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2-12 04:17:3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精神病醫院醫生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1 對象。選取我院2004年4月至2009年6月發生的意外事件的住院精神病人165例。全部病人均符合CCMD—3疾病診斷標準。其中男性135例，女性30例，精神分裂癥65例，抑郁癥43例，躁狂癥32例，酒精所致精神障礙8例，人格障礙5例。年齡從18—76歲，文化程度從文盲到大學。
1.2 方法。采用回顧性調查方法，查閱護理及各科室意外事件發生的記錄本，根據記錄本病人的資料再從病案室抽取曾發生意外事件的165份病歷進行詳細查閱，研究意外行為的原因，進行分類總結，并討論針對具體情況應采取的護理防范措施。
2 結果
2.1 自殺24例。方式有自縊15例，工具有床單、衣褲、毛巾、約束帶等。墜樓4例，服藥5例。
2.2 自傷15例，方式有利器割傷、煙頭燙傷、咬傷、碰頭等。
2.3 沖動傷人65例。方式有拳擊腳踢、抓撓、口咬、用熱水或熱粥潑病人。
2.4 毀物21例，包括撕毀床單、衣被、枕頭、破壞門窗、床頭柜等。
2.5 外走20例，方式有借外出之機溜走、趁開門之機外闖、毀壞門窗外走。
2.6 噎食3例，包括藥物副作用明顯、年老體弱或癡呆的病人。
2.7 墜床/跌倒15例。
2.8 骨折3例，病友之間發生爭執、做MECT治療及護理人員管理不當均能造成骨折。
2.9 燙傷4例。開水、燙粥等。
2.10 吞食異物5例。異物包括垃圾、排泄物、筷子、玻璃片等。
3 討論
3.1 原因分析。
3.1.1 精神癥狀因素。如精神分裂癥患者在幻聽的影響下，去完成支配他人的命令，出現自殺、自傷、沖動傷人及外走行為。在羅汝琴的報道中，精神分裂癥由于精神狀況導致的沖動、攻擊行為占78.4%。抑郁癥患者表現悲觀絕望、生不如死，可出現自殺、自傷行為。急性期躁狂病人表現興奮，躁動，易激惹可出現傷人、毀物行為。
3.1.2 護理存在缺陷。
3.1.2.1 病房管理制度不完善或執行安全管理制度不到位。病房內遺留危險物品，門窗設施不安全等，均可導致意外事件的發生。
3.1.2.2 醫護人員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會給病人以負面刺激，使病人現沖動、傷人等行為。
3.1.3 環境因素。
3.1.3.1 病房內病人多，空間狹小，可導致病人焦慮、心理壓力大，而出現沖動行為。
3.1.3.2 病室、廁所地面濕滑、走廊沒有扶手，易導致病人跌到，嚴重者導致骨折。
3.1.4 藥物副作用作用及治療手段方面的原因。
3.1.4.1 藥源性錐體外系反應、心血管副作用等，導致噎食、跌倒的發生。
3.1.4.2 有些治療手段也存在一定的危險因素，如電休克治療。
3.1.5 病人心理因素。
3.1.5.1 疾病緩解期的病人，自知力恢復，因社會歧視，缺乏家庭支持，出現自殺。
3.1.5.2 病人想家觀念強，不安心住院，從而產生緊張，焦慮的心理，均可導致外走。
3.1.5.3 酒精依賴患者常有人格改變，一個微不足道的打擊，便可引起沖動行為。
3.2 防范措施。
3.2.1 加強對病人的護理。
3.2.1.1 對重癥精神病人，尤其是新入院，有三防的病人。首先要先了解病史，掌握病情，嚴密加強對病房的巡視。
3.2.1.2 對有暴力行為、幻覺、妄想豐富的病人。①首先要正確認識及接納病人的精神癥狀。②一旦出現暴力行為或先兆，則立即干預。③適當組織病人參加集體體力勞動和體育活動，以分散其病態注意力，減少和避免暴力行為的發生。
3.2.1.3 對有自殺企圖的病人。①對有自殺企圖的病人應時刻掌握病人行蹤，嚴禁單獨活動并重點交班，巡視時應特別注意僻靜的地方（如廁所、洗漱間、垃圾間等）。②掌握病人自殺規律。住院精神病人自殺發生在春夏季節最多，時間以中午，午夜至凌晨，節假日，工作人員交接班時為多。因此，在此段時間里對重點監護或有危險的患者必須做到使病人的活動不能脫離護士的視線范圍。③嚴格執行安全制度。尤其是對新入院或外出活動的病人嚴禁帶刀，剪，繩，火種等進入病房。④保證病人將藥服下，做好口腔、頰部、舌下、水杯等的檢查。以防病人積蓄藥物集中吞服自殺。⑤及早開展健康教育，使他們了解精神疾病的有關知識，增強戰勝疾病的信心。
3.2.1.4 興奮躁動病人的護理方法；①護士應采取引導表揚轉移病人的注意力，不能用強行壓制手段,以免加重其興奮。②必要時可使用約束帶暫時約束。③待病人情緒穩定后可向病人說明約束的必要性，減緩病人激動情緒。④保證病人將藥服下。⑤注意病人夜間的睡眠情況，必要時延長睡眠時間，這將對躁狂病人有利于控制癥狀，安定其情緒，促使病情早日康復。
3.2.2 加強護理管理。
3.2.2.1 加強護理工作人員責任心。嚴格堅守工作崗位，不擅自離守。護理人員要有良好的服務態度，耐心傾聽病人的主訴，對病人提出合理要求盡量給于解決，避免用簡單生硬的語言刺激病人。自覺遵守各項操作程序和規章制度，能及時發現病情及早妥善處理，減少應工作做失誤而發生的意外事件。
3.2.2.2 嚴格執行護理常規制度。病人外出活動返回病房時要認真清點人數。活動結束后應檢查門窗是否關閉。
3.2.2.3 改善住院環境。為病人創造一個安靜、舒適、安全、溫馨的住院環境，病房的地板和病人穿的鞋要有防滑功能，浴室、廁所、病房、走廊應裝有扶手，以防病人跌倒。加強病房的娛樂項目，鼓勵病人積極參加各項工娛療活動，豐富病人住院生活。
3.2.2.4 加強安全管理。要經常檢查門窗、鎖等設備，有損壞時要及時修補。病房內的危險物品，如藥品、約束帶等，應放在固定位置并加鎖嚴格管理。每班認真交接清點實物，如丟失要及時查找。新老護士組合進行安全護理傳，幫，帶工作，平時要按勤動手、搜危險物品；勤動嘴、進行心理疏導；勤巡視，及時發現問題；勤用眼，把患者放在視線之內的四勤去認真工作。
3.2.2.5 協助病人料理好個人衛生，尤其是防止摔倒、墜床等不安全事件的發生。囑病人在改變時或起立時，動作減慢或稍作片刻再直立，以防發生直立性低血壓。
3.2.3 其它護理措施。
3.2.3.1 精神病人是個特殊群體，所以除藥物治療應加強病人的心理護理。注意他們的思想動態及言行，關心他們是否有人際關系，是否有尚未解決的負性生活事件針對病人面臨的問題及時給予心理疏導。
