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3-14 08: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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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總結回顧了中國實踐并探討今年和今后一段時期財政政策的目標與相關重點問題。一般預計，2010年中國經濟將有望實現較高速的增長，并將在優化結構方面有所進展。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財政政策，政策目標，重點問題
兩年前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向各國宏觀調控當局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財政政策的運用成為重要的應對措施。中國在2008年11月明確宣布宏觀政策轉型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之后，已經取得明顯成效，經濟運行態勢在2009年比較順利地從“前低”轉入“后高”，年度GDP增速為8.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速達10.7%。一般預計，2010年中國經濟將有望實現較高速的增長，并將在優化結構方面有所進展。總結回顧中國實踐并探討今年和今后一段時期財政政策的目標與相關重點問題，是很有必要的。
一、中國財政政策實踐的基本經驗
本輪積極財政政策注重處理好擴張總量與調整結構、應對當前困難和實現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關系。政策措施更加注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水平。簡要總結其經驗要點，一是把應對金融危機沖擊放在“反周期”的操作框架內，充分認識其近乎“百年一遇”的嚴重性，及時、堅決、有力度地實施總量擴張。二是結合中國的國情與發展階段，特別注重“供給管理”角度的區別對待、優化結構，著力增加有效供給、促進升級換代和方式轉變。三是在“積極”的同時也注重防范風險、加強制度建設。總體上看政策的實施，無論是增支規模還是減稅規模，無論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推動還是對經濟增長質量的關注，都體現了貫徹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科學發展觀、為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服務的理念，也體現了財政宏觀調控日趨成熟的思路和技巧，這將為應對金融危機后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更為堅實的保障。
二、中國財政政策實踐的幾點反思與優化要領
任何政策設計與實踐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從對還需在2010年繼續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有必要力求優化的視角來看，可提出三個方面的反思與優化的取向性要領：
（一）在實施總量擴張、安排政府投資時，更加注重抓好結構調整和項目質量
政府實施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中，擴大內需的首要事項，是以政府投資實施總量擴張，“四萬億元”投資陸續具體化到各個建設項目上，其中以1.18萬億元中央財政資金拉動銀行、地方、企業等的配套資金。在這種總量擴張的同時，極為需要精心把握結構優化調整的導向，把基礎設施、災后重建、農村建設、安居工程、生態保護、自主創新和教文衛七大方向上的各個項目選擇好，其中突出的要點，在保民生、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如新能源）和努力拉動社會、民間投資之外，還應把調結構、促轉變放在更突出位置并貫穿于各個項目，直到落實于對施工質量的保證。這方面相關的應抓住不放的制度保證因素，一是要實行十分嚴格、盡可能充分的可行性論證（而非“可批性論證”），切實體現結構優化原則；二是要實行從頭到尾的嚴密的全程監督和內部、外部的多重審計，防止資金挪用等不良現象；三是要實行規范、到位的工程監理，保證項目質量，防止出現“豆腐渣”工程。根據中國上一輪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中的經驗和教訓，應通過檢查巡視工作等方式對各地已開工和擬開工的政府投資，和拉動社會資金的“拼盤”投資項目，作審計檢查和必要指導，及時發現可能的偏差，防患于未然。
（二）在加大財政公共支出和補助力度時，更加注重抓好機制轉換
政策擴張期，對于三農、社會保障、社會事業、研發創新等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和補助，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加大其力度是客觀要求。但加大力度并非是相關工作中的惟一要領，另一個相伴隨的、不可忽視的要領，就是努力實行支出、補貼中的機制轉換，以力求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和提升政策的績效。實踐證明，機制不同，政策的效應與績效會大相徑庭。比如，中國政府有關“三農”的各種支持項目和支持資金，名目已甚多，但使用中還帶有“撒胡椒面”的特征，所以應當鼓勵地方積極探索統籌協調、適當整合使用這些資金的新機制----在一些地方的實踐中，這已表現出較好的效果，值得進一步總結經驗；又如，在不同的地方政府轄區，亟需根據安居住房和房地產市場的實際情況，制定在本地現發展階段，落實“住有所居”的政策目標，是應以“補磚頭”還是“補人頭”為側重點使用用政府資金，或兩者如何結合，如何運用有限財力首先托好“廉租房”這個基本住房保障的“底”，如何注重引導和支持“適租房”供給的增加以適應收入“夾心層”和年輕就職者的現實需要，等等，都需要形成可操作的合理化的具體方案，以提高政府實現“安居工程”的資金績效（這方面已有一些較成功的經驗）；再如，財政針對豬肉市場價格波動的調控措施，十分有必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探討不再補貼生產環節而是直補城鄉低保人群的新機制、以及實行逆市場周期的庫存吞吐“平準”方案；在基礎研發環節的財政支持方面，也應加大促進實驗室、大型實驗設備實行資源共享、整合運用的機制建設。這些是推進公共財政建設、優化宏觀調控的內在的要求，也是中國經濟社會轉軌中不可回避的制度、機制建設問題。
（三）在提升債務規模、用好債務資金時，更加注重抓好改革創新和風險防范
政策擴張期帶來了國債和地方債規模的明顯上升，除較規范的長期建設國債和2000億元地方債之外，近期還出現了媒體所稱的“地方政府融資的狂歡節”，各種融資平臺“遍地開花”、不少新的融資工具（規范程度往往并不高）也被創造出來。地方舉債融資的規模正在迅速擴大，并引起了各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也引起了不同意見的爭議。
中國地方政府融資的發展，在市場經濟和分稅分級財政體制模式下，有其必然性，2009年又加上了“四萬億元”項目配套資金的強大需求，對其做出簡單禁止是行不通的，所以大思路上應回歸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古老智慧，疏堵結合，重堵更重疏，關鍵是因勢利導，尋求以制度建設實現規范發展。
在這個方面需要“治存量，開前門、關后門、修圍墻”，打造一套可控風險和可持續的地方“陽光融資”的制度和法紀。政策擴張期，對此既是挑戰，又提供了機遇。按照公共財政建設和“依法理財、民主理財、科學理財”的要求，地方政府融資應當是有透明度的、受法紀約束的、依托于制度規范和受公眾監督的。相關制度、法紀的打造，當然在中國需要漸進，而當務之急，一是應強化國家綜合部門自上而下對各地融資規模的監督、指導、協調；二是應強化地方各級人大、政協對政府融資的審批與制約；三是應強化金融市場監管部門、審計部門對于政府融資活動的監控、審計；四是應提倡、鼓勵地方政府融資主體內部的自律和加強管理，總結經驗教訓，在開拓創新中防患于未然。相關的制度內容，可先形成一些粗線條的文本，再于動態中不斷完善、細化。地方政府融資無如制度、紀律的有效約束，必然會在分散狀態和不透明狀態下積累公共風險，一旦積累到被觸發的局面，就會是危機的局面，“救火”的代價損失將是巨大的。惟一的正確方向，應是走向透明化、法紀化的“陽光融資”。這方面我們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還需堅持不懈地推進相關的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
三、關于財政刺激政策的退出問題
