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4 15:11:2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宏觀經濟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研究領域。注重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問題，堅持經濟學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并注重從理論和政策的角度解決現實矛盾。其研究重點為下述三個方面：一是企業管理。代表作有專著《現代經理革命》，論文《企業預算約束的軟化及其對策》、《資本營運的理論分析》、《產權理論的演變》等二十多篇。在致力企業管理基本理論研究的同時，龔益鳴還作了大量的國企改革實證分析，2001年在《求是》上發表《管理創新的成功實踐》和《湖北國企改革的現狀分析》。二是經濟發展問題研究。其代表作有專著《第三種貧困》、《非劉易斯模型》、《泛生產力論》等。他的經濟發展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將新古典主義和結構主義的發展理論應用于中國，在與現實相結合的分析中，不拘泥于既有的理論，從而多有重要的創新。如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制度短缺”的論述（1993年），關于“從傳統農業的制度性改造入手推動農業工業化”的論述（1992年），關于“城市吸收農村的特殊機制及其矯正方式”的論述等，均是如此。三是經濟改革理論和政策的研究。其代表作有專著《政府經濟學》、《民工潮的起落》，論文《農村二次改革論》、《混合型滿意體制論》、《現代企業制度的生成障礙及其消除途徑》等。龔益鳴研究員的改革論文均涉及體制中最重大、最深層的矛盾問題，理論底蘊深厚，極富分析力和邏輯雄辯力，獲得廣泛的好評。
近幾年，致力于經濟所學術梯隊的培育和建設，同時把研究方向轉向經濟形勢的分析與預測。到目前，經濟所已大致形成了價、稅、財、金、企業、宏觀經濟等六個方面的分析預測專家隊伍，先后組織了四場經濟分析會，發表了十篇分析文章，為新華社、湖北日報多家媒體采用。
主要學術成果。主要從事發展經濟學和宏觀經濟管理研究，就湖北經濟改革和發展問題撰寫了大量理論文章及政策建議，先后發表學術專著多部，論文180余篇。
1、學術專著
（1）《民工潮的起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現代經理革命》，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1。
（3）《中國國情與中國農村》，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
（4）《橫向經濟聯合》，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
（5）《政府經濟學》（主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6）《經濟計算辭典》（主編），經濟管理出版，1988年。
2、學術論文
（1）《時間上順序遞進與空間上跳躍發展──論技術發展規律》，《科育學與科學技術管理》，1987年第6期。
（2）《商品經濟社會主義論》，《學習與探索》，1988年第2期。
（3）《改革的邊際效果遞減與中國社會的進步方向》，《福建論壇》，1989年第3期。
（4）《城市抽吸農村：成因透視與改革出路》，國務院《農村問題論壇》，1989年第7期。
（5）《第三種貧困》，《上海社會科學季刊》，1991年第4期。
（6）《新型生產力泛論》，《科技進步與對策》，1991年第4期。
（7）《現代農場制度：農村后續改革的新思路》，《學習與探索》，1991年第6期。
（8）《農村后續改革論》，《江漢論壇》，1991年第9期。
（9）《世紀末回首：中國革命與中國農業》，《學習與探索》，1992年第6期。
（10）《中國式現代農場制改革方案》，《管理世界》，1993年第5期。
（11）《經濟學倫理論綱》，《中洲學刊》，1996年第9期。
（12）《假若滯脹來臨》，《南方論壇》，1996年第12期。
（13）《資本營運：作為經濟革命的理論分析》，《學習與探索》，1998年第2期。
（14）《論特色經濟》，《江漢論壇》，1999年第1期；《光明日報》，1999年第12、24期。
（15）《經理革命論》，《江漢論壇》，2000年第12期。
（16）《現代企業制度的實現障礙及其消除》，《經濟學家》，2000年第3期。
（17）《西部大開發的理論模型及其政策選擇》，《人文雜志》，
2001年第4期。
（18）《管理創新的成功實踐》，《求是》（與人合作），2000年第21期。
（19）《品牌制度論》，《計劃與市場》，2001年第8期。
（20）《新型工業化：湖北路在何方？》，《湖北日報》理論版，2003年1月9日。
（21）《政府職能轉換中的利益沾滯與路徑依賴》，《江漢論壇》，2003第10期。
（22）《以農業、農村為主線的大國發展問題》，《中國地質學報》，2003年第3期。
（23）《建立和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學習月刊》，2003年第12期。
下面是今后數十年看來尤為突出的六大問題：
1．經常項目失衡
對于迅速增長的經常項目失衡，我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并不支持，特別是在失衡現象初露端倪，似乎難以維持的情況下。我們對此如此擔憂有何不妥嗎？伴隨著經常項目迅速發生逆轉的往往是匯率急劇、并很可能是破壞性的調整，或更嚴重一些，是增長模式的急劇破壞性調整。可是，與此同時，如果我們未雨綢繆，那么很顯然真正的挑戰不是減少經常項目失衡，而是尋找辦法，維持更大的失衡，盡管方向適當。
工業化國家的孤立主義者應當停下來，看看自己日益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隨著本世紀晚些時候贍養和受贍養比率急劇增長，誰來為退休人員提供商品和服務呢？解決辦法有很多，特別是允許增加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年齡要年輕得多。不管怎樣，一個可取的辦法只能是工業化國家通過維持對發展中國家的巨額經常項目盈余進行海外儲蓄。這些累積起來的盈余盡管眼下促進了較窮國家所急需的投資，但日后隨著嬰兒潮一代停止工作則可能有所下降。
正如我們在2001年5月出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討論的那樣，因此而形成的經常項目收支狀況可能發現：到2030年工業化國家累積的海外財富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50％。隨后，這個進程將發生逆轉，工業化國家將因為經常項目赤字持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至4％，而出現財富減少。此刻，這一體系無法輕易承受如此巨大的債務積累。我們必須對它加以改進。擴大貿易有助于支持資本市場進一步融合。改進國際貨款合同的管理手續也同樣重要。
2．官方債務
遺憾的是，盡管全球化進程增加了重新分配全球儲蓄的好處，可是它也限制了政府增加用于管理特別龐大的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的收入的能力。由于生產要素流動日甚，對它征稅也日益困難。
公司可能更加樂于將生產轉移到稅率較低的國家。隨著全球投資選擇范圍擴大，對財富持有者進行征稅也變得更加困難。甚至不能指望勞動力留在國內。實際上，未能彌補效益（比如采取超過平均生產增長率的辦法保證稅后收入具有競爭力）的國家可能發現：隨著21世紀的深入發展，自己越來越難以找到貸款。否則，如果一個政府任憑債務無限增長，那么就會出現資本和勞動力外流，限制了回報留下的投資者和勞動力的能力。更嚴重的是，政府的借貸能力將降低，即使是在國內，如果債務不與主要貨幣掛鉤的話。債務與主要貨幣掛鉤也降低了可維持債務的水平，因為債務加大了受匯率調整的影響。
所幸除了提高生產率之外，政府仍有很多辦法增加其日后償還債務的承諾的可信性。改善國家稅收制度就是其中之一。盡管如此，在我們找到更好的答案以前，一些政府也許已經在循循善誘之下變得更加謹慎，至少在經濟繁榮時期保持經常項目盈余，這樣在急需的情況下還能留下一些借貸能力。當然這應當是阿根廷事件留下的教訓之一。阿根廷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的繁榮時期仍保留了赤字。
3．匯率
