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0 16:19:0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中國政治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教化；審美；社會功用
在古代文藝觀中，一直存在著對“文”的追求和對“質”的追求兩種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學作品上表現形式也體現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點和形態。這就要求我們必需對古代“文”與“質”的文學觀進行一下探索分析，從而更好的把握這兩種形式對今天文學作品現實意義所產生的影響。
“文”在《說文》中解釋為，錯畫也，象交文。故以有紋理之意，《易·系辭》下中有其旨遠。其辭“文”之詞，便有華麗之意。《孟子·萬章》上也提及“文”這一說，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還含有美、譽、漂亮等意思。從《說文》中對“文”的解釋到作品中“文”的體現，我們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學當中，“文”是表現文學作品的華麗秀美，詞藻豐富。
“質”，《說文》中解釋為以物相贅也。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提到“若仆大質已虧缺矣”的質，便是樸實，與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學當中，“質”趨向表現為作品語言的質樸，形式簡潔。在思想上，“質”更是體現載道與教化相結合的社會功用方面的意義。
同時，也正是在這兩種不同的創作觀念中產生了重文與重質這兩種文學傾向。
一、從“文質相合”到“質樸之詞”
早在春秋時代的孔子便在《論語·雍也》中提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質”說觀點，他認為“文章的內容勝于詞彩，則過于質樸。文章的詞彩勝于內容，則過于虛飾，浮夸，而不實在。只有外在與內在相伴，才稱的上合適。”這也就成為了早期“文質相合”的理論觀。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之下，魏時的曹丕也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文以載道”的觀點。因為在魏晉前期，普遍的士人還都用作品表現民生，諷喻社會，他們是借助文章的諷喻來達到對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這也就為“重質輕文”的理論建立了文學基礎。
漢朝王充在《論衡·超奇》中就體現出了“質”勝“文”的觀點，“有根株于樹下，有榮葉于上，有實核于內，有皮殼于外，文墨辭說，士之菜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稱”。雖然他也把“文”與“質”看成是相互依賴的，但在這段話中，王充認為起著主導和決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質”——內容。其載道的政治教化意義。若不顧及文章的內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藝作品無論其辭藻多么華美都是“有皮殼于外”。所以注意內容的同時也不應忽略文章的詞彩。
從孔子“文質”，曹丕的“載道”，再到王充《論衡》中所提出的理論觀點，可以看出他們在重視文學的教化功能的同時，并沒有忽略文的存在，他們把文學的政治功效與文學的審美功效結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語言華麗的基礎上更好的表現文章的本質內容。
而墨子的文章則是脫離了文的華茂。體現出一種質樸與實際效用的文學觀念。正如墨子在《非樂上》中所說的，“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這里的意思說出了墨子對言辭富麗的文章，雖然大多數人都認為美。而他則認為這并不是屬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質輕文除了受到文學自身的影響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礎對其的影響。從孔子時期，到魏晉前期，再到漢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為代表“重質”的這些人。可以看出，他們并不是把文學單一的看成一種具備審美功效的東西，實際上他們是把文學作品看成是一種載體。因為在他們所生存的那個時代下，文學必有著它現實的政治意義，這使得它所承載的意義要遠遠高于文學作品本身的意義。這種高于文學本身的意義，便是作家對社會的關注，對政治的關注，對人自身的內在思想的關注。也正是在這種時代下使得文學作品的本身審美價值成為了第二位。而教化，關注實際和關注人自身就成為了其主要內容，這也就形成他們文學作品理論中的主要內容。
“文”以載道的觀念，便作為了文學作品的重要發展方向，逐漸忽視了文學作品審美功能，使得文藝觀從“文質相合”而走到了“質樸之詞”，“文”以載道的觀念更注意了文學作品內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從“文辭秀麗”到“靡靡之音”
而與之相反，重文輕質的文學風格也作為一種理論觀，存在于古代文學觀中。他們以文學的審美功能，為其基點，減弱了文學的教化功能，他們更注意文學的語言特點，文學作品的形式特點，而其內容卻很空泛，對社會現實的諷喻意義也在減弱。
(一)“質”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漢代的大賦，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語的華美，結構的宏大。一句“可其少進也，浩浩皚皚，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云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漢大賦語言和結構的代表形式。劉勰評其為“腴辭云構，夸麗風駭”。班固《漢書藝文志》評其為：“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宏衍文詞，沒有諷喻之義。”其后文學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騷體賦，“九體”“七體”賦都相繼的出現更增加了文學作品的文學藝術樣式，再語言上和文學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這種審美功能表現出來。
