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1 17:08:3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風險分析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可能導致損失的風險因素很多，課題組在第一輪調查問卷中，共挑選了21個“關鍵風險因素”供專家評估，如表1所示。這些風險因素涉及機構內外兩個方面的因素，其中1.1、1.2、2.1是外部環境因素，其余主要是機構內部因素。
為便于專家評估，課題組將風險因素的危險程度分為5個等級，對應著5個分值，最高危險等級為5，意指風險因素的“負面影響會帶來嚴重的損失且波及范圍較大”；其次為危險等級4，意指風險因素“負面影響比較顯著”；危險等級3的含義是指風險因素“負面影響有限且一目了然”；危險等級2的含義是指風險因素“負面影響極為有限”；最低的風險等級為1，意指風險因素“幾乎沒有任何負面影響，不需要特殊的保護措施”。每位被調查的專家需要分別給每個關鍵風險因素確定分值。
為便于比較分析，我們根據危險等級平均值（以下簡稱評估值）的高低，將被評估的風險因素分為四組，第一組為極嚴重風險因素，評估值在4.5以上：第二組為嚴重風險因素，評估值在4.0～4.5之間，第三組為較嚴重風險因素，評估值在3.5～4.0之間，第四組為中度風險，評估值在3.0～3.5之間。
中外專家的第一輪評估結果既存在相同之處，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表現在如下方面：
1.專家們的評估結果表示電子文件風險客觀存在。雖然本次調查問卷的結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專家個人背景、知識結構等方面的影響，但由于評估者皆為電子文件管理方面的資深專家，故結果具有代表性，能夠反映出人們對于電子文件風險的一般認識。中外專家給每個關鍵風險因素的評估值都在3以上，所有風險因素評估值的平均分為4，這說明課題組挑選的風險因素切實存在于電子文件管理之中，它們帶給電子文件管理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確系關鍵風險因素。
2.相對而言，國外專家的風險意識要高于國內專家。國外專家評定的危險等級超過4.5的極嚴重風險因素有4個，其中有2個風險因素的評估值為4.83，另外2個為4.6。國內專家評定的極嚴重風險因素只有2個，且評估值僅為4.5。這也許是發達國家電子政務建設的時間長，電子文件管理不當的慘痛教訓較多的緣故。
3.電子文件管理標準缺失（1.2）、系統功能缺陷（3.13）、未遷移（3.18）是雙方共同認定的危險程度很高的風險因素。國外專家評估結果表示，“1.2主管部門沒有出臺電子文件真實、完整、可讀的管理辦法、管理標準”排名第一，評估值為4.83，系最嚴重的風險因素；“3.18在系統升級、變換時未遷移電子文件”排名第二，評估值為4.6，是極嚴重風險因素；“3.13電子文件管理系統沒有完整捕獲文件內容、結構或者背景信息的功能”排名第四，評估值為4.3，屬嚴重風險因素。
國內專家對這三個風險因素的評估值均為4.38，并列排名第二，屬于嚴重風險因素。
雙方專家給這三個因素的評估值都大于4.3，排名靠前。這三個因素都和電子文件管理方法的缺失有關。其中，管理標準為電子文件遠離風險指明了關鍵的管理步驟和管理方法；而設計合理的電子文件管理系統則是滿足電子文件管理需求的終極手段，①電子文件管理最終要依賴以軟件系統為中心的綜合性管理方法；②信息系統的頻繁變遷給具有系統依賴性的電子文件的閱讀輸出造成極大的障礙，這是電子文件管理者需要面對的首要難題，遷移是應對該難題的一種解決辦法。中外專家對這三個風險因素危險程度的共同認定，反映了對科學有效的電子文件管理方法的迫切需求，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4.國外專家對威脅電子文件可讀性的風險因素的評估值均高于國內專家。除了給3.18打了高分之外，國外專家對另外兩個威脅電子文件可讀性的因素的評估值也明顯高于國內專家。這兩個因素分別是“3.14沒有規定文件的格式”和“3.19未保存生成電子文件的軟硬件”。
表1關鍵電子文件風險因素及其評估值
編號關鍵風險因素國外專家國內專家國內專家
評估值第一次評估值第二次評估值
1.1政府電子文件作為正式文件的法律地位尚未得到普遍認同3.004.134.38
1.2主管部門沒有出臺電子文件真實、完整、可讀的管理辦法、管理標準4.834.384.75
2.1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3.504.004.13
3.1機構領導很不重視4.004.254.50
3.2資金嚴重不到位3.504.133.88
3.3機構內各有關部門、人員文件管理的職責不明確3.834.254.38
3.4業務人員缺乏責任心4.603.383.75
3.5文檔人員素質不高，技術、管理能力差(如錯誤操作等)3.503.883.88
3.6機構沒有制定科學合理的文件操作程序4.174.134.00
3.9未采用嚴格的用戶身份認證技術3.673.883.63
3.10未定義各類用戶的存取權限或定義不當3.834.003.75
3.12未采用有效的病毒實時監視軟件3.304.003.88
3.13電子文件管理系統沒有完整捕獲文件內容、結構或者背景信息的功能4.334.384.38
3.14沒有規定文件的格式3.673.003.25
3.15沒有對文件生成、管理、利用過程進行監控、審計4.174.004.13
3.16沒有完善的備份措施4.004.504.63
3.17文件管理過程中的元數據記錄不全3.834.504.25
3.18在系統升級、變換時未遷移電子文件4.604.384.50
3.19未保存生成電子文件的軟硬件4.173.383.25
3.20沒有文檔保管場所安全保護措施4.834.134.38
3.21沒有針對本地易發天災的防范措施4.403.884.00
5.國內專家對威脅電子文件完整性的風險因素的評估值均高于國外專家。“3.16沒有完善的備份措施”和“3.17文件管理過程中的元數據記錄不全”是威脅電子文件完整性的風險因素。國內專家將最高評估值??4.5給了這兩個因素。而國外專家的評估值并不高，分別為4和3.83。這種差別反映了中外文件管理工作對文件質量的不同追求。相比而言，我國更重視電子文件的完整，而國外更重視可讀和可用。
6.國外專家對自然因素的評估值明顯高于國內專家。在21個風險因素中，有兩個風險因素是與自然因素直接相關，分別是“3.20沒有文檔保管場所安全保護措施”和“3.21沒有針對本地易發天災的防范措施”。國外專家對這兩個風險因素危險等級的評估值分別為4.83和4.4，排名分別為第一和第三；而國內專家的評估值只有4.13和3.88，危險等級排名為第五和第七。
出現這種明顯差異，其原因可能在于9?11事件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沖擊。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倒塌，位于這座大樓中的許多公司，因為其所有業務數據被毀，無法繼續業務活動，只得申請破產。世界著名的摩根?斯坦利銀行的總部及其數據也毀于這次事件中，但是該銀行采用了數據備份系統，在數英里外的新澤西州的蒂內克保留著備份數據，在重新安裝好硬件系統后，第三天就恢復了營業。③
國內專家給自然因素打低分的理由是，雖然火災、洪水、地震等自然環境風險一旦發生，造成的損失往往是毀滅性的，但是發生的概率比較低，而且風險應對方法比較簡單，比較容易防范。根據以往歷史記錄，這種自然災害造成的風險損失不是很突出。
7.國內專家對法律、體制和資金因素的評估值遠遠高于國外專家。在所有風險因素中，中外專家對“1.1政府電子文件作為正式文件的法律地位尚未得到普遍認同”的評估值差別最大。國外專家的評估值僅為3，排名最后；而國內專家的評估值高達4.13。對電子文件實行科學管理的前提就是承認電子文件作為正式文件的法律地位，即電子文件是電子的真實記錄，是政府行使職能合法、有效的憑證，是政府記憶得以延續的手段。課題組在調研過程中發現，盡管《電子簽名法》頒布，但是現實世界中電子文件的憑證效力仍然備受懷疑，絕大多數單位采用了雙套制、雙軌制作為電子文件管理的解決方案，忽視電子文件的全程管理與長久保存。而沒有單軌制的政府電子文件管理，就不可能有全面的電子政務戰略。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將雙套制、雙軌制作為電子文件管理的解決之道，所有的研究與探索都以電子證據的長久保存與資源共享為目標。國內外評估值的差異恰好反映了我國在電子政務建設尚不夠深入。
與體制相關的因素有三個，分別是“2.1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3.1機構領導很不重視”和“3.3機構內各有關部門、人員文件管理的職責不明確”。國外專家的評估值為3.5、4、3.83，危險程度不高；國內專家的評估值則為4、4.24和4.25，都屬于嚴重風險因素。由此可見發達國家文檔管理的宏觀體制以及機構內部管理體制相對完善。不過，從評估值來看，國外專家也較為認同領導重視的重要性。
無論是開發電子文件管理系統、配置計算機硬件和網絡設施、購買存儲載體，還是系統的維護和更新換代都需要一定的資金投入。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國內外專家對資金因素（3.2）危險等級的判斷也截然不同，國內專家的評估值為4.13，國外專家的評估值僅為3.5。
可見法律、體制、資金都是帶有“中國特色”的風險因素。
8.國外專家對業務人員責任心缺失這一風險因素的評估值高于國內專家。中外專家在“3.4業務人員缺乏責任心”評估值差異也極為明顯，分別為3.38和4.6，分別被判斷為“中度風險因素”和“極嚴重風險因素”，僅次于法律風險的評估差異。也許在法制傳統比較悠久、制度規范相對健全的環境中，人員主觀能動性的重要性便會凸現。