3.2.3.2 對于恢復期的病人，每周進行一次健康教育，向他們介紹怎樣面對社會、怎樣處理人際關系、怎樣面對挫折，使他們戰勝疾病，重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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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神經節苷脂；新生兒缺氧缺血性腦病；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
【中圖分類號】R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3-0058-02
新生兒缺氧缺血性腦病（HIE） 是由于圍生期窒息等因素導致的新生兒缺氧缺血性腦損害， 可引起腦性癱瘓、癲癇、智力低下等后遺癥， 是當前新生兒神經系統致殘的重要原因[1]，降低其死亡率及中樞神經系統殘障的發生率是治療HIE 的最終目的。近年來有研究證實應用單唾液酸四己糖神經節苷脂（GM1）可多方位阻斷缺氧缺血性腦損傷的發病環節[2]。本研究應用GM1 治療新生兒HIE，并檢測治療前后血清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SE）的變化，以探討GM1 治療新生兒HIE的作用機制。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本院2009年1 月至2012年6月圍生期有窒息并經頭顱CT證實的HIE 住院患兒60例。診斷符合2005 年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新生兒學組制訂的依據和臨床分度標準[3]，60例患兒分別編號，單號為GM1 治療組（ GM1組） 30 例，雙號為常規治療組（常規組）30 例。兩組患兒在胎齡、出生體重、日齡和病情分度方面均無統計學差異（P>0.05） 。
1.2 治療方法
兩組患兒均給予三支持及三對癥處理，包括： 供氧、糾酸、鎮靜、降顱壓控制驚厥，保持正常血壓，維持血糖在正常高值。GM1組在此基礎上于24h 后給予GM1，20mg /d 加入10% 葡萄糖液50ml中靜滴，1 次/d，14d 為一個療程。
1.3 血清NSE 測定
兩組患兒均在簽署知情同意書后分別在生后24 h內及藥物治療7天后抽血檢測血清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濃度，采集股靜脈血4ml 以3000r /min 離心10nim 后取血清低溫（-70℃） 保存。采用放射免疫法測定NSE 含量，操作按試劑盒（北京北方生物技術研究所）說明書進行。
1.4 NBNA 評分：采用中國新生兒20項行為NBNA評分法，由專人于患兒生后1～3天、4～6天、7～10天分別進行測定。根據NBNA評分評價治療效果，NBNA 評分< 36分為異常。
1.5 療效評定[4]
顯效： 治療5天內意識轉清、呼吸平穩、肌張力恢復正常、原始反射引出、驚厥減輕或停止。有效： 意識轉清、呼吸平穩、肌張力改善、原始反射部分引出、驚厥減輕。無效： 各項指標均無明顯好轉。
1.6 統計學方法
用SPSS11.5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x±s） 表示，組間比較用t檢驗和方差分析，計數資料用X2檢驗，以P
2 結果
2.1 GM1組與常規組臨床療效比較 GM1組總有效率93.3%，常規組總有效率56.6%，兩組比較P
2.2 GM1組與常規組NBNA評分比較
GM 1 組與常規組生后1～3 天NBNA 評分無差異，生后4～6天、7～10 天GM 1組NBNA評分均較常規組增高（ P
2.3 GM1組與常規組血清NSE水平比較
GM1 組與常規組治療7天后血清NSE水平較治療前均降低，但GM1 組降低更明顯
（P
3 討論
H IE是新生兒最常見的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中重度存活患兒多遺留神經系統后遺癥，大量的基礎及臨床研究表明[5，6]，許多生理、生化機制如興奮性氨基酸的神經毒性作用、缺氧缺血后的細胞內鈣超載、一氧化氮合成增加、氧自由基以及細胞凋亡均參與了HIE 的發生。神經節苷脂是一類含有唾液酸的糖神經鞘脂，存在于哺乳動物細胞，特別是富存在神經元細胞的胞膜中，是神經細胞膜的天然組成部分，在神經發生、生長和分化中起著必不可少的作用[7]。外源性GM-1能穩定地與神經細胞膜結合，影響細胞跨膜信號，保護細胞膜Na+-K+-ATP酶和Ca2+-Mg2+-ATP酶活性，阻止Ca2+內流，降低自由基濃度；同時它是一種谷氨酸受體過度激活拮抗劑，可選擇性抑制谷氨酸受體過度激活，減少興奮性氨基酸的釋放，減輕由興奮性氨基酸引發的神經毒性。神經節苷脂對正常神經細胞有營養作用，對受損傷的中摳神經系統如腦缺血、缺氧及外傷具有明顯的促進修復作用[8]。新生兒時期，由于血腦屏障發育不完善，加上缺氧缺血后其完整性的破壞，外源性的GM1易于通過血腦屏障， 聚集到受損部位發揮作用。本研究結果表明在常規綜合治療基礎上加用神經節苷脂治療新生兒HIE 效果明顯優于常規綜合治療，GM1組總有效率93.3%，常規組總有效率56.6%，兩組差異明顯，說明GM1 能有效改善HIE 患兒的臨床癥狀，與文獻報道基本一致[9，10]。
NBNA作為判斷新生兒神經系統功能及預后的一項敏感指數，具有顯著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它更符合現代醫學模式，已廣泛應用于新生兒疾病監察評價。本研究結果顯示GM1組與常規組生后1～3天NBNA評分無明顯差異，生后4 ～ 6 天、7 ～10天的NBNA 評分明顯高于常規治療組， 提示GM1 可促進H IE患兒急性期病情恢復， 逆轉H IE 患兒病理生理過程， 改善受損腦細胞功能。
NSE是神經元及神經內分泌細胞的一個標志酶，特異地存在于神經元、神經纖維和神經內分泌細胞中， 除在糖代謝中起催化作用外，還與神經元的分化、成熟有關，并保護神經元免受缺氧損害。神經元壞死和凋亡是新生兒HIE 的主要病理變化之一，神經元壞死及脫髓鞘改變后，NSE由胞漿進入腦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CSF），使CSF中NSE濃度增高[11]。HIE 后血腦屏障破壞或通透性增加，CSF 中NSE釋放入血液使血清NSE 水平增高，故血清NSE水平是反映HIE腦損傷程度的敏感性指標[12]，而且其水平變化與腦損傷程度和神經元壞死程度呈正相關[13，14]。本研究結果顯示，GM1 組與常規組治療后血清NSE水平較治療前均明顯降低， 其中GM1 組降低幅度明顯高于常規組（P
