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7-05 03:23:4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村委會經濟發展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要發展經濟，必須樹立了大開放大發展的觀念。
香港是一個經濟高度外向型的城市，過去20年來，整體經濟增超過兩倍，人均GDP在亞洲僅次于日本。香港的經濟結構以服務業為主，第一、第二及第三產業在經濟中所占比重分別為0.1%、13%和87%左右，其中，金融業、房地產業、貿易及物流業比重較大，占GDP的35%左右。香港是亞太地區主要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旅游和信息中心，目前是世界第十一大貿易實體、第十二大銀行中心、第六大外匯交易市場以及亞洲第二大股票市場，擁有全球最繁忙的貨柜港，亦是主要的黃金交易中心。香港是世界上經濟最開放的地區之一，商品、資金進出自由，連續多年被國際機構評為全球經濟最自由及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 ，香港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樹立大開放大發展意識，充分發揮優越的地理位置的區位優勢，加大招商引資力度。響堂管理區是一個在我市落后的鎮區，如何推動響堂經濟的跨越式發展，香港的發展理念很值得我們借鑒。因此，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加大招商工作力度，要把招項目、引資金作為經濟發展的助力器和推動力來抓，形成人人講招商，人人會招商，人人能招商的招商引資新格局。
1、強化發展是第一要務的觀念。一切服從發展，一切圍繞發展，有利于發展的事情多做，阻礙開放發展的事情不為；突破狹隘部門利益的束縛，講政治、講大局，以全局利益為重，堅決防止和克服為了個人和小團體私利而置發展大局于不顧的思想行為。
2、強化大開放促進大發展的觀念。要加快經濟發展，必須擴大開放，建立多元化的投資體制，充分運用市場機制有效配置各種資源，形成大開放促進大發展的格局。大開放促進大發展一定要落實到項目上。沒有項目就談不上開放，沒有大項目就談不上大發展。
3、強化自我發展觀念。我們有些部門對自己所負責的領域，沒有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沒有開動腦筋想辦法加以發展，凡事總是等待上級的落實，依賴上級的投入，似乎只有上級投入了資金，他們的腦子才會轉動起來，否則，他們的這些領域永遠是無人問津的“處女地”，極大地影響了全局的發展。因此，只有摒棄因循守舊的觀念和做法，致力于競爭中求發展求進步。特別是在籌措資金上，要真正摒棄“等、靠、要”，積極開拓融資渠道?？梢杂貌糠謨灹假Y產，吸引外部資金入股，形成多元投資的局面，只有這樣，才能推動地方經濟穩步發展。
4、強化服務觀念。加快發展靠投入，增加投入靠業主。既要啟動民間資本，培育當地投資業，更要降低門檻，引進外地投資者。只有培育、引進一大批業主，興辦一批大企業，才能搞活一方經濟。我們當地領導干部要學習像香港那樣的政府，為客商服務的意識，要積極主動地接近和聯系客商和私營業主，依照政策和法規，提供“全過程、全方位、全天候”的服務，把他們的事當作自己的事來辦，為他們排憂解難，使他們到來投資置業感到安心、放心、舒心，進得來、留得住、能發展。把提高服務質量作為發展經濟的“無形資產”來建設，形成服務“品牌”。
二、要發展經濟，必須與新農村建設相結合
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出的背景是在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非常偉大的成就的基礎上提出的，是在我國的城鄉發展到一定階段，在城市相對發展，農村的村鎮建設，人均收入，精神文明和人們的生活需求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二00三年初，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中央認為農村工作是我國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時圍繞戰略發展，統籌城鄉發展，十六大就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我國現階段正值社會發展的轉型期，人均收入接近1000美元，工業的發展在近五十年的過程中得到了農業的支持，同時現在也發展的相對強大，可以對農業的支持，城市的發展，近二十幾年的快速發展是日新月異的，有能力有條件對農村的支持。
“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這在建設和發展方向給新農村恰當的定了位，它借鑒了國際上成功的經驗是符合我國國情的。這一提法在理論和實際生活中也是可以振奮人心，鼓民勁的。也是提高和發展我國的國力，人民生活水平的關鍵的步驟。從思路上即貫徹了科學發展觀，統籌發展城鄉，推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從現實上我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生產力持續發展，城鄉體制日趨完善。城市對農村，工業對農業有條件，有能力實施支持和反哺，同時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廣泛參與，這些措施的出臺即利國又利民，可以斷言，新農村建設的理論是科學的，它一定能較短時間內把城鄉，工農之間的差距縮小，一定能在較短的時間內使我國的綜合國力提高一大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是要在文藝教育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的新理念。這些理論的提出都為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上提出較高的理論指導和詮釋。
海城市第七次黨代會提出了“搶抓雙重機遇，堅持五業并重，提升三化水平，建設和諧海城，推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努力在全省率先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宏偉目標”面對新的形式，我們樹立強烈的機遇意識、責任意識，不斷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努力學習先進地區發展經濟的先進經驗，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協調推進農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推動我市農村走上生產發展、生態良好、生活富裕的文明發展道路。
三、要發揮優勢，推進響堂新農村建設進程
響堂管理區位于海城市區東南，市區東大門、南大門皆位于響堂，地處城鄉結合部，“半城半鄉”是響堂的突出特點。全區總面積24.1平方公里，人口2.8萬，下轄一個街道辦事處、9個行政村。交通極為便利，海城外環路貫穿全區，海岫路、海馬路穿境而過。原創文秘材料，盡在網絡絡.com網。有耕地面積10.163畝，人均不足0.4畝地，是典型的城鄉型。經濟發展現狀是：二、三產業發展勢頭猛進，個體工商業星羅棋布。有個體工商戶1350戶，個體工商企業156戶，規模加工企業有3家，二00五年實現稅收1681.8萬元，其中地稅625.8萬元，國稅1056萬元，財政收入807.4萬元，地方可支配財力407萬元，人均收入5200元。
村級情況：響堂管理區集體財力不足，村級財力也明顯力不從心，怎樣在城鄉結合部的位置搞好新農村建設，怎樣使響堂管理區的發展為海城城市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即做到科學發展，因地制宜，又能積極穩妥，即破解城鄉發展的難題，又能解決經濟發展的低靡問題，這些問題和困難是現實的，但發展又是必然的。由于時間短，僅談粗淺想法。
1、充分認識響堂管理區的區位優勢
獨特的區位優勢，海城外環路兩側為海城市的發展開辟了新的空間，而響堂占有東、南兩面，又處海城河南岸，交通便利，工業發展的寶地，又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黃金地段。響堂的發展已融入了海城建設的一體之中，這是優勢。
2、專業市場優勢。響堂荒嶺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形成的以鋼材、裝飾材料、木材市場為主的市場體系?；膸X的兩個市場二00五年營業收入近10億元，物業收入1200萬元，上繳稅金600萬元。已經成為了繼西柳服裝、南臺箱包市場之后的全市第三大市場。這一市場的初具規模就為打造更大規模、更高層次的商貿交流中心創造了可能和便利。
3、工業加工業的優勢。十分暢通的交通為工業企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條件。如何在已形成規模的加工業上作文章，把華銀集團的鎂鋁深加工企業，金柜制造業做強做大，不但在國際市場有份額，還在知識產權、產業創國際品牌上下功夫，金柜加工業不但在東北地區有份額，還要在長江以南的地區發展，創全國的名牌。
4、發展淡季菜和城市蔬菜基地的作用。響堂的地理優勢，為發展農業產業化，發展蔬菜生產，為城市提供副食生產創造便利條件，就西響一個村的暖棚黃瓜生產每年在1000萬公斤以上并且全部是市場暢銷，同時是人們喜愛的黃瓜品種，這里的養殖業雞、奶牛、肉牛、商品豬都有很大的生產量和市場份額，這些即可以為城市提供食品，更是致富百姓的有效途徑。
