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6 15:57:5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檔案學發展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學科是以其研究對象和范圍分類的，每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和任務。吳寶康在建設檔案學科初期指出：“任何一門科學都有自己獨特的對象與任務。任何科學如果沒有自己獨特的對象與任務，那么，它的產生、存在和發展是不可能的。”[1]中國檔案學也不例外。胡鴻杰教授認為：“我們所研究的學科是中國檔案學，這個學科同其他學科一樣，有著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和邏輯起點。不論研究者有怎樣的研究視角，都不可能離開‘中國’與‘檔案學’這兩個最基本的立足點。”[2]然而，進入后保管模式以來，中國檔案學研究出現“冷熱不均”。電子政務、電子文件管理、檔案信息化等進入“井噴期”，而檔案保護技術、科技檔案管理、檔案事業管理等檔案學傳統理論則成為“研究冰點”，導致中國檔案學的“檔案”元素不斷褪色。
所謂“去檔案化”，是指檔案學科發展過程中，由于過度引進西學理論和移植、嫁接其他學科科研成果而使中國檔案學科漸漸失去檔案“元素”的一種趨勢。“去檔案化”源于我們對中國檔案學缺乏“界定”，是中國檔案學理論與“外來”理論博弈的產物。其出現又一次暴露我國檔案學“家底”薄，原創理論少，難以扭轉目前學界出現“檔案泛化”危機。同時，也說明部分檔案學者做科研時存在浮躁心理，過于追求“功利”，對整個檔案學科的發展缺乏責任感。
1. “去檔案化”的表現
1.1 檔案學本科課程設置分析。檔案學本科教育是中國檔案學教育的主體，直接反映檔案學科的發展狀況。作為檔案學專業教育，理應以檔案學的課程為主。然而，據筆者對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云南大學、中山大學五所高校檔案學本科專業課程中含有“檔案”二字的課程進行統計分析（如表一）發現，檔案學專業課程中含“檔案”的，分別占25%、25%、30%、61.5%、11.1%。其中，南京大學只有科技檔案概論、科技檔案管理學、檔案管理學三門，卻有四門屬于信息類、計算機類學科，即信息分析、Internet實用技術、信息傳播技術、數據庫原理與應用。雖然，只憑對部分高校課程的調查和對含“檔案”二字課程的統計不能完全說明問題，但不爭的事實是，大學本科課程出現“去檔案化”傾向。
表一 本科課程設置統計表
1.2 研究生入學考試科目分析。研究生（含碩士和博士）教育是中國檔案學教育中真正意義“精英教育”。研究生入學考試科目直接反映檔案學學生繼續接受深造的基本素質要求，然而，通過筆者對中國研究生招生信息網（.cn）2011年檔案學碩士研究生可報考的24所院校（如表二）和5所博士研究生院校的初試科目進行統計（如表三）發現，有13所檔案學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初試科目為一門檔案學類、一門非檔案學類，即約占57%，而中國人民大學、中山大學、南京理工大學三所學校則完全不考檔案學課程，“去檔案化”明顯；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科目總體來說，比較重視對檔案學理論和實踐的考查，但從中國人民大學和南京大學發展趨勢來看，也出現“去檔案化”。
1.3 檔案學博士畢業論文主題分析。檔案學博士是中國檔案學理論研究的主力軍，其畢業論文主題分布一定程度上反映未來一個時期內我國檔案學研究發展的方向。隨著檔案學理論寬度、深度的變化，考慮到檔案學基礎理論方向相對難以出成果、所受資助也少，越來越多的博士研究生選擇易出成果的交叉學科或邊緣學科作為研究方向，更甚者，直接在畢業論文上拋棄“檔案”。根據《2005年～2009年中國檔案學博士學位論文的主題分布統計量》，電子文件與電子政務、信息資源管理方向的分別占29.03%和24.19%，而檔案保護技術（4.83%）、歷史文獻與檔案編撰（12.9%）、檔案學研究（3.22%）加起來也只占20.95%，博士論文題目不見“檔案”二字趨勢明顯。［3］
1.4 學術研究關鍵詞分析。隨著社會進步和科技發展，檔案學研究熱點在不斷發生轉移。研究熱點變化是適應時代需要，然而，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檔案信息化、電子文件等方面，檔案學基礎理論發展緩慢。據筆者對2006年～2010年《檔案學通訊》、《檔案學研究》論文的主題分析（如表四和圖所示），“十一五”期間，我國檔案學研究主題主要集中在檔案信息資源開發（15%）、電子文件（11%）、檔案法規與標準（9%）、檔案管理（10%）、檔案史志與文獻編纂（11%）上，而對檔案學科、檔案學研究、檔案學理論、檔案事業管理進行研究得較少，加起來也只占16%。從縱向比較來看，五年來，對電子文件、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檔案法規與標準的研究呈明顯上升趨勢，并逐漸占據主流；對檔案保護與技術、檔案史志與文獻編纂的研究比較平穩；對檔案學理論、檔案教育的研究熱度明顯下降，并逐漸被邊緣化。
2“去檔案化”出現的原因分析
Keywords：Archives science；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Hotspots of research； CSSCI
1 引言
對學科進行知識圖譜繪制，便于直觀掌握學科的研究熱點與發展趨勢，既可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與總結，亦可對后人研究學科起到參考作用，同時也可對學科建設與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賀穎、祝慶軒以CNKI（1999～2008）中檔案學四大基礎理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文件連續體理論、整理理論、價值鑒定理論的相關文獻，加以統計、分析、繪圖， 梳理檔案學理論發展的脈絡， 并指明檔案學理論未來發展趨勢[1]。馬海群、姜鑫以CSSCI（2002～2010）中檔案學研究被引文獻為研究對象，利用關鍵詞共現分析方法繪制了中國檔案學研究主題的知識圖譜[2]。盧小賓、高歡以WOS收錄的6種具有代表性的國際檔案學期刊的數據為基礎，從地域分布、研究機構、研究內容與熱點等方面進行圖譜構建并分析[3]。本文在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以CSSCI收錄檔案期刊文獻為研究對象，從關鍵詞、引文、機構、作者、作者合作等角度分析我國檔案學學術發展情況。
2 數據來源與知識圖譜繪制工具
本文采用CSSCI數據庫中2000～2014年的數據，文獻類型為論文，二級學科分類為檔案學，共查檢出相關文獻共3964篇。目前繪制科學知識圖譜的主流軟件有Ucinet、Pajek、Histcite、VOSviewer、CiteSpace等，本文使用可視化、可分析軟件CitespaceIII作為知識圖譜繪制與研究工具。數據處理時，均以兩年為一個時間切片，分別選擇關鍵詞共現、文獻共被引、研究機構、作者共被引和作者合作，并進行合適的參數調整，分別得到以下相應的知識圖譜。
3 檔案學知識圖譜繪制及分析
3.1 關鍵詞共現圖譜及分析。關鍵詞是對文獻主題內容的高度概括，是文獻的精髓所在。通過分析關鍵詞，可探索出學科的研究熱點和前沿。本節將繪制關鍵詞共現圖譜（圖1），以揭示檔案學知識演進，同時發現研究熱點和前沿領域。
圖1 2000年～2014年檔案學關鍵詞共現圖譜
圖1中，節點大小與其關鍵詞出現頻次（Frequency）成正比。含有深色外環的關鍵詞節點是所在年度的研究熱點，深色外環的寬度與突變率成正比，若具有較大突變值（Burst），表示其關鍵詞可能代表學科研究前沿。上圖呈現的是出現頻次大于20的關鍵詞。由于篇幅有限，表1中只列出了出現頻次的前30個關鍵詞，本次研究數據始于2000年，故2000年出現的關鍵詞突變均設為?C。從表1可知，檔案管理、檔案學、電子文件、檔案工作、檔案館、檔案信息、檔案利用、檔案保護和數字檔案館是這15年來國內檔案學學者們使用最頻繁的關鍵詞。
表1 2000～2014年檔案學來源期刊熱點關鍵詞
由表1和圖1中信息，將我國檔案學研究主題歸納為四大領域。需要說明的是，四大領域并不代表檔案學學科全部組成，這樣劃分便于本文歸納、統計及分析。下面將分別闡述各個領域的發展脈絡與趨勢：
（1）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是檔案學研究的核心領域（主要分布在圖1的中心位置）。熱點關鍵詞主要包括2000年的檔案學、檔案法、文件生命周期、檔案價值、檔案鑒定、文件、電子文件、檔案教育，2002年的來源原則、現行文件，2004年的元數據、檔案文化，檔案學專業，2006年的檔案法、學科建設，2008年的高等教育、信息公開，2010年檔案學教育、信息倫理，2012年的文獻計量，2014年的長期保存、人才培養、課程建設等。該領域主要針對檔案學的基本概念、研究對象與范式、學科建設與發展、文獻分析方法等基礎理論研究。從熱點關鍵詞可以看出，基礎理論研究呈現出多學科交叉研究的趨勢，促使基礎理論研究邁上新的理論高度。同時，從表1看出檔案學從2000年開始成為國內檔案學學科的研究熱點，結合圖1中檔案學節點各顏色圓環厚度，可知其一直是我國檔案學者最為關注的核心領域。
（2）檔案工作與管理研究從2000年至今一直是檔案學學者研究的重點領域。隨著基礎理論多學科交叉研究持續升溫，檔案工作與管理也日漸成熟并緊扣時展，熱點關鍵詞主要包括2000年的檔案管理、檔案工作、檔案利用、檔案保護、檔案服務、檔案鑒定、電子文檔、電子文件管理、企業檔案、科技檔案，2002年的檔案編研、人事檔案，2004年的知識管理、政府信息公開、檔案保護技術，2006年的公共檔案館、管理模式、信息資源管理，2008年的檔案管理體制、高校，2010年的檔案安全、資源整合，2012年的公共文化服務，2014年的頂層設計等。由此可見，檔案工作與管理逐漸呈現出網絡化、信息化和專業化的趨勢，檔案服務日益趨于多樣化和綜合化。
（3）檔案信息化研究從2000年至今一直是檔案學者研究的熱點領域。信息化拓寬了檔案的研究領域、轉變了工作與管理模式等，檔案信息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熱點關鍵詞主要包括2000年的檔案信息、電子檔案、信息技術，2001年的數字檔案館，2002年的檔案信息化、信息安全，2004年的檔案數字化、檔案網站、電子政務，2006年的信息服務、數字檔案，2008年的信息化建設、信息公開，2010年的云計算，2012年的數字檔案資源、數字遺產，2014年的數字保存等。從發文數量看，近幾年穩步增長，可見信息化研究的關注度持續升溫，但高頻關鍵詞呈現出逐年減少的趨勢，這意味著學者對檔案信息化研究日益呈現出細微化、多樣化和實用化。從表1可以看出數字檔案館、檔案信息化和檔案網站的突變值較大，從近年研究情況來看，它們仍是檔案學者們的關注熱點。
（4）歷史檔案及其保護與開發研究在這15年里也引來學者們不斷的關注。我國悠久的歷史為各個歷史時期積淀了豐富的檔案資源。熱點關鍵詞從2000年的歷史檔案、檔案文獻、檔案價值、檔案鑒定、檔案史料及2002年的民國檔案的研究，到學者持續關注歷史檔案的搶救和保護，如2006年的文化遺產，2008的口述檔案，2010年的史料價值、非物質文化遺產，2012年的社會記憶，2014年的檔案文獻編纂。由此可見，學者們在對歷史檔案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搶救和保護歷史檔案的途徑和措施。