總之，神經節苷脂在H IE的治療中顯現了積極的作用[15]。本研究雖然近期療效滿意，但因本院條件有限，未對研究病例的神經系統發育狀況做較長時間的追綜觀察，若能進行長期的隨訪評估可能會有更客觀、全面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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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醫方式(helpseeking)是指某個人在感覺到自己已患病或不適時，通過一系列的程序，尋求醫療照顧的行為方式。由于受疾病的癥狀、個人的性格及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精神病患者的求醫途徑及機構會有所不同。本文通過對精神病患者求治行為的概述，使我們了解精神病患者的求醫行為及其影響因素，以便尋求解決措施，從而使患者和家屬及早選擇專業治療。這對減輕精神病患者和家屬的痛苦，避免患者、家庭和社會不必要的人力及經濟損失有現實意義。
1 精神病患者的就醫概況
國內精神病患者在出現精神障礙時選擇的求醫方式有：（1）在綜合醫院內科、神經科診治；（2）在精神專科醫院診治；（3）求助于迷信、巫術；（4）中醫、中藥診治。有研究表明［1］，80年代及90年代患者的求醫方式相同，依次為（1）～（4）。國外精神病患者的求醫方式主要有：（1）求助于全科醫生；（2）求助于非正式機構，如宗教等；（3）求助于精神衛生機構，如社區精神衛生中心。精神病患者多數首診于非精神科，這一點國內外都有相同的認識。張靜等調查顯示［2］，95.92%的抑郁癥患者首診于非精神科，伴有軀體不適者則全部就診于非精神科。楊德森等研究發現［3］，精神分裂癥患者首診于非精神科機構者近2／3。楊福收等報道［4］神經癥患者全部在非精神衛生機構就過醫，僅有21.8%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在最短時間內直接到精神衛生機構就診，這類患者多數因沖動、攻擊、傷人、毀物，家屬無法控制而求治，其余患者則反復在綜合醫院就醫。Priest等報道［5］精神病患者主要求助于家庭醫生而較少尋求精神科醫師或心理醫師治療。在美國東南部調查顯示［6］，患有PTSD的老兵在1 a內平均有7次到精神衛生機構求醫，但平均有18次到內科診所求治，到非精神衛生機構求醫是到精神衛生機構求醫2倍多。在加拿大研究亦發現［7］，華人家庭常把精神病患者關在家里，與外界隔絕，至病情嚴重惡化才向西醫求助，而最后到精神科求助。精神病患者在最終到專科醫院求診前，多經過了曲折的過程，癥狀長期得不到控制。患者缺乏正確醫療導向、不知該到何處治療和不情愿或根本不相信自己應到精神衛生機構就診。結果延誤了病情，耽誤了治療的良好時機，浪費了大量的錢財和時間，增加了患者的痛苦。黃鵬鈞等［8］調查了70例最終就診于精神病醫院的抑郁性神經癥患者的求醫方式顯示，40%的患者有三個以上的求醫處所，在轉診前多數患者輾轉于各綜合醫院，求診10次以上者達77.1%，54.3%就診時間≥6 mo。楊德森等［3］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從家屬發現病情到首次求治，平均延誤約3 mo，68.7%的患者拖延≥1 mo，從發病到首次看精神科平均在病后約4 mo；近3/4的受試者在求助于精神科前后曾求助于各種非精神科機構，其中主要為迷信治療。而中醫作為國人廣泛應用的一種傳統療法，卻極少被精神分裂癥患者采用，僅占首診的6.3%。越是偏遠地區的患者，選擇到非精神科治療者越多。與精神分裂癥患者相比，神經癥患者多求醫于非精神科。如求治于綜
合醫院、中醫院、燒香磕頭等。另有研究表明［1］，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精神疾病患者精神科首診前求治于綜合醫院內科，神經科顯著增多，但迷信、巫術仍是應付精神疾病的手段之一(4.46％)。由此說明患者的求醫方式仍有誤區。
2 影響求醫方式的因素
有研究表明求醫行為與許多因素有關，如受教育程度、個體所處的亞文化環境、對疾病與健康的認識、個人經歷、對癥狀的感知、評價、態度、居住地與醫療機構之間的距離以及性別年齡、個人的人格特征等。
2.1 求醫決定者的文化程度與文化背景
精神疾病有其特殊性，如精神分裂癥患者缺乏自知力，求醫決定往往由陪護人作出。有人報道［9］約90%患者的求醫行為是由其監護人或親友決定的。決定者文化程度越高，選擇到精神衛生機構求醫的可能性就越大。楊德森等［3］研究顯示，85.2%的求醫決定者都是因為“沒有認識到病情的嚴重性”而延誤求醫，90.9％首診于非精神科的自報原因經分析是缺少對疾病的正確認識。國外研究顯示受教育年限≥12 a的監護人多選擇到精神衛生機構求治［10］。文化水平較低的求醫決定者，相對缺少醫學知識，尤其是精神病學知識，一旦家人患病，往往不能及時利用精神衛生服務機構，而選擇他們較為熟悉的、求助便利的迷信等民間治療［11～14］。Dale等報道蘇丹、菲律賓的精神病患者半數求助于宗教治療，印度和尼日利亞的精神病患者求治于宗教的分別為25.0%和91.0%［15］。提示文化水平及文化背景不同，人們的求醫方式也不同。提高整體人群的文化水平，特別是普及精神醫學知識宣傳與教育，是改善精神病患者到精神病專科求醫狀況的重要手段。
2.2 病情
