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0 14:52:2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提出，就市場中理性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程度而言，一些具備更優越的物質條件的地區卻要低于物質條件相對差的地區，那么原因顯然就要從文化方面尋找。
東北地區在發展方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麻煩當中，經濟增長乏力，人口大量外流，整個社會仿佛在喪失活力。曾經作為“共和國長子”、走在工業化發展前列的東北何以至此？這里除了改革開放后國家調整政策的原因，循著韋伯式的思路，想必也應該有文化層面的原因。
人是文化動物，生活在人類為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中，人的經濟行為是帶有自我附加的涵義的。東北地區特有的文化是如何作用于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表現的呢？ 東北文化的特點
相比其他地區，東北的特別之處在于其文化的同質性高。東北地區包括3個省份，但來自這里的人通常會把自己的身份認同定位為“東北人”，相應地，不會有人說“我是西北人”或者“我是華南人”。這種獨特的文化認同大概與東北的地理有關，廣袤的大平原上少有山川阻隔，除了語調和個別詞語的用法有所不同，整個東北地區共享同一種方言，也共享同一種文化，南方山區那種翻過一座山頭就難以交流的現象在東北是不存在的。
這種特點使粗略地概括東北文化得以可能。記者本人生在東北長在東北，根據相關研究和自己的生活經歷，這里嘗試著歸納東北文化的3個特點。
第一， 既有闖勁兒，又有安土重遷的保守傾向。
東北是清王朝的龍興之地，順治皇帝入主北京后，東北百萬人“從龍入關”，東北幾乎變得荒無人煙。為了保護龍興之地的風水，清朝還一度封禁東北，使東北成了發配罪犯的苦寒之地。清廷古裝劇里經常出現這樣一句臺詞，“發配寧古塔（編者注：今黑龍江寧安），永世不得入關”。
后，沙俄不斷蠶食北方領土，清朝才被迫解禁，移民充實東北。到了清末民初，關內連年戰亂，民不聊生，大量流民“闖關東”，到東北尋找出路。
“闖關東”的精髓在“闖”字，一路乞討，一路荊棘，沒有一點冒險精神和勇武的性情是不行的。這闖勁兒便成了東北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不久前，總理在東北調研還提起了“闖關東”精神。
但這股闖勁兒向保守的滑動也是容易的。“闖關東”只為糊命，目標簡單直接;東北地廣人稀，自然資源豐富，只要安頓下來，解決生存問題要比在關內容易。而一旦生計有了著落，也就沒有更多的目標想要實現了，“三十畝地一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除此沒有更多追求。東北人缺乏不斷積累財富的動力。
第二， 爽直而勇武。孟德斯鳩是第一個把氣候和族群的品格聯系起來分析的人，他認為寒冷的天氣易于讓人勇敢、自信，直爽且少猜忌。他的分析嚴格地說并沒有什么依據，但恰巧與東北的情況較為吻合。“闖關東”面對的是一條生死未卜的路途，缺乏一點彪悍氣息的人是難以踏出那一步的，這種由移民帶來的氣質和東北地區原有的少數民族的氣質相融合，形成了東北人的“山林氣概”。
東北移民大都來自山東、河北、河南，所以東北文化可以說是中原文化的一個變種。移民無疑為社會底層，故而他們帶到東北的文化也是平民的，這種粗糙感在東北的飲食上就可見一斑。底層人民雖不尚文，卻傳承了中華民族的另一些優秀品質，比如忠與勇。清末，當國家被外敵蹂躪，“肉食者”望風逃竄的時候，是山東、河北等地的底層百姓站出來，組成，挽救了中國被瓜分的命運。1931年“”后，東北抗聯即開始與日本侵略者斗爭，全民族抗戰歷時8年，東北的抗戰則堅持了14年。
這種彪悍的氣息至今猶存，在和平時代沒有正經的用場，就會反映在社會治安上，成了一個負面的因素。全國人民大多聽說過東北人的“你瞅啥”，這句話往往就會導致一場斗毆的發生。 電影《鋼的琴》是以上世紀90年代初，東北某重工業城市為背景，主人翁是鋼廠的下崗工人。
第三，閑散，規則意識淡漠。閑散也與氣候因素有關，東北適合農業耕作的時間短，素有“三個月種田，三個月過年，三個月干閑”的說法，在漫長的“貓冬”期無所事事，時間就用來交游，這培育了東北民間文化的幽默感。東北資源豐富，“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生活一旦安定，生存競爭就不至于過度激烈。資源的相對豐富和東北人骨子里固有的好面子、江湖義氣、不分彼此的脾性結合起來，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界限的模糊，規則就顯得沒那么重要。在需要產權明晰和規則意識作為支撐的市場經濟時代，東北人會感到明顯的不適應。 市場經濟中的東北
韋伯對資本主義精神的討論是在發生學的意義上進行的。他提出并解答了為什么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都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精神唯獨出現在信奉新教的地區的問題。但資本主義精神只能在新教地區產生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經濟不能在其他地區存在，但其發展得如何會受到本地文化的影響。
當市場經濟體制發育成型，對任何生活于其中的個人而言，它就成了一個人人必須遵守的既定秩序，無論是企業主還是工人。如果一個人不遵守這些規則，就要受到懲罰，被從經濟舞臺上趕下去。也就是說，是否信仰新教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遵循資本無限積累的法則，是否按照富蘭克林總結的“教條”生活和工作。
中國當然也可以嫁接這樣的經濟制度。但在進入市場經濟時代后，中國各不同地區在經濟發展的表現上各不相同，這可以從地域文化與市場經濟體制契合度的高低上加以分析。通過這個視角來看，東北地區的迷失就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為東北文化缺乏市場經濟精神的影子，甚至可以說，東北文化中只有找到其反面。
東北長期處于自然經濟狀態，建國后是計劃經濟搞得最徹底的，走在全國的前列。自然經濟與計劃經濟當然迥異，但有一點是相通的，即都不是為了資本的剩余價值而生產。在這種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人，不容易適應市場經濟把掙錢當成目的本身的經濟倫理。東北出產的企業家不多，在沿海地區工廠的流水線上打工的東北人比例也不高，這與文化的因素不無關系。
自然條件的優越到了市場經濟時代反而可能成為劣勢，因為這樣的條件不容易孕育帶有資本主義精神的商業文化。相反，南方人口密集，人均資源占有量低，“人均一畝三分田”，靠擠在土地上生存不易，故而自古就有濃厚的商業氛圍。在計劃經濟時代遭受打壓的“投機倒把分子”，改革開放后搖身一變成為敢為天下先的時代英雄，這是需要靠歷史積累下來的文化支持的。
東北文化中的其他特點，哪怕是此前正面的或中性的部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也都可能變成負面的。比如豪爽、好面子、江湖氣概這些特質，與當下的政治經濟環境結合在一起，就更容易導致和腐敗。官本位不單是東北才有的問題，但在東北表現得尤其突出，也與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一、職工體育文化在企業中的作用
企業在長期的管理活動以及生產經營活動中漸漸形成的一種經營理念稱為企業文化，其是企業的所有職工認定的行為規范和價值觀念。其具體的表現為企業的宗旨、價值觀、形象、行為準則、人際關系以及標識等。職工體育文化的核心是形成該企業職工的價值觀，其目的是培養職工良好的職業道德素質、開展有利于提高企業員工集體主義精神、強化競爭意識、提高企業文化品位和層次的體育文化活動。體育文化不但是歷史現象，還是一種動態系統、一種社會現象。體育文化是人們進行體育活動的制度、物質以及精神文化的總稱。企業體育的目的不是單純的經濟利益最大化，其還可以為職工提供健康條件、凝聚職工精神和擴展企業與客戶、政府、媒體之間的互相交流，具備著多元化的功能。所以，企業職工體育是塑造企業文化的重要途徑。
二、企業職工體育文化的現狀
1、企業職工體育的管理理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開展職工體育可以豐富企業員工的文化生活、提升企業競爭力以及樹立健康觀念的多元化功能，職工體育必須跳出計劃經濟模式的束縛，重新構建一個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全新模式，可以充分發揮體育培養企業精神、促進企業生產經營以及提升企業素質的功能。在企業轉型期間，相關法律法規的頒布為企業體育的開展提供了發展方向，在此基礎上，企業職工體育工作得到了穩步的發展。
2、企業職工體育管理的現狀。現在企業職工體育的管理道路逐漸走向人本管理，把企業職工放在主要位置，強調人的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職工的體育管理逐漸的從計劃經濟時期的集中管理模式轉變為多形式、多層次的管理模式，這種形式的體育管理在發揮體育的健康身體以及育人的功效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3、企業投入的體育經費。在近些年來，很多企業在職工體育的經費投入都有了一定的增長，但是，企業在不斷地發展，企業員工素質要求不斷的提高，對體育經費的投入提出了一個更高的要求，企業加大了對體育活動經費的投入但是仍然小于企業員工對體育日漸增長的需求，其實際上是投入的一種削弱，企業規模越大，對企業員工體育管理和投入的難度就越大，其實大型企業職工體育發展的阻礙。當然，隨著企業體育改革的進一步實行，投入經費的渠道也會相對地拓寬，例如一些社會贊助、行政撥款以及工會經費的投入等，企業員工體育的投入表現出了一種良好的發展趨勢。但是企業體育活動獲得額外的投入以及贊助費并不是無緣之本，其大部分都用在了一些大型的體育活動以及高水準的比賽上；特別是臺球、保齡球以及室內網球的提早出現，誤導了員工的消費觀念。雖然企業的高層領導認識到了體育運動對企業形象的樹立以及企業宣傳的廣告效應，但是這種消費通常會削弱企業員工的群眾健身基礎，導致了企業失去了體育文化的基礎和內涵。
三、企業員工體育活動的特點