此外，2010年至2014年未出現高頻關鍵詞，但存在突變值較大的關鍵詞，如2010年的云計算、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安全，2012年的數字檔案資源、社會記憶。從這5年檔案學研究熱點來看，這些突變值較大的關鍵詞可能成為檔案學的研究前沿。
3.2 文獻共被引圖譜及分析。知識基礎是由引用研究前沿術語的科學文獻所形成的演化網絡的引文和共引軌跡，它能相對穩定地反映某一學科領域前沿的本質，有助于預測動態趨勢[4]。本節將繪制文獻共被引圖譜（圖2），以揭示這15年來國內檔案學知識基礎，及對檔案學產生重要影響的學術著作和論文。整理數據時，對參考文獻格式、作者姓名等均做了規范化處理，添加參考文獻的出版時間，統一同一作者（主要是國外作者）姓名，如特里?庫克，在參考文獻中出現過庫克?特里、T?庫克和庫克?T.。
圖2 2000～2014年檔案學文獻共被引圖譜
結合圖2并進一步查證得出，2001年馮惠玲的《檔案學概論》（頻次116）、1988年吳寶康的《檔案學概論》（頻次70）、1994年周雪恒的《中國檔案事業史》（頻次59）、2006年馮惠玲的《檔案學概論》（頻次57）、2000年郭莉珠的《檔案保護技術學教程》（頻次39）這5篇文獻是我國檔案學最具有影響力的學術著作。馮惠玲1998年的《電子文件時代新思維》（頻次37）、2006年的《電子文件管理國家戰略芻議》（頻次18），2005年的《檔案學科的“十五”回顧與“十一五”展望》（頻次17）、2005年的《論檔案館的“親民”戰略》（頻次16）及胡鴻杰2005年的《論中國檔案學的學術尊嚴》（頻次14），是引用頻次最高的5篇學術論文，對我國檔案學的研究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另外國外學者謝倫伯格，T?R.的《現代檔案――原則與技術》（頻次53）、特里?庫克的《1898年荷蘭手冊出版以來檔案理論與實踐的相互影響》（頻次36）和《銘記未來――檔案在建構社會記憶中的作用》（頻次12）、弗朗西斯?布勞因的《檔案工作者、中介和社會記憶的創建》（頻次12），這4篇文獻對我國檔案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可見，國內學者在研究本國學者研究成果的同時，也重視研究和引用國外檔案學者的研究成果。同時，研究還發現，在頻次大于10的共被引文獻中專著所占比例約61%，說明我國檔案學的知識基礎主要來源于檔案學基礎理論教程和經典著作。而國外文獻中未出現高被引的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更多的是檔案學應用理論與應用技術研究[5]。
3.3 研究機構圖譜及分析。本節繪制了研究機構圖譜（圖3），以發現我國檔案學具有學術影響力的機構及研究機構分布特征。上世紀末出現了高校合并潮，在數據處理時，將統一為當前高校名稱，同時將分支機構名稱統一為機構名稱。
圖3 2000～2014年檔案學研究機構圖譜
從圖3可以看出中國人民大學的發文量遙遙領先于其他機構，它是我國檔案學科和檔案高等教育的開創者，因此，它的學術影響力無可置疑位居首位。其他具有突出貢獻的有武漢大學、上海大學、蘇州大學、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安徽大學、湘潭大學、黑龍江大學、云南大學、國家檔案局、南京大學、吉林大學、浙江大學、山東大學、遼寧大學、四川大學。國家檔案局掌管全國檔案事業，在檔案學研究領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除國家檔案局外發文量大于50的機構皆為高校，經查證，這些高校均設有檔案學相關專業，匯集了大批全國知名檔案學學者，為我國檔案事業的蓬勃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3.4 作者共被引圖譜及分析。作者共被引是指兩個作者的文獻同時被第三個作者的文獻引用，作者共被引頻次越高，說明作者學術相關性越緊密。本節將繪制作者共被引圖譜（圖4），以發現對我國檔案學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學者，同時有助于分析學者研究的學科熱點及領域。
圖4 2000～2014年檔案學作者共被引圖譜
從圖4可以看出馮惠玲、吳寶康、何嘉蓀、胡鴻杰和陳兆?是國內檔案學領域最具有影響力的五位學者，他們的研究對我國檔案學學科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另外國外學者謝倫伯格，T?R.和特里?庫克對我國檔案學的發展也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研究發現，高頻前幾十位作者基本上都是國內外檔案學知名專家或學者，他們在學科領域的研究具有學術前瞻性和前沿性，引領我國檔案學發展方向。
結合圖4并查證這些高被引作者的著作和論文，通過歸納和分析，將這些被引作者劃分為如下四大領域的學術骨干，如表2所示。
表2 檔案學四大領域學術骨干
可見，我國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且具有影響力的學者最多，最具影響力的前五位學者主要貢獻也集中在基礎理論研究。學科各領域之間存在一些交集，一些具有影響力的學者同時對多個領域做出重要貢獻。進一步查證高被引作者機構及文獻，發現高被引作者以高校檔案相關專業教師為主，而非檔案館工作人員。因而，對檔案工作實踐和面臨的具體問題探討較少，更多傾向于理論研究。
3.5 作者合作圖譜及分析。作者合著是作者科學研究合作的重要表現形式[6]。本節將繪制作者合作圖譜（圖5），以發現檔案學科研團隊的領軍人物及學者間科研合作關系及特征。
圖5 2000～2014年檔案學作者合作圖譜
圖5中，節點大小與學者發文量成正比，從節點大小來看，張美芳、王萍、馬仁杰、蔣衛榮、丁華東等是檔案學高產作者。從整個圖譜來看，節點較為分散，節點間連線較少且連線較細，表明很多學者沒有與其他學者產生較強的科研合作關系。進一步考察發現，圖譜中心位置存在兩個較大群簇，但群簇內合作也不夠緊密（節點間連線均較細）。其中一個群簇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主要成員包括馮惠玲、黃霄羽、安小米、劉越男、周毅（曾就讀中國人民大學）、張寧等，主要研究檔案學基礎理論、檔案管理、中外檔案研究、檔案信息化研究。另一個群簇來自武漢大學，主要成員包括朱玉媛、周耀林、王新才、呂元智（曾就讀于武漢大學）等，主要研究歷史檔案及其保護、檔案學基礎理論、檔案管理、政務信息。另外也存在一些較小群簇。這些團體主要來自（或曾經來自）同一研究機構，以師生或同事關系合作較多，機構間科研合作較少，致使學術交流和知識傳播受到限制。但面對日漸增多的復雜問題，需要多學科、多領域的學者共同合作解決，以發揮科研團體綜合優勢，提高學科發展水平。因此，建議學術機構應該通過基金項目、學術會議等平臺[7]，拓寬學者間合作深度與廣度，加強學者間學術交流。
4 結論與展望
通過對2000-2014年CSSCI數據庫中檔案學文獻數據進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結論：（1）15年來，學者主要圍繞檔案學基礎理論、檔案工作與管理、檔案信息化、歷史檔案及其保護與開發四大領域開展檔案學研究，研究熱點主要包括檔案管理、檔案學、電子文件、檔案工作、檔案館、檔案信息、檔案利用、檔案保護和數字檔案館等。研究主題逐漸呈現出多學科交叉研究趨勢，研究內容不斷豐富并緊扣時展。云計算、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安全、數字檔案資源、社會記憶可能成為檔案學的研究前沿。（2）國內外學者的高被引學術著作和論文我國檔案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檔案學基礎理論教程和經典著作是我國檔案學的知識基礎。（3）檔案學研究機構主要分布于設置有檔案相關專業的高校，中國人民大學的學術影響力位居首位。（4）檔案學學術骨干主要貢獻集中在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檔案工作與管理次之，其以高校檔案相關專業教師為主力軍，作者的部分研究成果實踐性不強。（5）科研合作以同機構的小團體為主，機構間科研合作較松散。
一、建立檔案學術規范。學術規范問題的核心是學風問題，而學風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學科的生死存亡。總的來說，檔案界的學風是比較好的，大多數檔案學者都能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勤于獨立思考，勇于開拓創新，并自覺抵制學術腐敗，這是我國檔案學持續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動力。然而，當前檔案學研究中的確也存在著一些不良學風，如抄襲剽竊、自我吹噓、互相吹捧、等。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雖然我們不能像對一般商品那樣對檔案學術研究設計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標準，但在科學精神、文風文德、術語概念、學術評論等方面為檔案學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規范則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規范學術精神。鑒于檔案學的學科特點，每一位檔案學者都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加強與檔案部門合作，緊密聯系檔案工作實際，善于從鮮活的檔案工作實踐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并透過紛繁復雜的檔案工作表象抓住檔案工作發展規律。力戒紙上談兵、閉門造車，尤其要避免從理論到理論的文字游戲和空洞說教。即使從事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我們也不能脫離檔案工作實際，因為任何一項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都包含著某種特定的應用目的。更何況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和檔案學應用理論與技術研究之間本來就互相滲透、互相交叉，我們根本就不可能將其非常清楚地區分開來。研究檔案史、評價歷史上的檔案工作現象、檔案學思想和檔案學理論，也要實事求是、尊重歷史事實，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實事求是既是一種科學精神，也是一種科學方法，彼此相輔相成，互為前提。