也許經濟史學家將來回顧今天大雜燴式的全球匯率安排時會把它看作是一個巴別塔。但是，還有什么體系呢？由于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的預期壽命短得像好萊塢的姻緣。而且，整體上看，試圖通過資本管制實行呆板的固定匯率的國家的歷史經驗并不令人滿意。除非貨幣和財政政策與固定匯率的要求完全一致，否則一個平行市場很快就會在實際上的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繁榮起來。通常，平行市場不斷壯大，資本管制失去作用，官方匯率本身不得不取消。
在戰后歷史上，大量所謂的固定匯率制度實際上都成了通過雙重和平行市場進行“后門”秘密流通。而很多國家名義上實好浮動匯率，但由于種種原因，通常是因為某種形式的債務美元化，而對匯率進行干預，從而將匯率保持在相對狹小的范圍內。
切實實行浮動制的匯率（如美元與日元、歐元與美元）的變化又令人非常難以解釋，更不用說加以預測了。決策者必須認識到這一事實。
自1945年以來，世界貨幣種類大約翻了一番，幾乎與國家數量相等。我認為本世紀晚些時候，貨幣將出現合并，最終可能只有兩種或三種核心貨幣，同時會有一些零星的邊緣地區實行浮動匯率。實現這個目標，在匯率變化較小的情況下管理宏觀經濟，這是下一個全球化時代面臨的重要政治和經濟挑戰之一。
4．資本管制
必須承認，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日常監管中有時可能過于寬容而有所忽視，因為亞洲國家在尚未制定內部管理結構的情況下過早地開放了短期資本流動市場。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有了細微差別。不過，我們應當理解，這是一個非常難以實現的平衡，原因很多。
首先，隨著各國經濟形成日益復雜的金融部門，資本管制也就得愈發難以執行。其次，在存在嚴重管理問題的國家，資本管制可能成為腐敗問題揮之不去的源泉。第三，在某種程度上，資本項目和貿易自由化是并肩發展的。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多開或少開發票可能都會被用來逃避資本管制。如果資本管制太重，遵守復雜的規章就限制了貿易。發展中國家向外國直接投資開放特別重要。外國直接投資是資本流動形式中變化最小的一種形式，而且近年來也是數量最大的形式，2001年達1700億美元。這就是說，有限而暫時的資本管制，特別是處于金融發展過度時期的經濟體，其作用需進一步研究。5．非洲
宏觀經濟穩定，包括某種程度的價格穩定，無疑是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請考慮一下非洲的宏觀經濟決策者面臨的嚴重問題吧。內部沖突和干旱暫且不談。許多非洲國家嚴重依賴少數初級產品出口（如棉花、咖啡、可可、大豆、金屬和石油）。而所有這些產品都深受世界市場的價格波動的影響。此外，國際援助的可預測性非常差，因此可以發現在任何情況下宏觀經濟穩定都將難以實現。
在制度發展不完善的國家，就更困難了。決策者難免受到誘惑，采取大量價格和匯率控制的辦法，企圖保護經濟不受變化波動的影響。不幸的是，完全封鎖價格信號妨礙了通常長期存在的沖擊調整，更不用說控制政策通常滋生的低效和腐敗了。非洲的很多地區在降低通貨膨脹、開放市場和恢復增長方面已取得長足進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予了幫助。盡管如此，未來的挑戰仍然令人可怕，需要進一步重新思考標準宏觀經濟管理辦法。
6．敗德風險與國際貨幣基金的貸款
人們普遍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風險貸款是裸的緊急救濟，帳單主要由工業化國家的普通納稅人支付。這種觀點的影響之大，怎么說都不為過。關于限制這類緊急救濟及其長期負面影響的必要性幾乎是所有已經提出的改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方式的每一項重要計劃的核心內容。緊急救濟觀點提出的挑戰并不僅僅是缺乏透明度，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實際上是即時轉帳，應當這樣稱謂。并非如此。它所包含的更加深刻、更加令人不安的含義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敗德風險”理論。簡單地講，如果放款者相信他們最終可以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大補貼的貸款得到補償，他們就會以不能反映真正潛在風險的利率向新興市場的舉債者提供大量貸款。結果呢？
危機的程度和頻率就會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存在的情況下更大、更頻繁。人們認為，鑒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來源較廣，它本意要減輕的危機反而會加重。
不錯，這是一個上好的理論。但是，它的前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是補貼性的緊急救濟”，這種說法正確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幾乎一成不變地是要償還利息的。為了保證富裕國家的納稅人支付帳單的主要部分，就得相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必須不斷重新貸出它的本金和利息，這樣才能保護帳目。這個龐大的計劃總有一天要徹底修改。不過，研究人員已經對這一主張進行了探討。研究結果認為，有些情況下存在非常有限的“緊急救濟敗德風險”，但似乎并不經常或大規模發生。
一， 理論基礎仍是重點
當然宏觀經濟理論的學習仍然是基礎，凱恩斯的理論仍然是學習的重點。隨著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的時期產生了一些凱恩斯主義無法解決的問題，凱恩斯主義一度走入低谷，但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趨勢是凱恩斯主義將重新受到重視，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相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靠攏，新增長理論將繼續是一個研究熱點，不遠的將來宏觀經濟學將出現新的綜合。
二，宏觀經濟問題的關注和理論的應用
在本課的學習中著重講到了宏觀經濟學關注的問題：首先，經濟的增長問題，在學習的過程中以我國的經濟增長現狀為例。現階段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可是我們大多數人并沒有感覺到財富的相應迅速增加，甚至感覺在縮水。到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能持續多久？這個問題從樂觀和悲觀兩方面來分析，并從兩種觀點中分析中國的經濟增長的現狀。中國近幾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很快，增長百分比在10%左右，但是人們一直對現在反應經濟增長的GDP的核算是否能反應經濟的實際增長存在懷疑，所以在學習中我們引入了綠色GDP的核算。
除了對經濟增長的關注，我們還對經濟周期、失業和通貨膨脹等問題都進行了學習，分別以中國的數據作為實例進行了詳細的分析。面對這些宏觀經濟中的問題，每個國家都采用一定多的經濟政策，以此促進經濟的良好運行。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具體實施是在1998年以前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在1998年至現在國家一直采用穩健的經濟政策。
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可以用研究產品市場和金融市場的IS-LM曲線來分析，并且對IS-LM模型進行了進一步的學習。隨著經濟的全球化每一個國家不再可能是完全封閉的，所以IS-LM模型進一步擴展為IS-LM-BP模型。這樣可以更完善分析各國的經濟。從IS－LM模型中還可以推出AD－AS曲線，這時價格不再作為一個常量而是作為一個變量來考慮，并且把總供給和總需求結合了起來。用AD－AS模型可以充分的分析美國90年代后的新經濟，從而研究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有啟示的因素。
關鍵詞：宏觀經濟；微觀機制；利潤；成本；收入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9)07-0020-07
對發端于2008年的全球經濟衰退來說，各國政府和理論界顯然是沒有做好思想準備的。特別是我國政府在衰退發生之前，甚至在衰退已經發生之時，還在不斷加強緊縮政策的力度；但相對于其他各國對本國經濟前景日益悲觀的認識來說，我國政府和理論界卻又是最樂觀的。這種認識是基于所謂的良好的基本經濟面，但市場經濟的經濟運行方向并不是由這些所謂的基本經濟面決定的，而是由承擔生產組織任務的企業行為決定。然而，企業行為是由效益決定的，即由相對價格關系或總收入與總成本的關系決定，或者說是由微觀機制決定。這說明，要揭示宏觀經濟的運行方向，必須從微觀機制著手。
