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8-06 05:44:0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城市化發展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建國以后，為了優先發展工業，只好靠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剪刀差”完成原始積累，工農差別在當時有其合理的經濟基礎。同時，為了穩定農業，保護城市經濟，又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把農民固定在農村，不僅如此，還一次次地把城市青年往農村趕，人為地遏制城市化的推進。這個時期建設的城市，如“火車拖來的城市”玉門，再如攀枝花、六盤水、大慶等，大多是國家計劃經濟的產物。直到改革開放后的80年代，隨著鄉鎮企業的興起，村村點火，戶戶冒煙，農村的工業化開始飛速發展，但歷史又跟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80年代中期，國家給鄉鎮企業的發展制定了一條政策，叫“離土不離鄉”，其實還是怕農民進城，民以食為天，沒有人種地不行。后來糧食夠吃了，但城市作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卻沒有疏通，鄉鎮企業式的工業化沒有帶來相應的城市化，結果出現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同步的奇特現象。目前，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已超過50%，但城市化水平卻只有35%。中國的經濟要長足發展，“三農”問題要徹底解決，大刀闊斧的城市化是必由之路。
按照世界城市化的發展規律，當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水平處于30%的時候，將進入飛速發展階段，處于70%的時候，則進入緩慢的平穩發展階段。中國的城市化近10年來平均每年大約以0.6%左右的速度提升，目前已到了35%左右，正處于起飛的前夜。在人類的文明史中，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生過規模如此之大、影響如此之深遠的城市化運動，其直接結果是，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在未來的二三十年時間里將至少有一半人從農村搬進城市，中國將由一個農業國變成為城市化國家。這將是何等波瀾壯闊、滄海桑田般的景象啊！
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現有的城市格局肯定要重新洗牌，無論是重量級的大城市，還是數以百計的中小城市，都面臨著怎樣調整自身的定位、自謀發展的問題。于是乎，如何經營城市也就成了市長們的必修課。對各級地方首腦來說，就好像昨天在長江里行船，突然一夜之間駛出長江口來到了太平洋上，不免有一種昏眩的感覺。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今天在哪里？明天到哪里去？怎樣培育航船的核心競爭力？所有這一連串的天問，都是城市經營的題中之義。
未來格局將“三分天下”
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戰略曾出現兩派：一派認為，要控制大城市的發展，大力發展小城鎮建設；另一派則認為，要積極發展大城市，尤其是要發展以大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組團。實踐證明，星羅棋布的小城鎮建設使土地資源無法得到有效利用，城市的聚集效應無法得到充分體現，故兩弊相衡取其輕，發展大城市雖然難免帶來種種“都市病”，但卻更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帶動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前不久，浙江省政府就轉變思路，提出要重點建設杭州、寧波、溫州一批特大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調整無序的小城鎮建設。
在目前的中國，我們不難察覺有三個城市群正浮出水面，逐漸形成未來中國城市框架的基本格局：一個是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城市帶，一個是所謂的以北京、天津為核心的大北京都市圈，另一個則是以香港、廣州為核心的華南城市帶。這三個城市群好比三個巨大的增長極，集聚效應十分明顯，據統計，其總人口只占全國人口的7.53%，土地占全國的1.24%，但GDP卻占全國總額的30%，利用外資額更高達73%。
其中，“大北京”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統轄的京津唐和京津保兩個三角形地區，以及周邊的承德、秦皇島、張家口、滄州和石家莊等城市部分地區，中心區面積近7萬平方公里，人口約4000萬，其目標是要打造以北京、天津為雙核的世界級城市。上海目前的城市規劃也十分超前，其范圍已包括蘇錫杭地區，以一小時、兩小時可達地區為規劃概念，要求兩小時之內可到達相鄰的江蘇和浙江等關聯性極強的地域。上海與寧波之間的杭州灣跨海大橋已正式動工。同時，多年未有突破的粵港一體化進程開始緊鑼密鼓，高層頻頻互動，大規模的城際交通正在醞釀，廣州更是要建可與歐洲最大的航空港法蘭克福相媲美的花都國際機場，欲成為華南地區乃至全國最大的物流中心，其作為區域中心城市的聚集效應日趨明顯。
這三個城市體系的日益強化和發達說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未來城市的競爭不再是簡單的個體競爭，而是城市群之間的競爭，是區域與區域間的競爭。對同處于一個區域范圍內的相關城市，彼此間的競爭固然在所難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決好城市的分工與協作的問題。中小城市必須根據與區域中心城市的關系有機疏散，各歸其位，重新研究、調整自身的發展定位，尤其是產業定位，找到自己在城市群落中的恰當位置。
舉例來說，瑞士是一個僅有500萬人口的國家，“小國寡民”卻“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間的分工極其鮮明。日內瓦是國際會議中心；日內瓦以外30公里的洛桑是國際奧委會的所在地，是體育之城；蘇黎士是傳統的金融中心，數百家銀行構成了獨特的風景線，80%的居民生活都同銀行業有關；伯爾尼則是鐘表制造業中心；相鄰的盧賽恩卻以教育發達出名，許多中國人去那里學習酒店管理；達沃斯則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而著名。這些城市百花齊放，分工明確，共同組成了一個在國際上非常有競爭力、多姿多彩的國家。
由此可見，今后城市的發展不能再搞小而全的“山寨經濟”了，那種躲進小樓成一統，追尋自我封閉的經濟循環的思維方式必將為時代所拋棄。以前我們的很多城市無論大小，關起門來做皇帝，凡是能想到的都要上，一個只有幾十萬人口的城市，也要建音樂廳、體育館、會展中心、大學、博物館，其結果不僅是極大地浪費了資源，而且是誰都吃不飽，誰都發展不好。
世界城市的發展規律表明，再小的城市也可以是世界性的，但一定要看清楚宏觀的城市格局的發展變化，然后在城市分工與協作的基礎上發展自身，最終既滿足了城市群的發展需要，也為自己的可持續發展找到了康莊大道。
火鍋理論與騰籠換鳥
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的本質，以及不同城市的功能，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歷史變遷，或許能悟出一些道理。
我們不妨拿兩個城市來做比較：重慶和上海。今天的重慶大約相當于10年前的上海，是多種極不協調元素的復合體，既在興建很多象征著城市財富和文明的現代化建筑，同時古老的農業文明和手工業文明的痕跡也隨處可見。即使在重慶最繁華的鬧市街頭，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幫人挑物的棒棒軍和擦鞋婦。這種有趣的現象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重慶的城市化正處于脫胎換骨的轉型之中。其實，中國的很多大中城市都可看到類似重慶的情況，這恰恰說明，這些城市所應有的產業聚集效應和現代化功能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城市的新陳代謝尚處于低級階段。這種現象背后反映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假如我們把過去的城市看作一口火鍋，那么提高城市競爭力的關鍵，就在于火鍋里的食物。如果火鍋里燙的都是價值不菲的海參、鮑魚，那么這個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強，輻射半徑就越廣，經濟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燙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經營就越慘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誰都想提升城市的內涵，誰都想多燙些海參、鮑魚，到底如何去做呢？這就需要大規模的“騰籠換鳥”，也就意味著城市的產業布局必須完成根本性的轉型。
上海大概用了10年的時間才走完了城市產業興替的過程，產業結構從原來的
二、
三、一變成了今天的
三、
二、一，即以第三產業為龍頭，讓那些更反映時代特征、更具備聚集功能和拉動力、更符合城市發展戰略的產業占據城市最寶貴的空間，而那些常規的產業則逐步分散開來，轉移到價值相對較低的地方。當時上海80多萬紡織工人中有50多萬下崗，轉為從事新興的城市服務業。北京也同樣，近幾年，大量的工業企業遷出四環以外，城市中心區建設成為第三產業的密集區，大力發展各類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和金融保險、商品流通、郵政電信、文化體育等第三產業。目前，優先發展附加值高、輻射能力強的現代服務業，已成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產業布局的不二選擇，遍布各個大城市的所謂中央商務區就是這些城市開始“騰籠換鳥”的必然產物。
由此一來，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臨著價值的回歸與再造。城市作為各種產業的超級聚合點，其空間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間里創造出盡可能大的裂變效應，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間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這也說明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對于大城市來說，首先是一個經濟形態，其次才是一個空間形態，必須有別于其它城市，必須成為區域經濟的增長極，充分發揮城市所應有的輻射和聚合功能。在城市圈中，這些大城市作為區域的中心城市如同心臟，心臟越發達，周邊的城市作為四肢就越有活力，正如沒有上海脫胎換骨的變遷，也就不會有今天華東經濟圈的繁榮。
對于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極有增長空間的城市來說，必須遵循城市發展的內在規律，即作為城市必須發展為都市，作為都市必須發展為中心都市，作為中心都市必須發展為國際性都市，當然，如果有可能也要爭取發展成為世界級城市。這類城市肯定是以現代第三產業的高度集聚為特征，是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資金流的聚寶盆。相比而言，這些城市所輻射到的周邊城市就應該自覺調整自身的位置，要像傳動的齒輪一樣緊緊咬合住中心城市這個大齒輪，為中心城市做相應的產業配套，這樣大齒輪轉一圈，小齒輪跟著轉10圈，同樣也可以自得其所，把城市經營得很好。
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蘇州和東莞。正是因為上海的產業轉型，蘇州市領導才提出“大樹底下好種碧螺春”的發展思路，把上海轉移出來的優質產業照單全收，并充分利用依托上海的優勢招商引資，以至于臺灣的小資本在上海無法立足，紛紛來到蘇州的昆山，據說有30萬人之多，大大增強了蘇州的城市競爭力。廣東的東莞則正好處于香港、深圳、廣州的連線上，目前已成為世界電腦業的加工中心，以至于業界都說，如果東莞鬧地震，全世界的電腦廠商都要受影響。
城市定位是基本前提
經營城市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首先要解決城市定位的問題。沒有準確的定位，就談不上城市的發展戰略。所謂城市定位，簡單地說，就是充分挖掘城市的各種資源，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和權威性的原則，找到城市的個性、靈魂與理念，比如西子湖畔的杭州把自己的定位概括為：“人間天堂，快樂杭州”。可以說，沒有個性的城市就沒有差異化競爭的優勢，沒有靈魂的城市就沒有內涵，沒有理念的城市就很難做到可持續發展。城市的個性越突出，影響的區域就越廣，升值的潛力也就越大。
在歐洲，由于歷史文化的傳承，幾乎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不可替代的說法，與城市的大小并沒有直接的關系。譬如，巴黎是法蘭西風情的集中體現，是真正的世界浪漫之都，維也納是眾口皆碑的音樂之都，佛羅倫薩是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羅馬是當之無愧的歷史之城、永恒之城，甚至連奧地利的小鎮、莫扎特的故鄉—薩爾茨堡的空氣中都彌漫著獨特的風情。這些城市的每一個細節都充分顯示出特有的個性。再比如法國的戛納，這個濱海小城不僅具備地中海極富旅游、休閑特色的各種資源，而且巧妙地把時尚主題引入其中，從而打造出了舉世聞名的電影節，建立了自己所特有的城市性格。