（二）規范文風文德。檔案學理論只有不斷地推陳出新且被檔案實際工作者所接受，才能發揮其對現實的檔案工作實踐的指導作用。因此，檔案學研究者應努力培養嚴謹、嚴肅、嚴格的科學工作作風，不盲從、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斷，獨立思考，大膽創新，善于提出新問題，勇于開拓新領域，探求新知識，并大力提倡運用清新質樸、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淺出地剖析檔案工作現狀，揭示檔案工作規律，預測檔案工作發展趨勢。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舊，故弄玄虛，用晦澀、難懂的語言把簡單問題復雜化。檔案學研究者還應加強文德修養，自尊、自信、自強、自律，淡泊名利，謙虛好學，不抄襲剽竊，不，把做人與做學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三）規范檔案術語概念。建議有關部門應盡快組織專家對現有的檔案術語概念進行審查清理，在詞形、語義、專指性、配套性等方面嚴格把關，剔除那些內涵模糊、外延過大、語義陳舊、專業化程度較低的所謂術語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檔案專業特色的、符合檔案學發展需要的術語概念，使檔案學者們在統一的術語概念基礎上進行學術交流和探討。
二、健全檔案科研管理體制，研究檔案學發展戰略。目前我國檔案學研究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檔案科研管理體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適應社會和檔案學發展需要，改革檔案科研管理體制，已經成為當務之急。檔案科研管理體制的改革要與我國檔案工作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原則及檔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調動各級檔案科研機構和檔案科研工作者的積極性。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建立全國統一的檔案科研管理機構，負責制定國家檔案學發展戰略，確立檔案科研布局，協調各檔案學研究機構之間的關系，組織全國性檔案學優秀成果的鑒定、轉讓、評獎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計劃地逐步改變我國檔案學會條塊分割的分布狀態，使之完成社會化的轉變，成為在各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指導下的非官方機構，并注重促進學術民主。
與此同時，要逐步改變目前的檔案學研究方式，重建檔案科研系統結構，實行檔案學研究集約化，優化配置檔案科研資源。檔案學研究集約化的微觀主體是以檔案學研究者為最小單位的，檔案學研究者的創新性是檔案學研究集約化的物質載體，其提高和改進的途徑主要在于通過各種方式強化檔案科研人才的素質。檔案學研究集約化的宏觀主體是以國家為最大規模的，國家的檔案學發展戰略是檔案學研究集約化的核心力量，檔案學的整體水平能否提高，關鍵在于國家的檔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確。而要實現二者的結合，就必須建立檔案科研共同體，即建立以學術帶頭人為核心的檔案科研小組（課題組）或檔案科研開發群體。通過檔案科研共同體，將不同部門、行業、地區的檔案科研機構和科研工作者，特別是將從事理論工作的研究者和從事實際工作的研究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集中資源，取長補短，高質量地完成檔案科研課題，并可避免或減少低水平重復研究。檔案科研共同體的大量出現是實現檔案學研究集約化的基礎和基本任務。
另外，要研究檔案學學科發展政策，制定檔案學發展戰略。檔案學發展政策研究大體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從總體上對檔案學的學科發展進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樣的政策，才能保證檔案學理論體系的合理發展，才能使其同檔案工作實踐相適應、相協調：二是針對檔案學的具體領域或具體方面的發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樣的政策，才能保證該領域或該方面具有更大的發展活力。具體來講，就是要研究各類檔案學研究機構的協調與合作政策，檔案學研究經費的劃撥政策，檔案學研究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政策，檔案學理論研究隊伍的建設政策等。檔案學的發展戰略是檔案學發展的長遠性、全局性藍圖，是對檔案學未來發展目標及其實現途徑的規定和謀劃。它以長遠的戰略目標來規劃當前的行動方案，要求既要重視對事關檔案學發展大局的熱點問題和重要領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檔案學理論的整體發展。制定檔案學的發展戰略一定要結合檔案學的學科發展規律，緊跟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尤其要與我國檔案學研究系統的總體規劃相適應。
三、進一步加強檔案學術評論工作。近20多年來，我國檔案學術評論有了一定的發展，不少雜志都先后刊發了篇數不等的述評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這自然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是一種可喜的現象。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檔案學術評論所受到的重視與應受到的重視，還有不小的差距；檔案學術評論所發揮的作用與應發揮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離。也就是說，檔案學術評論還沒有被擺上應有的位置，研究水平還比較后，遠遠不能適應檔案學發展的需要。
為進一步加強檔案學術評論工作，當前我們應下大力氣重點抓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對檔案學術評論重要性的認識。首先，檔案學理論研究者要正確認識檔案學術評論在檔案學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檔案學術評論的內容和范圍，進而明確開展檔案學術評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檔案學術評論當作義不容辭的職責，切實加以重視。中國檔案學會及地方各級檔案學會要把檔案學術評論列入各自的工作計劃和發展規劃，定期或不定期地組織召開包括檔案學術評論在內的專題座談會和學術討論會。檔案學會會員及其他檔案工作者要刻苦鉆研檔案學理論，積極撰寫檔案學術評論文章，藉此交流經驗，逐步完善檔案學術評論的內容，把檔案學術評論當作一門分支學科來建設。第二，開辟檔案學術評論園地。目前我國既沒有檔案學術評論刊物，也沒有哪一種檔案雜志設置檔案學術評論專欄，這顯然不利于檔案學術評論活動的開展。從長遠來看，創辦一種以檔案學術評論為主要內容的雜志是十分必要的。在當前，各級各類檔案雜志應開辟學術評論專欄，增加理論研究的比重，這對提高刊物的質量，擴大其在社會上的影響也是不無益處的。第三，建立檔案學術評論隊伍。這支隊伍應以檔案專業教師為主體，因為這部分研究者為了教學的需要，大都對檔案學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論造詣相對較深。有中級以上職稱的檔案實際工作者也要結合工作實踐，積極參與檔案學術評論，對檔案理論界的一些觀點和現象大膽質疑，發表自己的見解。檔案專業學生是檔案研究的后備軍，應重點加以培養。各檔案專業教學點應在課程設置時安排檔案學術評論的教學內容。攻讀檔案學碩士、博士學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檔案學術評論當作一門專業主干課來學習、研究。
四、努力改善檔案學研究系統的外部環境。檔案學研究系統的外部環境泛指檔案學研究系統之外的與檔案學研究系統直接或間接發生聯系的一切要素和條件，主要有：向檔案學研究系統給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環境，向檔案學研究系統輸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環境，向檔案學研究系統劃撥科研經費的經濟環境，向檔案學研究系統提供有用理論、技術和方法的知識環境，向檔案學研究系統輸送組織與管理技術的實踐環境，接受與檢驗檔案學理論的檔案工作實踐環境，以及普及與推廣檔案學研究成果的中介機制等。
應該肯定，改革開放以后檔案學研究系統的外部環境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會檔案意識逐步增強，檔案學是一門獨立學科已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檔案學發展的外部環境依然存在。例如，檔案學的學科地位始終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檔案科研經費一直缺乏穩定的來源，許多帶有規律性的檔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閣，等等。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認為當前我們應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強宣傳，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檔案學的學科地位。不僅要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檔案工作基本知識，而且要宣傳檔案學及其知識體系，使大家明白建立與完善檔案學研究系統、優化其外部環境既是檔案學學科發展的需要，也是經濟、科技、文化及社會生產力整體發展的需要；檔案學的發展離不開各方面的支持與幫助，社會各項工作的發展也需要檔案科學理論指導下的檔案服務；檔案學只有與經濟、科技、文化協調發展，才能為社會提供最佳服務。以此喚起社會各界對檔案學的理解、重視與支持。各級檔案學會要積極鼓勵、動員廣大會員參加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優秀成果評獎活動，以擴大檔案學的社會影響。檔案學研究者要刻苦鉆研檔案學理論，不斷深化檔案學研究內容，努力提高檔案學的科學水平，使檔案學在現代科學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籌措科研經費，增強檔案學研究系統的活力。建議國家檔案局在“科技三項費用”之外設立一種檔案科研專向基金，或向國家科技部申請增加“科技三項費用”的額度，以資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義的檔案學課題研究。地方各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或專業主管機關應根據需要和可能，劃撥一定的經費，專門用于檔案科研工作。各級檔案學會也要通過各種方式籌集科研經費。此外，檔案學研究者要認真組織力量，積極申請國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項目，也可利用自己在專業知識、科研能力等方面的優勢，與其他單位聯合開展檔案學理論研究，以緩解檔案科研經費緊張的矛盾。