直到后來的梁陳為代表的宮廷詩，也更加注重文學的審美功效，而其對文學作品的教化功能則徹底的失去。在文學作品的內容上，他們更多是對女性和對宮室、器物以及服飾等方面的審美關照，通過艷麗的辭藻和聲色來推動形式。這時的文學作品更注重語言的形式美和音樂美，他們忽視了文藝作品的政治教化意義，而更加注意了文學的娛樂性，審美功能。
以謝眺，王融為永明體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學作品的審美性與娛樂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風格也不再著眼于對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與語言的新奇，音韻的和諧。使文學作品真正成為了游戲性活動，加大了其審美的功用。“游人欲騁望，積步上高臺”。“潮落猶如蓋，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節的頓挫，但同時過分追求詞彩的華美，未免產生劉勰所說的“文貴形似”。直到蕭綱入住東宮時，這種宮體詩真正的發展到了極端，這種體式也是繼承了永明體的形式風格，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更注重辭藻，對偶與聲律，其內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為其創作源泉，徹底的顛覆了文學的教化公用，其內容徹底的從反映現實關注社會，走向了單一追求審美性與音樂性的方向上。劉勰的《文心雕龍》中所說，“麗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以窮力而追新”。顏之推也說“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這就充分說明了，永明時期的官體詩人對文學作品娛樂性與審美功能的注重。
從這些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這種文學觀念下，已經完全把文學作品當成一種具有審美價值的藝術作品，其形式，語言，都給人呈現的是一種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對社會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與娛樂價值，這就使文學從政治上剝離出來。展現出一種單純的藝術樣式。這種文學與政治相分離的現象，也許正是與當時社會，政治的松懈、糜爛的上層生活，對文學提出了新的要求，才會產生這種新的審美需求。但也正是這種對文學藝術美的追求，對審美價值的追求，才會對后來的文學觀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二)物的描寫細致及擴大文詞的豐富性
從后梁的宮廷詩到以后的謝眺，王融他們在內容上不再是對家國社稷的關心，而是轉移到了，或是宮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園林上來，要不就是抒發自己個人的離情別意上來，這與重質輕文理念下的“家國”的內容為主要表現方式形成強烈的對比。由于他們在文學作品中“質”的內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著他們對所描寫事物更加細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質輕文”下不可能出現對物的細致描寫的詞語，這使得詞語的豐富性得到了更加廣闊的發展，同時也增強了作品的新鮮性。對那些曾不能用言詞形容的物品，出現了新的詞語對其形容，這樣描寫事物的復雜性也得到了解決。
而對這種山水或器物，宮廷美女的描寫，也促使他們對美進行了重新的價值評判，追求一種全新的審美方式，他們把這種美的景色與其音韻相結合，促進了四聲音律的出現，有助于語言的發展。對后代文學的言語美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但不管怎么說在“文”與“質”的關系上，它們還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劉勰在其《文心雕龍》中提及道“文”與“質”：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資丹漆，質褥、文也。這些都是劉勰運用比喻，指出了文藝作品中的這種關系。同時中國古典文學也正是在“重質輕文”和“重文輕質”的影響下出現了不同時期下的不同文學樣式。
三、中古文學與西方古典時期文學中“文”與“質”比較
但從整個古代的中國文學來看，還是更強調“質”這種內容上的教化作用，這種對內容上的凸顯，使得形式上受到過一定的影響，即使在一些時期和流派，“文”的形式被加以重視，但“文”始終沒有占主體地位。而相對于古代的西方來說，在“文”與“質”，這種內容與形式來說，形式的重視更成為了一個主要方面，對在藝術方面的成為其主要特點，從《伊利亞特》和《奧德休斯》到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俄底浦斯王》和歐利比德斯的《特洛伊婦女》，都是運用著寫作的形式，藝術的方式，來取勝的。這些作品在人物的刻畫和語言的運用都體現著“人”的性格而不是“神”的性格，而對人的教化作用確是沒有顯現出來。正如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所寫的那樣，把一切詩人與藝術家趕出理想國，在他看來文藝作品褻瀆神靈，丑化英雄人物，并且使謊言夾雜其中，而這種對“人”的描寫，更會滋養人的，使人心靈中低劣的部分顯現出來。