在實際工作中，人們對城市定位的理解見仁見智，看起來好像很容易，其實不然。當一個規劃師來到一個有山有水的城市時，會情不自禁地稱之為“山水城市”，當一個經濟地理研究者來到某地的時候，會驚嘆其為“某某門戶”，當一個政府官員視察某地的時候，也會揮毫寫下“北方香港”的字樣。這些說法都是城市定位，但又都不是，都對，又都不對，只有運用科學的思維方式和全面、立體的眼光，才能找到準確的城市定位。
舉例而言，不久前，我們應有關方面的委托，重新對地處京津之間的廊坊的城市定位作了一番研究，并給廊坊一個全新的定位—休閑商務城市。當我們以動態的眼光考察廊坊就會看到，隨著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籌備和中國加入WTO，北京作為中國門戶的地位將無可動搖，北京的城市化將會高速發展，當北京的經濟總量實現20*年人均GDP達到6000美元的時候，不管人們是否承認，北京的肥水已經流到了廊坊的腳下；當我們以發散的眼光來看，隨著北京的城市建設所帶來的負作用日益明顯，今天被北京人視為鄉下的廊坊由于天生麗質，且僅有30分鐘的車程優勢，將成為都市人向往的休閑勝地；當我們再以復合的思維方式考察廊坊，我們會知道，經濟的發展不僅是招商引資、工廠多寡，環境是生產力，體驗也是生產力。因此，廊坊就以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和自然環境成了鄉村CBD，只要大力發展休閑商務環境和設施，順應人們“在工作中休閑，在休閑中工作”的渴望，大北京地區的精英階層就會蜂擁而來，廊坊的經濟形態亦將隨之發生根本的變化。由此可見，城市定位既不能脫離城市周邊大的經濟環境，也不能光看到自己的顯性資源，而忽視了那些寶貴的隱性資源。當我們換個角度觀察問題時，今天的劣勢常常會變成明天的優勢。只有先搞清楚自己在大的城市格局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然后再統一盤存、梳理各種資源，揚長避短，才能找到準確的城市定位，并借此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城市發展戰略來。
市長要從船老大變為船長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城市經營與企業經營有著天然的相似性。既然城市是一筆資產，那么同樣也要追求增值，也要走差異化生存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發展戰略、經營思路、整合平臺和操作手段。同樣的城市空間和環境，由于發展理念、產業布局和規劃功能的不同，其內涵和作用也大不相同。那么，如何重塑城市競爭力，如何重新搭建城市的發展平臺，從長遠考慮發展城市的先導產業，如何用市場化的眼光找到城市運營的突破口，就是各級政府不得不研究的課題。
因此，當城市運營到了長江入海口這一階段的時候，由于環境的變化，我們的市長必須轉變觀念，具備現代經營意識，不再是憑眼睛和經驗辨認航道，而要學會用羅盤，學會看航海圖，要掌握潮起潮落的規律，一句話，要從原來的船老大自覺地變為船長。
首先，成功的市場經驗表明，城市經營的主體不再是單一的政府，市長必須學會與市場跳雙人舞，借助企業的力量和市場化的運營方式來達到城市增值的宏觀目標。目前在中國的很多城市，一些頗有實力的企業作為城市運營商已慢慢浮出水面，在每一個浩大的工程背后，幾乎都有他們的身影。市長與市場的關系就像公和婆，誰也離不開誰，可以斷言，凡是城市經營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實踐了市場經濟規律，是按照企業化、市場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
其次，城市經營必須處理好長計劃與短安排的關系。在新的形勢下，市長們開始了一次驚險的旅行，理想與現實，進步與妥協，生存與發展的反復博弈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著城市的決策者。沒有人可以發明一勞永逸的程序應對所有的變化，所以，我們的市長必須處理好戰略與戰術的關系，長計劃，短安排，就像滑雪和溜冰一樣，要善于在運動中前進，在動態中把握平衡。
其三，城市運營要處理好城市規劃與城市策劃的關系。前者側重于務實，后者側重于務虛，在城市規劃之前，必須先務虛，也就是要充分研究城市的定位和發展戰略，只有在大的方向確定之后，城市規劃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持之有據。在現實中，很多城市片面地強調城市規劃，市長儼然城市的總工程師，其實，指望一步到位的城市規劃是不現實的，相反，城市經營的務虛做得越好，城市規劃的空間和層次也就越高。
其四，城市形象必須有相應的內涵去支撐，必須培育相應的產業鏈。現在的很多市長熱衷于城市美化、亮化、綠化、凈化，這種舉措本身無可厚非，比起過去是一種進步，但終歸都不是解決城市運營的根本之道。我們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的造血機能，即產業鏈的培育和建設上。否則，一旦我們把寶貴的資金都用在了城市表面的建設上，而忽視了城市內涵的充實，城市經營就像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還是運轉不起來。
其五，城市經營一定要吃祖宗飯，但不能造子孫孽。在此要強調，城市的文化內涵也是城市產業鏈的有機組成部分，城市越有歷史的品位，就越有吸引力，個性越強，就越有包容性。一個沒有傳統文化積淀的城市是缺乏魅力的，歐洲的很多城市都十分尊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巴黎現在的格局就是當年的路易十四國王所奠定的。前些年，我們的很多城市大搞舊城改造，否定傳統建筑，結果得不償失，最后才痛定思痛，終于明白舊城改造要“修舊如舊”，而不是所謂的拆舊破舊。
今后20年是我國工業化中期發展時期，經濟還將繼續保持高速發展的趨勢。其標志是我國工業化初期產業，如紡織、普通食品、普通建材等，已處于嚴重的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狀態。難以再帶動我國經濟繼續增長。目前，工業化的主導產業已轉向以機械電子為主的裝備制造業和以建材、建筑業為主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上來。這些產業的未來需求量大、投資量多、資本技術密集，它們的發展無疑會使我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這就決定了我國未來20年城市化必然是一個加速發展的過程。另外據估計，今后20年至少有3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
人們普遍認為，未來20年我國經濟仍將處于高速發展時期，城市化是我國未來20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和目的，在此對實現這一目的的可能性和條件作一分析。從國內形勢看，國內有效需求后勁不足，居民消費呈現疲軟狀態，傳統的消費觀念根深蒂固，如何發揮少存款多投資拉動需求，刺激消費傳統的第一、二產業趨于成熟并走多從次化、縱深化、一體化發展，而第三產業未改變產業布局，進出口結構，解決就業問題，帶動消費。城市化戰略為其提供了環境，并且逐步改變一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從國際形勢看，經濟一體化、全球一體化，中國要增強競爭實力為其向規模發展，而小城市小鄉鎮不能發揮規模經濟]經濟戰略優勢、品牌戰略，建立綜合型、政治型、經濟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點的城市。隨著世界制造中心的轉移，小作坊，小工廠，小企業已不適應當代要求，走城市化戰略是國際形勢的要求。中國沿海的環渤海灣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發展成主導中國經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的三大城市群，表明了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方向、趨勢。
二、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的趨勢預測
在我國工業化中期經濟高速發展的帶動下，未來20年我國城市化將進入加速發展時期。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為30％（1997年）左右，今后將進入從30％發展到70％的國際公認的加速發展時期。從世界城市化發展的現狀和趨勢，以及我國城市化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我們認為，未來我國城市化發展將出現以下幾個基本趨勢。
（一）大城市將比中小城市的發展速度更快
大城市發展速度快于中小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發展的潮流。究其原因，一是大城市經濟效益高、居民收入水平高，雖然建設成本也相對高一些，但最終收益（收入減成本）還是比中小城市好。二是大城市功能全，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大城市生活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三是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更強有力的帶動腹地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而且，在城市間的聯系日益增多和重要的時候，在城市群不斷出現的情況下，大城市的作用更加明顯，原來獨立發展起來的中小城市現在越來越受到大城市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四是隨著技術進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使人們能夠有效地解決所謂“大城市病”現象，從而為大城市的發展掃清了障礙。例如，城市交通擁擠可以采取有軌交通、路口立交、路口停車線前移和路口四角擴寬等方法和手段加以解決。大城市環境問題隨著環保產業的發展以及城市環保設施的建設已能夠有效的控制。
因此，未來我國的城市化應當注意大城市的作用，在不放慢中小城市的發展速度的前提下，鼓勵大城市適當超前發展。當然也還要注意不要超一定的“度”，我們認為以大城市人口增長保持在整個城市人口增長速度的1倍以內為宜。同時，發展大城市也要注意環境保護和城市容量問題。因此，在考慮加快發展大城市時，一定要注意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要綜合考慮經濟效益與資源和環境等條件的容量問題，做到大中小規模城市合理的協調發展。
（二）以國際化大都市為代表城市群將在城市化進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北京、上海、廣州、大連、武漢等特大城市根據其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與國際交往作用的事實，在新的一輪對外開放紛紛制定了建立國際大都市的戰略設想，為我國城市化進程又增加了新的積極因素。國際化大都市建設的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所謂中央商務中心區（CBD）的建設。CBD是國內外大公司總部的聚集分布區，它負責組織和指揮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企業、工廠以及商業機構有效運行。由于各路大公司聚集在一起，它們能就近從事各種那些位于繁華的鬧市區的大百貨商店、大商場所無法比擬的大筆交易。
城市群（帶）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從經濟活動在空間的擴展演變規律來看，其順序是由“點”到“線”到“面”，當城市發展向“線”兩邊集中到一定的程度時城市帶就出現了。中國沿海的環渤海灣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發展成主導中國經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的三大城市群，今后中國經濟將越來越向這三個大城市群集聚。城市化的高級形式，大城市群目前在中國已經開始出現，以此為中心，中國還應考慮規劃一系列的城市經濟帶，并發展一批有特色的中心城市，如綜合型、政治型、經濟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點的城市。中國未來城市發展的核心面、線、點形成后，將有一半的人口、GDP的80％、全國工業產值的90％以及全國進出口總額的95％在這些地域產生。
關于未來我國城市化水平的預測，1996年我國政府向聯合國第二次人類住區大會提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住區發展報告》預測：到2000年，全國城鎮人口將達4．5億左右，城市化水平將達35％；2010年，全國城鎮人口將達6．3億左右，城市化水平將達45％。
三、加速我國城市化發展進程的對策與措施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工業化中期的快速發展階段，我國城市化的起飛也已到來。為保證我國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順利進行，根據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提出以下對策和措施。