一、當前經濟形勢判斷
實際上，從市場經濟的內在機制看，這次出乎我國政府和理論界預料之外的經濟衰退在兩年前就有可能發生。
根據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經濟周期計算，我國的這次衰退應在2006年底前后發生。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時間約為9年，如以衰退谷底為起點(見圖1)，我國前兩次經濟周期的時間分別是1981-1990年和1990-1998年。從這種現象看，從1998(或1999年)開始的本次經濟周期，約在2006年前后發生衰退，而在2007年達到谷底。所以，從正常的周期關系看，當前我國的衰退實際上比正常期間延遲了兩年左右。
“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周期的平均長度并不能說明每次周期就一定會遵循同樣的運行過程。實際上，經濟運行對人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確定性。之所以說本次衰退在正常情況下應該發生在兩年前，是因為經濟系統的內在機制顯示了這種跡象。市場經濟下的宏觀經濟運行，是由微觀機制決定的。微觀機制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利潤或利潤率的變化。因為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是由追逐利潤的企業行為支配的，所以，利潤或利潤率的變化方向決定著市場經濟下的宏觀經濟運行方向。
對利潤的考察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其中，最直觀的就是考察所有企業或企業整體經營活動過程中成本與收益的相對變化。在勞動生產率等情況不變的條件下，這種變化主要取決于投入與產出之間的相對價格變化。如產出品價格與投人品價格之間的變化方向是否一致；在同方向的變化中，產出品價格的上升或下降速度，是快于還是慢于投入品價格的變化等。如果產出品的價格上升速度慢于投人品和基本要素價格的上升，那么利潤就會減少。只有在產出品價格上升速度快于投人品與要素價格的上升時，利潤和利潤率才會上升。
從這種關系看，我國經濟從2003年以來就出現了日益明顯的緊縮現象。如從2003年到2008年，商品-零售價格比上年分別增長-0.1％、2.8％、0.8％、1.0％、3.8％、2.7％，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品的價格分別上升2.2％、5.6％、1.6％、1.5％、3.9％、4.4％(本年以2008年零售商品中的建筑材料及五金電器的價格指數代替)；工業品出廠價格分別上升2.3％、6.1％、4.9％、3.0％、3.1％、6.9％；原材料、燃料、動力的購進價格分別比上年上升4.8％、11.4％、8.3％、6.0％、4.4％、10.5％；勞動力價格則分別比上年上升12.4％、14.9％、17.1％、17.6％、21.5％、21.4％，1這是各種價格上升中最快的；對于地租與利息價格的上升，這些年同樣是非常快的。可見，在各種價格變化中，最終產品價格的上升速度是最慢的，6年間平均增長速度是1.8％；而中間品價格增長較快，6年間的平均增長速度是4.4％；上游和基礎性產品價格的增長更快，6年間的平均增長速度是7.6％；基本要素價格的上升則是最快的，如勞動力價格6年間的平均增長速度是17.5％。在這種相對價格關系中，必然得出絕大部分企業的效益(利潤率)是很差的，且是不斷下降的。正是這種情況，導致我國在2005年前后就出現大批的中小企業停產、歇業的狀況。正如郎咸平所說，2006-2007年我國的股市泡沫主要就是大量的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停業，從而將資本轉移到資本市場的結果。
對于統計資料顯示的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2006-2007年效益大幅度上升的情況，實際上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結構非均衡變化，也就是上游產業和基礎性產業在經濟快速增長中變得短缺或產品供不應求，導致產品價格不斷上升的結果。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也就預示著宏觀經濟即將發生轉折。由于這些產品的可替代程度較低，產業的調整時間又長，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供給狀況，因此會像瓶頸那樣制約整個經濟的增長。從宏觀經濟看，雖然這些產業的產出也構成社會總產出的一部分，但卻又是中下游產業的投入品。它們的短缺和高價格，不僅會從數量上強性約束其他部門的增長，而且會導致后者成本的不斷上升，從動力機制上抑制它們。上游和壟斷性行業在高利潤作用下，雖然也會進行擴張性的投資，但受資源約束和投資所需時間長等因素的限制，這種擴張力量是遠遠抵消不了中下游行業的衰退力量，導致宏觀經濟在它們之間的非均衡的此消彼長中衰退。所以，當上游產業、基礎性產業和壟斷性部門出現高利潤時，也就是宏觀經濟的運行即將發生轉折或衰退的時候。眾所周知，我國的國有企業大部分集中在壟斷性產業、中上游產業，股票流通市值中占絕大部分比重的也是國有企業。當它們的效益大幅度上升之時，也就是廣大的中下游產業陷入困境，進而宏觀經濟行將衰退之時。
任何社會經濟的運行方向都是由其內部利益分配關系的變化引起的。當社會利益分配的重心轉向生產組織者時，經濟擴張；當社會利益分配的重心背離生產組織者時，經濟衰退。市場經濟是由企業支配的經濟，企業的利益目標是利潤，當平均利潤率提高時，經濟擴張；當平均利潤率下降時，經濟衰退。同時，在利潤分配中，當利益分配的重心轉向中下游產業資本時，經濟擴張；當利益分配重心向上游、基礎性產業和壟斷性產業資本傾斜時，經濟衰退。正是這種利益關系，決定了經濟高漲的后果一定是經濟衰退。因為，在經濟高漲階段，基本要素、上游和基礎性產品變得短缺，價格快速上升，由此使企業的成本不斷增加；而在最終產品需求方面，則因消費傾向下降(收
入增加的結果)、凈出口相對減少(國內價格水平上升而降低產品出口的相對競爭力等)、財政自動穩定器的收斂作用等而相對不足，使企業收入相對下降。在這種成本與收益的非均衡性變化中，利潤率必然會不斷下降。當企業效益下降到一定程度時，宏觀經濟的衰退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如果沒有外力的強烈沖擊，在市場經濟內在機制的作用下，宏觀經濟在兩年前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衰退。
這種強烈的外部因素是存在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來自海外的強勁需求與各級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尤其是房地產投資的畸形擴張。這種需求使本應在兩年前發生的衰退延緩了下來。例如，從2006年到2008年，我國的外貿出口(以美元計算)保持了27％、252％、17.2％的增長速度，外貿順差分別達到1774.8億美元、2622億美元、2955億美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則分別保持了23.9％、24.8％、(2008年1-6月)263％的增長速度，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更是分別達到25％、32.3％、(2008年1-6月)33.5％的增長速度。同時，因資產價格大幅度上升產生的財富效應，使得消費也以較高的速度增長。如2006-2008年，消費品零售額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13.74％、16.8％、(2008年1-6月)21.4％，消費增長速度明顯加快。正是在這些因素的強力作用下，使本應在兩年前發生的衰退延緩了下來。
然而，正如“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一樣，強大的外部沖擊，雖然延緩了衰退的到來，但也加大了經濟系統內部的抑制力量。如近兩年來，基本要素的價格、上游產品、基礎性產品和進口性資源類產品的價格以極快的速度上升，而扣除受氣候影響的農產品及食品外，最終產品的價格上升則非常緩慢，只是因最終需求的存在和市場競爭的壓力，迫使企業不得不在效益日益下降甚至虧損的情況下茍延殘喘。一旦需求減少，大部分企業必然會在收入減少與成本增加的雙重壓力下萎縮。
