡織品、服裝、玩具、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主要從美國進口農產品、礦產品、化工產品,以及包括飛機、尖端集成電路、電信設備、自動化數據處理機械在內的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在這些領域,中國處于落后或短期狀態。此外,美國的金融和零售業企業也開始不斷地從對華商務合作中受益。這種貿易機構說明中美兩國經濟結構的互補性和他們各自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的不同地位。
二、影響中美貿易平衡的主要因素
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包括基本經濟和制度因素,不當的原產地統計原則以及中美合理的國際分工和地區產業調整等,本文主要是基于貿易方式的角度分析產生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
1.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影響中美貿易平衡。隨著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增長,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目前已占到中國對外貿易的一半以上。隨著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和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轉入生產和銷售階段,外資企業在我國出口和進口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而外資企業在貿易方式的選擇的突出特點是更傾向于采取加工貿易的方式。
2.服務貿易被忽略對雙邊貿易平衡的影響。美國2002年的服務貿易出口額達到2726億美元,占世界服務貿易額的17.4%,服務業已成為美國經濟中的支柱產業。然而,在談到中美貿易逆差時,美方卻往往只強調貨物貿易而忽略服務貿易。事實上,過去十年間美國對華服務貿易一直保持盈余,如果把服務貿易計算在內,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將會減少。特別是隨著中國服務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具有強大實力和競爭優勢的美國對華服務貿易出口將會獲得更大增長。根據USTR的統計,2004年美國服務貿易對華出口增長20%,而其總體增長僅為11%,中國已成為美國第10大服務貿易出口市場,2004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達16億美元。
三、 正確處理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思考
對美出口的快速增長為提高我國經濟實力,解決國內就業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雙方不對稱的貿易依存關系也帶來了負面影響,使中國在處理與美摩擦時總是處于被動地位。為此,中國必須采取相應的對策,以確保中美貿易向著良性的方向發展。
1.努力擴大國內需求。中美貿易現時的不平衡并非一個值得糾纏不休的問題,需要雙方共同采取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來緩解這種不平衡。對我國而言,應把經濟增長的立足點放在擴大內需上,減少對外貿易依存度,加快本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經濟運作體系。同時,增加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溝通與協調,建立相互信任、互惠雙贏的合作機制,縮小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的控制范圍,減緩和消除中國對美國貿易的出超。
2.轉變貿易增長方式。注重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努力改善進出口不平衡狀況。以自有品牌、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營銷為重點,引導企業增強綜合競爭力;支持自主性高技術產品、機電產品和高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促進國內產業升級,積極開拓非傳統出口市場,推進市場多元化;實行進出口基本平衡政策,適度擴大進口,發揮進口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擴大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及零部件和國內短缺的能源、原材料進口。
3.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實施“走出去”戰略,鼓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按照國際通行規則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以優勢產業為主導,如家電、輕紡和成衣、食品加工和輕工業產品、一些質量價格比有明顯優勢的機電產品,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設立企業和機構,把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原材料及零部件出口到國外市場,發揮我方比較優勢。
四 、結語
在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的今天無論是對外資企業的限制還是對加工貿易的限制都會對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產生影響,甚至會喪失一些比較優勢。若要在根本上解決我國貿易不平衡難以調節等問題就必須大力發展一般貿易方式下的貿易,使之在貿易順差中所占比例不斷擴大。只有當國內企業的比較優勢層次得到提高時這一目標才能逐步實現。
參考文獻:
[1] 馮雷:從貿易方式走向與與國際經濟融合―中國加工貿易管理模式探析[J].《國際貿易》2002(3)
[2] 陳明 張鵬:中美貿易平衡問題探析[J].《經濟師》2006(3)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中美雙邊的經貿關系迅速發展。中美兩國的雙邊貿易不僅對促進兩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對于世界經濟的發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在中美雙邊貿易額不斷擴大的同時，污染產品的貿易也有增加的趨勢。由于中美兩國環境標準的不同和環境成本的差異，污染產品的跨境轉移問題也越來越多地引起我們的擔心。本文寫作的目的在于考察中美兩國污染產品貿易的動態變遷，從中找出規律，為我國在對外貿易中制定環境政策提供理論依據，最終達到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雙贏。