（一）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城市基礎設施市場化，服務價格的開放，將會有力地促進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但由于城市化進入起飛階段后，城建規模巨大，估計每年約需投資總額高達5000億元左右，如此驚人的投資單靠財政投資和價格開放后的收入是絕對不夠的。目前國家財政總收入也只有8000億元左右，因此，必須進一步開拓城建籌資渠道。根據國外經驗，可選擇的籌資渠道有政府專項城建債券、以BOT方式吸收社會資金和外資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是城市入戶電網線路的改造、城市軌道交通設施、城市交通樞紐、城市水源設施、城市污水和垃圾處理設施等。
（二）必須逐步開放城市生活基礎設施的服務價格，充分發揮市場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基礎性的調節作用，促進城市化按市場規律健康、快速地發展
“城市生活”的巨大供需差額，根本原因就在于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國家對城市基礎設施的低價限制政策。它使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長期處于供應嚴重不足的狀態。低價政策往往使城市基礎設施連成本都收不回來，必然要靠政府大量的財政補貼維持正常運轉。城市基礎設施管理部門一般都很少有資金用于更新和建設，形成了城市基礎建設越多，財政負擔越重的惡性循環。為改變這一狀況，建立起城市化發展的良好的微觀運行機制是關鍵。首先，使大多數城市基礎設施管理部門企業化，擺脫行政干預，走向市場，成為市場的主體。其次，在考慮到居民的承受能力的情況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驟地放開大多數城市基礎設施的價格，并把原來的財政上的“暗補”變為進入居民收入的“明補”。最后，對一些影響較大的公共基礎設施服務價格，建立有城市公共基礎設施主管部門和居民共同參加的價格協調機制，按“成本+合理利潤”的原則，共同制定大家能夠接受的合理的價格。
只有通過上述改革，才能一方面有效地增加城市基礎設施的供應，另一方面適當抑止現有城市居民對城市基礎設施過度的需求。從而使“城市生活”在市場的調節下達到供求平衡，以實現城市基礎設施的合理配置。城市基礎設施價格放開后，開始是會有一個價格上漲的時期，但隨著“城市生活”供應量在較高的價格的引導下迅速提高，在供求關系的共同作用下，將使城市基礎設施的服務價格逐步下降到正常的水平。從而有利于城市基礎設施按市場經濟規律健康快速地發展。
（三）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戶籍制度
城市基礎設施的市場化，要求其消費者有相適的選擇權利。否則市場的分割勢必還會影響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因此，有必要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在此，有人擔心戶籍制度的取消會引起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使城市人滿為患。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這種現象不可能發生，城市基礎設施服務價格的放開，使“城市生活”的價值得以真正體現出來，戶口放開的城市只可能吸引那些符合這一收入水平的人進入，低于這一收入水平的人群在市場價格的調節下會自動離開，以尋求符合其收入水平的地方。這一點實際上被我國目前在許多方面已不起作用的戶籍制度本身所證實。當然，在一些特殊的大城市里會暫時出現一些“貧民窟”現象，但只要對此加以特殊的行政干預，這一問題是不難解決的。在此還必須指出的是，目前我國城鄉差別還很大，戶籍制度在調整人口的合理分布、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等方面還起著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戶籍制度的取消是一項長期的目標，不能操之過急，要有步驟分階段逐步地去實現。
（四）鼓勵多種形式的城市化模式的發展
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一項中長期任務，各國城市化進程既遵循著一般共同的規律，同時又有其特點和與其國情相適應的具體模式。我國的國情是人口多，耕地少，經濟實力還比較落后，尚處于工業化進程之中。這就要求我們的城市化必須更加注重經濟效益，注意節約各種寶貴的稀缺的自然資源，特別是耕地及水資源。為此，適當的大城市的超前發展模式是符合我國國情的選擇。另外，農村城市化是各國城市化起步階段普遍采取的模式。既鼓勵就地城市化模式的發展，也積極鼓勵異地城市化模式的發展，充分發揮這兩種基本城市化模式各自的優勢，共同有效地促進城市化起飛階段發展的順利進行。
【關鍵詞】城市化建設 城市建設規劃
中圖分類號： TU98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 城市化建設的發展
1.1 城市建設的經濟性
經濟在城市中產生，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經濟，要實現城市經濟的發展，重要的方面就是通過城市建設來實現。城市建設既為城市經濟布局打下基礎，又為政府管理和經濟調整指明方向。
（一）建設城市首先要轉變對城市建設的認識，表面看是工程建設，實際是城市的投資，具有很強的預期性，是具有風險的，但是它的長期性的特點把它階段性的回報給掩蓋住了。
（二）城市建設需要工程建設平臺，更需要經濟分析和經濟專業人員。城市建設為城市服務，它的工作需要在一個統一規劃中，步調一致。在建設速度上，是不是更應考慮它的經濟性，用最合理的速度，達到最適當的效果；在“好”與“快”間，我認為“正好”最好。
(三)城市建設中的基礎設施(包括公交、公共開放公園、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等)為城市經濟發揮著潛在的能動力。表面上看這些都花費了大量的資金，但它對于周邊的土地和整個環境的作用潛力是非常巨大的。
(四)城市經濟或者具體地說就是城市人員結構(再具體到勞動力市場)是城市發展中關注的要點和可行性分析的重點。比如：城市中人口在干什么，他們分布在那些行業，住房、交通、消費、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方面的利用情況，都是需要政府實時進行動態分析和掌握的，這對城市建設的方向意義重大。
1.2 城市建設的預先謀劃性
(一)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建設調查的許多統計口徑須調整，不然會影響規劃，進而誤導城建。比如：就人口密度而言，一直延用的是戶籍統計居住人口，或者叫晚上的居住人口。這個數據的偏差會使我們在區域通設置、教育配套、商業網點、醫療設施等方面顯得不足。
(二)建筑的容積率跟建筑高度有關，更與投資密度有關。常規上建筑高度越高它的容積率就高，容積率高它的樓面地價就低，通過市場競爭它的土地價格就高。但是，這里面忽視了城市空間的整體性和所處物業的投資定位。如果很好地處理好建筑高度和容積率的關系，把一次性的土地高回報，改成合理的土地回報和加上持久的經濟回報，將是可持續發展的一劑良藥。
(三)盡量利用好土地，是城市建設在新時期要攻克的難題。城市拓展的方向一般有兩種：往周邊延伸和往高處建設。這些都會受制于土地。能不能在市區范圍統一規劃投資管理，盡可能地往高處建設(特別是土地緊缺的城市)，同時向周邊戰略性發展。比如，城市建高有利公共交通的利用，對城市改造的成本會降低，更容易規劃建設大面積的城市集中綠地和形成大的城市空間。
1.3 城市建設促社會和諧性
(一)城市要升級會遇到大量的拆遷，以實物安置可能更適合當前的城建前期工作。對地塊改造性項目可采取回遷安置，對公共設施建設項目可采取外遷安置。拆遷時可許可投資者進入來分散城建資金，同時在改造中積極解決低收人家庭的住房問題等，都會緩解拆遷中的矛盾。
(二)是否可考慮在房地產開發中配建部分公租房和廉租房，以更好地節約土地和合理利用其周邊的公共資源和配套設施。
(三)一個城市土地中約有60％以上的土地是用于住宅建設，須進一步加強房屋的產權、地籍管理，理清它的用途，對各種不同性質的房屋普查到位，為城市建設決策提供依據。
1.4 城市就是一個經濟體，城市管理是城建的延續
(一)城市建設過程中一開始就須考慮建成后的細節問題，為城市管理創造硬件條件。
(二)城市管理的后期管理成本要列入城建成本，通過公共財政和經營陛收人解決。
(三)城市管理近階段可通過倡導城市精神來規范市民的行為(包括樹立榜樣的作用)。
(四)通過加大城市基礎設施的利用率和加快人口的集聚速度來促進城市管理的步伐，同時反而降低了城市管理的成本。
1.5 城市建設的可持續發展性
現在國內外很多專家提出了改變以規模為依據的城市發展戰略。無論如何，或許每個城市的發展路徑不同，或許其本身的基礎也不一，但總是說明了一些問題。比如：改變“小而全”“處處開花”的發展模式的論題，“局部最優、全局次優”轉向“局部次優、全部最優”的論題，城市空間的“集聚、集聚、再集聚”的論題等等。但實踐表明――不同的區域尺度側重于不同的發展目標，區域側重于環境、生態、社會，城市側重于經濟。也許這就是城市建設可持續發展之處，留有余地不是說停止建設，而是為更好發展。
2 我國城市規劃的發展趨勢
城市規劃的發展應該是理論與實踐相輔相成的。實踐的發展必然帶動理論高度的提升，而理論的提升必然指導實踐向更高處邁進。
2.1 規劃實踐的發展
規劃的實施就是將藍圖變為現實的過程，不可逆轉是這個過程最鮮明的特點。規劃的實施過程決定城市的最終面貌。我國目前正處于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各項制度都處于摸索階段。社會環境的任何變化都會影響到規劃的實施過程。
（一）城市規劃要有嚴肅性
城市的建設是一個市場化的過程，而城市的規劃是一個法制化的過程。一項完善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的指導社會的發展。因此，提高城市規劃的嚴肅性是城市發展的重要保證。
（二）城市規劃要有科學性
在城市的規劃建設中，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從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從本地方的實際狀況出發。從百姓最關注的問題人手，摸索出一套適合本城市的規劃建設模式。而在規劃的實施過程中，一定要充分了解本地方的經濟實力，城市建設的各項指標都要在自身的能力范圍以內。遇到百姓關心。影響深遠的問題，更要綜合考慮。嚴格把關。切忌盲目上馬。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三）城市規劃要以人為本
城市規劃涉及到了多方面的利益主體，包括政府部門，建設投資方，以及普通市民。因此，城市規劃中有關信息一定要透明，堅持群眾監督的制度，公開公平公正，讓老百姓真正的參與進來。實施過程中，能充分考慮到有關利益主體的呼聲。
（四）城市規劃要以生態環境為基礎
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根本，人與環境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人類不僅要發展，更要注意保護自身賴以生存的環境。合理有效的開發利用有限的自然資源。在建設和保護發生沖突時，一定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暫時的發展，和諧長久才是根本。保護環境的同時，也要注意保護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城市的傳統風貌。不能片面追求經濟效益，以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為代價，確保城市經濟發展與規劃建設同步進行。
2.2 城市規劃理論的發展
城市規劃要注重務實，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及時調整思路，加強理論的研究，以動態地解決城市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總的來說，城市規劃中實施是關鍵，技術是保證，研究是基礎。
（一）滿足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實現經濟社會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是未來城市發展的主流，也是必然選擇。城市的建設與生態環境的破壞是一對矛盾的主體，但要科學的規劃可以把負面作用降到最低，要將可持續發展的思想付諸于整個規劃過程中。
（二）堅持人性化的理念。城市規劃涉及到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與人的關系。是一項與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主觀行為。因此，規劃首先應該以人性化為出發點。否則，再完美的規劃一旦脫離了人性的范疇，一切都無從談起。城市規劃要讓城市的發展體現出入文關懷。
（三）以和諧發展為目標。和諧發展是當今社會的主題。國家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是符合我國國情的、科學的論斷。
3 結束語
我國城市的發展正經歷著由量變到質變的轉折期。城市規劃也必然面臨著一個從量到質的新跨越。隨著社會的進步，新科技、新文化、新思想的出現必將對我國城市的發展帶來更強烈的沖擊我們應該抓住機遇，以更和諧、更人性的規劃，為城市的建設、發展提供服務。
參考文獻：