精神病包括的種類多，癥狀豐富，主訴癥狀包括失眠，情緒低落，軀體不適、妄念、怪異行為、幻覺、言語和思維錯亂以及情感冷漠等。患者的起病的形式、癥狀、自我感覺及對周圍環境的影響均有差別。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患者的求醫方式。抑郁癥和神經癥患者患病后逐步體驗到各種癥狀帶來的不適，絕大多數認為自己患了某種軀體疾病，往往通過一系列程序主動或被動尋求醫療服務。CM Shaw， F Creed等［16］對非洲和歐洲部分地區的研究表明，80%的患者是因軀體不適去看醫生，而不是因為心理問題。對精神分裂癥患者求醫行為的研究發現，非急性起病、以“內隱”癥狀為主、被認為是“軀體疾病”者，多就診于非精神科中西醫。起病急、以“外顯”病狀為主、被認為是“精神方面的問題”，多求治于精神科。被認為是“鬼神附體”或“搞不清病因”者多求治于迷信宗教等治療。另有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多數由家屬送來住院，而神經癥患者則家屬勸說及自已主動求治于精神衛生機構為主。精神疾病起病形式、臨床表現等因素均可影響患者的求醫方式。
2.3 獲取醫療服務的條件
患者不求助于正式醫療機構而多選擇親友、家庭醫生或民間治療師，主要是后者為求治者所熟悉，求治方便，花費少。有研究表明，家庭經濟條件較差、居住農村、到精神科就診距離遠者，多首診于迷信等機構，反之則多首診于精神科，這表明求醫方式與醫療服務的獲得性確有關系。劉鐵榜等報道［17］，農村神經癥患者總就診率僅52.5%，而求治于精神科的僅7.5%。另有研究［1］顯示，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90年代求醫方式中前往綜合醫院內科、神經科及其精神專科主動求治的人數增多，差異有顯著或極顯著性(P
2.4 社會態度
每個人都希望得到社會的尊重和理解，不愿意被歧視，不愿意與社會脫離。而社會對精神病患者有種歧視的態度。所以患者求醫就有所顧慮。黃鵬鈞等［8］研究顯示，54.3%的患者對就診于精神病醫院有顧慮，其中45.7%的患者認為自己不是瘋子而無需到精神病醫院求治。國外也有報道社會的態度如歧視等影響了精神疾病患者尋求精神衛生機構治療的方式。在高層次人群中，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也會因歧視而不去求治或選擇非精神衛生機構求治，即使是患有精神疾病的醫生也有這種情況。Reidar Tysen等［18］研究年輕的醫生對精神疾病的求醫方式表明，盡管需要治療的量增加了，但求醫的量卻沒有相應的增加，原因之一是他們認為精神疾病和恥辱、歧視等聯系在一起。最近報道［19］，荷蘭患有精神疾病的醫生中三分之二是自己治療，沒有去尋求專業治療。Sarah Wrigley等也有關于歧視影響求醫方式的報道［20］。這與國內楊德森等意見一致［21］。這一方面說明了人們精神衛生知識的貧乏，另一方面也表明人們對精神疾病和精神病醫院存在偏見，歧視精神病患者．甚至連醫生本身都有這種片面的認識，使人們深怕因為自己是精神病患者而被人瞧不起，因而造成患者不敢到精神病醫院就診，使其得不到有效的治療。
2.5 非精神科醫生對精神病的識別能力
有些非精神科醫生對精神病的認識還有些缺乏，從而影響了患者求醫。國內有調查顯示［4］，只有10%的精神分裂癥和18.3%的神經癥患者被非精神科醫生建議到精神衛生機構就診。黃鵬鈞等［8］研究顯示，65.7%(46/70)的抑郁性神經癥患者轉診前被診斷為神經衰弱而予以一般鎮靜催眠藥物治療及健腦藥物應用，而且神經癥難以被識別或更容易被當作軀體疾病，耽誤了治療，使大量醫療費用浪費。CM Shaw， F Creed等［16］報道非洲加勒比族的精神病患者被非精神科醫生認識到有精神疾病的占27%，而在歐洲白人中有52%的患者被非精神科醫生識別。由于很多醫院現基本上未設立精神科，其內科、中醫科醫師往往因為專科的限制對精神疾患不能正確診斷治療，致使就診的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療。
2.6 目前的治療水平
現在的醫療水平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還有許多疾病不能完全治愈或控制不復發。這就影響了患者的求醫方式以及治療。有研究表明非洲加勒比族人和歐洲白人拒絕就心理問題求醫的原因之一是醫生不能解決這類問題，醫生只會給藥［16］。也有人報道［22］在澳大利亞和維多利亞兒童精神病患者的父母中有38%認為沒有任何人能夠解決他們孩子的問題。
2.7 年齡和性別
年齡和性別也會對求醫方式有影響。有研究顯示［10］，在墨西哥的美國人女性求助精神衛生機構是男性的3.1倍。Oliver.MI等［23］報道英國男性較女性較少求醫治療，而且年輕人亦較少求醫。楊德森等［3］報道年齡和性別對精神分裂癥患者是否求醫沒有影響，而性別影響其求醫機構的選擇。
2.8 治療安排
由于中國的國情，這種情況幾乎沒有。但在一些發達國家，患者看病需要預約，他們只能按照預約單求醫治療。F.P.M.L.Peeter等［24］報道長時間等待第一次治療安排是影響患者求醫率的原因之一。Orme等都有此方面的報道［10，25］。所以是否及時安排治療也是影響求醫的因素。
諸如人格問題等因素均有不同程度地影響患者的求醫方式，這里就不具體詳述了。
3 前景
了解不同背景下精神病患者的求醫方式，對提高求醫率、治療效果，減輕患者和家屬的痛苦，減少家庭和社會的負擔都有重要的意義。國民經濟、文化福利事業的發展水平，是制約求醫行為的重要因素。所以要加快經濟發展，提高人們文化、生活水平，改善醫療條件。在現階段因經費不足，難以馬上興辦更多精神病醫院的條件下，加強精神衛生知識宣傳，普及心理衛生知識，提高人們對精神疾病的認識能力，改善對患者的態度，進而給予患者尊重、理解、關心。加強對基層醫務人員進行精神衛生專業理論與技能培訓，加強綜合醫院與精神衛生機構的合作，提高治療水平，使患者就診方便、經濟、有效。國外在60年代就對精神障礙患者的求醫行為進行研究，強調在綜合醫院中實施心理衛生保健服務的重要性。有報道顯示［26］，由于提高了人們的精神醫學知識認識與了解，改善了社區精神病患者治療的條件，德國人對尋求專業治療有了積極的態度。近年來這方面的理論日趨完善，Godber和Huxley提出精神衛生服務的“過濾模型”［27］，雖然這種“過濾模型”未必完全適用于我國，但在綜合醫院和社區中加強精神衛生知識的宣傳教育，在非精神科醫療機構開展聯絡精神醫學服務，并使各類醫務人員掌握一定的精神衛生知識，無疑會對改善精神病患者的求醫途徑，減輕患者及其家屬的心身痛苦和經濟負擔，促使患者早日康復以及減少社會醫療費用有所幫助。總之，加強精神衛生知識的宣傳與教育，提高整體人群的文化素質和精神衛生水平，加強基層精神衛生機構建設，加強綜合醫院和精神衛生機構合作，提高非專科醫生特別是內科醫生對精神疾病的識別能力，同時對精神疾病患者求醫方式給予指導，是促使精神病患者早期正確就醫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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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從天降，知名企業家