【摘 要】在電商發展陷入低迷之際，以品牌“掃庫存”為銷售手段的電商唯品會卻扭虧為盈。本文從唯品會的定位與轉型、運營模式的差異化及可持續發展中面臨的競爭憂患等方面，來綜合分析其盈利內因和發展威脅，并提出建議性舉措，希望能為電商從業人員提供一定的商業思考及啟示。
關鍵詞 閃購模式 用戶粘度 消費狂歡
僅成立5年多的唯品會，自2010年后開始真正盈利，在2013年1月的市值已是老牌電商當當的3倍，①業績在眾多電商中一路遙遙領先。唯品會是如何迅速獲得發展的？目前面臨著怎樣的問題？日后如何應對其他電商的競爭并尋求突破？本文將就這些問題展開探討。
一、舶來品的本土化——唯品會的定位與轉型
1、適應市場需要，及時調整定位
唯品會的全稱為廣州唯品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由沈亞與洪曉波在2008年5月成立，是一家以“名牌產品+限時銷售+低價打折”為銷售模式的公司，其創意借鑒于國外的會員制名品折扣網站——法國Vente Privee（2001年成立）。起初，該網站的銷售模式幾乎照搬Gilt模式（會員制+折扣+奢侈品牌），定位為“奢侈品閃購”，因為中西文化的不同與市場發展階段的差距，中國的消費者對奢侈品網購并不買賬。洪曉波經過市場調研，感知到二三線城市的白領對國內二三線品牌的銷售有一定的購買欲，而這種購買欲通過網絡才能迅速得到滿足。于是，唯品會將目光轉向國內一二線品牌，如耐克、卡西歐、阿迪達斯等國內消費者更耳熟能詳的品牌上，大幅增加二三線品牌的品類傾售，成了一家“專門做特賣的網站”。2010年，唯品會的商品交易量迅速攀升，至此，源于法國VP而又本土化后的盈利模式初見雛形。
2、大環境的助推，贏取得天獨厚的商機
唯品會選擇以傳統零售業的最大品類——服裝為主打品牌。
2010年前后，正值中國經濟低谷，整個服裝零售行業都處于大量的庫存無處可銷的被動階段。在線下零售銷量無大幅增長的情形下，如何更好、更快、更優雅地處理庫存，成為品牌商的頭等難題。要維持品牌形象，就不能大量舉行“清倉打折扣”的活動，也不能在多處服裝電商平臺進行甩賣，必須要讓品牌商盡可能減少曝光度，避免“負效應”。在低價銷售的同時，還要確保不虧損，從尾貨中贏得可觀利潤。而唯品會的閃購模式，加之低價傾銷，恰好彌補了線下傳統銷售渠道的不足。
3、供應鏈關系的改變，減輕企業的資金壓力
唯品會運營之初，公司選擇花大量資金從品牌商采購倉庫積壓的存貨，買回的存貨在無法全部傾銷后難以處理，業績也并不理想。加之公司知名度不大，不少品牌供應商對公司的折扣銷售模式及銷售能力持懷疑態度，不肯供貨。隨即，公司改變了貨源策略，先從幫助線下的小品牌處理庫存開始，并將原來的“買斷”策略改為“寄售”策略，銷售不完可以退還給供應商，從以前的“賺差價”轉變為收取供應商的銷售提成，充分展現出公司解決庫存的能力，同時極大地緩解了現金壓力，再去找知名品牌供貨，就容易得多。通過努力，公司從最初只能接觸到商，再到后來可以逐漸直接與品牌商建立合作關系，采購成本逐步降低，毛利率提高，如此良性循環，又可引進更多高毛利率的商品類別入駐。唯品會的資金周轉速度由此加快，同時又保證了貨源充足，避免了庫存風險。
二、傾銷模式的差異化——定位的精準著力
1、誘人的商品展示平臺，營造消費狂歡氛圍
通過對消費者喜好的精準拿捏后，唯品會的自營模式又為產品的呈現及消費狂歡氛圍的營造打開了通道。在網站包裝上，專業的模特、造型和攝影，加上后期的精美處理悄悄將“商品尾貨”這一標簽隱藏，做足了產品的視覺包裝；在網站色彩上，以玫紅色為主基調，其他品牌文案，也大都以暖色調為主，迎合了女性消費群體的喜好；在網站運行上，每天100個品牌強勢展現，每五天更換一次頁面，還有不同的“品牌故事”和“flash動畫”免費為品牌商進行品牌傳播與滲透；在網站設計上，商品一旦搶購完后馬上標注“已售完”標簽營造稀缺性，“今日新品”“最后瘋搶”、“即將推出”等板塊內容又無時無刻不在構建著一種“商場購物狂歡”的節奏。
2、“閃購”模式，引導消費者“迫切性購買”的心理
閃購，即在限定時間內以品牌原價1-5折的價格供專屬會員的限量型銷售。它與團購的不同之處在于，團購的庫存寬但涉及的品牌面窄，而閃購正好與此相反，所以閃購更強調商品購買的及時性。唯品會以“保證全網最低”為口號，商品的高性價比為它贏得了核心競爭力。
同時，唯品會擅長為消費者制造需求。商品剩余不多時頁面會給出提示，“庫存名品”變成了一種“稀缺資源”，商品一旦賣光立刻標注“已售完”，這種饑餓營銷極大地調動了消費者的購買熱情。一方面，“閃購”模式能夠快速銷貨，吸引更多品牌商的加盟，其優質低價也能刺激眾多消費者的持續購買，另一方面，消費者的消費體驗，可以通過網絡社交媒體或口碑傳播加以推廣，從而吸引更多消費者注冊唯品會。如此循環，這種模式便會為唯品會帶來高用戶黏性和高用戶活躍度，只要平臺的銷售力起來了，長尾的效力也會逐漸體現出來。
3、正品保險與干線物流，成為消費者的貼心保障
唯品會是電商中首家推出為品牌購買正品保險的公司，由中華保險公司為貨品承保。在每一件所購商品的快件中，消費者都會收到商品的正品保險卡與商品票，如果發現所購商品為非正品，可以在收到商品后的90天內通過正規的保險理賠手續得到全額賠償。②
唯品會公司目前采用“干線+落地配”的物流模式，這與另外一些大型B2C電商，如京東、卓越網等的舉措截然不同。首先，公司在全國實施分倉策略，在北京、佛山、昆明等處建立起大規模倉儲中心，分別服務于華北、華南、華東等地的顧客。分倉模式可以減少時間與商品包裝承受的耗損，省去了快遞公司在中轉倉庫一個來回的“卸+分+裝”、偏遠量少件地區等待拼車的環節③，訂單可以選擇當地的物流公司做二次配送。此物流模式在唯品會整個物流鏈中占比98%，剩下2%是通過其他快遞（如順豐、EMS、四通一達）。④自建倉儲、縮短物流半徑可以大大地縮短電商行業的運作成本，同時也能縮短物件送達時間，提升用戶的購買體驗。
三、持續化生存——唯品會面臨的憂患與電商分食
1、運營模式的副作用
（1）危機過后低折扣恐難以延續。唯品會成長于服裝市場的面臨庫存危機的時候，并在這一時期賺了個盆滿缽滿。然而，作為一個“尾貨市場”，能否走向可持續發展，還要看品牌在貨源數量大規模下降時，還能否以如此低的折扣來與唯品會合作。而這一點，尚未可知。
（2）售后服務難以及時跟進。唯品會因運營模式的特殊，售后短板仍是尚未改進的難題。唯品會網站目前的訂單數量相當可觀，但由于這些特賣商品往往是非標準品（服裝、家紡等），通常是由第三方入駐商家直接銷售和發貨，一旦面臨消費者不滿意的狀況，就只能選擇退貨而非換貨。這是因為唯品會的庫存極淺，如果消費者有因為顏色、尺碼、款型等不滿意而產生的換貨需求，不一定能夠得到滿足，而且換貨會拉長公司與品牌的資金結算周期。雖然唯品會增加了物流成本，設有針對消費者退貨返還十元的運費補貼,但是這種“只退不換”售后策略，可能在短期內吸引眾多消費者進行消費，最后卻因為服務質量跟不上，用戶體驗差而離開。
（3）奢侈品銷售仍缺乏信度。唯品會的奢侈品銷售最終能否做大，目前仍是一個未知數。首先，在電商中做奢侈品并非只此一家，還有走秀網、第五大道、尚品網等電商，行業競爭已愈演愈烈，如果唯品會想要獲得競爭優勢，勢必要在同類商品中獲得更低的折扣，同時保證產品的純度和品質。其次，人們在奢華的專賣店中購買奢侈品，更能夠體驗到那種細致入微的服務，而網購并不能為消費者提供這些。電商奢侈品銷售的另一根軟肋是售后，它不能讓消費者像在實體店那樣享受一整套令人滿意的售后服務，這也成為消費者在選擇網購奢侈品時考慮的關鍵問題之一。
2、十面埋伏——電商鏖戰中的分食
眾電商看到“閃購”這一利潤豐厚的蛋糕之后，紛紛摩拳擦掌，相繼推出了特賣頻道。如凡客、當當網、京東商城、優購時尚商城、1號店等。這些電商都具有一定的規模和流量，其平臺銷售的商品與唯品會也有類似，在模式上，都采用鋪貨式平臺模式，成為第三方服務平臺，這與唯品會的自營模式區別開來，但唯品會并不能借此占優勢。因為對消費者而言，雖然商品的視覺呈現的確是影響購買決策的因素之一，但總體而言，影響不大。除了“拼價格”外，京東商城的“閃團”和優購特賣商城還會有新品的折扣商品首發，這勢必會使唯品會流失一部分流量。電商同質化競爭的今天，唯品會競爭對手的力量不容小覷。
四、應對競爭的策略
唯品會既然是以“閃購”為生存技能，就必須讓它在這一領域繼續保持優勢。首先，在品牌上，要更多地拓寬品類，確保貨源的正品和優質，價格上要爭取到更高的性價比；其次，在后臺運作上，要讓品牌的展示上更個性化、創新化來提升用戶瀏覽體驗，盡可能減少消費者的退貨幾率，從而縮小物流成本；此外，唯品會應該在目前的網站宣傳策略上做出更多嘗試，增加廣告成本，僅靠口碑傳播和網絡SNS模式及單一的廣告類型勢必會削弱傳播效力；最后，在目標領域有強大對手的情況下，找準對手為第三方平臺模式及價格上的軟肋，及時追蹤對手商品信息，調整銷售戰略。
商品的高性價比和高用戶粘度已經成為唯品會的積累優勢，只有再接再厲，揚長避短，才能在電商拼殺中穩操勝券，大步向前。
參考文獻
①news.pedaily.cn/201301
/20130128342774.shtml
②楊育謀，《洪曉波與唯品會——線上名牌折扣店的生意經》[J].《上海經濟》，2011（8）
③④張濤，《唯品會逆市上調運價深耕“干線+落地配”物流模式》[J].《中國商報》，2013-07-04
關鍵詞：城中村； 改造； 廣州； 發展策略； 政策研究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analyze of In-city village renovation in Zhujiang Delta, and discuss the emphases, difficulties, mode and route in Guangzhou In-city village renovation. On example of Tangxi-In-city village, analyze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prospect the renovation which it brings forward the assumption and conception.