按照俞可平的說法,民主是個大概念,民主是個好東西,老百姓能真切感受到。如27年,國務院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推行政務公開,提高政治透明度。信息公開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但民主這個好東西卻又容易產生一系列問題,似乎民主對東方社會來說,有其獨特的地方。一方面,在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社會中,強大的行政機構往往形成對國家、社會和文化的強控制,由于社會缺少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民主政治往往會訴諸于民粹主義,對底層民眾寄托無限希望。另一方面東方社會權力高度整合且法制精神不成熟,民主也可能成為多數人對少數人實施專斷的工具,以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造成少數人權利的受損。因此對的民主頌揚必須建立在對東方社會的研究和警惕的基礎上。
另一方面,宣揚民主、擴大政治參與也可能給現存政權造成破壞和威脅。西方學者在發展中國家政治現代化研究中,針對社會轉型中可能出現的諸多問題,提出了“民主過剩”“參與危機”“參與爆炸”等一類概念。如亨廷頓、阿爾蒙德等人認為,在政治現代化過程中,人們民主意識的增加會使社會挫折感增加,這種挫折感會使人們向政府提出各種要求,并希望通過政治參與的擴大來滿足這些要求;而當這些國家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較低,公民通過合法渠道進行利益表達不充分時,再由于公民具有的民主的素質與實際操作技能水平有差距時,現有政治秩序很有可能受到威脅。因此在社會轉型時期,政治參與的急劇增加將引發政治參與的無序,而無序的政治參與又一定會阻礙社會發展與進步,破壞社會和諧。
由上觀之,對東方社會尤其是中國來說,民主確系意味著諸多進步,但也需謹慎應對民主化之后產生的問題和挑戰,一步不慎可能招致社會混亂、政權覆滅。
二、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中國的民主發展是有目共睹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中國人公民意識的增強和公民社會的發展。
去年召開的“2011中國紡織學術年會”是紡織行業的一次產業發展與學術力量系統對接的直會，推出了1名學術大獎、8名學術帶頭人、15篇優秀論文，在海內外獲得了巨大反響。繼往開來，本屆大會組委會仍將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紡織專家和學者，跨行業，跨領域的科學家，深諳資本運作與電子商務的成功人士，以及來自海內外知名企業、貿易團體、商會的管理人士等共聚一堂，實現跨界思維共贏，合作集成創新的目標。中國紡織工程學會孫瑞哲理事長、中國工程院姚穆院士分別擔任大會組織指導委員會主席和學術委員會主席。
大會將圍繞新型纖維材料、節能減排與清潔生產技術、高性能復合材料及技術紡織品等熱點，進行跨領域、跨學科的學術交流，展示科研成果，額發學術大獎和學術帶頭人獎，為國內外高層次的紡織理論研究者、紡織科技工作者、紡織生產管理者和紡織技術產業化實施者的零距離接觸提供互動空間。現誠摯地邀請您就相關內容投稿并參加此次會議。
一、論文征集范圍
（1）紡織基礎理論研究；（2）高仿真、差別化、功能性纖維材料；（3）天然纖維的改性研究；（4）聚合物結構與分析；（5）聚合物的合成及在紡織工業的應用；（6）生物質纖維及其關聯技術；（7）纖維資源循環利用技術；（8）新型紡紗方法及設備；（9）高性能、智能化的新型機織、針織。編織技術；（10）高效短流程前處理工藝；（11）節能節水型染色，印花技術；（12）紡織品的復合功能后整理；（13）紡織用酶的研發及應用；（14）化學品資源循環利用技術；（15）各類高功能技術紡織品（含軍用）；（16）技術紡織品非織遣、機織、針織和編制成型工藝；（17）技術紡織品復合加工技術；（18）技術紡織品長效功能性整理和多功能復合整理；（19）環保低碳紡織專用機械與器材。
二、論文提交細則
（1）會議只接受原創首發稿，文貴自負。
（2）論文可選用中文或英文書寫，但參加“2012年中日紡織學術交流會”的交流論文只能用英文書寫。論文的具體格式參見大會官方網站“會議征文”欄目。
（3）作者須在大會官方網站（.cn）在線注冊后提交Word格式的論文，會議秘書處會在收到論文后的3個工作日內用電子郵件回復。如在1周內沒有收到回復，請重新提交論文或與秘書處聯系。
（4）論文投稿截止日期：2012年8月20日。
【關鍵詞】兒童多動癥;中醫藥療法;綜述
兒童多動癥(hyperactivitydisease)又稱兒童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是最常見的兒童時期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以注意障礙、沖動行為、容易分心及活動過度為主要特征。近年來，中醫對本病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現筆者對其作如下綜述。
1中醫對本病的認識
根據其臨床表現，一般將其歸屬于“躁動”、“失聰”、“健忘”、“肝風”等范疇。何氏[1]認為小兒陽動有余、陰靜不足是本病的主要原因，趙氏[2]認為本病發生往往與小兒稟賦有關，徐氏[3]認為其原因可歸納為稟賦不足、后天失護及情志所傷三個方面。姜氏等[35]認為本病主要病機是陰陽失調，臟腑功能失常。
2中醫臨床治療
2.1辨證論治何氏[1]分腎虛肝亢、脾虛肝旺、心脾氣虛心神失養、濕熱內蘊痰火擾心四型。分別治宜滋水涵木、寧神集神，用六味地黃湯化裁;健脾平肝、溫膽寧神，用銀芍龍牡湯;健脾益氣、養心安神，用龍牡桂枝湯;溫膽寧神、清化痰熱，用黃連溫膽湯。姜氏[4]辨證治療分兩型：腎虛肝亢型，治宜滋腎平肝、寧神益智，方用六味地黃湯加減;脾虛肝旺型，治宜補脾平肝、養心安神，方用歸脾湯加減。治療60例，總有效率90%，與對照組口服利他林50例總有效率74%相比，有顯著性差異。倪氏[6]從膽論治：膽氣虛怯治宜理氣化痰、寧心安神，方用十味溫膽湯;膽氣郁結治宜疏肝利膽、行氣解郁，方用加味逍遙散;膽腑實熱治宜清熱利膽、瀉火除煩，方用溫膽湯。郝氏[7]分肝陰不足，肝陽上亢和心脾兩虛，心血不足兩型。治宜鎮肝潛陽、熄風止抽：前一型用藥為天麻、鉤藤、石決明、炙牡蠣、炙龍骨、龜板、鱉甲、地龍、瓜蔞、龍膽草、川貝、甘草;后一型用藥為生地、當歸、白芍、白術、人參、川芎、黃芪、麥冬、陳皮、夜交藤、甘草。治療20例，總有效率90%。趙氏[2]將本病分三型：心脾兩虛型,治宜益氣養心，方用歸脾湯或養心湯加減;心腎兩虛型，治宜溫腎養心，方用腎氣丸或右歸丸;肝腎陰虛型，治宜柔肝養陰，方用逍遙散合百合地黃湯、生脈散等加減。