二、第二輪專家評估結果的分析
第一輪調查之后，課題組仔細研究了專家們的評估結果和研究建議，調整了調查問卷的結構，將風險因素按照發生的層面不同劃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新增了5個分布在宏觀和中觀層面的外部環境因素；在個別問題的描述上也略有改動。
為使本文主題集中，我們仍然以原始的21風險因素作為比較對象。在本輪評估中，大多風險因素的評估值有變化，不過變化幅度并不是太大，未出現顛覆性的意見，上一輪評估結果中顯示的中外差異仍然存在。由此可見，由于管理體制、信息化水平、觀念等方面的差別，我國的電子文件風險確實與發達國家存在較為明顯的區別。縱向比較，國內專家第二輪評估結果顯示：
1.就總體而言，風險因素的評估值增高。無論是最高值、最低值，還是平均值，第二輪專家評估值都高于第一輪。這說明專家們對電子文件風險的認同度增加了。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變化肯定了電子文件風險研究的意義和必要性。
2.電子文件管理標準缺失（1.2）的評估值升至第一。“1.2主管部門沒有出臺電子文件真實、完整、可讀的管理辦法、管理標準”由第一輪中的第二攀升到了榜首，評估值增加了0.37，是評估值增幅最大的兩個風險因素之一（另一個是3.4），這再次說明該問題的重要性。隨著美國、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電子文件管理標準的紛紛出臺和推廣應用，相比而言，我國在標準制定與貫徹方面的缺陷愈發令人心焦。
3.法律、體制等軟性風險因素的評估值繼續走高。法律風險因素1.1，體制風險因素2.1、3.1、3.3在本輪調查中的評估值高于第一輪。其中“3.1機構領導很不重視”更是以4.5的得分由“嚴重風險因素”晉升為“極嚴重風險因素”。
4.資金、技術等硬性風險因素的評估值普遍降低。在整體評估值增長的前提下，資金、技術等硬性風險因素的評估值卻呈現下降的趨勢。除了“3.16沒有完善的備份措施”、“3.18在系統升級、變換時未遷移電子文件”這兩個技術因素之外，資金因素3.2及技術因素“3.9未采用嚴格的用戶身份認證技術”、“3.10未定義各類用戶的存取權限或定義不當”、“3.12未采用有效的病毒實時監視軟件”、“3.17文件管理過程中的元數據記錄不全”的評估值均低于第一輪的評估結果，3.3、3.10、3.12更是由“嚴重風險因素”降級為“較嚴重風險因素”。
5.自然風險和保管場所風險的評估值有所增長。自然風險和保管場所風險直接針對的是文件的物質實體，帶來的危害可能是毀滅性的。因此，第二輪調查結果顯示風險因素3.20和3.21的評估值都有所增長。
6.“人本”意識有所增強。“3.4業務人員責任心不強”是在法律風險因素2.3之外評估值增幅最大的另一風險因素，由“中度風險因素”躋身于“較嚴重風險因素”，人員主觀能動性的重要程度在本輪調查中有所提升。
三、對評估結果的綜合分析
中外專家評估結果的異同反映了信息化程度不同的國家在電子文件風險認識上的異同，為我國電子文件管理工作發展方向的確定提供了依據。通過本次專家的評估，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電子文件風險管理是電子文件管理的必要組成。專家評估的結果表明，電子文件風險是客觀存在的。被評估的風險因素中，超過一半的風險因素的危險級別都高于4，負面影響比較顯著。當今社會，危機管理、風險管理已經成為政府管理的常態性工作。將風險管理方法引入電子文件管理領域，是電子文件管理的客觀要求，也是電子政務建設的必要內容。
2.電子文件風險來自多個方面，必須構筑起全方位的應對體系。為中外專家所承認的關鍵風險因素多種多樣。無論是極嚴重、嚴重、較嚴重還是中度風險因素，都有來自多個層次、多個領域的風險因素。為了有效防范和控制風險，提高管理質量，必須構筑起全方位的應對體系，關系到政府機關、主管部門、研究團體、軟件提供商等多種機構，文件生成、處理、管理、利用的各類的管理人員和操作人員，保管場所、信息基礎設施、文件管理業務、系統設計、規范體系、人員素質和觀念等多個方面。
3.克服法律、體制、標準方面的障礙，是我國應對電子文件風險之路上的當務之急。電子管理標準是中外專家公認的極嚴重風險因素。但同時，中外專家對于體制、法律風險因素的評估卻截然不同，中方的評估值遠遠高于外方，而且在得知國外專家評價結果的情況下，在第二輪評估非但沒有降低評估值，反而加大了分值。這個結果真實地反映了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電子文件管理工作的社會條件。
隨著電子政務建設的推進，發達國家紛紛建立電子文件管理標準，并憑借著其堅實的法治傳統，通過軟件的標準認證、標準咨詢服務等手段推動電子文件管理工作。而同樣的路徑在我國未見得能夠起到同樣的效果。這是因為我國法治化、規范化管理基礎較為單薄，而法律、體制的障礙不除，即便標準得以制定，由于欠缺制度上的保障，標準的貫徹實施過程必定充滿艱辛。因此，法律、體制、標準的完善必須齊頭并進。在某種意義上，法律的健全、體制的完善更為重要。
注釋：
①趙屹，陳曉暉．電子文件管理的終極解決之道．檔案學通訊，2002(2)
(一)牢固樹立風險意識，熟悉國際金融知識
企業所面臨的形勢從來都是挑戰與機遇并存，機遇總是青睞那些有準備、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國門的中國企業家最重要的是時刻把風險意識放在首位，并掌握相關金融知識，防患于未然。
海爾集團張瑞敏先生曾有一句成功感言，那就是時刻感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這其實就是風險意識。企業的管理者如果擁有很強的風險意識，那他們就會經常反復思考企業的日常運轉，研究很可能出現的問題，識別或是預見潛在的風險，然后通過用好相關的管理人才，通過資金管理的技巧和國際通用的制度規避和化解風險。即使是遏制不了，也要盡可能地把風險降到最低或者是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
(二)完善風險控制體系，建立預警機制
走出去從事海外經營的企業要建立覆蓋企業經營全過程的風險管理體系，包括風險管理策略、風險管理措施、風險管理的組織職能體系、風險管理信息系統和內部控制系統，從而實現風險管理的總體目標。
風險的防范要從業務流程的最前端開始。在海外開展業務的企業要加強對當地投資環境的研究，評估風險類別，簽訂合同時就要把金融風險控制在萌芽中。簽訂什么樣的合同決定了企業有什么樣的收益和風險。簽約時的幣種選擇、勞工情況、原材料價格變動、匯率變化及稅收等都是要考慮的內容。中信建設委內瑞拉社會住房項目、阿爾及利亞東西高速公路項目、安哥拉衛星城項目以及巴西坎迪奧塔電站所簽訂的合同都充分評估了各類風險，并通過專用合同條款進行了規避。如在防范匯率變化、價格變化等風險方面采取了調價公式；在資金支付風險方面則盡可能通過石油擔保來規避；在信貸風險方面則借助中信金融機構對資金進行有效管理。
建立快速準確的信息分析與反饋系統，加強預警機制的建設。實行全面財務預算管理，加強成本核算和費用控制，完善財務快報制度。根據信息分析系統，及時預測東道國的政治經濟變化及可能對匯率帶來的風險，及早采取對策。
此外，企業風險管理的各環節應有專人負責。并且，需要經常對所采取的措施進行評估、跟進，使企業所面臨的風險始終在可控狀態。
(三)充分利用公共資源，加強銀企合作
規避金融風險，需要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和金融政策資源。在信息資源方面，我駐外使館經商處，有關金融機構和行業組織都提供相關的信息咨詢服務。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每年出版發行《國別風險報告》，企業應充分利用。在金融政策資源方面，國家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和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對走出去的企業的支持力度愈益加大，是企業加快開拓國際市場、防范金融風險的堅強后盾。
同時，商業銀行有很多好的產品可以提供企業來選擇作為規避風險的工具。每一家銀行都有產品的研究和開發部門，他們會根據市場的變化不斷地推出很實用的產品。企業的經理應當經常和銀行的財務經理進行交流和溝通，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和需求量身為企業設定資金管理的模式，從而有效規避金融風險。
加強與金融業的合作，組成聯合體同船出海。實體企業與金融企業對投資對象的關注點有所不同：前者往往注重與標的企業進行戰略合作以提升自身價值，對短期財務收益看得相對較輕；而后者則恰恰相反，更注重目標企業的財務回報。如這兩類企業組成收購聯合體，可以起到取長補短、規避風險，在利益上各取所需的效果。
(四)創新發展模式
俗話說得好，“打鐵還得自身硬”。我國企業應創新發展模式，有效控制關鍵資源，建立價格風險控制機制，加大履約索賠的力度，有效規避價格風險，確保公司的經濟運行質量和經濟效益。
同時，銀企合作中還體現出這樣的辯證關系，即走出去的企業要規避金融風險，而金融業本身要善于通過走出去規避自身的風險。我國金融業必須改革只立足于國內的舊式經營戰略，選擇多樣化、風險分散化的經營戰略，不僅要經營好國內業務，還要積極開拓國際業務，走國際化、規范化、市場化、多元化的道路。
當前全球能源、資源價格下降的形勢下，建議中國政府引導中國企業將外匯儲備與各種貨幣以及像石油這樣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資源進行交換，通過投資、資源開發合作，更多地占有資源儲備，借助市場化交易主體的力量，代行國家戰略職能，這將不僅有效規避金融風險，還對國家能源安全大有裨益。