Key words:in-city village； renovation；Guang-
zhou； developmental strategy;politic investigate
中圖分類號：TU984.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422（2008）09-0114-04
1概念理解
“城中村”已經演化為“為城市流動人口提供廉租房的低收入社區”，是有序的、自組織的“類單位制”的社會經濟運行系統，城中村不同于“貧民窟”。
2改造遇到的問題與難點
2.1 形成原因
① “城中村”保留了以家庭為單位、以宅基地為基礎的居住用地，失去了耕地的村民利用耕地補償金建造的高密度的、用于出租的“牽手樓”，適應了大量流動人口進城后對低租金住房的需求，同時亦增加了村民的經濟收入。政府“繞開村落”的空間拓展思路，使這里被城市建成區所包圍，呈“鑲嵌狀”散布在城市新建職能分區內(甚至在城市CBD周邊地區)的“城中村”恰恰提供了低收入住房，并使流動人口的居住地和工作地相重合。譬如天河區新CBD核心地帶“崗頂―天河城―中信廣場”周邊的石牌、林和、冼村等4個“城中村”聚居了10余萬流動人口。
② “城中村”是“有根的”，具有“空間固著性”。它是一個以血緣、親緣、宗緣、地緣、民間信仰、鄉規民約等深層社會關系網絡構架的村落鄉土社會生活共同體，具有血脈傳承和對村落舊址的歷史歸屬感。
③ “城中村”已形成了適應市場需求的、有效運作的“類單位制”的社會經濟系統。以村委會為管理層的村集體經濟實行“類國有企業的單位制式”的塊狀管理，全面負責社區生活，其管理是有序的。從廣州市“城中村”運作來看，政府并未從資金上對“城中村”的公共服務做出補貼。
④ “城中村”這種居住模式將是長期的。目前我國大城市流動人口聚居模式有三種：一是以地緣、業緣為紐帶的聚居。二是外來人口以集體戶的形式，在企業集體居住，形成當地人口與外來人口分開居住的“二元社區”，多分布于勞動密集型企業集中地；三是快速城市化地區的“城中村”，珠江三角洲大中城市最為明顯。實質上中國進城的“農民流動人口”處于“無限供給狀態”。
2.2政府改造遇到問題
① 要在“城中村”土地補償和村民安置方面支付巨額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②在信息溝通方面，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政府、村委會、村民二者的切實交流成為關鍵。③在產權方面，“城中村”房屋產權既清晰，又不清晰，原則的清晰和數據的模糊并存，需要摸清家底。④在資金來源方面，應放棄“補償”這種運作模式。⑤從利益入手：改造城中村給什么人帶來利益？什么人會有損失？哪一部分人的利益重要？⑥“城中村”成為“問題村”，即在土地利用、建設景觀、規劃管理、社區文化等方面表現出強烈的城鄉差異及矛盾，影響城市的建設質量和發展秩序。物質空間雜亂無序、成為城市社會的藏污納垢之地、地下非法經濟屢禁不止、出租屋和流動人口難于管理，使其成為“社會―經濟塌陷帶”。
3廣州市“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再思考
3.1 改造思路分析
“城中村”的演變和形成歷史各不相同，非常復雜和多樣化，各地也出現了不同的改造思路和模式與之相適應。歸納來看，主要有：
①通過“拆遷―補償―重新安置”的途徑，從分散、混雜、設施不足、居住環境差的傳統農村聚落，轉變為有序、設施完善、環境宜人的現代化人居環境；（張建明(1998)、敬東(1999)等專家提出）
②自上而下的“撤村改制”模式，即用城市管理體制取代農村管理體制，期望通過“城中村”集體經濟的社區型股份合作制調和“城中村”的城鄉二元結構，建立城鄉統一規劃管理體制，改善人居環境，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房慶方(1999)和鄭靜(2002) 等專家提出）
這些改造的觀點和模式被城市政府廣泛地接受，開展了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村改居”等實踐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從各大城市的城中村改造進程來看，大多數的城中村改造停留在策劃、規劃等初級階段，即使是“試點”的工作推進也十分艱難。
3.2 珠三角“城中村”改造實踐分析
①廣州市：改造策略：按照“先行試點、積極穩妥”的原則。
第一步是轉制。選擇位于中心城區的7個自然村作為改造試點，采取“一村一策”的辦法，取得經驗后，逐步在全市范圍內開展。分兩步走：第一步：把城市建成區內的城中村農民轉為居民，把村委會轉成居委會，同時把原來屬于農民所有的集體土地轉為國有土地，把原來由村委會管理的集體經濟轉為由集體法人股東和個人股東共同持股的股份公司，把城中村納入城市一體化管理，并逐步把市政、環衛、供電、供水、供氣以及治安等納入城市管理范疇，施行統一管理。第二步是有步驟地推進城中村物質環境的改造。結合各村的實際情況和周邊城市建設編制舊村改造規劃，改造主要形式是新的農民公寓建設和舊村改造相互結合。以村集體為主導，“三個一點”落實資金。以村集體和村民個人出資為主，市、區兩級財政視情況，對編制規劃設計方案及建設事業公共設施、基礎設施給予適當支持。市政府在資金問題上不允許房地產開發商插手。
②珠海：市場運作為主導政府給政策的策略，珠海市在城中村改造中政府沒有直接投入一分錢，而是巧用市場之手，通過定原則、定規劃、給政策，引入競爭機制吸引房地產商投資舊村改造。通過政策借力改造城中村，是珠海開展城中村改造的重要舉措和成功經驗。這種探索和實踐也為進一步推動公共設施與服務市場化改革提供了借鑒，是經營城市的一種有益探索。
③深圳：深圳市從1997年開始嘗試改造城中村，按每鎮一村的辦法試點，“以政府為主導、規劃全面、制度跟上”是深圳市城中村改造的經驗與特點。規劃中以土地系統控制為核心，以合理引導鄉村工業相對集中發展，村民住宅聯建統建為基點，逐步摸索出一條“經濟、建設、環境協調發展”的農村城市化之路。
3.3 “原位改造低收入廉租住房社區”的改造思路
廣州市“城中村”改造所堅持的“兩個原則”和“四項轉制”是正確的，不要異地新建農民公寓，應實行“原位改造”，尤其對位于中心城區的“城中村”，應通過改變其物質空間模式，最終構建保證“城中村”村民及集體物業收益來源的空間系統，其關鍵是繼續讓其發揮為低收入流動人口提供住房的功能。
“城中村”的“原位改造”在保持其出租屋經濟和集體物業獲利空間的基礎上著手物質空間改造，遇到的難題集中在信息溝通、產權界定和資金來源等方面。在信息溝通方面，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村委會和村民掌握著詳細的基礎數據，而相關規劃及法律規章制度的絕大部分則掌握在政府手里（如圖2）。這種不對稱造成政府和村民互不信任，難以磋商。政府、村委會、村民兩者的切實交流成為關鍵。在產權方面，“城中村”房屋產權既清晰，又不清晰，原則的清晰和數據的模糊并存，需要摸清家底。在資金來源方面，應放棄“補償”這種運作模式，因為原位改造僅僅是物質空間的調整，不改變其出租屋和集體物業經濟，政府只是擔當管理者的角色，既不謀其區位，也不謀其利益，因而“補償”是不必要的。
4廣州城中村實例研究――以棠涌村改造社會經濟發展策略和政策研究為例
4.1社會經濟發展對策
①分析和評估村集體物業的發展變化情況，提出新背景下農村集體經濟今后發展的動力來源和發展方向問題，并提出村經濟發展轉型和提升村集體公司經營能力的具體建議；②評估現有村委及集體公司的職能，以及與市區兩級政府在基礎設施、社會服務設施和保障體系的投資分配情況，以保障村民收益不降低為基點制定合理的補償安置標準（包括人均合理占地指標、需確權用地量、貨幣及實物補償比例、安置面積等）；③對未來村級公共服務設施和基礎設施建設，教育、治安、民政、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進行核算，提出集體經濟發展和社區建設與城市發展的銜接建議。
4.2配套政策設計
①在現狀調研、村民意向、政策條件和經驗參考基礎上，研究提出適合當地實際的可行的改造模式；②針對會涉及到的周轉安置用地、白云新城核心區內的集體留用地、原住民生活用地、集體建設用地、歷史用地以及違法用地等不同類型用地提出具體的調整和處理措施，包括開發措施以及相應政策（如土地置換）等；③研究城中村原住民在改造后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制定相應的就業扶持辦法以及就如何將原住民納入城市同一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方面的內容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
4.3主要社會問題的解決
①就業問題：廣州失業率統計指標新增加的2%中，“城中村”的“村改居”居民占了很大的比重。其主要原因是：“城中村”居民長期游離于城市的就業體系之外、集體經濟分紅和個人出租屋收入可觀、35 歲以上的居民缺乏文化教育和勞動技能、20 多歲的年輕人存在著“眼高手低”的心理障礙等。
解決方法：針對上述情況，在改制中全面推行勞動預備制度，各區勞動就業培訓機構為“城中村”居民開設了專門培訓。政府還充分利用市、區、街道、社區居委會4 級勞動就業服務網絡，為“農轉非”居民提供推薦就業服務。“城中村”居民可以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政府的“一三一”服務，即“一次就業培訓，三次工作介紹，一次推薦就業”。改制使“城中村”居民就業納入社會再就業工程，為“城中村”居民改變以前的靠集體分紅和出租房屋的謀生方式提供了機遇。實現謀生方式的職業化，是“城中村”居民從農村居民轉型為現代意義的城市居民的最重要的標志。