1、企業員工的體育觀念不斷地更新。其表現為：（1）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工作節奏的不斷加快，企業職工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了保持身體健康的重要性，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健康投資的隊伍中去。（2）職工對體育的需求不斷的加強而且向多元化發展。（3）公平競爭和平等不斷被企業職工所接受。企業職工在體育競技比賽中，逐漸形成了公平、競爭的意識，與此同時，群體精神、習慣、道德和規范等也被職工認同，對職工群體的行為和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2、企業職工體育活動的多樣化。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職工參與體育活動以及自我投資的意識不斷地增強，體育活動的方式也表現出個性化和多樣化。員工的體育活動圍繞著健身、調整心態以及有益群體多方向展開，并且和其他的文化相互結合，表現出各種舞蹈、健身操、武術以及趣味游戲等多種類別的局面。四、增加市場經濟下企業職工體育文化的建議1、在市場經濟的引導下，企業職工的體育文化對企業文化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企業體育改革這個特定期間，要正確的認識到體育文化的作用和地位，要建立一種適用于市場經濟體制的職工管理體系，要對企業職工的行為、價值取向以及定勢有積極向上的影響。
2、經費不夠是企業存在的共同問題。所以在企業加大活動經費投資的同時，也要通過體育福利來引導職工加入投資的隊伍、體育場館面向社會以及引進贊助等多種方式來滿足職工對體育活動的需求。
關鍵詞：經濟發展市場化；電子商務發展；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協整關系檢驗；極值邊界模型檢驗
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進程與電子商務發展
（一）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進程1978年，我國開始了市場化進程，隨著經濟改革的推進，經歷了近40年的錘煉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進程主要經歷了三大階段：初始階段（1978-1984年）。該階段未改變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總格局，計劃經濟仍占據主導地位，市場發育剛剛起步，市場機制的引入基本上都于“體制外”展開，因此有學者將其稱為“體制外市場化階段”。展開階段（1984-1992年）。該階段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為基本特征，市場體系的框架慢慢浮現，市場力量開始與計劃力量相抗衡，出現了“雙軌制”并存的體制模式。雖然這一模式為我國經濟改革發揮了巨大作用，使市場化取得重大進展，但是也導致了“尋租”與腐敗等現象的出現，阻礙了市場化進程，使改革進入不進則退的關鍵時刻。深化階段（1992年至今）。此階段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1992年，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改革目標，市場化進程便轉向“快車道”行使。要素市場開始同時發展資本與勞動力，成立了股票交易所，實現了勞動力的全國性流動；企業化市場由“放權讓利”轉向“制度創新”，不斷推進股份制改革，加快資產重組、資本運營、結構調整的步伐，將民營經濟推上了經濟舞臺；政府逐漸與市場相適應，由原始型的直接調控轉變為間接調控；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增大了與國內外市場接軌的壓力。在深化階段，市場化實現了廣度與深度上的突破，市場機制在經濟體制中的絕對優勢愈發明顯。（二）電子商務發展與前景電子商務的出現與發展標志著人類社會進入了“新經濟”時代，其將傳統的商務活動形式予以改進，從全球化層面將市場造就得更廣闊、更靈活、更迅捷，深刻地影響著各國經濟社會發展。19世紀40年代，人們通過電報對貿易信息進行傳輸，之后電話與傳真逐漸發展起來。EDI（ElectronicDateInterchange）的出現大大地提高了電子商務效率，大幅度降低成本。現代意義上的電子商務以互聯網為基礎，開展各項電子化商業活動。互聯網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使貿易形態發生了變化，通過自身載體與媒介作用進行信息傳遞與商業貿易開展，成為電子商務發展的重要依托。我國電子商務起步比較晚，20世紀90年代的數據交換為其起步的標志。1993年以來，我國政府對電子商務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支持與推動作用，“三金工程”、“金貿工程”、國務院國家信息化小組等的成立，不斷地指導著國家電子商務的工作進程。2009年，以B2B為主體的電子商務進入了可持續發展時期。在此之后，電子商務不斷進行創新，通過提供新服務、開辟新市場、成立新的組織方式推動我國傳統經濟的升級與轉型，未來的電子商務必定會對我國經濟社會產生巨大而又深遠的影響。
經濟發展市場化與電子商務的關系
本文選取各地區電子商務人均增長率反映電子商務的發展情況，市場化指數衡量經濟發展的市場化程度，技術進步率以及上網人數增長率作為衡量電子商務發展的輔助指標。樣本空間為2005-2014年，數據部分來源于我國統計年鑒與我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的統計報告，部分來源于文獻查閱。（一）平穩性檢驗由于序列一般都有著程度不同的相關性，因此本文通過單位根（ADF）檢驗，對上文提到的變量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此處將各地區電子商務人均增長率用ECG來表示，MI、IP以及GOP分別表示市場化指數、技術進步率以及上網人數增長率，D表示對原變量進行了一階差分，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通過表1可以看出，各序列均不平穩，但是由于各序列一階差分的單位根檢驗值均比顯著性水平為1%的臨界值要小，故可以認為各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因此能夠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以及協整檢驗來對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長期均衡關系進行驗證。（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的可信度受到檢驗結果對滯后階數敏感性的影響，當敏感性比較低時，其可信度會比較高，故而為了對檢驗結果的敏感性進行考察，需要檢驗不同的滯后階數。本文所選擇的是滯后1期與2期的階數，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表2的檢驗結果表明，經濟發展市場化的變動與電子商務的發展變動互為因果關系，技術進步率與上網人數增長率是經濟發展市場化變動的原因。（三）協整關系檢驗本文的分析屬于多變量協整問題，故采用Johansen-Juselius的極大似然進行協整關系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表3的檢驗結果表明，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與電子商務增長率、技術進步率以及上網人數增長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對電子商務發展的影響顯著性分析
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對電子商務發展的影響是否仍然十分顯著，市場化程度的擴大是否有利于電子商務發展，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此采用Leamer的極值邊界分析模型進行分析。（一）模型設置Leamer、Levine以及Renelt提出了如下的極值邊界分析模型，用來評價不同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關系的“強顯著”性：Y=α+βiI+βmM+βzZ+μ在該式中，Y通常指某國或某一地區人均GDP增長率，本文將其用來表示電子商務增長率。I為核心變量信息集，通常用其來表示與經濟增長產生直接關系的解釋變量，此處將其用來表示與電子商務直接相關的解釋變量。M為將要研究或者感興趣的目標變量，多用于代表經濟政策性或制度性等變量，本文用其表示市場化指數。Z為一組條件變量集，多將其設為與經濟增長有關的潛在重要解釋變量，當然，本文將其設置為與電子商務潛在相關的解釋變量。條件集Z的目的為從最大限度對目標變量M系數βm的范圍予以確認。I與Z中解釋變量的選擇依據為文獻資料以及相關實證研究結果。μ代表隨機誤差項。通過Levine以及Renelt的研究可知，當I與Z發生變化之時，模型分析結果不受影響。（二）模型估計與檢驗模型估計。在對EBA模型進行估計之時需要分兩步進行：首先，通過核心變量集I以及目標變量M對Y進行基本回歸：Y=α+βiI+βmM+μ此時對βm進行觀察，若其統計顯著，便可直接進入下一步；而若不顯著，便無需進入下一步，因為這可能存在模型設置有誤、各變量并無“強顯著”關系等問題。其次，對模型Y=α+βiI+βmM+βzZ+μ進行多次遍歷式估計，并盡可能對Z變量的線性組合進行回歸分析，并發現最大與最小βm，將其分別記為βm-max與βm-min。模型檢驗。在對EBA模型進行估計時同樣需要分兩步進行：首先，計算極限邊界的上下邊界，有：β_=βm-max+2δmaxβ_=βm-min-2δmin其中，δmax與δmin代表的分別是系數βm-max與βm-min的標準差，2為95%置信區間的近似概率值。其次，假設Y與目標變量的關系是“不顯著”的，本文即假設電子商務增長率與市場化指數是不顯著的，以下三個條件必須同時予以滿足才能夠拒絕此原假設：第一，βm∈[β_，β-]；第二，，即最大邊界與最小邊界必須同為正或者同為負，符號必須相同；第三，βm、βm-max與βm-min在回歸模型中必須都統計顯著。若這三個條件中的任意一個條件沒有滿足，那便需要接受原假設。相反，若這三個條件全部得到滿足，原假設便會遭到拒絕，這時便會接受備擇假設，即Y與目標變量的關系是“強顯著”的，亦即電子商務增長率與市場化指數是“強顯著”的。（三）數據說明以EBA模型的設置要求為依據，定義Y為2005-2014年我國各地區人均電子商務平均增長率，目標變量M為2005-2014年我國各地區市場化指數，核心變量信息集I包含：2014年各地區人均電子商務產業增加值（EC2014）、技術進步率以及上網人數增長率。