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2-27 1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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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就業技能結構，技能度量，國民經濟各行業
就業技能是就業人員參與社會生產活動所具備的能力，就業技能結構是指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力在就業人員中的分布比例。根據技能對勞動力分類源于WoodWard在1887年將勞動力分為“thecunninghand”(熟練的手工勞動者)和“theculturalmind”(有文化的腦力勞動者)。在當前的中國，由于產業結構調整和生產技術改變而產生大量結構性失業。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勞動者發現職場上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太少；而另一方面，廣大雇主卻在埋怨要招到自己所需要的技工越來越難。要解決這個問題，前提是要分析各行業目前的就業技能結構和發展趨勢，為勞動者指明職業技能發展的方向。
就業技能的分類與度量方法
就業技能與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訓多少、工作時間長短、職業性質和特點等相關，可從經濟角度和社會角度來衡量。一些文獻對技能劃為四種：學術能力或者叫認知能力；一般能力；學習和運用技術的能力；人格智能。其中前兩種是從經濟角度考察，后兩種是從社會角度考察。從經濟角度測量技能具體依據有如下四種：證書、資格證等；工作經驗；職業類型；教育程度。我國主要從經濟角度考察勞動者技能。
國民經濟各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分析
(一)就業技能結構統計中存在的有關問題
我國在就業技能結構統計中主要面臨以下問題：首先，我國各資料的取得方式主要是有關部門的統計報表、行政紀錄和抽樣調查，沒采用過問卷調查方式。其次，統計資料存在時間斷層。比如《中國統計年鑒》上，“分地區分行業專業技術人員年末人數”僅有1999年至2002年的數據；按“行業、性別分全國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在2002年后才出現。這反映了我國在面臨結構性失業問題的時候，卻未對就業人員技能及就業技能結構引起足夠重視。此外，統計指標在不斷調整過程中也存在斷層。例如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于1984實施后又在1994年、2002年做了兩次修訂，2002版和1994版在門類和大類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如將1994版和2002版的相關行業進行歸并分析，會造成較大的誤差。如果要做就業技能結構時間序列上的數據比較，只能以2002年作為分界線。
(二)就業技能結構度量指標的確立
相對而言，我國關于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的統計較為全面。因此，本文將受教育程度構成作為度量就業技能結構的第一個指標。此外，統計較完整的還有專業技術人員數，它主要根據職稱來對專業技術人員進行認定，而職稱基本反映了就業人員在工作中形成的技能水平。因此，本文將專業技術人員即技能型勞動力的比率作為第二個度量指標。兩個指標中，第一個指標更細致，但二個指標考慮了就業人員在工作中積累的技能，更有實際意義。
(三)國民經濟各行業就業技能結構狀況分析
1.以受教育程度分析就業技能結構。迄今為止，在《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按行業分全國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欄中僅有2002-2005年數據(見《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3年版53-55頁，2004年版58-60頁，2005年版66-68頁)，其就業技能結構特點如下：
各行業中各個學歷層次的就業人員比例分布趨勢都比較平穩，沒有突變情況出現。
在采礦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就業人員比率呈上升趨勢，說明這些行業能對體力勞動者產生了很好的吸納效果。現實也如此：大量未受過良好教育的農村勞動力，都勞動在搬運、施工、運輸等門檻很低的行業。
除房地產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國際組織這些行業外，其余行業勞動者中以初中文化程度的比率最高，也就是說是以低技能為主。
農林牧漁業屬于傳統產業，但2002-2004年的數據表明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就業人員和小學程度就業人員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大專學歷人員逐年上升。這是一個可喜的趨勢，表明隨著現代農業技術的運用和生物技術的推廣對勞動者提出更高的技能要求。
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中初中學歷的逐年上升。這表明我國生產業從業人員的就業技能結構未滿足產業發展要求。特別是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大專、大學本科學歷就業人員比率在逐年下降。大學生是最具活力和創新精神的群體，這讓人非常擔心行業的創新能力和今后發展潛力。
在文化、體育和娛樂業中，初中學歷從業人員逐年上升，其所占就業人員的比例年均增長率竟達2.4%；大專以上學歷人員所占比例逐年減少，年均下降0.75%。一般人都認為從事文化產業的人應該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但現實并非如此，所以這個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還有待改善，應當加大引進高學歷人員。
在制造業，初中學歷人員逐年提高，高中學歷人員逐年下降，大專和本科學歷人員逐年上升。當前中國的制造業需要大批具有熟練技能的工人，而如何培育各類技師是社會急待解決的問題。相對初中生，高中生在學習和運用技術方面都有先天的優勢。而制造業中吸納了越來越多的非熟練工人，這也印證了一個無奈的現實：企業普遍難招熟練技工。這對發展我國現代制造業是相當不利的，應引起足夠的重視。在教育、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行業中大專以上學歷層次人員逐年穩步上升。這和行業本身特性有關，進入此行業意味著穩定的職業生涯、較高的社會地位和體面的薪酬待遇。所以許多高學歷者都將公務員、教師作為首選職業，同時也印證了近年公務員報考熱潮的高漲。
2.以專業技術人員比率分析就業技能結構。依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除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專有專業技術人員比率略微下降外其余都逐年增加，也就是就業技能結構在逐年提高。特別是地質勘查業、水利管理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行業，專業技術人員比率基本年均增長1%以上。
而從2002年以后的數據來分析，部分行業專業技術人員比率增加緩慢，甚至有下降現象。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可能是行業調整后，大行業中的細分行業專業技術人員變化不同所致。如2002年以前房地產業包括房地產開發與經營業、房地產管理業、房地產與經紀業等細分行業。而2002年后，房地產業包括房地產開發經營、物業管理、房地產中介服務等細分行業。一般情況，物業管理比房地產管理，房地產中介服務比房地產與經紀業所要求的技能低，所以出現2002年以前和2002年以后不同的數據。在社會服務業(1994版)和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2002版)也有這種情況出現。再如，按照1994版的行業分類，教育、文化、廣播、電影電視藝術業的專業技術人員比例逐年上升，而按2002版，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專業技術人員比例逐年下降。這是因為按照1994年的標準，細分行業教育業的就業人員占到該行業就業人員的90%以上，導致了整個大行業呈現上升趨勢，而在2002年教育行業成為一個單獨國民經濟行業，從文化行業中分離出去了。
(四)國民經濟各行業就業技能結構的比較
按照受教程度和專業技術人員比率來分別度量國民經濟各行業就業技能發展的趨勢，一部分行業是基本一致的，如制造業、教育行業、農林牧漁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住宿和餐飲業(2002版)、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1994版)，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2002版)、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1994版)、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2002版)。也就是說，這些行業的就業人員在工作中掌握技能的能力與受教育程度密切相關，如果想改善這些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可以從調整就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入手。
但也有用不同指標度量出現不同結果的現象。如據1994版和2002版的分類，采掘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專業技術人員的比重逐年上升。這表明，根據專業技術人員比率指標這類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在提高。但用受教育程度指標，將大專以上學歷人員作為高技能人員，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提高的趨勢。為什么兩個指標度量的就業技能結構有不同呢？很大一個原因是由于受教育程度指標構成主要從顯性知識角度度量就業技能，而專業技術人員比率指標是從隱性知識角度來度量。隱性知識是在工作中積累的，以工作經驗、工作訣竅等形式呈現的知識。這些行業中顯性知識水平不高的就業人員可以通過長期工作積累，儲備較高的隱性知識，獲得相關專業技能認證。兩個指標度量的結果基本相反的行業有：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服務業。
改善我國就業技能結構的對策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在部分行業如制造業存在就業技能結構與行業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這不但阻礙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易產生結構性失業，影響社會穩定。為此，筆者結合國情提出以下建議：
國民要樹立科學的技能觀。目前我國技能人才隊伍存在年齡偏高，技師、高級技師面臨斷檔的問題。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社會上重普教輕職教、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輕技能的傾向很嚴重，技工實際地位在不斷下降，這些都嚴重影響著技能人才的培養。企業用人應不拘一格，充分尊重技工、重視技能。
經濟運行走勢將好于上年
2000年中國國民經濟運行仍將處于與1999年相同的發展階段上。從發展趨勢上看與1999年沒有大的區別，幾個結構性矛盾將略有緩和。發展思路沒有大的調整，或雖有思路調整，具體措施一時難以到位，人們可以感到發展的制約因素在變化，但實質變化尚不顯著，可能在“十五”末期，局面能有根本改觀。而2000年經濟運行的態勢，人們可能感覺比去年更為艱難，而實際走勢卻可好于去年。
一、城市化將是經濟發展運行中一股給人以信心的新的現實推動力。