1 數據來源與處理
以《管理》為數據源，在CNKI中檢索獲得2004年～2013年3111條數據，剔除新聞、通訊、卷首語、文苑、休閑等，得到2343篇論文，參照《GB/T7714-2005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通過自編程序在SPSS19.0中輸入參考文獻相關數據，得到參考文獻引用次數5679次。
2 統計結果與分析
2.1 篇均引用及普賴斯指數（整體）。《管理》2343篇論文中被引總數660篇，引文總量5679次，平均被引率28.17%，篇均引用2次，低于王文統計的同期《通訊》和《研究》的篇均引用7.49與6.74次[1]。根據表1中的年度變化，除2010年外，整體上《管理》呈現穩健上升趨勢。普賴斯指數（引用文獻中5年內引文量與總引文量之比）是評價期刊新穎度的數量指標[2]，10年《管理》總引文量5679次，5年內引文量2619次，普賴斯指數平均值為46.12%，其中2005年達到64.05%，說明2005年引用文獻的內容新穎度最高，《管理》作者在檔案學領域新信息的吸收與使用，引文新穎度的提高方面仍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表1 2004年～2013年載文被引及引文量情況
2.2 文獻類型分布（整體）。《管理》的引文按照中文、譯文、外文劃分，統計出中文5332次，譯文171次，外文176次，占比分別為94.3%、2.6%、3.1%，說明《管理》的主要參考來源也是中文參考文獻。比較而言，《管理》譯文外文5.7%的引用低于《通訊》《研究》12%與14%的引用量[3]。根據GB3469-83《文獻類型與文獻載體代碼》規定，將無法歸類和未說明的文獻統一歸為“Z”，并將中文參考文獻單獨統計。表2可見，中文與整體，其J、M、OL的比例和均超過了92%，其他類型差別不大，這與《通訊》《研究》的比例相當。在中文中，期刊文章和專著占比85.18%，明顯主導著參考文獻的比例。此外，網絡文獻OL占比8%左右，明顯高于除J和M外的其他類型，說明網絡在文獻引用中的作用逐漸顯現。
表2 文獻類型分布
2.3 期刊文章（中文）。期刊被引3468次，涉及463本期刊，為便于與王文比較，排名前15見表3，排名前10高被引論文見表4。從統計數據可知，一是《管理》對排名前15的期刊引用2452次，占比70.7%，集中性強，其中對《通訊》《研究》《中國檔案》的引用占比30.7%，雖略低于《通訊》《研究》的35.91%和36.53%[4]，但仍占引用總量的三分之一。二是在463本期刊引用中，僅引用1次的有283本，占比61.12%，低于《通訊》《研究》的64.48%和63.97%[5]；引用9次以上的有35本，僅占7.6%，略高于《通訊》《研究》的5.72%和5.65%[6]，分散性大。三是《管理》自引率13.75%，介于《通訊》的20.96%和《研究》的11.29%之間[7]，同時，排名前10高被引期刊論文有7篇來自《管理》，自引率高。四是《管理》對《通訊》《研究》的引用高達13.52%和8.13%，但《通訊》《研究》對《管理》的引用僅為3.16%和3.03%[8]，互引率不對等。五是《管理》排名前15的高被引期刊均為檔案學專業期刊，且與《通訊》《研究》有12本期刊相同，學科獨立性強。
表3 高被引期刊分布（前15）[9]
表4 高被引期刊論文（前10）
2.4 圖書（中文）。中文圖書被引1074次，涵蓋492本圖書，其中僅被引1次的圖書有343本，占69.72%，高于王文圖書被引1次的66.11%[10]。其中，馮惠玲、周雪恒、吳寶康、何嘉蓀、陳兆?、鄧紹興等6人7本專著位列《管理》《通訊》《研究》高被引專業書籍的前10，說明此6人的書籍在檔案學領域影響力很大；非專業書籍排名前10的無一相同。詳見表5。
表5 高被引圖書（前10）
2.5 學位論文、報紙、報告等其他類型文獻（中文）。學位論文、報紙、會議集、標準等在參考文獻中有372次，占6.98%，詳見表2。（1）學位論文。涵蓋30所高校，僅被引1次的有18所（60%），高于王文25所（43.1%）高校被引1次的數據；被引5次以上的集中在蘇州大學（18），黑龍江大學（7），安徽大學（6），中北大學（5），其中蘇州大學與安徽大學在王文統計中亦位列前六[11]。（2）報紙。涉及24份報紙，其中，中國檔案報（19）、中國青年報（9）、光明日報（8）、人民日報（8）排名前四，僅被引1次的報紙有15份，占62.5%，與王文61.22%相差無幾[12]。（3）會議論文集。54次被引涉及35個會議，其中17個涉及歷屆檔案工作年會，9個屬于檔案工作文集、文選，9個無法核實到具體會議；被引頻次最高的是“曾三檔案工作文集”，其次為2010年全國檔案工作者年會。（4）標準。排名前2的是GB/T18894-2002《電子文件歸檔與管理規范》與GB/T20988-2007《信息安全技術――信息系統災難恢復規范》。其他類型數據甚少，不再贅述。
2.6 網絡文獻（整體）。《管理》網絡文獻引文有507篇，占8.93%，篇均數不到0.4，低于《通訊》《研究》的23.34%、24.48%[13]，雖所占比例很小，但整體數量上在逐年增加。按照丁敬達的檔案學期刊網絡引文類型分類[14]，《管理》10年間網絡引文以靜態類網頁（244）為主，占48.13%，其他網站類（164）占32.35%，動態類網絡（99）最少，占19.52%；整體可訪率為41.8%，而動態類網絡可訪率最低僅為21.21%，說明動態類網絡穩定性和持久性較差，作者在引用時要更加審慎[15]。從網絡引文域名來看，《管理》引文集中分布在.com（168）、.gov（139）、.org（34）、.edu（32）、.net（31）中，占79.68%，與丁敬達統計的2002年～2011年《通訊》《研究》的數據一致[16]。
2.7 譯文、外文文獻（整體）。在171次引用中，圖書引用 121次，涵蓋50本，只被引1次的有36本，最高被引的為謝倫伯格的《現代檔案：原則與技術》，高達52次；期刊35篇，僅被引1次的有13篇，高被引前3的均為（加）特里?庫克
表6 網絡文獻引用年度變化表
的文章，即：“銘記未來――檔案在建構集體記憶中的作用”“檔案學與后現代主義：舊意新解”“電子文件與紙質文件觀念：后保管及后現代主義社會里信息與檔案管理中面臨的一場革命”，與王文統計一致。
表7 譯文類型分布
外文被引共176次，表8可見。整體上外文引用呈上升態勢，平均篇引用為0.07次，低于《通訊》《研究》的最低值0.1[17]。引用主要集中在網絡文獻（88）和期刊（43）上，說明作者對外文的獲取主要依靠網絡渠道。其中，43次期刊被引中涉及27本期刊，高被引外文期刊與王文統計相同的有《Archival Science》《The American Archivist》《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18]。
表8 外文引用年度變化表
3 結論與探討
3.1 加強參考文獻著錄規范性。參考文獻作為一種引證憑據和對他人成果尊重的表達，其著錄規范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的學術研究水平。5679次引用中存在“四缺”，即：缺作者（561次）、缺標題（178次）、缺來源（124次）、缺時間（250次）；“五錯”，即：作者名字錯，如“劉東斌”標成“劉斌東”，類型錯，如“N”標成“J”，文獻標志碼與期刊位置放錯，出版時間標錯，刊名寫錯；“兩不規范”，即：多名作者間的標注符號用“、”“，”不一，文獻標志碼“M”“C”“G”混用。
3.2 增強檔案學科開放性。參考文獻主要分布在“理論探討”（2798）、“業務研究”（1153）、“爭鳴”（362）等19個欄目中，從學科內交流來看，高被引論文前10中有5篇來自“爭鳴”，作者就同一主題探討較多，檔案學科內、作者間的交流較多，開放性較高；從學科間來看，檔案學科與關聯學科、交叉學科、工具學科的交流甚少；“海外采風”（104）采的多，批判、移植、“本土化建設”寥寥無幾。
針對高校檔案館員的繼續教育，需要高校檔案學會、高校檔案館室及館員“三位一體”，齊心協力，通力配合，才能有效地提高培訓質量，促進高校檔案工作的開展。
1．1高校檔案學會搭建平臺高校檔案館員的繼續教育需要學會搭建平臺。檔案館員平時工作忙，走出檔案館室參加培訓也不容易，因此需要學會常務理事會事前就培訓方案、培訓內容作一個短期及中期策劃，建立網絡交流平臺(如QQ群、電子郵件、飛信等)告之各高校，我們在何時何地開展什么專題培訓，希望高校館室負責人做好人員安排，以提高培訓質量。為活躍學術研究氛圍、提高專業人員的學術水平，高校檔案學會可舉辦學術論文研討會或征文。通過學術討論會或征文，不僅可以了解檔案前沿理念，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而且還可以加強高校之間的聯系和了解。在2009年以前，重慶高校檔案學會每年都要開會進行交流，以會代訓，通過培訓交流，大家對重慶高校檔案工作都相對比較了解;從09年起，我們重慶高校檔案學會與四川高校檔案學會聯誼，舉辦川渝高校檔案學會年會，這樣我們學習交流的范圍擴大了，視野開闊了，了解更多高校的檔案工作，便于今后我們工作的開展。今年在我們召開川渝高校檔案年會前，理事會還給大家布置了作業，圍繞總結貫徹教育部27號令經驗，展望“十二五”高校檔案工作發展進行學術論文交流，從QQ群里交流來看，大家都積極寫論文。優秀論文還可以通過論文集的形式出版，這給我們檔案館員提供的機會，促進大家工作的熱情。高校檔案學會一般是高校檔案館室輪流坐莊辦會，這種辦會對本館室檔案工作及辦會水平既是一個檢閱和鞭策，同時也給高校同行提供一個相互學習和交流的機會，通過參觀學習其他高校，才能看到自己的短處和別人的長處。為了把本館室工作做得更好，我們參會老師都會有計劃、有針對性地進行學習、考察和交流，通過參觀學習，既可增長知識、開闊視野，又有利于把別人好的經驗吸取過來，運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1．2高校檔案館室組織館員學習高校檔案館室要充分利用自身資源加強對館員學習的指導。高校是信息聚集地，具有豐富的學習資源。我們應充分挖掘資源，利用資源優勢進行學習。首先可以充分利用圖書館豐富的館藏，閱讀有關檔案專業及邊緣學科方面的書籍，提高團隊的專業素質和思想素質;利用高校科研條件，相互交流經驗，進行科研;檔案員內部之間彼此學習，這是最大的學習資源。我們提倡檔案員之間相互學習，這樣可以提高檔案館室的功效，尤其是對于出現的問題，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在相互交流中輕松地解決問題，有利于提高團隊素質和工作效率。檔案館室把建立學習型團隊與館員的學習緊密聯系起來，在每周的政治和業務學習時，可以讓我們每個館員都發表意見，各抒己見，這樣大家進一步熟悉和了解彼此工作，正如大家相互搭臺，好戲連臺，有利于增強團隊合力，促進工作開展。
1．3高校檔案館員積極自學在高校檔案學會及館室給我們提供學習機會的同時，我們館員也應該根據自身情況，積極加強學習，因為這種學習時間靈活，通過自學，查漏補缺，尤其是自己的弱項，一定要多學習，不恥下問，成為該項工作的行家。針對高校檔案館員繼續教育三位一體，高校檔案學會及檔案館室的培訓學習都需要針對館員情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提高學習質量。
2高校檔案館員繼續教育因材施教