得力于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的實施，國內經濟已呈現“雙升一穩”（投資大幅回升、工業強勁反彈回升、消費穩定增長）的良好勢頭。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自去年11月份同比漲幅由負轉正之后，12月上漲1.9%，較11月0.6%的漲幅明顯加快，今年2月已上升到2.7%。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去年12月在各方預期之內如期轉正，上漲1.7%。這一方面意味著經濟觸底之后已經過反彈走向全面回升，另一方面需要我們要高度關注通脹預期。從外部環境看，2010年全球經濟復蘇力度似比一般預期更為強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世界經濟2010年和2011年增幅將分別達到3.9%和4.3%，中國增幅為10%和9.7%。經濟復蘇和通脹預期的加強，使得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問題開始成為關注的焦點。退出策略不僅涉及到退出時機、節奏的把握，而且涉及到退出機制、工具的選擇，更涉及到我國與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之間政策的協調與博弈，在全球經濟復蘇還存在不確定性，經濟內生增長乏力之時，財政刺激政策退出面臨諸多復雜問題，需要審慎處理、全面把握。
（一）退出機制的選擇
選擇適當的“退出機制”，不僅事關本輪經濟刺激政策“功成身退”的必要歸宿，也密切聯系著解決國內結構性問題和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所謂的退出機制，一般是指對由政府主導的、專門旨在抵御金融危機和緩解其不良結果的特殊經濟刺激政策的放棄。一般來說，各國政府宏觀調控的“三大法寶”，無非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道義勸說（政府首腦、央行行長等或勸說或威脅或暗示以求引導）。特殊的刺激政策則主要表現為三種形式：大規模財政投資、支出；減稅；向銀行注資。就中國而言，與此框架無大異。特殊的經濟刺激政策勢必要具體化為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配合使用中，在未來作合理的動態調整、適時退出。
當前，中國貨幣政策在2010年內的優化調整，可認為是大框架不變前提下向“適當從緊”單一方向的適當回調，而財政政策在本年度內至少不會在總量上簡單比照貨幣政策，可看作是擴張框架不變前提下突出重點、優化結構、追求績效等方面的努力。而再往后的“退出”調整，很可能是與1998年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成功之后相仿的“淡出”方式，即低調處理，擴張力度漸降，使社會各方在“不經意”間經歷政府政策“退出”的過程。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機制可著重考慮三個方面：相對于GDP的增長速度控制國債規模和逐步縮小財政赤字；引導和鼓勵民間投資，促進經濟恢復自主增長；合理掌握對不同產業、產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區別對待的取向。
1.比照GDP規模與增速，控制國債發行相對規模和赤字率，優化國債發行結構和資金使用結構。
2010年在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國債發行規模不可能按急速剎車方式處理，比照GDP規模與增速，國債發行規模要配合赤字率繼續控制在3%以下的要求，并注重國債結構優化。從相對數看，2010年相仿的水平，絕對數則將超過1萬億元，預計中央的地方債券也仍和2009年一樣，約在2000億元左右。從結構看，對于長期建設國債可按實際需要適當減發，而對于流動性較強的中短期國債要重點發展，并要按市場的要求，適時調整利率、期限、結構以及付息方式，完善國債對財政政策的支撐功能。國債所籌資金的投資方向和重點，2010年是首先支持已開工項目的續建，嚴格控制新項目建設，并做好監理工作。
2．積極引導和鼓勵民間投資與居民消費，促進經濟恢復內生性、自主性增長。
目前看，中國經濟還主要是表現為政策推動的經濟回升。要使經濟進一步順利、穩定發展，只有政府擴大公共投資是遠遠不夠的，還應出臺多種措施力求“四兩撥千斤”地擴大社會投資，拉動民間資本跟進，引導和鼓勵企業投資，以及居民消費。如果民間投資遲遲不能跟進，公眾消費疲弱不振，那么就會嚴重影響未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財政政策的退出操作，應當是在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可支撐經濟運行基本態勢曲線形成穩定的“拐點”之后。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增強非公有制經濟和小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放寬市場準入，保護民間投資合法權益。財政政策應在以下幾方面做出努力：一是進一步拓寬社會投資的領域和渠道，充分利用應對金融危機的時機對社會資本投資給予國民待遇，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之外，應允許社會資本以參股等方式進入金融、鐵路、公路、航空、電信、電力以及城市供水等多個行業。二是通過稅收、財政貼息、政府采購、信用擔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業。對規模較小的企業，做好所得稅征收按優惠方案處理的貫徹落實。清理行政事業性收費，切實減輕企業負擔。加大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規模和支持范圍，向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比較大的輕紡等行業的出口企業、科技企業和地震災區的中小企業傾斜。政府采購也應適當向中小企業傾斜。三是支持發展專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提供便利快捷的政策性金融服務。此外，應考慮通過發展規范的地方融資平臺，以市場化方式融資，吸引銀行放貸和民間資本跟進，把短期政策調控與利用社會資金與民間資本的長期機制構建兩方面的要求較好結合。
在消費方面，提高居民收入、扶助低收入階層、發展社會保障體系和以消除居民“后顧之憂”減少“預防性儲蓄”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都應切實貫徹，細化優化相關方案和加強相關管理。
3．合理掌握對不同產業、產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區別對待的取向。一般理解的“退出”，在政府刺激力度上是單向調減的，但考慮到中國經濟運行中顯著存在的結構問題，在退出中有必要適當加入針對不同產業、不同性質產能的區別對待的處理，比如對一般傳統產業的刺激力度，可以順向調減，乃至多減，而對有優化結構作用的新興產業、事關全局增長后勁有必要加強的支柱產業，以及那些具有強烈技術改造、升級換代需要與空間的門類和領域，則可以實施不減的處理，甚至適當給予更多資金與優惠政策以幫助其擴張的處理。這有益于加快結構調整與發展方式轉變。再者，與中國正處于體制轉軌、深化改革過程之中有關，不同政策工具的制度相關性和區別對待，也值得注意。比較直接、行政色彩較重的政府干預政策工具，可隨總體刺激力度的調低而順向調減、乃至多減一些，比如，那些一般性擴大政府支出的投資安排，應比較堅決地調減；而那些有條件、有必要更多運用、助其走向健全的經濟杠桿手段，卻可考慮讓其發揮更多刺激作用，比如結構性減稅的安排。這樣有助于推進制度安排與調控方式的合理化。
（二）退出時機的選擇
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時機把握，既要考慮到全球主要經濟體國家退出政策的操作對我們的聯動效應，更要考慮國內經濟企穩回升后，何時出現、是否穩定形成經濟周期中階段轉換的拐點。從中國過去的經驗，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驗看，經濟由高漲階段進入低迷階段再重回高漲階段的轉換，一般都要間隔數年，是一個由經濟下跌和宏觀擴張政策啟動開始，經歷觸底－－企穩回升－－鞏固回升態勢－－企業預期再次普遍向好和自主投資強有力回升而完成的過程，關鍵是何時市場的內生動力已可以不再依靠擴張性政策而把經濟運行穩定在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區間。從中國的相關宏觀、微觀數據看，至少2010年，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還未到退出的時機。