當前，農產品實際市場價格在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力增多，農民收入指標走低，城鄉收入和消費差距擴大，這是解決第一層次矛盾即國民經濟主要矛盾的動力。1999年城市工業品剩余積壓減少緩慢和農村居民收入低消費水平低的局面將延續到2000年以后。市場的壓力動力都在加大，要求加速城市化的進程。從擴大內需出發，為緩解城鄉收入消費差距的矛盾，人們也不得不把加速城市化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況且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領導已經從規律上認識到城市化的本質意義，正在制定科學的城市化發展戰略。這種戰略是把城市化作為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生活方式現代化的一個過程來考慮的。抓住人口城市化這個主要矛盾，其他幾個層次的矛盾將隨之解決。因此估計2000年一些地區城市化進程將加快，因而將釋放出國民經濟增長的相當能量，推動GDP增長加速。去年GDP增長7.1％，2000年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超過1999年。
二、區域結構調整將有新的氣象內需將進一步擴大。
近幾年區域同構帶來的內需不足，市場狹小，已引起國人足夠重視。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產品剩余居高不下，但企業效益下滑之勢在1999年下半年已有改觀，工業生產穩定增長，市場銷售相對平穩，運行質量明顯提高。這說明市場自調節的力量迫使區域、產業、產品結構逐步調整，各行各業、各個階層都經受了痛苦的磨練，市場觀念更加成熟，為2000年經濟的發展運行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礎。
目前各級政府都在總結“九五”經驗，積極制訂“十五”計劃和到2010年中長期規劃。這項跨世紀的發展規劃工程，將使各級政府官員和各界人士對國民經濟發展和運行規律的認識上一個新的臺階，必將引起發展觀的革命，從而使2000年的年度計劃將會更加符合經濟發展的實際，各級政府在制訂區域經濟發展計劃、規劃、戰略過程中將增加區際分工，互補共榮的自覺性，將比“八五”、“九五”時期更注意解決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更注意經濟運行的質量，自覺地使短期行為服從長遠發展的需要，因此，這將大大促進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促進各地經濟的健康發展，要素空間配置將更為合理。因此，預計2000年的國內市場將進一步拓寬，國內市場銷售將有明顯增加，內需將逐步擴大，產業結構調整的進展會比1999年順利。這將抵消海峽兩岸政治關系緊張，利用外資減少等負面作用，使GDP增長勢頭好于1999年。
三、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進度加快，去年三條補貼線的提高，將在2000年產生明顯作用，成為調整居民心理預期，擴大內需的推動力。
抓住城市化就抓住了國民經濟發展的牛鼻子，而提高三條補助線，加速社會保障體制的完善，就是降低城市化的門檻，就是加速勞動力商品化，貨幣資本化的催化劑。因而2000年中國城鄉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生活方式變革的速度將有加快的態勢。利息稅的出臺、遺產稅的醞釀、國有資產運營方式的深化改革都將有利于預算內財政社會保障資金的積累和合理的使用，必將增加公民對政府社會保障功能的信賴，消費、投資的心理和社會環境都將好于1999年。
四、2000年將是中國由政治型、計劃型農業向效益型、市場型農業真正轉變的第一年，農業種植結構、經營結構的調整將是2000年農村經濟的主旋律。
20多年來農民的農業純收入增長的70％靠提高農產品價格，靠糧食生產以外的多種經營，糧食生產并沒有真正納入市場經濟體系，計劃種植、計劃收購仍然占有統治地位。糧食生產能力在整個國民經濟改革發展、技術進步的推動下有了巨大提高，而經濟效益提高甚微，致使農民和政府財政為此兩敗俱傷。1998年、1999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負擔加重、糧食積壓、財政損失加重的嚴酷現實，迫使我們把調整農業生產結構、發展效益型農業提到日程上來。這將給農業生產方式帶來新的生機，新的變革。2000年從春耕開始，農業的結構調整將出現新的氣象。以效益為中心，就是以市場為中心，雖然風險增加，為此要付出一定代價，但一個農民、政府雙盈的農業經濟管理模式的誕生必將在總量上增加農民的收入，減少財政的損失。農業體制實質性的變革必將加快大型企業進入農業，使農業企業化的進程。自2000年始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將建立在更加堅實、協調的農業基礎之上，工農兩種生產方式的矛盾將有所緩解，發展和運行的勢頭將好于近兩年。
五、2000年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國際經貿關系走勢都會比去年好。
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正在消失，全球經濟走出緊縮低谷，我國政府近兩年成功的外交努力，開始進入收獲期。美國和歐盟不能不正視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的存在。隨著中國加入WTO，合作和斗爭的天平將會偏重于合作，中國經濟發展和運行的國際環境將大大好于去年。從1999年下半年起，我國的出口回升之勢已令人矚目，2000年這個勢頭將會保持下來。去年下半年出口回升，當然有退稅增加的短期政策效益，但它畢竟為出口企業和經銷部門贏得了結構調整的時間?？梢灶A見，今年即使扣除退稅的貢獻，出口也將是正向增長。1999年進口的大幅增長，客觀上也為出口創造了寬松的國際貿易環境，進口增加是內需增加的一個標志，已對國內產業、產品結構調整產生巨大壓力，我們應把壓力看做動力，借以推動結構調整，使我們的產業升級、產品換代的步伐加快。沒有這個壓力，國內區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調整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僅僅根據進出口形勢確定人民幣匯率走勢，而應該高瞻遠矚，從國家發展戰略，長期政治經濟影響上看待人民幣幣值穩定的問題。人民幣不貶值不是承擔什么國際責任，而是出于本國長期、根本利益的需要。（未完）
必須著力解決的幾個問題
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是我們的既定目標，但我們的社會經濟生活中還存在一些應當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問題。
一、發展觀需要迅速調整
20多年來我們為解決溫飽問題，通過改革開放推動了國民經濟總量的迅速擴張，基本克服了相對于生理需求的短缺狀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由此形成的思維定勢，使相當多的人把發展等同于增長，GDP指標成為經濟景氣的第一指標。由于重增長輕發展，重短期運行，輕根本戰略措施，致使國民經濟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由緩解又轉為尖銳狀態。工農、城鄉兩種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生活方式的矛盾在90年代中后期呈擴大之勢，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農民收入問題，既是政治問題，又是市場問題，必須放到首位來解決。但主要不是在農村解決，也不僅僅是就就業抓就業所能解決的。必須調整我們的發展觀，抓住發展的本質內容本質要求，樹立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它的本質是一切社會經濟發展的目的，其標志是人的發展，人的素質的提高。而我國的最大的本在農村，大多數人口在農村，這個狀態必須改變。發展的速度，就是農村人口減少的速度，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城市化就是農民的分化、農民本質的變化，社會關系總和的變化。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觀，產業升級、結構調整就有了明確的方向。按照消費結構升級的要求調整產業和產品結構，使供給結構和消費結構變動同步，目前的剩余和短缺矛盾尖銳的局面將逐步緩和。2000年調整發展觀，明確發展思路，應在1999年擴大高校招生人數的基礎上，進一步加速教育產業化過程，把人作為加工對象，提高人力資本投入，培養更多高素質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使經濟投入從以自然為本向以人為本轉化，減少自然資源的消耗，提高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二、必須把社會保障作為頭等大事來抓
社會分配兩極分化已是不爭的事實，而這種分化大多不是正常的市場因素按要素分配的結果，因而不能靠市場手段來解決，只能靠政府這個有形手采取財政分配的強制性手段。由此建議把社會保障的內涵改為政府保障，由政府行使社會保障功能。把社會保障資金納入財政預算。應明確社會保障是政府的第一功能、主要功能，除了社會保障之外，任何債務和赤字都是不應該的。只有在社會保障問題解決不了的前提下政府才可發債券，搞赤字財政，其他理由都是不充分的，不應該的。在保障社會穩定之后，有多少錢辦多少事。積極的財政政策只能是社會保障政策和增稅、減稅政策，不應該是為保障以外的原因而借債。社會保障資金到位，低收入者獲得了保障勞動力正常再生產的費用，國內市場就獲得繁榮發展的基本條件。由于沖淡了少數人金融資產含金量，縮小了收入差距，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動力更加充足。
三、中國的事情必須以中為重
我國在強調大力開發中西部的同時，要從經濟效益出發，要把中部和近西部地區的發展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實施中部崛起的戰略。
中國的事情必須以中為重，中部地區、中等城市、中等收入階層是“十五”到2010年這個歷史階段必須突出重視的問題。中部的崛起，中等城市的擴容，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大將對東西部的發展，對四個層次矛盾的解決起到巨大的帶動作用。我們的指導思想應該從抓兩頭帶中間，轉變到抓中間帶兩頭上來，以中為重應成為我們一切經濟工作的思想方法。各地有各地的中，各行業有各行業的中，它是轉化的關節點，一定要從中抓起。
四、加速工業區域的調整
從2000年起我們應加速工業區域結構布局、空間布局的調整，特別是對目前分散的農村和城郊工業，一定要下決心采取工商、地租、財稅、金融等手段，迫使其向城市集中，向準備發展為城市的地區集中，為第三產業的發展創造人氣，創造服務半徑。
分散工業化已成為人口城市化、市場化、現代化的歷史包袱，不要因其輝煌過而對之手軟。要加速農村的原始積累，要素的積聚，必須實行產業政策地區化的方針。這不僅是改造農業生產方式、改變農民生活方式，實現人口城市化的客觀要求，也是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保護生態環境的需要。要調整投資空間的機會成本，使投資者感到分散在鄉村的土地成本、融資成本、稅收成本都高于投資于應該擴容的小城鎮、小城市、中等城市的成本。這樣，就應對對中小城市擴容給予特殊政策。
2000年是承上啟下的關鍵年，我們一定要當做一個戰役來打。扎扎實實地在轉化四個層次的矛盾上下功夫，不要讓符號經濟的幾個指標指引我們的進退，而要抓住主要矛盾鍥而不舍，做我們該做的事情，經濟增長的各項指標定不會辜負我們的努力。（未完）
發展面臨結構矛盾
我們判斷當前的經濟運行態勢好壞，要有一個特定的質和量的客觀標準，不能僅僅根據幾個總量統計指標的走勢，簡單地以升降論是非。經濟運行指標在時間上不能簡單地向后看，和上年同期比，和上月，上季比；在空間上也不能簡單地和別的國家、地區比。首先要給當前經濟運行一個準確的時空定位，即當前經濟運行是處于我國經濟發展的什么階段上。這個階段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發展的內容、發展的歷史任務是什么？當前經濟運行走勢是向著解決發展的主要矛盾、轉化主要矛盾方面推進，還是朝著反方向推進。這是判斷經濟運行走勢好壞的主要標準，定性標準。
從發展的本質含義、發展的規律來看，我國經濟正處于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根本性轉變這個大的歷史階段中，發展模式和體制模式轉變的一個關鍵性歷史時期。在生產方式上以工業、商業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帶動農業的小生產方式向現代的企業化生產方式轉變；在交換方式上主要是從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這種轉變和過渡必然要和增長方式與體制模式的變革、改革互為因果。
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一個關鍵的歷史時期，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是結構性矛盾。所謂總量矛盾不過是抽象了結構內涵的結構性矛盾在統計上的一種反映?？偭棵苁谴嬖诘?，它只存在于總量統計之中，存在于符號經濟之中，在實質經濟之中只有結構矛盾，沒有總量矛盾。我們面臨的結構矛盾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工農兩種生產方式、城鄉兩種生活方式，這種兩元經濟與社會結構的矛盾。