2．1高校檔案館員的基本特點。文化程度參差不齊。高校檔案館員其來源的特殊性，年齡跨度較大，有即將退休的長者，有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他們所受的教育由于時代的影響，有高中、大專、本科及研究生;有科班的檔案專業的老師，也有非檔案專業的老師。有強烈的學習愿望。檔案館員深知肩上的重擔和知識的貧乏，加上檔案工作性質的滯后性，天天圍著檔案、圍著故紙堆，思想較封閉保守，因此大多老師希望能夠參加培訓，與同行進行交流，切磋經驗，談談在工作中的感受和體會，有利于檔案館員身心調節和工作效率的提高。
2．2注重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檔案學本身是實踐性、應用性非常強的學科。我們在教學模式上應采取多層次、多途徑、多手段的教學方式:可以邀請高校資深專家進行培訓，培訓的內容應有針對性，應該是本領域最新的理念和能付諸實踐的業務技能。如我在今年參加川渝高校檔案第三屆年會時，成都理工大學檔案館鄧老師談到他們在學生檔案管理過程中推行條形碼技術應用的一些實踐經驗，和在其它類檔案管理中條形碼技術應用的一些探索，我覺得很新穎，很受啟發。在培訓時，注意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把握重點和難點，邊教學邊參觀，邊教學邊現場操作，指導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注重教學方法的創新，提倡“授人以漁”的啟發式教學，引導館員積極主動學習，成為學習的主體。
2．3重視務實的教學內容檔案館員應具備扎實的檔案基礎知識，掌握檔案的實體分類法及相關技能，通過培訓把理論與實際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提高業務技能，拓寬視野，還應加強現代化信息技術培訓。大多數檔案館室都在著手進行檔案目錄數字庫建設。隨著計算機的普及，大部分的檔案員具有一定的計算機基礎，培訓時應重點放在數據的規范、采編、軟件及網絡知識的應用。通過培訓，使他們能夠掌握計算機技術在檔案管理工作中的應用，掌握檔案管理軟件的各種功能，成為檔案信息管理的專家，確保檔案管理系統平穩、正常的運行。
3健全繼續教育的管理制度，提高培訓質量
健全繼續教育管理制度是檔案繼續教育良性發展的保證，因此我們要不斷完善檔案繼續教育管理規章制度的建設。
3．1檔案繼續教育的制度化加強制度建設，是深化繼續教育順利進行的保障。首先要建立專業人員繼續教育的約束和激勵機制，因為學習是學無止境的，是終生教育，需要不斷更新知識，提高業務水平，建立繼續教育學時登記卡，將檔案繼續教育與檔案人員的年度考核、職稱評定、提拔任用等結合起來，這樣就對專業人員進行有效的約束和激勵，從而逐步形成倡導終身學習的激勵機制;其次是建立繼續教育管理機制，將繼續教育納入單位的目標考核中，建立領導、人事、教育一體化的繼續教育工作體系和有計劃、有組織、有制度、有經費的繼續教育管理體系。這樣就從制度上保證了檔案館員繼續教育的有效開展。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應努力實現檔案繼續教育的制度化，并力爭保持該制度的連續性與穩定性。高校檔案館室負責人在落實制度時，不僅是館長或主任在參加培訓學習，我們的業務骨干、年輕人或與該培訓內容工作一致或接近的老師都需要輪流參加，這樣有助于提高團隊整體素質，同時也促進了檔案館員工作的激情。
關鍵詞：檔案學；生態學；檔案生態研究；述評；展望
20世紀90年代末，檔案界開始關切檔案生態研究，嘗試從生態學角度分析檔案系列問題，初步提出了相關命題，開了檔案生態研究的先河，為后期檔案生態研究奠定了學術基礎。今天，生態學普遍應用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成果凸顯。在圖書、情報、檔案領域，利用生態學理論分析專業問題也不再陌生，相關概念如圖書館生態、信息生態、情報生態及檔案生態、檔案信息生態系統、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等被不斷提及并被學術界持續關注，同時，國家各層次相關社科基金也紛紛為此研究立項，支持學術界持續、深入地開展相關研究。為此，本文將在文獻綜述基礎上，梳理并分析檔案生態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
1檔案生態研究發軔
單純從生態學融入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觀之，環境問題是人文社會科學引入生態學理論的重要基點。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環境問題、地區環境問題等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生態學思想也恰好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由此，環保問題、生態安全問題、轉基因問題、物種問題等，成為生物學家和社會學家共同關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相關的交叉學科不斷涌現，相關的交叉研究層出不窮，相關的交叉成果琳瑯滿目。檔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態的關注中開始關注并研究檔案生態問題，提出了檔案信息生態、檔案文化生態、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等研究命題，為檔案生態研究開了先河。
1.1生態研究及其應用。生態學（Ecology），是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于1866年定義的一個概念：它是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英語ecology是由希臘語詞匯“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學科）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環境中的動物的學科”，目前，已經發展為“研究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的科學”。[1] 20世紀40年代以來，生態學發展迅速，應用廣泛，研究對象與領域不斷拓展，相關分支學科不斷涌現。[2]生態學發展至今，其內涵和外延都有了變化，尤其是隨著全球人口猛增，環境問題和資源問題不斷凸顯，促使當今生態學研究日益從以生物為研究主體發展到以人類為研究主體，從自然生態系統的研究發展到人類生態系統的研究，因此，生態學的定義應當反映這種變化，把研究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包括在內。為此，在集成眾多生態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鄒冬生、高志強認為，當今生態學可以定義為：生態學是從系統的高度，研究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科學，其中的生物包括人類、動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環境則包括自然環境、人工環境以及社會經濟環境；[3]曹湊貴認為，生態學可定義為“研究生物生存條件、生物及其群體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其目的是指導人與生物圈（即自然、資源及環境）的協調發展”。[4]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生態問題成為全球問題之一，生態學也從誕生時的生物學范疇衍生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領域，尤其是在政治學與經濟學領域，生態學的應用可謂百花齊放，各類成果不勝枚舉。筆者認為，生態學由自然科學進入人文社會科學，最大的功效是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維導圖，使人們嘗試運用生態學理論從觀察自然界轉移到觀察社會生活，如企業生態、政治生態、社會生態以及文化生態等。其中，生態位理論尤為明顯，生態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態個體、種群和物種生存與競爭的普遍規律，該理論20 世紀80 年代開始被引入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成為研究人類社會巨系統中的一個分析工具。[5]
1.2檔案生態研究。檔案生態問題，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態學理論和思想，參考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積極地將生態思想引入檔案學研究領域的專業學術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檔案學研究視野基礎上，為檔案事業的發展出謀劃策或者是提供思維導圖。而如何去實現，如何去選擇生態學的理論，怎樣使得生態理論和思想與檔案研究之間取得關聯等，這便是檔案研究者、檔案從業者需要面對和思考的直接問題。隨著生態學知識在圖書情報檔案界的應用，除圖書館生態、信息生態、情報生態研究外，檔案生態研究也業已初步展開，并取得一定成果。據筆者通過中國知網以“檔案+生態”為關鍵詞，以“題名”為限定條件進行檢索統計，截至2011年8月，顯示相關文章98篇，與檔案生態研究直接相關文章近20篇，其中，有關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研究最能體現檔案生態研究之思想，不僅積極引用借鑒生態學知識思考檔案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理念，為學術界認識和研究檔案問題奠定了基礎。據統計，在目前有關檔案生態研究的文獻中，明確提出“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有3篇，分別為薛春剛《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平衡與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種金成《檔案信息生態失衡問題研究》 [6]及葛翠玲的《檔案信息生態失調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剛一文[8]對檔案信息生態系統進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實現檔案信息的產生、積聚、傳遞、開發、利用等為目的，具有特定的結構和秩序的由各種要素組成的相互關系的總和，其組成要素有人、信息、設備及指導其運行的檔案學術理論等。并指出，理想的檔案信息生態系統應該是平衡的、穩定的系統，是“人造系統”、“開放系統”以及“動態系統”，突出強調人、信息傳遞、環境變換在檔案信息生態系統中的表現。