2.2專方驗方李氏[8]用自制益智安神口服液(由益智仁20g，遠志、枸杞、山茱萸、菟絲子、酸棗仁各10g及小春花、何首烏適量等組成)治療51例患兒，療效顯著，毒副作用小，總有效率94.12%。宋氏[9]自擬多動停湯：辛夷花10g，玄參15g，板藍根15g，山豆根6g，炒白芍30g，天麻8g。性情急躁、易怒者加龍膽、柴胡;口臭、苔厚膩者加炒三仙;多汗、易感冒者加黃芪、五味子。治療30例，總有效率83.3%。徐氏[10]用黃連溫膽湯加減(黃連6g，膽南星9g，龍骨15g，牡蠣15g，石菖蒲12g，半夏5g，陳皮5g，茯苓9g，竹茹9g，枳實9g，甘草6g。臨煎加生姜3片，大棗5枚)治療46例，總有效率95.65%。林氏[5]用藥組成：鹿角霜12g，熟地18g，砂仁4.5g，生龍骨30g，龜板15g，石菖蒲9g，炙遠志3g，丹參15g。記憶力差者，上方加益智仁6g，枸杞9g煎服。治療14例，總有效率85%。呂氏[11]用益智仁湯合天麻鉤藤飲加減(益智仁15g，淮山藥20g，天麻10g，鉤藤10g，煅龍牡20g，茯神10g，遠志12g，夜交藤30g，當歸10g，白芍10g，甘草6g)治療36例，總有效率88.9%，明顯優于西藥對照組。李氏[12]治以滋腎柔肝之法。處方:山茱萸、龜板、桑椹、菟絲子、女貞子、旱蓮草各15g，茯苓、牡蠣各20g，熟地、白芍、遠志各10g。治療39例，取得滿意療效。張氏等[13]用多動安口服液(熟地、煅珍珠母各15g，白芍、當歸、白蒺藜、炙遠志、知母、五味子、制首烏、柏子仁各10g，鉤藤、黃柏、甘草各6g)治療73例，8周總有效率90.4%。陳氏[14]用靜靈口服液(由熟地、淮山藥、山萸、丹皮、茯苓、澤瀉、石菖蒲、遠志、龍齒、知母、黃柏等藥物組成)治療40例，療效確切、副作用小，總有效率83%。
2.3針灸治療柴氏[15]以四神針、腦三針、顳三針為主穴，心腎陰虛、神思渙散者配內關、神門、勞宮、足三里、復溜、太溪，心肝火旺、多動沖動者配后溪、列缺、支溝、太沖、沖陽、飛揚。其觀察顯示本病的針刺治療效隨療程的延長而提高。康氏[16]選穴為：上星、印堂、風池、太沖、三陰交、神門、百會、四神沖;華佗夾脊穴、肝俞、腎俞、心俞、脾俞、胃俞。兩組穴交替使用，1次/d，14d為1療程，兩療程56例總有效率90.08%。吳氏[17]認為本病以肝風內動為多，針刺取雙側合谷、后溪、太沖，用捻轉瀉法，治療23例，收到較好療效。于氏[18]等選用心、腎、腦干、腦點、皮質下、神門、腎上腺、交感、三焦等耳穴，用王不留行籽按壓，治療33例，總有效率84.8%。潘氏[19]用體針、耳針、頭針結合治療。體針：取大敦、行間、太沖、百會，輔以涌泉、然谷、太溪、照海、隱白、公孫、三陰交、陰陵泉、神門、陽陵泉;耳針：取肝、神門、腦干，隨加腎、心、脾、胃、風溪;頭針：舞蹈震顫控制區。超級秘書網
2.4綜合療法孫氏[20]運用刮痧配合拔罐、耳壓治療本病30例，兩法交替使用，每周2次，8次一療程，3療程總有效率84.3%。肖氏等[21]用針藥結合治療本病：頭針取伏象頭部、思維、記憶、運平、信號、呼循、人字縫尖、聽覺、視覺、額五針，伴動作協調缺陷加書寫，順毛發方向斜刺;體針取雙側風池、內關、合谷、太沖、三陰交，隨癥加減;中藥處方用枕中丹和六味地黃丸加減。治療136例，總有效率88.24%。劉氏[22]以止動散為主方，藥物組成：僵蠶、木瓜、酸棗仁、何首烏、熟地、茯苓、龍骨、雞內金、天麻、陳皮、甘草。配合心理治療和家庭治療，主要用行為治療，以正性強化為主。治療31例，總有效率93.5%。王氏[23]以中藥滋陰化痰法配合耳穴埋壓治療兒童多動癥50例，選用自制益智糖漿，耳穴埋壓取心、腎、肝、脾、腦干、皮質下，同時配合心理治療，總有效率91%。張氏[24]以自擬制動湯配合針刺內關、太沖、大椎、百會、心俞和直推小指、示指末節羅紋面。治療兒童多動癥105例，總有效率達98.1%。
3小結
綜上所述，中醫治療本病取得了一定的療效。但還有不少問題：①本病的病因病機、辨證分型尚未得到統一，且無統一的療效標準，其作用療效缺乏可比性。②諸多報道近期療效確切，但大多未進行遠期觀察。③中藥治療涉及藥物較多，尚缺乏統一認可療效確切使用方便的藥物。④針灸取穴繁雜，療效確切的穴位選擇未有統一標準。故筆者認為，今后還需進一步加強臨床和實驗研究，以制定統一的療效標準，篩選有效的方藥，擬定并選擇效果好、重復性好的穴位及穴位組合，注意療程長短以提高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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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監管體制； 證市場； 監管機構
1關于完善我國證監管體制的指導思想
探討完善我國證監管體制的問題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其中，在完善這一體制過程中，人們是否樹立了正確的理念，即指導思想是否正確，是進一步研討完善我國證監管體制的基本前提。因為，一個國家證監管體制的完備性和科學性是人們基于對證市場發展內在規律的深刻認識和尊重，是基于對本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等具體國情的準確把握，是基于對監管實踐經驗的不斷總結和對國際趨勢的及時順應。而做到這一切，都需要我們有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
目前，我國證市場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我國證市場是政府直接介入的自由度較小的市場。企業資金短缺，這在我國是一種普遍的客觀現象，這一客觀現象決定了政府必須適度調節證的發行，采取對證發行數量、發行時間進行宏觀調控的措施。目前我國雖然早已確立市場經濟的目標，但是要真正實現這一目標尚需時日。在現實經濟活動中，傳統行政手段的運用依然很普遍。可以說，我國證監管體制仍然沒有完全擺脫以往審批經濟的模式。第二，我國證市場是相對獨立的、非統一的市場。深圳證交易所和上海證交易所除受中央證主管部門的監管外，還分別歸屬各自所在的地方政府監管。它們有著各自的制度、辦法和運作規則。究其原因乃政府行為過于剛性，使許多本應由市場自行監管的事務轉歸了政府監管。同時，在觀念上人們依舊習慣于使市場和企業依賴于政府，這也是造成自律監管之力的重要原因。
在我國證市場具有以上特征的背景下，完善證監管體制應當確立的指導思想，至少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證市場監管，有別于傳統體制下形成的命令與服從式的行政監管。二是正確對待證市場監管手段的相互關系。三是避免證市場的監督和管理由政府諸多部門進行。四是樹立政府監管與證市場自律有機結合的觀念。對此，下文將其作為專門問題進行論述。