考慮到影響電子商務發展的潛在變量很多，綜合考慮各變量的意義，并計算其與電子商務發展的相關系數，本文決定選擇以下變量作為潛在的重要解釋變量集（條件集Z）：政府干預度、網絡安全程度、通訊發展水平以及組織規模，將其依次記為GOV、NS、TL以及OC。（四）EBA核模型估計通過I與M對Y進行基本回歸，可以得到如下的EBA核估計模型：Y=0.29821-0.5153EC2014+0.2574TP（2.067）（－3.113）（2.265）+0.05727GOP+0.4312M+ε（3）（1.815）（3.473）R2=0.748DW=1.84F=12.24其中，括號內的數值表示t檢驗量的值，從該核估計模型可以看出，目標變量市場化指數的回歸系數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由于市場化指數M的t值顯著，便可以進行βm的“強顯著”性檢驗。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若市場化指數M的t值不顯著，βm的“強顯著”性檢驗便沒有進行的必要。（五）目標變量系數βm的“強顯著”性檢驗如表4所示，β滿足了EBA模型的三個檢驗，因此可以說明目標變量M對電子商務變量的影響是“強顯著”的，即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對電子商務發展的影響是顯著的、抗干擾的，這也可以充分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快電子商務的發展。
基于經濟發展市場化的電子商務發展對策
（一）加快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政府需對電子商務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支撐，加大信息基礎設施支出，并合理引導資金投入，通過對高速傳輸骨干網絡以及寬帶互聯網的工程建設，提高上網速度與效率，降低上網成本。引入與開發電子信息化的軟硬件，縮短我國與互聯網發達國家之間的距離。對于一些投資比較困難的重要發展項目，政府可以進行直接投資，或者通過政府主導對電子商務建設給予支持。總而言之，政府與企業需要借助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強信息化建設投入，整合企業內部信息與資源，以推動電子商務的發展。（二）保障網絡安全并建設社會信用體系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安全問題尤以網絡安全為主日益引發關注，為了使電子商務發展得到有力保障，各級部門及相關企業需組建起專業性隊伍，研發包括防火墻技術、密碼技術、認證技術等在內的網絡安全技術，營造出安全的網絡運行環境，以使網民網上交易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真實性與不可抵賴性得到有力保障。電子商務企業需提高自身整體防范能力，對網站進行嚴格的安全管理與配置，切實做好重要信息的保密工作。為了使電子商務健康發展，需要建設電子商務信用認證中心、電子商務信用等級數據庫等社會信用體系，通過信用評價及數字等級證書發放等措施，解決電子商務交易中的商業信用問題，使之適應經濟自由化的發展。（三）完善電子支付結算體系由于我國各大商業銀行擁有不統一的網絡通信平臺，因此應該將標準統一，加強銀行、企業以及第三方支付平臺的合作，鼓勵其運用銀行卡、電子支票、電子現金等進行支付與結算。各大銀行應不斷完善自身網銀業務，通過健全電子支付與結算系統，推動我國電子支付水平的提高。（四）建設電子商務物流配送體系為了向電子商務提供良好的支持與服務，各類物流企業需優化自身物流流程，建立健全物流配送體系，加強信息化管理，在物流成本得到降低的同時提高配送效率。通過第三方物流體系的建設，提高專業化程度。此外，各物流企業還要積極引進外部先進的設備與技術，通過企業間資源的整合與國內外物流企業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系，通過在國內建立起現代物流配送體系促進電子商務的發展。（五）制定各項法律法規外部環境會對電子商務的發展產生影響，我國政府應制定并出臺更多行之有效的電子商務法律法規，例如電子商務貿易、稅收、知識產權保護等制度。通過法律法規的建設，保護信息安全、網絡管理等內容，使電子商務法律法規在與我國實際情況相符的同時實現與國際的接軌，以保障電子商務健康有序的發展。（六）宣傳電子商務并培養高素質人才電子商務宣傳能夠提高全民電子商務意識，促進電子商務的發展。通過宣傳，人們會更加具有網上交易積極性，消費環境也會得到優化。對于政府來說，不僅需要建設外部環境，還要培養與引進電子商務專業型人才。通過在高校開設電子商務專業講授相關課程或者采取遠程教育與在職培訓等方式，提高電子商務人才理論知識與實踐操作能力素養。綜上，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水平與電子商務之間具有“強顯著”關系。經濟發展市場化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未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任重道遠。在這一背景下，對電子商務發展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現階段，我國電子商務理論體系還不夠成熟，還沒有完成對電子商務發展的理論創新，因而需要更加科學、客觀、深刻地理論與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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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商業化改革與農戶資金需求高度分散之間的矛盾在堅持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進程中，銀行的商業化體制改革要求銀行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來判斷其經營行為，從金融部門看這當然無可厚非。但從中國農村發展的需求看則應該另外評價。因為，商業化的正規金融機構是不可能適應農戶由于高度分散并且兼業經營而提出的資金信用需求的，商業銀行和小農經濟這兩方面的對接有問題。我認為，農戶經營高度化分散是其根本特點，銀行的商業化改革也確實要求其追逐利潤，規避風險。所以，銀行和農戶任何一方都沒有對錯之分。
目前的問題是，農村資金的短缺使之成為極度稀缺要素，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主要問題不是農戶資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農業資金投入，而是市場化取向的銀行商業化改革必然要求其退出農業。
農戶的資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額化、周期長、風險高、不易監督的特點，銀行如對其貸款，利潤就比較低。而任何銀行它所追求的利潤只能來源于相對有規模效益的貸款。因此，這就導致了資金的需求和供給兩方面不對稱。不對稱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銀行沒有辦法了解農戶的貸款需求，農戶也不可能拿出詳盡的貸款報告給銀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銀行申請貸款。此外，農戶沒有資產抵押條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銀行也難以收回這種隱含農民社會保障的抵押品。實際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連高利貸者也難以收回農戶借款時的抵押品。
從近幾年對農戶的整體調查情況來看，農戶的存款增長幅度大于其貸款增長幅度，因此有大量資金從農村流出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表面形式就是農業銀行以及農村信用社吸納農村的資金有所增加，銀行給農戶的貸款卻是減少的。農民的信用需求能夠從銀行和信用社得到滿足的只占到24，連四分之一都不到，這就證明了我們剛才的假設：市場化導向的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必然結果是其退出農村信用領域，銀行的資金供給與農戶高度分散的、自給自足和半自給自足的、生活性需求與生產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額的、周期長的、風險高的、監督不易的資金需求之間信息不對稱、體制不對稱，其嚴重結果是導致農村資金要素匱乏。
作為龍頭要素和最具組織作用的要素——資金，它如果退出農業，就會導致任何力圖加大農業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實，增加農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這就會引出一個問題：在整個國家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的同時，農業經濟無法實現市場經濟。這怎么來解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它調控的是什么？它是在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作用之下調控那些遞減的要素，使那些邊際收益可能遞增的要素替代那些邊際收益遞減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呢？很明顯，是勞動力要素，而資金要素是過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會產生這樣一種現象：在農村搞高利貸是最賺錢的。資金要素的邊際效益是上漲的，但由于銀行資金供給與農戶資金需求之間的矛盾，資金沒法通過國家金融部門進入農村，因此農村成為資金要素過度稀缺的一個領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轉比例低。因此，盡管勞動力要素的邊際效益降為零，甚至是負值，它也當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們說，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發調控資源，在農業生產領域很難發揮作用，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控農業結構更有可能會出問題。當我們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思路上的時候，農業、農村經濟所遇到的困難與這種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間似乎就出現了不相一致。