最要命的是，企業除了遭受經濟系統內在抑制機制的作用外，還遭受到了來自政府方面的強有力抑制。例如，基于對宏觀經濟形勢的誤判，在經濟系統內部的強大抑制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高漲時期，不合時宜地出臺了一系列嚴重抑制經濟活力的緊縮政策，如新的《勞動合同法》、持續性的貨幣緊縮政策等，更是加強了經濟系統中的抑制力量。外部力量一旦發生轉折，宏觀經濟就會如自由落體般墜落。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2008年中期以來，我國的宏觀經濟急劇衰退，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環比增長率幾乎為零(同比增長6.8％)，企業效益更是大幅度下降，失業大量增加，各種基礎性產品如運輸、電力、鋼鐵、有色金屬等嚴重過剩。這都顯示我國本次經濟衰退的力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筆者曾多次分析過，在經濟高漲階段，是不能實行緊縮政策的。因為，這時經濟系統中的抑制力量已經開始有效地發揮作用。眾所周知，
“繁榮”的過后是“危機”或“衰退”，即使不實行緊縮政策，經濟也很快要走向衰退。實行緊縮政策，無異于落井下石。所以，繁榮階段是絕對不能實行緊縮政策的。實際上，繁榮時期的任何調節都是無效的。不過，如果一定要調節，那么擴張政策比緊縮政策要稍好一點。
二、宏觀經濟趨勢分析
相對于政府和理論界大部分人的樂觀來說，筆者對今后幾年我國經濟形勢的趨勢持謹慎態度。因為，宏觀經濟是一個具有巨大慣性的運動體，在它的慣性力量衰竭之前，要改變其運行軌跡是十分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從周期關系看，我國的宏觀經濟還只是剛剛邁上衰退之路，衰退的力量不僅沒有減弱之勢，反而在繼續加強，如消費在明顯萎縮，出口則急劇下降，自發性投資也在減少等。同時，經濟系統中各部分之間的衰退還在快速地相互傳導，這說明經濟系統內的各種反制力量還抵消不了衰退力量。最近公布的各項數據也都反映了這一點。這些都決定了我國的宏觀經濟衰退必然要持續一段時間。更主要的是，市場經濟中的宏觀經濟運行方向是由微觀機制決定的，也就是由企業效益或平均利潤率決定的。從現有情況看，整體企業的總成本與總收益都在向著不利于平均利潤率的方向運動。
(一)收入趨勢分析
企業效益是通過利潤的大小或利潤率的高低來體現的。在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條件下，利潤的大小取決于收入與成本的差額。只有收入的增加快于成本的增加，或者收入的減少慢于成本的減少時，利潤才會增加；如果相反，則一切反之。這里，首先分析企業收入情況。
對整體企業來說，收入來自于整個社會的有效需求。這些需求可分為消費、投資、政府支出與凈出口等四個組成部分。
1 消費支出預期
那些對我國經濟形勢持樂觀認識的人，大多數是建立在對我國消費支出有巨大潛力的樂觀預期上。因為我國現有的消費率很低，或者說有很高的儲蓄率，中外之間、城鄉之間的消費差距又大，所以，我國有巨大的消費增長潛力。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這種樂觀是缺乏依據的。
從形式上看，我國較高的居民儲蓄率，是有巨大消費潛力的象征，但實質體現的則是我國的制度結構和分配結構存在嚴重的弊端。從制度結構看，我國在轉型過程中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人們對未來缺乏信心，甚至抱有恐懼感，以至有錢不能也不敢消費。雖然政府目前正著手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但遠水難解近渴。從分配關系看，我國的分配制度存在嚴重的缺陷。如反映我國收入分配狀況的基尼系數接近0.5，屬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國家，儲蓄中的絕大部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占人口絕對比重的廣大中低收入階層擁有的儲蓄卻很少，以致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如廣大的農民群體等，雖有強烈的消費意愿，但卻缺乏消費的能力。當前啟動的各種工業消費品下鄉，希望通過開拓農村消費市場來為城市經濟解困的措施，注定會以失望收場。如果成功，則必然會以農村經濟的持續凋敝為代價。因為對這些(相對高級)消費品的購買，將會擠占農民用于維持再生產的資金，減少他們對生產的投入。所以，這將會對農村經濟的發展造成持續的傷害。要擴大農村消費，必須首先增加農民的收入，并提高他們的社會保障程度。在當前困境下，應該是城市反哺農村，而不是最貧困的農村來援助城市。
正是因為這樣的弊端，導致消費需求不振。這是成為長期制約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痼疾。如從2000年到2006年，我國的最終消費率由62.3％下降到49.5％，居民消費率則由48.2％下降到36.2％。這種趨勢近兩年還在持續(2008年可能接近33％)。隨著經濟環境的持續惡化，這種情況必將更加突出。為應對嚴重過剩的局面，許多企業進行了近年來力度最大的降價促銷，由此提前釋放了相當部分的消費需求。同時，政府又出臺許多鼓勵消費支出的政策，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2009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同比增長15.2％，遠低于上年同期的20.2％。這種情況說明，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指望通過刺激消費來促進
經濟增長的做法，是不可能達到目標的。
實際上，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在衰退階段往往會下降。如危機以來，美國、西歐等國家的居民儲蓄率都出現了明顯的上升傾向，政府刺激經濟的相當部分支出變成了居民的新增儲蓄。20世紀90年代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除菲律賓的消費傾向略有上升外，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消費傾向都明顯下降。相對于這些國家，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更加薄弱，兩極分化更加嚴重。所以，衰退階段的消費支出也必然會更加疲軟。
2 投資需求
這里將政府直接投資作為政府支出對待，因而僅分析市場自主性投資。
改革開放以來，強勁的投資支出一直是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引擎。在當前經濟困難之時，投資是否能夠充當引領經濟、避免衰退的主要力量呢?答案是否定的。
市場經濟中的投資需求是由社會平均利潤率的高低決定的。2008年中期以來，我國企業效益的大幅度下降，必然會嚴重阻礙投資的增長。從統計資料看，2008年中期以來，雖然投資保持了穩定狀態，且在各方面有明顯萎縮之時，2009年1-2月投資增長速度仍然維持了穩定的增長速度26.3％，但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靠政府投資的增長。如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增長了35.6％，中央項目投資更是增長了40.3％，扣除這部分投資后，由市場調節的投資增速明顯下降。二是投資在一定時期內具有剛性。這也就是說，2008年中期以來，我國投資速度的穩定應該看作是前期經濟過熱時大量新增項目投資的延續。隨著市場前景的日益暗淡，企業繼續投資的愿望與能力必然會受到極大影響。
因此，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內源性的投資必然會出現比較明顯的下降。如前幾年推動投資快速增長的兩大熱點――房地產泡沫和中上游資源價格的畸高現象都已消失，導致這兩方面的投資呈現快速下降態勢。2009年1-2月的房地產投資增速已從上年同期的32.9％下降到1％，且這種趨勢會加速。其理由是，前些年的過度投資形成了大量的過剩生產能力，如我國空置的商品房數量是年需求量的數倍，過剩的鋼鐵生產能力超過l億噸等，這種現象在絕大多數行業都普遍存在。在這些過剩產能被消化之前，新增投資是不會明顯增加的。2可見，投資的回升將會明顯落后于其他的有效需求。
3 凈出口