目前，生態學理論和知識在學術研究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成為跨學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鑒生態學知識開展專業研究，不僅適用于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傳統人文社會學科，也同樣適用于新興社會學科。盡管檔案生態研究業已開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認的是，檔案生態研究仍然處于起步狀態，但研究的問題深度不夠，成果不多，有關專著更是鮮見。為此，筆者以為，擺在檔案生態研究面前的首要問題，是進一步推動檔案生態研究的開展，使得檔案生態研究在廣度與深度上同時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參與檔案生態研究，更多的成果體現檔案生態研究，更多的問題驅動檔案生態研究。
2檔案生態研究現狀
通過“檔案生態研究發軔”的論述，我們對檔案生態研究的主題有了基本把握，也對檔案生態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認識，為今后檔案生態研究提供了參照。接下來，筆者將以傳統文獻綜述的方式詳細分析檔案生態研究現狀，為檔案生態研究的未來提供系統的文獻梳理和問題導向。
2.1文獻回顧。檔案作為社會存在一分子，檔案工作作為社會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檔案與生態有自然的內在關聯，實際上，我們從傳統檔案管理實踐來看，作為檔案管理重要內容之一的“檔案保護”問題，其實，涉及諸多自然科學知識，尤其是生物學知識和傳統生態理念，這在《檔案保護技術學》這門課程上得到鮮明體現。同時，告訴我們，利用生態學知識開展檔案保護工作，也是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筆者通過中國知網檢索統計，截至2011年8月，顯示相關文章98篇，其中，與檔案生態研究直接相關文章近20篇。而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層面上，金波教授《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課題、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態學理論與我國居民電子健康檔案管理研究》課題，分別在2008、2010年度獲得立項研究。通過分析檢索出的文章，我們發現，檔案生態研究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農業科技檔案為生態農業建設服務》[9]一文，是檔案界最早從生態角度開展檔案研究的專業論文，作者從檔案的角度，分析了農業科技檔案為生態農業建設服務的系列問題，盡管，不是我們所說的檔案生態研究，但對我們后期開展檔案生態研究具有啟發意義；而《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平衡與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10]一文，應是檔案生態研究的開山之作，該文旗幟鮮明地從生態學角度探討檔案信息生態問題，并首次從生態系統的高度，認識檔案事業可持續發展問題，誠如其文所說，意在“著重探討影響檔案信息生態系統平衡的諸因素，及保持和恢復檔案信息生態系統平衡的途徑”。
新世紀以來，在上世紀末研究基礎上，生態思想進一步被檔案學界借鑒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態檔案館”，[11]當然，這純粹是從建筑生態的角度認知檔案館建設低碳、環保問題，是傳統檔案保護技術研究的傳承；有人提出，要關注“檔案生態位”， [12]分析了檔案作為社會信息群中的一個子系統，在社會信息系統中獨樹一幟的原因，指出，“檔案，作為社會信息群中的一個子系統，……以它的真實性、開發性、系統性、滯后性等特點，區別于其他信息，而在社會信息系統中獨樹一幟，并由此，形成它獨特的‘生態位’――司法工作的憑證，戰略決策的依據，科學研究的參考，宣傳教育的憑據等”，雖然文章較短，但“標題黨”效應明顯，明確地將處于生態學核心理論之一的“生態位”理論引入檔案學研究，并提出“檔案生態位”問題，至今不乏參考意義。事實上，這已經涉及檔案與其他事務之間的生態生存問題，可以說，已經很“生態”了；有人提出“生態式思想與檔案館管理制度”，[13]此文已經將生態思想貫徹深入到檔案管理制度層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還有提到“我國檔案業務工作環節的生態學考察”，[14]此文引入生態式管理理念，可以彌補傳統“科學管理”的不足。生態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體功效，向一切等級制挑戰，它使人生發新的潛能，使檔案工作可持續發展，這已經從檔案業務環節內部開始了檔案生態考察，為我們全面認識檔案管理工作開啟了新的分析視角；同時，將文化生態有關理念引入檔案學研究，也成為新的研究增長點。《從文化生態學視角看檔案文化市場的構建》[15]、《文化生態與中國傳統檔案文化》[16]、《文化生態對中國傳統檔案文化的影響》[17]以及《試析檔案文化的社會生態系統屬性》[18]等文，這些研究，已經集中體現了檔案文化生態研究的初步成果。《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的建構》[19]一文，通過生態學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數字檔案館的研究中，把數字檔案館作為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系統分析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各生態因子及其相互關系，建構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結構模型，為數字檔案館建設與研究提供參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編號08BTQ040）的項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來以課題為支柱，已經指導多篇有關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的碩士學位論文，有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環境、結構、保障機制、運行機制以及評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學張東華則在《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論述了保持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的意義，分析了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失衡的表現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的應對策略。
2.2研究述評。縱觀上述文獻回顧和分析，我們看出，目前，檔案生態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成果還不是很多，尤其是專著除了傳統檔案保護技術學教材外更是鮮見。從國家社科基金的立項來看，反映了檔案生態研究在檔案學學術領域受到重視，且相關課題也被提到國家層面，需要開展深度研究以解決實際問題。從已有的成果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主要研究突出表現在初步的借鑒層面，缺乏深度的專業研究且研究層面比較分散，呈現零星研究狀態，缺乏系統深度研究層次。可喜的是，近年來，國家社科基金已持續關注檔案生態研究，相信隨著這類以課題為中心的檔案生態研究，將會呈現出不一樣的成果。
筆者以為，借鑒生態學理論研究檔案問題、探索檔案發展等，這其實是涉及學科嫁接這一基本問題，不算創新。若想提升至創新層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選擇、如何關聯”問題，進而回答“如何實現”，即通過學科嫁接或者理論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終是“為我所用”，使生態理論為檔案事業作“嫁衣裳”。雖然，檔案生態問題客觀存在，但實際上，檔案生態卻仍是個新生問題，相比相關學科而言，我們的交叉研究剛剛起步，我們的專業關注還很薄弱，我們的專業視野還很狹窄。為什么說客觀存在？我們知道，生態問題與環境之間息息相關，檔案與環境之間關系也很密切，相關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論深度和社會高度，生態學的問世及應用為檔案與環境研究提供了理論視角和思想路線。作為新生問題，只緣從生態學視野關注、研究檔案問題的太少，已經提出的檔案生態問題聲音太弱，迫切需要檔案人開始高度關注，積極研究，充分應用相關研究成果，形成檔案生態理論和思想，促進檔案工作發展。
3檔案生態研究展望
檔案生態研究，盡管在20世紀90年代末業已開啟，在新世紀初得以全面展開，并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課題層面進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見，生態學與檔案學之間的關聯研究，業已獲得了國家層面的認可。但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相關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間仍然廣闊，需要學人在前期研究基礎上繼續深入研究，不斷拓展檔案生態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筆者以為，在未來檔案生態研究層面，可以從以下諸角度開展研究。
3.1檔案事業生態環境研究。目前，檔案事業發展迅速，特別是在信息網絡技術驅動下，檔案事業發展呈現諸多新特點，如新領域的開拓（數字檔案館的建設與發展所帶來的系列專業問題）、新環境的呈現（檔案事業發展環境需要直面信息網絡技術驅動下的網絡社會現實環境）、新問題的困境（檔案事業在“傳統與現代化”的轉型歷程中出現的各類問題，如檔案信息化、檔案信息資源組織、電子文件的采集與長期保存、數字檔案館等結構與功能等）等，所有這些新領域，均可歸結為檔案事業發展的生態環境問題，需要學術界有針對性地開展專題研究，一方面，從生態學的視角分析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的新問題，另一方面，通過跨學科的介入拓展傳統檔案學研究的范圍。