世界銀行預測局局長漢斯·蒂莫指出，假如刺激措施退出過快，經濟復蘇就可能陷于停滯，雖然出現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有些國家可能出現一個季度以上的負增長；假如刺激措施撤出得不夠快，在財政政策方面將對私營部門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并導致通脹，全球失衡的重現將會迫使各國央行突然收緊政策，從而導致二次衰退。可以說目前全球經濟正處于敏感而脆弱的關鍵時期，如何既能維護當前來之不易的復蘇基礎，又不至于因政策滯后延誤退出時機使通脹局面難以挽回，這將是各國決策者面臨的考驗。從目前情況看，發達國家的經濟自主性增長仍然乏力，主要經濟體國家的企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支出短時間內很難有效恢復，特別是美國、歐盟、日本失業率連創十幾年來的新高，這將使得私人需求的復蘇持續低迷，因此發達經濟體很可能在2010年僅僅回歸低增長，這意味著不排除“雙底衰退”的風險。這也是各國對寬松政策不能輕易退出的顧慮所在。甚至有前量子基金合伙人、著名投資人吉姆·羅杰斯于今年2月間預測，緣于各國政府此前的刺激政策，全球經濟的惡化狀況在“表象反彈”短暫停歇之后，將出現更為嚴重的“二次衰退”，其時間可能在2010年晚些時候或2011年，屆時情況將比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時更為嚴重。最近一段時間，歐元區的債務危機有愈演愈烈之勢，引起廣泛關注，在其暴露了歐元區各國之間利益取向協調機制的脆弱和歐元、歐盟發展前景方面的潛在風險的同時，也對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帶來了更多的審慎要求。中國經濟雖目前已進入全面回升，但結構性問題依然嚴重；通貨膨脹雖總體仍只是預期，尚未成為現實，但CPI的年度上漲大局已定，如本年還屬柔和，更具“殺傷力”的上漲壓力則不排除可能出現于2011年；但萬一歐元區出現較大的下滑型動蕩并嚴重影響世界經濟，中國也不可能獨善其身，通脹壓力也不是不可能像2008年下半年那樣陡然轉為通縮壓力的。因此，綜合權衡各種預測和各主要相關要素，動態跟蹤和及時判斷經濟上升曲線何時將進入一個新的高漲階段，以全球視野把握中國經濟達到經濟內生穩步向上狀態的拐點，便是政策退出時機選擇的關鍵所在。
（三）財政刺激政策退出的國際協調
整個無紙化橫向聯網由人行TIPS國庫前置平臺、財政接入平臺、商業銀行（集中支付行）接入平臺三大部分組成。平臺之間通過網絡連接實現報文交換，通過部署安全控件來保障報文信息的安全。
1.人行國庫前置平臺
國庫前置平臺由國庫前置系統、電子憑證庫、電子印章系統、數字簽名服務器組成，為了滿足財政特色業務需求、實現不同規范的轉換，需要在人行國庫前置平臺部署TIPS國庫前置系統。國庫前置系統以TIPS節點的身份接入，國庫前置同TIPS之間文件傳輸采用人行CA數字證書、數字簽名安全機制。國庫前置系統將完全遵循TIPS接口規范收發各類信息。為了確保財政信息安全傳遞和憑證還原處理，需要在人行國庫前置平臺部署電子憑證庫服務器、電子簽名服務器、電子印章服務器等多種安全設備。
2.財政無紙化接入平臺
省、市財政分別通過石家莊金融城域網接入人行網絡，縣級財政通過市級財政接入石家莊金融城域網。財政部門通過石家莊金融城域網接入人行網絡，使用消息中間件與人行電子憑證庫服務器進行直聯方式的報文通訊。為了滿足TIPS中機構與節點對應關系的管理規則，對于先期已經實現收入信息共享而聯網的財政系統，需要將財政系統的MQ隊列指向由網間互聯平臺改為人行國庫前置，從人行國庫前置獲得入庫流水、報表、電子稅票等收入共享信息，財政系統節點為對應國庫前置節點。
3.商業銀行無紙化接入平臺
各商業銀行通過石家莊金融城域網接入人行網絡。商業銀行需部署電子憑證庫服務器，安裝消息中間件與人行電子憑證服務器進行直聯方式的報文通訊。各類財政業務經由前置平臺、TIPS最終在TCBS中進行處理，回執按原路返回。4.平臺間數據傳輸及實現方式通過在人行、財政和商業銀行實施部署電子憑證庫，代替現有紙質憑證的傳遞，大大提高支付和清算的工作效率，利用國庫前置系統解決財政分散聯網交換信息的問題。
二、系統建設的意義
城鎮化是新時期“四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報告中多次提及城鎮化，并將城鎮化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核心內容，作為破解經濟結構性矛盾、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這主要是由于城鎮化不僅本身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具有顯著的聯動性，而且城鎮化帶來的結構調整和內需釋放對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積也在不斷擴張。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存在諸多矛盾和不足，一個突出表現是人口城鎮化速度明顯滯后于空間城鎮化速度，即伴隨著城鎮建成區大規模擴展，大量農村土地被占用，城鎮空間外延迅速擴張，而城鎮人口增長速度卻沒有隨之同步提高。許多學者指出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而是一種扭曲的城鎮化。實際上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扭曲現象是由中國的宏觀現實造成的，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轉型經濟體而言，空間城鎮化凌駕于人口城鎮化的現象，本質上與財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間城鎮化而輕視人口城鎮化有關。本文從測度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問題根源，并提出優化財政金融政策推進城鎮化健康有序發展的政策建議。
二、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國的城鎮化推進過程中，財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采用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測度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問題根源。
(一)測度方法
采用基于數據包絡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數法對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進行測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該方法利用數學規劃和統計數據確定最優的生產前沿，并通過比較決策單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離生產前沿的程度來評價它們的相對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可作為效率指數(Caves等，1982)［2］，用來表示從t期到t+1期的整體生產效率變動情況。若Malmquist指數大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呈現上升的趨勢，若Malmquist指數小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呈現下降的趨勢，Malmquist指數等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沒有變化。作為非參數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法測度效率具有以下幾個優點:(1)不需要假設具體的生產函數形式，避免由于錯誤的模型假設而導致實證結論出現偏差;(2)可以用來評價多投入和多產出的綜合效率問題，避免了指標的單一性;(3)不需要對投入和產出的指標變量進行單位變換處理，決策單元的最優效率指標與投入指標值及產出指標值的量綱選取無關;(4)無須任何權重假設，而以決策單元輸入輸出的實際數據求得最優權重，具有較強的客觀性。DEA方法有多種形式，但總的來說，根據對規模報酬是否可變的假設，可以分為CCR模型和BCC模型兩大類:前者假設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假設規模報酬可變。另外，DEA分為投入導向模型和產出導向模型。投入導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產出的情況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產出導向模型則是計算在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如何使產出最大化。在規模報酬不變的情況下，二者計算出來的技術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規模報酬可變的情況下，二者計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慮到本文研究的是財政金融政策在推進城鎮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標是在財政金融政策資金總量一定的情況下，盡可能協調資金分配并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來推進城鎮化，因此本文使用產出導向型的DEA模型。同時考慮到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產出導向的BCC模型作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數法，不僅能夠對同一時期的效率進行分析，而且能夠分析不同時期之間，決策單元的效率變化情況。
(二)投入、產出變量和數據