在防范風險的前提下，企業應當抓住機遇，通過跨國并購、股權置換、海外上市、項目融資等方式大力拓展國際市場；另一方面，要善于通過海外投資、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結合，加速國際化步伐，并在市場經營中不斷增加存量。
二、對金融風險的識別
具體來講，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遇到的金融風險主要包括匯率風險、貨幣風險、信貸風險。
匯率風險主要表現為匯兌過程中的價值損失，是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最常遇到的金融風險之一。前些年，由于中國企業對外一直以美元簽訂合同，后來美元的持續貶值使不少公司遭受了重大損失。因此，此后不少公司的對外合同都改以歐元簽署。不曾料到的是，今年以來，美國金融體系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危機”，先后涉及歐美、亞太地區，并引發了全球經濟形勢的動蕩不安。近期歐元持續貶值，又有不少企業痛感把雞蛋放錯了籃子。目前，國際匯市復雜多變，呈現出很大的不確定性。匯率的波動，增加了換匯操作難度，也增加了風險。
對于國際工程承包企業而言，匯率風險在一定條件下轉換成價格風險。人民幣升值直接影響以美元計價的工程項下貨物和設備的出口價格；美元貶值還導致國外項目員工工資上漲：在由于美元貶值而導致本幣升值的國家，工程實際造價高于以美元計價的合同價格。對于國際工程承包業務來講，如何選擇簽約合同幣種、外匯保值方案等以有效規避匯率風險，成為新的課題。
信貸風險是走出去的中國企業需要重視的又一內容。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無論是資源能源開發合作，還是國際工程承包，抑或是金融業本身，涉及資金規模較大，由此產生的資金風險較為突出。如果流動資金管理完善，則可以產生較大的收益；反之則會出現不可預測的風險。中信建設簽訂的委內瑞拉社會住房項目、安哥拉社會住房項目本身合同額都比較大(分別為9.42億歐元、35.35億美元)，合同生效后30％的工程預付款就到了公司的帳上，公司通過中信金融機構的理財，產生了較好的收益。但如果資金運營不當，往往造成資金不足甚至貸不到款，進而導致被收購甚至是倒閉。因此，加強對流動資金的管理相當重要。
在有效的證券市場中，證券市場價格的調節對所有新的、公開的信息能作出迅速反應，其信息集合除包括市場本身的客觀信息外，還包括公開的證券市場相關的場外客觀信息。簡而言之，有效的證券市場中，所有場內外相關客觀信息都能在上市證券的價格中得到充分迅速的反映。因此，通過證券市場價格計算的證券收益同樣能夠充分迅速地反映所有證券市場場內外相關的客觀信息。
投資主體處理信息的過程通常總是通過證券收益客觀信息的識別，獲得證券未來收益的預期信息，提取證券投資的決策信息，然后選擇證券投資行為。
根據證券投資主體預期形成模式的差異，可以將預期分成理性預期和有限理性預期兩大類型。
理性預期是利用最好的經濟模型和現已掌握的信息所得出有關證券未來收益水平明確的預測。其中包括不直接研究證券市場價格漲落，而直接研究證券市場所有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通過博弈模型進行證券本來收益的預期。
有限理性預期指證券投資主體不采用經濟模型，憑借各自證券投資的經驗或者參考其它證券投資主體的預期信息、決策信息和投資行為對證券未來收益的經濟預測。
類似的，根據證券投資主體決策形成途徑的差異，將決策也分成理性決策和有限理性決策兩類。
理性決策是證券投資主體通過合適的證券投資決策模型或者通過證券的技術分析，然后選擇投資行為的證券投資決策。
有限理性決策是證券投資主體不采用證券投資決策模型，也不采用技術分析，僅憑借各自證券投資經驗或者參考其它證券投資主體的預期信息、決策信息和投資行為所進行的證券投資決策。
證券市場中，完全不考慮證券未來收益水平和變動趨勢的完全非理性證券投資主體幾乎是不存在的。因此，本文研究的證券投資主體在信息處理的預期和決策兩個環節中都具有理性或者有限理性。
2.兩類證券投資主體
具有理性的證券投資主體在信息處理兩個主要環節上是通過經濟模型或者技術分析獨立獲得理性預期信息和理性決策信息，然后獨立選擇證券投資行為。故稱他們是獨立型證券投資主體。
具有有限理性的證券投資主體在信息處理過程中，如果在兩個主要環節上都是憑借自身證券投資經驗獲得有限理性預期信息和有限理性決策信息，然后，獨立選擇證券投資行為，他們也是獨立型證券投資主體。如果，至少在一個環節上，參考其它證券投資主體獲得有限理性預期信息或者有限理性決策信息，模仿其它證券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選擇自身投資行為，稱他們是模仿型證券投資主體。
獨立型證券投資主體可能采用相同的經濟模型或者相同的技術分析，也可能憑借各自相似的證券投資經驗，導致其證券投資行為產生客觀相似的效應。
模仿型證券投資主體，基于自身認知的內涵、認知的結構和認知的層次以及投資的經驗。投資的偏好和投資的心理的局限，不足以從客觀信息中獨立獲取證券未來足夠的預期信息和獨立提取選擇投資行為足夠的決策信息，或者對各自預期信息和決策信息的置信程度不足以獨立選擇投資行為。他們不得不通過參考其它證券投資主體的預期信息、決策信息和投資行為，以便獲取各自足夠的預期信息，提取各自足夠的決策信息，或者達到選擇投資行為足夠的置信程度，客觀上模仿獨立型證券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進行證券投資。因此，模仿型證券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產生模仿的效應。
模仿型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比獨立型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客觀上非理性含量更高一些。通過社會心理和認知心理分析，特別是證券投資博奕分析可以得到，模仿型證券投資主體模仿選擇的投資策略是隨大流的從眾策略。
綜上所述，在有效的證券市場中，獨立型證券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可能存在客觀相似性，而模仿型證券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必定存在模仿從眾性。
3.形成風險的市場內在機制
在有效的證券市場中，上市證券的價格能充分迅速地反映證券市場所有場內外相關信息。所有證券投資主體都能任意地、不斷地獲取有關上市證券價格、漲跌幅度和交易量的客觀信息。因此，在有效的證券市場中，所有證券投資主體的客觀信息是對稱的，證券市場的競爭對所有證券投資主體是公平的。
面對客觀對稱的信息，兩類證券投資主體預期形成的模式和決策形成的途徑具有較大差異，導致其證券投資行為對未來證券市場價格的波動產生不同的作用，從而對投資證券未來收益的波動也產生不同的作用。因此，兩類證券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對證券未來可能收益間的差異產生不同的作用。如引言所述，證券未來可能收益間的差異就是投資證券的風險，兩類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對證券市場風險產生不同的作用，他們就是形成風險的市場內在機制。
若兩個具有限理性的獨立型證券投資主體通過相同的經濟模型或者相同的基本分析和技術分析獨立獲得各自的理性預期信息和理性決策信息通常是大致相同的。
若兩個具有限理性的獨立型證券投資主體憑借各自的投資經驗大體相同，他們獨立獲得的有限理性預期信息和有限理性決策信息也大體相同。
上述情況下，兩個獨立型證券投資主體間便具有預期信息和決策信息的對稱性，通常其證券投資行為對投資證券的市場風險形成產生客觀相似的作用。否則，兩個獨立型證券投資主體的預期信息和決策信息是非對稱的，其證券投資行為也不盡相同，對投資證券的市場風險形成的作用也不盡相同。
桑塔弗研究所（SFI，SantaFeInstitute）通過計算機模擬完全由獨立型證券投資主體組成的股票市場發現，股票市場價格波動，股票未來可能收益間的差異，即證券投資風險和獨立型證券投資主體投資行為的客觀相似程度及其變化速度有關。
綜上所述，獨立型證券投資主體投資行為的客觀相似性是證券市場風險形成的一種內在機制。不妨稱為獨立客觀相似機制。其客觀相似程度以及所持資本資產結構的變化速度達到一定水平時，投資證券的市場風險會被成倍地放大，導致證券市場出現復雜現象，價格大幅波動，交易量增加，泡沫形成，甚至累積成危機。正如桑塔弗研究所模擬的股市一樣。說明形成市場風險的獨立客觀相似機制是證券市場內在的非線性機制。
面對客觀對稱的信息，模仿型證券投資主體各自獨立獲取的預期信息和獨立提取的決策信息，通常是非對稱的。模仿型證券投資主體需要參考其它證券投資主體的預期信息和決策信息，以便選擇各自的證券投資行為，他們的投資行為就會或多或少地模仿其它證券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也就是從眾選擇各自證券投資行為。這種模仿從眾行為會在模仿型證券投資主體間傳染蔓延，他們個體的有限理性投資行為演化成證券市場整體的非理性投資行為，證券市場價格的波動被成倍地放大，導致證券市場價格極度劇烈地波動，證券未來可能收益間的差異大幅度增加，證券市場風險增大，甚至風險累積成為危機。
模仿型證券投資主體投資行為的模仿從眾性是證券市場風險形成的另一種內在非線性機制。不妨稱為模仿從眾傳染機制。
4.結束語
本文通過分析兩類證券投資主體的證券投資行為對于形成證券市場風險的不同作用，揭示了形成證券市場風險的獨立客觀相似機制和模仿從眾傳染機制。它們都是證券市場內在的非線性機制。值得一提的是，獨立型證券投資主體間，可能存在獨立客觀相似性，而模仿型證券投資主體必定存在模仿從眾傳染性，因此，形成證券市場風險的內在非線性機制主要是模仿從眾傳染機制。