②社會保障問題：由于各村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大多數村仍然沿用原來農村體制下的保障供應制度。目前實現全體“村改居”居民集體購買社會養老保險的只有海珠區的聯星村和白云區的三元里村等少數村?！俺侵写濉惫苍O施的發展也相對落后，公共設施配套水平與城市規劃的標準還存在較大差距。村民由于長期依賴于集體分紅和出租屋收入，在社區轉型期存在著患得患失的心理，不信任政府政策。
解決方法：在過渡時期，引導、鼓勵農民參加商業醫療保險，以降低村的醫療保障風險，減輕村集體經濟負擔，以利于加強醫療支出監管和減少醫藥資源浪費。其醫療保險費用來源，參照合作醫療的做法，實行集體、個人各出一點的辦法。
③環境生態問題：主要表現在：景觀和居住環境日益惡化；環境監督和管理工作滯后；河涌整治還任重道遠；海珠區萬畝果樹林的保護措施還需加強；“城中村”采石場整治和復墾工作還面臨著很多困難；公益林和綠化隔離帶的建設和維護不到位。
4.4 轉制后的集體經濟組織發展
改制前的集體經濟體制存在著限制資產的流動和優化組合的問題?！肮煞莺献髦啤睂嵭小耙蝗艘黄薄保迕窆蓶|一般沒有決策權，股份可以繼承，但不能轉讓、退股和抵債。這種產權的占有和收益具有集體的“封閉性”它不允許以外部資金的注入來改變產權結構和分享收益。這種單位利益的排他性和對內部福利的追求，增強了內部的凝聚力，卻限制了資源的流動和增加了公共物品管理的成本。
2002 年出臺的改制政策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轉制為股份制企業(公司)。撤銷“城中村”村委會的同時，改變原村集體經濟組織政企不分的狀態，將其轉制成為由集體法人股東或個人股東持股的股份制企業(公司)。從整體意義上看，“城中村”企業作為維系村民的社區成員身份的紐帶功能不會改變，但是在局部意義上，經股東大會同意后，可以通過成立風險性的投資公司，按照現代企業的模式進行投資和經營，從而維護了社區資產和消除“封閉性”之間的平衡。
4.5改造方式
①物質空間改造方式
“新建農民公寓” 與“舊村改造”相結合，改造根據農民公寓建設進展情況安置村民后再逐步實施。
“新建農民公寓”，安置本村搬遷村民，為舊村改造創造條件，此用地為該村原有自留用地。而“舊村改造”，基礎設施建設和自來水供應問題，以及清理村內兩旁的違章建筑，各類飄蓬、招牌廣告、整治防盜網，清理“六亂”現象及屋頂陽臺雜物，外墻整治穿衣帶帽，逐步增加綠化、路燈和消防設施的設置，安排市政排污設施的建設。
所產生問題：“異地新建農民公寓”看似為村民提供了漂亮舒適的住宅，但村民失去了原來村落區位所具有的巨大經濟價值――出租屋、集體物業以及觸手可及的謀生機會。況且富裕的“城中村”村民已有足夠資金購買自己所中意的商品房，新建農民公寓對其并沒有吸引力。“城中村”，應通過改變其物質空間模式，最終構建保證“城中村”村民及集體物業收益來源的空間系統，其關鍵是繼續讓其發揮為低收入流動人口提供住房的功能。
②對社會形態的改造
改造兩部分人：村民――不僅是身份轉變，倉促的改造進一步邊緣化。低收入人群――廉價出租屋。
三個問題：就業問題（一次就業培訓、三次工作介紹、一次推薦就業），社會保障問題（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環境生態問題（公共服務――環衛、治安、市政維護）。只有這樣才能打破現有的地緣、血緣結構，最終在文化上、行為方式上、價值觀念上將村民塑造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實現社會形態和村落經濟經營形態的變革。文化推進――把“城中村”人的思想和行為融入城市文明。
③中心村規劃：a. 在規劃村生活范圍內征地建設村民新村。b. 村民新村的籌資方式基本上按照1∶1∶1 的原則，由銀行貸款、村委會出資和村民戶集資3 部分組成。c. 拆除舊村的舊房由村委會按建筑成本價購回。被拆除的舊村用地在修建性詳細規劃尚未完成時，由村委會作為經濟發展用地使用。d. 村申請的政策優惠有，按村的申請批準征用建設村民新村的用地；由區政府負責完善市政基礎設施接入；免除市政配套費和有關稅費。e. 新建村民新村的建筑容積率控制在2.0 以內，要求安置村民依據的異地安置調節比為1∶1。建設村民新村的開發方式：主要由村委會組織實施，在適當的時候，要求允許村以土地入股，引進開發商資金。
5結論與展望
廣州城中村改造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離2010年158個改造完畢的目標還有很大的差距，廣州市實施“中調”戰略。要結合珠江新城、白云新城等新區建設、河涌整治等來進行城中村改造。而新社區及廣州新城建設的推進，也為“中調”留下了更多開發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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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現階段，我國的村務監管是以村集體資產為主要內容的財務性監管。現行村務監管的價值較大程度上取決于村級財務的監管價值。和諧與小康農村建設、農村“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管理民主”都有賴于村級財務的監管成效。本文所提及的模式是指一個系統運行所需的各組成要素間相互聯系的方法方式、作用機理、制度安排、工作機構與人員配置的總和。鑒此，本文提及的村級財務監管模式是指確保村集體財務監督與管理工作所需的組織機構、制度安排、運作機理、設施與人員配置。
村級財務作為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大管家”，其對“三農”的影響層面與深度都是巨大的。如今，農村干群關系、村集體資產的管理矛盾、村民上訪事件的背后都牽涉到村級財務問題。就現實考察，現階段村務管理是以財務管理為主要價值取向的，村務管理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價值的一個重要源泉是財務監管。村級財務監管模式是一個多因素組合的完整系統，這個系統的對外貢獻主要由它自身的產出價值來體現。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村級財務監管模式自身就是一個多元組合的價值工程，是現階段與今后一段時期村務管理中最具價值增長潛力的一極。
現今及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國農村將處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根本性解決“三農”問題的新時代。可以說，我國農村正處于一場新的偉大變革時期。這場變革的愿望源自民間“農民困難、農業低效、農村落后”的“三農”困境，其推動力源于倡導全面小康與和諧社會建設的執政黨和人民政府。
梳理當今農村存在的諸多矛盾，抓住基礎性、全局性、根本性的問題先行突破，就可以抓住解決問題的切入點或關鍵點。所謂“突破一點，解決一片?！蹦敲唇鉀Q“三農”問題的一個可能切入點在哪里？經過近些年對農村經濟、農村財務、農村基層政治組織建設狀況的觀察發現：農村經濟發展、和諧農村建設、農村干群關系取向、農民上訪意愿表達等事件的背后都與農村財務有著深層聯系。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財務監管失序和低效是產生現今農村諸多問題的一個癥結。財務問題是如今農村矛盾的重點、農民上訪的熱點和干群關系的焦點。而農村財務管理的效性取決于農村財務監管模式的效性。鑒于此，可以得出結論：農村財務監管模式問題是現階段我國農村的一個基礎性、全局性、關鍵性問題。
二、村務（財務）監管模式變遷及比較分析
（一）村務（財務）監管模式的漸進式變遷路徑
梳理解放以來我國村務與財務監管組織與制度的變遷脈絡，我們發現，我國的村務（財務）監管模式基本上是與黨和政府對農村的方針政策、農村經濟的發展階段以及農民群體的民主參與意識覺醒度有著密切聯系的。基本上呈現出從帶著深刻行政計劃烙印的模式向自主、開放、民主的監管模式，從單一的政黨主導監管到黨、政、民多維監管，從行政附屬的、停留于法規文本的形式性監管到組織化、制度化、獨立的實質性監督的演變路徑。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以下演變階段：
1、從20世紀50年代建立的村級財務集體化社隊管理，到60年代初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管理模式。
2、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建立、村大隊與生產小隊消亡后的村級財務“空殼期”，到80年代中后期改革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出臺之后的村委會主導下的村級財務管理體制。
3、從20世紀90年代鄉村企業發展時期的村企合作共管，到20世紀末期的村賬鄉代管、會計集中辦公和會計監理制。
4、從21世紀初葉的會計制、會計委派制，到今天新農村建設時期涌現的村務（財務）監督委員會、村務管理典章制、村務（財務）決策聽證制、村務（財務）民主議事會和村干部民事賠償制。
從政治與經濟的另一個側面考察，解放以來我國的村級財務監管模式經歷了：從強調行政命令主導下的計劃性與集體性管理，過渡到生產模式轉型期的財務監管中斷，再到與農村經濟發展緊密聯系的鄉村企業參與，最后到專門的代表民意、表達民主的財務監管組織制度出現。一句話，我國村務與財務監管模式在半個世紀中經歷了由行政主導型向民主型的漸進式演變。