出口曾是長期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雙引擎之一。在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快速增長而消費需求持續疲軟的情況下，就只能通過持續的出口增長來吸納過剩的生產能力，其后果是造成我國極其嚴重的對外依賴。如2007年我國的對外依存度竟高達64％(2008年因人民幣升值等原因而降到58％)，其中出口依存度為36％，與此對應的則是巨額的外匯儲備。這種狀況對于我們這么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極不正常的，反映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存在嚴重的問題。
顯然，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日益惡化的背景下，未來的出口需求顯然是令人沮喪的。如2008年11月我國的進出口形勢發生重大逆轉，出口增速由10月的增長17.6％逆轉為下降2.2％后，在三次提高出口退稅率的情況下，出口增速竟如自由落體般墜落。如與2008年同期相比，2009年1-4月出口分別下降17.5％、25.7％、20.9％、22.6％；外貿順差也大幅萎縮，2月份貿易順差只有48.41億美元，只及1月份391億美元的8.7％。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繼續惡化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出口形勢會更加嚴峻。這意味著，長期以來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出口引擎已經熄滅。
不過，比之依賴出口的發達國家，如日本、德國和韓國等來說，我國出口受到的不利影響要輕得多。這些國家2009年1-2月的出口下降幅度都超過40％，遠高過我國的27.2％。主要原因是，兩者間發展水平不同形成的產品層次存在差異，即前者出口的是價格與收入彈性較大的、相對高檔和奢侈的產品，而我國出口的是彈性較小的、低檔的必需品，由此前者受經濟衰退的影響要更明顯。這正如西方發達國家的商品零售額明顯下降之時，出售大眾普遍消費品的大型超市的銷售額卻仍在上升一樣。可以樂見的是，如果世界經濟繼續衰退，同時不出現嚴重的貿易保護，那么不排除中國出口有發生逆轉的可能――會替達國家的高價商品。這種情況也給人們一種警示，盲目地進行產品升級和技術進步，很可能會適得其反。
4 政府支出
在各項有效需求中，最值得期待的是政府支出。如自經濟表現出明顯的衰退跡象以來，政府就采取了有史以來力度最大的經濟刺激計劃，不僅180度彎地改變了貨幣政策，而且啟動了兩年4萬億元的新增投資計劃。同時，采取了一系列擴張需求的財政政策，如大幅度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對許多產品的消費需求實行財政補貼等，由此使2009年的財政赤字達到創記錄的9500億元，實際結果甚至還會遠遠超過(收入增長的下降可能會超過預期)。所以，在各項支出中，政府支出應該是增長最大的部分。
順便指出的一點是，當前各界對政府4萬億投資的作用可能抱有過高的期望。實際上，相對于原有的投資規模(17.2萬億)和經濟規模(超過30萬億)來說，該投資額是不大的，并且還是分兩年進行。其中，政府的財政投資僅僅只有1.18萬億，其余的還得依賴各方面的投入。在各方面需求呈快速萎縮之勢，指望這點投資來扭轉經濟運行的態勢，真有“山羊拉大車”之感。從受益者的結構看，結論會更加悲觀。因為，其中的絕大部分投資將落人大型國有企業等壟斷利益集團，所以會極大地降低其乘數效應和就業效應。
還有一點值得指出的是，雖然政府較強的調控能力是我國應對危機的重大優勢，但卻不能對此抱有過高的期望。在市場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內在(微觀)機制。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證明，政府既缺乏對宏觀經濟趨勢的基本判斷能力，也缺乏正確調節經濟運行的基本能力，甚至往往得到事與愿違的結果。如數次所謂經濟過熱的降溫調節(1986-1989年的控制經濟過熱調節、1996-1998年的“軟著陸”調節、2007-2008年的緊縮調節等)，都導致我國經濟持續數年而政府束手無策的衰退。本次調節政策的轉換之快，即使思維最活躍的人也會目瞪口呆。近兩年政府對股市調節的結果，更是反映了這種情況。令人擔憂的是，目前我國正在執行的一些政策，如所謂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很可能給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無窮后患。因為，其內容主要是“官進民退”、壟斷取代競爭、破壞行業之間的公平競爭規則等，實際上是這些行業中的壟斷集團在特殊時期瓜分國家利益的行為，這不僅起不到擴大投資和促進技術進步的目標，而且會適得其反。中外歷史證明，所有的產業政策幾乎都是以失敗告終。
從以上各項需求的綜合內容看，今后數年內，我國有效需求，或者說企業總收入的增長將非常緩慢。
(二)成本趨勢分析
在收入預期悲觀的情況下，如果要宏觀經濟的運
行態勢發生轉折，就只能希望成本的快速下降了。
從宏觀角度看，整個社會企業的總成本由基本三要素的支出――資本折舊、稅收和進口要素支出等部分組成。在這些成本中，對企業整體來說，有些是外生性的，如稅收；有些是內生的；有些則具有外生與內生的兩重性，如資本折舊和進口要素的支出等。
勞動工資支出是整個成本構成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本次經濟周期以來，在各種價格中，勞動工資的上升是最快的(2000-2008年算術平均增長率是15.3％)。尤其是2008年實施新的《勞動合同法》以來，更是以年均18％以上的速度增長。可見，這是侵蝕企業利潤最主要的力量之一。然而，隨著經濟的衰退和就業形勢的惡化，企業的勞動支出壓力會有所減輕。如失業會使企業節省部分勞動支出，同時也會減輕工資上升的壓力等。3但要看到的是，工資水平本身有易上難下的剛性特點，新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更是限制了工資水平下降的空間。所以，工資成本的減少雖會減輕，但像產品價格那樣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則是很難的。
利息支出的大小，取決于借貸資本的總量和利率水平。對企業來說，借貸資本量往往變化不大。因為，大部分資本屬于過去投資形成的存量資本，變化的主要是季節性的流動資本，它們占總資本的比例較小。所以，衰退階段因此減少的利息支出在企業總成本中的變化是不大的。總體而言，衰退以來，中央銀行已5次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因而企業的這方面負擔已得到明顯減輕。但要注意的是，這部分利益的分配卻是極不均衡的，也就是大部分降息的好處被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獲得，廣大中小企業獲得的利益則是極其有限的。因為，后者難以從正規渠道獲得銀行貸款，而民間借貸資本的利率在經濟衰退期間則往往是最高的(風險最大)。所以，對那些仍在營業中的廣大中小企業來說，利息支出的下降是有限的。
在衰退階段，雖然企業對土地及其附屬物需求的減少，地租有所下降，但對那些持續經營的廠商來說，租約的期限往往較長，由此決定了地租下降的空間有限。
資本折舊，對企業來說屬于長期固定費用，且折舊率由“稅法”決定，因而不會有明顯變化。只有對那些破產重組的企業來說，因資產大幅貶值，這方面的支出才可能明顯下降。
為了減輕企業負擔，政府最近出臺了一系列的減稅措施，如上調出口退稅率等，每年可減少稅收負擔數千億。
進口要素，其中包括技術、設備、人員和原材料等各種投入品。隨著世界經濟的衰退，它們的價格水平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原材料價格的下降幅度更是明顯，如石油價格已下降2／3以上。最可喜的是，自2008年9月以來，進口商品價格的下降速度開始快于出口商品價格。2009年1月份更是出現了進口商品價格大幅度下降，而出口商品價格上漲的現象。如2009年1月份進口價格下跌10.6％，出口價格則上漲23％。從世界經濟形勢看，進口商品，尤其是初級產品價格的低迷會持續一段時間。這種情況說明，世界經濟利益分配的重心將由近幾年的初級產品生產國轉向制成品生產國。
從以上各項成本的形勢看，在經濟萎縮的作用下，各項成本都會下降，但進口成本、稅收與利息支出的下降會更明顯。在整個生產成本下降的過程中，還出現了另一種可喜的現象。在整個經濟體系中，尤其是在加工工業中，最終產品的價格下降速度最慢，中間品次之，上游產品最快。如在2009年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CPI)下降1.6％，工業品出廠價格(PPI)下降4.5％，而最終端的生活資料出廠價格下降0.4％(同比。下同)，生產資料出廠價格的下降則達到5.7％，其中，加工工業下降3％，原材料工業下降8.4％，采掘工業的下降則達到17.4％。而前幾年，如上面指出的那樣，價格的變化速度是完全相反的，即采掘工業產品的價格上升最快，中間品次之，最終產品最慢。這種變化說明，在整個經濟系統中，經濟利益分配的重心開始逐漸向中下流產業傾斜。這是經濟系統中的抑制力量開始衰竭，擴張力量逐漸加強的標志。