中國的農村經濟問題不能靠外資來解決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資不斷增加來維持的。
那么，農業經濟的發展能不能靠外資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為，外資是不會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給自足和半自給自足的、生活性需求與生產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規模的、周期長的、風險高的農業經濟的。因此可以說，既不能按照城市經濟發展的思路來解決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也不能靠外部市場來解決農業和農村經濟問題。
簡單地強調用市場化的路子來調整農業結構可能走不通，因為單純開展“農業”的結構調整已經走到頭了，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兩次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導致農業主產品的成本在“天花板”價格(國際價格)之上，此后小農經濟條件下惟一能夠維持農業簡單再生產的內在機制，是農民在家庭經營內部自己把勞動力的收益降為零，甚至是負值。在這種情況下，對農業的一切政策設計，包括政府對農民直接進行補貼，其效果都不可能明顯。
農村政策研究應該體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從以往的經驗看，一方面我們認識到，市場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被借鑒的，那時候的城市仍然在維持計劃經濟；并且由于政府對農村采取休養生息的讓步政策，放開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因此，農村的市場經濟制度并不是被設計好、被推行下去的，實際上是在農民作為利益主體的條件下，自發地與農村傳統制度結合，才發揮了市場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來農村發展面臨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則與城市改革從原來的國家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部門壟斷體制以及在國家大規模對外開放進程中部門壟斷與國際資本結合有關。這顯然已經導致農村經濟外部環境發生根本改變。以往的教訓表明，再單純地強調農業的市場化改革解決不了農村經濟的復雜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農業，必須從國家安定團結的大局出發，放開某些壟斷領域，讓農民合作經濟參與進來。
農村經濟發展對策的深入討論第一，中國農村是典型的小農經濟，必須用適宜小農經濟的思路來解決農業問題。
首先要看到，我國的小農經濟中，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其投入產出比下降為負值其實是個必然的過程。要想有針對性地進行理論創新和體制創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東亞小農經濟社會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東亞模式——是更值得我們借鑒的。東亞模式的主要特點就是對農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開農業外部規模經營。因為純粹的農業生產沒有規模效益，政府對農民進行補貼又由于交易費用太高而不可能補到每個單一的農民頭上，因此，只能靠農業外部規模來補充農業內部收益下降的損失，政府只能是放開與農業相關的領域，讓農民合作經濟進入。與農業相關的這些領域
包括：農村信用、保險、生產資料購銷、農產品的加工，以及農副產品的批發等。所有這些農業生產外部經營領域都能形成規模、產生利潤，而惟獨種植業產生不了利潤。外部合作經營所產生的收益必須通過合作社內部收益分配補貼到種植業上去，否則東亞小農經濟從事的農業就很難持續下去。
其次是政府對農業的投入要針對那些有組織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給農戶。這還是由于政府與單個農戶的交易成本過高。近年來提出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稅費改革等政策都是以為政府可以與九億農民進行直接交易，其實五十年的經驗教訓證明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對農村的投入和補貼不是用于部門或者部門下設的企業，而是直接用于農村基層合作經濟組織。比如，政府對合作社的農產品加工項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計股(政府股權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證政府投入的資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權收益只能通過合作社內部分配用于農業生產補貼和農村公益事業開支。
不過，即使我們采納了東亞的合作經濟模式，也僅僅意味著我們其實將小農經濟條件下必然不斷推高的農業生產成本消化在其他涉農行業領域返還的利潤之中，而這并沒有解決農業規模不足的根本問題(美國勞動力人均土地面積為八百多畝，中國僅為四畝多，相差二百倍)，中國的農業依然無法與國際上的規模農業去抗爭。
第三，現在必須盡快啟動城市化，否則就很難解決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問題，也難以帶動國民經濟整個一盤棋的發展。
這已經是被政策理論界自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談了十五年的老話題。按說已經沒有再討論的必要，當務之急似乎只是如何操作的問題。但是，如果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放眼全球”，如果考慮到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我所做過的關于加快農村城市化的一切分析，就變得幾乎沒有意義。因為進一步的分析是，如果按照一九九八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定義的將來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垂直分工體系中，中國所能夠扮演的，只能是以廉價原材料和勞動力生產最低價格的一般制成品的角色的話，其結果可能要求我們只能像當年搞工業化資本積累那樣維持城鄉二元結構，才能保證勞動力的低成本，否則追求高增長的中國經濟就走不下去了。
我國的經濟轉型過程可以大致劃分為3個階段：在第一階段（1978～1993年），通過引入正式的激勵機制、強化預算約束和競爭機制對原有舊體制進行改革。在第二階段（1994～2000年），我國試圖建立一個以市場規則為基礎的市場體系并引進國際先進經驗。在這一階段，國家在統一匯率、經常項目可兌換和國有企業重組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同時對財政稅收體系進行了重構和完善。在第三階段（2001～2015年），將通過改變收入分配格局，優化產業結構，重新配置經濟機會，保持制度績效，進一步提高市場效率①。
目前，我國現正處于由“起飛”向經濟持續發展的“雙重過渡”階段。從發展水平看，正從低收入水平（或不發達經濟）向中等收入水平（或中等發達經濟）過渡；從體制模式看，正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在這個階段，如何培育市場并保持其發展趨勢，是經濟轉型中的一個重要任務。
二、轉型時期的稅收效應與市場效率
在西方財政學中，稅收效應是描述稅收對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影響狀態的一個范疇。從總體上說，稅收效應分為正效應和負效應，具體來講主要包括以下4個方面：
（一）總量效應
一方面，稅收總量要適度，其增幅不應超過gdp的增幅，更不能因為強調財政困難而損及稅源。國際上通常用稅收彈性系數作為衡量指標：當稅收彈性系數大于1時，表明稅收增長快于經濟增長；當稅收彈性系數等于1時，表明二者同步增長；當稅收彈性系數小于1時，表明稅收增長幅度小于經濟增長幅度。政府可針對不同的經濟形勢，以此作為調節稅收總量的依據。當經濟過熱、通脹率過高、投資過旺時，稅收彈性系數應超過1，給經濟降溫；在供給與需求總量基本保持平衡時，稅收彈性系數應維持在1左右較為適當；當經濟不振、市場疲軟、投資萎縮、需求不足時，稅收彈性系數應調低在1以下，以刺激投資和需求，促進經濟增長②。另一方面，稅收總量的調節不僅要靠所得稅發揮“自動穩定器”的作用，而且還要靠流轉稅發揮制約性調節和引導性調節作用，也就是通過稅收的獎限政策，改變市場利益信號，發揮收入效應。
（二）結構效應
在轉型時期，稅收結構要著眼于促進經濟結構的合理配置，刺激經濟增長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目前，稅收結構效應主要體現在稅收政策向國家鼓勵的產業和產品傾斜，對限制性行業和產品采取抑制政策等方面。
（三）周期效應
稅收的周期效應包含3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稅收的周期調節如增稅、減稅措施的運用等可以在一個經濟周期中有效使用，以熨平經濟周期的波動。二是根據經濟增長原理，在一個經濟增長周期里采用最優的稅收政策，可促使經濟實現持續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經歷了4次比較完整的經濟周期，相應地稅收政策也進行了微調，經濟周期與稅收周期雖不同步，但通過調整而出臺的一些稅收政策對這4次經濟增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三是根據稅收次優原理，一些非傳統的“過渡性周期制度”可能在某一時期里比所謂的最優制度具有更高的效率。一些具體的經驗是：激勵、硬預算約束、競爭不僅應當實施于企業部門，而且也應當體現在稅收周期政策和措施中，使改進的稅收政策可以在不導致很多或巨大損失的情況下在一個短周期組合中改進效率。