（二）現行村務（財務）監管模式及其比較
綜上可知，現行的村務（財務）監管模式是從過去的監管組織制度發展沿革而來的，是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資產規模的擴大、村民財務監管意識的增強和國家與地方村務（財務）監管法律文件的相繼出臺，在全國特別是浙江那些富有“浙江精神”特質的農村地區涌現出的富有創新性的村務（財務）監管組織與制度安排。這些新生的村務監管模式對于和諧農村建設、農村經濟發展、新農村目標實現和農村小康建設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下文以浙江為例，對現行一些村務（財務）監管典型模式進行分析與比較。
1、村干部過錯行為民事賠償制——財務違法成本屏障。以往，村民對一些村干部在財務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頻頻上訪。由于村委會的自治性質，其成員職務行為造成的集體經濟損失，最嚴厲的處罰不過免職，啟動司法救濟程序往往缺乏法律依據?；谶@種情形，我國部分鄉村通過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財務管理制度》等制度文本，規定村委會及其成員在村集體資產使用與處置、建設資金的籌集與使用、土地征用款的分配與使用等村務的決策與執行過程中存在主觀過錯，造成集體經濟損失的，將以責任人的財產予以民事賠償。這些規定以簽訂承諾協議形式固定下來，對過錯賠償的認定、裁量與處罰進行界定。實踐表明，在以協議形式建立了“村干部過錯行為民事賠償制”后，村級財務管理獲得了經濟與社會雙重的優良績效。
2、村民主議事制度——“股東會”失靈情況下的財務監管權力救濟。村民主議事制度內核是由群眾提出村務及財務的熱點、難點問題，然后召開由村委、鄉鎮政府、村民代表參加的村民主議事會議進行表決，從中形成代表多數民意的決議，最后在鄉鎮政府監督和推動下付諸實施。議事的內容包括：村財務收支和集體資金的安排使用等村務（財務）重大問題。民主議事制發揮了村民、村民代表以及鄉鎮政府對村委決策與執行的雙重監督。議論事件具有代表性，議題源于“民意”，決策動用“民智”，實現了過程監督，但民主議事會組織工作的財務成本較高。在村務（財務）治理結構中，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擔任著類似于“股東會”的職能，是村治中的最高權力機關。而村委會具有“董事會”性質，執行“股東會”決議，只對“股東會”負責。村民以村集體資產所有者的身份參與決策、管理與監督。民主議事制得以施行并取得成效，主要原因是在“股東會”不能正常發揮村務決策與監督職能時，一種凌駕于“股東會”之上的權力集團——鄉鎮政府，越過“股東會”，對村委會實施了控制與監督。實質是一種“股東會”失靈狀態下的財務權力救濟。
3、村級財務會計委托制——分離式財務監管模式。20世紀90年代以來，浙江省與山東、甘肅、遼寧等省份相繼在保證“四個不變”（所有權、使用權、審批權、監督權）與“五個統一”（統一財務制度、統一票據、統一審核、統一公開）的前提下采取了村級會計鄉鎮制度。村級會計委托制以村經濟合作社或村集體經濟組織為委托人，以鄉鎮會計服務中心為受托人，經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同意，簽訂財務會計契約，其實質是一種通過財務業務取得財務監督效能的監管形式，是一種異地的、與財務活動主體單位分離的監管模式。實踐證明，實行村級會計委托制是規范村級財務管理的治本之策，是提高村務財務公開水平的有效載體，也是改善農村黨群干群關系的重要舉措。實行村級會計委托制，對于推進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維護農村集體和廣大群眾利益，從源頭控制財務違法行為，控制村集體的非生產性開支都具有重大作用。
4、村務監督委員會——村級財務的“監事會”。村務監督委員會對全體村民或村民代表會議負責，按《村務監督制度》，在村集體資產管理、集體土地征用費分配與使用、集體項目收益和分配等方面對村委會工作實施監督?，F實中，我國的許多農村民主理財小組由村委會主任或其成員擔任組長，民主理財小組實際成了村委會轄下的一個分支機構。所謂的村務與財務監督，實質是“自己”監督“自己”，沒有形成決策-執行-監督三維權力制衡的回路系統?！洞鍎毡O督制度》規定，村監會可對村委會不按村務管理制度規定做出的決定提出廢止建議；根據多數村民和村民代表意見，可對不稱職的村委會成員提出罷免意見，依法啟動罷免程序；可根據多數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見，建議村委會進行聽證，村委會拒絕聽證的，監委會有權向街道辦事處或上級主管部門反映申請救濟。村監委會作為村兩委之外與村委并列的權力組織，脫離了與村委間的財權、人事權力依附，從而保證了對村委村務與財務的有效監督。監委會的功能類似于財務管理體制中的監事會。監事會是對執行機構的財務決策與目標實施情況進行控制、評價、建議的組織。監委會權力公授，從而保證了監委會不受制于村兩委而獨立行權，完成了我國現行村治權力結構安排中的一次偉大創新。
三、基本結論
第一，從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性與趨向性判斷，在現階段以及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國村務管理都將以村級集體資產的財務管理為主要內容的。村級財務管理已成為村務管理的一
個重要價值取向，村務管理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價值主要取決于村務（財務）監管模式的運作價值。村級財務監管模式因此成了村務管理的一項價值工程，成為村務管理中最具價值增長潛力的一極。
第二，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村級集體積累的日益增長、新農村建設步伐的推進和農民民主參政意識的覺醒，在城鎮郊區、農村工業化先行區、農村城市化區域和經濟較發達村莊當中，農村財務監管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價值越來越顯著，農村財務及其監管體制創新已上升為我國農村的一個基礎性、全局性、關鍵性問題。
第三，現今在我國出現的一些村務（村財務）民主監督組織與制度安排主要是在各級政府特別是縣紀委、農經站、農辦、鄉鎮政府推動、主導下催生的。這表明當前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離不開政府的有效、適時組織與引導（但不是越位包辦），政府重視就能見成效。但必須尊重“民意”，汲得“民智”，贏得“民心”。
第四，對農村集體積累不多的行政村，在集體經濟相對比較窮困的村莊，村民對財務管理、監管模式變革的愿望并不強烈，而這樣的村莊占到了70%-80%。在這種類型的村莊中，更需要村以上政府力量的介入，確保村新農村建設工程、農村公共品投資、脫貧項目、村莊與農田改造工程等財務監管具有效率。
第五，全國各省份的村務（財務）監管法制建設，必須經歷從粗略到精細，從組織缺乏到組織保障、從民主與公開到與委派，實現了從屬地監管向異地監管、從村委會控制下的被動監管向鄉以上政府主導下的主動監管的轉變。
一、主要作法和成績
（一）領導重視，建立健全機構，完善規章制度
1、自20__年以來，XXX黨委、政府高度重視雙擁工作，切實把雙擁工作拿入我鄉社會經濟發展和部隊建設的總體規劃，作為事關全局，涉及長遠利益的大事來抓，結合本鄉實際，著重抓好相關部門工作，開展形勢多樣，豐富多彩打翻國防教育活動，為我鄉改革發展，穩定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2、鄉黨委、政府主要領導親自掛帥，抽調20個部門領導成立雙擁工作領導小組，組成完善的機構，根據各部門的工作性質，制定了具體的規章制度，使之雙擁工作形成制度化、規章化，經常化、社會化。
（二）國防教育深入人心，雙擁工作社會化，制度化、經?；?/p>
1、學校是培養人才的搖籃和基地，學生是祖國的花朵，未來的希望，國防教育以學校為重點，從學生抓起，每年組織3—5次的學生在清明節，五四青年節，十月國慶節到XX鄉革命陳列室和烈士塔下進行愛國主義和國防教育活動，開展植樹造林等形式多樣的創建活動。
2、武裝工作是國防后勤的戰斗堡壘，抓好武裝工作，提高全民的國防意識，增強軍民關系，有著直接的重要意義，XX鄉人武部每年都要進行2次以上的民兵整組訓練工作，參加軍事訓練都在15—20天，每次參加軍訓人員都不低于35人左右，軍事訓練不僅提了民兵的整體素質，同時增強了全民的國防觀念。每年的民兵訓練，同時也中學生進行軍訓，抽調骨干到學校組織學生軍事培訓，灌輸國防知識，學生軍訓，接受國防教育可達100
3、把征兵工作作為雙擁活動的熱潮，利用廣播，電視，墻報，黑板報，宣傳標語在全鄉各村各寨大力宣傳國防法，兵役法、兵役條例，優撫政策，宣傳力度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每年積極踴躍應征入伍青年都在80人左右，為我鄉輸送優良兵種提供了有力保證，每年超額完成征兵任務，年年受到上級表彰，20__年征兵任務7人，超額完成3人，20__年7人，超額完成5人。我鄉每年送兵日都要舉行莊嚴肅穆的送兵儀式，中小學生和少先隊員，敲鑼打鼓，鞭炮連天歡送新兵入伍。
4、抓硬件設施，強化宣傳力度，為把雙擁工作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在我鄉政府所在地的街道路口制作了一塊永久性宣傳牌，在街道處制作了三條永久性宣傳標語。今年八一建軍節，為紀念78周年建軍節的到來在我鄉街道張貼了數條宣傳標語，把地方建設和部隊建設緊密結合，增強擁軍優屬擁政愛民的良好社會氛圍。