2關于中國證監會的法律地位問題
《證法》雖未明確指出“國務院證監督監管機構”的具體名稱，但是，根據國務院精簡機構改革以及“三定”方案的精神，國務院證監督管理機構就是指中國證監會。從《證法》的規定來看，“國務院證監督監管機構”擁有相當于國務院某個部委的行政職權。鑒于中國證監會在法律地位與其性質名實相符上存在的種種問題，有人建議國務院采取兩種解決方案［1］：一是確認中國證監會的行政部門性質，改事業單位為行政部門，作為國務院下屬的一個獨立部委；二是另行組建國務院證監督管理機構，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政部門。筆者認為，第一種方案較為切實可行，而第二種方案則不僅需要花費很高的機構設置成本，而且還會引起證市場管理的混亂。
3關于地方政府在證監管體制中的作用問題
目前，我國完善證監管體制的基本原則雖然是強調加強證監管的集中統一，但是，這與調動和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不應當是對立的。至少有二點理由能夠說明地方政府應該負有維護本地證市場健康發展的相關責任和義務：
3.1 證監管的對象除了證交易所、證公司和各類證中介機構之外，還面對著所有的上市公司。從我國有關部門統計的數據來看，截至1998年年底，我國境內的上市公司已達851家，股票市價總值達到19505.65億元［2］，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4.46％，此外，投資者開戶總數亦達3900萬戶［3］。換言之，如果不借助地方政府的力量，對上市公司一味強調集中統一監管，而把地方政府的監管排除在外，不僅會造成中央證監管機構的力所不及，而且也可能在實施諸多監管措施上產生這樣或那樣的障礙，從而影響上市公司甚至整個證市場的健康運行。
3.2 對場外交易的監管離不開地方政府的積極配合。隨著股份制的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其數量亦在不斷增加。產權制度的理論研究成果表明，合理的產權制度應該是［4］:第一，產權明析；第二，產權可進行交易；第三，企業內部產權結構安排合理；第四，產權證化；第五，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條件下，企業家階層已經形成。由此可見，產權的可交易性，是現代產權制度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4關于政府監管與證市場自律有機結合的問題
我國證市場的建立，與歐美等西方國家證市場的建立，走的是兩條不同的道路。歐美等西方國家的證市場是在市場自然發展的過程中，滲入國家干預因素，因而政府的干預是在證市場充分發育的條件下產生的。具體表現為：證市場自律監管模式尚未形成，自律組織的功能也未真正發揮出來。總之，我國證業行業自律功能的發育明顯滯后。
現在我們強調在集中統一的證監督管理體制下重視發揮自律機制的功能和作用，是因為證市場中的各類行為主體，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會自發產生維護市場秩序的需要。通常，政府監管發生在嚴重違規行為之后，是事后追究，而此時違規行為的損害結果已經發生。在這方面，行業自律機制可以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建立完善的證市場監管體系，就必須做到政府監管與市場自律監管有機地結合起來，使這二者相互協調，互為補充，密切配合。可見，處理好政府監管與證市場自律監管的關系，是我國證監管體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注釋：
［1］關運浩等：《監管機構的法律地位應進一步明確》，載于人大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1999年第7期，第62頁。
［2］ 參見《中國證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1998年第12期。
1、碩士學位論文選題可由研究生本人提出，經導師審定后確定，也可由導師提出一些課題，由研究生本人選定。
2、論文選題應與研究方向一致，論文應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或較好的實踐價值，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應遵循的原則是：
(1)選題的著眼點應從本門學科出發，著重選擇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課題;
(2)課題應具有先進性，使研究生有可能在論文中提出新見解;
(3)課題的份量和難易程度要適當，應能在1年至1年半時間內完成;要考慮完成論文的條件是否具備;
(4)選題應盡量結合研究生所在學科的研究方向或導師的科研任務;
(5)選題應考慮研究生本人的基礎和實際能力，結合研究生本人的特長。
3、論文選題可在第二學期開始，不應遲于第三學期。
二、論文開題
(一)開題時間
碩士學位論文開題報告可在第三學期開始，開題報告完成時間不應遲于第四學期。
(二)開題報告內容
1、題目的來源及意義。
2、國內外該領域的研究現狀。
3、課題研究主題及主要內容。
4、課題研究方法。
5、工作量和工作進度安排(包括文獻閱讀、方案設計、論文撰寫等)。
6、主要參考文獻目錄。
(三)論文開題工作程序
1、論文題目選定后，研究生應填寫《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碩士學位論文開題報告》一份，經導師簽署意見后報學科組。
2、研究生的開題報告通過學科組初審后，由學科組邀請有關教師、專家作為評議人參加研究生論文開題報告會，報告會具體組織工作由研究生所在系(部、所)負責。報告會上由研究生匯報所選論文課題的目的和意義、當前國內外該課題的研究動態和研究成果、研究方案、論文內容及安排、完成論文的時間和預期結果、可能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方法等方面的情況。研究生報告后，指導教師可以作必要的補充和說明。然后，評議人就選題的意義，方案是否正確和完善，研究成果的學術水平、科學意義、經濟或社會效益等進行審核和評議。
3、根據研究生的開題報告和對問題的回答,評議人對研究生的開題報告進行評議。評議人的評議意見分為“同意”、“棄權”和“不同意”三種。獲評議人2/3(含)同意的開題報告為通過;未獲評議人2/3同意的開題報告為不通過。未通過開題報告的研究生應在指定時間內對論文開題報告作進一步修改、補充，重新參加論文開題報告會。