二、理論依據和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借鑒Gagnon&Rose（1995）提出的標準化的貿易差額NB和標準化的貿易份額NV的計算公式，針對中國與美國污染產品的進出口貿易差額和貿易份額進行量化分析。
其中Xit為商品i在t時間的出口額，Mit為商品i在t時間的進口額。為本國在t時間的總出口額，為本國在t時間的總進口額。NBit表示在t時間，第i種商品的出口比例和進口比例的差所衡量的第i種商品的凈出口。NVit表示在t時間，第i種商品的進口份額和出口份額的均值衡量的第i種商品的貿易份額，體現了第i種商品在t時間貿易的相對重要性。
三、中美污染產品貿易的動態變遷
本文所采用的污染產品的分類，是以Smarzynska&Wei（2001）根據美國環保署(EPA)提供的美國工廠實際污染排放和消除成本的數據，將SIC3分位分類的產品按照污染密集度的高低分為4大類，其中包括高污染密集度產品High，中污染密集度產品Middle，低污染密集度產品Light和清潔產品Clean。
1.中美污染產品按照污染密集度分類的貿易量NV計算結果及分析。(1)從總體上看，三種污染密集度產品經標準化的貿易份額在考察期內變化不大，基本維持在16％～23％左右的范圍內。但是具體到每一類污染產品其變化趨勢又各不相同。(2)對于低污染密集度產品，在上世紀80年代中、前期，經標準化的貿易份額一般維持在6％～8％左右；在80年代后期有一個快速增長期；從90年代開始回落，并于1994年開始維持在4％左右的范圍內。(3)對于中污染密集度產品，從80年代起至90年代初期，經標準化的貿易份額一直處于平穩，基本維持在4%～6％左右的水平；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貿易份額逐年遞增，到2000年，達到了9.87％，與80年代初相比提高了一倍左右。(4)對于高污染密集度產品的貿易，從80年代至上世紀末，經標準化的貿易份額變化不大，基本維持在6%～8％左右的水平。
2.中美污染產品按照污染密集度分類的貿易量NB計算結果及分析。圖2為中美污染產品按照污染密集度分類的貿易量NB計算結果。
(1)對于低污染密集度產品，中國對美國經標準化的貿易差額在考察的期初和期末有很大不同。在20世紀80年代基本處于順差狀態，到90年代轉為逆差，逆差值大多維持在2％以內。說明中國在與美國的低污染密集度產品的貿易中，我國的環境壓力是減小的趨勢。
(2)對于中污染密集度產品，除個別年份外，中國對美國經標準化的貿易差額基本為正，為凈出口。這意味著中國對美國在中污染密集度產品的貿易加劇了我國的環境壓力。
(3)對于高污染密集度產品，除個別年份外，中國對美國經標準化的貿易差額基本為負，這個結果與中污染密集度產品的貿易趨勢正好相反。也就是說，中國在與美國的高污染密集度產品貿易中，相對于美國來講，對中國造成的環境壓力更小一些。
四、結論
2013年12月7日，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2013昕年會、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在南京理工大學召開。本屆年會由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主辦，南京理工大學國際經貿問題研究中心、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國際貿易學系承辦。會議的主題是世界經濟形勢與江蘇開放型經濟轉型升級。來自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江蘇省委黨校、南京農業大學、江南大學、南京財經大學、河海大學、揚州大學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名專家學者以及博士生、碩士生參加了本屆年會。會議選舉產生了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新一屆理事會，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遠鵬研究員當選為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新一屆會長。
在年會開幕式上，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恢光平教授、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會長朱乃新研究員先后致辭。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南京大學教育部長江學者劉志彪教授首先作主題報告。他全面闡述了我國從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向高端攀升的必要性和路徑，并分析了全球價值鏈分別與全球資金流動、經濟泡沫、環境污染和創新資源流動的關系，還向與會者提供了對全球價值鏈進行深入研究的思路。江蘇省政府研究室劉惟藍副主任在報告中強調要提高外貿增值率，強化自主品牌，提高服務貿易占比，注重進口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發揮好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同時要更大力度地支持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徐康寧教授在報告中認為，“中等收入陷阱”之說得不到普遍性事實的驗證，更不是一個經濟發展規律，增長“陷阱”與中等收入階段并無內在聯系，中等收入更不是“陷阱”的原因，而我國通過深化改革開放，發展空間仍然巨大，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于津平教授分析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和開放型經濟“兩頭在外”的特點，揭示了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的主要變化，提出了我國開放戰略調整的方向。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會長朱乃新研究員在報告中闡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與對策，他認為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以來全球經濟的特點是低增長、多起伏、深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深刻變革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我們應努力營造積極的國際和周邊環境，提升自身的政治影響力、經濟競爭力、形象親和力和道義感召力，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原會長程極明教授今年已經84歲高齡，仍然精神矍鑠，他系統總結了美歐大國的發展歷程和特點，認為發達的高等教育和領先的科技水平是支撐美國經濟充滿活力的原因，而重視實體經濟則是德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他還從宏觀的角度闡述了中美歐大國關系的發展態勢和世界經濟的未來走勢。