（三）優撫工作扎實有效，雙擁工作有序開展
1、我鄉有老復員軍人82人，烈屬8人，傷殘軍人2人，帶病回鄉退伍軍人5人，三年以來，優撫工作重點突出效果明顯，在認真發放優撫對象各種定補和撫恤金的同時，認真地為優撫對象解決三難問題，三年來共解決優撫對象生活難，治病難，住房難問題共26戶，扶助資金4900元，共發放定補和撫恤金元人次。
2、慰問工作有序開展，每年在元旦、春節、八一期間，在鄉黨委政府的統一部署下，認真開展走訪慰問活動發放慰問品、慰問金，3年以來共走訪慰問6次發放雨傘104人把，掛包101人個，雨衣99人件，棉被10人床，人民幣900元。
3、座談會嚴肅認真，效果明顯，我鄉有11個村委會每年春節在鄉黨委政府的統一安排下，各村委會按時召開雙擁工作座談會邀請老復員軍人，退伍軍人現役軍人家屬等優撫對象聚集一堂共討國家大事，今年八一建軍節期間XX鄉黨委召開了全鄉雙擁工作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人員鄉直機關各部門的領導，各村委會主任 書記，會議邀請了縣民政局其它部門領導參加，參會人員50多人。
4、優待金的收繳和發放工作，三年以來，我鄉按上級部門的要求，不論面對如何困難，及時收繳優待金，在縣民政局的規定時間內，足額足數地把優待金上繳到縣民政局，由縣民政局統籌統管，積極爭取我鄉現役軍人家屬優待金的早日兌現，三年來我鄉按時兌現優待金元。
二、存在不足和今后努力方向，
1、國防教育有待于加強，雙擁工作力度不大。今后應在全鄉廣大人民群眾中加大對國防教育力度，提高雙擁工作的認識，學校學生是最有宣傳力度，最有傳播力，應當從學校抓起開張形形的創雙擁活動。
市農村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
成都市林業和園林管理局是市委、市政府在原市林業局、市園林管理局基礎上于2006年合并而成。五年來對口幫扶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根據成都市農村扶貧開發領導小組《關于抓好扶貧困村和經濟發展緩慢村對口幫扶工作的意見》(成扶發[2002]5號文件)精神，按照市扶貧辦安排，我們分別負責了邛崍市油榨鄉川王村、邛崍市火井鎮興福村和彭州市桂花鎮高峰村的對口幫扶工作。幫助作好扶貧開發規劃，幫助改善了生產生活條件，幫助發展了經濟和增加了農民收入，幫助提高了村民的科技文化素質，幫助了黨支部和村委會建設。通過幫扶，3個村的社會經濟發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治安狀況改觀了，村容村貌整潔了，社會文明和諧，年年完成人均經濟增長的目標任務，受到幫扶村黨員干部群眾的贊揚好評。我們的主要做法是：
一、領導高度重視
局黨組和全系統干部職工對幫扶工作重視，局黨組將對口幫扶工作列為局各年度專項目標任務，分工局黨組成員、局領導主抓幫扶工作，落實機關具體處室抓幫扶工作。我局對幫扶單位邛崍市油榨鄉川王村、邛崍市火井鎮興福村和彭州市桂花鎮高峰村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實地深入考察和認真研究。局黨組書記、局長率領局班子先后58次帶領局機關和相關處室及基層相關單位的領導共310余人次深入3個村，與該村領導共商幫扶發展計劃，同村民一起探討脫貧致富的辦法等，為幫扶工作奠定了基礎。
二、幫扶措施有力
我局專門成立了對口幫扶工作領導小組，健全了幫扶工作組織。每年初，局黨組班子帶領機關黨員干部職工到各村開展調研，訪貧問苦活動，與該市的鄉、村兩級領導共同研究，進一步修訂了幫扶工作措施，結合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按照建設城鄉一體化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制定了大力發展種養殖業和林竹產業發展等措施，即可行又見效快。
三、幫扶五年對3個村實施項目和資金投入多
1、修建村級水泥公路和架橋。一是我局投入資金250000元，為川王村新修建一條3.5公里村級水泥公路，從此改變了該村不通公路的歷史;二是支持興福村改造修建了村級道路;三是我局投入資金15000元為興福村二組修橋一座。
2、發展種植林竹產業。一是指導幫助3個村種巨桉共310畝;二是實施3600畝老化退化慈竹林改造建設竹源基地。興福村、川王村、高峰村有低產慈竹林10000多畝，絕大多數為年產竹材0.8噸/畝的低效林，為此，我們先后投入資金共560000余元，開展了大規模慈竹扶壯工程，通過扶壯對比，當地干部群眾看到了明顯差異，扶壯后可以提高單產400公斤，畝均增收150元;三是大力發展種草養畜;四是開展培訓技術指導(共310人次)。
3、幫助發展養殖業。一是發展12戶養豬大戶，每年每戶出欄生豬100頭;二是發展養羊大戶;三是開展技術培訓指導(共26人次)。
4、支持農民新建沼氣池。已建設了農用沼氣池5口，現在使用正常，群眾反映良好。
5、幫助指導3個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建設。一是新建川王村黨支部、村委會活動中心，我局發動全局黨員干部職工捐款50000元修建;二是為川王村黨支部活動室購置了大彩電和VCD等設備，該村還組建了一支文藝宣傳隊，經常開展卡拉OK比賽和文藝演出;三是投資50000元為興福村黨支部活動室進行了改造。
6、積極開展捐贈活動。一是我局先后發動團員青年為川王村和興福村捐科普等圖書共2000余冊;二是為川王村修路捐款4850元;三是為川王村捐衣服、棉被共250件(床);四是為川王村5名家庭貧困學生每人每年學費600元的支持(成都動物園);五是每年春節局領導都到幫扶村進行慰問送溫暖，送去大米、面粉、臘肉、香腸和現金等。
7、文明新村建設取得成效。
四、幫扶工作的建議
1、對全市貧困村需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找出貧困的根本原因。分為二步走，第一步：由各區(市)縣組成調查組進行深入調查，寫出調查報告送市扶貧辦。第二步：市扶貧辦根據上報情況，在分別到各區(市)縣、村進行核查情況，最后列出真正需要幫扶的貧困村。
2、對貧困村進行發展項目的統一規劃。
3、對貧困村的發展主要是當地黨委政府和各村的能人來抓。
4、市級部門主要是幫助指導和引導，教育貧困村干部黨員群眾增強脫貧致富的信心和決心。
一、問題的緣起
“新移民”一般系指“改革開放以后移居國外的我國公民”[1]。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國東南沿海僑鄉地區出國移民潮發展迅速,據有關學者統計,近年來,福建省和浙江省海外新移民人數已達90余萬,廣東省海外新移民人數也有60余萬[2]。其中,從遷入地分布來看,這些新移民的流向主要集中于歐美發達國家或地區,并呈現出“全球化”的特征[3]。就遷出地分布而言,這些新移民的來源主要集中在沿海傳統僑鄉和內陸新僑鄉地區,特別是福建省福州、三明(明溪縣)、南平(建陽市),浙江省溫州、麗水(青田縣),以及廣東省江門、梅州等地農村地區海外移民現象最為顯著。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當代東南沿海僑鄉出國移民潮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特征和移民網絡,并對當地農村社會發展產生巨大影響。目前,不少學者對海外新移民的遷移動因、移民網絡及其海外生活狀況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地探討,但對其所引發的當地農村社會經濟文化變遷的研究尚顯薄弱。有鑒于此,本文將以福建省福清市J村為個案,運用實地調查材料與相關文獻資料,從微觀角度對當代出國移民潮所引發的鄉村社會變遷進行解讀與思考,以期為制定該進程的健康引導策略提供一定的參考性資料?？紤]到篇幅所限,本文僅圍繞經濟方面的變遷展開討論。
二、個案基本情況簡介
J村位于我國東南沿海一帶,隸屬于福建省福清市,這里既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僑鄉,也是當代農村人口跨境遷移現象凸顯的活躍區。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為了進一步拓展生存空間,實現求富的理想,先后有數百個J村人通過各種渠道前往世界五大洲的20多個國家或地區謀生,對村內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據村委會記錄資料顯示,截至2004年,該村在海外(包括港澳地區)的新移民群體中合法定居者共有552人,占了全村總人口數的1/5強。按照村民的普遍反映,村內每家至少有一人出國打工。就其周圍環境而論,J村所在的鎮轄區、市轄區均是當代農村人口跨境遷移活動頻繁的典型地區。這種實況與浙江省溫州市、麗水市(青田縣),以及廣東省江門市、梅州市等農村出國移民潮遷出地聚集區有著頗為一致的人文地理環境。因此,考察J村個案對于認識我國當代農村人口出國移民潮的整體社會經濟效應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義。
三、實證調查狀況解析
(一)農民收入的迅速增多與巨額民間資金的形成