無論采用定性方法，定量方法或者定性定量相結合的方法，研究投資證券未來的收益和風險，以及證券市場風險形成的內在機制更合理、更科學的經濟假設體系應由有效市場假設、有限理性假設。客觀信息對稱性假設、預期和決策信息非對稱性假設以及簡化問題的一系列假設組成。本文在上述經濟假設體系中，僅對形成證券市場風險的內在非線性機制作了定性的研究和闡述。更具有科學性的定量或定性定量相結合的分析和實證研究是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課題。
哈維。羅森的債務理財理論對深刻理解我國反周期的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用“增債”而非“增稅”或“減稅”是有十分重要理論意義的。國債作為取得財政收入形式，相對于稅收而言，借助國債這個財政收入對政府增加財政支出的能力所形成的約束就可能是“軟”的。這是因為國債具有不同于稅收的形式特征的約束。稅收盡管也有其自身的內在約束，但稅收這個財政收入具有三個形式特征：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稅收所具有的強制性和無償性，決定了微觀經濟主體對“可容忍的”稅收水平的看法是趨于相對穩定。（阿特金森、斯蒂格里茨，1992）在正常情況下，政府增稅（提高稅率或增設稅種）的企圖往往會遭到一定的反抗。無論這種反應是來自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論它是以顯性的形式表現出來，還是以隱性的形式表現出來，它總是對政府“人為增加財政收入企圖的一個制約因素。而稅收所具有的”固定性“特征，又決定了課稅的對象及其比例或數額等，必須以法律的形式預先確定下來。除非變動稅法，否則政府只能依法治稅，按法定的標準課稅而不能有任意性和隨意性的更改等等。
國債，作為國家的公共信用，它是一種信譽度極高的“金邊債券”，是以政府公信力為擔保，并按市場規律發行和流通的有價證券。“公共信用是力量與安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源泉，我們應該珍惜它”（喬治、華盛頓）。國債除了具有公信用特征即收益的安全性一面，又有一般信用所具有的兩個特征即借債還本付息的增值有償性，以及國債自愿買賣，何時需要、何時發行等靈活方便的流動性和變現性。國債是安全性、有償性、流動性三性俱全。
對當時經濟增長下滑和社會總需求不足，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反周期調節，究竟應采取“增債”還是“減稅”？按照國際通常的做法，或者如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進行反周期調節，一般都采用“一減三增”做法，即減稅、增加財政支出、財政赤字和國債，最終地說，無非是一減稅，二增債。兩者擇其一。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為什么不選擇“減稅”而采用“增債”形式，我們認為，其原因：一是我國尚不存在全面減稅的基礎和條件，不是不想減，而是減不動，減不得！因為連年的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加上財政的債務依存度很高，如果全面減稅，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將更要下降。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基礎將更加脆弱。這將會進一步削弱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業已弱化的財政保障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
二是我國的稅收結構是以工商企業的間接稅即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為主，而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所占比例較小，國家的稅負主要由企業負擔。2000年我國企業所得稅（包括涉外企業所得稅的個人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占全部稅收收人的19％，而間接稅收人占全部稅收收入的70％。這按國際經驗，削減直接稅的擴張效應的自動調節器作用要優于間接稅。這樣，如果削減間接稅，一則減稅效應較弱，放棄大量收入而獲取較弱的刺激投資和消費效益是得不償失的；二則削減間接稅又具有拉動物價進一步下降的效應，在我國已存在通貨緊縮的趨勢下，它將導致物價下跌，就更不利于企業發展和拉動經濟增長。
三是我國的稅制也是一種對投資征高稅的稅制。對投資征稅包括有三方面的內容：一為生產型的增值稅；二為投資方向調節稅，稅率為投資額的5—30％（1990年已改為減半征收，2000年該稅取消）；三為強制性地低估勞動成本，例如北京參照傳統國有企業規定非國有企業的名義貨幣工資為800元，高于此數的都算做利潤。這一工資水平不包括住房、福利、公費醫療、退休保障等收入，而目前非國有企業的實際貨幣工資一般平均為2000元左右，按800元計算勞動成本，就會有60％左右的工資被當作利潤征稅（光，2000）。因此，減稅將大大減少政府的大量稅收收人，而且再說在當時已有45％左右的虧損企業面的條件下，和即使迄今企業經濟效益有所好轉利潤有所增加的情況也仍有1/3以上的企業虧面的條件下，減稅，實際上企業是無錢繳稅，“減稅”只是減少欠稅，對刺激生產尤其是刺激和擴大需求，幾乎很難產生積極效應而大打折扣！希望“減稅”來減輕企業負擔，刺激消費和投資，只能是一種愿望。同時，又由于在當時原有的經濟結構框架內，傳統的市場需求已基本飽和，市場需求開拓的空間很小，對經濟發展很難達到預期效果。這些“減稅”的條件、均不具備。四是普遍減稅，勢必修改稅法，工程浩大，決非短期所能見效。這就涉及稅收的固定性、無償性和強制性等三性形式特征的法律的變更和修改程序、手續等問題。五是盡管我國的宏觀稅率不高，1998年約在12.4％，但帶有稅收性質的“費”收入，名目繁多，使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不堪重負，即有“清費”的要求。從一定意義上說，清費乃是最大程度上的減稅之舉！當前減稅首先必須“清費”，清理不合理的巧立名目的稅收性質的“費”。目前企業負擔偏重，主要不是稅收負擔重，而是非稅的“費”負擔重。（有人計算各種非稅負擔的“費”甚至超過了稅收）因此，把這部分“費”清理好了，實際上就是“減稅”，這就有利于體現稅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則，也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經營條件和環境，可以說這是一種一定意義上的“永久性減稅”。
可見，“減稅”一著，更不用說如日本前些年為應對經濟衰退，擴大內需的“永久性減稅”說，只能實屬一種愿望。對我國而言，“減稅”的風險甚大，需有待時日的一個中長期考慮的目標之一。對比之下，我們應如何評價美國的減稅計劃？美國布什總統上臺后不久宣布實行一個為期10年減稅總額達13500億美元計劃（國會批準額）。創造了美國近20年來減稅案紀錄。這是企圖通過減稅刺激疲軟的經濟重新振作起來，制止經濟增長下滑。應該看到，減稅和降息相比，減稅政策確實具有更穩定、更長期、市場預期更好的優點。當然，布什政府的減稅計劃是有其強大鞏固的巨額財政盈余為支撐的。加上今年已七（現已9次）次降息的貨幣政策的配合，其政策效應將十分有利于增強公眾的信心預期和促進經濟回升。限于篇幅，這將是另當別論的。現在，國內不少學者也有類似的政策主張。“減稅會導致生產激勵的提高，從而增加社會財富。特別地，在現有稅率高于最佳稅率時，減稅在導致產出增長的同時，還會帶來財政收入的增長。在政治上，由單純減少財政收入以獲取經濟增長的方案難以被采納，從長遠看，也會損害社會經濟，所以我們著重考慮使社會經濟與財政共同受益的減稅方案（光，2000）我們認為，這個減稅方案是值得重視的。但現在我國不具備減稅的條件。
正是這樣，于是，可能的一種風險較低的政策手段選擇就是增債。我國政府在反周期調節手段上選擇國債為主要手段的必要性，有如下的一些政策考慮：
首先，國債的信譽度高，而且國債利率高于銀行儲蓄又不征利息稅，收益性大。國債又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點”。①當今世界各國政府都把國債作為宏觀調節的重要杠桿，各國中央銀行三大法寶之一的公開市場業務，在金融市場上買賣有價證券，用國債來調節貨幣的吞吐量，成為穩定利率和貨幣供求量等金融市場的重要手段。運用國債手段，特別是我國經濟面對社會經濟增長乏力，社會需求不足，即在有通貨緊縮條件下，貨幣政策已出盡“多招”而效應不靈或平平，如積極財政政策出臺時，當時銀行已5次降息，鼓勵消費的消費信貸等，而銀行的儲蓄相對過剩，存在巨額的“存貸差”等等，這時運用增發國家可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而且當時首次增發1000億元國債全部由四家國家商業銀行承購，既可緩和這四行的巨額“存貸差”壓力，而又穩得10年期5.5％債息率的無風險權益；既可開拓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資金來源，又給四行的巨額“存貸差”提供了資金出路，一舉數得。據有關資料：商業銀行1998年存款大于貸款的差額即存貸差正在不斷擴大，從高達1.1萬億元擴大到2000年的1.3萬多億元。將滯留在銀行里閑置的錢，通過國債方式用出去，既可以減輕銀行負擔，用收取的國債利息支付老百姓的存款利息，也改善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沒有擠迫銀行超發貨幣。同時，國債是直接向國有商業銀行發行的，主要來之于居民儲蓄，具有實實在在的資金來源，因而因增發國債而擴大的貨幣供給是和總需求的增加相適應的，也不會增加沒有資金來源的貨幣供給量即超發貨幣。