（四）關聯效應
稅收的關聯效應主要包括3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創造激勵、施加硬預算約束、引入競爭性制度不僅應當適用于企業而且應當適用于稅收本身。實際上，對稅收的改革是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稅收具有正的激勵并受硬預算約束限制和引入競爭理念時，改革的結果將是生產性的。如果稅收是非激勵、軟預算約束并呈全封閉狀態時，則改革結果將是有問題的。二是成功的經濟改革依賴于稅收的政治性支持，而這又將取決于為大多數人口提供可見的實惠。三是稅收設計應當使稅收與經濟協調增長，而不是同步增長。經濟增長與稅收增長呈正相關，但不等于相關程度強。在這種情況下，要跳出就稅收論稅收的思路，轉變稅收增長越快越多越好的觀念，實現稅收的最優化而不是最大化。在解決現實稅收與經濟相關問題時，要冷靜地分析納稅人負擔與承受力問題，正確處理納稅人負擔重和國家財政吃緊的矛盾，實事求是地把握理論與實踐、長遠與短期、依法治稅與完成收入計劃任務的關系。
三、優化稅收，提高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市場效率
稅收產生至今，經歷了4次革命性變化：一是以征收貨幣稅取代勞役和實物稅；二是以法律和國際稅收條約為標志的依法課征取代專制課征；三是稅收的專業化分工、程序化管理；四是計算機進入稅收征管領域，現代管理手段被廣泛使用。這個依次以便利規范科學高效為標志的演進過程，體現了稅收對效率的追求與改進。我國現階段優化稅收應以提高效率作為出發點及總目標，并對稅收的效率改進有全面的認識和可行的辦法。
（一）提高效率要體現在稅收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方面
高新技術進步可以概括為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產品為龍頭、以技術創新為基礎、以技術改造為重點，通過采用國內外先進和適用的科技成果，優化產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物質消耗，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轉型經濟中，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與日俱增，遠遠超過其他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成為現代企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和動力，特別是知識經濟的興起，對于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更具有戰略性意義。
1.稅收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關系的實證分析。
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各方面資金的投入。世界各國為刺激企業技術進步，普遍運用稅收政策鼓勵企業加大對研究與開發的投入。其稅收政策主要有：（1）減免稅。通過減免公司所得稅，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增加企業稅后所得，增強企業技術研究與開發投入的能力。（2）企業研究與開發費用允許在所得稅前列支。這一方法最早由美國提出，現已為大多數國家采用。（3）加速折舊。如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設立新技術機械設備特別折舊制度，規定在購置設備的第1年可提取50%的特別折舊費，并在所得稅前扣除。（4）稅收抵免。美國、日本從20世紀80年代起相繼對企業當年用于研究與開發的投入超過上年投入的部分，不僅繼續給予所得稅前列支，還給予其投資額20%的所得稅抵免。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僅公司研究與開發費用列支一項，聯邦預算每年就少收20億美元的公司所得稅。上述稅收激勵政策，不僅給企業研究與開發帶來資金，而且也激活了企業加大技術進步投入的積極性。
2.建立和完善稅收促進高新技術進步的新機制。
（1）對科研單位、高等院校以及企業技術研究開發機構轉讓科技成果取得的收入，改征增值稅。為保證增值稅鏈條的完整性，可給予“先征后返”的照顧。對其技術性所得減征或免征所得稅，調動其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的積極性。
（2）完善增值稅稅制，有選擇、分步驟地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對企業購進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規定的先進設備以及科技成果中所含的已征增值稅，允許作為進項稅額進行抵扣，加速企業技術改造和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進程。
（3）企業研制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重點開發的高技術含量、高市場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創匯、高關聯度且對全省乃至全國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的新產品，其繳納的增值稅，可給予定期“先征后返”的照顧。
（4）對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發展的行業和產品，其技術改造措施貸款項目新增利潤繳納的企業所得稅，在歸還其貸款本息期間，給予“先征后返”的照顧。
（5）對企業用于研究與開發的投入允許按實際支出在繳納企業所得稅前列支；對當年研究與開發費用超過上年實際支出的部分，給予其投資額20%的企業所得稅抵免。
（6）對技術含量高且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發展的行業和企業，可縮短其固定資產的折舊期限，實行快速折舊制度。
（7）對經省級以上有關部門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無論其是否設立在國家批準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內，均給予定期減征企業所得稅的照顧。
（8）對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鼓勵進口的設備、技術，可進一步降低關稅稅率。
（二）提高效率要體現在稅收促進生態環保產業發展方面
1.稅收要有利于保護、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
我國現行對資源課稅的稅收政策還遠不能滿足切實保護、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自然資源的要求，主要表現在：稅制不規范，征收范圍窄，調節軟弱無力，激勵措施過少等。針對上述問題，在實行其他行政、法律手段的同時，需要采取以下稅收對策：（1）應合并現行各種資源課稅的稅種，設立統一的資源稅，并擴大征收范圍，把森林、草原、海洋、名貴中藥材和淡水等需要實行保護性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納入征稅范圍；（2）實行分項課征制，對土地資源等大幅度提高稅負水平；（3）擴大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對利用不可再生資源或相對稀缺可再生資源生產的消費品普遍征收消費稅；（4）對利用替代資源和綜合利用自然資源生產產品的企業制定全面、系統的“稅收激勵計劃”，在一定時期內實施一攬子稅收優惠（各種協調優惠）予以激勵。
2.稅收要有利于保護和治理環境。
從我國的現實國情考慮，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出路，一要靠技術創新，二要靠制度創新。通過技術創新，使企業在追求內部發展的同時解決一些外部不經濟問題，或者將外部的不經濟性降低到最小程度；通過制度創新，包括健全法律制度，制定科學的產業政策，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管理與監督力度等，使環境治理與保護的成效達到或超過政府的預期目標。
稅收是政府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現階段可以采取兩方面的對策：一是稅收限制，二是稅收引導。
所謂稅收限制，就是借鑒國際經驗，對環境污染企業和產品征稅。具體設想是：（1）取消征收排污費的做法，開征排污稅和環境保護稅，主要以排放工業廢氣、廢液和汽車尾氣為征稅對象，實行差別定額稅率從量計征，稅負以污染的治理費用為標準設定；（2）擴大現行消費稅的征稅范圍，除對鞭炮、焰火等征稅外，將“白色污染”制品等對環境有害的消費品納入征稅范圍，實行稅收限制。
所謂稅收引導，就是利用稅收優惠與鼓勵措施引導投資，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具體設想是：（1）在流轉稅方面，對采用高新技術生產的環保產品或有利于環保的產品，分別情況給予免稅、減稅等優惠；（2）在企業所得稅方面，除對以廢氣、廢渣、廢液和垃圾為原料生產的產品實現利潤給予免稅外，還可對投資于環境治理與保護項目的企業實行投資抵免和再投資退稅政策等進行鼓勵，即允許企業在所得稅前的實現利潤中抵扣一定比例的投資額，或對企業用稅后利潤投資于上述項目的，退還其全部或部分已繳納的所得稅，以鼓勵和引導更多的企業重視、參與環境保護活動。
（三）提高效率要體現在稅收促進第三產業全面發展方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產業結構明顯改善。三次產業的gdp結構，由1978年的28.1∶48.2∶23.7變為1998年的18.0∶49.2∶32.8；三次產業的勞動結構由1978年的70.5∶17.3∶12.2變為1998年的49.8∶23.5∶26.7.但這一結構同世界其他人均收入相當的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