3.2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實際上，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態系統的角度觀察與分析數字檔案館系列問題，而提出的跨學科性研究課題。該課題，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推動下，目前，已經取得初步成果。就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課題本身而言，我們認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態系統理論對數字檔案館建設與發展的戰略影響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這也是近年來，生態學理論與生態系統理念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具體應用的進一步發展。面對未來，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的培育與發展問題至關重要，這不僅涉及數字檔案館的進一步可持續發展問題，且關切到中國檔案事業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領域的全面推進與發展。我們可以從生態系統理念的角度，提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理念，并從戰略上規劃數字檔案館發展，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的培育與發展指點迷津。可以預見，隨著數字檔案館建設投入的加大和相關研究的深入，該課題將會面對更多新情況，需要學人持續跟進，從生態學、系統學角度進一步研究和分析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相關的各類問題。
3.3檔案文化生態研究。目前，文化生態研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內容，據百度百科解釋，文化生態核心思想有三：[21]①廣義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所顯露的美好的姿態或生動的意態；②狹義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③泛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狀況和環境。檔案作為人類文明的承載，它自身蘊含著豐富的文化特性，通過文化生態的引入分析檔案文化生態問題。目前，檔案界在檔案生態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獵，有涉及檔案文化市場研究的，如《從文化生態學視角看檔案文化市場的構建》；有從中國傳統檔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態與中國傳統檔案文化》與《文化生態對中國傳統檔案文化的影響》以及《試析檔案文化的社會生態系統屬性》。這些研究，已經集中體現了檔案文化生態研究的部分成果，但還有待于進一步展開系統深入研究，從文化生態學視角，深度探討文化屬性層面的檔案及檔案文化與“大文化”、“文明”等關聯命題。從檔案自身文化屬性以及文化生態研究趨勢來看，系統從生態學、文化學等角度，分析檔案文化生態課題具有廣闊的空間，它不僅有利于拓展檔案學自身研究的領域，而且，可以提升檔案學研究的深度，也是傳統檔案文化研究的升華。
3.4檔案生態管理研究。生態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學者稱之為“eco-management”），20世紀70年代起源于美國，20世紀90年代，成為研究和實踐的熱門。由于自身的復雜性，生態管理無論是作為理論還是實踐至今仍處于發展中。生態管理的理論基礎非常廣泛，它跨越了生態學、生物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環境科學、資源科學和系統論等學科領域。[22]生態管理思想是生態管理理念的集中體現，認為“生態系統是自然-社會-經濟復合而成的系統，對于它的管理與調控，必須在遵循生態學原理的同時，受到社會、經濟規律的調節和制約”，需要通過生態管理思維達到“維持依賴于自然資源的社會經濟修通之間的一種平衡”。 [23]鑒于生態管理在社會領域的廣泛應用，作為從生態學、系統學等多學科角度綜合提出的檔案生態研究命題，生態學自然對其影響深遠，不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動因，為其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動力源泉。傳統檔案學學科體系中，檔案管理學處于核心地位，這與檔案管理活動的實踐性以及檔案學起源于檔案管理實踐密不可分。在生態思維大力引入管理實踐的今天，作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檔案管理實踐來說，引入生態管理思想具有邏輯的合理性。我們認為，在未來檔案生態研究中，引入生態管理思想滲透入檔案管理實踐具有必要性，借鑒生態管理理論研究檔案管理活動具有實踐的可行性。
檔案生態研究盡管已經起步并有諸多成果問世，但學無止境，檔案實踐也在不斷地變化發展著，需要學界同仁持續跟進，進一步探索檔案生態研究的前沿課題，不斷拓展檔案生態研究領域，為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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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檔案學期刊；期刊網站建設；現狀
據統計，目前，國內檔案學核心期刊和省級檔案期刊共有近20個，再加上省級以下的檔案期刊，全部期刊總和已達70余種。然而，在這些檔案期刊中，擁有獨立網站的僅5個（僅統計核心期刊及省級檔案期刊）。另外，還有十余個網站依托本省檔案信息網站，且大部分網站僅提供期刊目錄，無其他網站建設內容。在信息化建設發展如此迅猛的時代，檔案期刊的眼光不能僅停留在紙質雜志的編輯與發行上，更要將檔案期刊推入互聯網時代的分享潮流之中，從而為我國檔案事業的發展進步獻計獻力。
1 檔案學核心期刊網站建設現狀
目前，國內檔案期刊共有近70余種，為便于統計，抓住典型，本文首先分析檔案學核心期刊網站建設的現狀。根據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北京高校圖書館期刊工作研究會主編的2008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第五版）》，檔案學核心期刊共有10個，分別為：《檔案學通訊》、《檔案學研究》、《中國檔案》、《檔案與建設》、《浙江檔案》、《山西檔案》、《北京檔案》、《檔案管理》、《檔案》、《蘭臺世界》。
1.1 檔案學核心期刊網站建設分類情況統計。根據筆者調查，目前，我國檔案期刊網站建設可分為三類：獨立型網站；依附型網絡信息服務；尚未起步型。10個檔案學核心期刊中，擁有獨立網站的期刊有《檔案學通訊》、《檔案學研究》、《中國檔案》、《檔案管理》及《山西檔案》5個；網站依托本省檔案局（館）網站的期刊有《檔案與建設》、《浙江檔案》和《北京檔案》3個；《檔案》和《蘭臺世界》沒有網站，詳情見表1。
1.2 獨立型和依附型檔案期刊網站建設內容統計。為進一步了解和分析檔案學期刊網站建設水平的差異，結合相關網站評價指標體系[1]，筆者查詢了前兩類期刊網站，具體調查內容如下：
1.2.1 關于期刊。是否有期刊簡介、期刊各期目錄、文章和資料下載、期刊訂閱和發行、站內檢索、期刊新聞和動態、推薦閱讀或本期摘要。
1.2.2 關于稿件。是否有稿件要求、投稿方式（郵箱投稿或系統投稿）、查稿方式（電話咨詢或查詢系統流程）。
1.2.3 編讀互動形式。論壇、信箱、留言板。
由于簡單的雙向選擇式評判標準并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因此，筆者又對各檔案學期刊網站的具體內容進行了詳細調查：
(1)同樣設置了“各期目錄板塊”，但具體內容差別很大。如《浙江檔案》網站“本月要覽”欄目下是雜志每期的目錄和主要文章，從2008年第9期至2011年第11期，更新很及時；但《檔案與建設》期刊網站中“期刊目錄”板塊收錄了2003年第2期到2011年第11期，中間并不是每期都有目錄，無2004年和2005年的目錄，2003年僅有第1、第2期，差距較大。其余大部分期刊網站目錄更新較為及時，基本上都是從2000年開始更新，普遍形式為將期刊目錄著錄到網站上。
要想更好地實現資源的共享，滿足讀者及時閱讀與交流的需求，期刊網站應提供文章的在線閱讀或下載服務。目前，《浙江檔案》網站內文章目錄可以打開全文，《檔案學通訊》也提供發表過一段時間后的論文全文。《檔案學研究》網站列出了資料下載的板塊，但僅提供“投稿指南”等文檔的下載。
(2)網站檢索功能不健全。站內檢索功能看似很小的一個系統，但是，有無該項目則可以成為評判網站建設合理性科學性的重要依據[2]。目前，《檔案學通訊》、《浙江檔案》、《山西檔案》、《檔案管理》提供了站內檢索功能。除《山西檔案》外，其他期刊網站檢索功能可有效檢索到站內文章，《山西檔案》網站的“文章檢索”板塊，鏈接卻指向了“中國知網”首頁，顯然，無法有效滿足公眾需求。
(3)投稿、查稿方式的不同。《檔案學研究》和《中國檔案》網站已經進入了系統收稿審稿的階段，讀者在網站注冊就可以直接在投稿系統內投稿。同時，在《檔案學研究》網站上注冊之后，作者可以跟蹤查詢稿件處理流程記錄和目前的狀態；根據編輯部的要求，閱讀修改意見并上傳修改稿；下載、修訂和上傳自己的清樣文件；查詢文章費用繳納情況和修改個人信息等。《中國檔案》的網站投稿、查稿形式與《檔案學研究》網站類似。
投稿系統的優化是檔案期刊網站的巨大進步。雖然，目前，大部分期刊還是采用郵箱收稿的方式，但隨著網絡化辦公的普及，通過建立完善的投稿系統來提升稿件處理效率，應當是一個可以預見的趨勢。
(4)“編讀互動”大部分有名無實，有的甚至沒有編讀互動板塊。有近一半的網站沒有編讀互動板塊，有編讀互動板塊的大部分形同虛設，成為及時性和實用性最差的板塊。其中，《檔案管理》網站的“編讀互動”板塊建設水平較高，編者與讀者互動良好，編者能夠及時回答讀者的提問。編讀互動板塊既是服務功能的典型代表，也是可操作性和編讀溝通性最強的板塊，應引起網站建設者的重視。
[關鍵詞]檔案宣傳；宣傳工作；綜述
[中圖分類號]G279.27[文獻標識碼] A
檔案宣傳工作是檔案事業的主要組成部分，在信息時代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信息化和網絡化快速發展的進程，傳統的檔案宣傳工作正在悄然發生變化，這引起了檔案學界的極大關注，并成為當前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本文對2003―2012年檔案學期刊發表的檔案宣傳工作研究成果進行歸納、總結和分析，以期對檔案宣傳工作的研究有所助益。
1資料統計分析
以“中國知網”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為數據源，以“題名”為檢索項，以“檔案宣傳”、“宣傳工作”為檢索詞，檢索時間為2003年到2012年，獲得相關文獻共382篇。