2012年12月15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要“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城市群要科學布局，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這一表述籠統地涵蓋了大中小城市、小城鎮與城市群，并未定調以發展誰為核心。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學界關于這一發展戰略的爭論更趨激烈。
10月11日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國際論壇上，以小城鎮還是大城市為中心的爭論，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首先是關于城市化率的表述不同。論壇上，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中國的城市人口已經從改革開放之初的1.7億人增長到2012年的7.1億人，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增加到了2012年的52.6%，在過去33年里，平均每年的城市化率都在提高。
但林毅夫引述的52.6%城市化率，在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長、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看來，只是一種“名義城市化率”。李劍閣認為，中國2012年的實際城市化率只有35%。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則是中國的體制，尤其是戶籍制度與財稅體制造成的。中國目前以既定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分稅體制已經執行了20多年，到了必須要作出調整的時候。
李劍閣任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期間，曾主持并參加了一項由中外專家共同完成的城市化專題研究。李劍閣認為，中國城市化進程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減少行政干預。他認為，根據改革開放35年來的經驗，過去從“離土不離鄉”思維定式演變過來的發展小城鎮、控制大城市發展的思路，實際效果并不理想。
通過前述調查研究，他也發現，參照世界各國的統計數據，按中國的總人口規模，中國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127個，不是太多了，而是遠遠不夠。因此，今后不能重復過去的老路，應該把城市化的重點放在發展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兼顧小城鎮的功能完善。 李劍閣的這一表述，隨后遭到了住建部村鎮建設司司長趙暉的反駁。趙暉認為，小城鎮對于中國來說是個“好東西”。他引用對100個發展較好的小城鎮進行的調查結果說，小城鎮可以拉動內需、更加環保，且利于城鄉發展。在德國，70%的人口居住在小城鎮。他表示，發展不好的一個核心原因就是我們等級化的結構，這種等級化結構是我們國家所實施的行政級別所決定的。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戰略研究所所長孟憲忠則認為，中國必須“反思資源向大城市集中的現狀”。中國中小城市就像微循環系統，國有經濟應該讓這些微循環活起來，而政府的政策投資和資源權力也應該向這些領域傾斜。
10月13日，李劍閣接受了《財經》記者的專訪，就上述問題再次全面闡述了自己的看法與思考。在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間，李劍閣曾長期任職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91年、1997年、2001年，他曾三次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當這位“學者型管理者”談及城市化的發展時，言談依舊頗為坦率，不改經濟學家“循理而行”的風范。 我不反對小城鎮化，但反對盲目城鎮化
《財經》：很多人以為你反對小城鎮化？
李劍閣：我在論壇上的講話中用國際上通用的城市化而沒有用城鎮化的概念，是因為我認為根據改革開放35年來的經驗，過去從“離土不離鄉”思維定式演變過來的發展小城鎮、控制大城市發展的思路，實際效果并不理想。
我并不反對發展小城鎮，只是反對盲目以小城鎮化戰略來取代大城市和城市群發展戰略。
美國可以舉出許多成功的小鎮，但很多小城鎮發展并不理想。那些被列舉的成功的小城鎮，更準確地說類似中國的居民小區，根本沒有像中國那樣五臟俱全的行政機構，也不可能出現很多媒體披露詬病的我國某些鎮政府的辦公樓堪比“白宮”、“國會山”的咄咄怪事。事實上，在歐美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一個叫做大激流的小城鎮，安利公司總部就在那里。如今那里許多大樓都是空蕩蕩的。大激流歷史上是做家具的，也是一個有名的城市，如今因為中國家具制造業的日益興起，這個城市就衰落了。我們在日本和英國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例子，很破敗，很凋敝。
我多年前就關注這個問題。當我做了那個課題以后出國考察時就給予更多的關注。后來的觀察有力證明了最初的研究結論。35年來，中國小城鎮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總體來說這些小城鎮連同它行政管轄或者經濟輻射的農村，人口數量是普遍減少而不是增加的。全國建制鎮19683個，1.3億人，平均每個鎮0.8萬人，每個縣城7萬人，鎮區人口10萬以上僅150個。在有些小鎮甚至縣城，由于沒有產業支撐，就業機會很少，公務員幾乎成為當地人的最高就業理想。那些地方官員魚肉百姓的情況格外嚴重。我注意到，即使在上海周邊、長三角地區，一些中、大型城市連同周邊農村、小鎮的總人口也是凈流出的，盡管這些地方同時吸引了大量來自中西部的務工人口。
作為一個有13億人口的國家，中國只有127個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中國要再有1億人進城，得需要多少個百萬人口的城市來容納他們？人一集聚，就自然產生許多新的產業出來，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基礎設施的使用效率，減少行政管理成本。
所以，今后不能重復過去的老路，應該把城市化的重點放在發展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兼顧小城鎮的功能完善。對于特大型城市，要逐步通過經濟手段將某些過于集中的功能向衛星城擴散分流。在此基礎上由獨立城市向城市圈、城市群發展。
《財經》：你反對的只是用行政手段過多干預城市發展的提法？
李劍閣：當然，老百姓趕集交換農產品也會自然形成一些小鎮。那些小鎮無需確定什么行政級別。中國城市化進程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減少行政干預。政府的規劃要參考國際上的有益經驗，擺脫過去束縛我們思想的“離土不離鄉”政策框框。在我們一些同志頭腦里，似乎農民天生就是農民，即使現在允許離開農村也不能走得太遠，就近安排有利“天下大定”。也有的同志出于好意，認為農民遠離了農村就有流離失所的風險，因此主張農民既不能久居城市，也不能在農村“連根拔起”。這種擔心是與現行戶籍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聯系在一起的，通過改革解決這些問題并非遙遙無期。
《財經》：從經濟學上講，是否可理解為聚合效應帶來交易成本的減少？
李劍閣：是的。在中國快遞業務還不發達的時候，我在東京的一個電視介紹里看到，說一些在東京寫字樓里工作的男士，他們不喜歡外面的午餐，可能也是為了節省，他們的夫人又一般不工作，因此每天就為丈夫做上合意的飯食，然后快遞過去。可見人的聚合將涌現出無數的就業機會，尤其是服務業。
《財經》：但德國的國家政策是支持城鎮化發展的，美國上世紀末期也出臺了向中小城鎮偏移的優惠稅率。
李劍閣：德國有個特點，德國家族小企業非常發達。比如說奔馳，它某個零件由某家家族企業提供的，這個家族可能做了幾代人，而且質量越做越好。德國有著濃厚的行會文化，每個人都有獨特技術和分工，專業技能得到尊重。這種家族企業不一定到大城市去做，只要物流方便。像日本豐田那樣的大企業也是靠很多小企業提供零件，可能做到零庫存。但即使這樣，還是能在德國找到許多衰敗的小鎮。不是說要消滅小城鎮，我是說要完善小城鎮。小城鎮也是自然形成的。在美國，你可以找到成功的例子硅谷，靠近斯坦福大學的那些小城市，也可以舉出更多失敗的例子。不管怎么說那也不是我們意義上的小鎮。
《財經》：中國現有的體制下，大城市越來越大，如果將權力分化的話，或許小城鎮就可以發展起來了。現在最好的人力資本和資源都聚集在大城市。
李劍閣：全世界都這樣。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這三個國際級城市圈，自然就形成了，壓也壓不住。
但其實，中國至少解放后到今天，所有的大城市都受控制的。建國以后，大城市發展一直是被嚴格控制的。“北大上青天”，是上世紀50年代政府部門常用的詞，這五個城市都是國家嚴格控制人口的城市。現在對“北上廣深”也是控制的，但是并沒有控制住，人口越來越多了，規模越來越大了。
1978年以前，中國的人口自由遷徙根本不行。農民工進城，十年前的2003年，主流傳媒和有些部門還在官方文件中稱之為“盲流”。在孫志剛事件發生后，這一稱謂以及相關理念才得以歷史性地改變。十年前還覺得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現在來看多么荒唐。35年前農民是絕對不能離開原籍農村的，受災后出門討飯也要公社的證明。改革開放以后，農民進城務工經商擋不住了，可是長期被稱為“盲流”。十年前才出現了轉機，人們還記憶猶新。所以我覺得，現在爭論的問題，放到10年、20年后再來看看，也許就很清楚了。 土地流轉起來才有價值
《財經》：很多人說城市化，也有助于農村現代化發展。
李劍閣：我1969年上山下鄉的地方就是一個江中小島，現在從市區開車過去半個小時就到了。那時要先坐“長途”汽車，然后做“二等車”（就是自行車的后包架，是農民提供的人力交通服務），然后坐擺渡船，然后步行，需要大半天。現在靠著上海，自然就有了新的承接產業轉移的機會，當地文明程度、理念變化也很大。現在到大多數農村考察，可以看到大人小孩穿的衣服與城市一般市民的穿著已經沒有過去那么大的差異，而35年前可以說是天差地別。這可以說就是人口遷移以及現代化后的同質化現象，現代文明理念也隨之滲透進農村了。當然對于鄉土文化怎么保留也是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財經》：農村搞集中居住，也涉及農民土地財產權等問題。
李劍閣：我覺得行政強制是不好的，因為涉及到個人產權等問題。但是如果有足夠合理的經濟補償，我想有人是愿意的。比如我到地方調研時看到地票交易，有的農民是真愿意，因為有些家庭在當地已經沒有人居住了。如果沒有補償的話，當然誰都不愿動。如果有合理補償的話，農村很多鄉村都空了，又沒有人住，何必占著一塊地呢。你硬要保護它，實際上使農民失去了土地資本化的機會，其實是損害了農民的權益。但是補償不要用政府定價，要用市場來確定價格，那就會有人愿意。
2003年有個文件，說農民的承包地永遠不要變，這樣當經濟陷入低谷的話，農民回去了可以繼續種地，這就是他的生活保障。但是這是一個過于理想化的設想。現在二代農民工不可能回鄉，即使回去了，地也都被拋荒或者流轉多年了，這些農民后代也不可能再回去光腳下地了。另外，現在中國農民人均耕地不足一畝，一畝地全年的純收入不到1000塊錢。如果政府在經濟低迷時放棄對農民的生活保障責任，那農民何以為生？所以政府如果想著到時經濟要是不行了，你們就都回去種地，這個怎么可能。政府的這個責任永遠別想躲避。
《財經》：很多地方在做土地流轉的嘗試。
李劍閣：我看到一個比較成功的流轉的例子。澳門的一個企業家，在全世界找了許多橙子品種在西南某縣試種，最終篩選出一個適合的品種，在當地開始推廣。這個地區是山地結構，糧食產量不高，公司和當地農民以800斤每畝稻谷的等價地租兌換，農民很愿意就把地給它。有些農民本來就離開老家進城務工了，也有些農民留在那種地。這些留下來的農民就為這個公司管理橙園，由公司付工資。這個實際上是企業家承擔風險，農民只要打工就能有工資，所以這個很好啊，農民也都愿意。而且他們這個公司是做出口的，效益也很好。可是初始投資量大，周期也長，靠單個農戶是不可能實現種植結構轉型的。
《財經》：這其實也是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李劍閣：有些學者特別反對城市資本下鄉，我認為這不能一概而論。恐怕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否則可能會阻滯制度創新，錯失農民致富轉型的機會。
《財經》：有學者認為，農村土地現在不能抵押，是人為降低了土地財產的價值。
李劍閣：這首先要問如果土地不允許買賣，怎么評估它的價值？如果土地沒有市場價值，貸款者怎么能承認土地可以成為抵押品？土地只有可以交換，有了市場價值，才能成為抵押品。在現有體制下，在遠離城鎮的宅基地，如果想到城里做個小買賣，你想怎么把地抵押給金融機構？一旦不能還錢，金融機構就無法處理這個抵押品。沒人敢要啊，都是鄉里鄉親的。所以在目前情況下，土地沒有價值，那就無法成為合格的抵押品。不承認市場，就沒有價值。當然也有例外的情況。我在越南考察，它們的農村土地市場交易也不是那么順暢。但越南農村土地仍然可以當成抵押品，首先是它們早就搞了土地確權，家家都有政府頒發的地界清晰的土地證。由于農村社區的傳統信用，人們非常重視土地所有權。如果抵押者的房子抵押了卻沒錢贖回的話，其實金融機構也不會沒收土地，但他的信譽將受到嚴重損失，導致兒子可能都找不到老婆。所以銀行質押的是家庭聲譽，而不是土地的價值。
作為一個研究問題的人，我們必須尊重事實和市場規律。