綜合來看，目前我國第三產業中，勞動生產率較低的批發零售業、餐飲業、交通運輸業、倉儲業等傳統產業仍居主導地位，但增長已放慢；勞動生產率較高的房地產業、金融保險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等新興產業以及社會服務業、郵電通信業、文化教育衛生等服務部門雖規模較小，但增長較快。這一發展趨勢符合產業結構演進規律。與消費結構相聯系，1997年我國城市居民的恩格爾系數比1992年的日本高28.5個百分點，農村高36.2個百分點；而住房、文教、醫療、交通和通信的支出卻明顯低于日本，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今后我國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預計“十五”期間，伴隨我國工業、商品流通業比重的穩中有降，房地產業、金融保險業及社會服務業比重將明顯提高，科技、教育、文化、衛生、信息、咨詢等服務部門比重也會有所提高①。
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第三產業，不應該只局限在鼓勵發展那些一般業，而要大力發展能夠支持第一、第二產業能量釋放，服務和支持高科技產品開發與生產的行業與部門。在發展方向上，應充分利用稅收的產業配置優勢和優惠政策，全面實現從傳統的產業平面擴張與結構調整向產業縱向升級與深化高次產業代替低次產業的政策轉變；實現從重點依據產業發展規模衡量產業發展質量的政策理念，向重點依據產業附加值高低衡量產業發展的政策理念轉變；實現從保守的產業靜態劃分與靜態管理政策操作模式向新的產業動態劃分與動態管理政策操作模式轉變。
在這個大前提下，發展第三產業首先要求調整投資結構，加大對第三產業的投資力度，宏觀產業政策及稅收政策應當引導社會投資更多地進入第三產業部門。目前，我國服務業很不發達，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交通運輸、郵電通信、金融保險、教育、科研、技術服務、咨詢服務、公共服務、居民服務等的發展都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這些產業的發展前景非常廣闊，其高速增長至少能夠對我國今后10～15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提供重大的支撐作用。只要社會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的重點轉向了這些第三產業部門，第三產業的投資和發展相對規模就會趨于合理。其次，要通過產業體制改革促進第三產業協調發展。我國第三產業中的鐵路和航空運輸業、郵電通信業、金融保險業、教育、科研和技術服務業以及公用事業、衛生體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非國有經濟的比重都很低，由于缺乏競爭，經營效率相對較差。隨著我國加入wto和對外開放的擴大，迫切要求在對外開放的同時，實現對內開放。通過相應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調整，減少以至消除非國有企業進入這些產業部門的體制障礙和限制，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和協調發展，促進國有企業生產率的提高和民族產業競爭力的增強。
主要參考資料：
（1）錢穎一《中國市場化過渡的基礎》（載《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會論文集》1999年）。
（2）胡世文《積極財政政策中的稅收取向》（載《稅務研究》2000年第1期）。
（3）鄭玉歆、樊明太《中國cge模型及政策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4）武義青、陳永國《中國第三產業結構及發展態勢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①參見錢穎一《中國市場化過渡的基礎》（載《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會論文集》1999年）。
【關鍵詞】農村信用社;市場競爭;規模經濟;市場化改革
農村信用社是扶持“三農”的重要力量，在6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導致農村信用社的問題日益增多，嚴重影響了農村信用社的發展，削弱了其扶持“三農”的力度。因此，2003年，國家正式對農村信用社進行了試點改革工作，截止到目前為止，在產權和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問題已經得到了初步解決，但是，離“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還相差甚遠，從面前來看，對農村信用社進行市場化改革是促進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
一、農村信用社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性
（一）地區要求
農村信用社在我國的分布較為廣泛，在各個鄉鎮甚至是農村隨處可見，雖然分布環境大致相似，但是經營狀況卻千差萬別，比如，東部及南部沿海農村，農村信用社的經營狀況較好，而偏遠地區的農村信用社，長期處于虧損經營狀態，無論是城市之間還是農村之間均存在著此種情況，甚至在同一個城市，農村信用社的經營狀況也非常懸殊。農村信用社受地理條件的限制比較大，因此，即使是一些經營情況較好的，也得不到進一步發展;反而將一些經營較差的農村信用社卻得到了保護。由此可見，對農村信用社進行市場化改革迫不及待。
（二）金融市場要求
如果農村信用社進行市場化改革，將會打破前文提到的地理限制，從而將會轉變目前同一地區一個農村信用社的狀況，實現多家競爭，從而對于穩定當地的金融市場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避免一家經營，出現不善，導致當地整個金融市場動蕩，因此，為了穩定金融市場，必須進行農村信用社市場化改革。
（三）自身要求
目前農村社存在著嚴重問題，比如產權不明晰，最高權利被農村信用社主任掌握、“人情債”導致不良信貸率增加等，不同程度上給農村信用社的發展帶來了嚴重阻礙，如果不進行市場化改革，農村信用社的未來令人擔憂。
二、市場競爭、規模經濟與市場化改革的關系
（一）市場競爭與退出機制是市場化改革的核心任務
目前，農村信用社已經完成的初步改革，農村信用社是自主經營、自我約束、自擔風險的金融組織，因此，必須按照市場的客觀規律開展各項經營業務，嚴格按照市場機制辦事。目前，其它金融對于農村信用社的競爭比較小，農村信用社還沒有充分意識到競爭的重要性。農村信用由于受到地理限制，因此，存在著一定的壟斷性質，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金融服務不應當受到地理限制，而是屬于一種社會公共產品，從而導致農村信用社缺乏退出機制。近年來，我國加大了對國有商業銀行的政策支持，國有商業銀行正在進行股份制改革，在改革過程中，逐漸將一些縣城以及縣城以下的網點予以收回，很多地區，農村信用社成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正規的金融機構，即使經營不善，也不可能會被金融市場淘汰。外部競爭的降低使農村信用社處于“溫室”之中，激勵力度降低，僅僅進行產權改革已經遠遠不能滿足農村信用社發展需求，如果沒有完善的競爭和退出機制，將無法實現徹底的改革。
（二）由市場競爭帶來的激勵機制有助于改善農村信用社的治理
相關理論證明，企業產權對于企業效益并沒有直接的關系，而市場的競爭程度往往是企業效益的決定因素。也就是說，如果同行業市場競爭越激烈，企業就會為了提高市場競爭力，提高效率。泰騰郎教授根據大量的實踐調查，充分證明了上述理論，即：企業效益與市場競爭程度有關，對產權進行改革，不一定能夠使企業朝著提高效益的方向發展，只有競爭才是最為根本的保證。超產權理論認為，利潤激勵與經營者努力投入并不一定存在正向關系，只有基于市場競爭，才能發揮利潤激勵的作用，實現效益增長。因此，作為農村信用社改革來說，必須要將現在安逸的經營局面打破，引入競爭機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促進農村信用社市場化改革，從而提高經營效益。
（三）市場競爭時實現規模經濟的主要手段
影響農村信用社運行效率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經營規模，農村信用社經過此次階段性改革，已經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微觀市場主體，農村信用社的經營規過小，不利于其發展，因此，只有從實際出發，對農村信用社的經營規模進行調整，才能為農村信用社的壯大提供機會。農村信用社想要改變目前的經營機制，不斷提高經濟效益，其根本還是要引入競爭機制。競爭機制的引進必然意味著一些應變能力較差的農村信用社被淘汰，但是，也只有競爭，才能轉變目前的整體局勢，為經營良好的農村信用社提供進一步的發展空間。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一些經營機制完善、效益突出的農村信用社將會脫穎而出，它們可以憑借自身的實力，將一定范圍內的其它農村信用社予以兼并或重組，從而實現擴大經營規模，值得注意的是，農村信用社在進行兼并或重組時，一定要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不能按照自身意愿，盲目進行。
三、關于農村信用社市場化改革的思考
（一）打破機構和經營的地區性限制
正規金融供給不足是目前農村信用社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我國大部分的地區的國有商業銀行將網點進行收縮，使得農村信用社成為當地的唯一正規金融機構，并且，由于多種因素的制約，這種情況在短期內將不會得到改變。而大部分地區只存在一個農村信用社，因此農村信用社處于壟斷地位，根據相關理論證明，如果長期處于壟斷地位，不僅不會提高效益，反而會帶來一些損失。因此，農村信用社進行市場化改革，首先就必須要打破這種地域性限制，將競爭機制引入進來，允許經營規模較大、經營狀態良好的農村信用社進行異地分支建設，實現跨區域經營。
（二）強化外部約束，完善退出機制