在382篇文獻中，2008年版檔案學、檔案事業類核心期刊116篇，占全部期刊的30%，其中《檔案與建設》發表57篇，占全部論文的15%，《蘭臺世界》18篇，占全部論文的4%。非核心期刊占期刊總發表量的70%，其中《中國檔案報》發表54篇，占全部論文的14%，《檔案時空》發表24篇，占全部論文的6%。由此可以看出，檔案宣傳理論與實踐一直是檔案學界研究的熱點，也是各種期刊關注的重點。
2檔案宣傳工作研究的主要內容
2.1檔案宣傳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檔案工作是行政工作的末端，是基礎性的工作。倪永寧、馬晴認為，檔案宣傳工作是檔案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檔案工作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有效途徑，是讓全社會和群眾認識檔案，了解檔案工作，支持檔案事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窗口，滲透、貫穿于檔案事業發展的全方位、全過程。[1]不難發現，過去學者們只是將檔案宣傳工作定位為檔案事業的組成部分，是基礎性的工作，并沒有認識到檔案宣傳工作對檔案事業的重大意義。2012年，湖南省檔案局（館）局（館）長胡振榮在《檔案宣傳工作需要再認識――在全省檔案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檔案宣傳在檔案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的定位：（1）檔案宣傳已成為檔案部門位居第二的重要職能。檔案部門的職能很多，概括起來按順序排，首先是檔案的收管職能，第二是檔案宣傳職能，第三是檔案信息整合開發職能，第四是檔案查閱利用職能，這是按檔案工作的重要程度和工作量來劃分的。（2）檔案宣傳已成為提升檔案部門社會地位的主要途徑。（3）檔案宣傳已成為區分傳統檔案工作向現代檔案工作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4）檔案宣傳已成為判斷檔案工作者能力與素質的重要方面。[2]由此可見，在新的歷史時期，檔案宣傳工作在檔案事業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不可替代。
2.2檔案宣傳工作的目的
研究檔案宣傳工作的目的在于使檔案系統更好地為社會、為公眾服務，在于讓公眾對檔案及檔案工作有更加深入的認識，從而提高公眾的檔案意識，獲得公眾對檔案工作的支持。王貞認為，檔案宣傳工作的目的在于呼喚公眾的檔案意識，讓公眾知道檔案是什么，檔案館是做什么的，檔案工作的內容有哪些，檔案和檔案工作對公民個人、對社會有哪些幫助和重要作用。通過檔案宣傳工作，讓公眾明確從哪里獲取信息，教育公眾如何使用檔案資源，并為檔案館尋找新的使用者，達到使用檔案的范圍變得更寬的效果。[3]陳中認為，檔案是社會的寶貴財富，應當通過檔案宣傳幫助公眾認識其珍貴價值。檔案工作的開展依賴于社會，應當通過檔案宣傳提高人們的檔案意識，獲得公眾對檔案工作的支持，樹立檔案機構和檔案人的形象。檔案工作的目的是服務于社會，應當通過檔案宣傳促使公眾學會善于利用檔案，并從中受到教育。[4]
2.3檔案宣傳工作的任務
檔案宣傳工作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做好檔案宣傳工作關系到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遼寧省檔案局（館）局（館）長孫成德在《全省檔案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把檔案宣傳工作的任務概括為：（1）宣傳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檔案宣傳工作要緊密結合檔案工作實際，宣傳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用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來武裝檔案工作人員，并統一我們的思想，這是檔案宣傳工作的重要職責。（2）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宣傳。要樹立大局意識，抓住檔案工作與黨和政府工作的結合點、切入點，為大局服務。（3）檔案法制宣傳。通過法制宣傳逐步提高社會的檔案法制觀念和檔案意識，在全社會形成依法行政、依法管檔的良好法制環境，保障檔案事業健康發展。（4）開展檔案業務工作經驗交流。（5）進行檔案部門形象宣傳。[5]
國家檔案局（館）局（館）長楊冬權在《全國檔案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上將檔案宣傳工作的任務界定為8個方面：（1）在黨和國家宣傳工作方針政策指導下，努力形成“檔案大宣傳”的格局，使檔案宣傳成為全國宣傳工作的一個知名品牌。（2）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有針對性地開展檔案宣傳工作。（3）以“三個體系”建設為中心，以檔案法制宣傳為重點，積極宣傳檔案工作，提高社會檔案意識。（4）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檔案宣傳陣地。要加強傳統媒體陣地建設，要擴大新興媒體陣地建設，要善于并大力運用公共宣傳陣地。（5）進一步豐富檔案宣傳內容。（6）進一步創新檔案宣傳形式。（7）進一步加強檔案對外宣傳。（8）進一步加強對檔案宣傳工作的領導。[6]
2.4檔案宣傳工作存在的問題
只有清楚地了解檔案宣傳工作存在的問題，才能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才能達到理想的宣傳效果。目前，檔案學界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認為，檔案宣傳工作存在宣傳目標定位不明確、宣傳方式手段單一、宣傳主體及對象不明確、宣傳力度不夠等問題。王偉華認為，檔案宣傳工作目前存在的問題是：（1）宣傳目標不明確，導向性不強。（2）宣傳形式不夠靈活，缺乏吸引力。（3）宣傳機制不完善，沒有形成宣傳合力。（4）宣傳主體意識不強，主體作用發揮不到位。（5）宣傳對象認知障礙，容易產生消極被動接受情緒。（6）宣傳對象層次復雜，造成檔案需求目標多元化。[7]倪永寧、馬晴指出，影響檔案宣傳效果的原因是以下幾個方面：（1）宣傳定位不清。（2）宣傳方式單一。（3）宣傳力度不夠，缺乏持久性。[8]程棟梁指出，檔案宣傳的困境是由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造成的：（1）宣傳主體不明確。（2）宣傳對象不明確。（3）宣傳手段單一。（4）宣傳人員素質有待加強。（5）宣傳力度及持久性不夠。[9]
2.5加強檔案宣傳工作的對策
針對檔案宣傳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學者們提出了相關的建議和對策。李博、姚瑞認為，做好檔案宣傳工作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1）樹立檔案宣傳意識，重視檔案宣傳工作。檔案工作者要突破認識上的誤區，充分認識宣傳工作對檔案事業的重要意義，大力開展宣傳活動，讓社會充分了解檔案部門的館藏、服務方式、服務手段等，讓群眾知道檔案館有他們想看、想學的東西，使檔案館成為人們利用信息資源的主要場所，完成檔案部門與利用者之間的檔案“流通”，并在“流通”中實現檔案工作的社會化服務，樹立起檔案部門全心全意為公眾服務、為各項建設事業服務的形象。（2）加強領導，健全組織機構，建立宣傳隊伍。（3）建立宣傳機制，營造宣傳氛圍。（4）創新宣傳形式，提高宣傳實效。[10]
平淑英認為，應重點從以下兩個方面加強檔案宣傳工作：（1）爭取在各級黨報、刊物上刊登有關檔案方面的消息，通過新聞界的輿論提高全社會的檔案意識，傳播檔案信息資源。（2）通過電視臺展示檔案工作。[11]
王偉華提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議：（1）鞏固主陣地，弘揚主旋律。各級檔案館是弘揚主旋律的主要陣地，傳播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先進時代精神和培育優良社會風尚是檔案宣傳工作的優良傳統。（2）堅持科學宣傳，建立調研制度。（3）加強組織建設，建好兩支隊伍。（4）培養社會檔案意識，促進社會和諧。[12]
吳雙英進一步提出：（1）對內宣傳與對外宣傳相結合。檔案部門自身宣傳與面向社會大眾宣傳相結合才能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2）階段性與持續性相結合。檔案宣傳工作要善于抓住時機，有計劃地組織重點宣傳，以形成階段，給人們以深刻印象。（3）普及性與重點性相結合。檔案宣傳活動應當廣泛面向社會，開展普及性的宣傳活動，以提高全社會的檔案意識，但也應有側重點，根據利用者的不同層次進行有層次性的宣傳。（4）多種形式和手段相結合。（5）宣傳與實干相結合。[13]
尹翠民根據多年從事檔案宣傳工作體會，認為應從以下五個方面開展檔案宣傳工作：（1）檔案宣傳要牢牢把握大局，抓住機遇。（2）檔案宣傳要善于捕捉社會熱點，貼近社會生活。（3）檔案宣傳要運用各種社會形式，如廣播、電視、圖書、報刊、公共展覽、電子郵件等。（4）檔案宣傳要借助社會力量。（5）檔案宣傳要突出重點――檔案法制宣傳。[14]
倪永寧、馬晴認為，做好檔案宣傳工作的重點在于：（1）明確宣傳工作的宗旨。（2）確定宣傳對象。（3）豐富宣傳內容。（4）創新宣傳形式。（5）加強宣傳的力度和持久性。（6）加強宣傳評估。[15]
任增森從宣傳內容、宣傳方式、宣傳手段等方面提出建議如下：（1）宣傳的內容要有側重點。（2）在傳統的宣傳方式上要有創新。（3）要善于利用現代化的宣傳手段。[16]
程棟梁針對新時期檔案宣傳工作的困境提出了解決辦法：（1）明確主體，走聯合宣傳之路。具體有四個方面，一是館（室）際之間的合作；二是檔案部門與相關部門的合作；三是檔案部門與社會機構的合作；四是檔案部門與國外相關部門合作，開展國際檔案宣傳，進行國際合作和交流。（2）面向社會，走特色宣傳之路。（3）抓住機遇，走可持續宣傳之路。（4）加強對宣傳效果的評估工作。[17]
3結語
檔案是社會的寶貴財富，是潛在的信息資源，對它的開發與利用需要檔案部門和社會供需兩個方面的有機結合，而結合的媒介或渠道就是檔案宣傳工作。檔案工作依賴于社會而存在，在服務社會的過程中求得發展。檔案宣傳工作對內在于溝通信息，創造氛圍，鼓舞士氣，引領風氣。對外在于展示自我，樹立形象，傳播信息，有效互動。因此，宣傳工作的基礎是擁有豐富的檔案信息資源和良好的服務能力、服務水平。只有做好檔案的收管工作和開發服務工作，檔案宣傳工作才能起到應有的橋梁和媒介作用，才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整體看來，檔案學界對我國檔案宣傳工作的研究主要側重在宏觀層面，分層次的研究并不多。實際上，國家層面、省市區層面與地市和縣級層面在檔案宣傳內容、方式方法上是有明顯區別的。今后應當倡導針對性的研究，避免泛泛而談。同時，加強對運用新興媒體的研究和比較研究，比如檔案宣傳工作與博物館宣傳工作、圖書館宣傳工作的比較，這樣，可以起到更好的借鑒和啟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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