首先來考察投入變量———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財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預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來度量;對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們借鑒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占GDP的比重來測度。我們再來看產出變量———城鎮化水平。城鎮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間擴展的復合過程。城鎮人口的數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個地區的人口城鎮化程度，城市建成區面積可以衡量該地區的空間城鎮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鎮人口與城市建成區面積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來綜合反映地區的城鎮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該地區城鎮化發展的健康程度。根據該指標含義，當一個地區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時，說明該地區的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鎮化。圖2直觀地描繪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變化趨勢。自2004年以來，城市人口密度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趨勢，這反映了城市化進程中存在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的現象，暴露出城鎮化進程存在的現實問題。本文的實證研究采用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橫截面共包括中國大陸的31個省、直轄市或自治區(以下簡稱省)。21世紀后，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城鎮化提速跡象，基于數據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則，筆者最終選擇了2004—2011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各變量的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具體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圖2報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國31個省份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指數。測算結果表明，從整體發展趨勢來看，大部分年份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說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態勢，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財政金融政策并沒有很好地支持城鎮化建設，這極有可能與財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間城鎮化而忽視人口城鎮化有關。而且，從演化趨勢來看，這種財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跡象在近期比樣本初期表現得更為明顯。表2給出了2005—2011年中國各省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Malmquist指數測算數據。從Malmquist指數來看，沒有任何省份在7年內效率連續上升(Malmquist指數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都出現了下降。特別在2009年最為嚴重，在該年只有3個省份(天津、上海和山東)的Malmquist指數大于1，其他28個省份的Malmquist指數都小于1，說明這一年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下降最為明顯。實證結果表明，大多數省份在利用財政金融政策推進城鎮化效率方面沒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筆者認為這與目前地方政府“唯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緊密相關，在中國地方官員“錦標賽模式”的晉升體制下，地方官員往往以GDP指標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級領導也樂意用GDP這個簡單可測的指標來評判下級官員的晉升資格。因此，GDP增長成了地方官員的首要目標，也是政府財政金融政策的導向，從而導致財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視民生和社會福利。特別是中國當前的土地財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相當高的比重，使中國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產生很強的依賴性。土地財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帶動了空間城鎮化，而受現行地方官員考核機制制約的土地財政支出結構又造成地方政府積極推動空間城鎮化，消極應對人口城鎮化。在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空間城鎮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鎮化，產生了城鎮化過程中的諸多矛。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住宅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收益憑證；特設機構SPV
證券化是一項綜合性非常強的系統工程，證券化中交易結構的嚴謹有效性需要由相應的法律予以保障，而且資產證券化涉及的市場主體較多，它們之間權利義務的確定也需要以相應的法律為標準，必然需要法律上的協調。我國雖然沒有系統地出臺資產證券化法律，但《證券法》、《公司法》、《信托法》等等相關法律已經很完善，證券法和其他法律文件為證券化留下足夠的發展空間，從歷次金融領域重大舉措來看，在立法上通常都是由國務院頒布有關條例，然后由最高人民法院配套司法解釋，最后由監管部門制訂行政規章，2005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出臺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為即將在中國建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即將實行抵押貸款證券化提供了暫行條例，使得我國對資產證券化的監管法律更加完善，完全有能力對資產證券化的各個環節進行監管。以美國為例，該國也沒有一部專門針對證券化監管的法律，但以《證券法》、《證券交易法》、《統一商法》等構成的美國資產證券化法律體系足以保證資產證券化的順利實行。中國建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即將實行抵押貸款證券化，那么我國對證券化應如何監管、適用哪一部法律，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則必須明確界定證券的法律性質。
證券的法律性質不僅直接決定著發起人、發行人、和投資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和風險分配，還決定著該證券究竟適用哪部法律規范，如果證券性質是債券，則應當適用《公司法》、《企業債券管理條例》、和有關金融債券的規定；如果性質為所有權憑證，則應當符合有關部門債券轉讓和買斷法律規定；如果為信托收益憑證，則應當符合《信托法》規定。因此在發行證券之前，必須明確定證券的法律性質。
①作為債券的證券的法律性質及效果。
在我國成立公司型SPV還有一定的法律障礙，中國的行業和公司管制十分嚴格，根據我國目前有關民商法律，注冊資本制度限制、銀行和證券分業經營制度的限制、證券發行的資格限制使得我國目前無法成立公司型SPV，必須頒布特別法進行規范。雖然采用債券的形式實施證券化在目前還不可行，但在國際上抵押貸款證券化中采用債券的形式發行證券的方式最常見，既然該資產證券的法律屬性是債的性質，那末就必然受到關于債券的法律規定的監管和制約，這些法律監管和制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a．證券化資產的權屬上，資產的所有權仍然歸屬于發行人，畢業論文不能絕對排除發行人的其他債權人對該資產的追索權，尤其是在發行人破產的情況下。