(三)企業利潤的變化趨勢
從上面收入與成本的分析中知道，在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企業整體將面臨收入減少與成本下降的局面。由于前者是降低利潤的，后者則是增加利潤的，因此，企業利潤會向哪個方向運動，也就取決于雙方的力量對比。
從當前形勢和經濟運行的內在趨勢看，在今后兩年時間內，企業收入的下降會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是因為，收入減少產生的乘數效應會更直接，而成本方面則受到存量資本和工資剛性等因素的限制而難以同樣的速度下降。所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兩者間會出現非均衡性的變化。受收入與成本之間這種非均衡變化的作用，平均利潤率會繼續下降，由此會促使宏觀經濟在慣性作用下繼續衰退。這種機制是造成我國的宏觀經濟衰退將要持續數年的主要原因。
不過，隨著衰退的持續，經濟系統中的擴張力量會逐漸加強。當衰退到一定程度，消費傾向會重新上升，政府的凈支出也會大幅度上升，由此會扭轉收入減少的力度；而成本的下降力度則會隨著衰退的持續而加強。所以，在衰退中，抑制與擴張的力量是此消彼長的。到一定程度時，擴張的力量就會超過衰退的力量，由此推動宏觀經濟的運行出現反轉。對我國來說，這個時間將出現在2011年左右。因為，只有利潤回升，同時利潤的重心向中下游產業傾斜，企業才有擴大生產和投資的動力和能力，由此帶動宏觀經濟的擴張，而利潤的明顯回升，只有在兩年后才會見到。所以，宏觀經濟起碼要到2011年才會出現明顯的反轉。
三、結束語
市場經濟的組織者是企業，企業是追逐利潤的，只有利潤回升并達到一定程度，宏觀經濟才能真正反轉。這說明，要促使宏觀經濟早日回升，就必須在增加企業利潤方面著力。
雖然對政府調節宏觀經濟的能力存有疑問，但在幫助企業脫困，提高利潤方面，政府還是能夠有所作為的。就短期來說，在成本方面，主要是降低企業稅負，加速資本折舊力度，增加對中小企業貸款規模和擔保力度，適當放松《勞動合同法》對企業在勞動力成本上的約束，限制基礎性產品的價格(以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損失為代價)，以降低廣大中小型企業的成本；在長期方面，應該完善經濟環境、破除壟斷等，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等。在收入方面，短期主要是加大政府的支出力度，尤其是大幅度增加民生工程的支出，發放非替代性的消費券等；在長期方面，應努力消除各方面的二元化現象，縮小分配上的兩極分化，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秩序，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解除人們消費上的后顧之憂，并將收入分配重心由政府和壟斷集團等向民眾轉移。
應特別指出的是，各界都認為我國的基本經濟面比較健康，因而會先于其他國家進入復蘇。筆者認為，這種樂觀的依據是不牢靠的。一個內需乏力而嚴重依賴外部需求的經濟體，是不可能先于外部環境的好轉而全面復蘇的。雖然我國實施了強有力的擴張政策，但面對急劇下降的出口和明顯萎縮的消費與民間投資等，其作用是有限的，難以扭轉經濟運行的趨勢。更主要的是，我國還是世界經濟規則的接受者，不僅不能像美歐等發達國家那樣對外轉嫁危機，而且要分擔它們危機的部分損失(目前情況是美國“吃藥”，全球“買單”)。所以，從各方面看，那些認為我國基本面好于歐美發達國家并率先復蘇的樂觀認識，都是缺乏客觀依據的。為此，必須做好應對各種困難的充分準備。
①本文的各種數據資料，主要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包括“統計年鑒”、月度資料和季度數據等)和海關網站的“統計數據”。
②這種情況說明，政府對房地產不救市，而直接進行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開發建設投資的思路是對的。這種投資可以直接帶來產出和就業的增加，而前者則只是救了開發商，但不會對產出和就業產生影響。
③假設經濟體系封閉，工資是勞動者的唯一收入，且消費傾向小于1，那么就整體而言，企業不僅不可能從就業者身上獲得利潤，而且一定會出現虧損。因為，企業的付出大于收入。只有從失業者身上，企業才可能獲得利潤(失業者的消費支出構成企業收入，而成本為零)。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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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的統計學在經濟領域并未獲得很好的發展，很多統計內容也并未得到更廣泛的應用，經濟統計的重要作用并未得到重視。我國宏觀經濟統計的發展首先是摸著石頭過河，沒有實際的經驗可以借鑒；其次，國民經濟具有一定的整體性與層次性，想要對其進行全面系統的統計是一項很困難的工作。因此，在我國經濟統計分析的發展過程中，應明確統計分析的發展方向與地位，并采取措施彌補數據不足、質量低下等問題，實現統計學的獨立快速發展，從而促進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完善。
2.我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問題的解決措施
2.1實現創新型國家的統計分析我國已經提出了創新型國家的建設目標，因此，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創新能力。它需要我們在產業創新、國家創新等方面提升能力，并作出科學的研究。目前，創新指數的應用影響、創新對就業的影響、創新對國家稅收的影響以及創新對國際競爭力的影響都已成為經濟統計分析研究的重要內容，將科技信息數據融入到經濟統計之中已成為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重中之重，也是統計與分析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
2.2產業結構高端化的統計分析產業結構高端化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內容，也是我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重要內容。近年來，我們通過分析國內外的大量經濟數據，對國家產業高端化的轉型作出了統計分析，并研究了各要素之間的推動作用，提出了“三高一低”的產業結構高端化發展規律，即生產效率高、勞動報酬高、資金回報高以及能源消耗低。通過研究分析國家產業結構高端化的特征，發現產業結構高端化離不開創新與金融信息的支撐，這也說明了我國實現經濟產業的高端化轉型需要技術創新、管理創新以及信息化創新等方面作為支撐，同時，還應堅持綠色創新，發展新能源，以便實現產業能源的綠色、高端化。
2.3實現金融創新的統計分析金融體系與效率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及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金融改革與創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國才可以從容應對金融危機。目前正處于全球金融體系的改革過程，金融體系的創新與改革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保持金融創新，實現金融業與其他產業經營發展的鏈條關系已經成為非常復雜的經濟難題，這對于宏觀經濟統計分析而言，既是重要的機遇也是嚴峻的挑戰。因此，我們應做好對貨幣供求以及貨幣政策的金融統計分析，深入挖掘資本市場以及證券市場的統計分析內容，充分發揮現代統計學作用，進而保障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3.結束語
宏觀經濟學，英文名稱Macroeconomics，是使用國民收入、經濟整體的投資和消費等總體性的統計概念來分析經濟運行規律的一個經濟學領域。宏觀經濟學是相對于微觀經濟學而言的。宏觀經濟學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發表以來快速發展起來的一個經濟學分支。
研究內容：