①盡管國債作為聯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結合點的作用的公開市場業務，我國是1996年4月9日已開始運作。但由于種種原因。公開市場操作力度一直較弱。使這種聯結作用并未得到應有的發揮。
第二，國債的用途性明確，針對性強，這比貨幣政策手段更為具體和有效。這次增債，主要是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對國企的技術改造的貼息，目的用途性強而明確，不得挪作他用。用于基礎設施投資，還有個投資乘數加速效應。國債中央使用一半，轉貸給地方政府一半。主要著力點在解決我國經濟結構高度化進程中的“瓶頸”問題。主要是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
應該說，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資大、周期長、盈利性低，均屬政府投融資范圍和方向。必須依靠政府，國債強有力杠桿的財政支撐才能啟動，而銀行的市場間接融資性信貸支撐只能是局部的，居非主角定位，一旦投資失效，國債不能還本付息，結果是出現公開的財政赤字，事關國家大局，易引起高層決策重視，這不像由信貸過度而造成的銀行不良資產等隱性債務，風險往往被忽視，“隱”而不現，貽誤并釀成大禍。
第三，從這三年多增發國債的時機看，是適時的，成功的。增債3600億（截止2000年底）的利率和擠出效應看，應該說在總體上均不明顯。國債的擠出效應，是近幾年國內學術界普遍予以關注的重要內容，并從各個層面以及數學模型等方面予以假設和測定，大量的研究文獻顯示，國內各項研究成果得出的結論大都認為：不存在提高利率和擠出私人投資，積極財政政策的用債政策是有理論支持的（劉溶滄、馬栓友，2001）。對此，與我們當時所作的分析也基本一致的：國債的利率效應，是由政府發行國債的增加引起市場利率的波動。由政府發行國債和國債規模的不斷擴大，會造成金融市場中貨幣供應量和需求量的比例發生變化。利息作為資金的“價格”，會導致利率上升，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即使是西方政府的國債作為金邊債券，其安全性和收益性較為穩定，其息率比市場利率為低，國債規模的不斷擴大也會導致利率上升，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國政府自1981年恢復發行國債，為保證國債的順利發行，在利率政策上始終堅持高于同期銀行存款利率1—2個百分點。還應指出，隨著我國國債規模的不斷擴大，特別是在1994年起由于停止向中央銀行透支彌補財政赤字后，國債的年發行額突破1000億元大關，當年高達1175億元，1990—1997年國債發行額年均增長在40％左右。由于我國利率遠未市場化，這種利率效應并不明顯，但盡管如此，國債的利率效應不應低估。至于國債對民間投資的排擠效應，即政府通過發行國債擴大赤字規模，導致利率上升，從而引起民間投資的相應減少，或者說，政府國債擠出了非政府部門的一部分投資。對于這種排擠效應，由于近些年銀行出現的“存貸差”，銀行儲蓄過剩，特別是由于在通貨緊縮的條件下，儲蓄大于投資，使國債的擠占效應大大削弱，但仍不應予以忽視。因為在定時期內，超過一定限度的投資總量，其中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比例會有一個此長彼消的問題（王美涵等1999）所有這些，都表明我們積極財政政策采用增債方式的必要性。
現在的問題是，1998年至2001年增發國債已達5100億元，僅到1999年底國債發行余額已達11287.59億元，增發國債的空間究竟還有多大余地。它的限度在哪里？
二、我國國債發行的規模限度上的風險
近幾年國內學生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成果較多，從各個角度探討了我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而增發國債的規模限度和合理性問題。
評價一國政府的國債規模的警戒性指標，一般主要有兩個指標，其中一是《馬約》的二個門欖指標：債務負擔率即國債余額/GDP，規定不超過60％；當年財政赤字/GDP比例，規定不超過3％；二是我國國內常用的兩個警戒性指標，即國債依存度，指當年債務收入/當年財政收人，不超過20％；國債償債率（當年債務償還額/當年財政收入），不超過20％等。
我國國債依存度嚴重超標。我國中央財政國債依存度從1994年起連續超過50％，1998年更高達71.1％。我國國債的還本付息負擔日益沉重，“九五”中后期，國債的平均還本付息規模每年約2000多億元。其中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別為1311億元、1918億元和2348億元，占整個財政支出（經常性支出+建設性支出+債務還本付息支出）的比重已經高達20％以上。而且“十五”期間，隨著積極財政政策增債以來所增發的國債陸續到期，國債的還本付息支出額將進一步擴大，平均每年約高達3000—4000億元，這反映了日益擴大的已發債的還本付息額對政府運用國債政策的要求和制約。
但是，應該看到，僅從積極財政政策所增發的國債規模看，則尚有相當的時間和空間潛力。其理由有四：一是積極財政政策每年增發國債規模在1000億元至1500億元之間，僅是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4萬億元左右的一個零頭或尾數，即使加上銀行等額的配套資金，也沒有改變事情的基本狀況。二是我國增發國債與GDP的比例很低。
美國早在1993年的國債規模高達32470億美元，占美國GDP的51.6％，即生產的每一美元的42美分就要被用來清償債務，加上1993年國債利息支出1990億美元，占聯邦財政支出的14％。美國國債利息支出從1965年至1993年，上升了2.5倍而政府支出總共也只上升了1.3倍（羅森。1995）。即使發債占GDP最低時的1975年，也占GDP的26.8％，當時凱恩斯的“功能財政”信條都已瓦解，但國債仍是維系美國經濟的重要理財工具。據有關統計材料表明美國自1926年迄今已有75年發債的長盛不衰歷史。至于近十年日本經濟衰退中國債規模占GDP匕重已高達130％。這是應予另當別論的。應該說，美國國債品種和期限結構上有許多值得借鑒的，如美國把初始期限在一年之內的債券稱國庫券，把初始期限小于10年的債券稱公債，把初始期限在10年以上稱國債。又如1998年9月，美國財政部發行了一種新型儲蓄債券，面值從50美元至30000美元，這種新型債券是具有與通脹調整相結合的復合利率債券，其特點對債券持有人有保護購買力并能賺取有保證的真實回報率設計的，具有安全性、擁有稅收優惠（投資者獲得的收入）可免交國家和地方所得稅、購買6個月后即可變現具有流動性等等。這對當前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已高達8萬億元以上，增發國債顯然有很大空間潛力。三是評估一國政府發債規模限度，“必須考慮所有的資產和負債，聯邦政府不僅具有大量的金融負債，而且也擁有巨大的有形資產”（哈維。羅森，1995）。我國的有形資產，除了有8—9萬億元的國企的國有資產外，還有數倍于其他國有資產的國有土地資產，其總量為25萬億元左右。至于黃金和礦產權，僅黃金我國儲備就估計在2300噸至4265噸。（《中國將逐步放開黃金市場》《參考消息》，2001年10月7日）四還有通脹影響。政府的未清償債務會受到未來通脹影響而減少政府債務的實值。（哈維。羅森，1995）一旦我國走出通縮的陰影，如有3％的通脹，對有1萬多億的國債余額就是300余億元。這是同任何傳統性稅收一樣的政府收入。
然而，考察一國政府國債發行的規模限度的風險，首先最根本的是要視運用國債的回收和效益。即“結果取決于項目的生產率，投資的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項目會給后代帶來利益，通過舉債將負擔轉嫁給下一代就是合適的。這種成本由后代來負擔是恰當的，因為他們享受了這種基礎設施建設的利益。即受益原則。”（哈維。羅森，1995）從這個角度看，盡管從增發國債規模尚有相當的時間和空間潛力，但我們國債投資效益低下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而其風險是不小的。
其次，要考慮勒納的世代交疊模型中強調的債務由后代負擔的程度。盡管增發國債的債務負擔可以在各代之間進行轉移，但會給后代造成一種實際負擔。“代際公平”只有在假設由于技術進步，后代將比我們更為富有，才有真正代際公平價值。國債投資的科技貢獻力將是決定性的，對此，其中蘊含的風險也不小。
再次，要考慮新古典模型的“擠出”假說，“擠出”即當公共部門在可供投資的資源池中汲水時，私人投資會被擠出。它是由利率的變動而引起的。民間投資在中國堪稱是挹注經濟的活水。只有政府國債投資的帶動，如無民間投資的“跟進”是無法可持續地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現在的問題是政府投資“孤軍奮戰”跡象仍然比較明顯，對民間投資的拉動作用不明顯，全社會投資對政府國債投資的依賴性有增無減。其間也是風險不小。更值得關注的風險，是我國政府還存在著巨額的隱性債務。
關鍵詞：債務理財；世代交疊模型；新古典“擠出”假設
參考文獻：
1．1地質災害風險分析系統中GIS的應用GIS技術以自身智能化的特征構建集成性、專業性、綜合性且可應用于實際工作中的地學分析模型，改變了傳統完全依靠專家進行分析總結才可解決問題的現狀。特別對形成機理不相同的地質災害或地質災害中的個體，都可利用GIS技術管理相關信息，并分析地質災害發生與其影響因素在不同空間尺度或不同時間尺度上的統計關系，以此為依據將災害發生的概率與可能造成的后果做出合理的評價。以圖1為例，其為地質災害風險分析系統工作的主要流程，基于GIS技術下的數字高程分析、屬性管理以及空間分析等對地質災害風險中分析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與模糊性降至最低程度，解決傳統分析方法中的難題［2］。