當代農村海外新移民的出國動機主要發端于經濟原因,進一步拓展生存空間與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始終是其主導目標。筆者在J村調查中發現,幾乎所有被訪者對于出國動機的回答均為“賺錢”和“多賺錢”的一致表白。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代福建僑鄉的移民潮,以進入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為主要流向,其實是一種以民間方式運作的跨境勞務輸出[4]。”根據村民的普遍反映,筆者在調查中總結發現,目前J村新移民在國外務工的年收入基本呈現出三個層次。美國是第一層次,一般月收入在2萬元人民幣左右;英、法、意等歐洲國家是第二層次,一般月收入在1萬元人民幣左右;新加坡則是第三個層次,一般月收入在7千元人民幣左右。依此標準估算,這三個層次下每年每人的國外總收入依次為24萬元人民幣、12萬元人民幣和8.4萬元人民幣,平均為14.8萬元人民幣?？紤]到農村出國人員在國外生活普遍節儉,以及按照村民們的普遍說法:“全村(國外)打工的70%-80%的錢都會寄回來”,因而估算每人每年寄回家中的平均款額在7、8萬元人民幣以上。并且,由于一個家庭中有時還不止一個人出國務工,所以幾年下來,一個農民家庭僅靠國外打工的收入便可以獲得數十萬元的財富。用村民自己的話說,“我們早就小康了。”當然,若是對于部分在匈牙利、西班牙和阿根廷等國做生意的新移民來說,百十萬元甚至幾百萬元的資產也是有的。由此可見,當代農村出國移民潮最顯著的經濟效益就是促使個體家庭收入迅速增加。個體家庭經濟收入的普遍增多必然使全村整體資金數額變得日益龐大,從而匯聚成一股巨額民間資金。據一位退休的村干部估計,以每位新移民一年寄回7萬元人民幣的保守標準計算,那么全村500多位新移民的僑匯總額將達到3500萬元以上。不僅如此,隨著村內出國人員數量的繼續增多,這個數字仍有增長的趨勢。如此看來,目前J村的僑匯資金流入數額是相當巨大的。甚至有村民反映,幾年前村里就有了存款總額上億元的說法。巨額民間資金的形成為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不但大大推進了農民生活奔小康的進程,而且還為當地產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資金儲備。抓住這一歷史機遇,迅速實現閑置資金向工業生產領域的轉移,對于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巨額民間資金的合理使用過程卻并非那么順暢。就目前狀況而言,J村巨額民間僑匯資金的流向主要集中于如下幾個方面:償還出國成本中的債務①;家庭生活消費支出②;“換代遷移”的成本資金③;經濟創業投資;公益事業捐獻;銀行存款。其中,家庭消費支出中的龐大建房投入造成很大的資金浪費,而經濟創業投資的資金使用比例則明顯不足。這種多元化資金流向反映出當地村民在如何合理使用巨額僑匯資金的想法上還不成熟,特別是在如何處理消費資金與生產資金之間的協調方面認識不足。“僑匯是國際移民將其在國外所得的部分收入寄回原籍用以贍養家庭和其它用途的匯款,是移居者對家人的一種回報,也是移民輸出國在流失大量勞動力后的一種經濟補償[5]。”合理利用這筆巨額補償金促進新移民遷出地鄉村經濟發展,對于我國當前的新農村經濟建設是一個新機遇,也是一種新嘗試。該問題涉及僑匯的消費、儲蓄和投資使用等多方面內容,其最終的合理解決尚需要各相關部門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做出更多的理論分析與實踐探索。
(二)農村產業結構的顯著變動
在出國移民潮出現以前,J村產業結構以傳統種植業和簡單捕漁業為主,但由于人口多,資源少,因此傳統農業發展空間不大。出國移民潮興起之后,隨著經濟收入的迅速增多、人口結構以及個人觀念的日益轉變,也促使J村產業結構發生明顯變動。
1.第二、三產業的興起與發展局限
按照一般的經濟思維邏輯,當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具備充足的閑余資金時,往往會把其中的一部分資金投入到某項事業中,以期通過充分利用資金的價值而獲得更多的收益。J村新移民也不例外,多年的國外打拼經歷使他們的見識更為廣闊,他們開始在本地進行一些投資創業的嘗試。特別是近些年來,在村委會的積極引導下,不少村民把僑匯資金投入到第二、三產業領域中來,并取得了一定成績。在村委會帶領下,部分新移民先后參與創辦了紙箱廠、制衣廠、雕塑廠、加油站、液化站、飲食服務場所等8家個體企業,不但安排閑散勞力就業300多人,并且加快了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步伐。這是有利的一種產業結構調整趨向。由于擁有頗為雄厚的僑匯資金以及更廣闊的發展視野,新移民在當代J村第二、三產業的發展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整體而言,J村現有新興企業個體在數量與規模上還比較有限。特別是相對于村內數千萬元民間僑匯資金所蘊涵的潛能而言,當地第二、三產業的發展程度還明顯不夠。這種情況的存在,既有投資環境薄弱的客觀因素限制,也受心理氛圍的主觀因素制約。一些村干部告訴筆者,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村內集體興辦木具廠,但由于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銷矛盾過多而失敗。80年代,部分老移民籌資興辦制衣廠,又因為經營管理不善而破產。此后,一些村民也試辦過制鞋廠、碾米廠、服裝廠等個體企業的嘗試,但均未獲較大成功。諸多失敗的歷史教訓在村民心理留下一定陰影,使其在當地創業的熱情受到限制,民間巨額僑匯資金也因此無法順暢地實現向第二、三產業轉移,最終也阻礙了J村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與發展。該問題的解決,尚需各級相關政府部門的大力引導和政策扶持才能有效解決。正如一位曾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村民所言,對于目前村內產業發展規劃,“村委會能力有限,市里應有統一規劃、指導。否則,只有錢(僑匯資金)還是不夠的。”#p#分頁標題#e#
2.傳統農業發展中的機遇與挑戰
(1)基礎環境的巨大改善
農業基礎設施的更新。出國移民潮興起后,隨著國外僑匯資金積累的逐漸增多,J村大部分家庭都已脫貧致富。這種情況的出現使得村委會可以放心地調整工作規劃,逐漸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產業發展的基礎建設中來。在實際工作中,村委會努力進取,積極向僑胞、向社會、向政府爭取資金,逐步加強農業基礎設施配套建設。近兩年來,累計投入70多萬元,修建了3條總長2公里的機耕路,修復了3座海堤閘門,加固了1700多米長的海堤,興修了3條灌溉小渠,改造了270多畝低產田,同時還推廣了300多畝優質龍眼、枇杷品種。另一方面,出國務工潮的興起迅速消化了本地的剩余勞動力,使原來地少人多的矛盾得以大大緩解,并為J村耕地、山林、海灘等農業資源的統一規劃與集約化經營開創了有利形勢。近年來,村委會重新估量了本地山海資源價值,不但發展了傳統林業與經濟作物種植業,還將部分海灘資源承包給外地人發展養殖業,從而進一步深挖了當地農業資源的潛力。
(2)農業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
首先是適齡農業勞動力的過量流失。由于當代農村出國務工群體主要以青壯年為主,平均年齡一般在30歲左右[6],且以男性居多,從而導致遷出地村落留守人口結構向老齡化和幼齡化以及女性化的方向轉變。鑒于在當前我國還未實現農業完全現代化的前提下,具有較強體力勞動能力的青壯年尤其是男性青壯年依然是農業生產發展的主力軍。因此,這種人口結構平衡的失調必然會對J村的農業生產造成沖擊。盡管適量人口出國就業對當地剩余勞動力轉移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然而當適齡農業勞動力數量的下降超過一定的限度時,則會對田地的有效利用產生負面影響。有學者就此指出,“由于農業和非農產業比較利益的差別,農村中大批青壯年精英出走,使農業生產者隊伍整體結構弱化,這必將成為福清現代農業發展的新隱患[7]。”其次是村民農業生產積極性的下降。與出國人員在國外獲得的高額勞動報酬相比,村內原有傳統農業勞動收入明顯“微薄”。有學者對長樂市農村出國就業者在本地與在美國的收入做了比較,指出如以匯率計算,二者相差20至25倍,即便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差距也在5至6倍[8]。按照J村人自己的說法,國外打工一年的收入差不多等于村內十年農業生產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田地耕種的經濟價值日漸失去吸引力。目前,J村的田地一般有兩種處理方式。一種是由留守的家人(一般是老人或婦女)繼續簡單耕種;二是找親屬或他人(附近村人)代種。此外,還有極少量土地出現拋荒情況。筆者在調查中還發現,有些村民之所以選擇繼續耕種土地,主要是為了遵守政府禁止土地拋荒的政策或是因為多年的習慣使然而仍以少量生產勞動作為老人休閑活動的一種方式。這些狀況反映了當地村民對于傳統農業生產積極性的日漸低落。再次是可耕地土地資源的逐漸減少。如前所述,由于村民農業生產積極性的不斷下降,對田地“不怎么種”或“偶爾種一下”,再加上其他自然原因作用,從而導致村內耕地質量的降低。一位村民反映到,“如今村里田地草很多,由于臨近的別人家的地荒了,我的地也就不好了。再加上山坡上雨水直接入海,海水咸缺淡水,地沒法種了。”由此可見,盡快制定措施以實現可耕地資源的保護利用已成為當地農業發展的一個迫切要求。
(三)傳統農村就業結構的迅速轉變