這是我國經濟與社會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中國諸種經濟與社會矛盾的總根源。由于農業生產方式改造受農村內部主要矛盾人多地少的影響，因而當前國民經濟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現為城鄉人口布局這個大結構的矛盾。改造農業生產方式，提高農民收入，改變農業生產方式，必須以減少農民為前提，因而目前人口城市化滯后，成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源在于城鄉要素流通受過時的城鄉體制制約。
第二層次是區域經濟結構的矛盾，主要是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
不僅是東、中、西大區結構間的矛盾，而且還有每一個大區內部小區結構間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根源在于區域間要素流通受行政區劃限制，行政區劃和經濟區劃的矛盾是區域結構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區域同構是由行政區劃限制要素流通造成的，因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行政區劃和政府管理職能定位。這個層次的矛盾在發展大勢中居第二位。
第三層次是產業結構的矛盾。
多年來我們對這個層次的矛盾是重視的，當做第一位的矛盾來抓。實際上它受前兩個矛盾的制約，就產業結構調產業結構是調不動的。
第四個層次是產品結構的矛盾，主要是剩余和短缺產品的矛盾。
短缺產品包括公共產品和勞務，由于受非市場因素制約不能增長，不能減少短缺，因而資源向剩余產品領域傾斜，使剩余也不能減少。這個層次的結構矛盾受上述三個層次的制約，主要矛盾方面也難以轉化。
這四個層次的矛盾同時存在相互交錯，呈現復雜的局面，但只要認真進行矛盾排隊，就會發現第一層次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諸矛盾的總根源。
產業結構久調不顯效，剩余和短缺同時共存，關鍵是城鄉人口大結構轉化滯后，產業政策沒有區域化，區域政策沒有產業化，工業分散，重復建設，區域同構，這是造成結構性剩余、結構性短缺共存的根本原因。發展形勢不盡如人意，不是自今日始，不是一兩年的事，是自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這是階段性問題，不是當前運行問題，當前運行狀況是這四個結構矛盾的正常反映。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不是短期問題。
物聯網與國民經濟核算的最大共性是感知流量。但物聯網條件下的流量記錄無所不在,其所記錄的信息也更為全面。因此,物聯網發展將對國民經濟核算產生全方位的影響,一些難以辨識、無法細分或無法定位的經濟流量的記錄問題將得到有效解決,而相應的核算方法也將隨之調整。
(一)生產范圍有望突破
SNA的生產范圍不包括住戶部門的大部分自給生產。之所以把住戶內部生產和消費的不付酬家庭或個人服務排除在外,主要是考慮到這些活動與市場是相對分離和獨立的,對其價值進行具有經濟意義的估價較為困難;另一方面,如果將生產范圍擴大到包括了住戶服務在內的自給性生產,則失業問題就不存在了。但在物聯網情況下,家庭活動產生的大量信息是可以被記錄的,而那些與市場相對分離和獨立的服務生產活動也可借助物聯網與市場生產活動聯系起來,甚至,這些服務可以借助物聯網在市場上傳遞。同時,家庭服務生產時間也可得到精確計量,家務勞動的標準化測度和質量調整也不再難以進行,這將導致人口和勞動投入的統計理論發生很大的變化,從而從根本上解決生產范圍和就業范圍的擴展問題。進一步地,生產范圍的變化還將導致收入、消費、資產等概念的擴展,而經濟生產概念中“在機構單位負責、控制和管理下”的意義也將發生微妙的變化。
(二)從基層單位、機構單位到“物聯網單位”
對于國民經濟核算基本核算單元的確定方法,SNA采用了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機構單位,一種是基層單位。其中機構單位是指能夠以自己名義擁有資產、發生負債、從事經濟活動并與其他實體進行交易的實體;而基層單位是指具有單獨的場所,只從事一種生產活動,或者其重要生產活動在其全部增加值中占有最大部分的單位,它可以是企業,也可以是企業的一部分。不難看出,SNA的主體分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現有數據和技術條件的限制。而在物聯網條件下,所有的基層單位和機構單位都將得到相應的編碼,并在有關核算中被準確識別。但與SNA不同,物聯網的編碼技術要細致得多。以電子產品碼(ElectronicProductCode,EPC)為例,EPC用一組編號來代表制造商及其產品,其標識容量的上限為全球2.68億家公司,每家公司出產1600萬種產品,每種產品生產680億個,如此大的信息容量甚至足以為全球每粒沙子提供一個唯一的代碼。這樣,不僅機構單位和基層單位,所有住戶成員、企業的生產設備、產品等都將擁有一個唯一的電子“戶口”。在此條件下,SNA可根據研究需要自由確定生成數據的基本單元,而不是受限于現有的分類模式。而準公司、控股公司、虛擬子公司、專屬金融機構、聯營公司以及主要活動、次要活動、輔助活動等也可基于物聯網單位重新界定,并且可為之單獨設立賬戶,研究其經濟活動的規模和影響。顯然,由于基于物聯網單位的經濟活動擁有更為同質和全面的流量數據,這將使得有關投入產出分析、資金流量分析等的核算主體和核算技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三)常住性標準的客觀化
經濟總體是由其全部常住單位組成的,常住性決定了哪些單位是常住單位。一個機構單位的常住性是指它與其所在的經濟領土有著最緊密的聯系,但如何判斷聯系的緊密程度卻并不容易。對此,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采用了較為主觀的“一年原則”,即事實上或意向上住在(設在)當地的時間達到一年或一年以上。但這種確定方法有很多問題,比如,有些單位會與兩個或兩上以上經濟體產生密切聯系,存在頻繁移動或跨越多個經濟領土運行的個人和設備或者學生和病人等例外情況,一些特殊目的實體等很難明確其常住性歸屬等。物聯網的出現可以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由于物聯網可以提供位置和對外聯系信息,因此通過物聯網數據可以較為容易地判斷到底該單位與哪個經濟體的聯系更為密切,這為確定機構單位的常住性提供了最為真實的信息,從而能更為客觀地判斷單位機構的常住性。即使在存在多利益中心的情況下,也不必硬性選擇一個利益中心,而可以根據物聯網數據使有關指標在多利益中心之間合理分配。
(四)全方位的權責發生制
權責發生制核算是指在經濟價值發生創造、轉換、交換、轉移或消失時記錄各種流量。在物聯網條件下,服務何時被提供、產出何時被創造、中間消耗何時被使用、所有權何時被轉移等信息都會被自動記錄。而至于跨核算期產出、存貨變化、持有損益、國際交易等復雜問題也可根據實時數據準確處理。此外,SNA2008還提出了經濟所有權的概念,即哪一個單位承擔了產品(或資產)的經濟風險和收益,哪一個單位就擁有其經濟所有權。而只有在經濟所有權變化的情況下,轉移中的相應經濟流量才被記錄。比如,根據經濟所有權原則,海外加工貨物中委托方擁有原材料和產成品的經濟所有權,而加工方只提供加工貨物的服務,這樣,運到國外加工的貨物,既不記錄為貨物所有國的出口,也不記錄為貨物加工生產國的進口。而同樣地,貨物在加工后,也不會記錄為貨物加工生產國的出口和原來貨物所有國的進口。經濟所有權不同于法律所有權,它需要從經濟角度記錄有關風險、回報、權利和義務的相應變化,相對而言,經濟所有權的權責關系更難以判斷。而物聯網數據能為判斷經濟所有權是否變更提供最為直接的依據,因為只有擁有經濟所有權的所有者才與有關資產和貨物發生最為密切的聯系?？梢哉f,在物聯網情況下,權責發生制得到了完全的落實,經濟流量的記錄也更加趨近真實。
(五)四式記賬增強為“云記賬”
復式記賬是國民賬戶的基礎,每一筆交易必須被記錄兩次,一次是作為來源(或負債和資產凈值變化)記錄在賬戶的右端;另一次是作為使用(或資產變化)記錄在賬戶的左端;或者在賬戶的同一端記錄兩次,但兩次的符號相反。由于現實中大部分交易是涉及兩個交易者的,因此同一個交易是由雙方同時記賬的,而每一方又都要進行復式記賬,這樣在國民經濟核算中,每一個交易實際上是被記錄了四次,這就是所謂的“四式記賬”。四式記賬顯然有助于保證賬戶的平衡與一致。在物聯網狀態下,四式記賬進一步增強為“云記賬”,一方面,除了交易雙方,交易的其他相關者也會以不同的角度記錄有關數據;另一方面,有關數據是實時采集的,并且將集中上傳到“云計算”平臺,這樣,四式記賬就變成了“云記賬”。其記錄信息不僅可用于交易當事雙方,還可廣泛用于其他被許可的使用者,而來自不同渠道的數據在云平臺上相互強化和補充,也使賬戶的平衡性和真實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證。
(六)價格和物量核算的分化
國民經濟核算記錄的大多是貨幣化的經濟流量。這使得在很多時候,國民經濟核算中的價格和物量變化是混合在一起的,這不利于準確反映價格和物量的
各自變化。而為了解決價格不可比的問題,SNA又不得不專門記錄價格變化。而在物聯網條件下,物量記錄是最根本的信息,而價格信息則可通過交易系統另外獲得。也就是說,物聯網時代自然形成了價格和物量核算的分立格局,有關物量核算和價格核算的難度會大大降低。對于每一類商品來說,其物量增長和價格增長的數據能被分別提供,這極大地提高了市場和政策分析的準確性;而對于資產來說,連續形成的價格和物量信息也為進行資產重估價和折舊估算提供了更為嚴謹的依據。 (七)便捷的地區核>:請記住我站域名/
物聯網條件下核算主體的各種經濟行為的時空邊界非常明確,有關核算數據將真正實現“扁平化”。地區核算只是整體核算工作的一部分,各不同層級地區的核算數據可獨立匯總,其同級區域間的各種經濟流量不存在不可測量或重復計算的問題,地區核算的精度將大大提高。當然,這一點也適用于國際經濟核算。從核算頻度上看,物聯網提供的是實時數據,包括年度數據以外的各種季度、月度、本周、當日甚至分時的核算數據,曾經束縛國民經濟核算的時滯問題將不復存在,國民經濟核算將真正進入大數據時代。
(八)社會核算網絡將取代社會核算矩陣
與傳統的T形賬戶相比,社會核算矩陣能提供更為完整、詳細和一致的信息,可揭示整個經濟中各種經濟>文秘站:銷售份額固定假定將其轉化為可計算的投入產出矩陣。進一步地,社會核算矩陣可將SNA賬戶序列以矩陣的形成展示出來,其對稱性、等和性、定格放大功能等特點使社會核算矩陣逐漸成為當前組織和應用國民經濟核算數據的強大工具。但社會核算矩陣也不是萬能的,比如,利用社會核算矩陣很難回答這樣的問題:哪個企業生產的何種產品被哪個企業用于何種產品的生產?其經濟流量的空間流向和規模如何?有關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如何?如何消除產品部門工藝假定的影響?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根本的原因在于社會核算矩陣所提供的信息仍然有限。物聯網的出現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在物聯網條件下,各社會單元間的聯系不再只是一個二維結構,有關生產信息、位置信息、物流信息與價值信息將組成一個龐大的立體網絡,從某種意義上講,物聯網時代的社會核算矩陣最終將發展成社會核算網絡,這將是一次革命性的變化,物聯網的詳細核算信息將會有更為復雜和廣泛的應用。
(九)未觀測經濟將成為歷史
未觀測經濟和非正規經濟核算是傳統國民經濟核算的難點。其中未觀測經濟是指那些“隱形”或“地下”的經濟活動,而非正規經濟是指那些由非正規單位從事的經濟活動。二者相互聯系,也有所區別。SNA2008建議把非正規部門作為住戶非法人企業的一個子部門處理,它被定義為:基于創造有關人群就業及收入這一主要目標而從事貨物和服務生產的單位集合。這些單位通常組織程度很低,很少或沒有區分生產要素中的勞動與資本,并且規模很小,其勞動關系(如果有的話)主要是基于臨時雇傭、親屬或個人以及社會關系,而不是通過正式的合同安排來保障。物聯網的出現極大地方便了未觀測經濟和非正規經濟的核算。在物聯網環境下,只要未觀測經濟和非正規經濟與可觀測經濟或正規經濟體發生了信息交換,則這些經濟活動就幾乎無處隱藏。而即便這些活動在某一個環節被遺漏掉了,也會在云記賬平臺中被間接反映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物聯網條件下不會有未觀測經濟,只會有可觀測非正規經濟,而非正規經濟這一名詞也只是在經濟意義上存在。
(十)衛星賬戶大發展
物聯網采集的信息顯然不僅可用于常規國民經濟核算工作。相反,與SNA各種功能分析和衛星賬戶設置的初衷非常接近,物聯網為揭示更為具體的或與常規國民經濟核算概念有所抵觸的人類活動提供了廣闊的平臺。比如,在功能分類方面,物聯網幾乎能提供可以想到的所有分類,它不僅能回答一筆支出為什么要發生,而且能把這些信息與人口信息、位置信息有機結合起來,使有關經濟分析更加具體和深入。再比如,如果想對某些關鍵部門或特定部門進行擴展研究,則可按照該部門的特殊特點擴展或重設數據采集的規模,這將使農業及能源等重要產業分析、政府非市場產出研究、非營利機構核算等核算問題變得相當快捷和容易。對于那些需要另設生產和資產概念的衛星賬戶而言,物聯網不僅可以提供第一手數據,而且將在國民經濟核算核心賬戶與衛星賬戶之間構建一座橋梁,使人們能清楚地認識到不同賬戶間信息含量的不同和轉換方法。進一步地,物聯網對某些衛星賬戶的數據采集提供了條件。比如,物聯網中的環境監測數據將為環境核算和環境經濟綜合核算提供了必要的資源環境數據,而物聯網在醫院等醫療體系中的廣泛應用也將極大地改善衛生衛星賬戶的數據基礎。