宏觀經濟學，是以國民經濟總過程的活動為研究對象，主要考察就業總水平、國民總收入等經濟總量，因此，宏觀經濟學也被稱做就業理論或收入理論。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是經濟資源的利用問題，包括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就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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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全球金融峰會期間表示，要通過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充分利用貨幣財政手段，促進經濟增長，防止全球性經濟衰退。為應對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防止出現經濟危機，各國都竭盡全力，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穩定金融市場和投資者的信心，中國自不例外，當全球經濟越來越難以承受金融危機的打擊之時，中國及時出臺了一系列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這將有力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穩定起到積極作用。這表明，中國將通過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來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
此前，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表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方向發生了根本性地轉變。這一轉變受到了其他許多國家的歡迎。在財政政策方面，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政府出臺了總額達4萬億元的公共投資，主要用于興建鐵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設、災區重建、提高金融機構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等。在貨幣政策方面，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意味著在全球協調一致地應對金融危機中，中國還將會根據金融市場的變化、實體經濟的走向等因素適時、適度地調整利率，向金融體系提供流動性支持，同時為了刺激經濟增長，貨幣政策還會配合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增加，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鼓勵商業銀行積極地放貸，緩解信用緊縮的局面。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的確提振了市場的信心，在全球經濟一片衰退的黑影之中，市場看到了中國經濟的希望。
實際上，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并不突然。200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從緊貨幣政策的調控方向。隨后，中國人民銀行繼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通過人民幣加速升值替代利率政策抑制國內流動性過剩，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嚴格控制信貸的增長。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就出現了增長率下降的趨勢，中小企業的經營逐步捉襟見肘，出口面臨較大的壓力。為此，早在年初，面對出口企業面臨日益嚴峻的形勢，財政部就開始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稅率。為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和擴大中小企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就采取了財政貼息、獎勵和放松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信貸額度的限制等措施。到2008年第三季度初，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減緩，國務院又明確提出了宏觀調控要“一保一控”（保經濟增長和防通貨膨脹）。這表明，宏觀經濟政策就開始出現了轉向。
2008年7月后，隨著“兩房”危機的加劇，金融危機迅速惡化。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宣布申請破產保護之后，讓全球金融市場為之結舌，投資者恐慌情緒迅速蔓延，乃至最初爆發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情急之下，在雷曼兄弟宣布破產保護的當天，中國人民銀行就下調了金融機構的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同時下調了除工農中建交、郵政儲蓄銀行之外的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1個百分點。10月8日，又與其他主要央行一道，協調一致地降低了中國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同時全面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0.5個百分點。10月29日，中國再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這是兩個月之內的第三次調整利率。11月26日，人民銀行創紀錄地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1.08個百分點，下調工農中建交五大行及郵儲銀行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其余中小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下調2個百分點。除此之外，為了增加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央行票據的發行頻率也大幅度地減少了。在信貸增長率趨緩、通脹壓力在短期內基本消除的有利環境下，中國人民銀行還取消了對金融機構信貸規模的窗口指導，不僅如此，監管當局鼓勵商業銀行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積極增加放貸。
總之，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早已在醞釀和實施之中了。
形勢變化使然
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是國際環境與國內形勢的變化使然。
在國際環境方面，國際金融局勢動蕩加劇，次貸危機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其給實體經濟的沉重打擊逐漸顯露出來。2008年7月后，爆發于2007年初的次貸危機急轉直下，美國金融機構頻頻告急，逼迫美國政府注資的注資、國有化的國有化、破產的破產。到了9月底，次貸危機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次貸危機，而是演變成了橫掃全球的金融危機，包括歐元、英鎊等在內的許多貨幣匯率大幅貶值，股票市場大幅下挫（冰島的股票價格指數曾在10月中旬的一天下跌近77%），投資者遭受巨大損失。同時，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日漸吃緊，信貸條件更趨緊縮，更有甚者，存款者的信心動搖，乃至一些銀行門口排起了擠兌的長龍。如此局面的金融危機數十年所少見，迫使美國、英國、歐盟各國等過去信奉自由市場競爭的國家的政府，大規模地施以援手。
隨著金融危機的深化，它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日漸突出，美國在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率為-0.3%，失業率繼續攀升，有預測，到年底，美國的失業率可能升至8%以上，企業設備利用率和居民消費不斷下滑，這進一步打擊了美國的增長。歐洲也已陷入了技術性的衰退，歐元區最大的經濟體德國在第三季度的增長率為-0.5%，歐洲的消費增長率也在不斷下降，盡管受勞動力市場結構的約束，歐洲的失業率并沒有像美國那樣大幅上升，也正因為如此，使得歐洲經濟的靈活性相對較低，應對危機沖擊的自我調節功能相對較弱，這意味著，歐洲的衰退可能比美國持續的時間要長一些。