《財經》：但關于大城市的小產權就不一樣了。假如把土地的所有權利都配置給農民，實際上可以平溢大城市的房價，因為土地供應量增加了。
李劍閣：我知道有很多學者提出過這樣的問題。但現在的農業用地和住宅建設用地是分開的，如果小產權是指農村建設用地，那是有可能的。但如果突破了農業用地和建設用地的限制，農業用地和建設用地混同起來，我想在決策層面就很難同意。這里還有一個怎么看中國的糧食安全和耕地紅線的問題。
關鍵詞 中小城市 新舊城區 因素分析
中圖分類號：F292 文獻標識碼：A
一、中小城市城市化發展進程的因素分析
（一）中小城市空間發展的內在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周邊州縣人口和社會經濟活動不斷向成熟的中小城市舊區流動。一方面導致一些城市問題的出現，比如城市環境惡化、建筑密度高、交通堵塞等，使舊城區擁擠成本快速增大；另一方面導致中小城市的老城區承擔了城市的各種功能，造成舊城區原有功能不能充分發揮、新生功能受到抑制的情況，從而增加了舊城區的各種交易成本。因此，當中小城市出現舊城區已經無力承載各種城市功能、城市活動的時候，就需要打破這種城市空間格局進行新城建設和舊城改造，以疏解更新老城區的城市功能。
（二）中小城市政府經營城市的理念和動力已經形成。
在城市化高速發展而相應的配套資金不足的背景下，我國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使得城市土地成為政府經營城市的最大財產。通過政府的政策引導，新城區土地的潛在區位效益得以開發，部分商業和辦公活動為得到新城區的土地付出較高的租金。同時，新城區的經濟活動也隨之增加，土地收益得到進一步提高，為新城區基礎設施建設的進一步投資注入新資源，從而形成了新城區開發建設的良性循環。
（三）中小城市房地產行業的利益驅動。
在中小城市新城區開發建設過程中，房地產行業的市場行為主體推動了中小城市新城開發舊城改造項目的開展。相對于舊城區而言，新城區在土地的區位供給、土地價格、自然環境等各方面對于房地產開發商而言都比舊城區具有更大的優勢，更適合大規模的開發，同時新城區房地產開發的市場價值在當地政府政策的引導下具有較大的上升空間，但是新城區的房地產市場培育需要一定的時間。對于在中小城市投資開發的房地產商而言，當新城區基礎設施允許并且新城區已經顯現其市場潛力的時候，他們便開始對投資成本低利潤高、開發時間較長、自然環境好的新城區進行大規模的開發。房地產市場消費者主要受到耐用品的實際需求和土地價格預期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新城區開發過程的產物作為不動產既有實用價值也有投資價值，另一方面土地和房屋市場中的價格信息都會影響房地產市場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在中小城市新城開發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新城區的開發是政府與市場兩者協同合作共同作用的結果。
二、中小城市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中小城市新舊城區產業關聯度較差。
原來積聚在中小城市舊城區的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亟待轉移出去，這樣使得既有的資本和技術的相對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從而為整合和優化產業結構提供更多的便捷和保障。但是，在實踐過程中，中小城市并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往往是高科技產業、新興產業集中在新城區，而第三產業集中在舊城區，新舊城區之間產業的整合度和有機鏈接度較差，這樣既會影響中小城市合理的城市產業結構的形成，同時也不能使得產業群發揮其綜合效應。
（二）中小城市新舊城區規劃建設呈現各自為政現象。
城市的新區建設和舊城改造項目應該進行統一的總體規劃，建設管理過程中各部門應協同合作，避免各自為政，從而達到實現城市發展的整體目標。中小城市在進行新舊城區規劃和建設過程中分別是由各自的行政部門負責，新城建設追求自成體系，舊城改造則強調平衡改造，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小城市的整體功能；另外，由于舊城區改建速度過快、規模偏大，使舊城區原有的社會組織結構迅速解體，而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
（三）中小城市新舊城區可達性較差、通勤成本高。
我國一些城市出現舊城區的膨脹抑或是新城區演變為孤島，其實這些不良現象的出現與新城和老城相互間的可達性低有密切關系。交通和通訊的阻滯導致新舊城區的空間聯系在一定程度上處于被割裂狀態，從而使得新舊城區的可達性較差，降低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暢通，使得人們的通勤成本較高，這樣既不利于城市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也降低了經濟運行的效率。
（四）新舊城區社區問題涌現。
由于我國一直延續的戶籍制的緣故，城鄉二元結構的理念根深蒂固，中小城市新城區多為城鄉過渡帶，但是還有相當多的人在思想上都還沒有實現向社區人的轉變。另一方面，存在政府部門包辦的現象，自治功能運轉不暢，發揮不夠，居民的知情權、決策權、監督權和參與權沒能得到有效保障。社區居民的政治參與度比較低，對社區的事情漠不關心，社區凝聚力明顯不足。同時還出現有些社區服務活動注重追求經濟利益忽視政治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現象，加之，社區內組織較多，成分復雜導致協調工作困難，所以目前中小城市新城區的社區“共建”還未進入制度化階段。
（作者：延安大學財經學院，助教）
參考文獻：
[1]盛廣耀.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地區差異及趨勢分析[J].學習與實踐，2011（4）.
[2]歐向軍.江蘇省城市化發展格局與過程研究[J].城市規劃，2009（2）.
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戰略曾出現兩派：一派認為，要控制大城市的發展，大力發展小城鎮建設；另一派則認為，要積極發展大城市，尤其是要發展以大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組團。實踐證明，星羅棋布的小城鎮建設使土地資源無法得到有效利用，城市的聚集效應無法得到充分體現，故兩弊相衡取其輕，發展大城市雖然難免帶來種種“都市病”，但卻更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帶動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前不久，浙江省政府就轉變思路，提出要重點建設杭州、寧波、溫州一批特大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調整無序的小城鎮建設。
在目前的中國，我們不難察覺有三個城市群正浮出水面，逐漸形成未來中國城市框架的基本格局：一個是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城市帶，一個是所謂的以北京、天津為核心的大北京都市圈，另一個則是以香港、廣州為核心的華南城市帶。這三個城市群好比三個巨大的增長極，集聚效應十分明顯，據統計，其總人口只占全國人口的7.53%，土地占全國的1.24%，但GDP卻占全國總額的30%，利用外資額更高達73%。
其中，“大北京”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統轄的京津唐和京津保兩個三角形地區，以及周邊的承德、秦皇島、張家口、滄州和石家莊等城市部分地區，中心區面積近7萬平方公里，人口約4000萬，其目標是要打造以北京、天津為雙核的世界級城市。上海目前的城市規劃也十分超前，其范圍已包括蘇錫杭地區，以一小時、兩小時可達地區為規劃概念，要求兩小時之內可到達相鄰的江蘇和浙江等關聯性極強的地域。上海與寧波之間的杭州灣跨海大橋已正式動工。同時，多年未有突破的粵港一體化進程開始緊鑼密鼓，高層頻頻互動，大規模的城際交通正在醞釀，廣州更是要建可與歐洲最大的航空港法蘭克福相媲美的花都國際機場，欲成為華南地區乃至全國最大的物流中心，其作為區域中心城市的聚集效應日趨明顯。
這三個城市體系的日益強化和發達說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未來城市的競爭不再是簡單的個體競爭，而是城市群之間的競爭，是區域與區域間的競爭。對同處于一個區域范圍內的相關城市，彼此間的競爭固然在所難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決好城市的分工與協作的問題。中小城市必須根據與區域中心城市的關系有機疏散，各歸其位，重新研究、調整自身的發展定位，尤其是產業定位，找到自己在城市群落中的恰當位置。
舉例來說，瑞士是一個僅有500萬人口的國家，“小國寡民”卻“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間的分工極其鮮明。日內瓦是國際會議中心；日內瓦以外30公里的洛桑是國際奧委會的所在地，是體育之城；蘇黎士是傳統的金融中心，數百家銀行構成了獨特的風景線，80%的居民生活都同銀行業有關；伯爾尼則是鐘表制造業中心；相鄰的盧賽恩卻以教育發達出名，許多中國人去那里學習酒店管理；達沃斯則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而著名。這些城市百花齊放，分工明確，共同組成了一個在國際上非常有競爭力、多姿多彩的國家。
由此可見，今后城市的發展不能再搞小而全的“山寨經濟”了，那種躲進小樓成一統，追尋自我封閉的經濟循環的思維方式必將為時代所拋棄。以前我們的很多城市無論大小，關起門來做皇帝，凡是能想到的都要上，一個只有幾十萬人口的城市，也要建音樂廳、體育館、會展中心、大學、博物館，其結果不僅是極大地浪費了資源，而且是誰都吃不飽，誰都發展不好。
世界城市的發展規律表明，再小的城市也可以是世界性的，但一定要看清楚宏觀的城市格局的發展變化，然后在城市分工與協作的基礎上發展自身，最終既滿足了城市群的發展需要，也為自己的可持續發展找到了康莊大道。
火鍋理論與騰籠換鳥
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的本質，以及不同城市的功能，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歷史變遷，或許能悟出一些道理。
我們不妨拿兩個城市來做比較：重慶和上海。今天的重慶大約相當于10年前的上海，是多種極不協調元素的復合體，既在興建很多象征著城市財富和文明的現代化建筑，同時古老的農業文明和手工業文明的痕跡也隨處可見。即使在重慶最繁華的鬧市街頭，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幫人挑物的棒棒軍和擦鞋婦。這種有趣的現象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重慶的城市化正處于脫胎換骨的轉型之中。其實，中國的很多大中城市都可看到類似重慶的情況，這恰恰說明，這些城市所應有的產業聚集效應和現代化功能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城市的新陳代謝尚處于低級階段。這種現象背后反映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假如我們把過去的城市看作一口火鍋，那么提高城市競爭力的關鍵，就在于火鍋里的食物。如果火鍋里燙的都是價值不菲的海參、鮑魚，那么這個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強，輻射半徑就越廣，經濟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燙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經營就越慘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誰都想提升城市的內涵，誰都想多燙些海參、鮑魚，到底如何去做呢？這就需要大規模的“騰籠換鳥”，也就意味著城市的產業布局必須完成根本性的轉型。
上海大概用了10年的時間才走完了城市產業興替的過程，產業結構從原來的二、三、一變成了今天的三、二、一，即以第三產業為龍頭，讓那些更反映時代特征、更具備聚集功能和拉動力、更符合城市發展戰略的產業占據城市最寶貴的空間，而那些常規的產業則逐步分散開來，轉移到價值相對較低的地方。當時上海80多萬紡織工人中有50多萬下崗，轉為從事新興的城市服務業。北京也同樣，近幾年，大量的工業企業遷出四環以外，城市中心區建設成為第三產業的密集區，大力發展各類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和金融保險、商品流通、郵政電信、文化體育等第三產業。目前，優先發展附加值高、輻射能力強的現代服務業，已成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產業布局的不二選擇，遍布各個大城市的所謂中央商務區就是這些城市開始“騰籠換鳥”的必然產物。
由此一來，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臨著價值的回歸與再造。城市作為各種產業的超級聚合點，其空間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間里創造出盡可能大的裂變效應，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間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這也說明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對于大城市來說，首先是一個經濟形態，其次才是一個空間形態，必須有別于其它城市，必須成為區域經濟的增長極，充分發揮城市所應有的輻射和聚合功能。在城市圈中，這些大城市作為區域的中心城市如同心臟，心臟越發達，周邊的城市作為四肢就越有活力，正如沒有上海脫胎換骨的變遷，也就不會有今天華東經濟圈的繁榮。