二、物聯網時代的國民經濟核算變革
顯然,物聯網的發展有助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完善。同時,物聯網技術也對現行國民經濟核算實踐形成了一定的挑戰。當前,我們要明確一些問題,預先做好應對方案。
(一)國民經濟核算會不會走向消亡
物聯網對國民經濟核算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采集層面和網絡層面。在這些領域,物聯網數據通常是非排他的,這意味著包括研究者在內的諸多數據用戶對現有國民經濟核算數據的依賴程度會大大降低。有關用戶甚至可根據其需要通過云計算平臺設置自己的專屬功能分析賬戶,而由企業開發和的各種數據產品將越來越多。這給我們提出一個疑問,物聯網條件下的國民經濟核算會不會逐漸走向消亡?答案是否定的。正如SNA2008指出的那樣,國民經濟核算是一套按照基于經濟學原理的嚴格核算規則進行經濟活動測度的國際公認的標準建議。因此,國民經濟核算是經濟學理論在經濟統計學領域的一種映射,也就是說,國民經濟核算的方法要反映經濟學理論的研究進展,并符合經濟分析的理論框架。我們知道,國民經濟核算中設置了很多涉及交易的重新安排、改變交易流程、分割交易等技術環節,而一些特殊的經濟流量也被根據其經濟理論賦予特定的含義,比如SNA2008就根據其經濟屬性將研究與開發納入到資產邊界之內,這些工作只有在經濟理論指導下才能進行,不管物聯網發展到什么程度,都無法替代。顯然,國民經濟核算賬戶不是通過簡單匯總有關微
觀數據而生產宏觀數據,而是要根據經濟理論對微觀數據進行調整,這一調整工作需要國民經濟核算理論的支持。因此,物聯網條件下的國民經濟核算不會消亡,它將更加依托經濟學的發展,其重心將逐漸轉到如何根據最新經濟理論設計一套更能反映經濟運行本質的核算規則和賬戶框架,并使有關核算方法能在各國和國際組織之間達成最大程度的共識。 (二)國民經濟核算公共產品的提供方式
物聯網時代的國民經濟核算類似于移動通訊領域的數據協議和標準。我們知道,不是所有的數據協議和標準都是公共產品,比如目前的3G標準就存在不同版本,并且有關用戶還要為此付費。因此,未來物聯網時代也可能存在大量排他性和競爭性的協議和標準,它們未必以公共產品的方式來提供。但綜合考慮多方面的情況,我們認為,國民經濟核算不同于其他數據協議和標準,其根本職能在于為各個國家和地區提供“全球普適的統計指導”,物聯網條件下的國民經濟核算仍將是一種公共產品。但物聯網時代的國民經濟核算將不可避免地走向開放和多元化的公共產品提供方式。首先,政府失去了有關核算信息的絕對控制權,物聯網將逐步替代現有的調查體系和填報系統,政府將逐漸不再直接承擔市場數據的采集和工作,當然,對于那些要通過法律授權才能采集和的數據,政府部門還要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其次,國民經濟核算數據處理的主體將多元化。政府可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通過其他市場生產者提供這項公共服務,一些非營利機構和獲得認證的市場公司將更多地承擔起統計數據的整理和統計指標的核算工作,官方統計機構的分支機構和從業人員數將大幅減少,相應地,其公共產品的提供效率將大大提升;第三,國民經濟核算的產品類型將更加豐富。接近于普查數據級別的核算產品的成本迅速降低,而服務于特定人群的國民經濟核算產品,甚至個人定制的國民核算產品也將廣泛出現;第四,國民經濟核算必然走向全球化。正如互聯網把全球聯系在一起一樣,物聯網將把全球國民經濟核算工作更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國民經濟核算產品本身也將被接入物聯網,其應用將更加廣泛,自動化程度會更高。
(三)國民經濟核算的“圓形監獄”模型
物聯網的海量信息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關系。有人用“圓形監獄”的設計理念比喻了這一變化:系統的四周是一圈環型建筑,被分隔成很多小的囚室,而正中是一座了望塔。塔頂有一圈落地窗,通過這些窗戶,監視者可以看到每個囚室中的一切,而囚室中的人卻看不到塔里的情況。每個囚室有兩個窗戶,一個對著外面,一個對著了望塔。在此情境中,即使塔中沒人看守,囚室中的人也會感覺到被監視的壓力。當然,圓形監獄也要接受外來的巡視,以確保監視者也是被監視的。通過圓形監獄,監視者除了監督犯人的行為,還可以研究其行為,并通過研究提高相應的監管水平。物聯網的出現,使現代社會具有了圓形監獄的特征。國民經濟核算亦是如此。首先,物聯網使國民經濟核算入住了“圓形監獄”的“了望塔”,可以實現對經濟活動的實時監測;第二,處在了望塔中的國民經濟核算可以在監督中學習,進而不斷創造、革新和進步;第三,了望塔中的國民經濟核算實際上也相當于住在一個囚室中,外部的監視者可時時刻刻地監視著國民經濟核算自身的運行狀態。毫無疑問,物聯網的出現強化了國民經濟核算的重要作用,促進了其自我學習和創新能力,但反過來,如果國民經濟核算對物聯網聽之任之,則有可能產生危及信息安全和隱私保護等的一系列問題。通過分析,我們發現,未來國民經濟核算/！/的信息更豐富了,創新條件更優越了,但國民經濟核算相對于其他主體的信息優勢也不復存在,而且如何確保信息共享、避免信息濫用、加強信息權力保護的任務更重了。
(四)從國民經濟核算到國民大核算
? 物聯網產生了海量的數據,除了傳統的國民經濟核算領域,這些海量的數據還有助于我們更為全面地理解各個領域發展的復雜問題。十多年前,有學者提出了國民大核算的構想,建議把經濟核算擴展到社會、人口、環境、資源、科技、教育等諸多領域,并以適當的方式將其納入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下。在當時看來,由于各個領域的數據并不兼容,其概念方法各異,很難納入一個統一的平臺,國民大核算的設想很有些烏托邦的意味。但現在情況不同,物聯網的出現有可能解決這一問題。除了本文所探討的物聯網對國民經濟核算的深刻影響外,物聯網技術還推動了社會、人口、環境、資源、教育等領域的革新與進步,并且已經在環境監測、教育技術、社會管理等方面有著卓越的表現和廣闊的應用前景。顯然,物聯網在把人與人、物與物、人與物密切結合的同時,實際上也將包括國民經濟核算在內的人類發展各子系統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物聯網為國民大核算提供了技術和數據支撐,物聯網時代的國民經濟核算最終將走向國民大核算。
關鍵詞：宏觀政策民生傾向政府政策
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經濟成就有目共睹，可以說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中的奇跡?；仡?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也有不少問題和社會矛盾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如何有效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關系到我國經濟今后發展態勢和發展潛力。筆者從宏觀政策的民生傾向角度，研究和闡述了改革政策和措施不僅要協調和緩解社會矛盾、解決發展中的問題，更要有利于促進經濟協調發展、改善人們的生活。
政策民生傾向的內涵
所謂政策的民生傾向是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在大多數國民的主觀判斷中將使其收入和財富積累增加還是減少，以及政策的最終實施結果是否增加或減少了大多數國民的收入和財富。
從政策的民生傾向角度可以將政策分為以下七種類型：主觀與客觀上的富民政策，即多數國民在主觀判斷上認為政策的實施將增加其收入和財富，并且政策的客觀實施結果確實使他們的實際收入和財富不斷增加；主觀與客觀上的貧民傾向，即多數國民在主觀判斷上認為政策的實施將減少其收入和財富，并且政策實施的結果的確減少了他們的實際收入和財富；僅主觀上富民的政策，即多數國民主觀上認為政策的實施有利于他們收入的增加，但客觀的結果沒有使他們增加收入；僅主觀上貧民的政策，即多數國民主觀上認為政策的實施會減少他們的收入，但政策的實施沒有減少他們的收入；主觀與客觀的中性政策，即多數國民認為政策不影響他們的收入，實質上也不影響他們的收入；主觀中性、客觀富民的政策，即多數人主觀上認為政策實施對他們沒有影響，而實際將使他們收入增加；主觀中性、客觀貧民的政策，即多數人主觀上認為政策實施對他們沒有影響，而實際將減少他們的收入。
宏觀政策民生傾向的影響
一國宏觀政策的民生傾向，往往對社會經濟產生有利或不利的影響，可能是短期影響，也可能是較長時期的影響。在社會生產能力過剩、失業較嚴重的經濟系統中，具有富民傾向的宏觀政策會提高居民消費傾向，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相反，具有貧民傾向的政策，會使經濟形勢更趨惡化。在社會經濟達到或接近充分就業水平時，主觀富民傾向過度的政策，將會引發經濟過熱、導致通貨膨脹；在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嚴重時，一定程度上的貧民政策可以抑制通貨膨脹，穩定經濟增長的勢頭。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總體來看成績很顯著，但不同時期改革政策的民生傾向對經濟的影響也極為明顯。
改革初期（20世紀80年代初），土地承包經營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及職工調薪、績效掛鉤的改革政策，具有富民傾向，使人民實際貨幣收入水平提高，中國經濟迅速啟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增長。1982-1985年，我國GDP增長速度平均高達12.15%。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由地方經濟利益驅使的重復投資、以及連續幾次大幅度的工資上調，使人們的貨幣收入大幅度增加，給本來已有很高發展速度的社會經濟進一步加溫，政策的過度富民傾向，導致這一時期通貨膨脹趨于嚴重，1985-1989年，城市居民消費品平均通貨膨脹率達13.1%，1991-1995年城市居民消費品平均通貨膨脹率為16.5%。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進一步深化改革，如企業減員增效、住房商品化、取消公費醫療、取消大學公費教育等具有貧民傾向的政策集中實施，在社會保障制度嚴重落后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出現較嚴重的滑坡，盡管高投資、低利率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不斷刺激，我國消費品市場直到2003年末也沒有明顯的轉機。1997-2002年我國GDP年均增長率只有7.92%。
自2004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步加快，2006年上半年居民消費需求增長速度明顯加快，企業經濟效益普遍好于往年，我國經濟將迎來下一個良好發展的階段。但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還有許多問題和矛盾有待解決，當前我們面臨的醫療改革問題、養老保障問題、房價虛高問題、以及貧富兩極化問題等，都需要相應的改革措施，政府制定政策時應當充分考慮和估計政策實施所可能導致的主觀、客觀民生傾向，應使宏觀政策既能有效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又有利于促進社會經濟健康、快速、穩定地發展。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2.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2005
關鍵詞：政府支出；國內生產總值；社會投資；居民消費
1引言
國民經濟是指一個國家社會經濟活動的總稱，是由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經濟環節、經濟層次、經濟部門和經濟地區構成的。國民經濟這一概念突出強調經濟的整體性和聯系性。
中國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以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為對象，應用現代經濟計量學方法，分析探討1978-2005年期間中國國民經濟運行和宏觀經濟活動。在此基礎上分析政府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進而由國內生產總值影響居民消費與社會投資，因而政府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起到直接的影響而對居民消費、社會投資則起到間接的影響。