南京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院長張為付教授分析了東亞一體化的糾結，即政治對抗與經濟合作并存，他認為中美合作將決定東亞合作的進程。江南大學商學院武戈教授通過投入產出模型的分析，將服務業的最終需求引致碳排放分為直接效應、自溢效應、自給效應、反饋效應和溢出效應，認為服務業的最終需求引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于直接碳排放量，從而提出對長三角服務業低碳轉型的政策建議。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周睿通過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擬了在不同的關稅減讓情景下中國加入TPP后的關稅減讓對中國宏觀經濟及產業部門的影響，他認為關稅減讓雖然降低了政府收入，沖擊了農業部門，但對整個經濟增長而言是有幫助的。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黃繁華教授從環境庫茨涅茨曲線、貿易中隱含的碳排放問題、碳關稅等角度分析了碳排放約束下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問題。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劉冰分析了我國FTA建設現狀，并與TPP進行了比較，指出我國FTA存在著開放度不夠、談判議題不夠全面和深入、能力建設欠缺等需要進一步努力和完善的地方。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崔鵬歌通過對江蘇省服務貿易依存度、服務業FDI依存度、服務業整體開放度及服務貿易競爭優勢的分析，提出對江蘇省服務業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政策建議。南京農業大學金融學院林樂芬教授分析了中美新型大國經濟關系的制約和促進因素，探討了中美新型大國經貿關系的構建與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中美互動。她認為，中美新型大國經貿關系的建立不僅擴展了兩國自身利益，也是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新型大國關系的模式。新疆農業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講師、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張慶萍從政治、經濟、法律、勞動力市場、農業與環境、土地使用的可能性六個方面分析了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的農業投資環境，認為這一地區具有較強的農業投資吸引力，中國應該加強與這三個國家在農業投資方面的合作。
[關鍵詞]中美貿易失衡；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協整檢驗
[中圖分類號]F832.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2）10-0007-03
作者簡介：張豹（1989-），男，山東棗莊人，上海海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國際貿易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貿易投資；高勁（1968-），男，廣西桂林人，上海海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資本市場、公司金融、投資分析、宏觀經濟運行與政策等。
一、引言
自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美雙邊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貿易總額迅速增長。2011年11月，中方出口額達到309億美元，進口額為114.9億美元。但是，中美雙邊貿易發展之路并非平坦寬闊，美國一直指責中方貿易順差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幣被低估，因而一直要求甚至強迫人民幣升值。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此后的兩年時間里，在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的指導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穩步推進。從2005年7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8.229上升到2012年2月份的6.300，升值幅度達24%。可見，人民幣升值可以幫助美國減少貿易逆差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研究
1.人民幣升值可以改善中美貿易狀況
Baak Sang Joon（2008）利用1996—2006年的季度數據，通過協整向量回歸模型來驗證中美貿易中的實際匯率影響效果。研究表明，當人民幣貶值時，中美貿易的收支狀況就可以改善。Won W.Koo和Renan Zhuang（2007）則認為匯率因素在中美貿易中影響深遠，人民幣升值有助于改善中美貿易狀況。Jaime Marquez和John Schindler（2007）預測人民幣升值10%，則中國出口額下降1%，而進口影響不明顯。Keping Yao和Pingfan Hong，Rob Vos 通過對吸收理論和彈性理論的研究和實證分析，認為人民幣升值和刺激中國國內消費能夠改善當前中國經濟不平衡的狀況。
2.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失衡影響并不顯著
Stephen Jeffrey（2006）從理論和數據兩方面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解決美國貿易失衡作用不大。Guangzhong Li，Jan P.Voon和Jimmy Ran（2006）認為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出口的負效應將被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矯正的正效應所抵消。
（二）國內研究
1.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美貿易關系有顯著影響
許少強和馬丹（2005）通過Johansen檢驗，利用1994—2003年的季度數據，對人民幣實際匯率和中美貿易收支進行實證分析，發現人民幣升值能夠緩解中美貿易順差，實際匯率是影響中美貿易收支的主要影響因素，因而提高人民幣匯率可縮小中美貿易順差。宋兆晗、卜建明、楊曉森（2008）選取不同時期的貿易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與中美貿易收支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并指出實際匯率的變動可改善中美貿易關系。
2.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美貿易關系影響不顯著