b．追索權上，投資者在不能完全通過資產或處置抵押品所產生的現金流獲得償付的情況下，有權直接向發行人追索，直至參加發行人的破產清算，因此資產的收益風險仍然由發行人負擔。
c．對于發行人挪用資產所產生的現金流(即無處分權)的，依據我國法律，投資者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即無物權上的排他追及權。
d．在證券的發行上，應當適用《公司法》和《企業債券管理條例》等法規，如果不作修改，則根據這些法規，SPV作為發起主體幾乎沒有可能。
采用債券的形式發行證券，SPV與發起人之間一般是買賣法律關系，即通常所說的“真實銷售”。通過“真實銷售”，SPV對基礎資產享有了完全的所有權，在發起人破產時，基礎資產不能作為其破產資產，也能使證券化資產與發起人的破產風險相隔離；而SPV與投資者的關系就是債的法律關系，受合同法約束，即投資者為債權入，SPV為債務人。投資者享有按期收回債券本金利息的權利，享有轉讓投資、了解發行人財務經營狀況的權利和法律規定的有關債券人的其他相關權利。SPV作為債務人負有按期支付債券本金、利息的無限責任。
②作為票據的證券的法律性質及效果。
發行人不僅可以在資本市場上實行資產證券化，還可以在貨幣市場上實行證券化，通常證券化工具是票據，例如，票據雖然本質上是一種債，應當受到債的法律關系的調整(在這方面與債券相同)，但由于票據在商業活動中已經形成了獨特的規范體系，因此在法律性質上體現出許多與債券不同的地方，主要體現在法律適用上，票據主要受票據法調整，一般不適用債券的法律法規；在追索權上，票據法規定票據的持有人可以向其前手無條件追索，直至票據簽發人(即發行人)，而債券持有人只能向發行人追償；在發行上，票據的發行條件比債券簡單，發行程序也比較便利，法律上的限制少，監管起來也更簡單。
a．在法律適用上，票據主要受到票據法調整。
b．在運用目的上，我國法律排出了票據的融資功能，僅把票據作為支付工具使用，碩士論文即票據的簽發必須有真實的交易關系作為基礎，而債券則是一種融資工具，并非支付工具。在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下，資產證券化無法以票據作為工具，這實際上意味著我國的資產證券化不能用于短期融資。
c．在追索權上，票據的持有人可以向其前手無條件追索，一直到票據簽發人即發行人，而債券持有人只能向發行人追償，因此我國法律對票據持有人的保護更嚴格。
d．在發行上，票據的發行條件比債券簡單，門檻低發行程序也比較便利。
③作為信托收益憑證的證券的法律性質及效果。
在抵押貸款證券化的交易過程中，發行人SPV作為委托人的發起人(即銀行)取得抵押款組合，并作為信托資產。隨后將信托財產分割成單位，將本屬于委托人的受益權出售給投資者，投資者取得收益憑證，并因此作為受益人擁有信托財產的收益權，收益范圍為包括一切因管理或處置信托財產而產生的收益。根據信托法規定，在委托人不是信托唯一受益人的情況下，信托財產獨立于委托人的其他財產。因此，在信托收益權部分轉讓給投資者后，信托財產具備獨立性，不作為委托人的遺產和清算財產。由于我國已經頒布了信托法，所以，以信托收益憑證的方式實現抵押貸款證券化在法律監管上具備了可行性。但信托收益憑證還將會受到以下的法律制約：
a．法律性質上，信托收益憑證能否作為證券對待。我國立法雖然對于信托收益憑證是否可以作為證券尚未有明確法律規定。根據我國《證券法》規定，一種憑證是否作為證券對待，應當有法律或行政法規予以確定。在信托收益憑證沒有被法律或行政法規確立為證券前，不能作為證券對待。雖然我國已經發行了許多信托計劃，但這些信托計劃不過只是合同而已。與證券比，這些合同在流動性、無因性、規范性等法律保護方面顯得十分弱小，不能實現規模化和標準化發展。
b．在資產權屬上，信托財產的名義所有人是受托人。所謂“名義所有人”是指受托人只有受托之名，而無所有人之實，醫學論文不承擔貸款的違約風險，委托人也不承擔違約風險；違約風險的實際承擔者是投資者，但與所有權憑證不同，投資者不是資產的所有人只有權分享因信托財產而產生的收益，這意味著受益人在法律上無權直接追索貸款關系中的債務人，而如果是所有權憑證，則有權追索。
c．在追索權上，信托受益憑證對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追索隔離最徹底，受益人只能自行承擔因貸款無法償還而產生的風險。作為對等條件，破產隔離也最徹底。
d．現金流權屬上，現金流名義上屬于受托人，但由于現金流被要求注入到一個獨立的受托管理帳戶上，并由托管人監督資金的劃撥，因此，被受托人挪用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被挪用，受益人不能直接向資金接受方追索，但可以向受托人和托管人追償，因為他們違反了信托義務。
e．在發行條件上，由于信托受益憑證不同于債券，因此不必適用有關公司法或其他發債法規的相關規定。
采用信托收益憑證的形式發行，SPV與發起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是信托法律關系，即發起人將基礎資產(住宅抵押貸款)轉讓給SPV，成立信托關系，由SPV作為證券的發起人，在此信托關系中委托人為發起人，受托人為SPV，信托財產為證券化資產組合，受益人則為信托收益證書的持有人(即投資者)，根據信托的法律關系，發起人將基礎資產信托于SPV以后，這一資產的所有權就屬于SPV，發起人的債權人就不能對這部分資產主張權利，從而實現了證券化資產與發起人破產隔離的要求；SPV與投資者之間的法律關系則為信托法律關系，受信托法的約束，信托文件詳細記載了雙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SPV作為受托人，應當遵守信托文件的規定，履行誠實、信用、謹慎、有效管理的義務，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處理信托事物，但不對財產管理產生的虧損承擔法律責任，除非證明有過錯行為。受益人則根據信托文件享有信托財產及其衍生權益，但不得干涉受托人的財產管理事物。
此外，我國還可以采用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資產證券化的監管要求，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資產證券化框架下的信用風險作了明確的界定，并且規定了資產證券化項下處理信用風險的標準化方法，以此來對證券化的資產和信用風險進行內部評級，使風險的控制有一個量化的標準。在未來的證券化實施過程中這些標準都可以逐步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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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稅收 深化改革 市場經濟 建議
在近些年來，我國經濟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同時政府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經濟，在財政稅收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有效解除了限制我國財政稅收工作體系發展的各種不利因素。財政稅收對于政府在進行公共服務、改善民生方面起著基礎作用，是政府進行這些活動的經濟后盾。強化財政稅收工作可以使得各種資源有效實現優化配置，保證社會能夠更加公平、合理，消除貧富差距，提高人民的綜合生活水平。就之前財政稅收制度改革方面所作出的成績與效果來看，深化財政稅收改革，推動財政稅收體制創新，可以有效促進我國的財政稅收體制進行轉型，使得財政稅收能夠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盡管我國政府在財政稅收制度創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綜合來看我國的財政稅收體制依然存在著諸多不足，有待于進一步改進，推動財政稅收工作深化改革也有著非常突出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財政稅收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一）財政稅收結構不夠健全合理
財政稅收在政府調節市場經濟時充當著主要的經濟手段，但是目前我國的財政稅收在調節市場經濟中有著一些不足與矛盾，對調節效果會產生一定的反面作用。現在我國的人均生活水平依然有著很大的上升空間，因此財政稅收在調節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社會矛盾，阻礙著調節工作的有序進行。分析這些不足與矛盾，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的財政稅收結構不夠健全、合理，導致稅制結構不夠合理，財政支出結構出現問題，諸如增值稅與營業稅在征收時會出現重復征收的情況，財政支出在轉移性支出中有著不合理之處等，這些情況都需要采取相應的措施加以解決。
（二）財政稅收預算有著諸多不足
在進行財政稅收預算管理時，缺少比較全面、合理、完善的預算管理體系，導致許多稅收工作在實施時都缺少相對明確的目標。我國在進入市場經濟以來，有許多工作都剛剛起步，同時財政稅收方面的很多法規、制度都有所轉變，相關稅收部門在進行稅收預算時，都沒有科學合理的掌控范圍，從而致使預算范圍過小，無法全面有效地作出稅收管理決策。
（三）財政稅收工作人員整體素質有待提高