農村信用社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其體制一直處于封閉循環的狀態，因此，導致一些可控風險時有發生。相關理論證明，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企業為了生存，會自行對其內部進行調整。但是金融行業與其它行業相比，地位較為特殊，如果在調整過程中，一旦出現問題，很有可能造成我國經濟市場動蕩，不利于社會穩定。因此，農村信用社進行市場化改革，必須要對其加強約束，國家要充分發揮其主導作用，建立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加強對違法者的處理力度，引入退出機制，對于不符合要求、長期虧損運行的農村信用社予以淘汰、兼并、重組等。
（三）鼓勵兼并和重組
經過改革之后，農村信用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風險意識和消除風險的能力，但是風險是始終伴隨農村信用社發展的，不可能將其全部消除。因此，農村信用社要加強金融監管，在嚴格的監管下，實現快速發展，目前，我國農村信用社普遍存在著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所以，要有針對性的制定監管措施。將監管評級等重要結果作為農村信用社下一步改革的重要依據。允許監管評級高的農村信用社進行異地分析建設，鼓勵對監管評級較低的農村信用社進行兼并、收購等，實現優勝劣汰。這樣做主要有兩方面作用：其一，并不會改變其機構性質和存量，相反，能夠擴大農村信用社的經營規模，提高經濟效益;其二，監管評級較低的農村信用社在面臨兼并、收購、重組的威脅下，能夠給其正向激勵，從而促進其改變目前的經營狀態，逐漸好轉。
四、結語
農村信用社的壟斷地位決定了其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出現內部結構混亂、經營不善等問題，嚴重阻礙了農村信用社今后的發展。基于種種問題來看，農村信用社進行市場化改革是必然選擇，國家要充分發揮主導作用，建立相關的規章制度，引入競爭和退出機制，引導農村信用社朝著正確的發展，從而實現農村信用社在扶持“三農”方面的積極作用，為改善我國民生和農業發展提供重要保障。
參考文獻：
關鍵詞： 市場經濟; 高校籌資; 多元化
高校教育體制不斷改革使高校由國家公辦的形式向著復合型的辦學形式，各種資金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開始流向學校教育中，高校教育體制的改革也在不斷深化。在高校教育中，教育和科研是其活動的主要內容，這些活動都需要教育經費的投入，但是近年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不斷發展和壯大，國家在教育經費方面的支持力度并不能跟上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速度，所以教育經費吃緊的問題就顯得日益突出。國家財政撥款只能在學校科研經費的支出中占到較小的部分，而對于高等院校的快速發展來說，自籌經費的能力就顯得尤為重要。所以目前對于高校來說如何提高自己籌資的能力，拓寬籌資渠道，是其在日后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一方面學校要將教育推向社會，實現以學養學的目標;同時還要以加強學、研、產三方面的結合，努力實現學校科研能力轉化為經濟效益。有上述可知，廣開財源，實現高效籌資的多元化，才能保證高校健康穩定的發展的需要。
一、高校籌資多元化的原因
高校教育體制的改革，是學校教育對于市場資本的依賴程度加大，高校的職能也開始向遵循市場規律的方向傾斜，政府資金的支持顯然已不能適應這種新形勢的發展，所以在此形勢下高校籌資多元化必然成為了高校可持續發展的選擇。
（一）高校性質決定了高校籌資的多元化
盡管高等教育的性質由原來單一的國家辦學，向著復合型的辦學形式轉變，但是其準公共產品的性質依然明顯，兼有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的特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校是一個生產產品、提供服務的利益實體，在這個方面它將是相對獨立的。高等教育的享受所承擔的經費是由多方付出的，直接受益者（接受高等教育資源的人）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學生支付學費，在高等教育的課堂上學習專業的技能和知識，這種消費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因為如果沒有滿足校方各方面的條件和支付學費的話，是沒有辦法享受高等教育資源的。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還具有明顯的社會效益屬性，因為高等教育的知識性特征，使得其在為社會培養人才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對于促進科技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富強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高等教育又具有某些公共產品的屬性。這就使高等教育所需的成本不能完全由學生個人承擔，決定了高校籌資的多元化。
（二）高校辦學模式的變化決定了高校籌資的多元化
學校法人實體的地位在《高等教育法》中得到明確，并在民事活動中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法律的頒布和實施使高校的主體地位由以往依附于政府，變為自主法人，這種地位的轉變是根本性的，說明高校可以自主辦學、自主發展、在市場競爭和交換活動中的獨立地位得到明確。這種變化表現在高校的辦學資金上則是由政府撥款的方式開始轉變為開放式多元的方式。
二、高校籌資多元化的途徑
隨著高等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高校在籌資方面也要努力形成多元化和多層次的格局，只有這樣才能適應高校未來的發展。
（一）政府財政支持
準公共產品性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特性，這就決定了在政府財政撥款這一方面其仍是高校資金來源的主要渠道。這不僅包括國家教育部的撥款，也包括各級地方財政對于高校辦學的大力支持，這無論對于教育部直屬還是省屬高校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隨著國家在教育投入的力度越來越大，這對于高校資金中來自政府的支持是一個好的預期。
（二）學費來源
隨著教育成本的支出越來越大，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全球范圍內教育經費不足都已經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1994年我國開始執行并軌收費制度，這對于教育經費不足的問題起到了很好的緩解作用。之后高等教育不斷擴招，收費標準也在穩步提高，使學費在高校資金籌措過程中成為了一個重要來源，對于高校教育經費緊張的緩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校企合作、稅收優惠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校企合作辦學的模式開始成為一種新的辦學模式方興未艾，這種模式有利于充分利用校企雙方的優勢資源，既可以使學生在學習理論的同時實踐所學的知識，也有利于企業將學校的技術優勢引入到企業的生產中，從而提高勞動成產率，擴大產品收益。這樣在校企合作的收益分配中，學校就可以得到應得的利益分紅，不失為學校籌資額的一個重要來源。同時國家還可以對于這類企業在稅收政策上予以至此，減免稅收。如國家可對高校所辦的培訓班等免征所得稅，對高校自身所辦的企業可以給與一定的稅收優惠。通過種種優惠政策，可使高校增加資金來源。
（四）高校投資收入
高校可利用自己手中現有的資金，如學費和科研資金等，進行投資創業以帶來一定的收益。其中最明顯不過的例子就是北大方正集團和清華同方在這方面所起到的示范作用。這是高校投資創業成功的例子，不僅為學校的發展帶來了必須的資金，同時也成為本校學生實踐學習的好場所。另外學校可利用自身的金融資源和知識，投資獲益較為穩定的基金或者有價證券等。這些市場經濟的金融產品在控制好風險的情況下可以為高校帶來較為可觀的收入。
（五）利用社會資金
在高校不斷發展的快節奏中，貸款成為了一種有效且快速的融資手段，很多高校和銀行簽訂了合作協議，在幫助解決高校發展的急迫問題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且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開始和高校合作，金融機構擁有資金優勢，而高校擁有智力優勢，雙方的互補使這種合作可以較為順利的展開，許多高校也開始在金融產品的研發方面給金融機構帶來了額外的收益。在社會資金中，個人和企業的捐贈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這其中主要有教育基金、企業、個人等主體。這在西方發達國家是一種較為成熟的模式，很多非營利性機構對于教育的捐款很多。同時個人處于對母校或者是在某學科較為有優勢的高校捐款，高校會給予其一定的榮譽，這對于捐贈者來說是一種鼓勵。但是這種模式在我國的發展還是比較落后的，因為我國絕大部分高校都是國立性質，在加上我國在個人捐贈方面并沒有文化傳統的優勢，所以人們在這方面的關注還是比較薄弱的。
（六）其他融資渠道
為了進一步利用其他方面的資金，高校可以加強同國外高校、企業或者是社會機構之間的合作和聯系，這樣就可以充分利用國外的資金優勢，為高校融資的多元化提供更多的途徑。
三、市場經濟環境下高校籌資多元化應該注意的事項
（一）重視籌資成本
顧名思義，所謂的籌資成本就是為籌措一定的資金而需要付出的代價，可分為用資費用和籌資費用兩部分。高校在籌資的過程中一定要在綜合考慮各種成本和利弊的情況下進行，盡量在籌資的過程中選擇那些籌資成本較小的渠道，以實現籌資資金成本利用的最大化，和籌資成本的最小化。
（二）重視分析籌資風險
任何投資和收益都是有風險的，不可能坐享其成，所以高校在進行投資的過程中，一定要將注重風險的分析，在投資金融產品時一定要在低風險的基礎上再去追求效益，不能純粹為了高回報而盲目投資。因為高校投資的失敗可能會使整個學校的運作受到影響，所以高校管理層在對投資做出選擇的時候一定要充分考慮到風險的因素，做出適宜的籌資渠道。
（三）建立合理的籌資組織