對于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極有增長空間的城市來說，必須遵循城市發展的內在規律，即作為城市必須發展為都市，作為都市必須發展為中心都市，作為中心都市必須發展為國際性都市，當然，如果有可能也要爭取發展成為世界級城市。這類城市肯定是以現代第三產業的高度集聚為特征，是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資金流的聚寶盆。相比而言，這些城市所輻射到的周邊城市就應該自覺調整自身的位置，要像傳動的齒輪一樣緊緊咬合住中心城市這個大齒輪，為中心城市做相應的產業配套，這樣大齒輪轉一圈，小齒輪跟著轉10圈，同樣也可以自得其所，把城市經營得很好。
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蘇州和東莞。正是因為上海的產業轉型，蘇州市領導才提出“大樹底下好種碧螺春”的發展思路，把上海轉移出來的優質產業照單全收，并充分利用依托上海的優勢招商引資，以至于臺灣的小資本在上海無法立足，紛紛來到蘇州的昆山，據說有30萬人之多，大大增強了蘇州的城市競爭力。廣東的東莞則正好處于香港、深圳、廣州的連線上，目前已成為世界電腦業的加工中心，以至于業界都說，如果東莞鬧地震，全世界的電腦廠商都要受影響。
城市定位是基本前提
經營城市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首先要解決城市定位的問題。沒有準確的定位，就談不上城市的發展戰略。所謂城市定位，簡單地說，就是充分挖掘城市的各種資源，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和權威性的原則，找到城市的個性、靈魂與理念，比如西子湖畔的杭州把自己的定位概括為：“人間天堂，快樂杭州”。可以說，沒有個性的城市就沒有差異化競爭的優勢，沒有靈魂的城市就沒有內涵，沒有理念的城市就很難做到可持續發展。城市的個性越突出，影響的區域就越廣，升值的潛力也就越大。
在歐洲，由于歷史文化的傳承，幾乎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不可替代的說法，與城市的大小并沒有直接的關系。譬如，巴黎是法蘭西風情的集中體現，是真正的世界浪漫之都，維也納是眾口皆碑的音樂之都，佛羅倫薩是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羅馬是當之無愧的歷史之城、永恒之城，甚至連奧地利的小鎮、莫扎特的故鄉—薩爾茨堡的空氣中都彌漫著獨特的風情。這些城市的每一個細節都充分顯示出特有的個性。再比如法國的戛納，這個濱海小城不僅具備地中海極富旅游、休閑特色的各種資源，而且巧妙地把時尚主題引入其中，從而打造出了舉世聞名的電影節，建立了自己所特有的城市性格。
在實際工作中，人們對城市定位的理解見仁見智，看起來好像很容易，其實不然。當一個規劃師來到一個有山有水的城市時，會情不自禁地稱之為“山水城市”，當一個經濟地理研究者來到某地的時候，會驚嘆其為“某某門戶”，當一個政府官員視察某地的時候，也會揮毫寫下“北方香港”的字樣。這些說法都是城市定位，但又都不是，都對，又都不對，只有運用科學的思維方式和全面、立體的眼光，才能找到準確的城市定位。
舉例而言，不久前，我們應有關方面的委托，重新對地處京津之間的廊坊的城市定位作了一番研究，并給廊坊一個全新的定位—休閑商務城市。當我們以動態的眼光考察廊坊就會看到，隨著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籌備和中國加入WTO，北京作為中國門戶的地位將無可動搖，北京的城市化將會高速發展，當北京的經濟總量實現2006年人均GDP達到6000美元的時候，不管人們是否承認，北京的肥水已經流到了廊坊的腳下；當我們以發散的眼光來看，隨著北京的城市建設所帶來的負作用日益明顯，今天被北京人視為鄉下的廊坊由于天生麗質，且僅有30分鐘的車程優勢，將成為都市人向往的休閑勝地；當我們再以復合的思維方式考察廊坊，我們會知道，經濟的發展不僅是招商引資、工廠多寡，環境是生產力，體驗也是生產力。因此，廊坊就以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和自然環境成了鄉村CBD，只要大力發展休閑商務環境和設施，順應人們“在工作中休閑，在休閑中工作”的渴望，大北京地區的精英階層就會蜂擁而來，廊坊的經濟形態亦將隨之發生根本的變化。由此可見，城市定位既不能脫離城市周邊大的經濟環境，也不能光看到自己的顯性資源，而忽視了那些寶貴的隱性資源。當我們換個角度觀察問題時，今天的劣勢常常會變成明天的優勢。只有先搞清楚自己在大的城市格局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然后再統一盤存、梳理各種資源，揚長避短，才能找到準確的城市定位，并借此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城市發展戰略來。
市長要從船老大變為船長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城市經營與企業經營有著天然的相似性。既然城市是一筆資產，那么同樣也要追求增值，也要走差異化生存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發展戰略、經營思路、整合平臺和操作手段。同樣的城市空間和環境，由于發展理念、產業布局和規劃功能的不同，其內涵和作用也大不相同。那么，如何重塑城市競爭力，如何重新搭建城市的發展平臺，從長遠考慮發展城市的先導產業，如何用市場化的眼光找到城市運營的突破口，就是各級政府不得不研究的課題。
因此，當城市運營到了長江入海口這一階段的時候，由于環境的變化，我們的市長必須轉變觀念，具備現代經營意識，不再是憑眼睛和經驗辨認航道，而要學會用羅盤，學會看航海圖，要掌握潮起潮落的規律，一句話，要從原來的船老大自覺地變為船長。
首先，成功的市場經驗表明，城市經營的主體不再是單一的政府，市長必須學會與市場跳雙人舞，借助企業的力量和市場化的運營方式來達到城市增值的宏觀目標。目前在中國的很多城市，一些頗有實力的企業作為城市運營商已慢慢浮出水面，在每一個浩大的工程背后，幾乎都有他們的身影。市長與市場的關系就像公和婆，誰也離不開誰，可以斷言，凡是城市經營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實踐了市場經濟規律，是按照企業化、市場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
其次，城市經營必須處理好長計劃與短安排的關系。在新的形勢下，市長們開始了一次驚險的旅行，理想與現實，進步與妥協，生存與發展的反復博弈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著城市的決策者。沒有人可以發明一勞永逸的程序應對所有的變化，所以，我們的市長必須處理好戰略與戰術的關系，長計劃，短安排，就像滑雪和溜冰一樣，要善于在運動中前進，在動態中把握平衡。
其三，城市運營要處理好城市規劃與城市策劃的關系。前者側重于務實，后者側重于務虛，在城市規劃之前，必須先務虛，也就是要充分研究城市的定位和發展戰略，只有在大的方向確定之后，城市規劃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持之有據。在現實中，很多城市片面地強調城市規劃，市長儼然城市的總工程師，其實，指望一步到位的城市規劃是不現實的，相反，城市經營的務虛做得越好，城市規劃的空間和層次也就越高。
其四，城市形象必須有相應的內涵去支撐，必須培育相應的產業鏈。現在的很多市長熱衷于城市美化、亮化、綠化、凈化，這種舉措本身無可厚非，比起過去是一種進步，但終歸都不是解決城市運營的根本之道。我們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的造血機能，即產業鏈的培育和建設上。否則，一旦我們把寶貴的資金都用在了城市表面的建設上，而忽視了城市內涵的充實，城市經營就像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還是運轉不起來。
其五，城市經營一定要吃祖宗飯，但不能造子孫孽。在此要強調，城市的文化內涵也是城市產業鏈的有機組成部分，城市越有歷史的品位，就越有吸引力，個性越強，就越有包容性。一個沒有傳統文化積淀的城市是缺乏魅力的，歐洲的很多城市都十分尊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巴黎現在的格局就是當年的路易十四國王所奠定的。前些年，我們的很多城市大搞舊城改造，否定傳統建筑，結果得不償失，最后才痛定思痛，終于明白舊城改造要“修舊如舊”，而不是所謂的拆舊破舊。
關鍵詞：城市化城市群對策
城市化的含意及其指標眾說紛紜，角度不同，見地也不同。我們認為城市化的本質是指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從農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級轉化過程。從市場經濟的供求角度看，可把城市生活視為一種特殊商品，城市化就是城市生活這種特殊商品的普及化。實施城市化戰略對于我國未來20年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指導的意義。
一、我國城市化發展的決定因素及可能性
今后20年是我國工業化中期發展時期，經濟還將繼續保持高速發展的趨勢。其標志是我國工業化初期產業，如紡織、普通食品、普通建材等，已處于嚴重的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狀態。難以再帶動我國經濟繼續增長。目前，工業化的主導產業已轉向以機械電子為主的裝備制造業和以建材、建筑業為主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上來。這些產業的未來需求量大、投資量多、資本技術密集，它們的發展無疑會使我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這就決定了我國未來20年城市化必然是一個加速發展的過程。另外據估計，今后20年至少有3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
人們普遍認為，未來20年我國經濟仍將處于高速發展時期，城市化是我國未來20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和目的，在此對實現這一目的的可能性和條件作一分析。從國內形勢看，國內有效需求后勁不足，居民消費呈現疲軟狀態，傳統的消費觀念根深蒂固，如何發揮少存款多投資拉動需求，刺激消費傳統的第一、二產業趨于成熟并走多從次化、縱深化、一體化發展，而第三產業未改變產業布局，進出口結構，解決就業問題，帶動消費。城市化戰略為其提供了環境，并且逐步改變一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從國際形勢看，經濟一體化、全球一體化，中國要增強競爭實力為其向規模發展，而小城市小鄉鎮不能發揮規模經濟]經濟戰略優勢、品牌戰略，建立綜合型、政治型、經濟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點的城市。隨著世界制造中心的轉移，小作坊，小工廠，小企業已不適應當代要求，走城市化戰略是國際形勢的要求。中國沿海的環渤海灣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發展成主導中國經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的三大城市群，表明了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方向、趨勢。
二、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的趨勢預測
在我國工業化中期經濟高速發展的帶動下，未來20年我國城市化將進入加速發展時期。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為30％（1997年）左右，今后將進入從30％發展到70％的國際公認的加速發展時期。從世界城市化發展的現狀和趨勢，以及我國城市化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我們認為，未來我國城市化發展將出現以下幾個基本趨勢。
（一）大城市將比中小城市的發展速度更快
大城市發展速度快于中小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發展的潮流。究其原因，一是大城市經濟效益高、居民收入水平高，雖然建設成本也相對高一些，但最終收益（收入減成本）還是比中小城市好。二是大城市功能全，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大城市生活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三是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更強有力的帶動腹地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而且，在城市間的聯系日益增多和重要的時候，在城市群不斷出現的情況下，大城市的作用更加明顯，原來獨立發展起來的中小城市現在越來越受到大城市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四是隨著技術進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使人們能夠有效地解決所謂“大城市病”現象，從而為大城市的發展掃清了障礙。例如，城市交通擁擠可以采取有軌交通、路口立交、路口停車線前移和路口四角擴寬等方法和手段加以解決。大城市環境問題隨著環保產業的發展以及城市環保設施的建設已能夠有效的控制。