在財政稅收部門作為我國經濟建設的后盾力量，其工作是否能夠有序開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而我國財政稅收部門有很多工作人員由于自身專業素養低下，缺乏足夠的實踐能力，因此無法有效完成財政稅收中各項繁瑣的工作，嚴重降低了我國財政稅收的工作質量與效率。同時由于財政部門管理者對于工作人員重視程度不夠，監管不嚴，使得財政稅收部門很多工作人員在工作中散漫、隨意，工作態度極其不認真，嚴重影響到稅收工作效率。如果工作人員不按照相應的規定進行工作，那么這種工作氛圍必然會影響到周圍的同事，在部門中形成一種消極的氣氛，非常不利于財政稅收工作的健康發展。
二、推動財政稅收工作深化改革的相應建議
（一）合理調節財政稅收支出的結構體系
在財政稅收工作中，財政支出結構不夠科學合理是拉低稅收工作質量的主要因素，所以必須要完善財政支出結構，健全政府支付體系。政府需要更加完善轉移支付所占比例與結構，要根據不同地方的發展水平來合理分配轉移支付資金比重，使得轉移支付盡可能地合理。同時，政府還需要優化轉移支付，讓轉移支付資金來源盡量穩定，提高其利用效率，增大一般性轉移支付所占的比重。在財政支出方面，政府要加大在民生建設方面的資金投入力度，加大對于農村經濟、教育、衛生、社會保障方面的扶持力度，提高政府稅收工作效率。
（二）建立起完善的財政預算機制
在我國，財政稅收改革工作正處于關鍵時期，因此建立起一套科學合理的財政預算體系是極其重要的，甚至會關系到稅收改革工作的成敗。在建立科學合理的財政預算體系時，主要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第一，適當增加財政預算范圍，確保財政稅收部門可以對于所有企業的財政都預算到；第二，政府需要就我國財政稅收工作制定出長遠的計劃，為財政稅收工作深化改革奠定扎實的基礎。
（三）提高財政稅收工作人員的整體素質
在財政稅收工作深化改革進程中，稅收工作人員是主體，因此要提高工作人員的整體素質。一是財政部門在招聘員工時要嚴格依照相關標準進行招聘，保證招聘到的工作人員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與職業素養；二是要對財政稅收部門的工作人員定期進行培訓，以提高他們的專業知識水平，培養起良好的職業道德觀與責任感，使其在工作中能夠做到恪盡職守、精神飽滿。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推動我國財政稅收工作深化改革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也是加強我國國民經濟建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舉措，因此對于其在深化改革歷程中出現的問題一定要認真分析并加以解決。我們需要健全財政稅收制度、完善財政預算體系、提高財政工作人員的整體素質，而這些措施也要真正落到實處，保證我國財政稅收工作質量能夠從根本上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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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農村建設，公共文化產品，供給
1 我國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變遷
1.1 計劃經濟時期的公共文化產品供給機制
計劃經濟時期，我國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供給基本由國家包辦，通過農村基層的權力結構、組織體制進行公共產品的提供和分配。但國家預算安排制度內提供僅限于公社本級一部分公共產品，公社級的大部分公共產品和生產隊、生產大隊的全部公共產品主要依靠制度外自我提供，農村文化投入始終處在一個極低的水平，這使得農村的文化產品短缺單一，但相對比較均等。
1.2 改革開放后至農村稅費改革前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機制
早在”六五”規劃時期，國家就提出了“縣縣有圖書館、文化館，鄉鄉有文化站”的建設目標，但從未達到。相當一段時期以來，由于觀念認識差距、市場經濟沖擊和財政投入不足等多種原因，農村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基本處在一個相對滯緩的發展狀態，甚至不少地方的建設急劇下滑，已有的設施或破損嚴重、或轉為他用，人員隊伍嚴重流失。尤其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農村公共文化產品更多地要由基層政府負擔，與地方財力直接掛鉤。而鄉鎮本身財源有限，這使得農村文化產品的供給難以為續。論文寫作，公共文化產品。
1.3 現階段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機制
農村稅費改革后，隨著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內步伐的加快以及非稅收入的取消，縣鄉財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凸顯出來，這使得整個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供給比稅費改革前面臨更大的資金缺口，更遑論文化產品的供給了。由于文化事業費總量偏少，加之城市發展日益成為關注的中心，因此有限的投入往往集中在城市文化建設上。廣大農村尤其是西部農村地區的公共文化建設日益被邊緣化。
2 我國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各級黨委和政府為改善農村文化生活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總體上看變化不大，我國目前農村公共文化建設還很落后，城鄉文化差距拉大的現象不容忽視，農村的公共文化生活嚴重式微，特別是一些健康、文明的公共文化形式更是走向衰微。
2.1 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總量不足，公共文化資源匱乏
中央財政對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的投入嚴重不足，地方財政尤其是基層鄉鎮則在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上乏力，心有余而力不足，這些都造成以政府供給為主體的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嚴重短缺，農民很難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資源。論文寫作，公共文化產品。
2.2 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意愿失實，過剩與不足并存。我國現實生活中，文化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即農村文化產品的供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上級”的偏好，由“上級”決定提供公共產品的品種和數量，而沒有建立起村民文化需求的表露機制，這使得農民、農村文化產品的需求意愿得不到真實反映。
2.3 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結構失調，使用效率低下
政府在供給農村文化產品中，由于沒有強有力的法律約束和制度規范，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往往從功利原則和個人意愿出發，致使供給隨意性很大，不僅在總量上短缺，而且在結構上也失衡，具體表現為：一是關系農民生活的文化產品供給不足，二是關系農民基本人權和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文化產品供給短缺，三是關系政治利益的文化產品供給過剩。這使得農村文化產品的實際使用效率低下，甚至無人問津。
2.4 基層政府組織的公共文化活動貧乏，難以滿足農民的文化需求
農村基層政府或村級組織舉辦的公共文化活動不但數量少，而且極少針對農民的文化需求開展農村文化活動；即使是政府舉辦的少量文化活動，也主要限于節慶等特定場合，或者是為了滿足政府經濟活動的需要，或僅僅放幾場電影，而非主要是為了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論文寫作，公共文化產品。一些鄉鎮文化站在國家大力推行“文化下鄉'活動時，只選擇放電影等成本較低的簡單文化活動方式，從而造成了政府供給與農民需求之間的差距。
3 我國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現狀的剖析
當前我國農村文化基礎設施落后、公共文化產品、文化服務供給不足、供需失衡及文化活動相對貧乏的現實情況，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以及農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很不相適應，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3.1 “城鄉分治'的二元經濟結構嚴重制約農村文化產品供給總量的增長