王細芳、葉全良（2008）對2005年8月—2008年2月的月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二者不存在因果關系。葉永剛（2006）也發現無論長期還是短期二者之間均不存在因果關系。王中華（2007）運用協整分析、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了實際匯率和需求等因素對中美、中日雙邊貿易收支的影響，認為實際匯率并不是影響中美貿易收支的主要因素，指出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真正影響中美雙邊貿易的因素是美國的需求。
三、對中美貿易余額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一）數據選取
本文選取了2005年7月—2012年2月共80個月度數據。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HL的月度平均值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數據庫；中美貿易差額TB來自中國海關統計數據庫。因為影響中美貿易差額的因素有很多，如外商直接投資額FDI（數據來自中國商務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C，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A等，但是，GDP沒有月度數據，只有季度和年度數據，所以本文采用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和美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ISM來分別代替GDPC和GDPA，數據分別來自中國物流和采購聯合會以及美國供應管理協會。
為了降低異方差對結論帶來的影響，本文對變量進行了對數處理。下面將討論LNTB、LNHL、LNFDI、LNPMI、LNISM等變量在觀察期內的關系。
（二）單位根（ADF）檢驗
因為宏觀經濟數據的時間序列往往是不平穩的，如果對相關序列直接進行回歸估計，可能會產生偽回歸現象，所以要在變量回歸估計之前對各類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ADF檢驗。檢驗結果下：
由表1得出，各變量一階非平穩序列檢驗的ADF統計量都小于在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也就是說這五個時間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后都是平穩的，沒有單位根的存在，也就是一階單整序列，即I（1）。
（三）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理論主要是用來描述兩個非平穩時間序列的長期均衡關系。對于非平穩的序列，只有他們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才表明變量之間有長期的均衡關系。本文通過檢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HL、中美貿易差額TB、外商直接投資FDI及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和美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ISM都是一階單整，也就是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從而得出回歸結果。
1.協整檢驗
結果顯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FDI的t值不顯著，而其他幾個統計量的t值都是顯著的。其中，人民幣兌美元匯率LNHL增加1%，也就是人民幣升值1%，中美貿易順差就要減少0.8152%；中國制造業經理人指數上升1%，中美貿易順差減少0.85557%，美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上升1%，中美貿易順差增加0.5554%。
其次，檢驗殘差的單整性：同上面的ADF檢驗類似，對殘差e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如下：
從檢驗結果來看，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也就是殘差序列是平穩的。這也就是說，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同中美貿易差額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協整關系。
2.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根據上面協整檢驗的結果可知，序列LNTB、LNHL、LNFDI、LNPMI、LNISM都是I（1），而且對它們協整回歸之后的殘差序列也是平穩的。因而，序列LNTB、LNHL、LNFDI、LNPMI、LNISM之間存在著（1，1）階協整關系，也就是說它們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以穩定時間序列作為誤差修正項，用直接估計法可以建立下面的模型：
DLNTBt=β1DLNHLt+β2DLNHLt-1+β3DLNFDIt+β4DLNFDLt-1+β5DLNPMIt+β6DLNPMIt-1+β7DLNISMt+β8LNISMt-1+λLNTBt+α1LNHLt-1+α2LNFDLt-1+α3LNPMIt-1+α4LNISMt-1
對此模型進行估計，可得到：
從上式可以看出，LNTB關于LNHL的短期彈性為3.72995，長期彈性為-1.2916191；LNTB關于LNFDI的短期彈性為-0.0565545，長期彈性為-0.7023612；LNTB關于LNPMI的短期彈性為0.1517651，長期彈性為2.0100095；LNTB關于LNISM的短期彈性為0.466512，長期彈性為-0.3558732。
（四）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分析只是分析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是并不能說明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所以要用格蘭杰因果關系來檢驗證明。檢驗結果如下：
三、結論
本文采用2005年7月—2012年2月的月度數據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變動及其他因素對中美貿易收支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中美貿易差額同匯率HL、外商直接投資FDI、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美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ISM之間存在著長期的穩定的協整關系。LNTB關于LNHL的短期彈性為3.72995，也就是說從短期來看，人民幣升值會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中美貿易順差。LNTB關于LNHL的長期彈性為-0.7023612，這也就是說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并不會給美國帶來貿易順差，相反可能還會帶來貿易逆差。但是，美國政府之所以還要對人民幣升值問題施壓，主要是出于政治利益。