金融全球化的結果，使得金融危機也具有了全球化的性質。為了應對危機，也需要國際的通力合作。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理應擔當起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的責任。在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通過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向陷入危機的國家和地區提供相應的援助，幫助它們盡早地擺脫了金融危機，重新步入了快速發展與增長的軌道。在當今中國經濟和金融更廣泛、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體系之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不僅有助于國內經濟的穩定，而且對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是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中央銀行協調行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必要組成部分。2008年9月份至10月29日的三次貨幣政策調整，更多的是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行動；數額龐大的公共支出計劃也無不如此。正因為如此，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才受到了全球市場的高度關注，也才會受到那些深陷危機之中而難以自撥的國家和地區政府的歡迎。
更何況，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金融體系，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性都在增強，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衰退、金融體系出現了大問題都會很快地傳染到其它相關國家，真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從國內的情況來看，自2007年第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達到11.9%之后，已經連續五個季度下滑，并有繼續下降的趨勢。雖然中國仍會保持全球最高增長率的紀錄，但中小企業面臨的困境給中國的就業帶來了較大的壓力。過去一直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現在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關門歇業的中小企業不在少數，乃至過去從農村析出的剩余勞動力不得不重返內地，火車站人流如織，這一狀況是改革開放以來見所未見的。各類產品價格的大幅下跌、企業現金流和利潤增長率的持續下降，應收賬款和非意愿存貨的大幅上升，使得企業家的悲觀情緒不斷滋生、蔓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工業增加值也相應大幅下瀉。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10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長只有8.2%，較2007年同期下降了9.7個百分點。另一方面，隨著企業部門狀況的惡化，信用風險也在不斷增加，這迫使銀行金融機構開始變得更加謹慎起來，在過去幾年里一直有信貸擴張沖動的銀行機構，現在也具有較強的惜貸趨向了，結果，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銀行信貸增長率都呈明顯下降之勢。總之，國際金融危機加劇了中國經濟周期性的調整，也加劇了中國經濟調整的幅度，國內企業家和投資者的信心逐步喪失，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形勢變得日漸嚴峻。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不僅是國內經濟增長的要求，也是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使然。
調整總體有益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對于穩定國內經濟無疑是有益的。當私人部門的信心減弱、出現了強烈的流動性偏好和對中長期投資的恐懼之時，政府增加公共工程的投入會直接拉動國內投資需求，擴大就業，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據估計，4萬億元的公共支出可以增加600萬左右的就業機會，另據中信證券的研究，這一規模的支出可以拉動1.9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率；出口退稅率的提高在有助于相關企業應對匯率變動和國外市場需求不振的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維持適度的勞動力需求，減緩失業的蔓延。貨幣政策的調整不僅擴大了企業融資的可得性，還降低了企業的財務費用和居民的借貸成本，這將有利于增強企業和居民的信心。例如，下調存款準備金比率就為金融機構釋放了數千億元的流動性，增強了金融機構運用資金的自由度。宏觀經濟政策的積極調整給金融市場注入了強心劑，在市場依然動蕩的環境下，國內的投資者重拾信心，實屬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之功。
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面對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中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政府擴大公共工程的投資，不斷降低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等政策組合，讓中國經濟較快地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在經歷了三年左右的調整后，迎來了持續七年左右的高增長。面對這一次的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在過去應對外部沖擊的經驗之上，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對國內宏觀經濟的穩定、對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增長，都將是有益的貢獻。雖然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加快了中國經濟自身周期性調整的速度，也加劇了中國經濟調整的幅度，使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面臨了較大的考驗，但是，在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下，中國仍將保持全球經濟最高增長率的紀錄。這正是當全球經濟不振之時，許多國際大金融機構依然看好未來一段時間投資的中國機會的重要原因。
宏觀經濟學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發表以來快速發展起來的一個經濟學分支。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英國經濟學家，現代經濟學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創立的宏觀經濟學與弗洛伊德所創的精神分析法和愛因斯坦發現的相對論一起并稱為二十世紀人類知識界的三大革命。1936年，其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凱恩斯另外兩部重要的經濟理論著作是《論貨幣改革》和《貨幣論》。
（來源：文章屋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