所謂二元經濟，簡單地說，就是指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工業和技術落后的傳統農業同時并存的經濟結構，即在農業發展還比較落后的情況下，超前進行了工業化，優先建立了現代工業部門。我國目前即處于二元經濟結構狀態，農村剩余勞動力長期得不到有效轉移，二元經濟特征非常明顯，遲遲不能轉化為一元經濟。論文寫作，公共文化產品。受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影響，我國財政資源長期重工輕農、重城輕鄉，形成了城鄉不均衡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造成國家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文化娛樂等公共產品投入長期嚴重不足。城市居民通過繳納稅收，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種文化產品，其供給進入公共財政體制。但農民通過稅收等形式向國家繳納資金后，享受的各種公共產品卻仍要進行成本分攤，而不是由政府統一從財政支出中進行安排，其文化產品供給是一種制度外供給的方式，從數量、質量上都遠遠劣于低于城市文化產品。
3.2 分稅制改革的不徹底，阻礙了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有效供給
我國財政體制自1980年起沿著財政分權思路不斷推進，并于1994年在中央和省之間建立了分稅制，初步劃分了各級政府的財權財力和事權范圍。在分稅制的具體運行過程中，財力逐級集中，事權層層下放。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不統一，尤其是鄉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失衡加劇，鄉村債務繼續增加，鄉、村組織正常運轉難度加大。上級政府雖然通過縱向轉移支付制度彌補地方財力，但因其支付有限，加之基層政府其財源多來自本地經濟總量，增長小且零星分散難以征收，憑借其本身財力根本滿足不了當地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基層政府要么少提供農村公共文化產品，要么把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推給農民。
3.3 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體制缺乏科學性，造成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隨意低效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體制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決策程序，農村公共文化產品提供的決策權在縣鄉政府，農民被排斥在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運作和監督之外，缺乏對公共產品需求、偏好的表述，不具有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實際權利，無法在公共產品的供給決策中體現自己的意志。論文寫作，公共文化產品。
3.4 監督不足造成財政支農資金使用效益低下
我國制度內提供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資金主要來源是財政支農資金，近幾年國家雖然加大了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但總量仍然有限，加上財政對農業支出實行分塊管理，財政分散且自支自管，使得有限的資金不能形成合力。另一方面，財政支農經費在各級各地被挪用和浪費現象比較嚴重，大量財政資金用于人員經費開支，或挪作他用，導致支農資金使用效益極其低下。論文寫作，公共文化產品。
4 完善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的意義
加強農村文化建設，加大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及服務的供給，是我國當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滿足廣大農民群眾多層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徑。它能豐富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抵御腐朽沒落文化的侵襲，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利，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同時，對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實現農村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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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構建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及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黑龍江省各級政府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改善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支持，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黑龍江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狀況得到了較大的改善，但由于歷史原因，目前黑龍江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仍舊為低水平供給。
一、主要表現
（一）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方面
黑龍江省是農業大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已經成為統籌城鄉發展的難點所在。這是因為，黑龍江省農村地區地理條件復雜，鄉鎮政府財政經濟實力較弱，雖然近年來中央與省級政府加大了對黑龍江省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但是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仍遠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
（二）農村教育方面
黑龍江省大部分縣（市）財政困難，上級增加的轉移支付有的為增加和補發教師工資，有的貧困縣甚至全年的財政收入尚不夠為全縣的教師開支用，而人員費逐年上升，公用費嚴重短缺。加之，農村義務教育“欠債太多”，各地區經濟發展又極不平衡，很多縣財政過于困難，所以“以縣為主”的農村教育經費管理體制，無法保證農村義務教育條件的真正改善。
（三）農村衛生事業方面
黑龍江省農村實施稅費改革后，村級預防保健經費沒有列入縣級財政預算，嚴重影響了村級預防保健等公共衛生服務的開展。雖然每年全省安排2.4億元，對12萬農村五保戶基本做到了應保盡保；按照“低標準起步、廣覆蓋鋪開”的原則，全省實行了農村醫療救助制度，但目前鄉鎮衛生院的經營狀況基本為好中差各占三分之一。雖然目前黑龍江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已經覆蓋全省，但黑龍江農村醫療衛生事業仍舊存在著投入衛生事業經費不足、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村醫療衛生服務人員數量不足等問題。黑龍江省各級政府投入的衛生事業經費不足，資金運作效益不高，農村醫療衛生資金投入嚴重短缺，難以保證廣大農民的衛生服務需求
（四）農村社會保障方面
在構建和諧社會和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隨著農村低保工作的展開和逐步推進，農村社會保障顯現出向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對接的趨勢。由于財力的限制，黑龍江省的許多農村地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幾乎沒有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全省社會保障工作主要重點放在城鎮，農村社會保障與城鎮差距較大。目前黑龍江省農村社會保障工作仍是低水平的保障，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比較小。
（五）農村公共文化品方面