政府支出規模隨經濟的增長而擴張。我國的GDP近年來處于持續高速增長的階段，就2005年而言，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232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9.9％，屬于“高增長階段”。根據“瓦格納法則”，當國民收入增長時，政府支出規模會以更大比例增長；與此同時，R•A•馬斯格雷夫認為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演進，政府支出的規模逐漸增長。因此，本文想探討一下在未來的時間里，政府支出的變化對于國內生產總值、社會投資、居民消費的影響。
2模型設計
2．1模型結構
建立一個能反映農村政府消費支出水平與國內生產總值、投資、居民消費之間關系的計量經濟學聯立方程模型，文章共選取了3個內生變量，2個滯后內生變量和1個外生變量。
2．2模型的變量說明
（1）內生變量
Ct-居民消費；單位：億元
I-社會投資支出；單位：億元
Y-國內生產總值
（2）外生變量
G-政府消費支出；單位：億元
(3)滯后內生變量
Y(-1)國內生產總值上一年的值；單位：億元
Y(-2)國內生產總值上上年的值；單位：億元
2．3模型結構方程式
Ct=a+b*Y(-1)+U1（1）
I=c+d*Y(-1)+e*Y(-2)+U2（2）
Y=Ct+I+G（3）
方程（1）反映的是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因素，與上年度的國內生產生產總值相關。
方程（2）反映了社會投資與上年度國內生產總值、上上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相關。
方程（3）反映了國內生產總值與居民消費、社會投資、政府消費相關。
3模型的參數估計及檢
3．1數據來源
本模型參數估計采用時間序列數據，數據均來自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樣本區間為1991~2005年。數據處理與模型計算采用的是Excel2003和Eviews3.1軟件。3．3模型檢驗
本模型估計出來的參數所反映的經濟意義與經濟理論與實踐相符；在0.05顯著性水平下本模型各方程均能通過F檢驗，所以模型具有顯著性；各方程的擬合優度均大于0.94，表明模型的可信度較高；估計參數在0.05顯著性水平下基本能夠通過t檢驗，參數具有顯著性。上述結論表明，本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在經濟意義和統計意義上均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歷史模擬和事后預測
4．1歷史模擬
為了檢驗模型用于模擬分析的可靠性，本文運用上述模型對樣本期數據進行模擬，并進行事后預測，通過計算內生變量1991~2005年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來考察模型的預測能力。計算結果見表2。
表2結果顯示，本模型變量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絕大部分均小于5%，其中Ct的模擬效果最好，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全部小于3%；Y的模擬效果也較好，除了2004年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為14.935%外，其余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幾乎全部小于5%；I的模擬效果其中幾個年份稍微差了一點，如獲至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4年的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相對偏高了一點，但是最近幾年它的模擬效果還不錯。這表明由隨機方程式解釋的內生變量的相對誤差較低，該模型對歷史的整體擬合效果較好，用于外推模擬分析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2事后預測
以下預測未來10年，政府支出以5%的增長率增長對國內生產總值、消費和投資的影響。
參考文獻
［1］李子奈，葉阿忠．高等計量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2］趙衛亞．計量經濟學教程［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論文摘要：文章從國民經濟核算的公共產品屬性入手，認為國民經濟核算作為核算手段和結果都是一種公共產品，并以GDP數據為例分析了中國國民經濟核算的產品“缺陷”，即質量問題，最后討論了把產品質量控制(TQC)理念引入到中國的國民經濟核算中。
從20世紀50年代到1981年，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采用蘇聯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1992年開始，中國實施了以GDP作為核心指標的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以國際上通行的國民經濟賬戶體系(SNA)作為改革目標。針對中國的GDP統計數據，在國內外的研究機構和學者中，有些認為中國官方統計的GDP數據偏高，有些則認為偏低。
本文主要從國民經濟核算的公共產品屬性人手，以GDP數據為例分析了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質量問題，最后討論把產品質量控制(TQC)的理念引入到國民經濟核算中。
一、國民經濟核算的公共產品屬性
相對于私人產品，公共產品是因私人不愿意生產或無法生產而由政府提供的產品和勞務，包括國防、公務員、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有兩個顯著的特性：一是非競爭性，二是非排他性。前者是指一個人對某種產品的消費不減少或不影響其他人對這種產品的消費，若增加一個人消費，該公共產品的邊際社會成本等于零。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即無法排除其他人從公共產品中獲得利益，意味著消費者可能做一個“免費乘車者”，免費享用公共產品。
國民經濟核算具有公共產品的兩大屬性，即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屬于公共產品。同時，從使用范圍上看，國民經濟核算是世界性的或國家級的；從形態上看，國民經濟核算又是一種非實物性的知識型、信息型的公共產品；從使用者數量上看，國民經濟核算對使用者數量沒有上限-1J。以上三點構成了國民經濟核算作為公共產品的特殊性。邱東(2004)提出SNA本質上屬于全球通用的制度性知識，屬于全球公共品。
總之，從核算的制度、方法上講，國民經濟核算是一種手段性的公共產品，它為一國或一個地區經濟的核算提供了基本的核算類別、方法、規則等。從核算的結果上講，國民經濟核算向各級政府、社會公眾和研究機構提供了一系列的統計信息產品，如GDP及其增長率數據等。
就現狀而言，作為公共產品的國民經濟核算數據的供給屬于“政府生產”，即通過各級統計局來核算并提供國家和地方的核算數據；從公共產品的需求來看，一部分核算數據作為“最終產品”直接提供給社會公眾，以滿足社會公眾對于統計信息的需求，另一部分則提供給各級政府部門，服務于各級政府部門的各種決策需求；從統計信息產品的所有權上看，GDP核算數據是政府利用納稅人的錢生產(調查、收集、整理、計算、分析)出來的信息，屬于全體公民所有，除少數涉及國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外，政府有義務向全體公民提供；從外部性理論上分析，國民經濟核算數據具有外部經濟性或外部不經濟性，當核算數據被準確、及時地提供時，它能夠向各級政府和企業提供有效的決策支持，產生較大的社會收益；否則，會誤導各級政府和企業的決策，造成全社會的損失。
二、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質量問題——以GDP為例
從MPS到SNA，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無論是統計的口徑、方法，還是統計的質量都在不斷改進之中。而統計體制上的欠缺與方法上的不足是國民經濟核算質量問題的兩大原因l3_。以經濟核心指標GDP為例，其質量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GDP地區核算匯總數與國家核算數之間的統計誤差
1．“生產法”下國家核算GDP與地方核算GDP
匯總數之間的差異
(1)GDP總量上的差異
表1地區GDPr-總數與國家核算數的差異表
表1給出了生產法下1998～2002年地區GDP匯總數與國家核算數【J之間的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在這5年中，GDP的地區匯總數都超過了國家核算數，無論是絕對差異還是相對差異，都有逐年擴大的趨勢，1998年的差率是5．66％，超過了一般統計上允許的5％的差異，到了2002年，差率已經擴大到12．63％，是1998年的兩倍多。
(2)GDP增長率上的差異
表2國家核算GDP增長率與地方
從表2可以發現，1999年生產法下國家核算的GDP增長率高于地區匯總的GDP增長率；在以后的連續三年中，國家核算的GDP增長率都低于地區匯總的GDP增長率兩個百分點左右。
(3)GDP三大產業構成上的差異
從表3中可以發現：第一、二、三產業占GDP比重在地區核算數與國家核算數之間的差異逐年擴大，地區核算的第一、二產業占GDP比重小于國家核算的第一、二產業占GDP的比重，且差異也是逐年擴大，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地區核算數一直都高于國家核算數，且差異也是逐年擴大。
2．“支出法”下國家核算GDP與地方核算GDP匯總數之間的差異
(1)GDP總量上的差異
表4給出了支出法下1998年到2002年地區GDP匯總數與國家核算數之間的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在這5年中，GDP的地區匯總數都超過了國家核算數，且無論是絕對差異還是相對差異，都有逐年擴大的趨勢，1998年的差率是4．64％，到了2002年，絕對差異達到了10376．58億元，差率已經擴大到9．65％，是1998年的兩倍多。。
(2)GDP增長率上的差異
在1999-2002年中，2001年的GDP增長率國家核算數略大于地區匯總數，1999、2000、2002年都是國家核算的GDP增長率低于地區匯總的GDP增長率1～2個百分點(詳見表5)。
(3)GDP支出構成上的差異
表6列出了各項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地區核算數和國家核算數之間的差異。可以發現凈出口比重的差異并不大，但是最終消費比重的差異和資本形成總額比重的差異比較大，其中在最終消費比重上，地區核算數小于國家核算數，而在資本形成總額比重上，地區核算數大于國家核算數，其差異的程度從1998年以來有逐年減小的趨勢。
(二)國家核算GDP“生產法”與“支出法”之間的統計誤差
從表7中可以發現，在國家核算GDP的前提下，2000年用生產法核算的GDP高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而在其它年份則是用生產法核算的GDP低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從兩種方法的差異程度上看，其有逐年擴大的趨勢，從1998年的相差不到1個百分點擴大到了2002年的2．53個百分點。
(三)地方核算GDP“生產法”與“支出法”之間的統計誤差
從表8可以看出：將全國各省的GDP匯總的前提下，GDP數據無論是用生產法核算還是用支出法核算，兩者之間的差異并不大。
(四)對于我國GDP數據真實性的討論
國內外學者一直都關注于中國國民經濟核算數據的真實性，作為反映一個國家經濟整體指標的GDP自然成了關注的焦點L5J。羅斯基認為：中國官方公布的1997～2001年的GDP增長率被普遍高估，每年平均高估2-3個百分點[6I。國內經濟學家從自己的切身感受出發，認為中國統計數字有一定的水分。例如，1998年中國遭遇了百年難遇的大洪水，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的破壞，但令人費解的是除了一個省以外，所有省份的農業產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再者，由于中國官員政績考核與激勵方面的原因，人為統計造假時有發生，也增加了人們對中國官方GDP的數字的懷疑。任若恩(2002)針對羅斯基關于中國官方GDP的置疑進行了分析與評論，認為“羅斯基采用了錯誤的方法，錯誤地推算了中國的GDP”。中國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明確指出：“中國經濟一枝獨秀靠的是經濟發展的支撐，而不是虛假數字?！眳蔷喘I在《人世后的中國經濟》演講時也明確表示：“海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這些質疑并無太大根據?！绷硪环矫?，有學者從電力消耗或投資的一致性計算，認為國家統計局的GDP數據存在低報的可能。且從我國服務業增加值的統計上看，絕對水平的低估是服務業增加值估計中的最大問題。