第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同中美貿易收支之間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中美兩國貨幣間匯率的變動并非中美貿易收支變動的主要原因。
第三，外商直接投資FDI、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美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ISM同中美貿易收支之間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同時，LNTB關于LNPMI的短期彈性為0.1517651，長期彈性為2.0100095；LNTB關于LNISM的短期彈性為0.466512，長期彈性為-0.3558732。從短期來看，PMI的短期彈性為0.152，ISM的短期彈性為0.4665，這意味著，如果中國制造業需求增加1%，中美貿易順差額增加1.5%左右，美國制造業需求增加1%，中美貿易順差額增加4.7%左右。這也說明，如果僅從制造業的角度分析，當前中美貿易順差更多的原因在于美國。而從長期來看，PMI的彈性為2.01，要遠大于ISM的-0.356，也就是說，從長期來看中國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工業產品將在未來的中美貿易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的制造業需求越大，中美貿易順差也就越大。美國制造業ISM的長期彈性為-0.356，表明美國制造業的長期發展能夠縮小中美的貿易順差，但是，其幅度相對于中國PMI的彈性要小得多。所以說，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只要中國制造業不斷提升技術水平和優化結構，中國必定會在中美貿易的長遠發展中占據更加重要的地位，同時美國也應重視發展本國制造業以改善貿易狀況。
[參考文獻]
[1]彭甚龍.人民幣匯率變動與中美貿易失衡研究[D].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 匯率升值 中美貿易失衡 相關性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勢力迅猛抬頭，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進入2010年，隨著危機影響的深化，實體經濟復蘇乏力，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又一次揮起貿易保護主義大棒，并揚言發起“貿易戰爭”，以逼迫人民幣匯率升值。面對美國官方及民間的壓力，中國政府明確表示，人民幣匯率沒有低估，并且人民幣是否升值，以及什么時候升值不應該由美國人決定。一時間，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再一次成為人們談論和研究的熱點。
2008年我國對美貿易實現順差1708.6億美元，2009年為1433.7億美元；其中，2009年中國對美順差占到美國對外逆差總額的45%。針對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美國官方和一些學者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是主要原因。美國方面認為，由于中國政府操縱匯率，人為低估人民幣匯率，致使中國對美國出口旺盛，而中國對美國產品需求萎縮，造成美國對華貿易嚴重逆差。因此，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向中國政府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在美國國內經濟增長乏力時，這種要求更強烈。面對國外普遍的壓力，中國于2005年對外宣布實施匯率改革。截至2008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了21%，但與此同時，中國貿易順差不降反升，對美貿易順差年均增長20.8%。對此問題，美國官方認為，人民幣匯率被嚴重低估，只有進一步升值，才能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而中國及美國的一些學者則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與人民幣匯率之間沒有什么必然聯系，迫使人民幣升值并不能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
長期以來，匯率波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問題一直是理論上研究的熱點，而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更是近年來各國學者研究的重點。因此，定量分析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美貿易平衡的關系以及中美貿易結構的關系，對探討推動中美貿易發展，調整中美貿易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促進我國外貿健康發展有著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
針對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國內外學者從多方面進行了研究。Rose A.K.(2000)通過對匯率變動對于國際貿易影響的研究，認為匯率變動對貿易有系統的、顯著的阻礙影響，匯率貶值會改變貿易惡化條件。蒙代爾（Robert Mundell，2003）認為，人民幣升值與中美貿易平衡之間不存在必然的聯系，升值并不能改變美國逆差的現實。Ste Phen Jeffrey(2006)從理論和數據兩方面對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人民幣匯率升值對雙邊貿易失衡的影響很小。王勝、陳繼勇和吳宏（2007）通過研究認為，從長期均衡關系來看，人民幣升值還是會在一定程度上消減美國對中國巨大的貿易逆差。孫霄種、宋逢明（2008）通過建立中國與美國、歐盟、日本、韓國貿易的協整模型，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等方法分析了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從理論上找出了匯率升值的上限。彭其龍（2009）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美貿易失衡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人民幣兌美元確實存在被低估的情況；人民幣升值短期內能緩解中美貿易總量的不平衡，但是在長期內并沒有根本性的改善作用。