因此，未來我國的城市化應當注意大城市的作用，在不放慢中小城市的發展速度的前提下，鼓勵大城市適當超前發展。當然也還要注意不要超一定的“度”，我們認為以大城市人口增長保持在整個城市人口增長速度的1倍以內為宜。同時，發展大城市也要注意環境保護和城市容量問題。因此，在考慮加快發展大城市時，一定要注意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要綜合考慮經濟效益與資源和環境等條件的容量問題，做到大中小規模城市合理的協調發展。
（二）以國際化大都市為代表城市群將在城市化進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北京、上海、廣州、大連、武漢等特大城市根據其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與國際交往作用的事實，在新的一輪對外開放紛紛制定了建立國際大都市的戰略設想，為我國城市化進程又增加了新的積極因素。國際化大都市建設的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所謂中央商務中心區（CBD）的建設。CBD是國內外大公司總部的聚集分布區，它負責組織和指揮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企業、工廠以及商業機構有效運行。由于各路大公司聚集在一起，它們能就近從事各種那些位于繁華的鬧市區的大百貨商店、大商場所無法比擬的大筆交易。
城市群（帶）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從經濟活動在空間的擴展演變規律來看，其順序是由“點”到“線”到“面”，當城市發展向“線”兩邊集中到一定的程度時城市帶就出現了。中國沿海的環渤海灣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發展成主導中國經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的三大城市群，今后中國經濟將越來越向這三個大城市群集聚。城市化的高級形式，大城市群目前在中國已經開始出現，以此為中心，中國還應考慮規劃一系列的城市經濟帶，并發展一批有特色的中心城市，如綜合型、政治型、經濟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點的城市。中國未來城市發展的核心面、線、點形成后，將有一半的人口、GDP的80％、全國工業產值的90％以及全國進出口總額的95％在這些地域產生。
關于未來我國城市化水平的預測，1996年我國政府向聯合國第二次人類住區大會提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住區發展報告》預測：到2000年，全國城鎮人口將達4．5億左右，城市化水平將達35％；2010年，全國城鎮人口將達6．3億左右，城市化水平將達45％。
三、加速我國城市化發展進程的對策與措施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工業化中期的快速發展階段，我國城市化的起飛也已到來。為保證我國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順利進行，根據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提出以下對策和措施。
（一）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城市基礎設施市場化，服務價格的開放，將會有力地促進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但由于城市化進入起飛階段后，城建規模巨大，估計每年約需投資總額高達5000億元左右，如此驚人的投資單靠財政投資和價格開放后的收入是絕對不夠的。目前國家財政總收入也只有8000億元左右，因此，必須進一步開拓城建籌資渠道。根據國外經驗，可選擇的籌資渠道有政府專項城建債券、以BOT方式吸收社會資金和外資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是城市入戶電網線路的改造、城市軌道交通設施、城市交通樞紐、城市水源設施、城市污水和垃圾處理設施等。
（二）必須逐步開放城市生活基礎設施的服務價格，充分發揮市場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基礎性的調節作用，促進城市化按市場規律健康、快速地發展
“城市生活”的巨大供需差額，根本原因就在于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國家對城市基礎設施的低價限制政策。它使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長期處于供應嚴重不足的狀態。低價政策往往使城市基礎設施連成本都收不回來，必然要靠政府大量的財政補貼維持正常運轉。城市基礎設施管理部門一般都很少有資金用于更新和建設，形成了城市基礎建設越多，財政負擔越重的惡性循環。為改變這一狀況，建立起城市化發展的良好的微觀運行機制是關鍵。首先，使大多數城市基礎設施管理部門企業化，擺脫行政干預，走向市場，成為市場的主體。其次，在考慮到居民的承受能力的情況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驟地放開大多數城市基礎設施的價格，并把原來的財政上的“暗補”變為進入居民收入的“明補”。最后，對一些影響較大的公共基礎設施服務價格，建立有城市公共基礎設施主管部門和居民共同參加的價格協調機制，按“成本+合理利潤”的原則，共同制定大家能夠接受的合理的價格。
只有通過上述改革，才能一方面有效地增加城市基礎設施的供應，另一方面適當抑止現有城市居民對城市基礎設施過度的需求。從而使“城市生活”在市場的調節下達到供求平衡，以實現城市基礎設施的合理配置。城市基礎設施價格放開后，開始是會有一個價格上漲的時期，但隨著“城市生活”供應量在較高的價格的引導下迅速提高，在供求關系的共同作用下，將使城市基礎設施的服務價格逐步下降到正常的水平。從而有利于城市基礎設施按市場經濟規律健康快速地發展。
（三）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戶籍制度
城市基礎設施的市場化，要求其消費者有相適的選擇權利。否則市場的分割勢必還會影響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因此，有必要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在此，有人擔心戶籍制度的取消會引起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使城市人滿為患。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這種現象不可能發生，城市基礎設施服務價格的放開，使“城市生活”的價值得以真正體現出來，戶口放開的城市只可能吸引那些符合這一收入水平的人進入，低于這一收入水平的人群在市場價格的調節下會自動離開，以尋求符合其收入水平的地方。這一點實際上被我國目前在許多方面已不起作用的戶籍制度本身所證實。當然，在一些特殊的大城市里會暫時出現一些“貧民窟”現象，但只要對此加以特殊的行政干預，這一問題是不難解決的。在此還必須指出的是，目前我國城鄉差別還很大，戶籍制度在調整人口的合理分布、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等方面還起著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戶籍制度的取消是一項長期的目標，不能操之過急，要有步驟分階段逐步地去實現。
一、城市化可持續發展的內涵
（一）城市化的內涵
城市化包含著豐富的內容，不僅表示鄉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而且也包括城市社會文化地域擴散的過程。城市化，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斷提高的過程，是產業結構轉變的過程，是居民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是城市文明不斷發展并向廣大農村滲透和傳播的過程，是人的整體素質不斷提高的過程，是農村人口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的統一的過程。
（二）城市化進程中目標取向的轉換
從世界城市化的歷史實踐來看，城市化的目標經歷了由初級向高級轉換的三個過程。第一階段，城市化最初開始于18世紀的英國，當時的工業革命促進了生產力的極大解放，在城市化初期，經濟發展在科技創新的推動下不斷增長，使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在這個背景下，形成了以物質財富增長為核心，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認為經濟增長必然帶來富裕和文明的增長觀，這一時期城市化的目標可以說是單一的。20世紀30年代，以“國民生產總值”作為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后，片面追求增長的目標就具體化為追求GNP的增長。第二階段，雖然GNP指標短時間提高了，但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并未得到應有的改善，貧窮、失業和收入不均等社會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住房擁擠、交通不便、特別是生態環境惡化，使人們的生活質量下降。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人們開始修正發展的目標，在GNP指標外，補充了一些社會發展指標，如人口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小學入學率、貧困人口、營養狀況等。至此，城市化的發展進入第二階段，即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并重的階段，在此階段，城市化的目標指向是二維的。第三階段，人類社會發展進到20世紀70年代后，盡管人類對人與自然的關系認識不斷加深，但是，“城市病”的頑疾仍然不能醫治，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由于人與自然關系惡化引起的一系列惡果，使人們意識到工業化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對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提出質疑和評判，確定把可持續發展作為自己的發展戰略，謀求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發展模式開始由二維狀態變成三維，城市化與可持續發展思想于是越來越緊密地聯系起來。
二、內蒙古城市化的現狀
（一）內蒙古城市化的發展階段
2004年末，內蒙古的城鎮人口為1093.5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45.9%，而1999年內蒙古城鎮人口為967.8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41%。五年間基本上以每年1%提高，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而第一、二、三產業產值分別由342.91、492.13、433.16億元提高到506.07、1332.47、873.54億元；比重分別為18.7%、49.1%、32.2%。而從1982到1999年，內蒙古建制鎮數量由102個增加到273個，總共增加了171個，平均每年增加10個；總體說來，內蒙古城市化處于城市化中期加速發展階段。
（二）內蒙古城市化發展的主要特點
1．城市化發展速度加快，城市化水平高于全國同期水平；2．城市化是以政府推動為主體，同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密切相關；3．人口城市化水平比較高，城市密度和城鎮人口密度比較低；4．小城鎮建設加快了內蒙古城市化進程，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三、內蒙古城市化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從世界各國城市化進程看，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存在各種各樣的經濟社會問題，從而影響了城市化可持續發展。結合內蒙古城市化進程與特點看，改革開放以來，內蒙古城市化水平明顯提高，城市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但要實現城市化可持續發展仍然面臨許多問題。
（一）環境問題
內蒙古作為國家的能源、原材料、工業基地，許多工業項目圍繞資源消耗建設，屬于高耗能、高污染行業，且由于科研開發水平低，設備工藝落后，再加上工業本身布局分散和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對城市質量管理的重視，使許多污染嚴重的產業企業轉移到小城鎮，從而使污染源較為分散，難以對污染物進行集中處理，處理和回收利用污染物的成本很高。這使得城鎮的空氣污染和水環境污染加劇，垃圾等固體廢料污染也越來越重，“白色污染”“垃圾圍城”等現象隨處可見，而且在一些小城鎮更為嚴重。
（二）認識問題
目前，內蒙古正處在城市化中期加速發展階段，城鎮建設力度不斷加大，城市化的水平和質量明顯提高，城市化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現象。但是，人們對城市化有關問題仍然認識不清的地方，嚴重影響到城市化和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表現在：