三、產品質量控制下的國民經濟核算
雖然國家統計部門為提高和改進核算質量，已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GDP為核心的國民經濟核算在我國仍存在著明顯的產品質量問題，在國外，產品質量控制(TQC)的理念早已從最初的工業產品、農業產品等有形產品擴展運用到包括統計數據在內的服務領域，瑞典、芬蘭、挪威等國家統計局開展了“全面質量管理(TQM)”項目，制定了相應的管理機制和機構，成為加強和改進數據質量的重要組織保障。國外統計數據質量管理工作方面的經驗有：
(一)建立完善的數據質量綜合管理體系
在統一的組織框架下，對整個統計機構的數據進行全面的質量評價，如英國、加拿大等國家的統計機構建立了比較健全的數據質量評價和管理機制。
(二)建立單項統計數據質量管理機制
對某一具體統計項目如國民核算、消費價格指數等數據的質量進行評價和管理，如，美國的波斯金(BOSKIN)學術委員會，專門對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數據質量進行評估，美國商務部分析局定期評估國民經濟核算數據質量。
(三)建立專門的統計數據質量管理機構，定期進行質量檢查
美國的BOSKIN委員會，專f-IxCN費者物價指數(CPI)的準確程度進行評價。英國皇家統計學會的統計數據質量評估工作組，每年對官方統計數據的質量情況進行獨立評估，并對外公布評估報告。加拿大是由國家審計總長負責統計局的數據質量評審工作。
(四)應用不同的方法開展質量評估和管理
國民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變化，以2002年全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為標志，中國經濟已經邁入一個新階段。從總量看，國民經濟持續保持快速增長之勢，經濟大國地位進一步增強。2001年－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一直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9%以上。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2，321億元人民幣，相當于22，257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1703美元。由于美元對歐元匯率上升等因素，2005年全國GDP超過英國（大約為21，800億美元左右），低于德國（估算低于27，000億美元），在世界各國經濟總量排列中居于第四位。可以預期，即便經濟增長保持8%的速度，到2010年，中國GDP總量也會超過德國；即便匯率在目前狀況下維持不變，2020年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的目標也會提前實現。從結構看，國民經濟結構進一步明顯優化。與2004年普查數據相比較，2005年第一、二、三次產業的比重有-0.7、＋1.1、-0.4個百分點的變動，顯示工業化的推進仍然是結構變動的主導方向；第一產業比重出現符合產業結構變化規律的下降趨勢，不過，由于國家減免農業稅政策的出臺，全國糧食連續兩年實現較大幅度的增長。2005年糧食產量達48，401萬噸，比2003年增長12.38%；在工業快速增長中，輕重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31.45：68.55演變到30.99：69.01，顯示重型化的趨勢進一步強化；但在2005年外貿出口增長28.4%的同時，機電產品的出口增長了32%，說明一部分重工業的增長是通過國際市場得以消化的，也表明我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有所增強；第三產業發展平穩，交通、通信、旅游、科學、教育等都有新的發展。
一般認為，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之間時，是國民經濟快速增長時期，也是社會矛盾的突發期。在諸多社會矛盾中，城鄉矛盾是易于引發社會分化與沖突的主要矛盾之一。在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城鄉矛盾通常有兩類表現：一種是經濟快速增長，城鄉關系協調發展，社會各方能共享經濟增長的紅利；另一種是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狀況惡化、貧富差距懸殊、失業問題突出，各類矛盾與沖突加大。越是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出現第二種狀況的可能性越大。如何避免或者扭轉第二種格局，保持第一種城鄉發展態勢，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要挑戰。
差距擴大的城鄉關系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安徽小崗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經驗被推廣以來，中國的城鄉關系就一直在起伏波動中變化發展。從糧食增產、鄉鎮企業擴張、農民工進城、糧食漲價、取消農業稅到新農村建設，中國的農村、農業和農民一直是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重點領域之一。中國改革以來許多年份經濟的順利增長，都與農民的參與和貢獻有關。在廣大農民參與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的農村也出現一系列變化。一是在人口數量明顯增長的情況下，糧食生產保持穩定，中國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二是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和沿海發達地區流動。1978年至2005年，中國人口總數從9.63億增長到13.08億，凈增長3.45億，但同期城鎮人口數量從1.72億增長到5.62億，凈增長3.9億，人口增量擴大的壓力通過農村向城鎮的轉移加以釋放。三是農民融入城鎮的過程，就是參與整個經濟現代化的過程。江浙一帶許多著名企業家，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銷售，但其起家于農村；珠江三角洲數量龐大的外資企業中，來自內地的農民工作出了巨大貢獻。四是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明顯優化。1990年，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20.22%，家庭經營性收入占75.56%。其中，在家庭經營收入來源中，農林牧漁業經營收入為66.45%，工業、建筑、商業等方面的經營收入占9.11%。而到2004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34%，家庭經營性收入占59.45%。其中，農林牧漁業經營收入為47.61%，工業、建筑、商業等方面的經營收入占11.81%。農林牧漁業是農民收入中比重大幅度下降的行業，工資性收入是農民收入中比重上升最快的指標，說明越來越多的收入依賴于受雇單位與個人，越來越少的收入依賴于土地。
但是，農村經濟落后的格局依然維持，城鄉差距還在擴大之中，城鄉關系的不協調狀況日益明顯。從1980年到2005年，與我國城鎮化水平單向提高相對照的是，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有升有降，但是總體趨勢是在波折中不斷上升。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變化相比，1990年以來，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的增長一直遠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在16年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只有3年低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其余13個年份的增長都高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各類補貼和社會保障的存在，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要更大。
在城鄉統計方面口徑差別既定的情況下，我們計算了1978年－2005年農村居民收入比重（PI）與偏離度（PIP）的變化趨勢。農村居民收入比重是將城鄉居民數量與人均收系起來加以考慮，計算農村居民收入總量占城鄉居民收入總量的百分比，由這一數值來觀察農村收入份額的變化規律。而農民居民收入偏離度則是將農村居民收入占全國居民收入比重與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聯系起來加以考慮，觀察農村居民收入比重相對于人口數量比重的變化趨勢。如果農村居民收入比重變化與農村居民人口比重變化保持同一變化速度，則偏離度指標會保持不變。偏離度指標上升，顯示農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對于農村人口所占比重下降速度更快；偏離度指標下降，顯示農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對農村人口比重下降更平緩。計算顯示，除了少數年份的微小提高外，1978年-2005年，農村居民收入總量占城鄉居民收入總量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64.1%降低到2005年的29.1%，下降了35%。偏離度的指標（PIP）顯示，1978年-2005年，農村居民收入比重偏離度從0.219上升到0.489，顯示出相對于農村人口比重減少來說，農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更快。只是在1979年-1984年、1994年-1996年等少數幾個年度，農村居民收入比重偏離度略有下降。
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還通過產出、消費和儲蓄方面的變化反映出來。1989年-2005年，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5%下降到12.4%，縣及縣以下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從54.7%下降到不及全國的1/3。農戶儲蓄占城鄉居民儲蓄的比重從1989年的27.44%降低到2003年的17.54%。以2004年各類消費支出指標看，城鄉居民在食品、衣著、家庭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通信、教育娛樂、居住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距，消費支出比在2.26：1-4.57：1之間。
國內外學者對于我國改革以來的收入差距變化十分關注，并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中國社科院收入分配課題組的研究顯示，2002年全國的基尼系數為0.454。世界銀行估算，2001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47，甚至有研究者稱我國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53-0.54，遠遠超出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在中國收入差距中，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是最基本的差距，收入分配課題組的研究表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占全國收入差距的40%。
城鄉之間的差距擴大通過一系列農村發展的現實困境表現出來。與城市廣泛發生的大拆大建相比，約一半的行政村未通自來水，3.6億人口喝不上符合安全標準的飲用水，60%以上的農戶沒有衛生廁所，13%以上的行政村沒有通公路，2%的村莊沒有通電，而且電壓不穩，電費又高于城鎮。農村中小學校舍危房率達到6.6%，占全國中小學校舍危房率的81%，西部地區尚有100多萬中小學因為校舍短缺不能入學。在許多不發達地區的農村，“通訊靠吼、交通靠走、生產靠牛、安全靠狗”的落后狀態還沒有改變。
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出現的普遍現象，但我國城鄉差距的程度要遠遠高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說明城鄉分配機制有其特殊之處。我以為，我國的城鄉差距擴大主要受以下若干因素的影響：