從以上文獻可以看出，對于人民幣升值與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研究，目前還沒有定論。因此，筆者認為，人民幣名義匯率變動能否改善中美貿易不均衡需要不斷地觀察和實證。
二、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中美貿易總量失衡的關系
（一）簡單相關性分析
自2005年中國宣布實行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超過20%，但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并沒有減少，反而持續大量增加。特別是自2005年開始，當人民幣加速升值時，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并沒有下降的跡象，反而也加速增加。
表1人民幣匯率統計（1994-2009）
注：人民幣名義匯率或實際匯率是100美元兌人民幣元的年平均數，數據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和人民銀行網站，間接標價法即100人民幣可以兌換的美元數；美國CPI指數來自；中國CPI指數來自stats.省略；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額數據來stats.省略/，單位為億美元，為中方統計的數據；人民幣實際匯率計算公式：實際匯率=名義匯率*（美國CPI指數/中國CPI指數）。
通過表1我們可以看出，1995-2004年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化不大，而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卻一直處于上升態勢，特別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由于雙邊貿易壁壘的減少，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關稅的下降，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呈飛速上升趨勢。自2005年中國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上升加劇，與此同時，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突破千億美元。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貿易赤字之間呈現出正的相關關系。
根據以上數據的分析，明顯看到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我們可以用計量經濟學中的相關系數指標來量化這一關系。根據表1中的數據，利用軟件對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間接標價法）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額的相關系數進行計算，得到二者的相關系數如表2。
表2 人民幣匯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額相關性分析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人民幣匯率（間接標價法）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額之間具有正的相關關系，但二者的正相關性是逐漸減弱的。而人民幣匯率變動率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變動額之間的相關與之前的結果有所不同，2001-2005年間，人民幣匯率變動很小，由于中國加入WTO組織，人民幣匯率變動率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變動額之間存在很強的正相關；而人民幣在2005年開始加速升值后，二者之間的正相關性有所減弱。如果僅從2005-2008年時間段來看，卻表現出很強的負相關性。通過上表，我們總體上看，人民幣匯率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
（二）ADF單位根檢驗
鑒于上述方法過于粗略，接下來將通過Eviews軟件對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之間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入、嚴謹的分析，以檢驗二者序列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由于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額數值變動較大，所以在進行檢驗之前，我們對數據進行一些必要的處理，將人民幣匯率及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額取自然對數。在此，我們假設兩變量時間序列都服從AR(p)過程，并采用同時帶有截距項和趨勢項的模型，然后根據回歸需要在剔除截距項和趨勢項。運用Eviews6.0計量軟件進行檢驗，ADF單位檢驗結果見表3。
表3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注：表中檢驗形式C表示有常數項，T表示有趨勢項，數字表示滯后期，N表示不含有常數項或趨勢項；*表示變量差分后的序列在5%的顯著水平上通過ADF平穩性檢驗。
根據表3，中美貿易順差以及人民幣名義匯率月度序列的ADF統計值都比對應的顯著性水平為10%的麥金龍臨界值要大，表明兩序列是非平穩的，存在單位根；經過一階差分后，得到中美貿易順差LNNEXSA的ADF統計值、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LNER的ADF統計值比對應的顯著性為5%的麥金龍臨界值要小，說明該兩個序列一階差分后是平穩的，不存在單位根。所以，中美貿易順差和人民幣匯率月度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即I（1）。在此基礎上，再檢驗中美貿易順差與人民幣匯率之間是否存在著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對兩個變量作協整檢驗時一般采用Engel和Granger提出的E-G兩步法，即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對向量進行回歸分析，然后再把回歸得到的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本文的協整檢驗涉及兩個變量，適合運用Engle-Granger兩步檢驗法。由于中美貿易順差和人民幣名義匯率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滿足協整檢驗前提，所以直接進行第二步，即用一個變量對另一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再對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如果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則兩變量之間具有協整關系；反之，則不存在協整關系。據此，對中美貿易順差LNNEXSA的一階差分序列LNNEXSA與人民幣名義匯率LNER的一階差分序列LNER進行普通最小二乘回歸，并得到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在此設為Ut。殘差序列的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4。