“被精神病”
50歲的吳大勇是一家酒業公司的董事長。
2012年7月20日上午，吳大勇和往常一樣早早來到公司，和員工一起打理生意。突然，一輛醫院救護車停在公司門口，6個穿著醫用白大褂的壯實年輕人奔吳大勇而來。“就是他，就是他！”還沒等在場的員工回過神，吳大勇瞬間就被6個年輕人塞進了救護車。
“我沒有任何病，我沒有……”吳大勇極力解釋。然而，救護車一路風馳電掣，最后拉到了某精神病防治醫院。
在精神病防治醫院，吳大勇極力向醫生申辯自己沒病，但醫生根本不聽，而且認為“病人”已失去理智，不配合治療。因為病房與外界隔絕，也沒有人可以溝通，更無法和外界聯系，吳大勇每天只能接受強制“治療”。
接受“救治”的第3天，趁有人到病房探望病人的時機，吳大勇得到一名病人家屬的憐憫，讓吳大勇使用了手機。電話中，吳大勇向親屬求救，他的四弟吳鈞接到求救電話后十分震驚，立即聯系律師進行營救。當天下午兩點鐘，吳鈞和律師當場向值班女醫生交涉，反復說明吳大勇一直是規規矩矩的企業家，從無精神病史。女醫生打電話請示后，稱自己做不了主。遭到拒絕后，吳鈞和律師撥打了110報警。
警方調查后案情大白，原來，吳大勇是“被精神病”，一切均由他的前妻謝小蓉所為。由于經濟問題，吳大勇經常和前妻發生矛盾。前妻向醫院打電話稱丈夫精神失常，醫院應家屬要求，對吳大勇采取了強制住院治療措施。
得知自己是被前妻“設計”后，吳大勇立即告知警察和醫生，他和謝小蓉已在2010年7月12日離婚。可是盡管如此，院方負責人仍聲稱沒有家屬同意，醫院無權“放人”。
吳大勇入院第4天，吳鈞和律師再次來到精神病院，請求辦理吳大勇的出院手續。醫院聲稱有嚴格的規定，必須要有謝小蓉到場才能放人。至于他們是不是夫妻，醫院不負責查實。無奈之下，吳鈞向當地媒體求助。當天下午，媒體來到醫院采訪，謝小蓉也到了醫院，謝小蓉承認已和吳大勇離婚，但仍以吳大勇真有精神病為由拒絕簽字放人。直到當日18時30分，幾經交涉，由弟弟吳鈞簽字后，醫院允許吳大勇“出院”。至此，吳大勇失去人身自由八十多個小時。
對簿公堂，精神病醫院
被判侵權
“出院”后，無論是同行還是同事，都用異樣的眼光看待吳大勇，吳大勇感覺這些已影響到自己的正常交際和經營。2012年9月，吳大勇向當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認為精神病防治醫院嚴重侵犯他的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健康權等，要求賠償各項費用共40萬元，并要求醫院公開賠禮道歉。
法庭上，被告進行了激烈的反駁。該精神病防治醫院稱，原告訴請無事實依據，醫院是接到謝小蓉的電話才接原告吳大勇來院治療。院方承認，后來得知原告和謝小蓉已辦理了離婚手續，但謝小蓉向院方出示的戶口簿表明兩人還在一起生活，證明兩人有“特殊關系”，而且是謝小蓉和孩子一起送吳大勇來醫院治療，妻子、兒女都簽了《知情通知書》，符合醫院相關手續和醫療程序。根據精神病診治流程，只有送病人入院的謝小蓉才能簽字，為其辦理住院和出院手續，但謝小蓉一直不愿出面，是謝小蓉延遲為原告辦理出院才導致原告留院兩天。
庭審中，精神病醫院的人辯稱，醫院在對吳大勇病情了解的基礎上讓病人住院觀察，治療上不存在過錯。如果要說過錯，那是謝小蓉的過錯。醫院作為醫療機構擔負著社會責任，有預防和治療精神病的責任和義務。并且有家屬和孩子的送治，院方才讓原告“住院觀察”。并且，醫院舉證證明“病人”吳大勇不積極配合治療，打罵醫護人員，為穩定情緒，才給他使用一些穩定情緒的藥品。因此，醫院認為自己沒過錯，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2013年1月10日，法院對此案作出一審判決。法庭確認，醫院嚴重侵犯了原告的身體權和自由權，承擔全部責任。原告吳大勇要求賠償人身損害，符合有關規定，但要求賠償40萬元沒有法律依據，法院酌情判決醫院當面向吳大勇賠禮道歉，并賠償精神撫慰金3萬元。
一審判決后，該精神病防治醫院對此判決提起上訴。
現實生活中，醫院收治精神病人需經哪些程序？某大學醫學院一名精神病學博士介紹，判斷一個人是否為精神病人、是否要收治，家屬提供的信息非常重要。病人是否要住院得尊重患者家屬意見，患者自己做主醫院是不會接收的，一定要監護人簽名。這是因為真正有精神病的人都認為自己沒有病，而這也正是精神科的特點。精神病人在入院前應經過門診診斷。有的患者不能陳述病情，要由家屬反映一些情況。對有可能危及他人生命安全或對社會秩序造成嚴重后果的，可按規定，經相應的程序，收入醫院進行治療。如果一個人在正常工作，只是在某個方面有偏執的表現，沒有對社會或他人造成傷害和威脅，精神病院不應強迫其入院治療。對于病人看病的手續和對親屬的甄別，目前尚無規定，醫院也沒有強制檢查病人親屬證件的責任。
事實上，吳大勇的“被精神病”遭遇并非孤案。
令人欣慰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將于2013年5月1日正式施行。某大學法學博士王瑩稱，這部承載著關注和期待的法律，力圖破解包括“被精神病”在內的多項法學醫學交叉難題。王瑩博士說，該法還增加了法律救濟渠道，規定精神障礙患者或者其監護人、近親屬認為行政機關、醫療機構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違反本法規定侵害患者合法權益的，可以依法提訟。此外，相關責任人還將受到暫停執業活動、開除、吊銷執業證書等行政處罰。如果情況嚴重，還可以非法拘禁罪追究相關人員的刑事責任，相關個人和醫療機構構成共同犯罪。
《殘疾人證》是殘疾人殘疾身份的唯一合法證明，是殘疾人享受各項服務和國家優惠政策的重要憑證。近年，隨著黨和政府對殘疾人優惠政策不斷增多，我縣殘疾人證申辦量有較大幅度增長，特別是要求下鄉上門評殘的人數增多，給辦證及管理工作帶來較大壓力，并凸顯出下鄉評殘辦證工作中存在較多問題。我會聚焦殘疾人證辦理這一殘聯主業，展開調研，組織召開多次專題討論，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及時從辦證流程、管理制度等方面加以健全完善，最大限度修補制度漏洞，并在監督、執行上下真功夫，以期營造和維護公開公平公正的良好辦證環境。