首先，我國存在著勞動力過密的農業與低成本的城市工業之間的經濟收益差距，這種收益缺口足以引起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我國農村人均耕地面積少，人口密度大，邊際勞動生產率極低。在農村，農民不能不依存于不可移動的耕地，單產也因自然屬性不可能無限增加，收益又受制于氣候等自然條件，農產品的收入需求彈性相對較小，決定了其提供收入增長的能力有限。盡管有精耕細作的傳統，但是與土地密集型的國家相比，我國農業的競爭力較弱，而勞動力成本較低，生產工業品具有競爭優勢。在城市，勞動力可以從一個崗位向另一崗位移動，工資可以事先以合同談判的形式加以規定，企業的生產規?？梢愿鶕袌鲂枨蟛粩鄶U大，工業品的收入需求彈性較大。在技術成熟和組織管理有序的情況下，生產工業品比生產農產品更具有國際競爭力。從而，在工業企業工作的個人回報遠高于農產品生產的回報。在生產要素可流動的情況下，更多的勞動力資源流動到城市工業部門符合市場經濟規律。
其次，城鎮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在福利和身份上的差距使進城農民的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城市正規部門可以是政府部門、教育、醫療、國有企業等機構，而非正規部門的就業者通常是建筑工人、街頭小販、小商人。與正規部門相比，非正規部門具有進入容易、依賴個人資源與努力、家庭所有、小規模作業、勞動力密集、競爭充分等特點，最重要的還在于其游離于政府福利與制度體系以外。非正規部門的收入在市場化中被嚴重壓低，而正規部門的收入較高。另外，盡管農民工進城獲得了相對農村高得多的報酬，而其在城鎮就業中為社會創造的價值要遠遠高于個人勞動收入。
再次，存在著城市對農村利益的政策性和非政策性轉移。在工業化過程中，農產品被壓低購銷價格，造成貿易條件的不平等，使財富由農村向城市轉移；在城鎮化過程中，存在大量強制性低價征地行為，造成財富的二次轉移；多次有利于農業的糧食價格上漲，都被城鎮工業品價格上漲和增加工資、增加補貼的類似政策抵消；農民進入城鎮擇業的過程中，還經常面對城鎮各類執法部門的不合理收費與罰款；農民工的工資常常被無理克扣和拖欠。新農村建設與構筑新型城鄉關系
發展中國家處理城鄉關系的規律歷來是經濟學家研究的熱點領域。在城鄉關系上，庫茲涅茨（Kuznets）曲線的基本涵義是，在經濟增長的初期，會出現低收入的農業部門和高收入的現代工業部門。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由于城市規模的擴大，收入的不平等狀況加大，在大多數人口集中于城市以后，收入的不平等會加劇。在低收入人群的數量持續減少和政治影響不斷加強時，這種趨勢會扭轉，出現不平等程度下降的狀況。
盡管庫茲涅茨曲線在20世紀60年代一度為不少學者所推崇，但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發現，現實中的收入差距并不完全遵守庫茲涅茨曲線的演變模式。1973年，阿德爾曼（Adelman）和莫里斯（Morris）研究了世界上43個國家占全國人口60%的最窮人口的收入分配和該國的增長指標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最富的人越來越富，中等收入者和窮人的收入都減少了，經濟增長并沒有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針對這一發現，他們提出要實行增長前的再分配戰略。阿萊西納（Alesina）和羅德里克（Rodrik）在對1960年－1985年和1970年-1985年所選樣本國家的數據進行研究后發現，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土地所有的不平等都會對人均收入的增長產生負面影響。世界銀行通過對18個發展中樣本國家的研究發現，工農之間貿易條件與政策的不平等嚴重影響農業的發展。1960年-1985年，18個樣本國家因為工業保護與宏觀經濟影響，帶給農業的間接稅加上直接稅，使農業的總稅負水平達30%，而在1960年-1980年，經濟干預的凈效應平均達到農業增加值（農業GDP）的46%。哈克（Haq）指出，20世紀50年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并沒有使大多數人自動分享到增長的收益。他甚至質問，在收入不平等的情況下，僅僅靠市場機制是否能夠有效配置資源。利普頓（Lipton）在1977年出版的《為什么窮人依然窮》一書中指出，“偏袒城市”的政策，使得“在城市和鄉村范圍內的資源分配，反映出城市優先而不是公平優先和效率優先”。
各國發展的歷程都表明，在起點不公平基礎上由規則不公平帶來的失衡嚴重的收入分配格局，會約束經濟增長的有效空間。不難想象，貧富懸殊的城鄉收入分配機制，會造成處于低位的社會階層的不公平、觸發社會的不穩定甚至降低企業的投資愿望。同時，會使城鎮富裕階層的收入不能及時消費出去，也會使農村貧窮階層沒有能力消費，難以形成全社會的合理消費規模，使消費引導經濟持續增長與合理配置資源的潛力得以削弱。要改變這種格局，就需要對收入分配的機制進行調整和政策上的完善?；诰徍统青l矛盾和促進農村發展，托達羅（Todaro）曾經系統地闡發了發展中國家縮小貧富差距和過度不平等的四類政策：一是通過設計用于改變相對要素價格的政策來改變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二是通過財產所有權的逐次再分配改變規模分配；三是通過累進的所得稅和財產稅來改變高收入階層的規模分配；四是通過直接轉移支付和政府提供物品和勞務來改變低收入階層的規模分配。
價格調整、產權變革、稅收改變和轉移支付，是改變城鄉關系失衡狀況、促進農村發展的可以選擇的合理政策體系。從我國的實踐看，1978年開始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通過農村土地制度變革，直接推動了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勞動力向其他產業的轉移?？梢孕纬杀容^的是，我國臺灣省20世紀50年代的，也帶來了同樣的變革效率。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前期對農產品價格的提高，也都推動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和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城鄉差距的擴大。但是，進入21世紀以后，改變城鄉關系的政策實踐在減少城鄉差距方面的作用漸漸減弱。農業稅減免帶來的糧食增產效果明顯，但由于從事農林牧漁業在農民收入增長中的比重下降，糧食增產對縮小城鄉差距的效果并不明顯。國家相繼推動的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和中部崛起的思路和政策，除了退耕還林政策外，諸多區域政策偏重于解決省與省、城市與城市之間中的矛盾，政策的受益區域也偏重于城鎮，城鄉差距因而沒有縮小，甚至有所擴大。在此基礎上，啟動新農村建設十分必要。
在國民經濟總量增加、結構改善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斷上升但城鄉差距擴大且單純依靠市場力量難以削弱城鄉差距的情況下，站在以民為本、維護社會公平、協調城鄉發展的高度，提出兩個趨向的新農村建設方針，是中央做出的事關國民經濟全局的重大戰略決策。這一政策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薄弱的農村切入，將政府的公共政策由城鎮延伸到農村，以彌補市場配置資源的不足，對廣大農村進行經濟扶持，關注農村低收入群體的生產與生活，讓更多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隨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新農村建設政策是一種援政策，并不改變國家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的基本進程，更不意味著國民經濟的發展重點發生了轉移。在推動新農村建設中，整個經濟活動還會繼續保持以下三種發展趨勢：國民經濟產出的重心仍然集中在第二和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繼續下降；城鎮人口比重上升、農村人口比重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趨勢將會繼續加強；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來源多樣化，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比重上升的趨勢得以維持。
作為新農村建設戰略的補充，從協調城鄉關系、增加農民家庭收入的角度出發，也應積極疏通城鎮化渠道，讓更多的農民融入城鎮的正常發展秩序。要放寬城鎮對農村勞動力進城的限制，增加城鎮非正規部門的就業人口；打破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之間的界限，為非正規部門就業人口進入正規部門網開一面，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效率；將非正規部門就業的人口納入城鎮社會保障范圍，完善屬地化管理制度，在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方面實行非歧視性政策。一旦進城農民接受了城鎮的各種社會保障，要以放棄農村的耕地等資源作為交換條件。在此基礎上，需要確定城鎮產業和制度建設的兩個方向：一是提升城鎮產業結構層次。要使多種產業和諧發展并優化產業結構，在保持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優勢的同時，增強資本密集型產業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增強資本密集型產業對運輸、商業、金融等產業的就業帶動作用，在產業多元化發展中，拓展城市就業空間。二是逐步改變城鎮收入分配機制。城鎮低收入和非正規部門就業基數的增加，將增強這些勞動人口在政策方面的談判能力，促使城鎮放寬壟斷性行業的準入限制，改變造成城鎮內部收入不合理擴大的政策和規則，并促使政府課征累進稅、遺產稅、不動產稅等稅種，調節城鎮收入分配格局。
由此可見，新農村建設立足農村發展、著眼農民致富，目的是構筑新型的城鄉關系。這種新型關系一定要通過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方面，在新農村建設中要繼續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并逐步削弱城鄉之間的政策性差距；另一方面，要實行對農村的援政策，體現維護社會公平的政府意志。前一方面的政策尊重市場規律，服務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流量”，注重通過體制和政策的改革來沖破城鄉壁壘；后一方面的政策注重彌補市場缺陷，服務于廣大農村居民的“存量”，強調對農村發展的扶持。
新農村建設是一項長期工程
錢納里（Chenery）等人通過對多國發展模式的研究發現，在城鎮化比重達到75%的時候，城鄉之間的勞動力轉移能夠相對穩定下來。我國的農村人口規模十分龐大，很難設想城鎮人口達到75%的水平。城鎮化水平越高，城鎮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越弱，排斥力量漸強。假設我國達到城鄉穩定狀態的城鎮化水平為65%，而人口總規模穩定在15億的水平，屆時農村也還有5億多人。這5億多人依然面臨由城鄉勞動生產率差距帶來的收入差距等問題，依然需要政策扶持?？梢?，新農村建設作為一種城市對農村的援政策，一定會起于現在，延續于未來。盡管未來各個時期政策的方式有差別，強度有不同，但援政策將貫穿于中國的長期發展戰略。
從國內外政策實施的軌跡看，政府的援政策通常可能出現兩種結果：第一種是負效應。在這種狀況下，政府的援助款項被截留或者挪用，由政府資金建設的工程成為劣質工程，政府援助政策使民眾產生更強的援助型路徑依賴，減弱了其依靠自身致富的努力。第二種是正效應。就是政策的實施極大地刺激了農民和社會各界自主發展的積極性，社會投入相應跟進，地區的主導產業得以強化，農民的素質得到明顯提高，更多的農民融入國家現代化的進程，整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更為有序也更有活力，城鄉經濟差距與社會矛盾得以緩和。為實現第二種目標，就需要深化體制改革，建立信息公開透明、資金下達嚴格、監督機制健全、激勵約束規范的新型管理制度。并做好新農村建設的長遠規劃，分步驟、階段性地推進新農村建設。