1．2地質災害危險性區劃系統中GIS的應用區劃模型系統主要指基于GIS技術下能夠評價地質災害危險程度或發育程度的應用系統，是研究地質災害區劃以及政府部門制定減災決策的主要工具，在獲取、儲存與處理空間數據信息方面具有極大的優勢。在地質災害區劃方面，GIS基礎下的應用系統主要由許多個體如危險程度的預測或評價、發展趨勢的預測、危險性評價等模型所組成，利用前文所提到的等級概念獲取能夠反映地質災害發生規律的預測結果。以圖2為例，其為地質災害危險性區劃流程圖。從中可分析GIS地質災害預測分區的主要利用一定的數學模型，并對從其中所獲取的相關參數進行分析，具體植入到每個分區模型中，這樣就可將地質災害災情指數計算出來，最后通過GIS形成地質災害等級的分區圖［3］。
1．3地質災害區域評價預測與預警中GIS的應用分析基于GIS技術下的地質災害系統具有監測及預警的功能。在監測信息系統方面，其主要集圖像、管理、應用以及數據管理等四個系統于一體，實現對監測信息的存儲與管理等。在預警系統方面，其以坡體破壞外力如工程累積、雨水影響等為依據，將區域中地質災害的爆發做出分析，這樣便實現區域性的預警預報［4］。如圖3所示為預警系統框架圖。
2以國內滑坡災害風險為例分析
1)分析滑坡災害危險性。根據以往學者研究及近年來國內滑坡災害的發生情況可分析，我國的滑坡災害活動規模、活動頻次等規律決定其歷史危險性，而且在分布特征上主要體現在無活動區、低密度區、中等密度區、高密度區以及特高密度區等五個等級區域。而從滑坡災害影響因素角度，主要受自然屬性如地震烈度等級、降水分布、地形地貌以及地質斷裂構造等方面影響，同時也包括人類生產生活活動的因素。在分析地質災害歷史危險性以及影響因素后，通過GIS空間分析功能可形成評價區劃分布圖，根據其中的信息量可推出滑坡災害的危險性等級，常見的等級劃分主要體現在低危險性、中等危險性、高危險性以及極高危險性等四個等級。2)從社會經濟易損性角度。由前文可知，對地質災害風險分析評價過程中既需考慮到自然屬性，也需分析其對社會經濟活動產生的影響。但相比之下，對社會經濟易損性的分析往往具有很大的困難，其原因在于不同地域與不同時間所產生的變化各不相同。因此實際分析過程中，需將以往滑坡災害對社會經濟活動以及人類生命財產安全的影響作為基礎，并對區域中人口結構或建筑結構以及社會經濟活動等分布情況與抗災能力綜合考慮，從而形成以區域土地易損性與人口易損性為根據的等級分布圖，具體可將其劃分為低易損性、中等易損性、高易損性以及極高易損性四個等級。3)從滑坡災害風險角度。對滑坡災害風險進行分析時，若從整體上計算滑坡災害風險將無法得出合理的結果，因此需按前文所提及的等級概念對風險進行分級。對滑坡災害風險區劃時可利用以往的數據信息以及現有的GIS技術下產生的數據信息為標準，并通過區域滑坡災害易損性以及危險性的等級，具體劃分為極低風險區、低風險區、中等風險區以及高風險區等四個等級［5］。
3結語
[關鍵詞]項目投資風險模糊AHP灰關聯分析
一、引言
在項目投資的全壽命周期中，會出現各種不確定性，而每種不確定性的產生都會對項目產生一定的影響，為了確保項目的最終目標的實現，事先對項目投資中的風險因素進行客觀、合理的評價是十分重要的。在項目執行過程中，識別和評估風險是有效地規避風險的一種管理手段，通過風險識別和評估，項目實施人員可及時了解到風險的種類及重要程度，進而采取相應的措施。我國現在的項目評價體系中，存在著重效率、輕風險的傾向，而效率與風險是一個項目必不可少的兩個方面，一個完整合理的評價體系應該包括項目的效益評價和風險評價兩部分。
目前大多數方法[1]都是設定幾項評價指標進行打分，然后乘以其權重得到加權總分，來評價指標。這種方法受主觀因素影響較大，不具有廣泛的綜合性。其次，就是局限于對風險的定性研究，將其量化進行評價存在很大困難，很難達到理想效果。盡管使用了很多方法，但都不能對各種風險可能進行客觀有效的評價。以往的風險因素分析大都是在風險變量分布規律已知的情況下進行，而實際上要得到變量的分布規律是十分困難的，因此存在一定的不可行性。
本文通過研究以往的評價方法，提出一種新的、更具客觀性與準確性的方法——整合模糊層次分析與灰關聯分析法，對項目投資風險因素進行辨識與分析。傳統層次分析法應用專家經驗知識設置指標體系，用一致性檢驗判斷專家意見的一致性，但是定性的指標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需要對模糊性的信息進行處理，因而采用模糊AHP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模糊綜合評價最早是由我國學者汪培莊[1]教授提出，現在作為一種模糊數學的具體應用方法，已經被廣泛應用于礦業投資、房地產投資等領域，并得到了很好的拓展。而灰關聯分析法對指標采用等權方式確定關聯度，無法顯示其相對重要性，因此就需要與模糊AHP法整合，以解決該問題。本方法有效地將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結合在一起，為解決特定條件下項目投資的多目標風險評估提供了科學、可行的方法。
二、項目投資風險分析模型
1.建立評價指標體系
指標體系的建立需要利用模糊語義變量[3]來描述主觀評價值，模糊語義變量可以解決搜集的信息的不確定性，語義變量的隸屬函數由三角模糊數表述，而定性指標的語義模糊數用一個區間值表述。以三角模糊數建立模糊成對比較矩陣，該矩陣為一模糊正倒值矩陣，要經過一致性檢驗以確定其有效性。
其中:
:專家評定的兩指標重要性對比三角模糊數;
:語義尺度區間值的最小值;
:語義尺度區間值的平均值;
:語義尺度區間值的最大值;
對模糊矩陣的指標值進行解模糊化，目的是找到各級指標的最佳明確值，以便和灰關聯分析法整合，更加準確地分析指標值之間的關系。在此選取一個水平截集，在此截集下對應的區間可以表示為:。對應該水平截集取相應的評估滿意度，利用公式，構造非模糊矩陣。
2.對初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
數據的無量綱化處理就是對指標數據的標準化、規范化處理，是通過數學的變換方法消除原始數據單位的影響。可選擇的方法很多，如標準化法、功效系數法、極值法等等，本文選用標準法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即令
3.利用灰關聯分析法確定權重
灰關聯分析法是鄧聚龍于1989年提出的，是指事物之間不確定性關聯，或系統因子與主行為因子之間的不確定性關聯。灰關聯分析是基于行為因子序列的微觀或宏觀幾何接近，以分析和確定因子間的影響程度，或因子對主行為的貢獻測度，而選取的一種分析方法，可以將定性因素轉為定量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具有廣泛適用性。而李伯年對灰關聯分析法進行了改進，提出了利用向量余弦確定指標權重，本文所要應用的正是這種改進的灰關聯方法，該方法更簡便易懂，可以為項目投資風險的分析提供更有效的分析方法。
在以上利用模糊AHP法得到的數列中，選取參考數列，即最優序列M和最劣數列N，其中如果是效益型指標M取大，N取小，若是成本型指標則M取小，N取大。
確定各方案與M、N的相對偏差矩陣，即優偏差矩陣，劣偏差矩陣，其中，
計算R的行向量ri與S對應的行向量si的余弦夾角:，將ci歸一化得到指標的權向量,其中。
4.灰關聯度的確定
要求出灰關聯度，首先要確定灰關聯系數矩陣，即優關聯系數矩陣，劣關聯系數矩陣，分別為第j個方案向量xi中第i個指標值xij與參考向量M、N中第i個指標值mi和ni的關聯系數,有公式：
，為分辨系數，一般取0.5;
為參考數列;
因子集任意數列，作為比較數列。
可以利用灰關聯系數矩陣求得方案j的優關聯度，和方案j的劣關聯度，然后對方案排序，綜合各方案的比選結果，分析出最優方案。
三、實例應用研究
目前對項目投入的資金越來越多，技術復雜，運作周期長，因此項目投資所帶來的風險因素層出不窮，并且相互間交叉影響，其中某一環節出現問題，都會對項目造成重大損失。根據投資方對項目所潛在風險的調查研究，分別從技術方案的技術風險C1、財務風險C2、管理風險C3、政府風險C4和環境風險C5這五個方面進行分析，得到以下評價指標矩陣，如表1：
取，對上述矩陣進行解模糊化和無量綱化處理，得到指標矩陣R如下：
其中最優向量,最劣向量，進而得出各方案的相對優、劣偏差矩陣:
得出權重值
。
相應的灰關聯系數矩陣為：
可以得到方案的優關聯度：0.602，0.816，0.473，0.574，0.767；劣關聯度：0.615，0.419，0.722，0.702，0.531。按優關聯度排序為：2>5>1>4>3，按劣關聯度排序：3>4>1>5>2，經過以上分析可知應選擇方案2，項目投資風險最小，收益最大。
四、結論
項目自身的特點決定了其在實施過程中必定會存在各種各樣的風險，對風險的辨識與分析就成為了投資決策過程必不可少的階段，只有在管理者做出投資決策前全面準確地分析可能的風險，了解風險因素對項目投資的影響程度，才能避免造成重大損失，因此，選擇對項目投資風險分析的正確方法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從為決策者提供有效分析方法的角度出發，提出了整合的模糊層次分析與灰關聯分析法，避免了決策者主觀因素的影響，更直接有效地對風險進行了分析。
參考文獻：
[1]陳立文:項目投資風險分析理論與方法[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9:127～132
[2]蔡依萍朱文龍施國慶:工程項目的風險識別與控制[J].水利科技與經濟，2004.10（3）：129～132
[3]曲盛恩:基于模糊層次分析和灰色關聯分析的供應商評價選擇研究[J].商業研究，2005（24）：7～10