目前，黑龍江省鄉鎮和村一級基本無圖書館也無購書經費，農民喜愛的電影由于投入不足，能夠讓農民享受的大片、新片、好片電影幾乎為零，農民喜聞樂見的戲劇演出也幾乎為零，同樣由于投入不足，能給農民提供公共文化產品為數太少。農村文化經營場所設施簡陋，消費水平不高，決定了農村文化市場重在扶持和引導。與龐大的農村文化市場需求相比，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員缺乏，特別是專業人才缺乏。原來有一定的影響力、取得一定的藝術成果的老同志現在大部分已退下來，而新畢業的大學文藝畢業生不愿到農村工作，農村文化建設后繼乏人，嚴重制約農村公共供給。
二、主要現象
黑龍江省農村公共產品在供給過程中仍舊存在著總體不足、供給不均衡等現象，而且一些農民急需的公共產品供給偏少，一些對農民益處不大的公共產品卻供給過剩，由于城鄉二元體制和地域條件差異的制約，公共產品的供給還存在著較大不公平性，這些問題我們都不可忽視。
（一）總體供給不足
主要體現在財政用于農業的資金投入不足。雖然黑龍江省財政性支農支出的絕對量從2003年開始是逐年增加的，但2003年至2006年期間，財政支農支出占黑龍江省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卻呈現平穩趨勢，基本穩定在3.4%左右，遠遠低于同期國家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從2007年開始，黑龍江省財政支農支出統計口徑有所變化，財政支農支出所列為農林水事務財政支出，所以與2006年相比有較大幅度的增長。2007年至2009年期間，黑龍江省財政支農支出總量上有大幅度增長，財政支農支出所占比例也穩步增長，可見政府加大了對農業投入，但與同期國家財政支農支出比例相比還有一定差距。
（二）結構失衡
現階段黑龍江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僅總量不足，而且由于黑龍江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決策程序，因此結構失衡，難以提供農民真正需要的農村公共產品。首先，農民急需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涉及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公共產品供給嚴重短缺。農村的教育、社會保障、醫療生、環境保護等方面對提高農民素質和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然而，在這方面黑龍江省農村的目前狀況顯現出明顯的不足。黑龍江省的農村醫療保障普遍缺乏，農民是最大的自費醫療群體。平常的小病，農民們還可以勉強應付，但假如得了大病，許多家庭都因無法承受高昂的醫藥費而選擇放棄治療或治療到中途被迫中止。農村環境污染問題日趨嚴重。
（三）供給的不公平性
在黑龍江省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過程中，由于城鄉二元體制和各地農村地理條件差異的制約，公共產品的供給存在著較大不公平性。
城鄉公共產品的供給有失公平。在黑龍江省內關于公共產品的供給，農村村民與城市居民享受著不同的待遇。一方面，城市居民享受著優越的市政設施條件，發達的交通、整潔的環境、低廉的基礎教育、先進的醫療設施以及較健全的社會保障，而農村居民卻與此無緣，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供給均低于城市。另一方面，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條件遠遠低于城市的不平等狀況下，農民為享用這些公共產品，除繳納政府規定的使用費外，往往還需付出更多的代價，而城市居民則不需從稅后收入中支付除使用費以外的更多的費用。
（四）供給效率低下
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要求是消費者的邊際支付意愿之和等于生產單位公共產品的邊際成本，否則，即為公共產品過剩或不足。由于信息的不對稱、預算的不完整性和行政體制改革的滯后等問題的困擾，對于農村公共資源的使用過程，往往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基層政府有一整套官僚機構來工作，一些部門片面強調部門工作的重要性，不切實際地要求各級政府層層對口設置機構，官僚機構也就越來越龐大，在縣鄉兩級造成嚴重的機構重疊和人員超編，不僅占用了大量的財政資金，還必然出現人浮于事、互相推諉，辦事效率低下。
（五）農村公共資源監督機制缺乏
首先，涉及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部門多、資金投入分散。在生產和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過程中，出于各自政績和利益考慮，政府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中間環節較多，公共資金被層層“過濾”，公共產品被層層加價，往往導致農村公共資源和公共產品供給效率低下和增長無序。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增加了對農村公共資源的籌集需求，進一步提高了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成本，農民分攤公共產品成本的負擔加重。其次，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主要由政府自上而下提供，農民自身受文化知識以及公共資源信息缺乏等因素的限制，農民的權利意識淡薄，難以參與民主監督，也缺乏民主監督的能力，這使農村公共需求與供給難以實現最佳耦合，在農村公共資源的籌集、使用和管理上的監督作用難以得到充分發揮。再次，鄉、村財務管理混亂，資金使用的非透明化使得一些管理人員有機可乘。假公濟私，資金被濫用、挪用甚至貪污的現象比較普遍，暗箱操作突出等等，造成極大的浪費。
要改善黑龍江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除了加大財政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投入力度、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外，還需要建立適應社會、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統籌城鄉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多元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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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碩士層面研究成果規律。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走向多元化，涉及到各個方面。諸如特色教育、研究生教育、法制教育、少數民族教育、女童教育。在現代教育的高速發展，學者開始關注教育質量的評估、督導、以及教育財政等問題，如：教育評價：《芬蘭高等教育評估中介機構研究》、《關于美國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的初步研究》、《美國高等教育認證體系中的民間組織研究》等，但整體上來說，所占比重相對較少。當然，值得一提的是，幼兒創業教育成為一個新的研究熱點。
博士階層對“幼兒教育”關注
在CNKI網博士論文數據庫中，以學科專業為“幼兒教育學”為關鍵詞進行檢索，（1999年到2010年）共找到155篇，其中部分文章在數據上傳過程中重復上傳，剔除重復文獻后，共有112篇博士論文。從思想觀念的整體上進行研究,高屋建瓴的把握教育學的脈絡,如《幼兒教育的范式研究》、《幼兒教育的價值研究》、《幼兒教育實證分析范式的變遷及影響研究》、《從隔離到全納》、《高等教育多元化與學生權益保護》、《教師專業標準研究》等。結合地域進行研究，選取教育發展比較前衛的國家為實體，實際進行論證，主要有澳大利亞，如《澳大利亞高等教育市場化進程中的大學——政府——市場關系研究》、《澳大利亞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模式研究》等。
碩、博專業論文對“幼兒教育”的研究之比較
與其他學科類似，幼兒教育學碩士階段論文研究范圍較廣，可以說各個方面有所涉及。博士階段論文其涉獵范圍相對更加集中，但其研究更加深入。總體上研究相對較多、實證研究也多集中研究教育發展較為突出的國家、如美、澳、德、而不是各類國家均有所涉及。博士論文以華東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西南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等學校為龍頭，其導師各有其研究領域，在各自研究深入的過程中，形成自己的研究體系，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現狀，如華東師范大學注重幼兒思想教育的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在基礎性教育方面有所側生、西南大學則在教育理念高度方面有所加強。其各院校有其風格、特點，導師不同，研究方向各有差異。
小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