一、問題
目前我縣殘疾人評殘辦證的主要問題集中在下鄉上門評殘工作上，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滿足不了群眾日益增長的入戶辦證需求。
2、無理要求升級的殘疾人增多，對下鄉評殘工作人員造成人身安全危害。由于一二級殘疾證能享受“兩項補貼”等優惠政策，殘疾人都想辦一二級高級別的殘疾證，有的為達到升級目的采取無理取鬧、威脅、纏訪等方式，村干部不愿得罪當地群眾，甚至慫恿殘疾人糾纏、無理取鬧、謾罵、扣留評殘醫生，不幫評一二級，就不準走的現象，對評殘工作人員造成人身安全危害。
3、視力、聽力、智力、言語等殘疾人無法下鄉當場評殘。
4、精神殘疾下鄉評殘不能經常開展，對無明顯癥狀的、無住院治療記錄的精神殘疾人，不能當場作出殘疾等級鑒定，在下鄉評殘時，醫生不能當場作出評殘鑒定，不能及時辦理殘疾證。
二、原因
1、關于入戶辦證不能滿足群眾需要的問題
一方面，護理補貼和困難生活補貼制度實施以來，以前很多癱瘓的或行動不便的殘疾人或親友，認識到殘疾人證能帶給他們實惠，入戶辦證需求量大增，另一方面，行走方便的少數殘疾人也不愿意到醫院評殘，也等著下鄉評殘辦證。第三、指定醫院有鑒定資質的鑒定醫師都是醫院骨干，平時上班還要看病，也承擔殘疾人來醫院評殘的任務，能抽出來下鄉的時間很少，使入戶辦證不可能常態化。全縣26個鄉鎮，范圍大、地域廣、路程遠，完全跑不過來。近兩年縣殘聯根本沒有余力做出入戶辦證的常規性工作安排。
2、關于無理要求殘疾等級升級增多的問題
一是由于2015年以來開始實施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和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一些人殘疾人為了享受補貼，想方設法要求升級。二是我縣對于未脫貧的貧困重度殘疾人在享受低保方面可以單列戶口申請，村（社區）或民政工作人員在評定低保過程中，為了自身減壓，不管殘疾人是否該升級，都讓他們先到殘聯來將殘疾等級升級，再去申請低保，逼迫殘疾人找殘聯和醫院要求強行升級。
3、關于視力、聽力、智力、言語等殘疾人無法下鄉當場評殘的問題。
由于視力、聽力、智力等殘疾人在評殘過程中，需要使用醫療檢查設備，但下鄉過程中，攜帶起來非常不方便，全憑醫生主觀經驗下結論，對殘疾等級鑒定存在偏差。
4、關于無明顯癥狀的、無住院治療記錄的精神殘疾人，不能及時辦理殘疾證的問題。
目前衡陽市精神殘疾評定醫院只有第一精神病醫院，醫院門診評殘只有每周周三、周四開展，其他縣市區也要下鄉評殘，評殘醫生忙不過來，組織下鄉評殘也受影響。
對無明顯癥狀的、無住院治療記錄的精神殘疾人，不能當場作出殘疾等級鑒定，在下鄉評殘時，醫生不能當場作出評殘鑒定，要求本人到精神病醫院住院觀察治療二個星期，才能評殘，但本人及家屬不愿意配合。
三、對策
（一）通過多形式多渠道加強辦證政策宣傳。
1、充分利用電視、“村村響”廣播、手機報、橫幅等各種媒體途徑和方式，廣泛宣傳殘疾人證管理系列政策，要讓殘疾人準確知曉換證政策（是否需要重新評殘）、時間、程序和不及時換證的后果等，對疑似殘疾人且有辦證意愿的殘疾人要告知他們辦證條件、要求和具體流程等相關政策，讓有行動能力的殘疾人自覺到醫院門診進行評殘辦證，減輕下鄉評殘的工作壓力，政策宣傳要做到家喻戶曉，為上門評殘工作打下基礎。
2、制發進一步規范殘疾人證管理有關事宜的通知，將辦證流程、指定醫院、醫師、殘疾人工作者的紀律要求等詳細內容發至各鄉鎮，并抄送縣衛健局。同時在全縣殘聯工作會上重點強調，要求嚴格執行。重新印制辦證須知彩頁宣傳資料發至各鄉鎮、村（社區），方便殘疾人查閱了解。及時將辦證流程掛在縣政府門戶網站上方便殘疾人及親友查詢。
（二）、加強對全縣村（社區）、組干部的培訓教育。一是通過召開評殘辦證專題培訓會議，讓村（社區）、組干部懂得評殘辦證有關專業知識和相關政策，二是加強村（社區）、組干部的黨性教育，提升他們的大局觀念，服務殘疾人的宗旨意識，讓村（社區）、組干部積極配合下鄉評殘辦證工作，做好殘疾人的思想工作，自覺維護和營造公平、公正的評殘辦證環境。
（三）對上門評殘對象進行全面認真摸底篩查、甄別。組織各鄉鎮殘聯、鄉鎮扶貧辦和駐村工作隊進行需上門評殘對象的篩查和甄別，并填報《湖南省建檔立卡貧困戶換（辦）證上門評殘申請表》，確保殘疾類別等信息準確無誤，特別是精神殘疾和智力殘疾二類不能混淆，不能把智力殘疾作精神殘疾類別上報名單，造成精神殘疾評定醫生下鄉評殘時，不能為評殘對象作出鑒定，既擔當殘疾人評殘時間，也擔誤評殘醫生的時間，造成人力、物力資源的浪費。對全縣建檔立卡貧困戶中需換證的殘疾人和申請辦證的疑似重度殘疾人逐一登記造冊，無遺漏，統計數據上報給縣殘聯。對自愿放棄換證的，要本人或監護人在有關表格中簽字確認。
（四）、協調縣域內幾個交通方便、輻射能力較強的中心鎮衛生院，充分利用中心鎮衛生院的醫療設備、場地進行下鄉集中評殘辦證，為聽力、視力、智力、言語等需要醫療檢查設備進行檢查評殘的殘疾人開展集中下鄉評殘服務，方便殘疾人辦證。
四、建議
（一）衛健部門增加各項評殘醫生的人數，每個評殘項目至少另增加一名評殘醫生，改變現在只有一個評殘醫生評殘的局面，并開展評殘專業培訓，確保下鄉評殘的同時，醫院門診評殘正常進行。
（二）建議衛健部門在縣域內增設一所符合精神殘疾評定資質的精神病醫院（**縣恒佳康精神病醫院）為評殘醫院，并培訓評殘醫生，方便本縣精神殘疾人進行評殘鑒定。
1990年6月，我生下了兒子小斌。我們對小斌百依百順，讓他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玩最好的，用最好的，上最好的學校，接受最好的教育。可是最好的條件沒換來最好的成績，小斌的成績一直平平淡淡。到了三年級，老師對我們說：“你家的王小斌還像一個六七歲的孩子，好多事情不能獨立完成，學習成績呈下滑勢頭。”他爸爸著急起來，以厚禮相贈，請老師多多關照小斌。 此后，老師們對小斌格外照顧，課堂上請小斌發言的次數明顯增多，放學后還要為小斌補半個小時的課。在家里，他爸爸一方面為小斌規定了嚴格的作息時間，一方面請來家教為小斌補課。小斌對老師的特別關注很高興，有了極高的學習熱情，學習成績也有了提高。他爸爸非常高興，說：“過去太忽略了，看來還是應該給孩子加碼才對!”