4、《研究生論文開題報告》經導師、學科負責人批準簽字后，連同《碩士學位論文開題報告評議表》報研究生處備案。
(四)開題報告考評依據：
1、成績合格的依據：
(1)具有獨立搜集和綜合分析資料的基本能力;選題合理，能掌握與本選題有關研究方向的國內外動態，學術思想清晰。
(2)研究方案可行，基本掌握關鍵問題;對可能遇到的主要問題，分析思路基本正確;開題條件基本具備。
(3)研究工作計劃安排合理。
2、成績不合格的依據：
(1)參考資料不足，綜合分析能力較低;選題不當，論述欠合理性。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目前的政治傳播研究還剛剛起步,現代政治傳播理論肇始于美歐等西方國家,是針對西方國家特有的政治背景與媒體環境而發展起來的學問,當代中國的政治傳播無法照搬和模仿這些現有的西方理論資源,只能從自身的時空背景出發,吸取西方理論資源可以帶來的啟示,開創出符合中國特色的政治傳播研究。本文試圖在宏觀效果研究這一政治傳播研究的核心問題上,評析梳理西方兩大理論資源,并嘗試指出其對當代中國政治傳播宏觀效果研究的啟示。
政治傳播的宏觀效果研究
任何涉及到政治傳播的研究首先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政治傳播的定義。由于身處政治學和傳播學的交叉地帶,“政治”與“傳播”這兩個詞匯組合中的開放性,使政治傳播的定義非常困難。③過往中外學者給出的政治傳播定義通常也是出現“政治學”本位和“傳播學”本位兩種傾向,以致一些學者強烈呼吁建立一種“政治與傳播的視界融合”的政治傳播定義。④比如,我國最早系統介紹政治傳播之一的邵培仁認為,政治傳播是指政治傳播者通過多通道、多媒體、多符號傳播政治信息,以推動政治過程、影響受傳者的態度與行為的一種對策,⑤這個隱約可以看到傳播學奠基人拉斯韋爾“5W模型”縮影的定義是比較典型的從傳播學本位出發的政治傳播定義。
另一個影響廣泛的定義是英國學者布萊恩·麥克奈爾(Brain McNair)的論述,他認為政治傳播可以簡單地定義為“關于政治的有目的的傳播”,⑥這其中涵蓋了政客、政治行動者、非政治行動者以及媒體等多個主體的所有的政治話語。⑦美國學者多麗絲·格雷伯(Doris Graber)則給出了政治傳播是“對可能直接或非直接地產生鮮明政治影響的信息的構建、傳送、接收和處理”的定義。⑧和布萊恩·麥克奈爾(Brain McNair)一樣,多麗絲·格雷伯(Doris Graber)也認為政治傳播中的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可以是政治家、新聞記者、利益集團的成員或者是個體的、未經組織的一般公眾,政治傳播的關鍵在于“信息對于個人、團體、組織的想法、理念和行為,以及所處環境和整個社會都能產生顯著的政治影響”,⑨無論政治傳播的定義有多少種,幾乎所有定義都要包含“政治影響”這一關鍵要素。
多麗絲·格雷伯(Doris Graber)進一步指出,政治傳播學始終是建立在媒體具有重要政治效果的判斷之上,即“信息對于個人或組織的思想和行為、社會機制、以及所有這些存在的社會大環境有鮮明的政治效果”。⑩政治效果是政治學的核心,效果研究也是政治傳播學的重點關注領域。實際上,20世紀20年代美國政治學者沃爾特·李普曼(Lippmman)的《輿論學》被公認為是現代政治傳播學研究的起源,而李普曼的研究恰恰是關于無線電廣播和印刷媒體的宣傳效果的,(11)也就是說,李普曼從一開始就為政治傳播定下了“效果研究”這一核心議題,傳播可以帶來政治效果以及怎樣的傳播可以帶來更好的政治生活,這也成為更多學者投身于政治傳播理論與實證研究的重要原因。正如美國學者麥克羅德等人(Mcleod et.al)所評價,自李普曼1922年發表《輿論學》以來,通過自由而負責任的媒體進行主動和廣泛的公民參與的價值,一直是政治傳播研究的重要動力。(12)
縱觀自李普曼以來近百年現代政治傳播學的發展,尤其是上世紀70年代之后,大量的政治傳播學文獻圍繞著“效果”二字展開,或是直接研究“效果”,或是以“效果”為研究的前提與目的。然而,效果研究又恰恰是政治傳播學、乃至整個傳播學研究中最為復雜和難以定量定性分析的課題之一。粗略地看,過去西方政治傳播學中和效果有關的研究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微觀層面,圍繞傳播對于個體的政治效果而展開;一類是宏觀層面,圍繞媒體與其他社會構成的權力關系以及對于民主政治發展的影響而展開。
(一)微觀層面——個體政治效果研究
從微觀層面上來看,政治傳播的效果研究主要集中在傳播活動對于個體的政治影響,特別是大眾傳媒的傳播活動。這里對于個體的政治影響又通常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政治家的影響,比如政治修辭研究,政治家在大眾傳媒舞臺上的“戲劇化”表演研究等;二是對一般公眾,特別是選民的影響研究,比如政治廣告對選民態度的影響,新聞報道與選民投票行為的關系等。可以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幾十年里,政治傳播學基本上局限在相對穩定的政治制度下媒體內容與個體選民行為之間關系的研究上。(13)早期傳播學中的“魔彈論”“有限效果論”“議程設置理論”等都是微觀研究的重要成果。這種著力于微觀層面效果研究的狀況在20世紀70年生了很大變化,70年代之后,對媒體在民主政治體系中的宏觀角色研究則逐漸占了上風,從橫向和縱向上都對媒體個人效果研究進行了重大拓展。(14)
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微觀層面上的效果研究又呈現出重新繁榮的趨勢,并且與社會心理學等心理學科相結合,從個人信息處理過程的角度來進一步分析媒體信息究竟會給個人帶來怎樣的影響和以怎樣的信息處理方式帶來影響。多麗絲·格雷伯及其助手曾對2000年初至2003年末四年間發表在政治學和傳播學兩個領域的社會科學期刊進行檢索,共有11本雜志刊登過137篇主要討論政治傳播的文章,而對這些文章的整理分析顯示,除了競選研究這一長期熱門的政治傳播話題外,信息處理研究和新媒體研究成為21世紀政治傳播研究的兩大新興學術方向。所謂信息處理研究就是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個人對政治信息的處理過程,借用心理學中關于人類個體的認知、功能、理性行為、異見規避等理論的研究,探索總結政治傳播中的信息處理理論。(15)
(二)宏觀層面——民主政治影響的系統性研究