[4]程天張彩香:基于熵權的模糊AHP法在填埋場選址中的應用[J].環境衛生工程，2003.12（2）：64～67
[5]鄧聚龍:灰色系統理論教程[M].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0:128～134
我國個人消費信貸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至今，業務范圍已經得到了明顯的擴大，主要包括個人住房消費貸款、個人住房裝修貸款、汽車消費貸款、個人存單質押貸款、個人耐用消費品貸款、個人助學貸款、個人旅游貸款等業務。有的金融機構還開展了個人小額信用貸款、個人綜合授信額度貸款等業務。截止到2006年底，我國的個人消費信貸余額為24127億元，是1997年的140.3倍。但在我國個人消費信貸市場，普遍存在著消費信貸總體規模仍然偏低、消費信貸增長速度明顯下降、消費信貸中個人住房貸款占絕對比例的現象。
在我國，隨著消費信貸的逐年發展，制約該項業務發展的風險也逐步暴露和突出，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目前，消費信貸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借款人風險。由于我國居民收入尚未完全貨幣化，收入來源多樣化，透明度低，使得實際收入與名義收入差距很大。而且借款人提供的資料只能表明當期情況，社會化保障程度不高的現實又使得未來預期支出變得不可測，很難用科學的評估方法來確認未來的狀況，因而貸款期越長，發生變故的幾率越大。再加上現在社會部門間信息溝通共享渠道不暢，沒有個人信用劣跡的記錄，則無從判斷借款人的資信程度，也沒有個人破產的制度，這給許多信用意識薄弱的借款人留下了可乘之機，因而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無法徹底解決。借款人的多頭貸款、故意不還款或是惡意透支在目前個人信用體制不健全的狀況下使得銀行信息不對稱，防范風險的能力大大降低。
2.信用風險。信用風險主要是由消費者和銀行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造成的。由于缺乏個人信用制度，銀行在監管客戶的風險防范方面產生難度，信用風險出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我國目前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備的個人信用制度，銀行缺乏征詢和調查借款人資信的有效手段。據世界銀行的研究結果，利用征信系統即個人信用制度，大銀行客戶的違約率可減少41%，小銀行可減少78%，因此我國有必要先在制度上彌補這一空缺。
3.法律風險。國家鼓勵消費信貸開展的政策是明確的，但配套政策、法律法規、行政措施尚未到位，可適用法規不完善。目前，商業銀行主要是依據《商業銀行法》、《擔保法》、《票據法》、《貸款通則》、《經濟合同法》等對消費信貸進行管理，而這些法規調整的對象主要是商業銀行與企業的信貸關系，以生產性貸款為約束對象。商業銀行將以生產性貸款為約束對象的政策法規移植到消費信貸的發放與管理上，不可避免產生消費信貸風險防范和抵押物處置上的矛盾。
4.抵押物風險。一般情況下，銀行為確保自身的安全，在對個人發放消費貸款時往往要求提供抵押物。當借款人無力償還貸款時，銀行就應該取得對抵押物的處置權，但抵押物可能會因各種自然、人為災害或周圍經濟、交通環境的變化而造成價格下降或價值滅失。此外，目前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還不足以保障銀行順利實現對抵押物的處置權，法院往往會從社會安定、和諧的角度考慮，在債務人無力償還貸款時，法院即使做出了判決，也往往難以執行，這些因素都導致了信貸風險大大增加。
5.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是指銀行等金融機構發放的消費貸款尤其是個人住房貸款債權的流動性較差而產生的風險。目前在配套市場條件不健全的情況下，尚缺乏盤活這塊資產的措施。由于目前消費信貸在各銀行所占比例還較低，且經濟較為疲軟，整個社會資金需求不旺盛，因而銀行資金充裕，流動性風險尚未暴露。但隨著消費信貸的迅猛發展，其比重在銀行資產中的增大，資金“短進長出”的矛盾會日益突出。當經濟高漲，整個社會資金需求旺盛時，若這塊資產還不能盤活，銀行很有可能會出現流動性危機，給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不良影響。
二、我國個人消費信貸風險產生的原因
由于消費信貸的對象涉及不同的個體消費者，且在我國出現不久，各種規章及配套措施尚不健全。從內外因角度來看，導致信貸風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銀行自身管理薄弱。從銀行內部來看，其經營管理的制度是存在缺陷的。近年來，一些商業銀行為了擴大消費信貸規模，對基層行下達硬性的放貸指標。由于市場競爭的激烈，不少銀行擅自降低貸款標準和擔保條件，這種現象的蔓延將造成新一輪的風險積聚，不利于消費信貸業務的健康發展，帶來極大的隱患。并且，還存在著信貸人員貸前調查不深入、貸中審查不嚴、貸后管理不力的松懈行為，放松了消費信貸資金使用的有效監控，這是導致借款人多頭貸款和道德風險形成的原因之一。
2.個人信用體系不健全。一方面，我國尚未建立起個人財產申報制度，個人及家庭的收入狀況很不透明，居民收入中包含著許多非貨幣的收入和“灰色收入”，相當一部分借款人出具的收入證明的真實性無從查證，導致銀行無法確切計算和查證貸款申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根據我國現行的政府管理體制，符合國際慣例的、完整的個人信用風險評估的信息和數據主要來自于公安、稅務、工商、法院、銀行、保險、公共事業收費等部門，但目前除銀行以外，分布于這些部門的大部分個人信息仍處于封鎖狀態，銀行無法通過正規的渠道取得相關信息，這就使得商業銀行難以對個人的信用做出客觀、真實、公正的評估，從而難以對消費信貸業務的信用風險做出準確判斷。
3.風險防范法規體系不完善。一方面，我國尚未出臺一部完整的《消費信貸法》，目前商業銀行主要是依據《商業銀行法》、《擔保法》、《貸款通則》、《經濟合同法》以及一些人民銀行出臺的辦法如《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等對消費信貸進行管理，其針對性當然不強，并且對現有法規也有不統一的理解，也未出臺什么解釋進行規范。另一方面，在國內，個人信用制度、個人破產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與消費信貸配套的制度政策尚未建立或有待完善。由于保護銀行債權的法規不健全，特別是在個人貸款的擔保方面缺乏法律規范，風險控制難以落實。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體系，缺乏配套措施，使消費信貸缺乏完備的操作依據，無疑給貸款的安全性帶來影響。
4.利率尚未市場化。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消費信貸缺乏相應的風險補償機制。消費貸款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客戶分散且數量大、客戶風險狀況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對不同客戶群應采取不同的利率定價，以實現貸款風險收益的最大化。但由于目前我國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商業銀行無法通過差別定價的貸款策略，增加對高風險客戶貸款的風險貼水，從而不能有效地降低消費貸款的平均損失率。
5.信用評分技術落后。主要體現在：第一，由于缺乏個人信用基礎數據，普遍采用專家法評分模型以應對個人信貸業務的快速增長。第二，評分模型的種類較少。隨著消費信貸品種日益增多，其顯現的風險特征各不相同，全國各地的經濟發展也存在較大的差異，而目前除了信用卡業務的評分模型針對性較強外，對于其他消費信貸產品未根據信貸品種、擔保方式、區域經濟特點的不同開發相應的評分模型，而是一個評分模型“一統天下”。第三，對評分模型的使用還限于貸款申請、審批環節，在貸后風險管理、風險預警、風險計量方面的運用基本是空白。
三、我國個人消費信貸風險的防范對策
1.建立和完善個人信用制度和信用體系。首先，加快個人信用征信機構建設的步伐，使其以商業化運作方式收集和使用有關個人信用檔案的信息，同時兼顧公益性，逐步形成擁有全國基礎信用信息資源的大型、綜合性征信機構和眾多提供信用信息評估等信用增值服務的各具特色的區域性、專業性征信機構，形成一個既能充分利用各項資源，發揮規模效益，又能適應不同征信需求，多層次、多方位的征信機構體系。其次，應加快全國統一的個人基礎信用信息數據庫的建設。目前，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在構建我國個人信用制度的戰略布局中，可以實行讓一部分條件成熟的城市或地區先上的政策，先在一些信用消費發展較快的大城市推行個人信用制度，建立類似上海的個人信用聯合征信系統，然后逐步向其他中小城市推廣，最后形成覆蓋全國的個人征信網絡。第三，充分利用政府的力量，整合協調和掌握各部門的個人信用數據、運用人民銀行的網絡形成全國個人征信的數據庫，由一個專門性的全國個人信用管理局對數據進行加工、整理、定價，產生一個個人信用檔案的管理、查閱、購買信息的服務，從而實現市場化的運作。