表4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根據表4，中美貿易順差一階差分序列(LNNEXSA)的與人民幣名義匯率一階差分序列(LNER)線性回歸殘差序列的ADF統計值比對應的顯著性水平為10%的麥金龍臨界值要小，表明該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因而，中美貿易順差與人民幣名義匯率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由此可以得出，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逆差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前面分析的正確性。
三、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中美貿易失衡商品結構的關系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短期內人民幣匯率升值并不能改變中美貿易在總量上的不平衡，也就是說，想要通過迫使人民幣匯率升值在短期內改變中美貿易總量上的不平衡是不可能的。但是，人民幣升值會不會影響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結構呢？這也是學者們比較關心的問題。
表5 美國自中國進口主要商品構成（類）（單位：百萬美元）
數據來源：商務部國別數據網。countryreport.mofcom.省略/index.asp .
從2005年下半年，人民幣開始快速升值以來，我國對美商品出口在總量上增長較快，主要對美出口商品在量上也有所增加，除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出口量有所下降外，2006-2008年間，對美出口主要商品基本呈上升態勢。從對美出口商品結構上來看，各主要商品所占當年的出口比重變化不大。通過表5，我們可以看到，2006年和2009年主要商品所占出口比重，除機電產品、紡織品及材料和賤金屬及其制成品三類所占比重變化超過1%以外，化工產品變動超過0.8%，其他的商品比重變化很小。
由此可見，人民幣匯率變動在短期內對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結構的影響不是很明顯，當人民幣上升時，2006-2008年間各主要商品對美出口也有所增加，且各主要商品之間的比重變化不大。
四、簡要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本文通過對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中美貿易失衡的關系研究，得出以下結論：1.1994-2009年間的數據計量分析表明，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變動與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變動之間存在系統性相互影響和決定關系；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變動與中美凈貿易額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即人民幣匯率越升值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越大。因此，在短期內想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改善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是不可能的。2.從2005年人民幣開始加速升值以來中國對美商品出口的數據來看，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對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結構影響不大，二者之間體現出同時上升的趨勢。3.通過1994-2009年間人民幣升值變動率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變動額的簡單相關系數可以看出，雙方的正相關關系有不斷減弱的趨勢，這與通過計量檢驗得出的二者之間具有長期穩定協整關系有一定的矛盾性。未來長期中，人民幣的進一步升值是否會影響并減少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改善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需要進一步的觀察。
（二）政策建議
匯率變動和貿易差額的關系十分復雜，匯率變動改變貿易差額需要諸多前提條件，并且，目前中美貿易失衡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單靠調整匯率是不行的。當前，關于人民幣升值可以改善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的觀點更多具有政治含義，經濟效果不顯著。解決中美貿易失衡的問題需要中美雙方在實事求是、共同發展中美貿易關系的基礎上一起努力。因此，從美國角度出發，消除對中國部分高科技產品出口的貿易壁壘以增加產品出口、維護自由貿易是最佳選擇。同時，美國也應該提高國民儲蓄率、減少政府財政赤字等，這是短期內解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的有效方法。
從中國的角度出發，巨額的貿易順差以及由此帶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潛在風險。因此，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應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減少匯率干預，維護自由競爭；擴大技術引進、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優化固定資產投資方向、提高投資效率、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內需、減少外貿依存度等。這些都是減小人民幣升值壓力、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切實可行的做法。目前比較急迫的是，我國應該從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制定我國外貿行業未來的發展規劃，積極引導外貿行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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