如前文所述,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政治傳播學研究逐漸將目光更多轉向媒體在民主政治體系中的宏觀角色研究。在宏觀層面上,媒體不再僅僅是某個主體傳播政治信息的介質手段,而且本身就作為一種享有并行使權力的主體登上舞臺,在干預政治的過程中,媒體與政府、商業巨頭等力量之間,尤其是媒體與政府力量之間的權力關系,成為政治傳播研究者的重要旨趣。所謂的傳播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強化,其中以赫爾曼(Herman)和喬姆斯基(Chomksy)在1988年提出了“宣傳模式”理論(Propaganda Model)最為典型,他們認為在階級利益沖突和財富集中的社會中,媒體生產過程中總是貫穿著“系統性宣傳”,大眾傳媒完全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金錢和權力通過一系列的“過濾”使得大眾傳媒只向公眾傳播對它們有利的信息內容。(16)
除了這種關于媒體與其他權力主體之間關系的研究外,政治傳播宏觀研究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則是媒體以及媒體與其他權力主體之間的關系對整個國家或社會的系統性影響,對民主政治制度的影響。在這個角度下,研究者要回答媒體對于政治傳播活動的參與(無論是作為介質手段還是作為主體),究竟是一件對民主政治有利還是有弊的事情?怎樣的媒體才能夠有利于民主政治這個終極目標?這樣的研究旨趣同樣可以回溯到李普曼的《輿論學》,當李普曼開始關注宣傳效果的時候,“推進了西方政治傳播研究在最初階段形成了統一的關于民主社會、新聞自由與知情公眾三者密切關系的研究旨趣”。(17)遺憾的是,由于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前,政治傳播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微觀層面,幾乎很少有相關研究關注到制度分析。(18)
在過去三四十年的中外政治傳播學研究中,有關媒體、傳播和民主政治影響的系統性研究已成為政治傳播學研究中的重要領域。尤其在新媒體技術層出不窮、政治環境與媒體環境都在經歷轉型的當代中國,媒體如何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不僅是政治傳播學者正在關注和應當關注的問題,也是黨和政府關注的工作重點之一。本文也重在闡述當代中國政治傳播宏觀效果研究中可以借鑒的西方理論資源以及這些理論資源的啟示。
西方兩大理論資源的政治傳播研究影響
毋庸置疑,在進行政治傳播的宏觀效果研究時,如果要回答“媒體行為能否促進民主政治或民主化”、“怎樣的媒體才是對民主政治是有利的”這樣的問題,首先要對“什么是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做出判斷,即研究者需要首先對衡量評判政治傳播的前提標準有所界定,然后才能對照這些標準來分析媒體行為,達到了這些標準則為民主之福、做不到則為民主之禍。
那么,標準又來自何方?這與政治學民主理論的發展密切相關。正如麥克羅德等學者所指出的,政治研究和關于社會應當怎樣的基準假設密不可分。(19)就媒體和政治的課題而言,不同的民主理論對媒體的民主角色和民主責任提出了并非一致的要求。縱觀現代政治傳播學發展的近百年歷史,盛行于18、19世紀的經典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對政治傳播的影響可謂最為深刻,而被譽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理論之一的“公共領域”理論則成為近年來媒體研究的“圣語”(！~Godterm)。(20)
(一)經典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政治傳播學影響
在大量關于媒體對于民主政治系統性影響的研究文獻中,有這樣一個鮮明的特征存在,那就是很多人認為媒體對于民主有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作用,而自由的、不受干預和限制的媒體則是保證這種核心作用的關鍵,這似乎是無需證明的“公理”。(21)在中國媒體研究文獻中,“看門狗(watchdog)”角色、輿論監督功能等也常常被視為衡量一家媒體于民主建設良劣的重要的、無需論證的標準。然而,有政治學者卻指出,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以經典自由主義民主理論(classical liberalism)為前提的,而發展于18、19世紀的經典自由主義理論只是諸多政治理論中的一種,并非無需證明的“公理”,甚至在20世紀遭到其他政治理論的廣泛的批判與某種程度上的拋棄。
1.1環保產業的內涵
在我國，環保產業被稱為“環境保護產業”(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簡稱為“環保產業”。從環保產業發展趨勢看，國際上普遍認為目前環保產業發展的核心內容是包括環境污染控制與減排、污染清理以及廢物處理等方面提品與服務，針對環境問題的終端治理;環保產業發展的必然走向是針對產品的整個過程，既包括環境問題的終端，同時還涉及產品的生產過程中采用國內的技術、對環境的影響以及生產材料的選擇等全程跟蹤管理。
環保產業的目的是提高資源利用率、減少資源利用量和廢物排放量，某種程度上講環境保護的目的也正在于此。為了改善環境質量、促進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需要環保投資。環境保護的投入對環保設備和環保技術的需求推動了環保產業的產生和發展。
1. 2環保產業投融資
國家環境保護局將環保投資定義為:環境保護投入是指社會各有關投資主體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以社會積累基金和各種補償基金、生產經營基金中的資金支付防治污染、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其中包括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和環境管理與環境科技投入兩個方面。環境保護投資和環境保護融資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環保融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進行籌集資金的融資活動，而有些環境投資也需要進行相關的融資活動，兩者的資金活動有所重疊進而很難將二者進行嚴格的區分。因此單獨提“環保投資”或“環保融資”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從目前來看，“環保投融資”的提法更加合適。當它強調環保投資時，指的是為著預期產出而投入資本于環保行業的經濟活動;當它作為環保融資強調時，指的是資金融通。