忽視了城市化的真正內涵
城市化不僅表現為農村人口地理位置的轉移和職業的改變，它還表現為由此引起的生活方式的演變，是傳統的鄉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轉變過程。然而一些地方沒能認清城市化的真正內涵，許多地方實際上是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把城市化僅僅看成是農民遷入城市，城鎮人口增加，城市規模擴大，不去做或不愿意做基礎工作，為農村人口特別是即將轉移的農村人口進行“城市人”轉變服務，只熱衷于搞一些城市形象工程。一些地方領導急于改善城市面貌和提高城市檔次，只注重城市的“形”，認為城市化就是修廣場、多蓋房、多修路、建新城等，卻忽略了城市的品位、神韻、素質，也就是城市的“神”，即城市的生態、市民的素質以及現代城市所體現的一種公平、和諧體制、制度，其中最關鍵的是真正消滅城鄉差別。
忽視了城市化的長期性
城市化是在一定量的積累基礎上，再到質變的結果，這將是一個長期而又復雜的過程。這一過程是生產和積累、人們思維方式、文化價值觀念逐步進化的過程。城市化不是通過行政手段達到的，而是人們自由選擇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自然推動過程。不少地區把城市化率作為衡量經濟水平的一項指標，這樣為了增加城市化率，一些地方采取批戶口、行政區劃調整和擴大城市面積的方式，把城市率變成了“數字游戲”。
（三）“三農”問題
內蒙古的“三農”問題集中表現為農村、農業、農民比城市、工業、城市居民發展滯后，現代化程度低。其對城市化的進程制約表現在：1．農牧民收入增長緩慢，使得農牧民很難增加生產性投入，農牧業的生產率很難提高，從而放慢了農牧業對農牧民的釋放速度。2．農牧業勞動力素質較差，轉移難度大。3．相關制度的不健全，造成了農民的轉移困難。
（四）產業問題
從1995~2004年，內蒙古的生產總值中三產比重由31.2%、37.8%、31.0%變為18.7%、49.1%、32.2%，說明第一產業比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三產業平穩發展；而工業總值中重工業和輕工業比重由65.5%、34.5%變為68.2%、31.8%。由于重工業是資本密集產業，對勞動力的吸收有限，而重工業占有很大的比重，這使得第二產業產值比重有很大的提高，但對就業貢獻很小；第三產業發展平穩，在此期間，由于國有企業體制改革，進行減員增效，產生了大量的下崗工人，下崗職工大都充實到第三產業中，這樣在第三產業新增就業崗位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有限。在此期間，內蒙古三產就業比重分別由52.1%、21.9%、26.0%變為51.9%、17.9%、30.2%，第一產業就業比重僅下降了0.2%。
（五）城市體系結構問題
內蒙古目前有20個城市，分布在118.3萬平方公里上，城市密度很小，且城市體系結構不完善，表現在：1．城市的規模小，尤其具有規模效益的大城市很少，不能很好地帶動區內經濟的發展，而當今的區域之間的競爭主要是大城市的競爭；2．城市趨同現象較為嚴重，在城市快速發展中，尤其是中小城市較為突出表現在城市形態、產業結果、建設方式的趨同化較為突出，重復建設嚴重，導致土地資源的浪費和資金的浪費。城市個性和特色不突出；3．城市產業結構不合理，很多城市出現產業虛高度化和同構化，大中小城市之間沒有形成合理的分工體系。
（六）城市的發展問題
伴隨城市化進程，城市本身也有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有：1．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不適應城市化的需求。2．各個城鎮建設自成體系，缺少分工規劃，重復建設，形成城鎮產業布局缺乏特色，難以發揮比較優勢，相互之間在市場上過度競爭，不利于內蒙古經濟的發展。3．城市管理落后。城市重建設輕管理，重經濟職能輕社會職能，仍未擺脫計劃經濟管理的模式與框框；城市管理仍以行政手段為主，忽略對經濟、法律、技術、教育咨詢、目標管理等手段的綜合運用；4．管理偏于人治，效果過多依賴于領導者的個人素質，人為的隨機性大；5．城市管理部門行業分割，各自為戰，管理體制落后。
四、內蒙古城市化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加快城市化，實現城市化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內蒙古在新世紀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途徑。針對內蒙古城市化進程的問題，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一）大力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實現城市化過程中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的協調發展
可持續發展的實質就是在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上，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實現城市化可持續發展，就要用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觀念來指導城市化發展，在提高人口素質的同時，不斷加大宣傳力度，用可持續發展的觀念支配人們的行動，提高全民的資源節約意識、環保意識以及積極參與城市建設的意識。運用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觀，促進生態系統、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的協調發展，實現城市化過程的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多目標的發展。
（二）重視“三農”發展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作用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和城市化發展的歷史均表明，穩定而持續發展的農業是城市化得以發展的前提和重要保證。國家政策過多地向城市傾斜，不重視農村和農業的發展，會使大量農民流向城市，“城市病”突顯，貧富差距加大。只有采取必要措施，完善法制，加快農業發展的步伐，促進農村的興旺，城市化發展的基石才可能堅穩，實現農村現代化與城市化的相互促進發展。內蒙古應該結合中央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加快農牧業地區各項事業的發展，加強對農牧區的扶持力度和城市反哺農村的力度，促進農村現代化的發展。
（三）加強政府對城市化的宏觀調控
要保證城市人口的增長與工業化的發展基本同步，就不能走沒有城市化的工業化道路和沒有工業化的城市化道路。政府一方面要加快公共事業的發展和加強公共管理職能，如教育、醫療、環保、職業技術培訓等；另一方面要處理好政府職能與市場機制之間的關系。政府的主要任務是做出科學合理的規劃和運用經濟、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引導城鄉基礎設施和合理配置資源。政府應減少對城市化的速度和規模過多地人為干預，減少對城鄉之間要素流動的人為限制。政府只要加強引導和調控，更多的由市場機制來完成。
（四）重視市場機制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作用
市場經濟是城市化的推進器，許多發達國家的城市化走內生型的道路，是在市場機制下自發實現的。市場機制通過“看不見的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區域資源和城市資源的最優配置，也可促進產品質量的提高，進而實現經濟的趨于合理化發展。在當前形勢下，內蒙古要實現城市化的健康發展，必須利用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方面的積極作用，引導企業向各級城鎮集中，向規模化、集團化和外向化的方向發展，在此基礎上重視產品質量和技術創新，城市化發展才會有堅實的基礎。同時要通過市場充分調動各方面的力量，參與城市化進程，解決城市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
（五）加快制度創新，為中國城市化可持續發展提供根本保障
1．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轉制度。傳統的農村土地制度有兩大缺陷：一是使用權不充分，不包括“不使用”的補償權；二是使用權歸農戶家庭所有，難以進入市場流通。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要求隔離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因而必須使土地流轉起來，讓其集中走產業規模化之路。因此一方面可以以國家贖買再租讓或拍賣出去，再盤活贖買金；另一方面對農民的宅基地則可通過出讓或置換加以解決。城鎮土地則實行國有土地出租使用制度來深化改革。
2．改革和完善戶籍管理制度。打破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宜選擇漸進或改革，逐步淡化戶口的作用，使之易于遷移，促進人口較自由流動。因此，必須降低設定居民遷入條件，基本放開中小城市的戶籍管理；完全放開小城鎮的戶籍管理；大城市也只需作結構性調控。
3．完善和創新社會保障制度。要逐漸通過制度設計擴大保障面，逐步將進城農民工納入保障范圍。建立面向所有非農產業就業人員的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吸收進入城鎮就業農民合同工參加養老保險；為已經進城落戶并將承包土地一次性出讓的農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4．改革和健全其他制度。加快自治區、市（地）、縣（市）、鄉（鎮）四級行政管理職能創新，改革行政職權，調整行政區域，加強區域協調和合理布局。其次，改革城鎮建設投資體制，或政府增加財政支出，或通過經營權拍賣引導民間資本等進入城建中來。完善就業制度，拋棄歧視性就業制度，通過加大教育培訓力度，開放城鄉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要素的自由競爭，消除勞動約束，擴大勞動集聚。
（六）堅持比較優勢戰略和有限非均衡戰略,積極推進城市群的發展
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圈域經濟發展模式,為內蒙古社會經濟發展在空間上的多極帶動提供了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發展模式。通過城市圈域經濟發展,一是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城市化基礎 ,特別是大中城市在經濟發展中所具有的創新能力強、經濟效益好、經濟勢能高、帶動效應大等優勢，盡快形成區域經濟的“增長極”，有效發揮它們在圈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帶動整個城市圈域經濟的發展。二是通過城市圈域經濟內部的合理分工、協調發展,形成由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鄉鎮和農村所組成的城市圈域梯度鏈,把城市經濟圈內各個經濟單位、各個地區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構成合理的產業發展鏈、技術擴散鏈、市場分工鏈，促進圈域內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升級，推進整個經濟高速度、高效率、高水平地發展。
（七）積極推進二、三產業集中連片發展，加快產業高級化進程，提升產業競爭力
要進一步調整優化城市經濟結構，加快工業化進程。要根據市場需求，發展優勢產業，培植主導產品和主導產業，增加就業崗位，壯大經濟實力。大中城市重點發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無污染、耗能少、運量小、節水型工業，進一步加快工業化進程，調整工業發展結構，積極改造提高傳統產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優化產業布局，加快發展旅游、金融保險、信息、中介服務、社區服務等第三產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與大中城市產業發展相配套,根據自身的自然條件和資源條件,形成產業特色。積極實施有利于促進二、三產業向中心鎮以上城鎮集中的產業政策。要根據城鎮特點，以市場為導向，以產業為依托，大力發展特色經濟,著力培育各類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龍頭企業。發揮小城鎮功能和連接城鄉的區位優勢，興辦各種服務行業，因地制宜地發展各類綜合性或專業性批發市場。利用市場機制，制定優惠辦法，吸引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業戶到城市和中心鎮投資發展，農村新辦企業要向鎮區集中,改變鄉鎮企業分散布局的形式。鼓勵大中城市的工商企業到小城鎮開展產品開發、商業連銷、物資配送、舊貨調劑、農副產品批發等經營活動。
[參考文獻]
[1]付曉東.中國城市化與可持續發展.新華出版社,2005.5.
[2]包廣才.內蒙古可持續發展論.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