可是過了一段時間，我們發現小斌又不愿意做作業了，老師給他補課他不愿意補，有時還亂發脾氣。每到這時，他爸爸就訓斥他：“從前太嬌慣你了，現在必須嚴格起來。” 慢慢的，小斌的性格變了，不愛說話，也不再調皮了，成天沒精打采的。一次我意外地發現，在小斌的一張演算紙上，畫著幾個為他補課的老師，老師身上都畫著紅色的×！我批評了他，他當天就跑到鄉下姑姑家躲起來，是姑姑連哄帶騙才把他送了回來。
后來，小斌開始逃學，他爸爸發動老師和全班同學一起看管小斌。 就在這個時候，小斌出現了一種反常的現象，每到上學的時候，他就會滿頭大汗，心跳不止。我們帶他去醫院檢查，可到了醫院后，癥狀很快就消失了。到第二天上學的時候，癥狀又如期而至，我們再次去醫院，癥狀卻再次消失……反復多次，我和他爸爸百思不得其解，卻又毫無辦法。我們想也許過一段時間這種癥狀會自己慢慢消失的，就繼續送小斌入學，繼續實施補課計劃。
2003年11月的一天早晨，正當我準備送小斌上學的時候，發現小斌又是一陣大汗淋漓，而且邁步困難。我以為小斌受了什么傷，一問并沒有過任何傷害。我扶著兩腿發軟的小斌好不容易才出了門。 以后的兩天里，小斌的腿越來越軟，到了第五天竟然連站都站不起來了。這下可把我和他爸爸嚇壞了，我們急忙帶小斌到瑞安、溫州、杭州、上海的多家大醫院檢查治療，但都無法確診。醫生說：“我們從沒有遇到過你兒子這樣的情況。他的雙腿、腦部及身體各部位都沒有過外傷，而且身體各個器官都沒有器質性的病變．可他為什么卻突然癱瘓了，真是奇怪。”醫生們通過醫學網絡對這起特殊的疑難病癥進行查詢，但一直沒有結果。
2004年2月，絕望的我們帶著小斌回到了家里。這個時候正是學生過寒假的時候，看到小伙伴們在外面活蹦亂跳，自己的病卻不能救治，小斌萬分焦急，經常大發脾氣，又哭又鬧，將床上的東西扔得滿地都是。我和他爸爸心里非常難受，總不能看著孩子這樣癱瘓下去呀！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我們在電視臺登了求醫啟事：“緊急求治：一位14歲的少年在沒有任何外傷的情況下兩腿發軟，幾天后莫名其妙地癱瘓在床，多家大醫院均不能確診。熱望奇醫出手相救……” 一時間，不少醫生都來聯系，表示要嘗試一下，但當他們看到一大堆“未發現異常”的檢驗報告時，都紛紛告退了。一位內科醫生臨走時對我們說：“這個病不能用傳統的醫學思維去考慮，不妨找精神病醫院的醫生看一看……” 精神病醫院？我們的心里很不舒服。但實在走投無路了，我們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帶著小斌不情愿地走進了市精神病醫院。
經過多次檢驗報告的對比分析和對小斌日常生活的了解，醫生對我們說：“你兒子得的不是一般的癱瘓，而是一種精神方面的疾病導致的癱瘓，也就是精神病學上說的癔癥。老師無休止的補課和家長的施壓以及過高的期望值，都對他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在這種壓力下，孩子對學校產生心理上的巨大排斥，在潛意識上形成了厭煩補課、厭煩上學、害怕上學的理念，這種精神障礙促使了癔癥性癱瘓的產生。這種癔癥只能用心理疏導的辦法來治療。”我們半信半疑地問：“孩子是因為厭煩補課而希望自己不會走路，真的就成了癱瘓?”醫生說：“孩子不一定是希望自己不會走路，他的害怕上學、害怕補課的心理通過潛意識的作用，直接性地形成了這種癱瘓的后果。”
小斌住進了醫院。為了消除小斌對醫生的心理上的排斥，醫生首先和小斌交朋友，通過做游戲及生活上的關心等方式拉近心理距離。同時又讓小斌感到醫生能夠妙手回春的神秘感，讓他充分相信醫生完全能夠治好他的癱瘓。醫生對我們說：“一定要讓孩子有自立的意識，杜絕那種對父母心理上的依賴，從吃到穿，盡量讓他自己獨立做事。” 在服用鎮靜藥物的同時，每一天，醫生都在培養小斌“能夠站起來”的自信心，拉著他訓練站起來。“你要在心里想：自己一定能站起來！”“要站起來只能靠自己！”“站起來，你就能出去玩兒了！”
6月1 2日早晨，小斌在醫生的站立訓練中終于站起身來，并可以慢慢走上幾步了……看到這個情景，我和他爸爸激動得流下了淚水。一天又一天過去，慢慢地小斌終于能自由地站起、邁步了！小斌終于痊愈了！
2004年8月8日，小斌的爸爸歡天喜地地開車來接小斌出院。臨走時，醫生對我們說：“今后，你們對孩子的期望值一定要切合實際，不能過高，不能盲目地把孩子與同齡人比來比去，不要給孩子過多的學習壓力。孩子精神上的承受能力有限，家長一定要充分考慮。現在，補課之風盛行，望子成龍的家長如此要求，追求升學業績的老師如此要求，過高的期望值勢必造成孩子心理的壓力和障礙，嚴重時就會形成各式各樣的疾病，而這種莫名癱瘓的癔癥就是其一 ――由厭學而引發癔癥。這一新型的個案應當引起所有家庭及全社會的關注了！”
講述完這些，王小斌的媽媽輕松地說：“我和他爸爸現在都明白了，再不難為孩子了，孩子學習成什么樣就是什么樣，隨他自己健康地成長吧。只要孩子身心健康我和他爸爸就知足了。” 臨走時，我想給王小斌照張相，他媽媽說：“相就不要照了，以免對小斌有刺激。現在，我和他爸爸在小斌面前都不提學習，更不提得過病，只讓小斌盡情地玩盡情地開心。等半年以后，再慢慢考慮學習的事，如果還不行就再放一段時間，這次，我和他爸爸可接受教訓了！” 看來這位母親是真的想明白了。
（考慮到小主人公的身心健康，本文用的是化名）
愛心提醒
有資料表明，壓抑、挫折等負面情緒如果長時間積聚在體內，容易使孩子患上多種疾病：
負面情緒
可能產生的癥候群
憤怒、悲傷、怨恨
皮疹、膿包、過敏、心臟不適、關節僵硬
挫折、困惑、憤怒
感冒，肺炎，呼吸道和眼、鼻、喉不適，哮喘
焦慮、暴躁、貪婪
高血壓、偏頭痛、潰瘍、近視、聽力障礙、心臟病
憤世嫉俗、悲傷、失敗感
低血壓、貧血、腎臟疾病、
厭惡、恐懼、罪惡感
怒罵護士被送到精神病院
吳素真是廈門市一名普通的企業職工,丈夫林慶興是一家工廠的門衛,兩人雖然工資都不高,但是生活很平靜。2003年9月,吳素真因為患有內分泌疾病住進了廈門市某醫院。10月21日中午時分,丈夫林慶興突然接到電話,說他的妻子吳素真在醫院出事了。心急如焚的林慶興趕到醫院,據院方解釋,吳素真住院一個多月來,與醫護人員之間的矛盾就沒有斷過,經常會為換床位、打針、家屬探視時間等一些問題發生爭吵。事發當天,醫生認為吳素真的檢查指標已經正常,病情穩定,建議她出院回家休養,遭到了吳素真的拒絕。大約過了十幾分鐘,幾個護士來到病房催她出院。吳素真口不擇言地和護士們爭吵起來,接著與醫院的工作人員發生了肢體沖突。吳素真碰倒了心電圖儀,只聽“嘭”的一聲響,機器摔壞了。吳素真的表現讓醫生們很頭痛,他們即通知一家精神病專科醫院――仙岳醫院的醫生前來會診,并決定將吳素真轉到仙岳醫院。