2我國環保產業投融資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環境保護的年投資額一直呈現穩定的上升趨勢,2007-2012年，環境保護的年投資額分別為3387.3億元、4490. 3億元、5258. 4億元、6654. 2億元、7114. 0億元和8253. 5億元，占同期UDP的比重分別為1. 36%、1. 49%、1. 54%、1. 67%、1. 5%和1. 59%(根據2007-2012年《全國環境統計公報》各年相關數據整理得到)。 但是，環保產業投資總量還遠遠不能滿足控制環境惡化加劇及改善環境質量的要求，環保產業投資總額占同期UDP的比重仍然偏低。
2. 1環保產業投資主體仍以政府為主，企業缺乏環保投資動力
從表2環保投資結構可看出，城市基礎設施環保投資呈快速上升趨勢，“十五”到“十五”環保投資總量增加了2. 5倍，但環保投資占UDP的比例都在1. 3%左右徘徊，但城市基礎設施環保投資由“十五”的655. 8億元增加到“十五”期間的5182. 2億元。“十五”期間城市基礎設施環保投資占環保投資總量逼近60000“十五”期間，全社會環保投資達到22356. 2億元，約占UDP的1.500“十二五”前兩年，國家已經投入了15367. 5億元。
2.2環保產業投融資市場機制不健全
在當前，由于市場化機制尚未形成，使得外界參與投資出現了瓶頸效應，企業對環保產業缺乏投資信心，阻礙了建設資金的投入，環保基礎設施資金缺口加大。一是價格體系不完善，價格不以價值為基準，而由政府物價部門核準，這種不合理的價格機制抑制了資金流入環保產業。20世紀末以來，盡管國家對環境保護領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采取多種措施鼓勵各類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進入環保領域等，但這并未完全打破行政壟斷，從而抑制了社會資金的進入。二是政府企業(市場)職責分工不明晰。政府的角色還沒有完全轉變，企業生產對環境造成的外部成本還沒有完全內部化，企業環保投資的積極性缺乏。三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環保事權劃分不明確，使得環保領域的投入存在著重復和缺位，各級政府不能很好履行其環保責任。
2.3環保產業發展的政策體系不完善
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在環境保護方面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已不能完全適應環境保護產業的發展現狀。從政策內容來看，不少政策措施還以各級政府的傳統計劃和行政管制為基礎，依賴于領導的重視。從政策制定、實施、評估、修正這一循環周期來看，各個環節都相當薄弱，沒有很強的連接性和穩定性。在相當多的地區，僅僅依靠環境保護部門執法無法保證各項政策得到切實落實，這直接制約了環境質量的改善。
3我國環保產業投融資機制創新的政策研究
據外部性和公共產品理論，環保產業作為一個新興的產業，其健康持續的發展需要國家予以一定的財力支持。但是完全依靠國家投資發展環保產業并非長久之計，要借助市場的力量，引進民問或社會資本流入環保領域才能真正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
3.1政府運用財政稅收政策鼓勵和誘導企業投資于環保領域
(1)建立政府公共財政預算制度。一是在中央和地方財政支出預算科目中建立環境保護財政支出預算科目，建立確保財政環保投資穩定增長的財政預算制度，規定政府對環保產業的剛性投入。二是明確環境事權和財權職責。建立環境保護財政支出體制的依據是中央和地方環境保護事權配置，應以地方財政為主，中央政府對一些環境保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給予一定政策和財力支持。
(2)建立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綠色”財政稅收制度。實際上我國稅收制度的設計已經體現了環境保護的政策傾向。如1995年財政部「財工字152號文件規定，“企業開展資源綜合利用項目，利用廢水、廢氣、廢渣等廢棄物為主要原料進行生產的，在5年內減征或免征所得稅。”現行的稅收政策主要體現在綜合利用方面，而且各地落實情況也不盡如意。因此，必須加快稅制改革，擴大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零稅率政策的調節范圍，鼓勵各類環境保護投資項目的建設。
3.2政府通過金融信貸政策，鼓勵和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環保產業
3. 2. 1金融政策
制定金融政策能夠引導金融機構資金進入環保投資領域。對環保信貸給予相應的優惠，鼓勵銀行在確保信貸安全的前提下積極參與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相關的項目。通過建立投資優惠機制，使金融機構的資金流入環保產業領域。特別是政策性銀行應以多重優惠方式對環境保護予以信貸方面的資金支持。同時應將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中的環保行為列入信貸對象評價標準之內，使同一行業中環保投資做得良好的企業易于獲得信貸資金，而忽視環保行動的企業難以獲得信貸資金。
3. 2. 2融資政策
一方面，建立穩定的政策環境，引導資本投資環保領域。政府必須嚴格執法，對于污染企業或違反法規標準的企業進行相應的法律懲罰，以保證其有足夠的環保投入;同時，政府還需制定有關環境服務的稅收和價格優惠政策，對認真落實環境保護行為的企業進行相應的獎勵補貼。另一方面，成立“綠色銀行”或“中國環保銀行”。在中國向綠色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成立“綠色銀行”是一個發展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