高校籌資是一項較為繁重的工作，尤其是在高校籌資多元化之后，這項工程更是需要專門的組織進行管理和運行，所以在高校建立完善的籌資管理組織是很有必要的。在這方面高校可以借鑒相關企業的管理模式和經驗，采取較為靈活的管理方式和經營理念，同時還要加強人才的選拔，把合適的相關人才選入到管理組織中，如具有工商管理、法律、金融等相關學科本經的人才。為我國高校的運作創造更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高校籌資的渠道和傳統模式相比也發生了較為大的變化，高校在面對這種變化時一定要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注意與時俱進，在籌資渠道方面注意開拓創新。但是高校在籌資過程中也一定要注意對風險的規避，減少籌資成本，并且在相關學科背景人才的幫助下建立較為有效的管理組織，只有將各方面的因素充分考慮之后才能完善高校籌資多元化的制度。
參考文獻：
[關鍵詞] 商標 名牌 商標保護
當今社會，商標已不再是原始意義上的商品的標記，而是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重要商戰利器，是商品品位和質量的標志，企業形象和信譽的象征。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之多的消費市場，但我們卻很少有像“可口可樂”、“奔馳”那樣在國際上叫得響的名牌，中國有聞名于世的“食文化”，可是卻缺少“麥當勞”、“肯德基”等遍布世界各地的餐館。世界十大馳名商標中沒有一個中國品牌。中國名牌為什么如此難以走向世界？
一、實施名牌戰略存在的問題
1.商標法律意識淡薄
名牌戰略的基礎條件是產品和商標。在國際上，商標被公認為是最重要的知識產權，名牌商標更是如此。跨國公司和許多知名企業視名牌商標為國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保護名牌。而令人不安的是，我國一些企業對名牌商標的重視程度卻不夠高。它們只重視利潤，整日忙于生產經營活動，忽視甚至無視商標的重要性，待自己生產經營的商品紅火起來后，才發現自己辛辛苦苦創下的牌子已被他人搶注，把已開拓好的市場拱手讓給了他人。這些年來，一件件國內企業的知名商標被搶注的例子觸目驚心：“大寶”在美國、英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被一個荷蘭人注冊；“杜康”酒、“龍井”茶在日本被搶注；“長虹”電視在泰國被搶注……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曾有超過80個商標在印度尼西亞被搶注，有近100個商標在日本被搶注，澳大利亞的一個商人竟在一年內搶注了我國180件著名商標！面對自己的商標被搶注的尷尬與無奈，迫使我國企業不得不使用重金贏回自己的商標使用權，或改頭換面，再創聲譽，或放棄商品在該國家或地區的銷售。無論作何種選擇，企業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
2.名牌擴張泛濫
有的企業在不顧及產品質量的情況下，盲目擴大商標使用范圍，或自行許可多個企業使用，結果損害了商標的信譽，造成知名商標貶值。如“鎮江香醋”、“德州扒雞”等名牌產品，通過聯營的方式甩賣“老字號”，許可他人企業打上當地的地名，就可以輕松地獲取可觀的商標許可使用費；天津狗不理總店曾提出了每年發展分店100家的口號，分店無節制地發展造成經營產品的不規范，出現了只要能交出1萬元許可使用費，不管什么樣的餐廳酒樓都可以買走“狗不理”招牌的怪現象。
3.假冒偽劣產品對商標的侵害
據國家工商局估計，我國每年生產的假冒偽劣產品的市場流通額為3000億元。假冒名牌源源不斷，沖擊著正宗產品，令名牌企業叫苦不迭。據有關資料，每年流入市場的假茅臺不少于1200噸，價值4億元；“紅塔山”香煙，市場上的冒牌貨已占銷售量的30%～50%，在“紅塔山”的主要銷售地，假貨已占紅塔山總銷量的70%。在假冒產品的重重包圍下，有的企業將提高產品質量的資金用在了如何提高防偽標志上，甚至自己出資打假，這嚴重制約了我國名牌產品的發展，損害了名牌產品的形象和聲譽。有的企業沒有在激烈的競爭中被打跨，卻敗在假冒偽劣產品之下。
4.外商對中國名牌的侵吞
我國許多知名品牌在合資中，由于不注重保護商標專用權，不是夕陽西下，就是被打入“冷宮”。如“美加凈”牌化妝品曾是風靡全國的名品，但在折價1200萬元投入合資企業后，立即被打入“冷宮”，取而代之的是“露美莊臣”。每日映入我們眼簾的廣告還有如“飄柔”、“海飛絲”、“舒膚佳”、“阿米尼”等，盡是合資的洋品牌，而國人所熟悉、喜歡的名字和商品卻在與日減少，甚至銷聲匿跡。
以上種種弊端，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商標事業的發展。而隨著經濟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不斷加快，我國將面臨著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挑戰，那么，我國企業應如何提高商標自我保護意識，造就中國品牌，再次成為一個熱門話題，這也是我國所面臨的緊迫的現實任務。
二、實施名牌戰略的途徑
1.強化商標保護意識，熟悉商標保護規則
一個國家沒有一批國際知名的企業，一個企業沒有在國際、國內市場打得響的牌子，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只能處于被動的地位，永遠落在別人的后面。因此，正確的商標保護意識，可以指導企業實施有效的商標戰略，制訂正確的商標發展規劃，生產出真正適銷對路的名牌產品，從而奪取市場、獲得效益，商標能否得到有效保護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企業生產經營的成敗。而要加強商標保護工作，首先必須熟悉商標保護規則。不僅要熟悉我國的商標保護規則，還要熟悉商標保護的國際規則。因為只有熟悉商標保護規則，才能自覺地遵守商標保護規則，以免因不懂規則而有意無意地侵犯了他人的商標權，給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損失。也只有熟悉商標保護規則，才能主動利用商標保護規則，打擊商標侵權行為，充分維護自己的合法商標權益。
2.高度重視商標戰略，提高產品的質量信譽
(1)要堅持商品先注冊后使用的策略。如果企業的商標先使用后注冊，易被他人搶注；如果商標注冊和使用同步，既有被駁回和產生異議的可能，又有被他人假冒的危險。只有商標先注冊后使用，才有利于企業進行有效的廣告宣傳和商標專用權的保護。
(2)要強化產品質量，提高商標信譽。知名商標的信譽是以完美的質量為依托的，產品質量是企業的生命，是贏得消費者的基礎。企業要建立完善的質量體系，盡快實現與國際質量標準的接軌；要注意掌握質量信息的反饋，生產符合消費者需求的高質量產品；要配有良好的售后服務，使產品質量上等級，上水平。
(3)要實施名牌促銷策略，提高名牌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市場經濟不識無名英雄，這“名”便來自于廣泛的公共活動和深入的產品宣傳，而宣傳產品的一個有效途徑就是做廣告。創立名牌，要轉變過去那種“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傳統觀念，要舍得投資，企業的牌子就像儲蓄的戶頭，不斷地用廣告累計其價值，便可以享受它的高額利息。
3.提高商標注冊意識，加強商標注冊工作
在國際商標戰中的一次次折戟，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搶注風的背后，給我國企業家留下了一個慘痛的教訓：商標，要及時注冊。必須遵循“品牌營銷，商標注冊先行”開拓國際的重要準則。這就要求使用的商標必須立即申請注冊，以免被他人搶注；而商標從申請到核準注冊，一般都需要3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所以提前申請非常必要。對于企業重要的商標和知名的商標進行防御性注冊，即在類似商品或者服務上以及其他非類似商品上進行防御性注冊，這樣就建立了完整的商標保護網，可以維護品牌的整體性。如：柳州牙膏廠生產的“兩面針”牙膏，在注冊了“兩面針”之后，又增注了“針兩面”、“兩兩針”、“面面針”、“兩針面”等商標，這些備而不用的商標稱為聯合商標，它們構成了對“兩面針”的保護網，使侵權者無機可乘。而廣東健力寶集團更是領先一步，在國內進行了60個商標的有效注冊，在國際上注冊了90個商標，其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保護自己苦心創造的品牌――健力寶。
4.強化商標維權意識
維權是指在獲得權利之后，如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使其不被侵害或喪失。首先，要使已經獲得的權利繼續有效，就要履行相應的義務，如商標的使用要符合法律的規定，否則會被依法撤銷；商標的有效期為10年，在到期前6個月或在延展期內要辦理續展，千萬不能一次注冊就萬事大吉了，要及時續展。其次，權利人應依法制止他人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的侵權行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并有依法獲得賠償的權利。
5.充分利用商標專用權，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中國加入WTO以后，中國企業已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世界經濟大潮中，要在全球的經濟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須有屬于自己的品牌。商標作為企業參與國內國際市場競爭的重要商戰利器，要盡可能在相關國家或地區取得商標專用權，否則很難得到該國或地區的法律保護。近年來，海爾集團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申請注冊商標數以千計，從而為自己的產品打入國際市場奠定了法律保護的基礎。同時，還應注意到，外商來華與國內企業合資、合作的機會越來越多，在與外商合作投資時，一方面，對于自己的商標作價出賣一定要權衡利弊，以免為一時之利而喪失了自己的品牌。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對方的知識產權是否合法有效，不要支付冤枉的轉讓費或許可使用費。
總之，入世后的商標領域，是機遇與挑戰并存，我們只有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正視現實，才能使我國的商標保護工作跨入一個新的階段，才能造就我國更多的世界名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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