為免罰款 入院“治療”22天
在仙岳醫院辦住院手續時,醫生對林慶興說:“你妻子砸壞了心電圖機,如果你不簽字,就要賠儀器,那要八九萬啊!”八九萬?林慶興倒吸了一口涼氣,他決定先簽字,過幾天把妻子接回家。
第二天,林慶興要求醫院讓妻子出院。他說,妻子吳素真的性格是比較暴躁,好面子,不認錯,但他們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妻子絕對不是精神病患者。但院方并沒有聽從林慶興的請求。吳素真被迫與一群女精神病患者共處一室,被強行“治療”了22天。在林慶興的強烈要求下,醫院終于為吳素真辦理了出院手續,總共花去了3400多元錢,出院診斷為“腎上腺皮質機能減退所致精神障礙”。
熟人們都知道吳素真被送進精神病醫院治療的事,周圍許多人用異樣的眼光看她,她還失去了工作崗位,吳素真決定要給自己討個說法。
6年官司 引起社會關注
事情發生一年后,2004年12月28日,吳素真先是向廈門市思明區衛生局申請,要求撤銷有關她罹患精神病的診斷。但是廈門市醫學會進行鑒定后,認為醫院的診斷正確,不屬于醫療事故。于是,在2005年12月29日,吳素真向思明區法院廈門市某醫院和廈門仙岳醫院,索賠各項損失21萬多元,其中精神賠償費10萬元。此案一審二審吳素真都輸了。
吳素真四處申訴。想通過申訴讓法院重審的話,必須有新的證據。由于吳素真事件歷時多年,已經引起了較大的社會關注,為慎重起見,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委托國內最為權威的司法鑒定機構――位于上海的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司法鑒定中心,對吳素真的精神狀況作出最后的鑒定。司法鑒定中心認為,吳素真的文化程度低,性格較暴躁,當年治病時也有諸多不順,所以發生過激行為并不奇怪。但把她這些所謂的異常當做精神癥狀來考慮的話,是不妥當的,是不足以認定這些是精神癥狀的。
2009年7月4日,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最終采信了司法鑒定中心作出的這份鑒定,再審作出了撤銷前審判決,判處廈門仙岳醫院賠償吳素真人民幣58512.70元的終審判決。通過再審之前的終審判決,這是極為罕見的。
“屋漏偏遭連夜雨”。我們夫妻倆都是知識分子，本希望兒子能好好讀書，將來有所做為。然而，不管我們怎樣管他、教他，兒子就是不肯用功念書，五月份還因為中考成績不及格而離家出走。兒子找回后還不到1個月，家中又被小偷光顧。本來我們家住3樓，又裝了防盜網，誰知就是廁所的小窗戶未安鋼條，小偷就順著一二層的防盜網爬上來，鉆進了我家，拿走錢、手機等損失幾千元。我覺得自己真是倒霉極了，又氣又急的我幾乎整天想著這些事腦子靜不下來，整晚整晚地睡不著覺，人也越來越憔悴。后來，一位朋友說我這是有了心理障礙，要我去精神病醫院看看心理醫生。我掛了個專家號，檢查、心理測試后，診斷是“焦慮性神經癥”，服了1個星期的藥， 果然睡眠明顯好轉，也不再那么煩躁不安了，只是腦子里仍然整天想著那些事，就好像是自己冒出來的一樣，只要醒著、閑著，你不想也得想。第二次就診時，我把這些告訴醫生后，又說我是強迫性神經癥，給我用“氯咪帕明”治療。也許是我對藥物太敏感，當晚服用兩片后，人就嗜睡、神志不清了，等我完全清醒過來時，已是關在精神病醫院的病房里住了2天了。鐵門鐵窗，病人不是自言自語，或唱或跳， 就是面無表情，口流涎水，我頓時覺得自己被打進了9層地獄。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進來的，只隱約記得心里好恐懼，有人要害我。陪在我身邊的丈夫告訴我，我前幾天胡言亂語，說有人設計陷害我，醫生說我這是“妄想”，“精神分裂癥”的表現，因而住院接受治療，吊了2天氯丙嗪，我睡了2天才清醒過來。天啦！我怎么成了精神病？我覺得自己腦子清楚，只是經常失眠而已，我不相信自己是有了精神病。醫生查房、護士打針發藥，只要是穿白大褂的，我都要向他們申辯：我不是精神病，放我出去。誰知我又犯了大忌：不承認自己有病是缺乏自知力的表現，是診斷精神分裂癥的一條依據，更證明我有精神病，藥量越加越大。全身上下都是緊梆梆的，口水不停地流，腦子一片空白，全身就像篩糠樣不停地顫抖。有兩次我把藥片藏起來了， 結果被護士發現后，換來的是連打了1個星期的針，打得屁股又紅又腫。 無可奈何的我，只好服從了。一個多月后出院時，出院證上仍然是“無自知力”，結論為“精神分裂癥偏執型”。并建議要堅持長期服藥，定期復查。
回到家里，我以為丈夫會通情達理，不會強迫我服藥。但丈夫不來硬的來軟的。我不肯吃藥，他就急得幾乎給我下跪，說不吃藥會翻病，病翻了又怎么得了？看丈夫那可憐的樣子，我只好忍著痛苦又吃。又吃了近2個月后，我實在受不了啦，一個念頭在我腦海里越來越明顯：再這樣下去，我不想活了。服一次藥，我就流著淚講一次，丈夫終于被我打動了，帶著我到市精神衛生中心找熟人，請經驗豐富的醫生會診。
一位專家和藹地接待了我。他說我的錐體外系反應太重，不管是不是精神分裂癥，都不應該有這么重的反應。在詳細交談后他告訴我，我的病史和癥狀都不支持精神分裂癥偏執型的診斷。因為診斷我為此病的依據之一“妄想”，是在我意識不清晰時出現的，且持續時間太短，不足以為依據；依據之二“無自知力”也不能成立。當然，不支持也不等于馬上就能完全排除，但即使是精神分裂癥，最壞的結局也就是在專科醫生的正確治療與指導下，離不開藥物，但可以過上正常人的生活。要我不背思想包袱，先把藥物調整一下，消除藥物反應，以后再減量至停藥。如果是精神分裂癥，停藥后很可能會復發，也就是說妄想會重新出現，否則，則是我被錯戴了精神分裂癥的帽子。
我不幸被錯戴了精神分裂癥的帽子，幸運的是我也僅僅是錯戴了帽子。現已三年過去了，我不僅沒有復發，也不再為失眠所困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