2.建立健全消費信貸相關法律體系。一是要將消費信貸列入國家整個法律體系特別是經濟、金融法律體系中，從總體上加以規范和完善，要盡快對《擔保法》、《合同法》、《貸款通則》、《商業銀行法》等相關經濟、金融法規中的有關消費信貸條款進行相應修改、完善和補充，盡量簡化手續、降低費用、放寬條件，使之有利于促進和規范消費信貸的發展。二是要根據消費行為和消費信貸行為的需要，制定專門的法律制度和具體的實施細則，讓居民有參加消費信貸的積極性和還貸的約束性，讓銀行有開辦消費信貸業務的動力和責任感，形成“居民對銀行有信心，銀行對居民能放心”的良好格局及“有借有還，再借不難”的信用秩序。三是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抵押貸款擔保制度、醫療制度等相關制度，從而分散和共擔個人信用風險。
3.建立有效的內控體系，實行浮動貸款利率。首先，銀行內部要建立專門機構，具體辦理消費信貸業務，同時建立消費信貸審批委員會，作為發放消費信貸的最終決策機構，做到審貸分離，形成平衡制約機制，以便明確職權和責任，防范信貸風險。其次，要進一步完善消費貸款的風險管理制度，從貸前調查、貸中審查、貸后檢查幾個環節明確職責，規范操作，強化稽核的再檢查和監督。第三，建立一套比較完善的消費信貸風險的預警機制。對借款人不能按時償還本息的情況，或者有不良信用記錄的，應當列入“問題個人黑名單”加大追討力度，并拒絕再度借貸。第四，加強量化考核、質量監測，實行競爭上崗、獎罰分明，完善多勞多得的分配機制，最大限度地發揮工作人員的創造性和積極性，提高信貸管理水平，促進消費信貸規范發展。第五，實行浮動貸款利率，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在利率浮動比率、貸款比例和期限安排上，給商業銀行以更大的余地，以便商業銀行更好地為客戶服務，更好地防范風險。
4.采用科學的信用評分技術。首先，由于專家法評分模型的局限性，就要求商業銀行高度重視個人信貸業務基礎數據的搜集、整理與建庫工作，改進現行的業務系統，加強新受理業務數據錄入完整性、準確性的監控管理，特別是對未獲批準的申請人信息的收集。其次，商業銀行應根據數據資源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開發評分模型。建議對不同的產品設置不同的評分模型，由于目前各項基礎條件較薄弱，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可分產品分步推進。最后，必須將信用評分技術用于個人信用風險管理的全過程。建議國內商業銀行盡快發掘銀行內部貸款賬戶信息，開發欠款催收評分模型、風險預警評分模型等行為評分模型，進一步開發相應的自動化賬戶管理系統、催收管理系統，提高個人貸款貸后風險監測、不良貸款管理的效率。
5.轉變消費觀念，提高信用意識。我國居民長期以來有著“勤儉持家”、“量入為出”的傳統消費觀念，對于“負債消費”還比較陌生。商業銀行應通過多種營銷方式，向消費者大力宣傳消費信貸，并創新服務品種、改進服務手段、提高服務效率，在開展業務的過程中培育消費者的信用消費觀念、創造信用消費需求，實現業務發展和觀念轉變的互動，使人們增加安全感，消除后顧之憂，提高即期消費欲望，從而積極使用消費信貸。同時，政府可以通過電視、報紙、互聯網等各種媒介，形成強大、廣泛的宣傳和監督系統，提高社會群體的信用意識，以此來推動和保障信用制度的建立。建立個人信用制度對于我們來說，僅僅是再造信用的一種手段，而提高整個社會的信用程度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我們要用信用的約束來促進社會公眾整體素質的提高，從而促進國內消費信貸業務的快速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賴小民.銀行個人消費信貸案例與分析[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
[2]楊大楷，俞艷.中國個人消費信貸狀況及風險防范研究[J].金融論壇，2005，(7).
[3]匡國建.個人征信系統建設取得重大進展[J].南方金融，2006，(3).
[4]梁媛，余栩華.消費信貸需求的影響因素[J].特區經濟，2006，(10).
[5]鄒虎，昝爐君.個人房產假按揭貸款風險防范與監管[J].金融研究，2007，(4).
房地產投資風險就是指由于投資房地產而造成損失的可能性。這種損失包括投入資本的損失和預期的收益未達到的損失。房地產投資風險分為以下幾種。
1.投資支出風險
房地產投資支出是指投資者取得、開發土地并進行房產建設所花費的各種成本費用支出。由于房地產具有)位置固定性、不可移動性，而且受規劃限制及本身結構、裝修設計的影響，常具有專用性，一旦完工，變很難更改，如進行改建，投資將很大。因此如果投資者判斷失誤，便會蒙受損失。另外，房地產投資周期長，一個新建項目由于建設周期較長，在建設過程中也會遇到投資支出增加問題，這可能導致房地產投資者不堪重負并蒙受損失。
2.金融風險
主要指利率風險。房地產市場的利率變化風險是指利率的變化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和可能給投資者帶來的損失。當利率上升時，房地產開發商和經營者的資金成本會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欲望隨之降低。因此，整個房地產市場將形成一方面生產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市場需求降低。
3.購買力風險
購買力風險主要是指市場中因消費者購買能力變化而導致房地產商品不能按市場消化，造成經濟上的損失。購買力風險是一種需求風險，在市場經濟體制中，需求是一個非常不定的因素。由于消費者的購買力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受工作環境、生活環境、社會環境、消費結構等影響，如果整體市場上需求下降，將會給房地產投資商經營者帶來損失。
4.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指由于房地產價格的變動而引起的投資損失。房地產市場是一個特殊的市場，由于房地產的不可移動性，房地產時常一般只受區域性因素的影響。土地市場一般可分為一級出讓市場和二級轉讓市場，壟斷性較強。房地產市場供求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牽制著房地產投資收益的實現及其大小。例如房地產市場價格水平的波動、房地產消費市場的局限等等都是引起市場風險的原因。房地產價格不斷下跌以及房地產交易量驟降是中國去年經濟增長放緩的一個主要原因。
5.政策風險
政策風險是指由于國家或地方政府有關房地產投資的各種政策發生變化而給投資者帶來的損失。例如產業政策、稅收政策、金融政策和投資限制等。我國現正處于市場經濟改革、經濟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各種有關政策的調整比較頻繁，而房地產投資周期相對較長，房地產特別是土地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點對象，故房地產投資受政策風險的影響比較大，城市規劃的變化不但影響投資房地產的用途，對其利用強度也形成限制，不去理解城市規劃的變化方向而盲目投資，對投資者的打擊將是巨大的。
6.法律風險
法律風險是指投資者投資行為違法或未能有效利用法律工具而帶來的損失。房地產投資涉及面廣，極易引起各種糾紛，如在拆遷安置過程中、房地產交易中、房地產租賃中等，各種糾紛的發生一方面影響投資的正常進行，另一方面影響投資收益的順利實現，都會造成投資損失。房地產開發建設過程中的風險管理，實際上是對建筑工程實施的風險管理，開發商應通過仔細考慮工程承包的合同條款，盡量把風險分散給承包商。
二、房地產投資風險的預防策略
房地產投資風險的防范與處理是針對不同類型、不同概率和不同規模的風險，采取相應的措施和方法，避免房地產投資風險或使房地產投資過程中的風險減到最低程度。
策略一：關注政策變動，認準投資方向
任何國家的政策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政策的變化無論對一國的經濟發展，還是對投資者的預期收益都將產生一定影響。我國房地產起步較晚，市場不規范，與發達國家相比，房地產業受政府政策影響更大。所以時刻關注國家各項方針政策變化，特別是政府對房地產開發的態度，政策動態，如宏觀經濟政策、國家稅收政策、財政、貨幣、產業、住宅政策制度的改革等就顯得十分重要。對各項政策的研究，既有助于房地產投資確定正確的投資開發方向，正確預測未來，又有利于其根據政策變動及時調整投資策略，有效控制政策風險。
策略二：掌握信息，去偽存真，優化分析
隨著投資者獲得的信息量的增加，投資者面對的不確定性因素逐漸減少，這樣就可以提高投資者決策行為的正確度，降低決策風險。相反，如果投資者掌握的相關信息不充分或者不準確，那么，就有可能對自身條件和外部環境判斷失誤，從而增加了決策風險。雖然獲取信息要付出成本，但與投資決策風險的成本相比，卻是值得投入的。因此，投資者在做出房地產投資決策前應盡可能地調查市場，了解相關信息。同時要學會優化分析。優化分析是在掌握大量信息的基礎上，投資者應依靠經驗或技術方法進行風險分析，優化投資策略，最后確定適合投資者的最佳方案。該項措施能為投資者采取房地產投資的行動提供決策依據。
策略三：采用投資分散組合策略
房地產投資組合策略是投資者依據房地產投資的風險程度和年獲利能力，按照一定的原則進行恰當的基礎上造反搭配投資各種不同類型的房地產以降低投資風險的房地產投資策略。因為各種不同類型的房地產的投資風險大小不一，收益高低不同。風險大的投資基礎上回報率相對較高，回報率低的投資基礎上相對地風險就低些，如果資金分別投入不同的房地產開發基礎上整體投資風險就會降低，其實質就是用個別房地產投資的記收益支彌補低收益的房地產的損失，最終得到一個較為平均的收益。房地產投資組合的關鍵是如何科學確定投入不同類型房地產合理的資金比例。
房地產投資風險的防范與處理是可以不同類型、不同概率和不同規模的風險，采取相應的措施和方法，避免房地產投資風險或使房地產投資過程中的風險減到最低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