農業生產勞動是J村傳統就業結構的主導特征,出國移民潮興起之后,受國外高額經濟收入的利益吸引,村民在“相對失落”心態[9]的刺激下紛紛出國就業謀發展。進而引發當地農村傳統就業結構迅速轉變。就目前狀況而言,J村就業結構主要有如下一些職業構成:出國務工(主要是在歐美等地的中餐館或華人工廠打工,該群體是出國人員的主流)、國外經商(個別新移民在匈牙利、澳大利亞和阿根廷等地經營服裝或超市生意)、農業勞動(大部分留守在家的人員繼續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國內務工(有些未出國的年輕人往往也會前往省外或省內大城市打工)、事業單位供職(少量村民在當地鄉鎮、村委會或中小學工作)、國內創業(一些村民到中心城市或本地附近辦廠或經商)。其中,出國務工與農業勞動兩種就業方式所占比例較大,而出國務工又往往成為當地年輕村民就業的首要選擇。與此相對,同樣是打工,在國內就業的吸引力則大大降低,正如福清市僑聯一位工作人員所言:“福清人現在觀念變了,國內800-1000元的崗位都不愿干了。”由此可見,當代出國移民潮的興起對于當地農村多元化就業結構的沖擊是強烈的。筆者在調查中感覺到,J村目前日益形成一種出國謀發展的濃厚社會氛圍,在村民的觀念中,出國打工行為已經成為一條致富的捷徑。按照當地村民的反映,除了在國內已經找到合適工作的人,其他的年輕人一般都打算出國打工,正如村民的解釋:“有工作的不出國,沒工作的就要出國”,“出去可以賺到更多的錢”。當地中學教師也反映到學校里已經有一些中學畢業生踏上了或者準備踏上出國務工的征程。近十年來,J村人口遷出規模呈現著波浪式演進的特征,雖然由于國內外出入境等政策變化而出現過短期的低潮。但總體上保持著年均數十人的規模。這種狀況從量化角度反映了目前J村農民對于出國打工行為的某種“偏好”,同時也再度表明了當地就業結構向出國勞務轉向的強勁趨勢。這里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一方面,當代出國移民潮的主要動力源于當前國內與海外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就業機會和勞動報酬差異的存在。然而,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迅速提高,這種差異必然會逐漸縮小乃至發生反向變化。與此相應,出國移民潮的發展趨勢始終存在自我停滯的潛在可能。對于這種長久隱憂,J村個別有遠見的返鄉新移民已經對此有所認識,一位曾在國外打工多年的村民對筆者指出,“我們這樣過去只是打工,不是用腦子賺錢,賣苦力,不是真正的出路,等過些年中國發達了,匯兌變窄,在國外就難掙到錢了。”因此,我們有必要盡早為此未雨綢繆,以便在這種情況來臨之前作好足夠的應對準備。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的遷出造成當地農村精英實力的弱化,進而也使當地產業經濟發展遇到一定的人力資源限制。因此,如何合理利用出國移民潮帶來的積極效應,既做到適量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又能保留當地經濟發展所需的必要人力資源,將成為我們必須努力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
關鍵詞：集體土地；征地模式；農地開發
中圖分類號：F301.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12月15日
近年來，隨著中國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由于地方政府的征地行為造成了大量的失地農民。這些失地農民游離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影響了國家發展與社會穩定。本文首先從規范法律制度方面確立農民在農村土地上的合法權益，然后探求新型的征地模式。
一、明晰農村土地產權法律制度，切實保障農民合法收益
（一）農村土地產權權利界定模糊。農村土地在承擔城市保障的同時也承擔著農民生活保障的任務，不僅如此還是部分城市開發建設的資金來源。我國關于征地的法律規定主要是《憲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等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條款中均規定除過城市土地與在農村的國營農場屬國家所有的外，其余屬于農民集體所有。《憲法》規定所有權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四項權利，而《土地管理法》規定禁止農用地轉非農用地，農用地流轉只限于農業用途。農業用地不得參與城市房地產建設，將農業用地轉為農村建設用地需要經過審批。農民行使土地所有權的權利內容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筆者認為，問題的關鍵是“公共權利”的概念界定不清，建議在相關下位法修訂時明確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圍與界限，以便于合法的區分哪些是公益性事業用地、哪些是經營性商業用地，嚴把征地審批手續。
（二）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權利主體缺位，虛位所有權不具有排他性?，F行法律規定集體土地屬于全體村民所有，但同時規定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權利主體包括三類：一是村農民集體；二是村內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三是鄉（鎮）農民集體。權利主體多元化導致權利主體缺位，致使村委會或地方政府代行集體土地所有權，是引發農地非法征用、侵害農民利益事件的根源之一。筆者認為，應在法律高度具體化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權利主體。
（三）土地流轉制度不完善，農地承包經營權不完整。目前，我國農民在在土地承包經營權上所享有的權利并不完整，僅有耕作權，部分作物受益權以及受限制的處分權。農民并沒有農轉非農的轉讓的權利以及將農地用于除農業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的權利、無租賃權。實踐中農地承包經營權被嚴格的限制，只準許以從事農業為用地目流轉農地，農轉非農尤其是轉變為建設用地的行政管理審批制度非常嚴格。筆者認為，在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內涵，使該項使用權囊括轉讓、轉租、入股、抵押、收益等多項權利。將權利主體、全力施行范圍、權力實行對象，以及違反規定的相關責任人的處罰方式等都要列明。
二、構建新型的農地征用模式
（一）構建“城鎮開發建設小組――村委會+城市開發建設小組――開發商”的征用模式。主體農地征用的利益相關方有3個：政府有關部門、村民集體、開發商。
1、政府有關部門主導城市建設，是農地征用的主導力量。在二級市場中，政府與開發商在工程項目投資上有相同的經濟利益。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相互矛盾又相互促進，一旦兩種利益失衡，社會利益就會流向經濟利益。在確立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地位之后，就在法律層面認可且保障了農民合理且合法的社會利益。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在政府主導之下達到了一種平衡狀態。
2、由村民委員會代表農民集體行使集體土地所有權與農地承包經營權，并且由村民委員會出面與開發商和政府部門商討農地開發面積與開發強度。
3、開發商主要指房地產開發商。開發商提供開發方案與并墊資部分項目，在政府有關部門的領導之下與村民委員會商討具體的合作細則。
（二）征地模式的運行管理機制。在法律明確農地產權主體地位的基礎上，依托“城鎮開發建設小組――村委會+城市開發建設小組――開發商”的征地模式主體，以投入資金與行政控制、征地補償費用控制、項目進程控制為驅動力，形成適應新環境的征地“三控”驅動管理模式。
（三）征地“三控”驅動管理模式內涵
1、項目進程控制。在城市開發小組的行政主導之下，由村民委員會與開發商確立項目進度責任制。由三方代辦機構簽訂項目進度責任協議，確定交地和開工建設的最后期限，并明確在協調工作中的各自責任和義務。
2、投入資金與行政控制。在確立項目后，由城鎮開發建設小組與開發商共同投入資金啟動項目。在施工階段，由城鎮開發建設小組負責監督財務與工程質量，由開發商具體負責項目進度。社工完畢后進入盈利階段，該階段由城鎮開發建設小組與開發商分享項目帶來的經濟利益。
3、征地補償費用控制。維護征地模式良性運作的關鍵管理控制機制。城鎮開發建設小組把開發項目所獲利潤的一定比例作為征地補償款撥予村民委員會。這里的征地補償費用既要包括被征地農戶農作物收成的損失，也要包括土地在市場化進程中的增值部分。既要保障農戶的生活水平不變，也要考慮到農戶失地后再就業以及重新融入社會的成本。于是在城鎮開發建設小組主導下，實現了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
長期有效運行的征地模式必須建立在明確的農村集體所有權與合理的農地流轉制度的基礎之上，而這些制度必須體現在法律中。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主導性作用，不僅應承擔起經濟全面發展的任務，而且應承擔起在全社會公平分配經濟紅利的任務。
主要參考文獻：