新農村建設要注重產業發展。隨著政府提供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和逐漸彌補公共設施缺口，未來新農村建設的重點會轉移到增強產業競爭力上。世界上的現代農業有兩種方式：在土地資源豐富、勞動力資源短缺的國家，現代農業應該采取機械化模式，發展規模化農業，減少對勞動力的依賴；而勞動力資源豐富、土地資源短缺的國家，現代農業應該更多地采用高產良種和化肥等，增加單位面積的產出量，以減輕對土地的依賴。目前我國人均耕地只有1.4畝，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科技對農業增產的貢獻率只有40%左右。而世界發達國家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都在70%－80%。這就決定了我國的農業發展必須走技術創新與優化結構相結合的集約型發展模式，加強新品種、新技術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大力增加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同時，根據我國各地的不同特點，積極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建立各具特色、能夠發揮各地比較優勢的主導產業群。沿海地區農業應該把握國際市場的動態變化，調整和優化種植和養殖結構；土地相對密集型區域應該在國家的支持下，建立糧油等農副產品的主產區；具有氣候和土壤特色的區域，應該發展具有地方優勢的特色農產品種植業，增強產業競爭力和集中度；具有資本優勢的區域，應該積極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建立以特色加工工業為基礎的專業鎮和專業村；人口密集區域，應該注重面向城鎮市場變化，發展勞務輸出。
關鍵詞：房地產；國民經濟；關系
一、房地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1．房地產投資有效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增長。近年來，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長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顯現。以江蘇為例，江蘇省2002年完成房地產開發的投資額達702.35億元。1991年~2002年，江蘇房地產投資以年均39.87%的速度增長，明顯快于全國年均21.04%的固定資產投資額以及本省年均19.75%的GDP增長速度。江蘇房地產業對全省經濟增長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2．房地產業帶動了相關行業的發展。據世界銀行資料，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發展中國家的房地產投資對相關產業的乘數效應約為2倍，并對以房地產為主導產品群的房地產業鏈下游和上游50多個物質生產部門產生感應或影響。
3．房地產對GDP的貢獻。以江蘇為例,1991年房地產業對于GDP的直接貢獻率為6.34%，1991年以來，房地產業對江蘇GDP的直接貢獻正在逐年加大，至2002年其貢獻率已超過10%。因此，房地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4．房地產業對居民居住條件改善的貢獻。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房地產業的發展，居民的居住條件有了較快提高，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從1985年的5.60平方米增加到2002年的10.87平方米，增加了5平方米，年均增長4.36%。計算1991年~2002年房地產投資與人均居住面積之間的相關系數高達0.9363，說明房地產投資或房地產業的發展與居民居住條件的改善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
5．房地產業對社會財富的貢獻。房地產業是國民財富的主要構成部分，是構成整個社會財富的重要內容，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穩定而長遠的影響。房地產業一般會先于國民經濟發展而發展，并帶動關聯產業群的快速發展。因此，房地產業的發展會促進或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
目前我國城市建設用地約1.34萬平方公里，加上建制鎮，城鎮存量土地已達2.5萬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平方公里5億元資產計算則約有12.5萬億元，如果再加上幾十億平方米的房屋資產，房地產業是我國國民財富的主要構成部分。
6．房地產業能夠為城市積累資金，改善城市的投資環境。城市是經濟社會在空間上聚集的地區，在城市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大量的財富。城市土地的開發和再開發，城市的各種公共建筑物和構筑物，城市巨大的基礎設施的建設，都是城市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投入都應當通過利潤、稅金、地租等經濟杠桿收回投資，有些還可以取得一定的利潤，然后再投入城市的基礎設施和社會設施建設，進一步改善城市投資環境，把城市建設管理納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7．發展房地產業可以吸引外資、促進對外開放。中國巨大的房地產市場、不斷改善的投資環境和較為豐厚的投資回報，使房地產業成為外商競相投資的重要領域。以江蘇為例，2003年1~10月份外商投資房地產共計15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7.86%。目前，中國的房地產企業中，外商投資企業數量逐年增多，利用外資金額逐年加大。
二、影響房地產業發展相關因素的分析
1．政府政策。房地產業是一個受政府政策影響，對政策敏感性極大的產業。由于政府嚴格控制著房地產一級市場中最重要的資源——土地。使得它對整個房地產市場有著絕對的控制權。它決定了市場供求關系平衡位置，決定了價格走向。作為在政府宏觀調控下的房地產業的發展與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緊密相關，政策是決定房地產開發企業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從上述國民經濟與房地產的關聯度可以看出，只有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才能加速國民經濟的發展。
2．市場規模。市場規模即市場需求量，市場需求量的大小是房地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
房地產主要包括住宅、商業用房、辦公用房、工業廠房等。其中住宅、商業用房、辦公用房占其總量的97%以上。特別是住宅占整個房地產市場需求量的70%以上，因此居住人口越多，對市場需求就越大。同時市場越繁榮，流動人口越多，對商業用房需求就越大。商業用房占整個房地產市場需求量的20%以上。因此國民經濟越繁榮，房地產市場規模就越大。
3．市場范圍與開放度。市場范圍與市場規模是密切相關的。市場范圍大，市場規模也隨之擴大；反之，市場范圍小，市場規模也會隨之縮小。市場范圍，即房地產企業開發商品房的銷售范圍，它是一個市場空間概念。由于房地產所特有的地域性強，使用其開發建設的商品房一般不會超出以地級市、縣級市銷售的范疇。因此，在某一地的房地產開發隨該城市地域的擴張，城市化的進程隨市場范圍擴大而加快。
同時，由于各城市政治、經濟、文化、科研、社會發展、對外開放程度的不同，因此其房地產市場范圍不盡相同。對外開放程度越高，政治、經濟、文化、科研、社會發展水平越高，其城市吸引力越強，人口流動性越大，人口聚集性越強，市場范圍就越大。
三、制約房地產業發展的因素分析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的經濟發展正在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這為房地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但現實中，仍有一些因素制約房地產業的更快發展，這些因素包括：
1．城市化率偏低。2002年，我國城市化率僅為37.8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3個百分點，但與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相比明顯偏低，較低的城市化水平嚴重制約了對房地產的需求規模。
2．房價相對偏高。世界銀行研究結果表明，住宅價格與一般家庭年收入之比(即房價之比)在3：1至6：1之間時，居民方有支付能力，若高于收入的6倍，住宅則難以形成消費熱點。雖然從全國而言，房價收入已從1991年的7.32：1縮小到1998年的5.66：1，但不少城市的房價收入比仍然偏高，使許多居民難以承受。近日對江蘇各市的房價收入比進行的調查表明，南京的房價收入比高達6.7：1，蘇州房價收入比6.03:1,已超過警戒線，無錫房價收入比已接近警戒線，較高的房價使許多居民只能望樓興嘆，潛在需求無法變成有效需求。
3．房地產市場稅費政策不盡完善。目前全國的房地產市場稅費政策不盡完善，房地產開發建設中的稅費收取有重復之嫌。房地產開發包括土地成本、建設成本、配套建設費。其中土地成本中已經包含契稅，配套建設費中已經包括各種配套建設費用，但是營業費的收繳是上述各項費用的總和，這種費上加稅，稅上加稅的稅費政策必然使得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制約了房地產業的發展。同時租賃市場灰色交易嚴重。隨著商業、餐飲、娛樂、商務、居住等不斷擴大，房地產租賃活動異?；钴S，但由于目前房地產租賃市場的稅費負擔過重，使大量房地產租賃活動以灰色交易方式存在。以南京市為例，房地產租賃市場的稅費占租金收入的22.5%左右（17%房產租賃稅+5.55%營業稅），這在客觀上制約了房地產租賃市場的發育。
4．經濟實用房建設不足，拆遷矛盾日益增大。近幾年來，安居工程的實施對加速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實施中卻明顯“變味”。由于安居工程不僅需要投入一定的資金，而且需要無償投入土地資源。各地政府為提高經營城市的能力，對經濟適用房采取壓縮甚至停止建設。同時由于近兩年住宅價格上漲過快，加上我國宏觀經濟調整步伐，許多職工退二進三，下崗職工增加，造成拆遷安置戶無法利用拆遷款購買所需房屋，給國民經濟、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
四、房地產業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1．加快城市化建設的進程。我國城鎮規模普遍較小，農村城市化水平低，吸吶與擴張能力弱，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一般認為，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70％以上，城市化進程才會穩定下來，而我國這一比重才37.8％左右，因此，城市化的潛力很大。在建設過程中一定要按照統一規劃、合理布局、綜合開發、配套建設的要求進行城市化建設。
2．調整稅費政策降低房價。房價與土地開發成本、房屋建筑成本以及房地產租賃價格有關。目前，房價偏高是與各種稅費分不開的，因此，政府應在繼續削減房地產有關稅費的基礎上為房地產業營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
3．進一步加快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步伐。目前，由于各城市體制改革的深入，企業改制成為趨勢，國家行政機關、事業單位住房分配貨幣化補貼到位情況較好。但是少數城市改制企業還不夠理想，影響了個人購房的全面啟動。因此，應強化落實住房分配貨幣化的政策措施，特別要落實企業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措施，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
4．完善房地產金融體系。一是完善住房金融制度，具體包括：（1）規范公積金運作，住房公積金信貸、結算等具體業務可委托商業銀行辦理，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轉變為具有融資和貸款職能的政策性非銀行金融機構；（2）構建住宅儲蓄機制；（3）建立股份制、政策性、專業化的住房金融機構，促進公積金的保值增值。二是建立房地產共同基金。房地產共同基金的建立，有助于解決房地產開發資金的短缺，穩定房地產投資規模，解決房地產開發企業股份制改造中的規模問題和資金問題。三是促進房地產企業上市籌資。房地產企業的上市有利于房地產企業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也有利于企業無形資產及信譽度的提高，能為企業籌資及實現規模經營打下良好的基礎。
5．大力發展經濟適用房。政府在住房補貼政策實施過程中，應在大幅降低經濟適用房價格的基礎上，將經濟適用房賣給真正需要補助的低收入者，對一些連經濟適用房也買不起的無房者，政府應提供額外補助。
參考文獻：
1．胡榮華，韓健，張曉鋒．江蘇省房地產業發展趨勢研究，200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